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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江湖

作者: 草蝦   刘仲敬:抗战时期延安与日本的谈判 2018-03-07 00:22:12  [点击:7354]
刘仲敬:抗战时期延安与日本的谈判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2月06日 转载)

来源:微信号“延安生活”



潘汉年的情报生涯

岩井——他当然会想到潘汉年这位中共情报官员会利用袁殊和“岩井公馆”猎取日、汪方面的情报。但他更重视潘汉年所能为他提供的有关中国内地以及重庆政府和苏、美等大国关系的情报。

都甲——李士群的军事顾问,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都甲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社会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南段的铁路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

潘汉年说:新四军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要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交通据点。日军方面要给新四军有一定的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会随时袭击和破坏铁路交通线。

1943年斯大林命令毛泽东和日本驻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系签约,商谈夹击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具体步骤和措施。接到斯大林的命令后,延安的保卫部长李克农派专人到苏北新四军驻地传达中央指示,并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杨帆和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具体执行。

当饶、杨、潘到达南京后,首先去找了汪精卫,却遭到了汪的拒绝。汪精卫说:“我之所以脱离重庆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就是为了消灭赤祸,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饥荒、内战、烧杀、愚昧、落后带到哪里。我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先生不都是大陆十二人成立大会上的成员吗!”


早在中共建党不久,就依附苏联,处处听从其指示。在后来发生的中东路事件上,不仅没有指责苏俄的侵略行为,反而接受了苏俄的五条指示,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在这一口号下决定发动更大的武装暴动,以与苏联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里应外合”。这种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出卖和背叛,在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中却毫无踪影。

抗战期间,毛泽东还与日军暗地里勾结,协助日军攻打国民党军队,甚至还进行秘密谈判。根据现有资料,与日军的勾结始于1941年。1941年4月,当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中立协定,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国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和主权。”同时,斯大林命令毛泽东和日本驻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系签约,商谈夹击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具体步骤和措施。接到斯大林的命令后,延安的保卫部长李克农派专人到苏北新四军驻地传达中央指示,并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杨帆和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具体执行。当时,还有中央电令直接到达。因为事关重大,饶、杨、潘三人不敢冒然行事,当即决定潘汉年返回延安,当面请示毛泽东,并要求中央给予正式文件指示。潘汉年于1943年携带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军,开始着手和冈村宁次以及在南京的汪伪政权谈判缔约。

当饶、杨、潘到达南京后,首先去找了汪精卫,却遭到了汪的拒绝。汪精卫说:“我之所以脱离重庆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就是为了消灭赤祸,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饥荒、内战、烧杀、愚昧、落后带到哪里。我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先生不都是大陆十二人成立大会上的成员吗!”被汪精卫拒绝后,竟直接与日军驻华部队总司令冈村宁次接触。经多次谈判后,饶漱石和杨帆返回苏北驻地,留下以潘汉年为首的工作组,继续完成和日军谈判缔约的工作。建政后,为了掩盖这段见不得人的历史,首先把高岗以及与其从无瓜葛的华东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书记饶漱石,打成高饶反党联盟,监禁起来,饶死于狱中;继而又将华东人民政府公安部长、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和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潘汉年打成反革命,内部传达为“汉奸”,逮捕后长期监禁。

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富拉基米若夫,在其日记中也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的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另外,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也披露了毛泽东私下里透过秘密渠道与日本最高军政总部议和。该书披露:1945年6月,设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来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报家门:我是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卫兵们大惊失色,紧急通报上去,军部的长官连忙出迎,慇勤接待······。抗战史上一篇黑幕故事从此开始。

事情是这样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冈村宁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资讯······新四军接报,因事关重大,即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方面密电答覆: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6月初,日军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延安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延安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央驰电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八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这化敌为友的第一次正式谈判自然未获实质性成果,但已协商好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

这一系列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发现的秘密。难怪那位共产国际的特派员气愤地指责道:“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际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什么国际主义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像的概念。”

上述历史隐秘被发掘,人们也就毫不奇怪毛泽东为何要感谢“日本皇军的入侵”了。

蒋介石在1943年4月11日日记中写道:政府职员的贫困已经到达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养不起家,许多人让妻子流产,多么苦啊,我无法容忍!天啊!如果日寇不能很快被打败,或者战争还要拖上一两年,到时中国就撑不住了,我也完不成上帝要我执行的使命了。1944年国民政府开支已经降到了1937年的五分之一了,但是飞涨的物价给后方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战争一开始国民政府还维持了不错的农业生产率,但是随着战争的扩大,国土的不断沦陷,尤其是河南、湖南、广西等粮食主产地以及兵员筹集地的失陷,国民政府更加抓襟见肘。而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国防部保密局函送抗战期间中共各项资料》披露后来的上海市长、新四军军长陈毅曾于1945年4月秘密访问上海与日本官员会晤,如果战争结束是日本人向共产党投降,他们就可以答应日军通过共产党占领区撤回日本,陈毅还建议,日本方面应该把上海交给一个中立国家,如苏联。在与陈毅协商过后,1945年6月,以陈毅、潘汉年、刘少奇为代表与日本驻上海方面占领军会谈中,双方签下了一份协议,规定:日本将在撤军的前一周,通知新四军,而在苏联正式接管上海并随后交接给新四军之时,新四军将不出击日军。到底谁是真抗日,到底是谁打着抗日旗号与日本人蝇营狗苟抢夺胜利果实?对于抗战的研究在区分正面和敌后战场过于简单了,国民党起初指挥比共产党规模大的多的游击战,而共产党除了百团大战之外从未发动抗日的主要攻势。而且根据苏联驻中国大使傅秉常日记以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录的档案资料显示,共产党还时不时地与日本人和汪精卫的政府进行谈判,尤其在抗战末期更为频繁。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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