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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江湖

作者: 草蝦   邱会作之子:永远感激胡耀邦 2017-06-23 19:33:05  [点击:2193]
邱会作之子:我于公于私都感激胡耀邦
【阿波罗新闻网 2015-11-24 讯】作者:邱会作之子邱承光

文革结束后,胡耀邦主导平反冤假错案。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纠正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人得到解放。2009年,“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邱会作之子邱承光撰文《胡耀邦,我要永远感激他——纪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披露,他在1979年被取消党籍离开军队后,直接上书胡耀邦,经胡三次批示过问,才从无辜的株连中得到比较妥当的安置。邱承光说,胡耀邦拨乱反正常遇到阻挠,拨不动、反不正,反而遭到忌恨。他以平反冤假错案开始,最后自己却陷入困境——一些在文革中受过冤屈的人,却重新拾起文革手段,对待解救他们摆脱冤案的胡耀邦。



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

有一个人让我永远不能忘记,他是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这是出于公心,但也有点“私利”。

1

事情要从1978年说起。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我因父亲邱会作受到株连,在广东的部队度过了几年不自由的生活,1978年夏天叫我转业离开军队。按国家“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政策,我可以回北京。但是上级通知,不准备那样安排我,并解释说,只是因为名额太少,但我可以回爱人的家。我爱人家在江苏无锡。

我想回北京,我的家人亲友多在那儿,是家乡,但我预感到期望是徒劳的。这些年来组织上对我的“安排”,事先都有周密的考虑,凡是有利的事,不会落到我的头上,而伤害我的事,都被说成是组织的“关怀”。这让我想起了这些年来我的经历:

1971年10月初,我被抓起来,押到广州去办“学习班”,接受审问和批判。陪同外宾到访广州的周恩来总理知道了此事,说“要一视同仁,不要搞株连”,我才回到部队并“恢复工作”,在外表上看起来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之外,多了两条:一是按月有情况报告由保卫部门上送,二是没有让我离开过部队,也不许外边的人来找。

1974年全国“批林批孔批周公”时,广州军区掀起了抓“林彪死党”的风暴,军区党委常委绝大多数人被揪,我也受到无辜的指责被关押了十个月。后来中央进行了纠偏,不允许打击面太宽,我才被释放了出来。

1975年我利用假期到河北农村看孤身一人被搞到乡下的才十六岁的妹妹,1978年到陕西大荔县看了正在那里监督劳动的近六十岁的老母亲,这些本是人之常情,可是反映到了部队,都受到严厉批评并警告“下不为例”。

我想这次如果能回到江苏无锡,可以让我爱人与她的家人团圆。她受我的株连被部队处理复员,不许回原籍无锡,而是被“安排”到了苏北江都县,这次她可以按家属的身份随我转回家。想到这些,我被迫答应了不回北京,唯一要求是,先回一次北京。因为我在部队除了军人日常生活的用品之外,作为家的用物,我一无所有。今后我不再过军旅生活,要到地方安一个家,总得到家里拿一些个人用品吧,如被子、床单等都要布票,别人结婚都是家里凑起来的,而我没有。

部队批准了我的要求,因为其他转业干部也都批了假,有条件的可以与地方通融、安排的好一点,有的就是回去休息一下、作点搬家的准备。

1971年“九一三”时我家被抄了封了,于是我向上面写了报告。久等之后得到批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批的。我到自己家里拿几件衣服被子,居然要中央批准,感到疑惑,后来才知道,汪东兴主管中央专案,办案人怕我从家里把什么东西拿出去,有碍于他们继续侦察破案,并不情愿。

2

我到了北京遇到了麻烦,全家的东西早就被总后专案组查封了。他们不肯给,说是虽然上面批了,但什么东西可以拿,什么不可以拿;是一次性全部给我,还是分批分期地给,他们要具体请示,这明明是刁难。

我把情况写信告诉了部队,久不见回复,打电话回去问,原来中越边境形势紧张,部队出发了。好不容易找到留守的一位副团长,答复我说,既然是中央批了,总后正在办理,你听他们的安排,安心等吧。

就在同时,他通知了一个令我大吃一惊的事,我被安置到苏北的江都县农村一所中学里,这既违反了转业干部可以回爱人家落户的政策,也与我营级职别的安排不符。

我未婚妻1974年从军医大学毕业,被当成“有问题的人”在结业典礼那天宣布清理离队,押送到南京交江苏省革委会处理。因为她除了与我有恋爱关系之外,并无“现行”,就按复员战士处理,本应回原籍无锡,但她父母受到批判后已从无锡下放到苏北东台县农村劳动,于是把她先临时放到南京一个单位的医务室工作。当她转正时,说了两条出路可选,一是断绝和我的恋爱关系,按大学毕业生转正为医生,留在南京。不然就到苏北农村基层,当工人编制的护士。他们说这是组织的爱护,并不违反政策。我未婚妻拒绝了“好的出路”要和我结婚,结果被分到了扬州地区县里的农村公社卫生院。天下毕竟是好人多,地区的人事部门接到这个棘手的事后,对我爱人非常同情,但又不能违反不许进城市的戒令,把她安排在离扬州仅十七公里远的江都县,而身份上,县人事局长以大学生当护士没有先例为由,安排她到县医院当了医生。

我没有想到,因我株连到爱人,不许她回城,然后再以让我转业到爱人家为名,放逐我到农村。当初我想转业回北京不成,退了一步,他们却进了一步,根据“政策”绕过来绕过去,陌生的苏北农村终被他们曲解成了我必须去的爱人的“原籍”。

当初,在转业干部会议上、在文件报纸上都说能安排照顾的要尽量地好一点。那么多农村来的干部被分进了大城市,而我来自北京,却要分到农村,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

3

我在北京等候多时,个人东西迟迟取不出来,转业又不能回爱人原籍城市,我原以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新的生活会来临,却没有想到株连远没有结束,我很沮丧。就在这时,我遇到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高我几届的同学安黎和叶小楠,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见到同学,非常高兴。安黎的父亲、原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刚从放逐地安徽回来,暂住在前门饭店,她们请我在那聚聚。言谈之中,我才知道她们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难,其间,安黎和同时受到株连的北京大学学生胡德平结了婚。

她们听到了我的遭遇,非常感慨。安黎建议我给德平的父亲胡耀邦写封信,要求落实政策。胡耀邦刚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兼任了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办公室主任,没有想到事情居然这么巧。

第二天傍晚,我到了北京东四的胡家住处。德平和安黎把我领到他们住的西厢房,德平是第一次见到我,但非常热情,问了我个人情况后看了我写的申诉信。我没有提任其他问题,只希望能按规定转业回北京或是到爱人家。他一边听一边说,到现在了还有此种整人的事,要把信送过去请他父亲看,叫我跟他过去当面说说。我跟随德平出了门口,我突然感到很自卑,我毕竟是一个被打倒的人的儿子,说我就不去了,回屋等吧。德平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他父亲和我父亲熟悉,不会有嫌弃的意思,但我还是返回屋了。安黎对我抱怨,你完全可以当面和德平爸爸讲讲嘛。我不吭气,等了一会儿,德平回来了,说他父亲一听就表示不应当这样,信他会批。

果然,胡耀邦于1978年9月27日对我的信作了批示:“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既把本人同父母区别开来,也把不同表现的本人加以区别。邱承光如分配北京不适合,我意可以分配去无锡,请你们考虑。”(注:胡耀邦批示件,存国务院军转办)

4

我得知消息后立即想告诉我的爱人,而且我还没有见过刚出生满月的女儿,想到江苏去看看他们并等进一步的消息。再说家里的东西也给了一些,我不想把它们拿回部队再从那儿转运回家,不如先直接运到江苏。我爱人听说了很高兴,因为这么高的主管领导有批示,落实起来应当没有问题。

但是事情并不是如我想的那么简单。

11月16日,江苏省向国务院送上了报告,汇报了安置我的过程,认为是可以的,称“邱承光同志的工作,是否需要调整到无锡,请指示。”对于胡耀邦这么明确的批示居然会“反问”,其实就是不想办。他们也把这一想法通报了广州军区。

12月2日,广州军区向总政、国务院汇报了和江苏的协商情况,称“据说江苏省经国务院军转办写了报告,对邱承光的工作单位就不再变动了,我们意见承光暂缓报到,待国务院军转办明确后再定。”

12月4日,国务院军转办指示江苏。“根据胡耀邦同志的批示精神和本人的要求,程光同志可调整到无锡市工作,请你们再考虑一下,并将意见电话告我们。”

12月8日,江苏省回复国务院军转办:“……我们又研究了下,并报告省委领导,对程光同志的安置是可以的,不同意再作调整。”

为什么江苏省会持如此强硬态度?之后我了解到,原来是江苏认为,当初军队把这个“包袱”压给了江苏,事先没有商量,令他们为难,现在胡耀邦的批示让他们承担了“违反政策”的责任,再次叫他们为难,而军队倒成了好人,反而要江苏改正错误落实政策。他们不吃这个哑巴亏,要想重新安排,那就叫人离开江苏。

12月13日,国务院军转办向中央综合报告了以上的情况后说:“我们曾向江苏省建议将邱承光同志调整到无锡市安排,江苏省军转办多次研究并请示省委,认为对邱承光同志的安置是是可以的,不同意再做调整。据此,仍请军队动员邱承光同志去江都县工作。”在这个请示中,用了很多篇幅说明江苏这么作,是为了当事人好,是“关怀爱护”。

毕竟,我只是个人,他们代表组织,掌握着向上汇报的话语权。

12月19日,胡耀邦对上报的建议报告批示,“要向本人作工作,如实地把组织上的考虑告诉他,使他能理解这么办是组织上为他着想的。”(注:胡耀邦批示件,存国务院军转办)

我急忙回北京赶到国务院军转办,他们说,江苏认为那样安排是对我最大的照顾。这话让我震惊,命运让我一生中接触了不少受过冤屈的人,他们都说,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诬陷时,办案人对他们总有一句话,“这是组织对你的爱护。”

我把情况告诉了德平和安黎,他们非常吃惊,叫我再写信申诉。

1月16日,胡耀邦再次批示,“到底安排到哪,由国务院军转办定,但是不许搞远隔离政策。”(注:胡耀邦批示件,存国务院军转办)他的意思很明确,无论怎么安排,一定不许对我搞株连。

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随后又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批示了别人的申诉,都是很快就解决了问题。而对我,没有想到就这么难。

5

我给上级写信反应情况,被当成是蔑视基层组织“坏人告状”。我被立即叫回了部队接受批判,理由是任何人都得服从组织,否则就是违反纪律。显然这是对着我个人来的,很多转业干部对安排不满意,就写信或到相关部门通融,一些有关系的或是理由充分的,进行变动的不少。

我刚回到部队就被监视了起来,不许乱走乱动,准备听从处理,首先是在全团干部大会批判,让其他人看一看,不服从组织分配会是什么下场。

对我是什么组织处分?我想很可能是批评教育一下,予以警告。我没有违反任何一条纪律,难道我向领导干部写了信就是有罪?我没有想到,一场风暴开始了,给我定的“罪名”叫我大吃一惊,说是我不到越南参战,拒不上战场,这是要上军事法庭,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我被羁押在了招待所的一间小房子里,有如一个等待宣判的囚犯。之前,在我们这一批转业干部办理手续之际爆发了中越边境战事,我和所有转业干部一起向上写了决心书,要打好这一战再离队,但很快向我们传达了上级通知,本次已批准的转业干部一律不去越南参战。对我加上这个罪名,是要“一棍子打死”我。很快,这条罪状被军里的纪检部门否定,说没有依据。于是他们又抓我不请假久不归队,可是发现我的请假有人证明。他们又说我六个月没有交党费,自动脱党。我拿出了我回到部队领取工资后交纳党费的收据,他们强调那是补交的,强行退回了我交的党费。

部队里召开大会小会对我批判,我一遍又一遍地检讨也过不了关,一定要逼我承认自己是故意违反军纪犯法。这哪里还让我说话?只有认罪伏法逼人走上一条死路了。我深夜里偷偷跑到营房附近的水库边,想一死了之。我借着月光再看看相片中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和她们诀别。就在这一刹间,我突然想到,我撒手而去,妻子怨恨我,我只能下辈子当牛做马来报答她了,但是女儿长大以后,别人问起她,父亲是谁?她要整日遭受别人的冷眼,该多么可怜!谁也不能代替她亲生父亲的责任,为了幼小的生灵不受儿时丧父的委屈,我纵然受到千般折磨也要活下去!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先找了团里的领导,他们面有难色不吭气。我找到了师政委,办公室不叫我进,我就在他家门口,从白天等到晚上,久等之后他接待客人回来了。我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说“请放过我吧,我还有不满周岁的女儿。”他酒气冲天地骂了一句,“你比你的父亲还坏!”

我为了找条生路,只好再写信申诉,从师纪检委一直写到军,写到军区,还大胆地写给了中央军委。我发出信的三天后,师、军、军区的纪检部门陆续回复了,均称“你的申诉我们收到了,已交给你所在的部队党委处理。”此时我才发现,党的那么多检察机构没有自己的作为,只是为党委的行为作背书。

最后的时刻来了,部队召开了大会,说让我再当众作一次深刻检讨,就可以放过我,至少是可以结束这个折磨人的日子。好心的同志暗示我,只要做出“痛改前非”的样子,有正义感的同志们也好帮帮我,你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为了她们,要逆来顺受。

我在大会上那样作了,流下了眼泪,但不是要痛改前非,而是对这些年来我受到的种种迫害而感到无比悲愤。

团长是我办转业手续后新上任的,和我没有什么恩怨,他在会上总结说,“个人是斗不过组织的,组织只有对的,永远没有错的。”他宣布了上级要求把我清除出党的决心。原来是先引诱你作了“反面教员”,之后再置你于死地。

然而,那些和我相处的政治处的同事战友们,却不这样看,会后他们反应强烈,没有他们在支部大会上表决,不可能开除我出党。但他们无力阻止,因为师党委根据党章的“上级可以直接处分下级党组织的党员”的规定,直接做出决定把我清除出党,立即离开部队。

6

对我的处分下达了,团里通知,已经把我的工资和供给关系结算了,已转到了地方,这等于是强逼我立即离队。就在这个我走投无路的时刻,我爱人来信了,说在农村就在农村吧,以前那么艰苦的日子都过来了,我们只要人有口气,就克服困难活下去。

我打好了行装要走的时候,部队突然叫我暂缓。第二天,两名军区来的干部找我谈了话,问我对转业安排上有什么意见?我害怕再次挨整,只求能放我一条生路。当天晚上,一个战友偷偷找来,说军区来的人和以前不一样,不是只听领导谈我的“罪行”,而是找了批准我离队去北京办事的原来的团政委(他已调离了),看了同意我在京继续办事的副团长(已转业离队)留下的证明,还找了退了我党费的我的党小组长。

几天之后,军区来人又找我了,说,你向军委领导申诉的事实和对你处分决定的依据有很大的出入,你先安心学习,听候组织上的安排。你的事情中央军委领导知道了,很关心。

我急忙写信给北京我的同学耿志远,几天后他打来电话说,他的父亲、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看到了我的申诉信,叫秘书向国务院军转办了解情况后,认为还是要按耀邦同志的指示精神办,并于7月2日作了批示,“请洪达、希庚同志按落实政策不牵连子女的精神解决。”(注:耿飚批示件,存中央军委办公厅。肖洪达,时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李希庚,时任军委办公厅副主任。)耿志远还说,他父亲的习秘书也曾受过株连,很理解你的处境,他会尽力催办的。我还得知,我的朋友陈小津、宋扬之找了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请他对耀邦同志的批示的事过问一下。

半个多月之后,我接到江苏省委和军区发来让我到无锡市报到的通知时,真是百感交集。但部队有些人还是不服气,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临行前给了我“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抢先寄给了江苏。有了它,地方部门就不再按同级别干部安排,让我到了一家只有一百多人的小工厂里。虽然事后军区复查我的案子时,发现了这个补加的处分,责成撤销。但部队并没有通知我和我所在的工厂,让我在两年的留党察看期内,只能在生产车间打杂。三年之后,我所在的单位才接到那个迟来的纠正通知。

7

这段往事已经过去三十年了,我再翻阅胡耀邦等领导对我的批示抄件时,还十分动情。在胡耀邦参与中央工作的六年里,可谓日理万机,却在百忙当中批示申诉冤情的部分群众来信两千多封,这其中就有我的两次申诉。

我要感谢胡耀邦,他不仅是关怀过我,更是关怀过无数的受冤屈的人。他不仅平反了冤假错案,而且阻止了新的冤假错案的发生。在当年“公审”之前的特殊气氛下,对我们这样受牵连的子女,有的人是想怎么整就怎么整,谁敢为之说话,但胡耀邦的批示让我们从无辜的株连中得到比较妥当的安置。

文化大革命中我曾在受迫害的深渊中挣扎,深感纠正文革错误长期而又艰巨。历史常延续着原有的惯性,专案制度陋习更是如此!胡耀邦拨乱反正,常遇到阻挠,有些乱,他拨不动,纠不正,反而遭到忌恨。胡耀邦以平反冤假错案开始,最后自己倒陷入了困境。。。一些批判胡耀邦的人在文革中受过冤屈,此时却重新拾起他们曾经痛恨的文革手段,对待的正是解救他们摆脱冤案的有恩之人。

敬爱的胡耀邦去世二十年了,过早地离开了热爱他的人们。我一直怀念他。当我在写这段记忆,去寻找他的相关史料时,发现他的影像记录、文字文稿,都从公开发行的党的历史资料文献中很难找到,他的传记和对他的回忆至今在主流媒体上看到的也很少。

——作于2009年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东方白 来源:胡耀邦,我要永远感激他——纪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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