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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草蝦   zt潘晴:三代人的西藏佛緣——我心目中的達賴喇嘛 2016-12-24 09:46:54  [点击:219]
潘晴:三代人的西藏佛緣——我心目中的達賴喇嘛
【阿波羅新聞網 2015-05-20 訊】作者:潘晴 來稿◪圖片版 ◫PDF

文章提要:一個漢人,從小遭受專制迫害,在仇恨與屈辱中長大,從發誓反抗、報仇,到接受藏傳佛教慈悲大愛的信仰,並最終成為了尊者達賴喇嘛的弟子和追隨者。這是筆者真實的人生經歷,也是一個家族三代人的真實故事。它是百年歷史滄桑的一個縮影,而且交織了漢藏民族交往中的一段民間回憶。

一、本文緣起

前不久,一位藏人朋友達珍女士(注1)給我出了一個題目:“漢人心目中的達賴喇嘛”,希望我能就此來寫篇文章,談談自己的看法。眾所周知,這是一個大題目,這也是一個影響了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是非觀念的大問題。由於中共多年來妖魔化的宣傳,國人中,正面了解尊者的人不多,我也是在流亡海外之後,才開始真正的了解了這位偉人。由於我是尊者的弟子,又是一個漢人,所以我答應了達珍,來談談這個並非簡單的話題。

在中共統治下生活過的人都會有這樣的體驗:極權統治下,可怕的不僅在於剝奪人的生命、侵犯人的尊嚴;而且還在於因充滿了對暴政迫害的恐懼,不太會有人願意公開地站出來,見證過去,還原歷史。大多數國人在中共的洗腦之後,歷史觀往往是扭曲的。“帝國遺產”帶來的“大一統”觀念根深蒂固,十幾億人生活在一種荒誕的歷史說教中,久而久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也隨之固化。對於國人來說,我們不光生活在大氣霧霾的“穹頂之下”,我們也生活在心靈與思想窒息的迷霧之中。

記得曾看過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一本傳記,書中有這樣一句話:“世界上的道理千千萬萬,但歸根結底都是些常識;現實中的困惑林林總總,但透過迷霧總可以發現真相”。本着這個信念,雖然我知道談好《華人看尊者》這個話題很難,一時也不知從何說起,但我認為:人性是相通的,並不分藏人還是漢人。因此,我想告訴讀者一個關於我們家三代人的故事。以自己人生的經歷、思考、感悟為線索,來談談:我的佛緣,和“我心目中的達賴喇嘛”。

佛說:“一花一世界”。也許我的故事就是一個縮影,它會幫助您了解一位偉人,帶您走入神秘的藏傳佛教。

二、兒時佛緣

人生中總一些有些事情是難忘的,而童年時代的記憶,似乎更染上了一層天啟般的神秘色彩,令人感懷。特別是在親人間,總有一些特殊的畫面、特別的印象留在了心底,這幾乎是每一個人過了中年之後的共同感受。

我出生在上海“華園”的一幢法式洋房裡,從小跟着外婆(蕭氏奉琴)長大。爺爺、奶奶、外公均早已過世。爸爸、媽媽忙於工作,很少有時間來陪伴我們,因此,外婆就是我兒時最親近的親人。

“華園”是當年法租界里的一處花園別墅,我們家是2號,對面住的是京劇名旦嚴慧珠,電影演員白楊也住的不遠,她很喜歡我哥哥潘明,一直跟我媽媽說要收他做乾兒子。還記得,我小時候很頑皮,有一次和嚴慧珠的兒子嚴青青打架,他砸了我一磚頭,我一怒之下,把他扣在了花園裡的搖船下,結果被媽媽罰站了整整一個晚上。後來,嚴慧珠在文革中自殺了,嚴青青也因此受盡磨難。

和所有跟着老人長大的孩子一樣,外婆是我童稚時期的啟蒙老師。小時候,外婆經常給我們講《西遊記》和《希臘神話》中的故事,潛移默化地讓我們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外婆給我起的昵稱是——“孫猴子”,意思是:我就像大鬧天空里的孫悟空,雖頑皮,但很聰明。我哥哥叫“唐僧”,倒霉的老三成了“豬八戒”。當然,我們不論怎麼淘氣,也總是跳不出“如來佛”——我外婆的手心。從那時起,佛教文化就進入了我的記憶。文革前家中有許多藏書,因此,我從小就特別喜歡看書。我對繁體字和文言文的閱讀理解,也來自於青少年時期受外婆的影響。許多保持了一生的生活習慣(如閱讀),就是在那個年代裏養成的。

外婆雖然很疼愛我們,但對我們的教育卻很嚴格,言傳身教地為我們樹立是非觀念。但外婆從來沒有打過我們,儘管我像“孫猴子”般的淘氣,並因此老挨媽媽的打,這時候,我的保護神就是外婆了。其實,我很愛我母親,兄弟三個中,只有我是由母乳哺育大的。媽媽是外婆最小的女兒,從小受父母寵愛,因此個性好強、孤傲,在文革中受了很多苦。因為年幼,在童年時代,我並不理解家世對自己的一生究竟意味着什麼。

小時候,看到其他孩子們家裡有爺爺或外公,而我沒有,就總是纏着外婆問:“我的外公是誰啊?”外婆拗不過我們,就給我們看了家裡珍藏的一張外公照片,照片中的外公身着滿清官服,怪怪的?我心裏很好奇,留下了一種“舊社會”的朦朧印象。外婆說:“小晴,記住了!千萬不要在外面提起你外公!”

孩提時代,我對這句話似懂非懂,直到文革開始後我突然就懂了,原來我是黑五類家庭的“狗崽子”······不過在那時,我從未想過,外婆在民國時期,曾經是當年京城裡的貴夫人,與許多歷史名人都有過交往,包括許多政界要人和文化名流,如黎元洪、梁啟超、湯化龍、章士釗、孫文、李大釗等人,還有來自西藏的班禪喇嘛大師和許多漢地的佛教高僧。外婆的一生曾經歷過許多歷史事件,見證過一個時代的變遷。但在那個年代裏,長輩們對這個話題忌諱莫深,從不願談起。因此,小時候的我,並沒有對此產生過特別的感覺。

1965年,父親調到北京工作。66年,我和弟弟也去了北京,與父親一起住在東單二條煤炭部的宿舍里。不久文革開始了,毛澤東在北京檢閱紅衛兵,各國家部委機關相繼被砸爛。父親在被揪斗之後發配到江蘇徐州,關入牛棚改造。而我的人生,也開始經歷一個備受凌辱的少年時代。在被抄家、批鬥、侮辱、毆打、審查之後,父母均被抓捕關押。從那時起,我們弟兄三個就成了流浪兒,被社會所拋棄。在紅色風暴的施虐下,人人都對我們避之不及。在那段艱難的日子裏,只有外婆來了,她老人家頂着“地主婆”的帽子,忍着被批鬥、被毆打的傷痛來照顧我們,和我們相依為命一起熬過那些苦難的歲月······

有一天,我在凌亂和被洗竊一空的家中,找到了我母親(范八維)寫的交代材料底稿,開篇赫然出現了一行字:“我出生於一個大官僚、大軍閥、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階級的反動家庭······”在當年的紅色風暴中,我已懂得了這些文字背後的恐怖含義,並開始親歷那個腥風血雨的年代。也因此,我開始從外婆那裡,了解到了外公當年的一些往事,知道了外公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並開始明白,這個世界是黑白顛倒的,公義是非早已蕩然無存。但歷史真相在那個年代是無法言說的,只能將其深深地埋藏在心裏。

外婆受外公的影響,是一個虔誠的佛教信徒。雖然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佛教文化已被“無神論”壓倒,但外婆從未放棄過她的宗教信仰,也沒有接受共產黨的改造。即使是在文革那個恐怖的年代裏,她老人家也總是悄悄在家中,供上一張小小的觀世音菩薩法相,焚香祈拜,誦經念佛,為我們祈福,祈願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保佑我們全家度過那段苦厄歲月。有時候,我也會幫着外婆點香,隨她老人家一起念佛,但又害怕突然會有人闖進來,因為在那個年代,這是典型的封建迷信和反動思想,一旦被發現即會釀成大禍。那是一段戰戰兢兢的歲月,但我的佛緣就此種下,並最終成為了我的宗教信仰。

三、文革劫難

由於出身“黑五類”家庭,在文革年代,我們兄弟經常會被“紅五類”的孩子們辱罵和包圍毆打,有時候會被潑上一身大糞。12歲那年(1967年)我被一群成年人(紅衛兵、黨團員)毒打到昏死過去。黎明時,露水和來找我的兄弟的淚水將我滴醒,在我幼小的腦海里,浮現出了毛澤東的一句話:“觸及皮肉就是觸及靈魂”!一顆仇恨的種子從此埋在了心裏。從那以後,為了自衛,也為了報仇,我開始習武,學會了打架,有時被打得血流滿面,身體也曾多處受過傷,但我知道,也許如此我才有可能活下去。青少年,是一個人求知慾望最旺盛的時期,記得有一次,因為爬到文革時封閉掉的圖書館裏看書,被發現後,我和弟弟脖子上掛着大牌子,在學校大操場上接受萬人批鬥,受盡凌辱。這就是我走向人生的開始。

從不滿15歲起,我就開始去磚窯做童工,去採石場敲石子,修馬路和挖防空洞,直到後來去煤礦工作。在單位里,我是被批鬥的對象,除了艱苦地勞動之外,還要忍受無休無止的政治壓迫。許多年裡,我是沉默寡言的,因為在那個年代中,你沒有說話的權利!只有老老實實地接受改造。因此,我曾多次想到過去死!覺得活着毫無意義。自文革開始,我“狗崽子”的帽子,一直戴到1979年我父親去世三年之後“被平反”時。追悼會上,文革劫後餘生的張繼恩老伯(1925年入黨,原中共中央機要主任,周恩來的機要秘書,父親的入黨介紹人)老淚縱橫地握着我的手說:“你爸爸是個好人、是個好人、好人······就這麼的沒了、沒了、沒了······”這位經歷文革後已半殘的老人泣不成聲、難以自己······

是的,我父親(潘文瀾),一個華僑子弟——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的高材生,文理兩科的雙學士。四十年代後期,在上海的一家報社做編輯,受當時政治思潮的影響,參加了中共的白區工作。因為投身革命,1952年,他拒絕了繼承我爺爺在日本的遺產,勤勤懇懇地為中共政權賣命,但照樣逃脫不了政治迫害的厄運。在文革中,父親曾被長期地秘密關押(不知被關在何處?後來才得知,在關押期間的刑訊逼供中,他被打斷了三根肋骨,雙臂粉碎性骨折,不到五十歲已是白髮蒼蒼。)飽受了他所追求的“革命理想”——無產階級專政的殘酷迫害和摧殘。出獄後不久,就死在了河北唐山煤礦,屍骨無存。

而他受到迫害的原因無它,只是中共階級鬥爭政治哲學的需要。由於他出生在華僑資本家的家庭,又娶了一個大官僚反動家庭的女兒——這在文革中,是逃不過“血統論”的政治迫害的。當時的罪名叫做:“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里通海外的叛徒、內奸”,“資產階級反動文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我父親在文革前,最後一個職務是《中國煤礦工人報》的總編)。在“死有餘辜”幾年後,一張所謂的“平反通知”,便掩蓋了那背後的所有血腥與罪惡!

經歷了文革,父親死了,母親瘋了。(文革中我媽媽受到了殘酷地迫害,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最終被逼瘋了!她的經歷很凄慘,在本文中無法詳述,一句話:斑斑血淚、血淚斑斑!今後待有機會再寫了,那是又一個催人淚下的故事。)但外婆沒能熬過那個恐怖的年代,最終被折磨致死。在那個黑暗的歲月里,我曾親眼目睹了外婆被批鬥、被毆打、被侮辱,甚至連上街買菜,也遭受到“革命群眾”的拳打腳踢,被推倒在大街上。因此我經常為外婆跑腿,出去買些食品和雜物,以免她老人家遭受侮辱。外婆的去世,使我痛不欲生、傷心淚決!那一年,我年滿二十歲,已經在“十年浩劫”中長大了。

這就是文革和“血統論”帶給我們一家人的災難。是文革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做共產黨,什麼叫做“新社會”。我從內心裏恨透了這個吃人的黨,恨透了這個毀滅人性的制度。我的人生命運,在那個年代裏就已經被決定了。父親在文革開始後曾告誡我們:“要相信人民相信黨”,等來的卻是屍骨無存。由於他死的突然,未能留下遺囑,只記得父親生前的家訓是:“老老實實做人,清清白白做事。”但父親出獄後扔下的一句話:“永不從政!”卻使我理解了他的不幸與悲哀,也理解了他對這個吃人制度的醒悟和對我們的擔心。未曾想,這句話竟成了他的遺言。

內心叛逆的我,沒有按照父親的遺願去做,而是走上了一條反抗的道路。因為從那時起,我已親身體驗了共產黨的罪惡,再也不會相信這個黨,而是徹底地,從心裏拋棄了共產黨!套用中共高幹于光遠女兒於小康的一句話:“父親死了,我便名實相符地和共產黨沒一毛的關係了。”

四、我的外公

佛門講因果,凡事都有原因和果報。既然外公是“大官僚、大軍閥、大資產階級”反動份子,我也因此成為了“狗崽子”,從童年時代起,他就成了影響了我一生命運的人。那麼,我對外公的生平、事迹自然會格外關注,總想多了解一些。文革中,我從外婆那裡,不光知道了外公是一個好人,是一位歷史名人,當年曾追隨孫中山推動共和革命,而且還是國會議員和大學教授。也知道了我還有一個舅舅在49年去了台灣,已有多年與親人生死相隔了。從外婆談起的往事中,我發現:似乎冪冪中有一種牽引,將我和西藏——那個神秘的雪域高原聯繫了起來。在真正了解了外公傳奇的一生之後,我除了感受到外公那一代人,在歷史上為追求共和憲政所付出的努力外,我也慢慢體會到了佛教神奇的“因緣”關係和神秘地“傳承”。看來,我之所以會進入佛門,而且不可思議地皈依了達賴喇嘛尊者,成為一名藏傳佛教的信徒以及西藏問題的關注者,也與外公的生平以及他與西藏的淵源有着某種聯繫。所以話題還要從外公的經歷說起:

外公范熙壬,字任卿,號耘勤(1878-1938)。據湖北范正澤《黃陂范氏源流考察記》所錄,外公是北宋範文政公(范仲淹)的第32代裔孫。16歲時考入《兩湖書院》是晚清名臣張之洞的得意弟子。作為晚清和民國時期的政治人物,他參加了“公車上書”,辛亥革命之後,在民初元年當選為國會議員,參與制憲,出任過非常國會主席。1924年孫中山在北京去世時,他代表國會撰寫了悼詞,主持祭奠大典,為總理執紼。外公范熙壬早年曾赴日學習法律,是晚清議會和民國法政制度的奠基人之一。於此同時,他也是東方傳統文化的繼承者。他自幼受佛教熏陶於襁褓之中,其生母劉韻梅太夫人,酷愛佛學,擅長五七言律詩。使他從小就受教於一個佛門世家。外公一生受母親的影響,篤愛佛學。在太夫人去世時,外公在泣悼《先母劉太夫人行述》祭文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母生平性極慈祥賢淑,待僕婢寬,而督子婦嚴。母酷嗜佛學,曾在陂邑楊家集同學人設居士堂,年年資助,毫不少吝。蒞北京後,無事即靜坐參禪,時時禮佛堂修煉,言未來事,往往有神驗雲。”外公的好友,前清進士翰林院編修李哲明,也專門為祭奠范母劉太夫人撰寫了輓聯:“已就佛作福田,奉釋迦文,無生早證;甘毀家紓國難,為孟博母,沒世猶榮。”

由於外公從童年時起,即深受佛學熏陶,成年後,為求得佛學真義,他訪遊方外,師從諦閑法師(佛教高僧,精通三藏,為天台泰斗,對近代佛教有扶衰起弊之功)談經問典,參究佛學,於多年的參悟中,破迷知返,一洗塵襟。此後,他在多年為官的生涯中,與太虛大師(民國時期的中華佛教總會會長),法源寺住持道階長老等佛教高僧大德交往甚密,並常年在府中供設佛堂,參禪禮佛。太虛大師曾與外公有詩詞唱和往來,禪機實足。詩稿不便在此一一詳錄,均已收入了外公遺著《敬勝閣集》。2008年,【清黃石如注陰符經】附外公用大篆體作跋的《金剛經》等文物在北京拍賣。原件為雙色套印,用卍字作標點,對於佛教界來說,這是極為珍貴的歷史文物,它也從側面印證了外公的佛學修養。外公在旅日留學期間,曾創辦《新譯界》雜誌,在其撰寫的《發刊詞》中,外公從哲學、佛學的角度,論述了“人與我”、“內與外”、“同與異”、“是與非”,之間的辯證關係。被時人譽為“大手筆”。外婆受外公的影響很深,也將她對佛教的信仰傳給了我們後人。外婆與外公的感情很好,當年外公曾專門為她賦詩《葵丑九月十七日蕭氏奉琴來歸--紀之以詩》,詩云:

盈盈一水望秋河,桃葉分明此夕過。

天遺黃姑迎織女,月教丹桂護嫦娥。

百年信誓山成礪,千里恩情海不波。

人比菊花容更淡,夜涼高燭照如何。

由於外婆終生信奉佛教,在我與她老人家共同生活過的二十年中,我深受外婆的影響。連我知道世界上還有一個"喇嘛教"(藏傳佛教)也是源自於外婆,那是因為她老人家曾多次見過九世班禪大師,而且在"舊社會"中,多次受到大師的"法雨甘露"之教誨,結下了深厚的西藏佛緣。而中共告訴我們的只有電影《農奴》,和一個被奴隸主迫害的"強巴"。

五、西藏佛緣

在外公身處的那個年代,由於滿清皇室篤信佛教,自順治年間起,就尊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為國教,滿清歷代的皇帝都是黃教信徒。因此,深受佛學熏陶的外公身為京官(內閣中書),在當年這樣一種文化環境和宗教氛圍下,他特別關注藏傳佛教以及西藏事務也就不難理解了。

早在1901年,外公剛入朝為官,就曾隨父上疏朝廷《新疆建立行省論》、《滿洲形勢考》、《唐平高麗百濟水陸用兵考》等奏摺,關心邊務。1902年,外公在其考入《京師大學堂》第一名的考卷中,以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與明代首輔張居正為例,從比較政治學的角度,論述了民族與地緣政治之間的關係。如今這份考卷已被《北京大學》收藏。

1903—1904年,由於英軍入侵西藏,他開始潛心研究西藏問題,參與滿清政府的西藏事務。據湖北作家蒂尕《湖北一個令人矚目的舞台—辛亥》一書中記載,作為滿清官員(內閣中書,商部章京,1903年在頤和園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見),外公曾隨同大清國欽差大臣唐紹儀,赴印度參加了中英談判。由於史料的匱乏,我不敢確認作者記錄的真偽(有待核實)。但范熙壬是晚清、民初時期的蒙藏事務專家卻是歷史事實,並已為史料研究所佐證。

中國作家裴高才在《為民喉舌,范熙壬傳》一書中介紹,范熙壬是我國第一部《西藏語法》的翻譯者,填補了當時國內的一項空白,在學術界享有盛譽。為開發藏語宗教文化資源,推進漢藏交流,作出了傑出貢獻。因此,外公也贏得了當年蒙藏領袖的尊敬。他留學歸國後,一直以國會議員和法學專家的身份,參與蒙藏事務。其從弟范熙績將軍,還曾出任中華民國駐蒙古的參軍使(軍務廳長),與蘇俄軍隊作過戰。

姨媽范亞維在回憶外公的文章中寫到:“1915~1919年,父親和同窗好友陳士可參加蒙藏委員會。陳北上庫倫鎮撫外蒙,蒙人內附,感情融洽,五叔(范熙績)也隨同前往。後來段祺瑞另派親信徐樹錚奪權,而徐為人跋扈,促使外蒙親俄反華脫離了我們。五叔從外蒙返京,來'采壽堂',講敘他沿途艱險情況,有時還不得不以馬尿解渴。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軍人的艱苦······"

1907~1908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在蒙古避難之後的返藏途中,接到光緒皇帝的御旨從五台山入京陛見。外公范熙壬適逢從日本回國,在隨軍機大臣張之洞入京之後,曾受命參與理藩院(注2)的接待事務,得以親近達賴喇嘛,蒙受尊者的法雨甘露。此後,外公更與班禪大師(第九世)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范家眷屬及子女,也因此在京、寧、滬等地,多次受到班禪大師的接見和賞賜。這段歷史,也在我們家族中留下了一段佳話,我母親的姐姐中,二姨媽范亞維才華出眾,具有一種非凡獨特的氣質,令許多認識她的人肅然起敬。據二姨爹說,二姨媽的氣質,那是與班禪喇嘛大師的撫頭和加持有關。那年班禪大師在雍和宮講經,看到眾大人中有一可愛的小女孩,特下壇,手撫二姨媽的額頭為之祈福誦經,給予特別加持,因此二姨媽從小就聰慧過人,氣稟非凡,長大後,又十分勤奮好學,取得了較全面的發展,終成一代名媛,被世人所尊敬和愛戴。

談到外公的歷史,還必須做出一個說明:中共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夕,公布了民國時期的歷史檔案,介紹了外公范熙壬的生平,透露了他當年曾營救中共創始人李大釗的一段事迹。據中共黨史網介紹:由李大釗介紹,外公在二十年代初期,曾以國會議員的身份秘密地加入過中共。其實,這段歷史外婆和母親很早就告訴過我,但一直不為外界所知。作為范熙壬的後人,作為經歷了中共專制統治的見證者,我完全清楚,中共在今天公開這段史料,無非是出於對台統戰的需要(因我外公曾是中華民國時期知名的政治人物,與國共兩黨都有很深的淵源。)這更使我看透了中共政權的虛偽和無恥。

因為從小到大,在幾十年的歲月中,外公一直是被官方當作敵人的形象出現的。五十年代,為了躲過中共建政後對民國後人的迫害,我姨媽范亞維曾找過中共元老李書城、張瀾先、董必武等當年外公的故交,請他們證明外公的身份,為此費盡了周折,但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也許當事人在那時的政治氣氛中已很難說話了(因李大釗的去世,無人證明這段歷史)。我姨媽還給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寫過信,當年她在北京讀書時,曾在我外公家中住了很久,教姨媽們學英文,外婆因此對她很好,她離開時,外婆還專門送了一枚金戒指給她。但信發出後石沉大海,沒有迴音。只有李書城老伯還算念舊,為此專門寫過一份信給姨媽。也許是這封信的作用,范氏家族才得以生存下來,但在中共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照樣有多人入獄勞改,無一家倖免,即使出獄後仍逃不過政治迫害。

多年來,沒有任何一級中共的黨組織證明過外公的身份。所以幾十年來,我們一家人,始終是頂着“大官僚、大軍閥、大資產階級”反動家庭出身的帽子,非常艱難地活下來的。在這個意義上,外公從來就是“最最反動”的代表而不是“共產黨人”,而且他的兩個弟弟都是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其五弟范熙績(陸軍中將,蔣介石的中央軍)還參加了對中共蘇區的圍剿,逼迫中共開始了“長征”,更是“雙手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這就是我這麼多年來,從不對外談起家世的原因直至花甲之年。今天,當我將一生遭難的家世寫出來時,真的還要感謝加拿大的盛雪女士。是她給了我鼓勵,使我有勇氣面對這段歷史帶來的血淚滄桑。

六、流亡海外

八九年,我在逃離中國之後,曾在澳洲悉尼的Bondi Beach嚎啕大哭了一場,幾十年的悲憤苦難一瞬爆發!這本是人的自然情感,居然也只有在自由的土地上才能發泄出來!

“當時剛剛逃出來啊,飛機一起飛,我沒有一絲興奮感,眼淚止不住往下流。心裏默默地只有一個想法:這是我的家啊,我一定要回來。”——這是我接受電視採訪時曾說過的一段話。如今,二十六年過去了,我還是未能回去,對於一個流亡者來說,這又是何等的悲哀呢?

思鄉情懷雖然是我的錐心之痛!但追尋自由和救國之道則是我一生的理想,而皈依佛門更是我心靈世界的起死回生!因為八九年的"大屠殺",已使我"心如死灰"了。在迷茫徘徊中,我開始了海外的流亡歲月。

由於經歷了那個“觸及皮肉,就是觸及靈魂”的年代,小小年齡就領教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因此,我對共產黨的“魔鬼”本性,有着刻骨銘心的認識。多年來心中一個最大的困惑,就是對待這樣的暴政,這個如此嗜血的政權,我們究竟應該怎麼去做?七十年代中,我們曾秘密反抗過,八十年代里,我們也認真探索過。為此,我曾幾次靠近了監獄的大門,能夠僥倖逃脫和活下來純屬是一種幸運。

半個多世紀來,西藏人、蒙古人、維吾爾人以及太多太多的中國人,在暴政下流盡了鮮血。多少人為此將牢底坐穿?毛澤東死了,中共並沒有棄惡從善。八九民運最高漲的時候,我內心十分清楚,共產黨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最後一定會開槍鎮壓。判斷被無情地應驗了!六四大屠殺之後,在一些良知未泯人士的幫助下,我離開了中國,在踏上澳洲這塊自由的土地之後,我本能地開始了尋找“推翻中共暴政”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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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我加入了民陣,但總覺得“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提法太天真了,對結束中共的殘酷統治真得會有效嗎?對此我是懷疑的,並認為中共決不會放下屠刀,天安門的血腥屠殺已證明了這一點。90年我之所以參加中國自由民主黨,就是認為:共產黨只能被打倒!人民必須起來反抗暴政,而抗暴是人民不可剝奪的權利,是捍衛人權價值最後的底線和基石!

那麼,我又是怎樣從一個堅定地主張“以暴抗暴”的政治反抗者,到成為一個以“慈悲為懷”的佛門信徒的呢?由於青少年時期的經歷,我一直在尋求"苦難人生"的社會解答。在我的深層意識中,也一直在尋找着某種心靈的歸宿。由於中國是一個無神論泛濫的國度,我的精神探索一直沒有機緣完成。雖然在我身上,從小受佛教的影響,早就有過多次神奇的“心靈感應和宗教體驗”,但真正找到人生信仰的方向還是在離開中國之後。

到了澳洲之後,我幾乎在各種宗教的大門口徘徊過。有一次,在參加教會的主日崇拜時,深受感動,差點當場站起來接受洗禮,如果不是後來的一些因緣使然,我也許就會成為一名基督徒了。90年代的最初幾年,我和民運中的一些朋友,經常在一起“談佛論道”,但其他人只是談談就過去了,而我卻慢慢地深入了進去。也許是宿世的因緣累積,加上從小受外婆的影響,以及對多年來人生經歷的感悟,我終於成為了一名佛教信徒。

也許讀者會好奇,一個主張推翻暴政,積極投身政治反抗運動的我,同時又在信仰領域接受了佛家思想,並將此作為自己對生命意義的"終極關懷”?這似乎看上去是一種悖論的選擇?那麼我又是怎樣在這兩者之間,找到一種正確的解答和內心的平衡,並得到一種融通佛法智慧義理開示的呢?

看了我的文章,相信您會從中得到啟發,即佛法是包容一切世間出世間之智慧的,也是維護人世間正義法則的,更是圓融的、符合人性的。投身民運並不只是為了參與政治,它更是一種良心事業。在某種意義上,它和佛教的慈悲利他與普渡眾生息息相關。這就是我為什麼最終接受了佛教信仰的原因。

七、皈依佛門

在1994年的“六四”悼念活動中,我的內心第一次有了一種從未有過的震撼和感動。前來參加悼念活動的西藏喇嘛們,在肅穆莊嚴的氣氛下誦經祈禱,一陣陣如同金屬低頻共振般的神秘聲音,似蒼穹瀉下的天籟之聲,猶如大海掀起的波濤衝擊,開始穿透了我的心扉。在陣陣祈禱聲中,我的靈魂為之震動,我的內心隨之哭泣,不知不覺中我悄然淚下,一種深刻地感動包圍了我,彷彿在剎那間,我的意識突然醒覺到,這就是我無始以來靈魂的召喚,這就是我心靈的家園。

從那以後,我開始接觸藏傳佛教。雖然當時我已皈依了“禪宗門下”的藏慧法師,在漢地佛教的傳承下學習佛法,但是我還是被強烈的心愿所驅使,去了解一個對我來說,既語言不通,教理和儀軌又是這麼神秘和難以了解的藏傳佛教。在一位師兄的帶引下,我和一些道友開始經常去藏密的道場參加法會。在法會中,我聽不懂藏語,也不明白那些神秘複雜的儀軌,只知道虔誠地盤腿坐下,默默地感受那種心靈的沐浴。有時一個法會下來,我的腿已經麻木到了失去知覺,站都站不起來。但儘管這樣,在心裏,總有一種平安喜悅會慢慢地升起。不知不覺中,我原本頑強鬥狠的性格有了一些改變,內心也開始慢慢地沉靜了下來。

最難忘的是有一天,給我們傳法的仁波切(藏傳佛教的金剛上師,漢地通常稱為活佛),親切地招呼我們幾個漢人坐在他身邊談家常,我這才知道了這位金剛上師的身世,以及他所經歷的悲慘故事。他告訴我們,1959年時他才11歲,在中共開始所謂的“西藏平叛”之後,他和家人一起隨難民們逃離西藏。在逃亡中,他們被追上來的中共軍隊發現了,當時許多逃亡者,包括他的家人全部被槍殺。只有他一個小孩子,跪在雪地里,默默地念誦“六字大明咒”,不曾想,那些圍着他轉的軍人居然沒有發現,這才得以死裡逃生。在這樣的“奇蹟”發生後,他隻身翻越了喜馬拉雅山脈的茫茫雪域,在神靈的庇護下,終於到達了印度的達蘭薩拉。從此,他一直跟隨着達賴喇嘛尊者修行,後來成為了一名藏傳佛教的仁波切,幾年前,為弘揚佛法來到了澳洲,並與我們結緣。

在聽完這個悲慘的故事之後,我被震撼了!聯想到自己苦難的過去,我不由得問這位金剛上師:“您的全家都被解放軍殺害了(他們全家連他共十一位),難道您不恨這些殺了您全家的中共軍人嗎?您又為什麼要對我們這些漢人這麼好?還教導我們學習佛法,指引我們修行解脫之道呢?那些殺害了您家人的士兵不都是漢人嗎?”這位上師給我的回答是:“我們藏人和你們漢人都是兄弟姐妹,這些軍人是在'無明'中犯下的罪孽,我們應該慈悲這些眾生,寬恕他們。我不光對他們不懷仇恨,而且還要將今天法會中誦經的功德迴向給這些人,以助他們脫離罪惡迷惑,早日回到向善之路中來。”仁波切又告訴我:“你們雖然從事民運,但記住不要仇恨你們的'敵人'(無明眾生),因為,這個世界上慈悲才有力量。所以我說,我沒有仇恨,因為我們藏人、漢人都是兄弟姐妹。”

我承認,對於在中共仇恨文化中長大的我來說,這位上師親身經歷的開示,徹底顛覆了我多年來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藏民族的寬容慈悲,使我真正開始了新的思考:既什麼才是人生追求的真理?什麼才是人性的善良和偉大?在這個真實故事的感動下,在這位“西藏平叛”親歷者劫波餘生之後,不光不懷仇恨而且原諒和寬恕了仇敵——這樣一種非凡表現的震撼下,藏傳佛教以祂博大的精神和慈悲的情懷,徹底地征服了我。

這個真實的故事也改變了我的人生觀,並一直激勵和感動着我去為苦難的藏人做些什麼,去償還我們這個民族對另一個弱小民族所犯下的罪孽。這個心愿多年來一直伴隨着我,直到2009年我隨民運組團訪問了達蘭薩拉。在參加西藏和平抗暴50周年的紀念集會上。我終於有了一個機會,公開地向藏民族表達了懺悔之情,我向在場的數千名藏人講述了這個悲慘和感人的故事,請求他們接受來自一個漢人的反省和致歉。

八、達賴喇嘛

透過全世界的媒體介紹,無論您見沒見過尊者,都會知道達賴喇嘛是一位在全世界受到尊敬、愛戴的宗教領袖;一位以慈悲思想征服了無數人的精神導師;一位在國際上具有廣泛影響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一位被中共長期妖魔化宣傳的西藏政教領袖。不過這樣的介紹太正式了,不是我們普通人的語言。其實,尊者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位和藹慈祥的長者,一位慈悲智慧的偉人,而且平易近人,絲毫沒有大人物的架子。這是我在20年前,第一次見到尊者時就留下來的印象。

1996年,在仁波切的安排下,我參加了達賴喇嘛尊者傳授的“時輪金剛大法”三天的法會,接受了法王的正式灌頂,成為了一名藏傳佛教的弟子。就在參加完灌頂法會之後的第二天,在澳洲民運人士秦晉的聯絡下,我們受到了尊者達賴喇嘛的接見。我作為剛剛皈依尊者的一名弟子,特地準備了哈達準備獻給上師。進門時,當我以藏傳佛教的儀軌向尊者頂禮時,尊者立刻走到我面前彎下了腰,親切地將我託了起來,並握着我的手直到在他的身邊坐下。當時,我內心的感動難以形容。因為,對我的靈性生命來說,這是一次真正的拯救。在整整一個小時四十分鐘的接見過程中,在尊者親切慈祥的與我們交談中,一個神秘的靈性世界映照在我心中,一股清泉飛流而下沁潤着我的全身。我知道,從此在我的心田裡,種下了一棵慈悲的種子。

不過,由於我這個人天性頑固,好奇心又重,仍然不願放過這樣一個難得的當面請教尊者的機會,於是我向尊者提出了我內心長期的困惑:既人民是否有權反抗暴政的侵凌?在中共暴力鎮壓時,人民是否可以採取“以暴抗暴”的手段來推翻中共?

尊者在耐心地聽完我的問題後,回答我說:“在這個世界上,慈悲是最有力量的,壓迫和罪惡是因為人心的'無明嗔恨'造成的,要真正解決這些問題,光靠暴力是不行的。”由於尊者知道我已是佛門弟子,特別開示說:“大部分問題產生的原因不是源於外在因素,而是來自我們的內心。憤怒、執著和無知,是造成不幸的真正來源。我們真正的需要征服的敵人,是內心的憤怒與仇恨,而不是在人生中短暫過境的外在敵人。面對現今世界的現實情勢,意味着我們需要學習以非暴力的方法來思考解決之道。我自己所採取的根本態度就是「中道」。”

尊者又說:“在碰到敵人想傷害你的那一刻,你就可以學到忍辱。敵人是很好的精神導師,因為有敵人,才可以培養忍辱;忍辱,才可以累積大功德力。完美的慈悲,是我們對敵人有愛。要消除憎恨與其他毀滅性情緒,你就要發展出相對的情緒──憐憫與慈悲。如果你有很強烈的憐憫心,非常尊重他人,寬恕就會變得很容易了。”

由於當時在場的朋友均是民運人士,也有媒體的代表。因此,尊者還對其它我們所關心的中國問題作了回答。有些話至今我仍記憶猶新,比如尊者認為:“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不光需要資本主義的活力,同時也需要社會主義的公正,這樣的社會才能和諧發展。”這些話是尊者在1996年說的,而今天中國的發展現狀,恰恰證明了尊者當時的預見和擔憂。臨別時,尊者最後又特別的囑咐我:“這個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慈悲。”

對此,我這些年來一直在思考,作為西藏人心目中神聖的法王,西藏人世代相傳的的統治者(雪域佛國的king--國王)尊者來自青藏高原,至今他的家園、他的國土仍在中共的佔領之下。強權統治下的政治制度,殖民影響下的文化宗教摧殘,奴役壓迫下的人權狀況,一切的一切,都與自由世界有着天壤之別。半個多世紀以來,藏民族的內心傷痕纍纍,在西藏境內,宗教和人權的迫害愈演愈烈,如今,已有130多名藏人自焚,為了藏民族的自由和盼望尊者回家而獻身。

而尊者自少年時代起,即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和佛教傳承與經典的訓練,這位既是宗教領袖,又擁有西方獨立自由思想浸染的國際偉人,在流亡了半個多世紀之後,依然充滿魅力。他走遍世界各地,卻從不曾相忘雪域高原;他備受世界的尊崇,卻從來都是如此和藹可親,平易近人。他畢生的思想成就都以慈悲寬容而展現,而他老人家卻和我們一樣,都是流亡者,他和所有流亡者的身份一樣,在故國和流亡地都是被放逐者和邊緣人,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放棄他的偉大使命和偉大理想。

多年來,尊者走遍了全世界,將他的理念,他的思想帶給了無數的人,也感動了無數的人。在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只了解一種文化,一種屬於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尊者傳播的偉大理念,卻讓人們知道了一種可以使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族群和諧共存的思想。這個多重視角下的全新觀念,和重視生命價值的人生哲學,無疑是解救人類生活方式不斷墮落的一劑良藥。特別是對沉浸在貪婪物慾中的中國人來說,尊者傳播的理念不光給我們帶來啟示,他同時表明了,西藏不光是一個美麗的雪域高原,它獨特的文化精神傳承,更是人類心靈最後的香格里拉和諾亞方舟!

寫到這裡,我不由得感嘆到:驚醒吧!我的同胞!不要讓帝國的思維繼續地殘害着你,國家是為人的幸福而存在的,不能為了"大一統"就不顧其他民族的死活。覺悟吧!兄弟姐妹!人類本是就一家!無論是藏人還是漢人,我們都應該享有現代文明的生活方式,都應該享有民族平等的自由權利!藏人和我們一樣,都不應該遭受強權壓迫和異族統治。雪域發生的災難再也不應該持續下去了!同胞們,請您捫心自問,請您換位思考,請您設身處地站在藏人的立場上想一想。如果您認同自由和人權的價值,認同在這個藍色星球上,人類是彼此依存的兄弟姐妹。那麼,請您發出正義的聲音!不要讓藏人再用燃燒生命去爭取自由了!因為這不光是現代文明之下的慘烈悲劇,這更是我們整個人類的恥辱和悲哀!

九、中間道路

親愛的讀者,您知道“中間道路”方案嗎?它是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一個設想:全稱叫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框架下,實現藏民族名副其實的自主自治。”

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起,達賴喇嘛就提出了解決西藏問題的“中間道路”,得到了流亡藏人的擁護。此後,尊者的這一主張從未動搖過。所謂中間道路,就是在解決西藏問題的過程中,藏人不接受西藏的現狀,要求改變,但是不尋求西藏獨立,而是選擇“中間路線”,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內,尋求在西藏三區實行名副其實的自治。

“中間道路”對於西藏民族來說,首先是一個巨大的讓步和妥協,因為在歷史上,西藏一直是一個雪域高原上獨立而又奇特的國家。

自公元前127年始,雅魯藏布江流域的藏民族先民們,就擁戴聶赤贊布為王,建立了雪域高原上的民族部落國家。當土蕃王朝崛起於藏南的雅隆河谷時,西藏民族已經延續了20餘世古代部落國家形式的存在。在公元七世紀,藏王松贊干布成功的統一了青藏高原上的各個部落,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土蕃王朝,在唐代時,曾一度佔領過長安。唐蕃(漢藏)兩國因此簽訂了“世代友好”的條約。至今人們還在“津津樂道”當年“文成公主”的入藏,因此留下了漢藏民族歷史交往的美好回憶。

雖然在歷史的長河中,西藏曾一度被蒙古人入侵。以及在滿清的康熙年間,迫於大清帝國的武力,西藏淪為了清帝國的藩屬國(宗主關係)。但西藏的宗教文化也同時征服了蒙、滿兩個帝國的統治者。分別成為了蒙古民族的文字、宗教來源,和滿清皇室佛教信仰所供奉的國教。我們不能拿今天的國與國關係來看待歷史上的西藏,在2000多年的歷史延續中,西藏(土蕃)始終是一個在雪域高原上,獨立存在,具有自己的宗教、語言、文化、歷史、領土和有效統治的一個古老的國家。

到了近代,當大清帝國“皇統解鈕”、中華民族“舊邦新造”時,西藏民族也開始了尋求自己的獨立過程。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大清帝國轟然解體。1912年,中華民國宣告成立。1913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頒佈“聖地佛諭”,宣布西藏事實上的“獨立”。並維持到了1950年中共軍隊的武力入侵西藏,佔領西藏。這就是西藏全部真實的歷史。由此可見:

一直到1959年達賴喇嘛被迫出走印度流亡為止,雪域西藏一直是有自己的政府的。這一政府有其獨特的權力結構,獨特的傳承方式,領導着一個完整的國家。“西藏地方政府”這一說法,是1951年,中國政府和西藏政府簽訂十七條“城下之盟”時才第一次出現的。所以,在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流亡藏人的政治訴求是西藏的獨立。這一獨立訴求有其歷史依據,並符合“民族自決”的聯合國公約精神。而“中間道路”主張則明確地放棄了這一獨立訴求。

因此,“中間道路”是在當今政治現實之下,基於漢藏民族的未來,由達賴喇嘛代表西藏民族,做出重大政治讓步而提出的妥協主張。這一主張兼顧了漢藏雙方的利益和訴求,是切實可行的,也是在中國未來的制度轉型過程中,打開化解民族衝突僵局的金鑰匙。

必須指出:尊者提出的“中間道路”,不只是從現實政治力量對比出發而做出的策略性退讓,而是有其深刻佛教哲理的。佛教講“無常”,承認世間的一切,無時無刻都在不停的變動之中,沒有什麼東西是永恆不變的(包括國家民族之間的關係)。怎樣對待這種變化,考驗着我們每個人的智慧和慈悲心。佛教思想提倡人類審視自己的動機,要求人在對待外境時,懷有善良的動機,做的事情不僅對自己有利,也要對他人、對他民族都有利。基於佛教的“中道”思想,而放棄自己一方的重大利益,以保證各方必要的利益,從而避免了各方長遠的衝突。對藏人而言,“中間道路”的政治主張可以保障西藏的宗教、文化與民族特性得到保護、延續和發展。同時也保證了中國人對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的要求,對相鄰國家而言,“中間道路”也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區域安全。

“中間道路”方案,為我們提供了解決西藏問題的鑰匙。因為:“真正的慈悲並非根基於我們自身的投射和期望,而是要站在他人的立場着想:不論那個人是親密的朋友還是敵人,只要他期許和平和幸福,也希望克服苦難。在此基礎上,我們對於他的問題,便能真正心存關懷。如果你希望別人幸福快樂,必須慈悲。如果你想要幸福快樂,也必須慈悲。”(注3)

其實,西藏的問題沒有那麼複雜。我們兩個民族曾經世代友好過,它既是歷史的記載,也是在我的家族中曾經有過的美好回憶。只要我們"己所不欲,勿施予人",在尊者倡導的"中間道路"中,一定能夠找到漢藏民族和諧相處的方法。對此,我的設想是:在未來的民主轉型中,中國應該成為一個複合型的聯邦制國家。

我認為:在中國未來各民族關係的建構中,無疑,美國的模式是值得借鑒的。其優點集中在聯邦制上。托克維爾曾對美國聯邦制所產生的政治效果稱讚不已。他說:“聯邦既像一個小國那樣自由和幸福,又像一個大國那樣光榮和強大。”

托克維爾認為:美國人自立自強、進取創新、關心公益的精神得益於其自治和分權制度。聯邦制通過分權制衡約束和限制政府的權力,為公民自由提供了有效保障。聯邦制又是一種有巨大包容性的政治體制,通過分權、自治、多中心的制度安排,為不同民族、宗教、文化、社會利益群體提供了表達政治願望的充分渠道。

我的觀點是:相對於中國人傳統的國家觀念而言,更為重要的是:國家始終是為了人而存在的,任何國家形式,都必須建立在保障自由、人權和人民幸福的基礎之上。這是在“統一”或“獨立”之上更高的價值理念,它即合乎佛教倡導的“萬物共存”之精神,它也是當今文明世界的標杆。儘管實現這一目標任重道遠,但這是一個各民族共贏的未來藍圖,它需要我們共同的為之努力!

結語:人類需要慈悲情懷

達賴喇嘛曾說過:“慈悲通常能夠帶給我們某種內在的力量,它一旦展現,自然會開啟一扇心靈之門,透過這扇門,我們可以與人類,甚至是有情眾生,自在地靈犀相通。”(注4)。

在尊者的倡導下,自90年代起,在世界上的許多國家,漢藏民族之間有了許多民間交流。它有效地化解了兩個民族之間的隔膜,開始讓人們突破中共的醜化宣傳,看到了一個真實的西藏和純樸善良的西藏民族。在越來越多的人群中,逐漸恢復了漢藏民族友好相處的歷史傳統。

在這個友好交往的過程中,我也交到了許多來自西藏的好朋友,如前文提到的達珍女士,還有才嘉先生、達波代表、安樂業、達瓦才仁、貢嘎扎西、洛桑尼瑪等其他一些藏族朋友。如今我們情同兄弟姐妹,患難相助,休戚與共。我又回到了在家世傳承中的,那個美好、溫馨的回憶之中,並幸運地繼承了三代人傳奇的西藏佛緣,成為了一名藏傳佛教的弟子。

在尊者多年的教誨下,以及和藏族朋友們的友好相處中,我終於明白了——“慈悲是獲得幸福快樂的最大能量。真正的幸福來自心靈的平靜,獲得幸福唯一的方法是利他,獲得快樂唯一的方法是慈悲。”(注5)因此,對於漢藏民族的未來和人類的將來,我們需要慈悲寬容的情懷。

在結束本文時,我願將自己多年來的修行感悟透露給各位,無論你有沒有宗教信仰,對此都不難理解。其實,修行就是放下執着(小到個人,大到民族國家),修行就是慈悲利他(包括對待其他弱小民族,因為人類本是一家)。對於我們所有人來說,生命無常,沒有什麼是你可以帶走的,唯有你的德行和孽障如影隨行,直到來世。慈悲不光是為了他人,也是為了你自己。

最後,我想告訴讀者:在成為藏傳佛教弟子之後,是尊者的教誨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做“向死而生”,是藏傳佛教讓我明白了無始以來生命的真諦。

因為:“在我的心中,宗教是不需要寺廟的,也不用複雜的哲理。我們的心和腦就是我們的廟宇,仁慈就是哲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注6)

扎西德勒!

潘晴

2015年5月寫於澳洲悉尼

【注1】達珍女士,西藏流亡行政中央駐澳鈕代表處華人聯絡官。

【注2】理蕃院——滿清政府處理西藏、蒙古、新疆事務的機構。

【注3、注4、注5、注6】達賴喇嘛格言——引自尊者官方網站。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西藏之頁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本文網址:http://hk.aboluowang.com/2015/0520/5587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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