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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阔天空

作者: 唐夫   毛泽东的家人文革难逃酷刑 2016-09-02 23:05:51  [点击: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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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家人文革难逃酷刑 侄女遭火烤悲惨死去

炎黄春秋 | 3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文革期间,毛泽东的堂侄女毛远明、毛远春因成分问题被批斗致死。其中毛远明被人诬陷“冒充毛泽东亲属”而遭到折磨。梅树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李爱芝对毛远明拳打脚踢,并叫民兵脱光她的上衣,把两条光手臂用麻绳捆紧,“反弹琵琶”绑到颈脖,跪到高凳上接受批斗,其昏死倒地后,又把她吊到屋梁上,十几个打手用拳、脚、肘子推来撞去。毛远明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血肉模糊,大叫救命,但是当李爱芝要她承认是冒充毛主席亲属时仍然坚不改口,要她交出一百块银洋,则她实在没有。为了“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李爱芝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杉树刺、棉杆、火钳,烧起熊熊大火,把毛远明推到火上烤、烧,最后李爱芝从火堆中抽出火钳,捅进毛远明的阴部。批斗后缪正龙找毛远明谈话时,她的右手已经折断,头发已经烧光,遍身伤痕、血迹,一股浓血从阴道中淌出来,裤子里窝着团团大便。但缪正龙仍然逼她承认冒充毛主席亲属,要她交出一百块银洋,说她太顽固,11、12日晚上用“疲劳战”“车轮战”继续批斗,绑、跪、吊、打。手段极其残酷。最终毛远明、毛远春不堪折磨,纷纷自杀身亡。本文摘自2012年第3期《炎黄春秋》,作者陈学政,原题为《毛泽东堂侄女毛远明、毛远春之死》。


  1968年,经过文革初期的造反、夺权、武斗等剧烈动荡之后,全国除台湾、港、澳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区从上到下直至农村生产大队各级“革命委员会”均已成立(当时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紧接着一场“查成分、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清理阶级队伍”的“三查一清”(亦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又席卷神州大地。湖南省平江县向家人民公社梅树大队清查的重点目标落到了谭泰平、毛远明、黄玉堂、毛远春身上。

  毛远明,湘潭韶山人,其生父毛泽承与毛泽东是第五代堂兄弟,外祖母是毛泽东的堂姑母,所以她既是毛泽东的堂侄女,又是毛泽东的堂表侄女。毛远明5岁送人作童养媳,丈夫胡元普1934年病死,后流落到长沙,由妹妹毛远春介绍与谭泰平结婚。谭泰平,平江县人,从小种田、学织布,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1930年参加红军,所在队伍被打散后流落武汉、长沙等地帮人煮饭,1939年谭泰平携妻回到平江向家村。至1950年时,谭泰平一家三口人,有大小房屋九间,自耕田四十九亩四分五厘,耕牛一头,农具齐全,除本人是主要劳动力参加主要农活外,请过长工、月工、零工。谭1945年当过15天轮流伪保长,1949年湖南“反共团”组织开会“配民食”参加过一次会,土改时在划定谭泰平的成分的过程中,认为其有轻微剥削,经多次发动群众讨论、计算,认定解放前三年每年平均剥削收入比例大约为百分之十三点八,最终划为富裕中农。毛远春是毛远明的亲妹妹,自小出外谋生,到长沙作女工、当佣人,后与平江人黄玉堂在长沙结识,结为夫妇,1939年一同回到平江向家村。夫妇二人都会纺纱织布、染布,回到故乡后与人合伙开染坊、布庄,土改时拥有十亩九分一厘田地和半头耕牛,还当过染织厂经理(所谓染织厂只不过是十几个人的小作坊,黄玉堂实际上是主要劳动力和技术指导),剥削收入比例为百分之十八点三,被划为“小土地经营”,比“富裕中农”还要高,仅次于地主、富农。

  类似于谭、黄情况的家庭在历次运动中都属于“高危人群”,在那几十年的历史时期中,像他们这样情况的人,一般都是兢兢业业、胆战心惊,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遇事让三分,夹起尾巴做人。但是可能一方面由于严格按照政策他们确实不应该划为地主、富农,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与毛泽东的亲戚关系,所以自以为有所依恃,待人处事并非那么谨小慎微。虽然据《汨罗江上的冤魂》书中介绍,他(她)们是勤劳、善良的,但邻里之间总免不了这样那样的利益纠葛,若不能事事委曲求全,就有可能结仇结怨。1950年谭泰平担任梅树村村长,同村仇科富担任秋征评议员,仇把自家的产量评为三成,而秋征总评议员喻义和认为应该评九成,争议中仇说最多评五成,最后谭泰平拍板定为七成,比五成要多交500多斤稻谷的公粮,仇科富认为谭泰平“一个屋场的人不帮忙,十个指头往外弯”,从此怀恨在心。以后每次运动一来,仇科富就要提起谭、黄为漏划地主、富农之事,只是由于上面说的两个原因,他们每次都能有惊无险,侥幸过关。

  1968年9月7日向家公社召开“三查一清”运动动员大会,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缪正龙在公社、大队革委会正副主任60多人参加的大会上做完了“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祷告仪式,念了五条关于阶级斗争方面的毛主席语录后,神色庄重激昂地说:“同志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已经揪出来了,各级新生的红色政权已经建立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各类黑帮分子已经被我们赶进了牛棚和五七干校,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指示我们深入进行三查一清运动。我们要拿出当年反右和大跃进的劲头来,是人是鬼我们都要认真查一查,蒙上贫下中农画皮的要坚决揭下来,是石头,砍三刀,是草根,刨十锄!我们搞三查一清是给土改补火,主要是清查漏网的地富反坏,咱们向家公社是个革命老区,人口复杂,漏网的阶级敌人大有人在。三查一清运动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们决不能心慈手软,查到谁身上,就要让他脱一层皮,清到谁头上,就要让他换一身骨头。刘少奇怎么样?当了这么久的国家主席,到头来却是个叛徒、内奸、工贼,隐藏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向家公社有没有这样的定时炸弹?我看是有的。”当时缪正龙正在梅树大队蹲点,散会后他立即赶到蹲点之地,进行三查一清对象摸底,梅树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李爱芝等提出谭泰平、黄玉堂的问题,缪认为正好可以树立一个典型,把全公社的这场运动推向高潮,指示李抓紧成立专案组,收集证据、立案。

  证据主要来自仇科富、江浩明的揭发材料。仇与谭一向有矛盾。江浩明出身反革命、地主家庭,父亲江绍斌、大兄江慕湘土改被镇压,二兄江应国曾任国民党上海市民食调配委员会委员:逃往台湾,本人当过保长、乡干事,加入过国民党、反共团,解放后由于积极揭发父、兄罪恶,检举反共团首恶、组织成员有功,经过乡人民政府反复讨论安排教育工作,后终因家庭、历史问题被清退。当三查一清运动在向家公社梅树大队轰轰烈烈展开后,江浩明忧心忡忡地对儿女说:“山雨欲来风满楼,运动又来了。这次兆头很不好,是给土改补火。恐怕我江某人难过关了,石头都要砍三刀啊。我江浩明能挺得住这三刀吗?梅树大队除了我和毛家,还有谁能与这事沾得上边呢?”不过在缪正龙、李爱芝看来,江浩明属于死老虎,斗争他不容易显出成绩,而如果挖出谭泰平等“隐藏多年的阶级敌人”则可以“放一颗大卫星”,缪正龙可以升官,李爱芝可以由农村干部转为国家干部。江浩明则是为了转移斗争目标以求自保,所以经李爱芝动员,也积极加入了揭发谭、黄两家的行列。

  仇、江的揭发材料除了对前面那些众所周知的事情肆意夸大,并凭空捏造,加入大量不实之词,例如仇科富说:“谭泰平是自首变节分子,自首以后参加国民党,当过伪保长,管公堂。他从不劳动,屋里雇有长工、月工、零工,有土地、房屋出租,有六砣洋纱放账(高利贷),有一百元银洋的流动资金。没有划为富农,是因为谭的爱人(毛远明)与土改队政委刘高俊打皮袢,得到刘的包庇。黄玉堂解放前雇有长工、机匠,带徒弟,自己开花纱布庄、绸布庄,家里有田土出租,有四砣洋纱放账,还有半斤金子借给任十嫂。没有划地主也是多亏他姨姐的一身好肉。”江浩明也提供了大致相同的材料,只是江的材料混杂在大量自我交代和揭发其它人的材料之中,更加具有混淆视听的功效。

  仅仅凭仇、江二人的揭发材料还不足以定案,李爱芝为了取得“旁证”,指使专案组采用指名问供、威胁“不作证也要划为漏划地主”的方法逼迫多人作伪证,又用改变笔录、伪造手模的方法“取得”谭泰平自己的“口供”,终于坐实了他的“罪行”和百分之六十四的“剥削比例”。1968年11月7日,向家人民公社革委会召开全体委员、农代会主任等十三人会议,审批、通过了梅树大队革委会三查一请的材料和报告,决定“谭泰平家定为地主,本人定为地主分子,交群众斗争、监督劳动改造。”(当时平江县把补划成分的权力下放到公社)

  划成分——以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理由把某部分人打入“另册”,进行政治歧视和人身迫害并株连家属以至亲戚,这本来就有悖于现代社会平等、法治的原则,但如果歧视、迫害仅限于剥夺选举与被选举权、不准乱说乱动之类,许多人间惨剧尚不致发生。在诸多歧视迫害的手段之中,最恶劣、可怕的就是“交群众斗争(批斗)”。所谓“斗争(批斗)”就是让被批斗者面对大庭广众自认、自证往往是莫须有的罪名,同时施以人格的侮辱和肉体的摧残,即使是作为对货真价实的罪犯的一种惩罚方式,现在也已经被法律明文禁止,但在上个世纪的某些时期内,却几乎天天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上演,从国家主席、元帅、将军、各级官员、作家、艺术家,到数以千万计的最底层各种“分子”,无不身受其害,不堪精神凌辱和肉体痛苦而自杀者难以计数,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奇耻大辱。
  缪正龙、李爱芝对谭、黄两家的批斗极为残酷,本来经公社审批划为地主的只是谭泰平一人,但谭当时已七十六岁,体弱耳聋,缪、李认为不经打,斗争会声势造不起来,而其妻毛远明年轻十多岁,斗起来才有意思,因而把毛远明定为主要批斗对象,并让黄玉堂、毛远春陪斗。批斗会11月9至12日连开四个晚上,9日晚上主要是仇科富“揭发”,由于“揭发”过于背离事实,甚至说毛远明是冒充毛主席的亲属,毛远明进行了有力的申辩:“我是姓毛,是毛主席的侄女。我前头男人叫胡元普,是农民,不是伪军官。我在他家做童养媳,他是得伤寒病死的,根本不是我杀死的。我弟弟在长沙总工会工作,他有名有姓有地址,不信你们去调查。”缪正龙问:“你弟弟在长沙总工会搞什么?”毛远明说:“他在长沙总工会管几百人呢,难道总工会的负责人也会冒充毛主席的亲属吗?我的堂叔毛泽普现在韶山特区当书记,我的亲叔父毛泽癸、毛泽召都是革命烈士,你为什么不去问他们?”问得缪哑口无言。与会群众的同情心显然在毛远明一边,散会后回家的路上,仇科富被人故意绊倒,跌断了两颗门牙。

  10日晚上,为了“压倒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李爱芝首先对谭泰平拳打脚踢,把他打瘫在地,接着仇科富故伎重演受到毛远明严词批驳而陷入尴尬时,李爱芝又对毛远明拳打脚踢,并叫民兵脱光她的上衣,把两条光手臂用麻绳捆紧,“反弹琵琶”绑到颈脖,跪到高凳上接受批斗,其昏死倒地后,又把她吊到屋梁上,十几个打手(其中一个曾空手打断一头水牛的一只角)用拳、脚、肘子推来撞去。毛远明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血肉模糊,大叫救命,但是当李爱芝要她承认是冒充毛主席亲属时仍然坚不改口,要她交出一百块银洋,则她实在没有。为了“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李爱芝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杉树刺、棉杆、火钳,烧起熊熊大火,把毛远明推到火上烤、烧,最后李爱芝从火堆中抽出火钳,捅进毛远明的阴部。批斗后缪正龙找毛远明谈话时,她的右手已经折断,头发已经烧光,遍身伤痕、血迹,一股浓血从阴道中淌出来,裤子里窝着团团大便。但缪正龙仍然逼她承认冒充毛主席亲属,要她交出一百块银洋,说她太顽固,11、12日晚上用“疲劳战”“车轮战”继续批斗,绑、跪、吊、打。

  公民的财产、住宅受到宪法的明文保护,西方更有“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之说,除了强盗抢劫、野蛮民族入侵、纳粹之于犹太人,正规的军队即使在战争中也不能随便侵犯民宅。但在在上个世纪的历次运动中,经常抄家成风,成为堪与批斗“媲美”的另一道“风景”。在改划谭、黄成分尚未正式立案更未获得公社审批的1968年9月17日,缪正龙、李爱芝就以“第二次土改”“挖银洋、金子”为名对两家翻箱倒柜、挖地三尺、贴条封门,11月10、11、12日,晚上批斗,白天抄家,两家的房屋、家具、农具、餐具、口粮、布票全部被没收,谭家一百一十八件,黄家一百四十三件。两家人只得睡在牛栏、草堆里,用破缸煮饭,用树叶包着用树枝往口里扒。抄家财产均被李爱芝等作为“胜利果实”拍卖、瓜分(可见对于财物的贪心也是他们积极投入运动的重要动力),也有朴实、善良的村民买了盆、碗等转送给谭、黄两家人。由于连天的批斗、抄家,精神的凌辱、肉体的折磨和前途的无望使谭泰平、毛远明、黄玉堂、毛远春对人生完全绝望,11日晚批斗后,谭泰平出逃,想往长沙、韶山求救(因不识路、无盘缠在外流浪三个月后返回),李爱芝散布消息说谭泰平被山外民兵抓起来后跳塘淹死,14日凌晨黄玉堂、毛远春投水自杀,15日毛远明听到妹妹、妹婿自杀和丈夫淹死的消息后,亦于16日凌晨3时爬进仇科富门前的水塘自尽。

  黄玉堂、毛远春、毛远明死后,缪正龙、李爱芝宣布他们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象死了一条狗”,“要继续进行批判”。不但拒绝家属和群众提出的退还抄家没收的部分衣物、粮食办理丧事的要求,还剥去黄玉堂身上一件青直贡呢寿衣(抄家时被毛远春埋在破粪缸底下未抄走,黄玉堂投水前穿上),三具尸体在禾场上摆了五天,谭德明(毛远明养子),黄柏金(黄玉堂之子)四处磕头、哭告,激起村民的同情、义愤,经另一个大队干部童伯千向公社第一副主任曾大清要求,才决定退还一口棺材装殓毛远春,毛远明、黄玉堂用旧木板钉的木盒子作棺木。没有寿衣(毛远明皮破肉烂的尸体经水浸泡后胀破本已破烂的衣服,且近于裸体),黄柏金、谭德明与媳妇向光华脱下身上的衣、裤给父、母亲穿上入殓。

  从1969年起,谭德明、黄柏金、向光华四处告状、伸冤,要求给死者恢复名誉,退还没收财物,但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向各级法院、革委会、党委投寄的诉状都如石沉大海,其间缪正龙由公社副书记、副主任(三把手)升为书记、主任(一把手),直到1973年2月,还对找他落实政策的向光华说:“不给你落实,看你又怎么样?”毛远明、毛远春的堂弟毛远翥(岳阳石油站副主任)到平江县出差,从群众中了解到堂姐、姐夫受冤自杀的情况,写了一封长达三十多页的申诉状,寄给岳阳地委和长沙、韶山的亲属,但是丝毫没有反应。又写了“迫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三位无辜亲属致死的罪犯为何不予处理?”的大横幅和详细冤情的大字报贴到地区革委会的大门口,但是大字报很快被人撕了,毛远翥还受到地革委干部的批评,劝他“少管闲事”。

  经过与长沙、韶山的亲属反复商议,1973年元月,毛远翥写了一封“毛泽东主席(堂叔)亲收”的信用特种挂号寄给“北京中南海中共中央办公厅”, 毛远翥虽然没有收到毛泽东的回信,但听毛远明、毛远春的嫡亲叔父韶山特区书记毛泽普说,听省里同志讲,毛主席读完信很伤心,沉默了老半天才说“罗姑娘、春姑娘(二人小名)我是心中有数的,她们是清白的。”把信交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又把它转给了中央一个权力很大、负责人级别很高的部门,那个部门的首长批了“请湖南省委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几个字,将信转了下来。1973年6月,地、县委派出调查组,7月4日江浩明、仇科富、李爱芝三人被拘留(1974年元月3日转逮捕),繆正龙则于1974年3月27日拘留、4月8日逮捕。最终江浩明以“反革命阶级报复”罪名判处死刑,仇科富死缓,缪正龙、李爱芝各有期徒刑八年。

5



朱婷和屠呦呦都是违法分子

唐夫


朱婷回来了!而且是以荣宗耀祖的姿态回来的,据报道河南省委以降的各级干部莫不翘首祈望,纷纷光临车站等候和祝福。送钱的县委,送豪华住宅的大亨,无不以朱婷而感觉骄傲。

据说这次获奖奥运,把整个河南省乐透,还派出副省长亲自去朱婷家见她的父母,以表达关怀和慰问,“感谢你们培养了好姑娘,为祖国赢得荣誉,为河南人民挣了光。您老人家有什么要求呀?” 老实巴交的朱婷父亲听了这话,也不言谢,居然拿出一张陈年的单子来,对省长说:“能把这个单子给报了吗?这是计划生育罚款单,怀朱婷时差一点让你们弄死,到处躲到处藏,最后到处借卖了耕牛交了三万罚款了事。” 至于后来这为省长大人该怎么回应,那就费猜的了。

其实,这样隆重的欢迎队伍,缺少了一个让朱婷成才的主要单位--计生办,那是多么的忘恩负义和不尊重我党的文件精神啊。此时此刻,计生办的领导被冷落在办公室里是悄悄的哭泣呢,或是默默无声的居功不骄?一个违法超生的孩子,还不是在计生办执行政策的时候一时马虎大意,或者说斗不过朱婷父母的智商,被他们蒙混过关,或者手下留情,该宰的没有宰成,该杀的没有杀掉,才让朱婷”问世“,才让中国女排再次凤凰涅磐。如果我们当初发现漏网,只罚款三万,并同意把耕牛卖了补罚款,如果我们罚她妈的三十万,或者把房屋扒掉,让他们成为打击样板,作为震慑了全村全县全省的孕妇不敢再生的”标兵“,朱婷一家还有今天吗?说来说去,计生办的劳苦功高,自不待言。这些年来,计生办已经干掉了不下四亿人口,生拉活扯出来了多少个朱婷都死得静悄悄的。有女排的风光,习近平的接见,有各级领导干部的喜悦和自豪,说来说去,非计生办立下的头等大功不得,怎么就这样给埋没了呢?此时此刻,作为计生办的领导和成员是怎样的心情,暂且按下不表。

从这次奥运的画面上,全世界都看到朱婷披上党旗(非法国旗)尽显自豪和荣耀,这么年轻的后起之秀,这个农村的孩子,是怎么成长起来的。生命的常态就像一粒优秀的种子,得具有先天基因,鬼使神差的机会,才出现奇迹。而我炎黄子孙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从古至今从来不乏天才产生,更不乏遭受风吹雨打的践踏使之夭折。如果当初朱婷的父母意志不坚决,家里没有耕牛或者舍不得卖掉买来朱婷的生命,那不就像千千万万在娘肚子里被宰杀掉的胎儿一样化为浓血;反之,那些被宰杀掉的血浓于水中,又有多少具有朱婷一样天赋能力的孩子?他们没有朱婷的运气,没能见到天空就化为尘土。这样的罪孽,仅仅是那些考罚款得利的计生办可以承担的吗?一个执政党堕落和败坏,甚至残忍短视到以杀胎儿为出路的国术,是悲,是喜?自不待言。难道这不是赤裸裸的反人类罪?

中国女排这次赢了,据说原因是郎平因潘志琛之鼎力劝说回归执导,并把党权万能置于排泄地位,这才一炮走红,洗掉了叛国和汉奸的污迹。相比之下,后起之秀的球队主力朱婷姑娘,一下也成明星,更为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她辞去国内千万聘请,而选择受凭于出价低得多的土耳其球队。这样功成名就之后不爱国爱党,为什么呢?当然,今天的她不再害怕计生办会把她办了,但她将来的下一代能不能活,也不是她能决定的事,不走行吗?也许她没有我想的那么”邪恶“,但从她生长以来,不能没有耳闻目睹的计生办暴行在乡间传说吧。所以,朱婷是不是在为自己寻找出路,在不杀胎儿的国家,人活得不是更有尊严?

记得有一次,我回国去乘坐由重庆去北京的列车,车厢里有两位去北漂打工的川妹子,叽叽喳喳的爱说爱笑,聪明伶俐,美而善谈,特别灵气的模样,观年龄不过二十岁上下。农村的孩子总是坦诚得可爱,无聊之极的旅途中,不能就看窗外物换星移,我们就在车厢里聊起。其中一个说到她还有姐姐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的,这下让我顿生好奇,众所周知,农村的计划生育,风声鹤唳,只要知道谁家有孕妇就要登门破腹宰杀,强迫打胎,岂有超生之权。她倒是津津乐道的述说,她生下来的惊奇拍案。

“是呀,我有运气嘛,那天我才生下来,村里人急急跑来告诉外婆,说来了计生办的人哟,快逃命啊。外婆一听,慌慌张张,赶紧把我装进一个背篓,再盖上茅草,连滚带爬一样摸黑跑了十几里路,才到我嬢嬢家躲起来,一直不敢回家。所以嘛,我才没有被找到”。

我看她还说得喜笑颜开的,像描述西游记里那些专吃孩儿的妖魔般的有趣。我想,要是她的外婆跑慢了点,或者半路给抓住,或者被发现了,她会是什么样的下场?当然,她那阵子倒是没有感受可言,这和成吉思汗的元军,以后后来的清代的满达子逐鹿中原时候用枪挑起孩子取乐,把妇女破腹有什么区别?一下,我的心凉了半截。

“要是那晚没有外婆,怎么办?” 我问。
“当然没有了我哟!” 她还是那么笑嘻嘻的,像讲别人的故事。
“那他们(指计生办的人)会怎么弄死小孩呢?” 我再询问。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村里听大人说过,都是活活的打针就死了嘛。”

她说得倒轻巧。旁边另一个姑娘接话:”那还不容易,小娃儿咯,丢在桶里放点水淹死就了事。“ 听她们天真无邪的叽叽喳喳,引来我的沉思是那个夜晚,她那惊恐万状的外婆.......。

就现在朱婷的容光焕发,一下成为亮丽的丰碑,让我突然想到那次火车上的镜头,为朱婷庆幸,她尽管没有那样的外婆,但有坚强的父母,知道尊重生命。在巨大威胁下,需要何等的勇气才能将她生下啊。那是对抗计划生育这个令人深恶痛绝的万年大计,也是赤裸裸的反党行为。要知道杀婴是一个政府几十年来的一贯行为,比鬼子进村不知道恐怖多少倍的追杀孕妇,是惨绝人寰。这些年来,中华民族被杀掉了多少像朱婷一样有可能成才的孩子?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认错和承担责任。

而朱婷得以幸存,像一只精灵的松鼠,活得反而为黄鼠狼争了光。不知道当年的计生办没能如愿以偿,是工作的失误,还是为了抢一笔卖牛钱?人类在原始社会养不活自己的孩子,自愿杀掉,那是个别现象,而现在已经走向文明进步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还出现一个强制性杀害婴儿一贯的,比南京大屠杀更凶残多少倍的行为,才三十万吗?永远没有办法算请的命案。一个挥金如土的政府,小贪上亿,大贪千亿的要员,确以养不活这么多中国人了,想出一个斩草除根的办法,扼杀胎儿当为国策。与此同时,又耗费无数千亿去穷兵黩武,去援助他国,世界上还有如此荒唐的国家和政府以及个人吗?一个朱婷的生涯篇章,凸显出多少匪夷所思的暴行来,有良心的人士想想,这就是伟光正的行为,还不痛定思痛吗?

我希望有一天,中国也像当年为杀害犹太人的纪念碑一样,为那些不能见到青天白云的,也有可能成为朱婷的孩子们修葺一座墓碑,像当年的德国总理去犹太人的墓地下跪。那才是一个没有绝灭人性的政府,一个回到人性的,成为一个不再有反人类的行为,有希望的国家。

无独有偶,与朱婷相映成趣的中国的药物学家屠呦呦,获得诺奖是因她的发明救治了那些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里的数百万生命,这又使中国政府突然脸皮生光,比白求恩还白似的自豪。一个六十多年统治的大国,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个货真价实的诺贝尔获奖人,而屠呦呦的研究发明还是被美国科学院士米勒先生发现和推荐才成为获奖人。与此同时,我们这个貌似庞大的政府,除了在宰杀胎儿方面津津乐道和全神贯注而外,对真正治病救人的学者,又是怎样的马虎了事。这种变相和计划生育作对的行为,是不尊重党的方针政策,应该受到批判,我党一直不给与他的院士头衔是中国科学院在政治挂帅上取得的一项共识,是遵照党的意图来对待,绝对的照章办事。

因为我们这些年来设置机构,专干屠杀婴儿和追剿孕妇取缔肚皮活儿的逑事,前前后后消灭了四亿中国人口,如此成绩,可比三大战役来得省事。这就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一贯宣扬,并固守不变的百年大计,万年大计,他们认为只有对人口的不断消灭,才合符党在”解放“以来的方针政策和一贯措施,简单而言,解放就是屠杀,或者干脆把喉咙也去掉,方便的时候和肾脏也活摘。但反其道而行之的屠呦呦这个三无学者的是非难定的来逆潮流而行,在本国长期大量屠宰下一代的时候,还去研究出来的药物救活了另族另类的病人几百万,这不是在发傻吗?!

对此,屠呦呦去领奖是对我党和国家的极大讽刺,作为领导人习近平不能见风转舵,把党性服从于海外资本主义思潮的囊括之下,失去了原则。

对此,我们海外华人,看到屠呦呦去领奖是万分难受,她的成效是救活了非洲和东南亚老外,而我们仍然在一边掀起一个又一个的运动来屠宰婴儿,就此而言,屠呦呦是不是叛国罪行为呢?

为此,只要我们不是脑残,思考一些屠呦呦和朱婷这两位一老一少的巾帼俊秀,一个是为挽救生命的获得全球认可,一个是逃避屠杀而获得世界的荣誉,与此同时,这两人所在的国度是一个残杀生命为”持之以恒“的治国方略。她们的所作所为,和中国的计生办行为发生剧烈冲突。

这么这样的国家会出现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会出现这样的逆向的人来,并为这样的国家争光了呢?

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男女比例失调的社会问题,第四次单身高潮已经来临,将来的中国,在一系列将人视为多余而宅杀之后的国策,即将出现的隐患,恐怕不是朱婷和屠呦呦的荣誉能挽回的面子了。那将是一场举国的大灾难。人人都可以受害。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朱婷和屠呦呦都是中国政府政策的捣乱份子,逆向而来的成绩。岂不发人深省?!



下面一点参考资料:

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15/12/04/1614302.html
最后编辑时间: 2016-09-04 08: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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