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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草蝦   [转载]军机一入深如海——乾隆时期军机大臣列表与简略研究 2011-07-07 03:19:02  [点击:3370]
[转载]军机一入深如海——乾隆时期军机大臣列表与简略研究

作者:楚楚
本文转自天涯论坛,感谢作者收集的资料

军机处,初名“军机房”,改称“办理军机处”,本为雍正七年为办理西北军务而设立的临时性秘书机构。按当时清朝已经继承明制,设立内阁,为何还要增设军机处?原因大抵有二:其一,内阁办事场所在太和门外,处理重大军务时恐怕有所泄密,所以在内廷的隆宗门内增设军机处,以保万无一失;其二,内阁为朝廷正式办事机构,顺治年间即以设立,大学士官阶升为二品,极为尊贵,不易为皇帝驱使。雍正登基本来就存有疑问,周围政敌如云,为了防止政敌控制内阁与自己为敌,有必要增设一个完全为皇帝控制的临时性秘书机构。这就是军机处的缘起。
  
  雍正年间,军机处尚主要办理西北军务,其正式成员加衔“密办军需事宜”,后来改为“办理军机事务”,一般不超过三人。雍正十三年,乾隆即位,以军机处为“前朝败政”,予以撤销;但同时设立由宗室亲王为主的“总理事务处”,其实仍然是换汤不换药的军机处。乾隆二年,乾隆皇帝服丧完毕,又重新设立军机处,名称省去“办理”二字,从此成为清帝国核心政务机构。
  
  乾隆皇帝力图乾纲独断,对军机处职能多有强化、正规化。军机大臣正式加衔为“军机上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即所谓大军机;又设立军机章京,负责处理文书、起草文案及陪同军机大臣办理重要事务,即所谓小军机。大小军机都是临时官员,没有品级,任命不经过吏部和内阁,也不参与吏部的京察考核。军机处的一切制度、人事,全凭皇帝一句话,实现了君主的高度集权。明朝及清初任命内阁辅臣,需要经过吏部推荐或九卿廷推,多少有一点民主精神;乾隆以后任命军机大臣,只需要一道“某某着即日起在军机上行走”即可,外廷毫无干预的余地。
  
  按军机处职能较不确定,有时可以参与重大军政决策,有时却只能充当文秘班子,完全凭皇帝的心情和能力。当皇帝精力充沛、经验丰富时,军机处只能起到草拟诏书的作用,“不能稍有赞画其间”。但是,如果就此认为军机处不过是一个高级咨询机构,那就大错特错了。军机处的另一重要职能是上传下达,一方面为臣僚传递秘密奏折,另一方面为皇帝下发“廷寄上谕”,这两种文书都对外保密,除了皇帝、军机处和当事人之外,绝无外人知晓。通过奏折和廷寄制度,乾隆皇帝彻底架空了内阁,也基本断绝了六部九卿干预重大决策的道路。此后直到清末撤销军机处,该处一直扮演着皇帝的耳目喉舌的作用,甚至超越了其决策作用。
  
  下面我们来对乾隆皇帝统治时期的军机大臣情况作一下简要的分析,以对这一机构和乾隆时期的政治环境获得初步认识。


一、乾隆早期(乾隆二年十一月至乾隆十年四月)
  
  乾隆二年十一月,恢复办理军机处,总理事务处不再存在。此时的五位军机大臣是:
  
  鄂尔泰(领班大臣),本官为少保、保和殿大学士,爵位为一等子,不久晋三等伯。
  张廷玉,本官为少保、三等子、保和殿大学士,爵位为三等子,不久晋三等伯。
  讷亲,本官为兵部尚书,爵位为一等果毅公。
  海望,本官为户部尚书。
  纳延泰,本官为刑部左侍郎。
  班第,本官为理籓院左侍郎。
  
  乾隆朝最初的六位军机大臣,三人为满洲(鄂尔泰、讷亲、海望),二人为蒙古(纳延泰、班第),一人为汉人(张廷玉)。一方面,军机大臣的人数比雍正时期大有增加:雍正年间军机处一般只有三人,最多不超过四人,而乾隆一上来就有六人,显然有加强军机处权力的构想。另一方面,乾隆任命的满人、蒙古人占据绝对优势,只有三朝老臣张廷玉一个人是汉人,与雍正喜欢任命汉人形成了鲜明对比。雍正年间,汉人在军机处总体看来不落下风,有时候竟能占据绝对多数,例如雍正七年最初任命怡亲王允祥、张廷玉、蒋廷锡为军机大臣,后两人都是汉人;允祥病逝之后,满洲人马尔赛补入,汉人仍占多数。蒋廷锡病逝之后,满人、蒙古人才开始占据多数,终于在乾隆初期形成了满人、蒙古人绝对多数的格局。
  
  乾隆三年,任命徐本为军机大臣(本官为东阁大学士),位次在前六人之后,军机处又多了一个汉人。但是到了四年,徐本的位次被提到了第三位,仅仅位居领班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之后。此时军机处虽然只有两个汉人,但汉人的地位都很高——张廷玉是太保、大学士、三等伯,徐本是太子太保、大学士,高于除了鄂尔泰之外的所有同僚。从这个角度来看,乾隆初期汉臣在决策层的地位不算太低。此年七月,班第出京担任湖广总督,军机处的蒙古人只剩下纳延泰一个。
  
  此后四年,军机处人员变化极少,基本上还是以上几个人唱戏。湖广总督班第于乾隆六年正月重新任军机大臣,三月改任兵部尚书,仍在军机处行走。此后的排名一直是鄂尔泰、张廷玉、徐本、讷亲、海望、班第、纳延泰,几乎雷打不动。直到乾隆九年六月,徐本告老致仕;乾隆十年四月,军机处领班大臣鄂尔泰病逝,军机处班子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乾隆即位时的总理事务处开始,鄂尔泰、张廷玉、讷亲等人组成的执政班子累计辅佐乾隆接近十年,中途非常平稳,没有一人因为获罪或倾轧而失势,连军机大臣排名都前后基本一致,在君主专制时代也算难能可贵了。

二、转变时期(乾隆十年四月至十六年九月)
  
  鄂尔泰病逝,徐本致仕,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不仅是递补军机大臣,还有选择新的领班大臣。按照资历和能力,张廷玉本来是当之无愧的新领班,他在雍正时期就曾经担任军机处首席,乾隆初年担任“总理事务”,位居总理事务处第一名,是实至名归的首相。鄂尔泰、讷亲等人的资历都不如张廷玉。但是,乾隆皇帝与雍正皇帝不同,虽然并不排斥汉人,在骨子里却不愿予以信用,所以乾隆时期的一条规矩就是“汉人不得充当军机处领班”——张廷玉显然是没戏的。
  
  鄂尔泰逝世之后一个月,乾隆迅速任命讷亲为保和殿大学士,在官职上与张廷玉平等了。此后,讷亲的排名就高于张廷玉,成为新一任领班。乾隆还在当年晚些时候,补充了四位军机大臣,到当年年底形成了如下的格局:
  
  张廷玉,本官太保、保和殿大学士。
  讷亲,本官保和殿大学士。
  海望,太子少保、户部尚书(当年十二月被免职)。
  班第,兵部尚书。
  纳延泰,理籓院尚书。
  傅恒,户部右侍郎(六月任命)。
  汪由敦,刑部尚书(十月任命)。
  高斌,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十二月任命)。
  蒋溥,吏部右侍郎(十二月任命)。
  
  乾隆十一年重新调整后的军机大臣排名为:讷亲、张廷玉、高斌、班第、汪由敦、纳延泰、傅恒、蒋溥。这个排名基本上与各人的本官是对应的:讷亲、张廷玉为大学士,排名最前;高斌为协办大学士,排名第三;班第、汪由敦、纳延泰为尚书,排名较后;傅恒、蒋溥为侍郎,排名最后。军机大臣中没有本官低于侍郎的,也没有从大学士、六部之外的岗位提拔上来的,这说明乾隆前期仍然很看重内阁和六部的作用,虽然军机处侵占了大量决策权力,但人员还是来自内阁和六部。像后来的军机章京直接升任军机大臣,或者没有当过大学士、六部九卿的外省官员直接入值军机处,在乾隆前期几乎不可能看到。
  
  在乾隆十年调整后的军机处班子里,三人为满洲(讷亲、高斌、傅恒),两人为蒙古(班第、纳延泰),三人为汉人(张廷玉、汪由敦、蒋溥)。其中高斌的身份比较特殊,名义上是满洲镶黄旗人,实际上是内务府旗下的汉姓包衣,由于其女儿被选入宫廷为慧贤皇贵妃,全家被抬入旗籍。由内务府包衣转为满洲人的例子,在乾隆时期一直不少。蒙古人在军机处的代表仍然是雷打不动的班第、纳延泰,这两人在军机处处理政务接近十年,本官只是由侍郎升为尚书,既没有进入大学士行列,也没有混到任何加衔,有点被边缘化的倾向。
  
  一等果毅公讷亲早在乾隆即位之前就深受信任,又是清初功臣遏必隆之后,年富力强,本来是大有可为的。可惜好景不长,到了乾隆十三年四月,乾隆任命讷亲往金川经略军务,打算一举荡平大小金川;没想到讷亲贪生怕死、屡出昏招,九月被革职,随即被赐死于军前。这位在乾隆初期最受信赖、官运亨通的军机处领班大臣,就这样成为了金川之役的一个游魂。当年四月,军机处排名最后(学名为“挑帘子军机”)的蒋溥被要求“专办部务”,不再在军机上行走,军机处一下子又少了两个人。
  
  讷亲、蒋溥先后出局之后,乾隆皇帝又任命了以下三位军机大臣:
  
  陈大受,本官为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不久升任协办大学士(四月任命)。
  舒赫德,本官为户部侍郎、汉军都统,不久迁兵部尚书,再转户部尚书(九月任命)。
  来保,本官为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九月任命)。
  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尹继善也曾经在当年十一月被任命为军机大臣,但很快就出任陕甘总督,在军机处只是昙花一现。
  
  讷亲死后,按照惯例张廷玉仍然不能升任领班,新任领班是此前排名很低的傅恒。早在乾隆十三年四月讷亲出征金川时,为了使傅恒代理军机处领办,乾隆皇帝就将傅恒升任为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九月,在赐死讷亲的同时,命令傅恒经略金川军务;十月升任保和殿大学士,十二月晋升太保。短短一年之内,傅恒由工部尚书一直攀升到人臣的最高位——大学士、三公,可谓是坐火箭上来的。乾隆十四年正月,由于与金川议和有功(实际上不过是保全面子而已),傅恒被升为一等忠勇公,封赏之厚令人乍舌。要知道,三朝老臣、中外归心的张廷玉,一辈子也不过是三等伯,而傅恒依靠外戚身份和乾隆的偏爱,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一等公,俨然是讷亲之后的又一个政治明星。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已然失宠的张廷玉致仕,虽然此后他仍然参与政务,但政治生涯基本走到了终点。在这一年中,陈大受、舒赫德两个凳子都没捂热的军机大臣先后出局,军机处再次呈现出复杂的局势,直到乾隆十五年初,军机处又出现了如下的名单:
  
  傅恒(领班大臣),本官为太保、保和殿大学士,爵位为一等忠勇公。
  来保,本官为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
  汪由敦,本官为刑部尚书,后降兵部侍郎。
  纳延泰,本官为理藩院尚书。
  刘纶,本官为工部右侍郎(正月任命)。
  兆惠,本官为刑部侍郎,后转户部侍郎(四月任命,十一月出京办理西藏事务)。
  舒赫德,本官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十一月任命)。
  
  老牌军机大臣班第于乾隆十三年出京办理金川军务,从此离开了军机处;陈大受两次进入军机处,都没呆几天就出京担任其他职务,没有留下什么记号;尹继善前后呆了几天就出京担任其他职务。在其他人员中,四人为满洲(傅恒、来保、兆惠、舒赫德),一人为蒙古(纳延泰),二人为汉人(汪由敦、刘纶)。满洲人在人数和排名上都占据绝对优势,排名最高的傅恒、来保都是满人。在汉人中,自从张廷玉致仕,就没有了主心骨。汪由敦、刘纶的本官仅仅是侍郎,地位很低,显然不可能与傅恒等人相提并论。
  
  到了乾隆十六年,满洲人的绝对优势更加显著:在当年八月兆惠出京,九月刘纶丁忧之后,军机大臣的排名为:傅恒、来保、舒赫德、纳延泰、汪由敦,人数降低到了五人,是乾隆以来的最低点;蒙古人和汉人各只有一个,而且排名最低。至此,乾隆前中期傅恒掌权的局面正式建立,傅恒和初期的鄂尔泰一样,成为了乾隆皇帝最信任、权力最大的满洲军机领班大臣,被乾隆赞誉为“第一宣力大臣”。


补充一下:高斌于乾隆十三年七月出任江南河道总督,不再在军机处行走,以上漏记,特此改正。



三、重新稳定时期(乾隆十六年九月至二十八年正月)
  
  乾隆十七年九月,老资格的蒙古人班第重新以汉军都统官职在军机处行走。十一月,乾隆时期的有一位著名汉臣——刘统勋以刑部尚书官职在军机处行走,军机处终于又迎来了一位重量级的汉人。
  
  此后三年,军机处的局面有点混乱:班第没过多久就重新出京署理两广总督,舒赫德办理新疆军务失职被革职,刘纶丁忧结束重新加入军机处,刘统勋出京协办西安总督事被革职,出身爱新觉罗远支的雅尔哈善短暂入值军机处,不久和刘纶一道被请出了军机处。乾隆初年的六七个军机大臣长期执政的局面不复存在,只有排名靠前的傅恒、来保、汪由敦三人地位比较稳固。
  
  直到乾隆二十一年,经过多次调整和“试错”(多位军机大臣只到任几个月就被罢免,显然不称乾隆的心意),军机处再次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局面,主要成员名单如下:
  
  傅恒(领班大臣),太保、保和殿大学士、一等忠勇公。
  来保,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
  汪由敦,工部尚书。
  裘曰修,吏部左侍郎(四月任命)。
  刘统勋,太子太傅、刑部尚书(六月入值,十一月重新入值)。
  梦麟,工部右侍郎(八月学习行走)。
  
  乾隆二十二年调整后的排名为:傅恒、来保、刘统勋、汪由敦、裘曰修、梦麟,其中两人为满洲(傅恒、来保),一人为蒙古(梦麟),三人为汉人(刘统勋、汪由敦、裘曰修)。乾隆初年唯一幸存至今的军机大臣纳延泰于乾隆二十一年办理新疆军务,离开了军机处,年轻的梦麟成为了蒙古人在军机处的代表。汉人的地位比前几年明显提高,除了人数增加,更重要的是拥有了一位主心骨——刘统勋。刘统勋的儿子刘墉比他更著名,父子两代都是乾隆朝的重臣。虽然比不上当年张廷玉的资历,但刘统勋的能力足以在军机处排名前列。
  
  以上六个人组成的班子,有的擅长政务,有的擅长军务,有的擅长文辞,可谓面面俱到,本来可以成为乾隆中期的稳定执政班子。可惜好景不长,虽然乾隆皇帝没有调整班子成员,老天却不允许它稳定存在下去。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升任吏部尚书的汪由敦去世;八月,排名最后的梦麟去世。其中梦麟去世时只有三十一岁,令人颇为惋惜。十二月,裘曰修被罢免,乾隆二十一年形成的军机处班子少了一半。无奈之下,乾隆皇帝重新任命刘纶以户部右侍郎在军机处行走。至此,军机处人数降低到了乾隆以来的最低点——四人,包括两位满洲人和两位汉人。
  
  傅恒、来保、刘统勋、刘纶四人掌管军机处的局面持续到乾隆二十五年。或许是感到四位军机大臣难以处理繁重的日常政务,乾隆皇帝于二十五年又任命了四位军机大臣,其中不乏曾经在军机处短暂入值者:
  
  富德,内大臣、领侍卫都统、一等成勇靖远侯,不久授理藩院尚书(二月任命)。
  兆惠,户部尚书、一等武毅谋勇公(二月任命)。
  阿里衮,兵部尚书、一等果毅公、入直(七月任命)。
  于敏中,户部右侍郎,不久转左侍郎(八月任命)。
  
  新任命的四人,除了于敏中资历稍浅,其余三人都是军功赫赫的满洲勋贵,其中兆惠、阿里衮都曾经入值军机处。当时清朝平定回部的战争刚刚告一段落,准部、回部留下的大片土地需要安定治理,西藏等地的局势还不太平,让许多军功勋贵参与军机处,是有现实考虑的。即使是傅恒、来保和刘统勋,也有一定的军功背景。真正没有任何军务历练的,只有刘纶和于敏中。
  
  乾隆二十六年调整后的军机大臣排名为:傅恒、来保、刘统勋、兆惠、阿里衮、刘纶、富德、于敏中。军机大臣排名仍然以内阁大学士为贵,傅恒、来保、刘统勋都是大学士,兆惠是协办大学士。兆惠、阿里衮、富德虽然贵为公爵、侯爵,却无法凌驾于毫无爵位的来保、刘统勋之上,关键就在于后两人是大学士。在这个名单里,五人是满洲人(傅恒、来保、兆惠、阿里衮、富德),三人是汉人(刘统勋、刘纶、于敏中)。蒙古人第一次丧失了地位。其中,刘统勋多次出京办理具体事务,主要涉及勘狱、河工等事,是真正的第一能臣。
  
  以上名单持续到乾隆二十七年,富德革职削爵,满洲军功勋贵少了一员大将。其他人员稳定不变,唯一增加的是一位满洲大臣——在乾隆后期长期担任军机处领班的阿桂。此时他还仅仅是初出茅庐而已。


四、调整时期(乾隆二十八年正月至)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阿桂以工部尚书首次入值军机处,揭开了乾隆中期的新一页。二十九年三月,长期排名第二的军机大臣来保去世;六月,阿里衮重新入值军机处;十一月,战功卓著的兆惠去世。三十年正月,倒霉的刘纶丁忧回乡,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因为丁忧而丧失军机大臣职务;闰二月,阿桂出京到新疆办理军务,不再担任军机大臣。当年九月,曾经短暂担任军机大臣的尹继善再次以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入直军机处。至此,军机处形成了如下的格局:
  
  傅恒(领班大臣),太保、保和殿大学士、一等忠勇公。
  尹继善,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
  刘统勋,太子太傅、东阁大学士。
  阿里衮,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
  于敏中,户部尚书。
  
  此时军机处只有五人,但平均官职是乾隆以来最高的,四人都有加衔,三人是大学士,两人是尚书。即使排名最低的于敏中,也于乾隆三十年正月升为户部尚书。乾隆初期的军机处遍布侍郎、都统的局面,至此不复存在。其中,傅恒、尹继善、阿里衮为满洲人(注意,虽然尹继善的名字很像汉人,却是不折不扣的满洲出身,只是改姓为尹而已),刘统勋、于敏中为汉人。这一排名持续到乾隆三十二年刘纶丁忧结束,重新出任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排名在于敏中之前。军机处的阵容变成了三满三汉,而且都是一时名臣,可以算是乾隆中期的最强阵容了。
  
  名臣阿桂在军机处只露了一下脸,另一位名臣福隆安又接踵而至。作为傅恒的公子、当朝额驸,福隆安在历史上的名声不如福康安,但担任高官明显早于其他兄弟。乾隆三十三年二月,福隆安以兵部尚书在军机处学习行走,转工部尚书,位次在于敏中之后。十一月,满洲人索琳以署户部右侍郎在军机处行走。这位索琳是有史以来担任军机大臣的本官最低点人——署户部右侍郎,连正式侍郎都不是,次年才正式补授侍郎。这下算是开了日后级别较低的官员,以及六部九卿之外的官员进入军机处的先例。
  
  乾隆三十四年二月,“第一宣力大臣”傅恒到云南、缅甸办理军务,军机处领班大臣暂时由尹继善代理。谁都没有想到,这下居然结束了傅恒长期担任军机处领班大臣的时代——次年七月,傅恒由于在缅甸染病,还京后不久就病卒,时年约五十岁。尹继善终于成为正式的军机处领班大臣。
  
  从乾隆十三年四月代替讷亲担任军机处领班,到三十四年七月去世,傅恒掌握枢机大权超过二十一年,初次就任领班大臣时才不到三十岁!不过傅恒就任领班之后,很少外出办差,在乾隆中期的战争和内政中没有多少实际功勋。最后一次出征缅甸,竟然成为了生离死别。综观乾隆前期,鄂尔泰、讷亲和傅恒三位军机处领班大臣实在是内政外交的得力助手,堪比古之名臣;张廷玉、刘统勋、尹继善等辅臣也极有能力,善于处理大政方针。到了乾隆后期,这种局面就不复存在了。


五、后傅恒时代(乾隆三十四年七月至四十一年正月)
  
  乾隆三十五年七月傅恒去世之后,其子福隆安守孝,军机处少了两位大臣。于是,温福、丰升额两名满洲人入值军机处。索琳于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出京办事,此后免职。军机处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动荡时代。
  
  傅恒去世,无论按照资历还是能力,尹继善都应该是当之无愧的领班。可惜尹继善满打满算只当了两年又两个月的领班,就于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去世,此时离傅恒去世只有不到一年。两位满洲名臣先后去世,内阁最有资历和能力的只剩下刘统勋。这次,乾隆会不会坚持“汉人不得担任军机处领班”的惯例呢?
  
  出人意料的是,乾隆皇帝居然让刘统勋继任军机处领班大臣,这是继张廷玉之后的又一个汉人领班。不久,温福出京担任其他职务,军机处进入了汉人势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时代。乾隆三十六年的军机处名单如下:
  
  刘统勋(领班大臣),太子太傅,东阁大学士。
  刘纶,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
  于敏中,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
  福隆安,工部尚书,一等忠勇公。
  丰升额,署兵部尚书,一等果毅公。
  庆桂,理藩院侍郎(九月学习行走)。
  
  这个名单还是三满三汉,但位居前列的三位都是汉人,三个满人则都没有加衔,也不是大学士。傅恒时期名列最后的于敏中,此时也成为了第三名,而三个满洲人都是小字辈。其中,福隆安是傅恒之子,丰升额是兆惠之子,庆桂是尹继善之子,都是勋贵大臣之后,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逐渐升上来的。事实上,在傅恒、尹继善先后死去,阿桂等新人尚未成长起来的时代,满洲大臣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福隆安这样的没有大功的年轻人显然不可能像当年的讷亲、傅恒一样接任军机处领班。为了让满洲新一代大臣得到锻炼,乾隆还曾经让福康安短暂入值军机处,但很快就改派外任。乾隆让刘统勋等汉人全面掌握军机处,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
  
  作为多年老臣,刘统勋担任军机处领班也无可厚非。可是仅仅两年之后,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刘统勋又去世了!在短短三年多之内,三大名臣傅恒、尹继善、刘统勋先后病逝,乾隆朝已经到了人才极度缺乏的地步。当年六月,排名第二的汉人军机大臣刘纶也病逝了,军机处只剩下四个人。仅仅六年前还名列最后的汉人于敏中,此时居然成了资格最老的军机大臣。
  
  无可奈何之下,乾隆再次打破惯例,任命汉人于敏中为军机处领班大臣。为了补充人才匮乏的军机处,乾隆重新起用了舒赫德,此人上次入值军机处还是十几年前的事情。到了乾隆三十九年,调整后的军机大臣名单如下:
  
  于敏中(领班大臣),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
  舒赫德,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
  福隆安,太子太保,工部尚书。
  阿思哈,左都御史。
  袁守侗,刑部左侍郎,转吏部右侍郎。
  梁国治,以湖南巡抚内召,署礼部左侍郎。
  
  这份名单中有三个满洲人、三个汉人,似乎十分正常,但其中耐人寻味之处很多。首先,于敏中刚开始担任领班时,只是协办大学士,而排名第二的舒赫德倒是武英殿大学士,按照惯例应该由舒赫德担任领班;直到三十八年才任命于敏中为文华殿大学士。其次,阿思哈以左都御史在军机处行走,梁国治以湖南巡抚内召,都创下了军机大臣出身六部九卿之外的先例。此前的军机大臣和内阁、六部多少都有点瓜葛,阿思哈、梁国治则彻底打破了惯例。
  
  于敏中、舒赫德等人重新当道,是乾隆中后期的无奈之举,其实这两人都不算乾隆真正信赖的大臣。这样一个资历较前、实践经验较弱的团队,一直持续到乾隆四十一年。中途于敏中因为牵扯到买地案件,差点被革职拿问,乾隆予以从宽处理,留任军机处领班大臣。四十一年正月,于敏中被赐予一等车骑都尉的世职。此时,于敏中、舒赫德都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尾声,军机处不可能由这些衰迈老人一直掌握辖去。于是,在乾隆四十一年,乾隆皇帝终于做出了两个重要任命:和珅、阿桂进入军机处行走。这两大名臣贯穿了乾隆朝的后期。


六、阿桂与和珅的崛起(乾隆四十一年正月至)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阿思哈出京,离开了军机处;三月,和珅首次入值军机处;四月,早已位高权重的阿桂再次入值军机处,连带把丰升额、福康安这两位勋贵子弟也带进了军机处,满洲大臣的势力再度扩张。不过好景不长,四十二年六月,排名最高的满洲军机大臣舒赫德去世,福康安出京担任其他官职,此时的军机处名单如下:
  
  于敏中(领班大臣),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车骑都尉。
  阿桂,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一等诚谋英勇公。
  福隆安,太子太保,兵部尚书。
  袁守侗,刑部尚书。
  梁国治,户部尚书。
  和珅,户部左侍郎,兼步军统领。
  
  虽然阿桂这个军功卓著、资历较老的满洲大臣重新加入军机处,于敏中却仍然是领班,可见其不倒翁的功力。除了于敏中、阿桂之外,军机处另外四位的资历都不高,袁守侗、梁国治、和珅三人既不是大学士,也没有加衔。此时在地方上还有李侍尧等能臣,但他们不可能都来京入值军机。乾隆后期的人才凋零可见一斑。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袁守侗出京;十二月,不倒翁于敏中终于去世,享年六十六岁。他担任军机处领班大臣长达六年,虽然后世名声不著,但地位远高于刘墉、纪晓岚等所谓的乾隆名臣。于敏中的去世使军机处蒙受重大损失,却给阿桂铺平了道路。自从尹继善去世以来,汉人长期担任军机处领班的局面,终于告一段落。
  
  为了弥补空缺,乾隆皇帝拣选户部左侍郎董诰、户部右侍郎福长安在军机处行走。傅恒的三个儿子,至此都曾经入值军机,真是一门荣宠已极。从乾隆四十五年开始,军机大臣排名变成了阿桂、福隆安、梁国治、和珅、董诰、福长安,其中四人为满洲(阿桂、福隆安、和珅、福长安),两人为汉人(梁国治、董诰),满洲人的优势总算重建了。值得注意到是,此时的军机大臣多半有户部背景:梁国治、和珅为户部尚书,董诰、福长安为户部侍郎,这是乾隆前期不曾出现的,说明在乾隆后期,财政问题已经取代军事问题,变成了国家的头等大事。
  
  由阿桂、福隆安、梁国治、和珅、董诰、福长安组成的军机处持续时间较长,直到乾隆四十八年五月福康安再次入值军机处,但次年三月福隆安就去世,傅恒一家三子同时入值军机处的局面只持续了几个月;两个月之后,福康安再次离开了军机处;曾经短暂入值的满洲人庆桂再次入值军机处。此时最大的事件是和珅第上升,他于乾隆四十九年七月迁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九月封一等男,正式进入了勋贵行列。军机处排名变成了阿桂、梁国治、和珅、庆桂、福长安、董诰,虽然和珅还是仅名列第三,实权却大大加强了。
  
  乾隆五十一年,乾隆后期地位最高的汉臣——东阁大学士梁国治去世,兵部尚书王杰被补充进军机处,和珅终于上升到了军机处第二位,阿桂、和珅分别掌握军机处的格局终于形成了。此时的军机处名单如下:
  
  阿桂,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
  和珅,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吏部尚书,。
  庆桂,兵部尚书。
  福长安,户部尚书。
  王杰,兵部尚书。
  董诰,户部左侍郎。
  
  其中,王杰于乾隆五十二年正月授东阁大学士,董诰同时升任户部尚书。军机处排名至此变成:阿桂、和珅、王杰、庆桂、董诰、福长安。
  
  虽然名义上有六位军机大臣,但庆桂长期在外署理督抚、将军等职务,在京都时间很少,无法发挥军机大臣的作用。阿桂、王杰、董诰三个掌握实权的军机大臣都很讨厌和珅,甚至出现了五位军机大臣不在同一天上班的怪现象。虽然乾隆皇帝偏袒和珅,但高层的矛盾早已酿成,后来嘉庆皇帝铲除和珅如此容易,也就不足为怪。


七、乾隆末期到嘉庆初期(乾隆五十二年正月至)
  
  自从乾隆五十二年正月确定了阿桂、和珅、王杰、庆桂、董诰、福长安共同掌握军机处的格局之后,这个格局比较稳定,只做乾隆五十四年由兵部尚书孙士毅短暂入值军机,不久又出京改任他职。乾隆五十五年,大部分军机大臣都得到了加衔:除了阿桂职衔已经很高之外,和珅被赏赐黄带子(宗室标识),王杰、董诰加太子太保,福长安加太子少保。
  
  此后一直到乾隆末年,军机处风平浪静地令人难以想象。庆桂于乾隆五十八年离开军机处,户部左侍郎松筠入值,不久也离开了军机处。直到乾隆六十年內禅之前,才又任命了内阁学士台布在军机处学习行走,很快升为工部左侍郎。台布是多年来第一个出身蒙古的军机大臣。至此,军机处有三位满人,两位汉人和一位蒙古人,看似正常,但分裂的趋势已经很明显:和珅、福长安为一党,阿桂、王杰、董诰则都反对和珅,新进的台布暂时无所归属。
  
  嘉庆元年正月,乾隆皇帝內禅于皇十五子,是为嘉庆皇帝。嘉庆上台之后,大政方针仍然由太上皇处理,嘉庆甚至连赏赐大臣的权力都没有。所以,嘉庆初年的军机处人选仍然出自乾隆的意见。左都御史沈初于嘉庆元年十月入值军机处,是嘉庆年间的第一位新军机大臣。
  
  进入嘉庆二年,几件大事接连发生,才使乾隆末年以来延续十年的军机处稳定局面有了改变:台布于正月离京担任其他职务,董诰于二月丁忧离职,王杰于闰六月被罢免,阿桂于八月逝世。至此,军机处内部反对和珅的集团土崩瓦解,和珅在苦苦熬了十几年之后,终于成为军机处领班大臣,次年晋封为一等忠襄公。和珅的死党福长安晋升为军机处次席,并且封侯。至此,和珅集团达到了权势的顶峰,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太上皇健康的恶化,这个集团离灭亡也不远了。
  
  为了填补空缺,嘉庆(其实是太上皇)任命兵部右侍郎傅森、侍讲学士加三品卿衔戴衢亨、通政使司参议加三品卿衔吴熊光于嘉庆二年闰六月在军机处学习行走。戴衢亨、吴熊光都不是六部九卿,以侍讲学士和通政使司参议这样的职权较低的官职出任军机大臣还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不过,这次试验的成果不算理想,傅森、吴熊光不久就离开了军机处,只有戴衢亨一人留了下来。嘉庆三年二月,阿桂的孙子——内阁学士那彦成也加入了军机处。这是乾隆生前安排的最后一位军机大臣。
  
  到乾隆皇帝逝世前夕,军机处成员名单如下:
  
  和珅,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一等忠襄公。
  福长安,太子少保,户部尚书,侯。
  沈初,户部尚书。
  戴衢亨,户部右侍郎。
  那彦成,迁工部右侍郎。
  
  嘉庆四年正月,在太上皇去世之后,和珅、福长安迅速被革职拿问,沈初因老被革职。在乾隆后期煊赫十余年的和珅集团走到了尽头。这一现象再次说明,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君主集权达到了何等深刻的地步,即使是和珅这样权势熏天的权臣,在君主的致命一击面前。也毫无还手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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