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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封从德   廣場上的「逃亡費」和綁架事件 2009-03-09 19:40:58  [点击:7019]
廣場上的「逃亡費」和綁架事件

封從德
2009年3月9日

戴晴最近在《亞洲週刊》上的謊言和傳播的謠言很多。如果說她將十二學者的三點《緊急呼籲》歪曲成“勸說同學們讓出廣場”是典型的謊言的話,戴晴所謂“有篇文章說,領袖李祿六月三日說分錢安排逃跑路線”則是典型的謠言。這個謠言主要來自於一篇常見的網上造謠文章──《六四真相--紀念被出賣了的學生與市民》。這篇早就被駁斥得體無完膚的造謠文章有很多變種,每到“六四”週年前就會在網上大量流行。對這篇造謠文章的駁斥見【六四檔案】收錄的《歷史只能調查,不可臆造》一文(http://www.64memo.com/b5/1564.htm)。

這兩天一些朋友告訴我,「自由中國論壇」上张鹤慈跟著戴晴傳播的謠言,反復在問“六四”前是否存在「逃亡計畫」、指責“一些學生領袖居然以保存火種而私分了從民眾那裡募捐的錢”。因為早有澄清,本來我不想再說甚麼,但因是八九年的廣場同學也在這麼問,這裏就多說幾句:

1、 廣場指揮部沒有「逃亡計畫」。這是卡瑪《天安門》影片的報道和評議中一些人故意造的謠。1989年5月21日的行動計劃是「轉入地下活動」,而非戴晴說的“六月三日分錢安排逃跑路線”(詳見我在1991年在香港雜志上發表的《廣場上的「逃亡費」》一文,見附文一)。如果是「逃亡」,我不會與柴玲分開行動。但很不幸,「逃亡費」的說法引起很多誤會,包括後來的綁架事件。王文等人給香港學聯主席林耀強和港星岑建勛聽過那個錄音,二人都“沒找到一點嫌疑之處”。

2、 廣場指揮部開始分散逃亡是在“六四”鎮壓後。“六四”那天從天安門廣場撤回到北大,柴玲和我還去找過北大校長及我的導師,但都無法躲藏,才開始一起逃亡的(見附文二)。

3、 有「逃亡計畫」的是王軍濤、王丹等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以“社經所”一群人為核心),是在“六四”前兩周就開始準備的,詳見王軍濤和陳子華(陳子明妹妹)的回憶文章(見附文三)。很奇怪的是,廣場指揮部事先沒有「逃亡計畫」,反而大部分最終安全離開中國(柴玲與我花了十個月、張伯笠花了兩年時間);有「逃亡計畫」的是王軍濤、王丹等人卻很快被幾乎一網打盡。

4、 《回顧與反思》中關於廣場財務的集體核對見附文四。

5、 “六四”上午廣場指揮部帶領同學撤離的照片(首發)見附五。


http://www.64memo.com/b5/17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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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一:廣場上的「逃亡費」

封從德
一九九一年五月刊於香港《前哨》雜志
一九九八年收入拙著《天安門之爭》(香港:明鏡出版社)
http://www.64memo.com/b5/14_83.htm


幾個月來,動筆撰寫幾次學生運動的回憶。偶然讀到香港《解放》雜誌(即《開放》)一九八九年七期上的一篇文章,叫《榮譽不能盡歸柴玲––談學運新聞要講真話》,這才知道,對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凌晨,天安門廣場上所發生的綁架,還有這樣的報導。也才明白,為甚麼去年四月,我們逃出大陸之後,還有一些香港人質問柴玲﹕廣場上的捐款問題,為甚麼還沒有說清楚?

鑒於我是少數幾個當事人之一,有必要向公眾作個交待,為柴玲的「榮譽」辯護。藉此也向大家說明,當時的「學運新聞」,是怎樣誤導了公眾,又為何講不出「真話」。

兩年後的今天,再舊事重提,不僅是為了澄清事實,以正視聽,也是為了將來,希望起個拋磚引玉的作用,使得在下一次的大陸風雲中,各方都有個前車之鑒。


一、「綁架錄音」基本屬實

記者在前文中提到,綁架事件的主謀,北京農業工程大學的學生王文(現居法國【1996年回中國——作者後註】),向她出示一盤錄音帶。她在文中作了摘錄,內容包括柴玲介紹五月二十一日「決定七名常委每人分發一千元「保命費」,以作「保護火種」之用」的經過,及其他幾個常委講述各自一千元的去向。以此為根據,記者認為柴玲是「訛稱被綁架」、「並指可能是政府收買學生領袖,實在是誤導公眾」。

事件經過如下﹕

六月一日凌晨四點左右,王文等四、五個人闖入我們休息的小帳篷裡,用毛巾堵嘴,並反剪雙手。我們奮力反抗,驚醒了周圍的同學,才得以解脫。後來才發現,在我們帳篷保護我們的糾察隊長,此前已被人灌醉。同時又有人約李錄(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負責糾察等)在凌晨兩點去廣場外某處去接受一筆捐款,企圖將他騙離廣場。

綁架未成,赶來的同學又多,王文等人反被帶到廣場指揮部總部的大帳中,同時叫來李錄等指揮部成員。這時,王文等人還想狡辯,於是以「逃亡費」為藉口,質問柴玲。這就是記者所得到的錄音帶開始記錄的時間。實際上是郭海峰(北高聯秘書,現被判入獄五年)用袖珍錄音機偷錄的,被我發現,當即指出,他答應不對外傳。從他當時的態度來看,很有可能他也參與了綁架密謀。

與綁架事件還有關連的,是當時廣場上的廣播台和外界聯繫的唯一的一條電話線,都被人剪斷。早晨七點,外高聯的總指揮連勝德在廣場上宣佈大撤退,並欲召集記者會,幸為外高聯同學所阻,當即罷免了他的總指揮職務。此前一、二天,有個自稱「代表李鵬和政治局」的國務院辦公室的秘書,到廣場指揮部來對我們說﹕要是能將請願同學撤出廣場,你們就是國家的功臣﹔要是覺得有困難,我們在廣場上還有不少人隨時可以聽從你們的調遣。同時,我們得知,這個國辦秘書為外高聯的領袖在北京飯店包了房間,而從那時起,連勝德便在外高聯遊說退場。(此事也是我們不願撤退出廣場的一個重要原因。)。

鑒於此,我們在當天上午召集了一個記者會,說明廣場上已出現的危機和潛伏著的危機。當時我們也意識到這樣將學生內部矛盾公開化,成為輿論焦點,會帶來許多困擾,但是,如果我們不及時地揭露政府的陰謀,後果更嚴重。權衡利弊,還是公開宣佈出來。當時,甚麼「綁架隊」、甚麼「暗殺團」,我們聽到不少,而同學們沒有甚麼心理準備,也是記者們所不能設想的。


二、關於「表面堅守而實則開溜」––「逃亡費」問題

這實在是個十分敏感的道義問題,當時一直困擾著學生骨幹層。比如,六四屠城之後,我只敢為廣場指揮部的全部成員們留下五千元人民幣。而李錄在一種類似負疚的神情之中,只要了二百元。

下面,我將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分發「逃亡費」的經過作個交待,是非問題,留待大家評說。

這筆經費,本質上應該叫做「活動經費」,且帶有分散保存的性質。柴玲稱其為「逃亡費」、「保命費」,不過為了方便而已(「活動經費」一詞在大陸是貶意,讓人聯想到「特務」、「壞蛋」之類),不幸被作為焦點問題。

當時的情形,是第三晚喊「狼來了」,各路情報都斷言軍隊在凌晨五點清場。這時的「絕食團指揮部」既不是廣場上的主角(已讓位於北高聯),二天前的復食,又等於宣告了它的結束。但絕食團還有一小筆錢(一萬左右,我不清楚。大筆的捐款可能已經送到北大籌委會去了)。在軍隊鎮壓之後會是甚麼一種情況,並不難預料––我們當時自然不願去等著坐牢。於是,李錄說要準備轉入地下,柴玲則說要「保存民主火種」。實際上,真正離開了廣場、離開了北京的,只有我一個。我是在凌晨四點,吾爾開希喊撤之後走的。我認真地去執行地下鬥爭計劃,甚至在外地的一天時間中,擬定了設置秘密電台的地點,還同當地學生組織的首領們作過交流。要是沒錢,這些活動能行嗎?難道我們冒著生命危險參加運動,就是為了這一千元錢?


三、關於「鮮為人知的幾個事實」

文中提到一位香港同學旁聽了北高聯的一次會議,「常委張志清在會上提出,封從德從北高聯提取十萬元到廣場指揮部使用,但到指揮部則只報數一萬,被揭發後才交出其餘九萬。……」

我不知這是從哪一級出來的誤會。實際上,我是「逼」著北高聯交出這十萬元捐款給廣場同學用的。因為北高聯藉口已將錢分藏在私人處,難於按二十七日「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上的承諾交給我,才由北大籌委會先墊上三萬元由我帶回廣場,後來七萬元是否送到廣場,不得而知。卻根本沒有甚麼十萬變一萬之說。

將十幾萬的數字的標點移了一位變一萬多之事,倒有所聞,但不是我。

關於柴玲「手諭」和我接任總指揮之事,更說明這位記者不了解情況,犯了移花接木的毛病。

我之「履行總指揮之職」,並非由柴玲「辭職」,更不是憑甚麼「手諭」,而是應絕食團指揮部郭海峰(?)等人之邀,代理柴玲主持一晚(五月十六日)的會議。當時柴玲已經昏倒入院。

至於那個「手諭」,倒是存在,由李錄在記者會上唸出,時間卻在五月二十九日。當時王丹也為我寫過一份。實質上是「信任狀」,原因是當時從海外送捐款的人,只認他倆,卻不願將錢交給我這個「廣場指揮部財政、後勤責任常委」。凡真正「掌握內情」,了解我在學生運動中的作用,又對人性中的自尊有點感覺的人,不難理解當時我是何等心情。若不是廣場上的財政吃緊,賒著賬買麵包,誰願作此舉?

關於「吾爾開希所稱」,五月二十七日在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上,柴玲和我提議二十八日撤出廣場,會後卻因李錄的阻止而改口,若是開希真這麼說,就更加暴露了他在學運中一直搞不懂所謂「民主程序」為何物。就是否在當時撤出廣場一事來說,「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對廣場指揮部只有建議權,而決策權甚至不在廣場指揮部––這樣的決定必須經由「廣場各校代表聯席會議」上三百多人表決方能生效,而每個代表投票之前,都得先回去徵求本校同學們的意見。

開希不懂(或忽視了)民主程序,最明顯、也最壞事的,是在五月十八日,李鵬與學生的座談「對話」會上。他竟然說「廣場上現在並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百分之九十九服從零點一––如果有一個絕食同學不離開廣場,廣場上的其他幾千個絕食同學也不會離開。……」

我和柴玲在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上建議撤離的時間,不是二十七日,而是三十日。諸如此類的細節錯誤,說明該記者並非其自稱的「掌握內情的人」,至少不全面和可靠。


四、為柴玲辯––另幾個鮮為人知的事實

柴玲在運動初期便在北大籌委會起過重要作用,並非有人所說的那樣,「是在廣場後期才不知從甚麼地方冒了出來,是個只會哭的小女孩。」四月二十三日的北大籌委會上,大家甚至要推選她作召集人,只是因為我以「不是北大同學」為由,大家才讓她當了北大籌委會的秘書長。而我個人認為,秘書處是北大籌委會最為成功的一個部門。「香港時報」與「大公報」一九八九年四月廿四日皆轉引法新社電稱﹕「北大新成立的學生聯合會發言人蔡玲(譯音)說……。」

柴玲名義上是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但實際上她更應該說是個北大學生。當時,她到北師大才一年多,此前四年本科都在北大﹔而這一年的研究生課程又不多,她多是在我們安在北大南門附近的家裡寫論文﹔因為我先加入北大籌委會,可以說她因為我的緣故,從一開始就在籌委會裡幫忙。

有記者稱柴玲「虛榮」,根據是她「總以北大學生自居」,實在是臆斷。

《絕食書》的起草人正是柴玲。在五月十三日上午起草,由北大作家班的白夢(現也在美國)補充潤色而成。此文堪稱一代青年之心聲,其思想之尖銳、感情之充沛、行文之優美,不知感動了多少熱血青年。任何人讀了,無不為之動容﹔幾乎所有關於八九民運的書刊,都有轉載。

五月十三日中午,她到我主持的北大籌委會廣播站來唸稿,我開始沒有注意,後來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其錄音帶,每遍我都落淚。我相信受此感動的,不在少數。北大響應絕食的同學,當天由四十人猛增到二百人。

但是,柴玲並沒有將自己的名字署在後面,甚至後來連北大也不提,註為「首都高校志願絕食同學」。其不居功如是。

去年四月,逃出大陸後,我也很少提及,礙於我們的關係。今天,藉此機會作個交代,也算了卻一樁心事。

柴玲是絕食的實際發起人之一,而她本人有慢性胃病。

照一般傳媒所載,絕食計劃是由吾爾開希等六人,於五月十二日,在一家飯店吃飯時想到的。但是,就我所知,柴玲實際上是在十一日晚或更早便在北大活動,在她一幫「哥們兒」的宿舍裡商議絕食之事。我記得那晚她同我提及此事時,神情還頗調皮,說是可以偷偷藏點麵包甚麼的(當然,後來真絕食了,情緒與環境都是不允許任何人作此苟且之舉的)。

而關於絕食的提議,北大在五月九日便有「四十六樓研究生」的大字報首倡,十一日又有「二十五樓博士生」進一步倡導。十二日晚,柴玲和王丹在我主持的「自由論壇」上,面對數千同學作了絕食倡議。十三日清早統計時只有四十人參加。上午柴玲宣讀《絕食書》,下午北大同學出南校門時,有二百人參加。這個變化,也同北高聯與北大籌委會最初反對絕食,這時變為默認、「理解」與支持有關。

當時,柴玲的胃病,除我之外,幾乎無人知曉。八八年四月,我陪她一道去北醫作胃鏡檢查,大夫說是「淺表性胃炎」。但我估計要嚴重得多﹕幾乎每月一次的周期性發作,且受情緒影響,一發作便是劇痛、嘔吐,吃不下東西。絕食期間,她至少兩次暈倒入院。


五、關於「學運新聞要講真話」

該位記者的許多觀點,我頗為贊同。諸如「運動主角是成千上萬、可敬可愛的北京學生和市民」,反對「偶像化」。對於「學運新聞」的失實與誇大,我也深惡痛絕。這不光是甚麼「榮譽」問題,而是它提供的扭曲和片面報導,所給人的不實印象,成為大家評價六四的根據。而這些報導的背後,商業甚至政治功利的味道,更是難聞。有個記者在評述吾爾開希的起落時,感慨地說﹕「新聞業是製造業、修補業和屠宰業!」這自然是激憤之言,卻不失為一種悲哀。

我認為,當時海外媒體的兩個最大的副效果,是捧開希和關於「廣場屠殺」的失實報導。當時記者不能作到如實、全面,除了運動和緊迫性以外,還有兩個原因﹕一是記者不了解大陸人的心態,只注重明星(政府和學生骨幹層雙方的),而忽視了民眾﹔一是在大陸人中,愛與記者打交道的,許多確有雜念。從這個意義上講,該位記者是個真誠的受害者––她所堅持的立論根據,她不知並不可靠。

實際上,根據這樣的報導為立論依據,海外人士對八九民運的許多評價都有問題。這不光是歷史真相的問題,而是﹕下次怎麼辦?

有鑒於此,我決心將當時情形,無論美醜,逐一記錄。現已完成三十萬字初稿,敘述我所經歷的見聞與感覺,分出當時我個人局限下的真實感覺和後來逐步了解更多情況後的反思,希望對八九民運有個客觀公允的記載。

(作於一九九一年四月廿九日,法國BAGNEUX市,增訂於一九九八年元月十二日,法國CACHAN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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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二:廣場指揮部是在“六四”鎮壓後分散逃亡
http://www.64memo.com/b5/14_2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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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三:六四屠殺時“黑手”們在不在北京市區?
http://www.64memo.com/b5/14344_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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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四:《回顧與反思》中關於廣場財務的集體核對
http://www.64memo.com/b5/1_2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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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五:“六四”上午廣場指揮部帶領同學撤離的照片

http://www.64memo.com/b5/1754.htm


同一場景另一角度較清晰的照片(首發):

http://www.64memo.com/pub/64Retreat.jpg
前排中間從左到右:李祿、柴玲(穿間條衣服者)、封從德、張伯笠、邵江、白夢。
圖片來源:香港64記者:《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增訂版)》,1989.12增訂版。第167頁。

同一照片的最高分辨率圖片(首發):
http://www.64memo.com/pub/64Retreat-large.jpg

最后编辑时间: 2009-03-10 04: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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