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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贝苏尼   伊斯蘭教東傳與黃巢“滅回”問題(修改補充版) 2006-10-13 09:16:17  [点击:270]
伊斯蘭教東傳與黃巢“滅回”問題

唐末發生的黃巢大起義,從根本上動搖了帝國的統治,開啓五代十國的分裂和戰亂,不管什麽“立場觀點方法”的史書都有記載;但黃巢入廣州屠殺穆斯林事件卻鮮爲人知。千年之後的讀者首先可能產生的疑問,就是“唐朝時中土有穆斯林嗎?”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對伊斯蘭教的東傳進行一番簡單的回顧,然後對“滅回”事件的責任和性質進行分析。

(一)

伊斯蘭教由穆罕默德(570-632)於公元七世紀初在阿拉伯半島活動。“伊斯蘭”是阿拉伯文的音譯,原意爲“順服”,指順服安拉的旨意,又一說意爲“和平”。也有譯為“回教”的。一般中文書上只說伊斯蘭的根本經典是《古蘭經》,創教者是穆罕默德,實際上伊斯蘭教也將猶太教《舊約》和基督教《新約》奉爲經典,也尊基督爲先知。當然,在新舊約之外將《古蘭經》作爲根本大法乃是伊斯蘭教區別于其他二教的特色,穆罕默德的先知地位也一樣。

伊斯蘭教的傳播很快,到八世紀時教徒就遍及亞、非、歐三大洲,可以說,和阿拉伯的興起互爲因果。穆罕默德從麥加轉移到麥地那的時間就是希吉勒曆法紀年的開始(622年7月16日),但是直到逝世,他的活動並沒有越出阿拉伯半島的範圍。他的繼承人阿布·巴克爾擔任哈里發(632-634)以後,派出大軍進攻東羅馬(拜占庭)統治下的敘利亞、約旦、巴勒斯坦等地,他的繼任歐麥爾時期(634-44)則完全征服了敘利亞,並擴展到伊拉克、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等地。

阿拉伯人在近東建立了根據地後,下一步征服的目標就是波斯(今伊朗)的薩珊王朝,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與東土大唐發生了——套用當年形容“美蘇兩霸”關系的詞彙——“爭奪”與“勾結”。

“爭奪”的是對波斯及其以東地區的控制權。經過反複拉鋸戰,最後以高仙芝率領的唐軍在751年的怛羅斯戰役中敗于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的東征軍,整個中亞伊斯蘭化而告終。在此期間也有“勾結”。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大食國(阿拉伯)派遣的使節首次到達長安“朝貢”,標誌著兩國政治關係的確立,到貞元十四年間達三十七次之多。而民間往來早在此之前就已經非常密切。當時中國與阿拉伯之間有水陸兩條交通線,路陸經波斯、阿富汗和西域,從甘肅到達長安;海路經波斯灣、阿拉伯海、孟加拉灣、馬六甲海峽到達廣州、泉州等地。根據《資治通鑒》記載,唐貞元三年時居留長安的“胡客”僅有田宅者就達四千人,其中主要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揚州、泉州、廣州、海南島等沿海地區則聚集了許多從海路而來的“外商”。唐文宗實行開放政策,在大和八年(834)下诏說:“南海番舶,本以慕化而來,故在接以仁愛,使其感悅”,糾正當時“基層幹部亂收費”的偏差。

這種開放國策,使得使節、商人、旅行家、航海家源源而來,他們在沿海城市的聚居區叫作“蕃坊”。以廣州爲例,外僑在唐政府專設的“蕃坊”内自行擔任“蕃長”,實行自治管理。這些外僑中有伊斯蘭教、猶太教、基督教(時稱景教)、拜火教等教徒。他們非常富有,愛以烤全羊宴客;波斯婦女穿耳帶環,有的多至20多枚。後世廣州的廣泛使用香藥、鬥雞、蓄養黑奴、蠻婢等風俗,即來源于這個外商群體。有人估算唐代廣州流動人口有八十萬左右。

關于伊斯蘭教傳入東土的時間,史學界有各種說法。其實基本事實並沒有爭議,而是由于對“傳入”的理解不同而産生的分歧。

陳垣先生認爲,永徽二年大食國正式通使,即爲回教傳入中國之始。通使是政治關系而非宗教關系,但是,伊斯蘭教傳入中國不同于佛教和基督教的地方,就在于不是通過僧侶和教士,而是通過商業、軍事、外交活動傳播的。因此陳垣先生的觀點得到很多人的采用。

如果“傳入”指中國境內有許多回教徒,那麽此前就有不少。根據日本桑原驇藏《蒲壽庚傳》記載,廣州城內有懷聖寺,寺內有番塔,或稱“光塔”,其構造與佛塔絕異。大殿形式類似穹廬,有西域風格,頂又是重簷歇山頂,形式與中國南方的桿欄式建築相同。懷聖寺相傳為隋代所建。清代金天柱《清真釋疑補緝》內所收《天方聖教序》中提到,隋文帝聽説“天方”出了“大聖”穆罕默德,就派遣使節到西域去“取經”,開皇七年,建懷聖寺,將取回的經典供奉在內。隋文帝在位時間(581-604)在穆罕默德創教(610)之前,此說並不可信,還是另一說此寺建于唐貞觀元年(627),或開元二十九年(741),比較可信。

還有人說,回教徒作爲外僑住在中國境內不算,還必須“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才算“傳入”。唐肅宗至德二年(757),朝廷爲了鎮壓“安史之亂”(755-763年),曾向西方強國大食請求援助,哈里發當即派兵,協助唐軍鎮壓了叛亂。安定之後,一部分大食軍人返回本國,另一部分則居留在長安等地,娶妻生子,加入中國籍。根據這種標準,“安史之亂”平定後留下的大食“退伍軍人”纔是最早的中國穆斯林。

這幾種說法雖然有正負一個世紀左右的誤差,基本上都在公元八世紀前後,因此,一般認爲,伊斯蘭教在唐代傳入中國。

(二)

關于黃巢入廣州的“滅回”事件,手邊的周谷城著《中國通史》和錢穆的《國史大綱》里都沒有,《資治通鑑》里也沒有。僅見於呂思勉著《隋唐五代史》和韓國磐的《隋唐五代史綱》。此事的主要根據是十世紀的阿拉伯旅行家阿布·賽義德·哈桑在《中國印度記聞錄》中的記載,說中國在874-901年間發生的黃巢農民起義軍曾在攻入廣州城時(878年)殺死回教徒、猶太教徒、拜火教徒等十二萬人,其中回教徒有數萬。另據來自西拉甫港的著名阿拉伯商人阿薩德聲稱:黃巢在廣州殺死十二萬人(又一說二十萬人),其中大多數是來自東南亞、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世界的商人。數目雖然有出入,但殺人屠城,劫掠財貨基本可以肯定是事實。

但是還有兩點可以爭議:第一,人是誰殺的?第二,屠殺是否屬於宗教迫害?

關於第一點,中國大陸多年內的隋唐史權威韓國磐先生是這麽說的:

或者說,據阿拉伯人阿布賽德哈撒(即上文所說旅行家,譯名略有出入——引者)的記載,黃巢入廣州,曾殺當地伊斯蘭教徒阿拉伯、猶太等商人十二萬以至二十萬人,進入長安後也曾大肆殺掠。但這些都是當時與農民敵對的地主商人的記載,不能置信。他們往往將地主階級軍隊殘害人民的事,記在農民軍的帳上,來歪曲歷史。並且,當時國外豪商跟唐朝官僚勾結在一起,掠奪榨取勞動人民,所以義軍入廣州後,很可能殺掉一些和官吏一道剝削人民的外籍豪商,而剝削階級的代表者因作過分誇張的記載,歪曲了事實。(《隋唐五代史大綱》,第289-90頁)

現在看來,韓先生為黃巢所作的辯護非常軟弱無力。他既沒有給出廣州城裏的居民是官兵而不是黃巢義軍所殺的證明,也證據説明死人數字爲什麽是誇大的。呂思勉先生的《隋唐五代史》中關於黃巢入長安的記載也跟韓先生大同小異,說是把官軍的殺人放火的帳記到了農民起義軍頭上,同樣沒有解釋爲什麽如此。(上冊,第489頁)

官軍當然也殺人(平民)搶劫,戰爭中勝利一方“大索三日”早就全球化了。但是,以韓先生所引韋莊詩《秦婦吟》來說,無論如何也是黃巢先到,官兵隨後。韋詩云:“千閒倉兮萬斯箱,黃巢過後猶殘半,自從洛下屯師旅,日夜巡兵入村塢,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風吹白虎,入門下馬若懸風,罄室傾囊如卷土。”官兵的搶劫殺人之“有”不能證明黃巢們之“無”,否則“殘半”又從何談起呢?

具體到廣州,黃巢屠城的可能性更大。“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並不是小説,而是歷史。乾伏三年(876),黃巢還跟王仙芝合夥的時候,蘄州刺史裴偓替王上表求官,朝廷授其為左神策軍押牙,王準備接受,黃大怒,說“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而去,使此五千餘眾,安所歸乎?”還跟王打了一架,“傷首”,即把後者的腦袋打破了。但要從這件事説明黃巢的革命意志堅定,那就大錯特錯了,他是恨王“獨取”,“官不及己”。王仙芝死後,黃巢本人也曾伸手要官,開價嶺南節度使,朝廷方面認爲“南海有市舶之利”,如為黃巢所佔,則“國藏漸當廢竭”,加以拒絕。黃巢聞訊大怒,攻入廣州,搶劫殺人以洩憤,合乎情理。另外,黃巢跟其他農民起義領袖一樣,打的是“劫富濟貧”的旗號,並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廣州城裏聚居的外商既然非常富有,也就首當其衝成爲刀下鬼。

關於第二點,基本上可以肯定不是宗教或種族原因。因爲,黃巢起義前後,伊斯蘭教在中國尚處在“初級階段”,並沒有被當作一個宗教,唐代史籍上將伊斯蘭稱爲“大食法”,“特區”內實行。在唐武宗發動滅佛時(佛教徒稱為“會昌法難”),封閉寺廟四千多所,勒令僧尼還俗二十六萬多人,景教(基督教)、摩尼教、拜火教等也受到牽連,唯獨伊斯蘭教得以幸免。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與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的特點有關。如上所說,伊斯蘭教不是通過僧侶、教士傳教,而是隨著信仰伊斯蘭教的使節、商人、士兵等在中國定居而“自然自在”的。這些人把伊斯蘭教信仰作爲內部的生活方式和風俗代代相傳,不僅不熱心傳教,而且有意識地避免捲入激烈的社會鬥爭,因此,至少到唐末大亂時期爲止,伊斯蘭教的影響仍然很小。應該說,中國的早期穆斯林們非常明智地將信仰保持在團體内部,也正因爲他們的明智,才獲得了朝廷的優惠經商條件,在“法難”中得以保全。但是,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跟“官”周旋成功,飄忽不定的“匪”一來,還是免不掉玉石具焚的命運。

人們常說,“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中文史籍對黃巢屠城事件記載的簡略稀少似乎證明了這一點。黃巢起義雖然從根本上動搖了唐帝國的統治,畢竟被官軍鎮壓下去,勝利者炫耀自身光榮的興趣遠遠超過歷數失敗者的罪行。然而,在針對毫無抵抗力的平民的屠殺事件里並沒有“勝利者”和“失敗者”,只有“加害者”和“受害者”,古今中外的屠殺事件多半是認同或同情受害者一方記錄的,加害者一方多用“戰亂中難以避免”之類輕描淡寫一筆帶過。阿拉伯旅行家的記載成爲廣州屠城事件的主要依據,毋寧是順理成章的事。



參考資料:

王治來:《中亞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
李霞:《中國宗教》,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牟鍾鑒、張踐合著:《中國宗教通史》(上下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全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韓國磐:《隋唐五代史綱》,北京,1962年。
宋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鑑》,中華書局,1982年。
http://www.gdwh.com.cn/modules/lnwh/showarticle.php?Article_Id=340&Type_Id=480http://gb.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1499&secid=3113http://content.edu.tw/primary/society/ks_ck/new/sc6225.htm
http://lz.book.sohu.com/chapter-5675-2-2.html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84%E5%B7%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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