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走了，带走了一个时代。
胡锦涛执政之前，一位朋友兴奋的对我说，终于轮到我们的时代了。江泽民下台，胡锦涛上台，我们就可以施展身手了，忍了这么多年，终于见到曙光了。
我问这位体制内的朋友：胡锦涛是接受中共教育长大的，他未必比江泽民更好。而且还软弱，就怕他没有胆量掀起风浪。我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一经质疑，他就马上退缩了，吓的要死，恐怕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要真正能如你所愿，恐怕要等到李克强时代了。李克强主政，汪洋抓经济，老人死光光，那时才是新时代。
我与李克强认识，但并没有什么交情。我对他的了解也不过是从时代立场出发点来判断。海外意见领袖中由很多与李克强深入交往的人。他们对李克强的认识，甚至期盼远远超过我。
21世纪初，王石主导的万科公司开办了自己的一个论坛。当时万科论坛上聚集了一批中国年轻的精英。这些人群中由很多逐渐成为了主导中国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栋梁之才。很多人曾为了胡锦涛时代，甚至习近平时代的政治经济上的主要智囊和管理精英。很多人官至部级，甚至副国级。以至于在不久前，万科的老友们在谈到当时某著名右倾网友时，幽幽地说：XX已经成中央要员了，连他都写了一片捧X的文章在全国发表，成为了X新思想，指引世界前进方向的主要智囊。
当时我写了很多文章，两个网友曾经在论坛上说，草庵，你的文章已经送到XXX，老板看过批示了。还有网友说：我们老大要我收集你的文章，你发任何文章，先给我一份，最好能早一天发给我。
胡锦涛时代，我应国内某媒体写了一篇文章，为了发表和不引起麻烦，我临时起了一个笔名。但不幸，这篇文章没能过审，没有发表出来。国内朋友对我说，我们把你的文章编成内参吧，不能署你的笔名。也没稿费了。我对他说：我什么时候接到过你们的稿费？你就发内参吧，署名无所谓，如果你愿意，就署你的名字。
一个多月之后，我的朋友对我说：我惹麻烦了，都是你的文章惹得祸。对此话，我一点也不诧异：是不是谈的问题太直接，又惹到马蜂窝了？朋友说，倒也不是，是克强办公室的人找我了，问这篇内参的作者是不是你？你的文风被克强一眼就看出来了。我差点犯了欺君之罪。不过，克强倒没有追究的意思，只是找我要你的其他文章。。。。。。
海外很多人知道我与陈一咨的私人关系深厚，由于我也曾在共青团组织系统工作过。所以，大家就认为我是胡赵派系的小人物。其实，如果按照中共的派系，我应该算是左王邓力群的派系。因为我一直称他为校长、老师，无论在任何场合见到邓力群先生的时候，我都称他为老师或校长，从不称他的官衔。而邓力群先生在向别人介绍我的时候，也是称我为他的学生。。更深远一点也可以称为陈云派系出来的人。在这点，我与阎淮兄有很多相似之处。
忘记了是那一年，在六四期间辞职的张玮到洛杉矶，我们一见面，张玮就说，你这家伙也跑到美国了，当年你们一帮人在天津反对我，你可是李瑞环和聂壁初的人马呀。可见，一个人的思想和观点不能完全以左右划分，人的思想是随时可以改变的。但国人往往以左右派系划分。
由于我和邓力群的私人关系，我还是比较了解邓力群的思想和他从右转左的过程。这也是我曾经长期坚持中共转型社民党的根本原因。从某种历史上看，邓力群是一个开明的人，廉洁的人。他的思想是要政治改革，是他在中央党校率先开始了社会民主主义研究，率先尝试中共向社民党转型的研究。而胡耀邦也是支持这种缓慢的政治改革。只是后来赵紫阳愿意进行更激进的政治路线，而且二人又产生了谁接班主政的位置争夺。
2008年，李克强面临被抛弃，习近平欲强行接班，一帮朋友就此感到忧虑。大家商讨之后有一个结论，这就是，习近平没有接受良好教育，在地方没有主张，没有政见，也没有业绩。而且长期是政工干部，将来政界大佬都要死亡，他这样的人上来就是勃烈日涅夫的角色，既不会启动政治改革，也不会促进经济发展。李克强上台，只要大家努力，政治改革还是有可能掀起风浪。即使是像胡锦涛那样不折腾，至少经济不会倒退。既然李克强的希望破灭了，干脆就先早期党内促成两派，两派竞争反而可能促进政治变革。大家决定打着红旗反红旗，推举薄熙来上位与习近平竞争，两者上台后最好是互不服气，相互斗争制约，这样政治改革就会借势进行，将中国引领到民主国家。
在众人的谋划之下，薄熙来借着唱红打黑冒出，按照当时的计划，习近平任总书记，薄熙来任总理，薄熙来可以借经济发展挤压习近平。勾起薄熙来进一步上位，挤下习近平的势态，这样习近平就要为了自保而启动政治改革。即使习近平不启动政治改革，也要鼓励薄熙来利用选举和民意启动政治改革来逼迫习近平下台，从而在中国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人算不如天算，薄熙来最后关键时刻未能坚持。被抓之后，我即可返回中国。在返回中国之前，我途径香港，与六哥（陈达钲）见面会谈，当时我就打电话与孟建柱和王岐山约时间见面，通电之后，六哥答应愿意随后前往北京与我汇合。当时，友人对我建议说，你约李克强见面吧，他马上是总理了，中国第二号人物。你不约，我帮你约。但我思考之后决定不约。因为在我的思维中，李克强不会发生任何作用。他的作用就是等待上位总理，维持中国目前的经济局面。他不可能与习近平发生任何抗争，不可能有薄熙来可能发挥的政治杠杆作用。我返回中国，给爷爷奶奶坟前拜扣之后，随即就被中国国安强行“喝茶”，以致发生了严重的对抗和冲突。好在我还是手持美国护照，最终返回了美国。
这件事情让我反思了很多。中国海外反对派对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及力争成为总理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反对的。海外反对派有很多人在早年与李克强相识相熟，他们更期望李克强能上台后启动中国的走向，甚至政治改革。相反，我鼓励薄熙来竞争的做法都是被海外反对派看作是“敌对”行动，甚至很多人称我为中共的海外纵队。
我作为中国海外民运的一员，很多年担任社民党的重要职务，深度的参与了中国反对派的活动。但我作为曾经的中国官员，也自认我会比更多的海外学者和反对派更深刻的了解中共体制运作的模式。我觉得中国的未来不能依赖于某个人上台，李克强上台会有很多机会，但他不是一个有胆量，有担当的人。他不可能在政治上掀起风浪，但他会悄悄的做一些改变，为未来的政治改革做一些推进。
在李克强即将下台的二年前，一位国内友人与我聊天，他对我的话题很感兴趣，他说，我们的谈话要录音，记录下来，可以整理一个谈话记录送给李克强。大约是不到一个月时间，这位朋友与我联系，说：你能否将我们谈话的内容专门搞一个专题，你做一个录音，发给我。我问：是谁要的？我可以写成文章发给你。友人说：你这是明知故问嘛，还能有谁要，你不要写文字，就要录音，这样更好。尽管我很奇怪为什么要录音不要文字，但还是按照友人的要求录音发给他。大约半年左右的时间，王希哲先生来电话问：国内朋友发来的一个录音是不是你讲的，我听声音是你，怎么不是你的名字？随后王希哲把这个录音转给我。我告诉王希哲先生，这是我的讲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极度开放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尽管没有网络通讯，但世界上各种书籍都可以公开出版。甚至全球被禁的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都可以出版。李克强在这个时代成长，必然要留下这个时代的烙印。自由、民主已经成为他思想中固定的思维，已经无法抹去。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人性的软弱和体制的束缚。人性的软弱和体制的束缚会将自由和民主思想压制在生存的基础之下。而自我欺骗就会成为解释人生的最好理由。所以，我们就会不断产生梦想，幻想下一代是个明君，我现在做不到，但不是我不想做，是时机不够。李克强成为中国第二号人物，他还可以自我解释，因为他还在一人之下。即使是李克强成为了中国第一号人物，他依然可以为自己开脱，因为时机不成熟。这是历史宿命吗？至少在我眼里，这是人性的软弱，中华民族本身的缺陷。
在我的亲朋好友和同事中，不乏副国级，省部级官员，而且数量是二位数以上。这些人年轻时都是右派，甚至是极右派，言论不输现今的海外反对派，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之。但是这些人在官场上逐渐掌权之后，他们的思维在转变，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甚至我自己都在质疑我自己是否也已经发生了如此之大的转变，怀疑自己的人性弱点是否能抵挡？
其实改变历史进程的不仅仅是人性，还有一个就是历史上的小事件。大家可能很难认为二十年前的一个人事任命会改变中国的发展，以致造成如今中国的当今局面。
21世纪初期，当时的中国副总理钱其琛访问美国，我与钱其琛再美国休斯顿的希尔顿酒店晚间畅谈。钱先生说：我掌管外交，现在是亲美派掌权，中国就可以保持改革开放发展。但如果亲日派掌权，中国就会倒向俄国，与美国发生冲突，最终会结束中国的改革开放。当时我很不解。钱先生说：目前，中国外交系统没有亲俄派，只有亲美派和亲日派。亲美派毫无疑问会继续保持目前的改革开放路线。但是亲日派不同。亲日派掌管外交，就会带领中国走向亲俄反美路线。日本本身依赖美国，看美国眼色行事。亲日派上台不可能重用亲美派外交人员。如果他重要亲美派人员，等于他就要放弃自己的位置，主动下台。但日本听美国，必然是外交系统还要重用亲美派。为了维持自己的位置和派系，他一定要亲俄，这样才能立足。亲俄必然要反美。而反美就要制造事端，引导最高层注意。反美的结果就是让美国失去信任，没有了信任，就要走向对抗。唐家璇的任职就是这样俄结果。这个结果可能要二三十年才能显现。美国一旦不信任中国，中国最高层就只能强硬反美。
一个月前，王希哲先生在旧金山组织会议，我以旁听者参加。我遇到了一位已经从北京高官位置退休的朋友，两人相互聊起了共同的朋友们，我谈到了钱其琛早年与我的谈话，他很是感概：早年知道此事，也没有在意，就当作体制内的人事争夺，现在的外长王毅就是亲日派，中美之间的结果，肯定就是战狼外交，亲日派怎么能容忍亲美派秦刚的存在？中央决策也被挟裹了。
有人问我：未来中国会如何？我回答：信任一旦崩溃，就需要重建，这需要二十年以上的事件，也不是更换某个领地啊人就可以解决的。即使是中国民主化，西方国家也无法确定未来的领导人是否会走向左或右。俄国发生苏联解体后改变了多少，获得了西方国家的完全认可了吗？更可怕的是，中国的未来将会出现四分五裂的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对于很多人而言是百年难遇的机会。是一个可以青史留名的时代。但这个时代也将会是血腥和暴力的时代，军阀混战的时代，一个占山为王的时代。
有人问我，如何改变中国？我告诉他：我认为需要改变体制？再问，如何改变体制？我答：不能依期盼君，不能期盼百姓，不能期盼其他国家，只能牺牲自己，牺牲一小批献身的理想主义者。
八十年代时一个充满理想和梦幻的年代，李克强是这批人的代表，他曾经给所有的中国人和国际社会一个期望，这就是知识和经济能改变中国，能让中国顺利转型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是李克强的暴亡，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死亡，他带走了这个时代。
胡锦涛执政之前，一位朋友兴奋的对我说，终于轮到我们的时代了。江泽民下台，胡锦涛上台，我们就可以施展身手了，忍了这么多年，终于见到曙光了。
我问这位体制内的朋友：胡锦涛是接受中共教育长大的，他未必比江泽民更好。而且还软弱，就怕他没有胆量掀起风浪。我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一经质疑，他就马上退缩了，吓的要死，恐怕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要真正能如你所愿，恐怕要等到李克强时代了。李克强主政，汪洋抓经济，老人死光光，那时才是新时代。
我与李克强认识，但并没有什么交情。我对他的了解也不过是从时代立场出发点来判断。海外意见领袖中由很多与李克强深入交往的人。他们对李克强的认识，甚至期盼远远超过我。
21世纪初，王石主导的万科公司开办了自己的一个论坛。当时万科论坛上聚集了一批中国年轻的精英。这些人群中由很多逐渐成为了主导中国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栋梁之才。很多人曾为了胡锦涛时代，甚至习近平时代的政治经济上的主要智囊和管理精英。很多人官至部级，甚至副国级。以至于在不久前，万科的老友们在谈到当时某著名右倾网友时，幽幽地说：XX已经成中央要员了，连他都写了一片捧X的文章在全国发表，成为了X新思想，指引世界前进方向的主要智囊。
当时我写了很多文章，两个网友曾经在论坛上说，草庵，你的文章已经送到XXX，老板看过批示了。还有网友说：我们老大要我收集你的文章，你发任何文章，先给我一份，最好能早一天发给我。
胡锦涛时代，我应国内某媒体写了一篇文章，为了发表和不引起麻烦，我临时起了一个笔名。但不幸，这篇文章没能过审，没有发表出来。国内朋友对我说，我们把你的文章编成内参吧，不能署你的笔名。也没稿费了。我对他说：我什么时候接到过你们的稿费？你就发内参吧，署名无所谓，如果你愿意，就署你的名字。
一个多月之后，我的朋友对我说：我惹麻烦了，都是你的文章惹得祸。对此话，我一点也不诧异：是不是谈的问题太直接，又惹到马蜂窝了？朋友说，倒也不是，是克强办公室的人找我了，问这篇内参的作者是不是你？你的文风被克强一眼就看出来了。我差点犯了欺君之罪。不过，克强倒没有追究的意思，只是找我要你的其他文章。。。。。。
海外很多人知道我与陈一咨的私人关系深厚，由于我也曾在共青团组织系统工作过。所以，大家就认为我是胡赵派系的小人物。其实，如果按照中共的派系，我应该算是左王邓力群的派系。因为我一直称他为校长、老师，无论在任何场合见到邓力群先生的时候，我都称他为老师或校长，从不称他的官衔。而邓力群先生在向别人介绍我的时候，也是称我为他的学生。。更深远一点也可以称为陈云派系出来的人。在这点，我与阎淮兄有很多相似之处。
忘记了是那一年，在六四期间辞职的张玮到洛杉矶，我们一见面，张玮就说，你这家伙也跑到美国了，当年你们一帮人在天津反对我，你可是李瑞环和聂壁初的人马呀。可见，一个人的思想和观点不能完全以左右划分，人的思想是随时可以改变的。但国人往往以左右派系划分。
由于我和邓力群的私人关系，我还是比较了解邓力群的思想和他从右转左的过程。这也是我曾经长期坚持中共转型社民党的根本原因。从某种历史上看，邓力群是一个开明的人，廉洁的人。他的思想是要政治改革，是他在中央党校率先开始了社会民主主义研究，率先尝试中共向社民党转型的研究。而胡耀邦也是支持这种缓慢的政治改革。只是后来赵紫阳愿意进行更激进的政治路线，而且二人又产生了谁接班主政的位置争夺。
2008年，李克强面临被抛弃，习近平欲强行接班，一帮朋友就此感到忧虑。大家商讨之后有一个结论，这就是，习近平没有接受良好教育，在地方没有主张，没有政见，也没有业绩。而且长期是政工干部，将来政界大佬都要死亡，他这样的人上来就是勃烈日涅夫的角色，既不会启动政治改革，也不会促进经济发展。李克强上台，只要大家努力，政治改革还是有可能掀起风浪。即使是像胡锦涛那样不折腾，至少经济不会倒退。既然李克强的希望破灭了，干脆就先早期党内促成两派，两派竞争反而可能促进政治变革。大家决定打着红旗反红旗，推举薄熙来上位与习近平竞争，两者上台后最好是互不服气，相互斗争制约，这样政治改革就会借势进行，将中国引领到民主国家。
在众人的谋划之下，薄熙来借着唱红打黑冒出，按照当时的计划，习近平任总书记，薄熙来任总理，薄熙来可以借经济发展挤压习近平。勾起薄熙来进一步上位，挤下习近平的势态，这样习近平就要为了自保而启动政治改革。即使习近平不启动政治改革，也要鼓励薄熙来利用选举和民意启动政治改革来逼迫习近平下台，从而在中国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人算不如天算，薄熙来最后关键时刻未能坚持。被抓之后，我即可返回中国。在返回中国之前，我途径香港，与六哥（陈达钲）见面会谈，当时我就打电话与孟建柱和王岐山约时间见面，通电之后，六哥答应愿意随后前往北京与我汇合。当时，友人对我建议说，你约李克强见面吧，他马上是总理了，中国第二号人物。你不约，我帮你约。但我思考之后决定不约。因为在我的思维中，李克强不会发生任何作用。他的作用就是等待上位总理，维持中国目前的经济局面。他不可能与习近平发生任何抗争，不可能有薄熙来可能发挥的政治杠杆作用。我返回中国，给爷爷奶奶坟前拜扣之后，随即就被中国国安强行“喝茶”，以致发生了严重的对抗和冲突。好在我还是手持美国护照，最终返回了美国。
这件事情让我反思了很多。中国海外反对派对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及力争成为总理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反对的。海外反对派有很多人在早年与李克强相识相熟，他们更期望李克强能上台后启动中国的走向，甚至政治改革。相反，我鼓励薄熙来竞争的做法都是被海外反对派看作是“敌对”行动，甚至很多人称我为中共的海外纵队。
我作为中国海外民运的一员，很多年担任社民党的重要职务，深度的参与了中国反对派的活动。但我作为曾经的中国官员，也自认我会比更多的海外学者和反对派更深刻的了解中共体制运作的模式。我觉得中国的未来不能依赖于某个人上台，李克强上台会有很多机会，但他不是一个有胆量，有担当的人。他不可能在政治上掀起风浪，但他会悄悄的做一些改变，为未来的政治改革做一些推进。
在李克强即将下台的二年前，一位国内友人与我聊天，他对我的话题很感兴趣，他说，我们的谈话要录音，记录下来，可以整理一个谈话记录送给李克强。大约是不到一个月时间，这位朋友与我联系，说：你能否将我们谈话的内容专门搞一个专题，你做一个录音，发给我。我问：是谁要的？我可以写成文章发给你。友人说：你这是明知故问嘛，还能有谁要，你不要写文字，就要录音，这样更好。尽管我很奇怪为什么要录音不要文字，但还是按照友人的要求录音发给他。大约半年左右的时间，王希哲先生来电话问：国内朋友发来的一个录音是不是你讲的，我听声音是你，怎么不是你的名字？随后王希哲把这个录音转给我。我告诉王希哲先生，这是我的讲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极度开放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尽管没有网络通讯，但世界上各种书籍都可以公开出版。甚至全球被禁的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都可以出版。李克强在这个时代成长，必然要留下这个时代的烙印。自由、民主已经成为他思想中固定的思维，已经无法抹去。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人性的软弱和体制的束缚。人性的软弱和体制的束缚会将自由和民主思想压制在生存的基础之下。而自我欺骗就会成为解释人生的最好理由。所以，我们就会不断产生梦想，幻想下一代是个明君，我现在做不到，但不是我不想做，是时机不够。李克强成为中国第二号人物，他还可以自我解释，因为他还在一人之下。即使是李克强成为了中国第一号人物，他依然可以为自己开脱，因为时机不成熟。这是历史宿命吗？至少在我眼里，这是人性的软弱，中华民族本身的缺陷。
在我的亲朋好友和同事中，不乏副国级，省部级官员，而且数量是二位数以上。这些人年轻时都是右派，甚至是极右派，言论不输现今的海外反对派，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之。但是这些人在官场上逐渐掌权之后，他们的思维在转变，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甚至我自己都在质疑我自己是否也已经发生了如此之大的转变，怀疑自己的人性弱点是否能抵挡？
其实改变历史进程的不仅仅是人性，还有一个就是历史上的小事件。大家可能很难认为二十年前的一个人事任命会改变中国的发展，以致造成如今中国的当今局面。
21世纪初期，当时的中国副总理钱其琛访问美国，我与钱其琛再美国休斯顿的希尔顿酒店晚间畅谈。钱先生说：我掌管外交，现在是亲美派掌权，中国就可以保持改革开放发展。但如果亲日派掌权，中国就会倒向俄国，与美国发生冲突，最终会结束中国的改革开放。当时我很不解。钱先生说：目前，中国外交系统没有亲俄派，只有亲美派和亲日派。亲美派毫无疑问会继续保持目前的改革开放路线。但是亲日派不同。亲日派掌管外交，就会带领中国走向亲俄反美路线。日本本身依赖美国，看美国眼色行事。亲日派上台不可能重用亲美派外交人员。如果他重要亲美派人员，等于他就要放弃自己的位置，主动下台。但日本听美国，必然是外交系统还要重用亲美派。为了维持自己的位置和派系，他一定要亲俄，这样才能立足。亲俄必然要反美。而反美就要制造事端，引导最高层注意。反美的结果就是让美国失去信任，没有了信任，就要走向对抗。唐家璇的任职就是这样俄结果。这个结果可能要二三十年才能显现。美国一旦不信任中国，中国最高层就只能强硬反美。
一个月前，王希哲先生在旧金山组织会议，我以旁听者参加。我遇到了一位已经从北京高官位置退休的朋友，两人相互聊起了共同的朋友们，我谈到了钱其琛早年与我的谈话，他很是感概：早年知道此事，也没有在意，就当作体制内的人事争夺，现在的外长王毅就是亲日派，中美之间的结果，肯定就是战狼外交，亲日派怎么能容忍亲美派秦刚的存在？中央决策也被挟裹了。
有人问我：未来中国会如何？我回答：信任一旦崩溃，就需要重建，这需要二十年以上的事件，也不是更换某个领地啊人就可以解决的。即使是中国民主化，西方国家也无法确定未来的领导人是否会走向左或右。俄国发生苏联解体后改变了多少，获得了西方国家的完全认可了吗？更可怕的是，中国的未来将会出现四分五裂的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对于很多人而言是百年难遇的机会。是一个可以青史留名的时代。但这个时代也将会是血腥和暴力的时代，军阀混战的时代，一个占山为王的时代。
有人问我，如何改变中国？我告诉他：我认为需要改变体制？再问，如何改变体制？我答：不能依期盼君，不能期盼百姓，不能期盼其他国家，只能牺牲自己，牺牲一小批献身的理想主义者。
八十年代时一个充满理想和梦幻的年代，李克强是这批人的代表，他曾经给所有的中国人和国际社会一个期望，这就是知识和经济能改变中国，能让中国顺利转型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是李克强的暴亡，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死亡，他带走了这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