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恶的致命吸引力
不错，在今日中国，大多数崇毛者恐怕未必象上述公车司机那样迷信，以为死后的毛仍然拥有超自然的神力。但是他们对毛的崇拜也同样是出于对权力的崇拜。
在《读李志绥医生回忆录》一文里，我曾对崇毛心理略加分析。其中写道：“人生一世，谁不愿意给社会、给历史留下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在毛的罪行已被日益揭露的今天，仍然有一些人对毛崇拜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从毛身上看到了人追求不朽的强大冲动。至于说毛的作用是好是坏，那对于他们倒是第二位的事情。更何况，大奸若忠，大恶似善。现代暴君都穿有一件理想主义的斑斓外衣，崇拜者总可以从暴君身上找出某些合理或正确的东西。问题就在这里：一个人，如果他不把善恶之分列于首位，如果他不珍视自己也不珍视他人的自由，如果他对暴君的罪行没有愤慨以及对暴政下牺牲者的苦难不抱同情；他就很容易被暴君的巨大身影和辉煌成功弄得眼花缭乱，转而向暴君认同，并从这种认同中自视高人一等。”
眼下正好有一个例子，简直像是为我上面这段话作图解。王安忆小说《遍地枭雄》里的“大王”就是这样一个毛的崇拜者。《遍地枭雄》写到三个劫匪，为首者大王爱读书，肯思考，出口成章，颇具性格魅力，对人生对世事有自己的一套见解，虽然干的不过是拦路劫车的小勾当，手下祇有两个小喽罗，却心雄万夫，豪情万丈，指点江山，志在天下。大王平生最看不上眼的是艺术家，说那是雕虫小技。哪比得上人家帝王，帝王祇须玩泥巴（修长城，挖运河），就在地球上画下了沟壑。大王感慨道：中国好啊！好就好在泱泱大国，国和民讲的是普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崇尚一个大字，这个大字是指气象。美国也很大，可是总统是选出来的，一点王气也没有了。四面八方谈判，讨论，分选票，再数选票，国不国，君不君。天下就是要打出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天经地义。大王最崇拜毛泽东，因为毛一身霸气，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从山沟沟里巴掌大一块地方打出个红色江山。这就是气象。大王带领兄弟们驱车北上，最后要到北京，首先第一，就要去毛泽东纪念堂。
历史学家高华在谈到毛热时指出：“毛是历史上那种‘超凡魅力型的领袖’，兼思想家和政治家于一身，所谓‘君师合一’也。毛一生打平天下无敌手，即便应对世界超强苏美两国的领袖，毛也是游刃有余，他可以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穿着泳衣会见赫鲁晓夫；在自己的书房等待尼克松的觐见，此正适合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英雄崇拜’和‘华夏中心’的心理。中国农民不理解，也不会接受华盛顿，但肯定敬畏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的许多情况下，统治者越强硬，统治手段越凌厉，百姓反而越佩服皇帝（当然有一个底线，即不能搞到官逼民反的地步）。因为中国人祇崇拜强者，胜者，王者，毛的巨大的事功，毛的统治风格正好满足了民众的这种心理需要。”
其实，英雄崇拜，伟人崇拜，对王者气象或霸气的崇拜，都并非中国人或中国农民所独有。按照黑格尔，人甘冒生命危险，追求纯粹的声名之战乃是人的最基本的特性。用毛泽东的话就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人类之间的战争绝非祇是为了生存。动物之间是生存斗争，人类不是。人不仅是为了生存而战，更是为了荣誉，为了骄傲，为了显示自己比众人优越，有的干脆就是为了称王称霸。这种为了承认而进行的斗争每每诉诸暴力，常常充满血腥。正像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里所问到的：“为什么为追求象征价值、声名或认知而乐于杀人或被人杀的人，比那些接受挑战也愿意让步，并将自己的要求提请和平仲裁或审判的人，更有人情味呢？”就因为前者出生入死，最能体现出人克服其动物性生存本能的伟大力量；就因为前者追求的是称王称霸，最能使自我意志得到淋漓尽致的充分实现。相比之下，在奉行“你活我也活”原则的民主社会里，权力受到诸多限制，个人追求声名或权力无需再冒生命危险，但因此也就使争斗少了你死我活的惊心动魄，不复有赢家通吃的血色辉煌，个人意志无从尽情任意发挥，那岂不是很不够劲很不过瘾吗？
5、我们是怎么转变的？
如前所说，甘冒生命危险，追求不朽，追求承认，这本是人的最基本的特性。它是人性的，非常人性的。它超乎善恶之外，就像那句老话——“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它可为大善，也可为大恶。问题在于，那种你死我活的追求独霸天下的斗争的结果每每导致专制独裁，导致一个人君临天下而亿万人沦为奴仆。由此我们就可以发现，对独裁者表示崇拜是出于怎样一种可笑的角色认同：你崇拜独裁者，是因为你把自己想像成独裁者或独裁者的宠臣。为什么不把自己想像成独裁者之下的牺牲者呢？成为后者的可能性不是要大得多得多吗？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时代过来人——尤其是当时的年轻一代——的教训刻骨铭心。想当年，我们也曾热烈地崇拜过毛泽东。一来是崇拜他的伟大，二来是以为在如此伟大的时代，人生的价值将获得更充分的实现。文革狂飚突起，毛鼓励青年学生造反，一大批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突然被放在政治舞台的中心受到万众瞩目。这就极大地激发起年轻人的野心或曰雄心，激发起他们的表现欲亦即要求得到承认的冲动。当红卫兵们宣誓“沿着毛主席的足迹前进”，高吟“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那既表明他们对毛的追随，又表明他们以毛为榜样的自我期许，同时也表明他们自以为生逢其时，已经得到历史承认并将得到更大承认的骄傲与展望。可是没过多久，这一代就从飘飘欲仙的云端上重重地栽了下来。我们终于意识到，毛的随意挥洒的巨人气象，是以他人不得随意挥洒为前提的；毛成为巨人，是必然要以把我们都压缩成侏儒为代价的。梁启超批判君主专制时说：在君主专制下，一夫刚而万夫柔。黑格尔也说过，在古代中国，祇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毛时代则把这一点发展到登峰造极。毛泽东君临天下凡二十七年，七亿人祇准有一个头脑。毛泽东一个人霸占着中国这块大舞台把戏唱足唱够，害得其他人都枉过一生而轮不上任何独立表演的机会。单凭这一点，我们就该彻底否定毛泽东。
就这样，对伟大领袖的狂热崇拜就转变为对专制暴君的无比痛恨。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就是这一转变的最确切的证明。在四五运动中，最振聋发聩的一个口号莫过于那句“秦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我们知道，秦始皇是一个多义的符号，他常常被当作暴君的代表，但也一直有人称之为伟人，称之为“千古一帝”。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不过在四五运动的那个口号里，秦皇无疑是被当作暴君、当作大独裁者的符号。这表明一种根本性的立场转变：当人们提到毛泽东或秦始皇这类大独裁者时，他们已经不再把自己认同于大独裁者或独裁者的宠臣，而是把自己认同于暴政下的牺牲者。在1979年全国13所高校大学生社团联合主办的文学刊物《这一代》的发刊词里写道：“真的，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四五这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谈起这一代，将会说：”他们交了白卷！‘一张祇代表耻辱的白卷，遮掩了这一代人坚毅的面容。“可见，这一代痛恨毛泽东的最大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他们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遭到抹煞（”一张祇代表耻辱的白卷“）。
也正是出于这一点，我们开始理解了自由民主制度。自由民主制度并不否认人有追求声望追求优胜的冲动或曰野心雄心，事实上，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正在于给所有人追求承认的冲动提供最广阔的舞台。正是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人们才可能最大可能地发展自我，实现自我。自由民主制度并不否定人的野心和抱负，它祇否定专制独裁，也就是说，它防止个别人意志的无限扩张从而堵死了其他人伸张意志的机会。它用野心制衡野心，用权力制衡权力，这就为其他人施展野心和抱负保留下足够的空间。毛一度被称作伟大的诗人。其实，毛诗词的最大特点就是气魄大。民主的政治领袖中也不乏文采飞扬之士，如伯利克里、杰弗逊、丘吉尔，但是你从他们那里读不到象毛诗词一样的大气魄。正如同民主政治领袖常常做不出专制暴君所能作出的那种大手笔的功业。但是，那对于我们大家不是更好得多吗？
毛时代的过来人，经历了从对毛的狂热崇拜到对毛的深切痛恨的转变过程。祇要我们把我们的经验充分地传授出来，至少可以使得以后的几代中国人产生免疫力，不至于再为独裁者的巨大身影而倾倒。可惜的是，由于中共当局压制对毛的彻底批判，继续维护毛的伟大领袖地位，顽固地拒绝民主改革；九十年代以来，中共还通过多种方式宣扬毛的所谓丰功伟绩，再加上文学和影视中大张旗鼓的帝王故事，这就引诱一些人——尤其是那些不甘平庸、野心勃勃的年轻人——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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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评毛泽东热》链接：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61911
4、恶的致命吸引力
不错，在今日中国，大多数崇毛者恐怕未必象上述公车司机那样迷信，以为死后的毛仍然拥有超自然的神力。但是他们对毛的崇拜也同样是出于对权力的崇拜。
在《读李志绥医生回忆录》一文里，我曾对崇毛心理略加分析。其中写道：“人生一世，谁不愿意给社会、给历史留下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在毛的罪行已被日益揭露的今天，仍然有一些人对毛崇拜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从毛身上看到了人追求不朽的强大冲动。至于说毛的作用是好是坏，那对于他们倒是第二位的事情。更何况，大奸若忠，大恶似善。现代暴君都穿有一件理想主义的斑斓外衣，崇拜者总可以从暴君身上找出某些合理或正确的东西。问题就在这里：一个人，如果他不把善恶之分列于首位，如果他不珍视自己也不珍视他人的自由，如果他对暴君的罪行没有愤慨以及对暴政下牺牲者的苦难不抱同情；他就很容易被暴君的巨大身影和辉煌成功弄得眼花缭乱，转而向暴君认同，并从这种认同中自视高人一等。”
眼下正好有一个例子，简直像是为我上面这段话作图解。王安忆小说《遍地枭雄》里的“大王”就是这样一个毛的崇拜者。《遍地枭雄》写到三个劫匪，为首者大王爱读书，肯思考，出口成章，颇具性格魅力，对人生对世事有自己的一套见解，虽然干的不过是拦路劫车的小勾当，手下祇有两个小喽罗，却心雄万夫，豪情万丈，指点江山，志在天下。大王平生最看不上眼的是艺术家，说那是雕虫小技。哪比得上人家帝王，帝王祇须玩泥巴（修长城，挖运河），就在地球上画下了沟壑。大王感慨道：中国好啊！好就好在泱泱大国，国和民讲的是普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崇尚一个大字，这个大字是指气象。美国也很大，可是总统是选出来的，一点王气也没有了。四面八方谈判，讨论，分选票，再数选票，国不国，君不君。天下就是要打出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天经地义。大王最崇拜毛泽东，因为毛一身霸气，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从山沟沟里巴掌大一块地方打出个红色江山。这就是气象。大王带领兄弟们驱车北上，最后要到北京，首先第一，就要去毛泽东纪念堂。
历史学家高华在谈到毛热时指出：“毛是历史上那种‘超凡魅力型的领袖’，兼思想家和政治家于一身，所谓‘君师合一’也。毛一生打平天下无敌手，即便应对世界超强苏美两国的领袖，毛也是游刃有余，他可以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穿着泳衣会见赫鲁晓夫；在自己的书房等待尼克松的觐见，此正适合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英雄崇拜’和‘华夏中心’的心理。中国农民不理解，也不会接受华盛顿，但肯定敬畏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的许多情况下，统治者越强硬，统治手段越凌厉，百姓反而越佩服皇帝（当然有一个底线，即不能搞到官逼民反的地步）。因为中国人祇崇拜强者，胜者，王者，毛的巨大的事功，毛的统治风格正好满足了民众的这种心理需要。”
其实，英雄崇拜，伟人崇拜，对王者气象或霸气的崇拜，都并非中国人或中国农民所独有。按照黑格尔，人甘冒生命危险，追求纯粹的声名之战乃是人的最基本的特性。用毛泽东的话就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人类之间的战争绝非祇是为了生存。动物之间是生存斗争，人类不是。人不仅是为了生存而战，更是为了荣誉，为了骄傲，为了显示自己比众人优越，有的干脆就是为了称王称霸。这种为了承认而进行的斗争每每诉诸暴力，常常充满血腥。正像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里所问到的：“为什么为追求象征价值、声名或认知而乐于杀人或被人杀的人，比那些接受挑战也愿意让步，并将自己的要求提请和平仲裁或审判的人，更有人情味呢？”就因为前者出生入死，最能体现出人克服其动物性生存本能的伟大力量；就因为前者追求的是称王称霸，最能使自我意志得到淋漓尽致的充分实现。相比之下，在奉行“你活我也活”原则的民主社会里，权力受到诸多限制，个人追求声名或权力无需再冒生命危险，但因此也就使争斗少了你死我活的惊心动魄，不复有赢家通吃的血色辉煌，个人意志无从尽情任意发挥，那岂不是很不够劲很不过瘾吗？
5、我们是怎么转变的？
如前所说，甘冒生命危险，追求不朽，追求承认，这本是人的最基本的特性。它是人性的，非常人性的。它超乎善恶之外，就像那句老话——“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它可为大善，也可为大恶。问题在于，那种你死我活的追求独霸天下的斗争的结果每每导致专制独裁，导致一个人君临天下而亿万人沦为奴仆。由此我们就可以发现，对独裁者表示崇拜是出于怎样一种可笑的角色认同：你崇拜独裁者，是因为你把自己想像成独裁者或独裁者的宠臣。为什么不把自己想像成独裁者之下的牺牲者呢？成为后者的可能性不是要大得多得多吗？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时代过来人——尤其是当时的年轻一代——的教训刻骨铭心。想当年，我们也曾热烈地崇拜过毛泽东。一来是崇拜他的伟大，二来是以为在如此伟大的时代，人生的价值将获得更充分的实现。文革狂飚突起，毛鼓励青年学生造反，一大批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突然被放在政治舞台的中心受到万众瞩目。这就极大地激发起年轻人的野心或曰雄心，激发起他们的表现欲亦即要求得到承认的冲动。当红卫兵们宣誓“沿着毛主席的足迹前进”，高吟“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那既表明他们对毛的追随，又表明他们以毛为榜样的自我期许，同时也表明他们自以为生逢其时，已经得到历史承认并将得到更大承认的骄傲与展望。可是没过多久，这一代就从飘飘欲仙的云端上重重地栽了下来。我们终于意识到，毛的随意挥洒的巨人气象，是以他人不得随意挥洒为前提的；毛成为巨人，是必然要以把我们都压缩成侏儒为代价的。梁启超批判君主专制时说：在君主专制下，一夫刚而万夫柔。黑格尔也说过，在古代中国，祇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毛时代则把这一点发展到登峰造极。毛泽东君临天下凡二十七年，七亿人祇准有一个头脑。毛泽东一个人霸占着中国这块大舞台把戏唱足唱够，害得其他人都枉过一生而轮不上任何独立表演的机会。单凭这一点，我们就该彻底否定毛泽东。
就这样，对伟大领袖的狂热崇拜就转变为对专制暴君的无比痛恨。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就是这一转变的最确切的证明。在四五运动中，最振聋发聩的一个口号莫过于那句“秦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我们知道，秦始皇是一个多义的符号，他常常被当作暴君的代表，但也一直有人称之为伟人，称之为“千古一帝”。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不过在四五运动的那个口号里，秦皇无疑是被当作暴君、当作大独裁者的符号。这表明一种根本性的立场转变：当人们提到毛泽东或秦始皇这类大独裁者时，他们已经不再把自己认同于大独裁者或独裁者的宠臣，而是把自己认同于暴政下的牺牲者。在1979年全国13所高校大学生社团联合主办的文学刊物《这一代》的发刊词里写道：“真的，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四五这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谈起这一代，将会说：”他们交了白卷！‘一张祇代表耻辱的白卷，遮掩了这一代人坚毅的面容。“可见，这一代痛恨毛泽东的最大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他们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遭到抹煞（”一张祇代表耻辱的白卷“）。
也正是出于这一点，我们开始理解了自由民主制度。自由民主制度并不否认人有追求声望追求优胜的冲动或曰野心雄心，事实上，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正在于给所有人追求承认的冲动提供最广阔的舞台。正是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人们才可能最大可能地发展自我，实现自我。自由民主制度并不否定人的野心和抱负，它祇否定专制独裁，也就是说，它防止个别人意志的无限扩张从而堵死了其他人伸张意志的机会。它用野心制衡野心，用权力制衡权力，这就为其他人施展野心和抱负保留下足够的空间。毛一度被称作伟大的诗人。其实，毛诗词的最大特点就是气魄大。民主的政治领袖中也不乏文采飞扬之士，如伯利克里、杰弗逊、丘吉尔，但是你从他们那里读不到象毛诗词一样的大气魄。正如同民主政治领袖常常做不出专制暴君所能作出的那种大手笔的功业。但是，那对于我们大家不是更好得多吗？
毛时代的过来人，经历了从对毛的狂热崇拜到对毛的深切痛恨的转变过程。祇要我们把我们的经验充分地传授出来，至少可以使得以后的几代中国人产生免疫力，不至于再为独裁者的巨大身影而倾倒。可惜的是，由于中共当局压制对毛的彻底批判，继续维护毛的伟大领袖地位，顽固地拒绝民主改革；九十年代以来，中共还通过多种方式宣扬毛的所谓丰功伟绩，再加上文学和影视中大张旗鼓的帝王故事，这就引诱一些人——尤其是那些不甘平庸、野心勃勃的年轻人——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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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评毛泽东热》链接：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61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