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左派谈谈毛泽东的文革错失及根源
（旧金山湾区座谈会上的讲话）
前言
我支持左派，因为左派代表了今天国家的正气。我也赞成重树毛泽东，这是今日时代需要。但若左派完全否认毛的错失特别是文革错失，是不能服人，不能团结最大多数人民的，实际对左派不利，对国家的前途也不利的。我们需要的，是今天实事求是地看待毛泽东。这里先谈谈毛泽东文革的错失
一、毛泽东文革的错失
我们就从毛自己对文革的两个定评说起:文革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成就是“打倒了刘少奇、林彪”。
“打倒一切”，人民是根据你文革前和初期的理论来的呀。你说农村，全国政权的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了”；工厂，你说“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与工人阶级尖锐对立的阶级”；文化文艺部门，你说，是“裴多菲俱乐部”；被黑线统治了；学校，你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我们的学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卫生，你说是“城市老爷卫生部”；社会各界，你说，旧社会国民党的知识分子专家技术权威都包了下来；公检法是罗瑞卿搞烂了，要“砸烂公检法”；从中央到各级党政，516通知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资产阶级司令部......”
中国这样的阶级形势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起来，响应你号召的人民，怎么能不发生“打倒一切”呢？不是人民的错，是你的错呀！
“全面内战”，造反派也是根据你文革前和初期的理论来的呀！你说，两派代表了两条路线，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说，这是“政治大革命，是国共内战的继续”；你号召人民全面向“走资派”大夺权，要“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你教导人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暴烈行动”；你邀中央文革庆生日喝酒，举杯祝“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戚本禹说，吓得中央文革都不敢原话写社论）。你要军队“支左”，曾设想发枪给造反派，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你树立了上海榜样，彻底瓦解保守派，由造反派王洪文徐景贤等掌权。湖南、浙江、四川各省都在学上海榜样打击瓦解保守派。但最后受到了军队和保守派的坚决抵制，矛盾越来越尖锐，于是你在武汉，发生了8201部队结合百万雄师的激烈兵变，包围了东湖宾馆，要抓王力，向你示威。你仓皇飞到了上海，感到这样下去确实危机了，才以“视察大江南北讲话”方式转舵，要求全国不要“全面内战”了，要各派“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但你转舵了，接受了你的阶级形势估计文革理论的人们不是那么容易转舵的。他们开始思考毛主席为什么忽然转舵，毛主席的“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底”，究竟是在哪里？于是开始出现了反周“极左思潮”。那时，极左思潮共通的基本理论是，毛主席文革转舵是因为遇到了阻力。周恩来代表的共产党“官僚阶级”力量太强大了，毛不得不暂时战略后退。这些极左思潮的著名代表有北京的516，湖南的湘江评论杨曦光；武汉的“北决扬”，广州的“八五公社”等。他们的“极左”解说，实际是对毛泽东文革理论的深化。虽然他们无例外都被打成了“反革命”。
但我组织和执笔的“李一哲”文章与极左派的思路相反。我开始意识到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有错误了。毛最基本的错误，是将党内思想路线分歧斗争当做敌我矛盾看待，混淆了敌我性质。他推举的接班人林彪，更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到谁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到谁”。党内的历史，谁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或随时被指“反对毛主席”？李一哲大字报指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到谁，是封建礼教原则”。由此引申，才发生了文革社会两派斗争也混淆了性质，都把对立派视为了“反毛”而必须消灭的敌人了。文革发生的两派武斗，你死我活，巨大牺牲，早期都绝不是什么出于狂热的“派性”，而确是出于对毛泽东的文革错误理论的狂热信仰。文革无辜牺牲又被丑化的两派，不应在历史上永远戴着这顶被诬蔑的帽子，背负着罪责。韩爱晶就当面问过毛：“主席，你百年后两派都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怎么办？”，两派还打不打？这是著名的“天问”。毛没能正面回答，他只说，“你要相信人民”。
其实文革开始周恩来就感到了毛的错误。他小心翼翼地问过毛：“过去党的历史上路线错误，提法都是左倾或右倾，没有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呀？”毛不屑地回答说“我本来提的还是‘反革命路线’呢！”。周妥协了。这是自延安整风毛地位确立以来那么多年，周仅有的一次对毛的当面质疑。周内心的质疑，使他文革中尽力地保护了大批的干部和群众，竭力维护了国家经济不至崩溃，赢得了民心爱戴（今日左派特别青年左派常说，“文革中国家经济也还不错呀，两弹一星...”。他们不知道，这恰只因有了周总理忍辱负重殚精竭力的维护），却使周在中央文革极左派眼中成为了“共产党官僚阶级”的总后台（直到今天的毛派原教旨派还常这样提出）。至文革后期，周病危中支持邓小平整顿国民经济和教育科技，力图“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现四个现代化，毛虽也病重却开始怂恿和支持了四人帮批周，这下，毛最后失去了民心！李一哲大字报《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反映了民心，对毛和中央文革作了公开的坚决的批评和抵制，被打成“反动大字报”，遭到了毛指示下中央文革下令的广东和全国性的批判。但批判“李一哲”大字报，却实际为后来南京发动延烧北京的四五运动，作了舆论准备。“李一哲”大字报和保周支邓的四五运动，是人民文革后期自发地开始纠正毛文革错误的运动。三中全会后的“历史决议”说：四五运动为后来的粉碎四人帮动员和“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当然，我也反对邓后来把江青等作为“反革命集团”加以刑事重判，甚至动了杀机，这就过分了。不过，这也是他们自己先把党内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打倒一切”，加以迫害，邓上了台就报复，“请君入瓮”罢了）。
再说毛认为的文革成就：“打倒了刘少奇、林彪”。但打倒刘少奇、林彪就能说是文革的成就吗？文革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和林彪吗？今天看，刘少奇、林彪问题，无论他们64年提出的“四清四不清”矛盾问题，还是庐山会议提“设国家主席”问题，真的属于敌我矛盾吗？
二、毛泽东混淆两类矛盾的政治根源
这就不能不简要谈谈列宁对马克思修正产生的问题。前年我去英国马克思墓前请教马克思说：你当初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取代资本主义了，是不是因为你把19世纪中叶蒸汽机所代表的生产力估计得太高了，以为蒸汽机生产力就可以达至共产主义生产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方式了？恩格斯后来发现了不对头，开始改变说法，这就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继承。但列宁坚持先革命取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后，再去发展生产力。十月革命后不久，“军事共产主义”实践和俄国农民无数暴动使列宁也发现，行不通。于是后退一步，提出“新经济政策”，允许资本主义在俄国的有限发展。那时俄共党内左右斗争非常激烈，列宁也对反对派扣帽子，但他从没把反对派当做敌人。列宁的俄共党内实际是多派民主的。
列宁去世后，要不要继续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与布哈林等反对派的矛盾尖锐起来。斯大林开始了五年计划。要按计划完成苏联工业化，就必须从农民手里获得“剪刀差”的低价粮食。而要作到这点，就必须用强制力把农民组织起来“集体化”。从个体农民手里，是难以得到保障工业化所需的充分的低价粮食的。个体农民只会把自己的余粮拿到市场卖高价，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但反对派布哈林坚持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应该是长期的政策继续下去。让个体农民先“发财吧”。农民富裕起来，有了钱去买农业机器，才可能集体化和实现苏联工业化。
我们知道，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只许对敌人专政不能对人民专政的，对人民只能民主。这理论表面很美丽，但背后却常隐藏了血腥。因为它意味了，一个掌握了权势的领导者想要剥夺党内外反对者或反对派别的说话权利，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把他打成“反革命”，宣布他是敌人，对其专政，不然就无法以强制和镇压的手段确立和推行自己的“正确路线”（老王我从19岁小王起到今天70多了，还戴着“反革命”帽子！）。
斯大林就是这样，必须先把布哈林等成千成万的共产党各级领导层反对派杀了，才能去推行农民集体化和苏联工业化。
新中国与苏联的体制大体一样，它内部发生的矛盾斗争及结果也会大体一样的。对照读读苏联初期历史和新中国初年历史，读毛文集，毛泽东年谱就会感觉。
建国初，毛也要搞农民集体化了。薄一波回忆，那时，毛还是能够在党内讲道理讨论的。针对刘少奇与布哈林一样的意见，个体农民须先富裕起来，能买机器了，有了新生产力才能搞集体化，毛开导薄一波说：“资本主义原始，都是先有了手工工场，后才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薄表示被说服了。但毛是错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组合，是雇佣劳动，它能形成新生产力；行政推行的农民合作社，是公有劳动，“三个和尚没水喝”，它是难以形成新生产力的。
53年后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共也同样遇到怎样从个体农民手里收购粮食的问题。没有集体化的农民，就无法有计划从个体农民手中得到低价的粮食；不能按计划弄到这些粮食，也就无法按五年计划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特别重工业。于是，就要“上马”掀起农村的“社会主义合作化高潮”，再搞余粮的国家统制收购。“统购统销”，遇到党内外大面积的反对。为对付反对意见，自此开始，毛就提出要用是不是“反对党的总路线”的“右倾”政治帽子，去对付反对意见了。党内，他批评刘少奇“右倾”，党外，他大骂梁簌溟冒充“农民代表”，是反共反人民野心家伪君子。过去毛从没骂过民主人士的，对党外民主人士，毛从来毕恭毕敬。
主管农业的邓子恢在刘少奇、周恩来的支持下“反冒进”，砍了十几万个弄不好的合作社，58年初南宁会议，毛泽东“反反冒进”，开始用“离右派五十步”帽子威胁周恩来、邓子恢等了。薄一波回忆说，自南宁会议后，他发现毛主席不能再平等与党内同志讨论问题了，开始“凌驾政治局之上”了。反对意见被压下，于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开始了。
59年庐山会议，为了应对彭德怀批评“小资产阶级狂热”的反左意见书，毛的政治帽子又进了一步，开始把党内提批评意见的彭黄张周等打成“反党集团”了；
1962年，为扭转城乡大饥荒和数百万农民的饿死惨景，召开七千人大会调整政策，毛不满刘少奇的态度和随之陈云主角的西楼会议“把黑暗面说透”，又加个所谓习仲勋“小说反党”，毛开始将党内矛盾更提升为“阶级斗争”了；
1964年，在农村社教问题上，刘少奇坚持须“实事求是”处理农村四清四不清矛盾，不赞成“走资派”提法，毛对刘少奇竟敢对他“说一句顶一句”不满（见戚本禹回忆），决心把刘少奇作为“走资派”“搞掉”了（见毛泽东年谱）。
1965年，毛明知吴晗冤枉，为回击彭德怀的翻案，咬定吴晗是将海瑞比作彭德怀，开始自比“嘉靖皇帝”了；
66年-76年，文革发生，毛泽东推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政治骗子”“投降派”“还在走的走资派”这些政治帽子，在座大家都多亲闻亲历了。
可以看出，不是毛泽东所谓性格天生“独裁专制”，而是新中国面临的与当初新苏联一样的强制农民集体化的历史任务，使他只能和必然地去行使“斯大林主义”。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内原始的重大冲突的根源，其实都出自一个，都是怎样从农民手里获取低价的粮食以完成五年计划加速发展国家重工业发生的。毛搞文革，临死前还记住的一笔帐就是：“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走资派还在走”。不过，毛泽东体会到了斯大林的教训，说斯大林不该随意杀人。他党内斗争包括文革也确实没有指令杀人（江青周恩来提出杀刘少奇，毛没批准），但他和他的文革把千千万万的干部群众打成反党反革命，其中有多少自杀或被杀或遭迫害死亡？也可以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了。
毛为什么50年代初那么急搞合作化？共产党革命胜利后，中国要有一个相当长时期发展尚利国利民的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这是建国前毛自己的七大报告和全党共识。但建国后新问题出现了，他有他的道理：不能从集体化农民手里获得粮食，工业化资金哪里来？苏援156项重型工业的机器产品能卖给谁？又不能像今天搞“一带一路”。农民私有化必带来阶级分化和资本主义复辟，帝国主义外部再一夹攻，新中国就完了....。这番道理他给张平化等许多人讲过，今天左派还常引用。他的这道理与斯大林的道理是一样的，而刘少奇的道理，其实又与布哈林一样。
今天看，毛派、刘派路线谁正确？各有其合理与缺失之处。
毛派反对阶级分化，整肃干部队伍，强势推行社会主义建设，像斯大林一样，无论人民付出了多大牺牲，它的成就是终于实现了中国的工业化，为国家的安全和强盛，打下了基础。
刘派不怕阶级分化，认为是解放生产力的必然。它解放农民和干部，回复适度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义政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政策无论发生了多少社会和党内的严重腐败、尖锐阶级矛盾，帝国主义的外部欺侮和国家“颠覆性错误”的危险，这是代价。它的成就确如今日改开30多年可以看到的，人民是小康富裕了，生活比较的自由了，国家是表面强盛了。
于是我们总结斯毛、布刘两条路线的特点是：
斯大林毛泽东路线，是用政治鞭子抽打人民，逼迫人民“大跃进”建设社会主义；
布哈林刘少奇路线，是用经济利益激励人民，调动人民内在积极性建设国家。声称还是社会主义；
无非一个要求激进快速的发展，一个希望温和稳步的发展，目标都是社会主义，不是你死我活敌我矛盾。为什么斯和毛非要把温和派作敌人打倒不可呢？内部诸因素外，主要因外部帝国主义敌人的压力。西方帝国主义是敌视社会主义的。苏联和新中国都经历了艰苦的立国之战乃至卫国之战。帝国主义随时可能来打，手中就不能没有重武器，国家重工业化就不能慢，慢了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为了不挨外部敌人的打，就必须先鞭打自己的人民，逼他们加快步伐，不惜让他们付出暂时的巨大痛苦和牺性。今日“公知”说，那些投降美国，作美国的跟班仆从的国家都富裕了呀！中国不能如此。中国是大国，不能也无法甘作他国附庸，只能独立自主发展自己。这就是毛骂梁漱溟时说的共产党只能对人民“施大仁政”，不是对人民施小仁政的道理。温和派障碍了农民合作化，即障碍了中国加速国家工业化，毛就必须将温和派打倒掃除。
但温和派毕竟也有它的合理性呀。于是我们看到新中国历史中的共产党“政派轮替”：当毛泽东激进派的政策激化了社会矛盾，，难以为继时，刘少奇温和派就出来收拾局面。一旦温和派将社会稳定下来，民心开始安定，激烈派就要再出来扫开温和派，再强制推动社会加速前进了：
50年代上半期，刘派主导（标志是拥毛派高岗的失败），十几万合作社被大砍；
50年代下半期南宁会议庐山会议后毛派主政，发生大跃进后的大灾荒；
于是刘派出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60年代上半期的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收拾局面，“国家形势开始好转”；
60年代下至70年代上，开始文革，毛清算“走资派”，社会动乱；
70年代下（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是刘邓派上台，“彻底否定文革”，“改开”。
然后是刘邓派分化为邓右派、邓左派。邓右派最能代表的是温家宝（其家族贪腐数十亿），邓左派最能代表是薄熙来。重庆薄模式与广州汪模式各争取人民认同之争，那时已有了文革后共产党左右政派和平轮替的可能，但邓右派温家宝在西方国家暗助和国内外反共右派的狂热支持下，竟动用他们号称“彻底否定”了的文革诬陷整倒政敌的手段，消除了薄熙来。渔翁得利，让“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邓中左派习近平掌舵，到今天。
可惜中共这些“形势比人强”发生的左右派执政轮替，不是制度化进行的，而是通过剧烈甚至残酷的政治权力斗争来实现的。
三、中国的“党主宪政”
没有一种政策路线是十全十美的，事物发展总要向反面转化，钟摆效应，这是辩证法。某种形势下再合理和必须的政策，无论左右，实行了，在它长久发展过程中必要发生和暴露新的问题和黑暗现象，并逐渐严重的。所以需要以执政轮替的方式进行政策的调整和修正。
邓小平说，美国的制度不可能发生毛式的错误。因为美国的资产阶级国家政策，是靠制度化的民选政党轮替来实现的。那么照搬美国的宪政模式吗？当然不是。美国宪政怎么来的和如何发展到今天的？
今天美国的两党，完全是当年华盛顿独立革命集团分化出来的两派（汉密尔顿等的联邦党派和杰佛逊等的民主共和党派），经二百多年的演化。美国今日实际仍是一党专政，当年华盛顿革命集团的一党两派轮替专政。“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华盛顿革命集团枪杆子打的天下，当然是华盛顿革命集团及其传承的后代政治集团专政，它由不受民选的最高法院法官保障。我们必须认识，美国民主党共和党的轮替，不是法统政权的轮替，只是两派执政权的轮替。
不作西方附庸，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共产党对中国的一党领导执政。但“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为什么就不能将中共七十余年实际的左右派执政轮替，宪法化、民主化，制度化呢？
三中全会后的历史决议说“文革没有也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这批评是对的。文革十六条规定了巴黎公社原则，一月革命上海想试办，被毛泽东否定了。他的五七指示，连戚本禹都感觉是乌托邦。
李一哲文章早就提出，共产党党内政派的制度性民主轮替。它能为全体人民对共产党的民主监督，跳出“窑洞对”所谓政权的“周期律”，开出可行可操作的道路。这就是共产党的宪政。冯胜平称之为“党主宪政”。
四、今日中国毛派的困窘和习近平时代应有的改革
今日中国毛派的困窘正在于毛的文革，没有致力民主制度的建设，空喊“革命”。毛想象他身后的中国“中央出修正主义”了，“资本主义复辟”了，左派就再文革，或“上井冈山”，“大闹天宫”“打到北京”...。今日如何？项观奇袁庾华们号召毛派“革命”，说“不革命没有出路”。但如何革命？如何“上井冈山”？有办法吗？现实的，还是争取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化才是，让各阶层（必体现为各派）人民获得有依法充分表达自己真实意志自由权利的制度。毛泽东文革没有做到的，真正继承毛泽东遗志的左派，今天才应努力去争取做到。
习近平集权是正确的。非如此不能强挽江朱胡温两代遗下的大面积直至国家和军队核心的腐败。这任务至今还未能完成。但习必须清醒认识到，“改开”数十年，在中国社会和共产党内已经高度阶级分化的状况下，个人越高度的集权，其突然事变或身后国家可能的分裂冲突垮塌的风险就越大。为国家长治久安计，借助集权的力量，其身前就必须作好民主制度下最高权力交接的制度建设。国家的“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关键根本不在是否“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共产党国家里，谁不说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韩爱晶早就问过毛泽东了。习的历史地位，最重的，不在“国家强起来”，而是在他的手里，国家完成了完全的统一和党、国家的社会主义宪政民主化。不然，习身后国家长久安全的唯一保证，只能是朝鲜式的红色血统指定继承了。
五、毛泽东的精神和他的历史地位
为什么今天必须支持重树毛泽东？
1、文革是“打倒一切”，今天是“腐倒一切”。改开一度放纵资本的恶性，权贵对国有资产的鲸吞，惊人的腐败，人民的相对贫困和尖锐的阶级分化，使人民呼唤毛泽东；
2、美国为首西方集团对中国发展肆意的的打压欺侮，使人民呼唤毛泽东；
3、长远来看，一个民族需要一个伟大人物作为凝聚民族力量的民族魂。现代，这民族魂，只有毛泽东。
毛泽东代表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他辛亥后完成了国家的基本统一；他继承了他的先行者孙中山求“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遗嘱，不畏强敌，继续奋斗。没有他决心的抗美援朝，没有他赶超英美自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号召，就难有今日的中国人民以任正非华为公司代表的敢于抵抗列强极限压迫，敢于争取最后胜利的民族精神。华为的精神，就是毛泽东的精神；毛泽东的精神就是华为的精神！
即便文革，我们也不应所谓“彻底否定”。文革极大提高了人民对国家发展路线的政治觉悟，一代又一代青年关心国家前途成了传统。文革后，人民从此不畏官，“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有了敢于抵抗官方错误腐败的造反精神。没有这种造反精神，就没有四五，也没有八九。这是今天的中国人民特别重要的。
当然，毛一生的错失，也确给千千万万的民众带来过痛苦。不少人仇恨他，诅咒他，丑化他。但这些受过苦难的当代人会逐渐死去，在没有受过他的苦难的后代人们中，仇恨的记忆必代代淡化，后代青年们眼看到的只是毛泽东的伟大和他为民族留下的不朽功勋。我们看秦始皇，无论沦落的六国遗族和饱受繁重悲惨徭役之苦的万杞良孟姜女秦民们如何仇恨秦始皇，血泪哭倒了长城，但百代千代之下的中国人，更能看见和记住的，却是秦始皇为中华民族留下的伟大之处。这些百代千代至今以至永远的中国人，他们也会听说秦皇在遥远古代的“暴政”，但他们身受的却只是秦皇为他们留下的伟大的统一国家和灿烂的统一的民族文化的遗泽。而不必说，毛泽东还有另一面，他毕竟为更大多数的亿万人民带来过翻身解放的回忆和奠定了国家永续发展的强大基础。
毛泽东将在中国百代千代人民的心中，愈趋伟大。这就是他的历史地位。
2023年9月23日
美西旧金山湾区纽瓦克
xz7793@gmail.com
http://yizhewenji.com
（旧金山湾区座谈会上的讲话）
前言
我支持左派，因为左派代表了今天国家的正气。我也赞成重树毛泽东，这是今日时代需要。但若左派完全否认毛的错失特别是文革错失，是不能服人，不能团结最大多数人民的，实际对左派不利，对国家的前途也不利的。我们需要的，是今天实事求是地看待毛泽东。这里先谈谈毛泽东文革的错失
一、毛泽东文革的错失
我们就从毛自己对文革的两个定评说起:文革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成就是“打倒了刘少奇、林彪”。
“打倒一切”，人民是根据你文革前和初期的理论来的呀。你说农村，全国政权的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了”；工厂，你说“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与工人阶级尖锐对立的阶级”；文化文艺部门，你说，是“裴多菲俱乐部”；被黑线统治了；学校，你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我们的学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卫生，你说是“城市老爷卫生部”；社会各界，你说，旧社会国民党的知识分子专家技术权威都包了下来；公检法是罗瑞卿搞烂了，要“砸烂公检法”；从中央到各级党政，516通知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资产阶级司令部......”
中国这样的阶级形势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起来，响应你号召的人民，怎么能不发生“打倒一切”呢？不是人民的错，是你的错呀！
“全面内战”，造反派也是根据你文革前和初期的理论来的呀！你说，两派代表了两条路线，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说，这是“政治大革命，是国共内战的继续”；你号召人民全面向“走资派”大夺权，要“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你教导人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暴烈行动”；你邀中央文革庆生日喝酒，举杯祝“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戚本禹说，吓得中央文革都不敢原话写社论）。你要军队“支左”，曾设想发枪给造反派，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你树立了上海榜样，彻底瓦解保守派，由造反派王洪文徐景贤等掌权。湖南、浙江、四川各省都在学上海榜样打击瓦解保守派。但最后受到了军队和保守派的坚决抵制，矛盾越来越尖锐，于是你在武汉，发生了8201部队结合百万雄师的激烈兵变，包围了东湖宾馆，要抓王力，向你示威。你仓皇飞到了上海，感到这样下去确实危机了，才以“视察大江南北讲话”方式转舵，要求全国不要“全面内战”了，要各派“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但你转舵了，接受了你的阶级形势估计文革理论的人们不是那么容易转舵的。他们开始思考毛主席为什么忽然转舵，毛主席的“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底”，究竟是在哪里？于是开始出现了反周“极左思潮”。那时，极左思潮共通的基本理论是，毛主席文革转舵是因为遇到了阻力。周恩来代表的共产党“官僚阶级”力量太强大了，毛不得不暂时战略后退。这些极左思潮的著名代表有北京的516，湖南的湘江评论杨曦光；武汉的“北决扬”，广州的“八五公社”等。他们的“极左”解说，实际是对毛泽东文革理论的深化。虽然他们无例外都被打成了“反革命”。
但我组织和执笔的“李一哲”文章与极左派的思路相反。我开始意识到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有错误了。毛最基本的错误，是将党内思想路线分歧斗争当做敌我矛盾看待，混淆了敌我性质。他推举的接班人林彪，更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到谁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到谁”。党内的历史，谁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或随时被指“反对毛主席”？李一哲大字报指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到谁，是封建礼教原则”。由此引申，才发生了文革社会两派斗争也混淆了性质，都把对立派视为了“反毛”而必须消灭的敌人了。文革发生的两派武斗，你死我活，巨大牺牲，早期都绝不是什么出于狂热的“派性”，而确是出于对毛泽东的文革错误理论的狂热信仰。文革无辜牺牲又被丑化的两派，不应在历史上永远戴着这顶被诬蔑的帽子，背负着罪责。韩爱晶就当面问过毛：“主席，你百年后两派都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怎么办？”，两派还打不打？这是著名的“天问”。毛没能正面回答，他只说，“你要相信人民”。
其实文革开始周恩来就感到了毛的错误。他小心翼翼地问过毛：“过去党的历史上路线错误，提法都是左倾或右倾，没有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呀？”毛不屑地回答说“我本来提的还是‘反革命路线’呢！”。周妥协了。这是自延安整风毛地位确立以来那么多年，周仅有的一次对毛的当面质疑。周内心的质疑，使他文革中尽力地保护了大批的干部和群众，竭力维护了国家经济不至崩溃，赢得了民心爱戴（今日左派特别青年左派常说，“文革中国家经济也还不错呀，两弹一星...”。他们不知道，这恰只因有了周总理忍辱负重殚精竭力的维护），却使周在中央文革极左派眼中成为了“共产党官僚阶级”的总后台（直到今天的毛派原教旨派还常这样提出）。至文革后期，周病危中支持邓小平整顿国民经济和教育科技，力图“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现四个现代化，毛虽也病重却开始怂恿和支持了四人帮批周，这下，毛最后失去了民心！李一哲大字报《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反映了民心，对毛和中央文革作了公开的坚决的批评和抵制，被打成“反动大字报”，遭到了毛指示下中央文革下令的广东和全国性的批判。但批判“李一哲”大字报，却实际为后来南京发动延烧北京的四五运动，作了舆论准备。“李一哲”大字报和保周支邓的四五运动，是人民文革后期自发地开始纠正毛文革错误的运动。三中全会后的“历史决议”说：四五运动为后来的粉碎四人帮动员和“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当然，我也反对邓后来把江青等作为“反革命集团”加以刑事重判，甚至动了杀机，这就过分了。不过，这也是他们自己先把党内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打倒一切”，加以迫害，邓上了台就报复，“请君入瓮”罢了）。
再说毛认为的文革成就：“打倒了刘少奇、林彪”。但打倒刘少奇、林彪就能说是文革的成就吗？文革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和林彪吗？今天看，刘少奇、林彪问题，无论他们64年提出的“四清四不清”矛盾问题，还是庐山会议提“设国家主席”问题，真的属于敌我矛盾吗？
二、毛泽东混淆两类矛盾的政治根源
这就不能不简要谈谈列宁对马克思修正产生的问题。前年我去英国马克思墓前请教马克思说：你当初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取代资本主义了，是不是因为你把19世纪中叶蒸汽机所代表的生产力估计得太高了，以为蒸汽机生产力就可以达至共产主义生产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方式了？恩格斯后来发现了不对头，开始改变说法，这就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继承。但列宁坚持先革命取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后，再去发展生产力。十月革命后不久，“军事共产主义”实践和俄国农民无数暴动使列宁也发现，行不通。于是后退一步，提出“新经济政策”，允许资本主义在俄国的有限发展。那时俄共党内左右斗争非常激烈，列宁也对反对派扣帽子，但他从没把反对派当做敌人。列宁的俄共党内实际是多派民主的。
列宁去世后，要不要继续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与布哈林等反对派的矛盾尖锐起来。斯大林开始了五年计划。要按计划完成苏联工业化，就必须从农民手里获得“剪刀差”的低价粮食。而要作到这点，就必须用强制力把农民组织起来“集体化”。从个体农民手里，是难以得到保障工业化所需的充分的低价粮食的。个体农民只会把自己的余粮拿到市场卖高价，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但反对派布哈林坚持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应该是长期的政策继续下去。让个体农民先“发财吧”。农民富裕起来，有了钱去买农业机器，才可能集体化和实现苏联工业化。
我们知道，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只许对敌人专政不能对人民专政的，对人民只能民主。这理论表面很美丽，但背后却常隐藏了血腥。因为它意味了，一个掌握了权势的领导者想要剥夺党内外反对者或反对派别的说话权利，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把他打成“反革命”，宣布他是敌人，对其专政，不然就无法以强制和镇压的手段确立和推行自己的“正确路线”（老王我从19岁小王起到今天70多了，还戴着“反革命”帽子！）。
斯大林就是这样，必须先把布哈林等成千成万的共产党各级领导层反对派杀了，才能去推行农民集体化和苏联工业化。
新中国与苏联的体制大体一样，它内部发生的矛盾斗争及结果也会大体一样的。对照读读苏联初期历史和新中国初年历史，读毛文集，毛泽东年谱就会感觉。
建国初，毛也要搞农民集体化了。薄一波回忆，那时，毛还是能够在党内讲道理讨论的。针对刘少奇与布哈林一样的意见，个体农民须先富裕起来，能买机器了，有了新生产力才能搞集体化，毛开导薄一波说：“资本主义原始，都是先有了手工工场，后才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薄表示被说服了。但毛是错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组合，是雇佣劳动，它能形成新生产力；行政推行的农民合作社，是公有劳动，“三个和尚没水喝”，它是难以形成新生产力的。
53年后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共也同样遇到怎样从个体农民手里收购粮食的问题。没有集体化的农民，就无法有计划从个体农民手中得到低价的粮食；不能按计划弄到这些粮食，也就无法按五年计划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特别重工业。于是，就要“上马”掀起农村的“社会主义合作化高潮”，再搞余粮的国家统制收购。“统购统销”，遇到党内外大面积的反对。为对付反对意见，自此开始，毛就提出要用是不是“反对党的总路线”的“右倾”政治帽子，去对付反对意见了。党内，他批评刘少奇“右倾”，党外，他大骂梁簌溟冒充“农民代表”，是反共反人民野心家伪君子。过去毛从没骂过民主人士的，对党外民主人士，毛从来毕恭毕敬。
主管农业的邓子恢在刘少奇、周恩来的支持下“反冒进”，砍了十几万个弄不好的合作社，58年初南宁会议，毛泽东“反反冒进”，开始用“离右派五十步”帽子威胁周恩来、邓子恢等了。薄一波回忆说，自南宁会议后，他发现毛主席不能再平等与党内同志讨论问题了，开始“凌驾政治局之上”了。反对意见被压下，于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开始了。
59年庐山会议，为了应对彭德怀批评“小资产阶级狂热”的反左意见书，毛的政治帽子又进了一步，开始把党内提批评意见的彭黄张周等打成“反党集团”了；
1962年，为扭转城乡大饥荒和数百万农民的饿死惨景，召开七千人大会调整政策，毛不满刘少奇的态度和随之陈云主角的西楼会议“把黑暗面说透”，又加个所谓习仲勋“小说反党”，毛开始将党内矛盾更提升为“阶级斗争”了；
1964年，在农村社教问题上，刘少奇坚持须“实事求是”处理农村四清四不清矛盾，不赞成“走资派”提法，毛对刘少奇竟敢对他“说一句顶一句”不满（见戚本禹回忆），决心把刘少奇作为“走资派”“搞掉”了（见毛泽东年谱）。
1965年，毛明知吴晗冤枉，为回击彭德怀的翻案，咬定吴晗是将海瑞比作彭德怀，开始自比“嘉靖皇帝”了；
66年-76年，文革发生，毛泽东推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政治骗子”“投降派”“还在走的走资派”这些政治帽子，在座大家都多亲闻亲历了。
可以看出，不是毛泽东所谓性格天生“独裁专制”，而是新中国面临的与当初新苏联一样的强制农民集体化的历史任务，使他只能和必然地去行使“斯大林主义”。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内原始的重大冲突的根源，其实都出自一个，都是怎样从农民手里获取低价的粮食以完成五年计划加速发展国家重工业发生的。毛搞文革，临死前还记住的一笔帐就是：“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走资派还在走”。不过，毛泽东体会到了斯大林的教训，说斯大林不该随意杀人。他党内斗争包括文革也确实没有指令杀人（江青周恩来提出杀刘少奇，毛没批准），但他和他的文革把千千万万的干部群众打成反党反革命，其中有多少自杀或被杀或遭迫害死亡？也可以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了。
毛为什么50年代初那么急搞合作化？共产党革命胜利后，中国要有一个相当长时期发展尚利国利民的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这是建国前毛自己的七大报告和全党共识。但建国后新问题出现了，他有他的道理：不能从集体化农民手里获得粮食，工业化资金哪里来？苏援156项重型工业的机器产品能卖给谁？又不能像今天搞“一带一路”。农民私有化必带来阶级分化和资本主义复辟，帝国主义外部再一夹攻，新中国就完了....。这番道理他给张平化等许多人讲过，今天左派还常引用。他的这道理与斯大林的道理是一样的，而刘少奇的道理，其实又与布哈林一样。
今天看，毛派、刘派路线谁正确？各有其合理与缺失之处。
毛派反对阶级分化，整肃干部队伍，强势推行社会主义建设，像斯大林一样，无论人民付出了多大牺牲，它的成就是终于实现了中国的工业化，为国家的安全和强盛，打下了基础。
刘派不怕阶级分化，认为是解放生产力的必然。它解放农民和干部，回复适度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义政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政策无论发生了多少社会和党内的严重腐败、尖锐阶级矛盾，帝国主义的外部欺侮和国家“颠覆性错误”的危险，这是代价。它的成就确如今日改开30多年可以看到的，人民是小康富裕了，生活比较的自由了，国家是表面强盛了。
于是我们总结斯毛、布刘两条路线的特点是：
斯大林毛泽东路线，是用政治鞭子抽打人民，逼迫人民“大跃进”建设社会主义；
布哈林刘少奇路线，是用经济利益激励人民，调动人民内在积极性建设国家。声称还是社会主义；
无非一个要求激进快速的发展，一个希望温和稳步的发展，目标都是社会主义，不是你死我活敌我矛盾。为什么斯和毛非要把温和派作敌人打倒不可呢？内部诸因素外，主要因外部帝国主义敌人的压力。西方帝国主义是敌视社会主义的。苏联和新中国都经历了艰苦的立国之战乃至卫国之战。帝国主义随时可能来打，手中就不能没有重武器，国家重工业化就不能慢，慢了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为了不挨外部敌人的打，就必须先鞭打自己的人民，逼他们加快步伐，不惜让他们付出暂时的巨大痛苦和牺性。今日“公知”说，那些投降美国，作美国的跟班仆从的国家都富裕了呀！中国不能如此。中国是大国，不能也无法甘作他国附庸，只能独立自主发展自己。这就是毛骂梁漱溟时说的共产党只能对人民“施大仁政”，不是对人民施小仁政的道理。温和派障碍了农民合作化，即障碍了中国加速国家工业化，毛就必须将温和派打倒掃除。
但温和派毕竟也有它的合理性呀。于是我们看到新中国历史中的共产党“政派轮替”：当毛泽东激进派的政策激化了社会矛盾，，难以为继时，刘少奇温和派就出来收拾局面。一旦温和派将社会稳定下来，民心开始安定，激烈派就要再出来扫开温和派，再强制推动社会加速前进了：
50年代上半期，刘派主导（标志是拥毛派高岗的失败），十几万合作社被大砍；
50年代下半期南宁会议庐山会议后毛派主政，发生大跃进后的大灾荒；
于是刘派出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60年代上半期的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收拾局面，“国家形势开始好转”；
60年代下至70年代上，开始文革，毛清算“走资派”，社会动乱；
70年代下（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是刘邓派上台，“彻底否定文革”，“改开”。
然后是刘邓派分化为邓右派、邓左派。邓右派最能代表的是温家宝（其家族贪腐数十亿），邓左派最能代表是薄熙来。重庆薄模式与广州汪模式各争取人民认同之争，那时已有了文革后共产党左右政派和平轮替的可能，但邓右派温家宝在西方国家暗助和国内外反共右派的狂热支持下，竟动用他们号称“彻底否定”了的文革诬陷整倒政敌的手段，消除了薄熙来。渔翁得利，让“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邓中左派习近平掌舵，到今天。
可惜中共这些“形势比人强”发生的左右派执政轮替，不是制度化进行的，而是通过剧烈甚至残酷的政治权力斗争来实现的。
三、中国的“党主宪政”
没有一种政策路线是十全十美的，事物发展总要向反面转化，钟摆效应，这是辩证法。某种形势下再合理和必须的政策，无论左右，实行了，在它长久发展过程中必要发生和暴露新的问题和黑暗现象，并逐渐严重的。所以需要以执政轮替的方式进行政策的调整和修正。
邓小平说，美国的制度不可能发生毛式的错误。因为美国的资产阶级国家政策，是靠制度化的民选政党轮替来实现的。那么照搬美国的宪政模式吗？当然不是。美国宪政怎么来的和如何发展到今天的？
今天美国的两党，完全是当年华盛顿独立革命集团分化出来的两派（汉密尔顿等的联邦党派和杰佛逊等的民主共和党派），经二百多年的演化。美国今日实际仍是一党专政，当年华盛顿革命集团的一党两派轮替专政。“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华盛顿革命集团枪杆子打的天下，当然是华盛顿革命集团及其传承的后代政治集团专政，它由不受民选的最高法院法官保障。我们必须认识，美国民主党共和党的轮替，不是法统政权的轮替，只是两派执政权的轮替。
不作西方附庸，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共产党对中国的一党领导执政。但“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为什么就不能将中共七十余年实际的左右派执政轮替，宪法化、民主化，制度化呢？
三中全会后的历史决议说“文革没有也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这批评是对的。文革十六条规定了巴黎公社原则，一月革命上海想试办，被毛泽东否定了。他的五七指示，连戚本禹都感觉是乌托邦。
李一哲文章早就提出，共产党党内政派的制度性民主轮替。它能为全体人民对共产党的民主监督，跳出“窑洞对”所谓政权的“周期律”，开出可行可操作的道路。这就是共产党的宪政。冯胜平称之为“党主宪政”。
四、今日中国毛派的困窘和习近平时代应有的改革
今日中国毛派的困窘正在于毛的文革，没有致力民主制度的建设，空喊“革命”。毛想象他身后的中国“中央出修正主义”了，“资本主义复辟”了，左派就再文革，或“上井冈山”，“大闹天宫”“打到北京”...。今日如何？项观奇袁庾华们号召毛派“革命”，说“不革命没有出路”。但如何革命？如何“上井冈山”？有办法吗？现实的，还是争取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化才是，让各阶层（必体现为各派）人民获得有依法充分表达自己真实意志自由权利的制度。毛泽东文革没有做到的，真正继承毛泽东遗志的左派，今天才应努力去争取做到。
习近平集权是正确的。非如此不能强挽江朱胡温两代遗下的大面积直至国家和军队核心的腐败。这任务至今还未能完成。但习必须清醒认识到，“改开”数十年，在中国社会和共产党内已经高度阶级分化的状况下，个人越高度的集权，其突然事变或身后国家可能的分裂冲突垮塌的风险就越大。为国家长治久安计，借助集权的力量，其身前就必须作好民主制度下最高权力交接的制度建设。国家的“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关键根本不在是否“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共产党国家里，谁不说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韩爱晶早就问过毛泽东了。习的历史地位，最重的，不在“国家强起来”，而是在他的手里，国家完成了完全的统一和党、国家的社会主义宪政民主化。不然，习身后国家长久安全的唯一保证，只能是朝鲜式的红色血统指定继承了。
五、毛泽东的精神和他的历史地位
为什么今天必须支持重树毛泽东？
1、文革是“打倒一切”，今天是“腐倒一切”。改开一度放纵资本的恶性，权贵对国有资产的鲸吞，惊人的腐败，人民的相对贫困和尖锐的阶级分化，使人民呼唤毛泽东；
2、美国为首西方集团对中国发展肆意的的打压欺侮，使人民呼唤毛泽东；
3、长远来看，一个民族需要一个伟大人物作为凝聚民族力量的民族魂。现代，这民族魂，只有毛泽东。
毛泽东代表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他辛亥后完成了国家的基本统一；他继承了他的先行者孙中山求“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遗嘱，不畏强敌，继续奋斗。没有他决心的抗美援朝，没有他赶超英美自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号召，就难有今日的中国人民以任正非华为公司代表的敢于抵抗列强极限压迫，敢于争取最后胜利的民族精神。华为的精神，就是毛泽东的精神；毛泽东的精神就是华为的精神！
即便文革，我们也不应所谓“彻底否定”。文革极大提高了人民对国家发展路线的政治觉悟，一代又一代青年关心国家前途成了传统。文革后，人民从此不畏官，“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有了敢于抵抗官方错误腐败的造反精神。没有这种造反精神，就没有四五，也没有八九。这是今天的中国人民特别重要的。
当然，毛一生的错失，也确给千千万万的民众带来过痛苦。不少人仇恨他，诅咒他，丑化他。但这些受过苦难的当代人会逐渐死去，在没有受过他的苦难的后代人们中，仇恨的记忆必代代淡化，后代青年们眼看到的只是毛泽东的伟大和他为民族留下的不朽功勋。我们看秦始皇，无论沦落的六国遗族和饱受繁重悲惨徭役之苦的万杞良孟姜女秦民们如何仇恨秦始皇，血泪哭倒了长城，但百代千代之下的中国人，更能看见和记住的，却是秦始皇为中华民族留下的伟大之处。这些百代千代至今以至永远的中国人，他们也会听说秦皇在遥远古代的“暴政”，但他们身受的却只是秦皇为他们留下的伟大的统一国家和灿烂的统一的民族文化的遗泽。而不必说，毛泽东还有另一面，他毕竟为更大多数的亿万人民带来过翻身解放的回忆和奠定了国家永续发展的强大基础。
毛泽东将在中国百代千代人民的心中，愈趋伟大。这就是他的历史地位。
2023年9月23日
美西旧金山湾区纽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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