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l）正确地发现问题远比回答问题更为根本（上）
实践遭遇困境或危机就必提出克服，在“苏东一夜更换大王旗”这个问题上，邓、江、胡、习都有应对，唯邓没立即去追溯换旗所以发生，只提出韬光养悔、不做头，静待其变，证明邓沉得住气，他虽未明说“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这两个知识是创制实际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原则，因而是灾难的根源，共产党人的行为只是灾难的制造者。可见邓对问题有某种程度的洞见。邓的观察力是江、胡、习等无法相比的。
江、胡、习只是看到了——解体与垮台（因解体与垮台都是外感官所能直观）所以能看到。江就说“戈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没以经济改革为保证，政治改革脱离了经济的支持”；胡则说：“虽然朝鲜、古巴在经济上存在严重困难，但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正确的，值得我们学习”；而习说的是“因理想信念的动摇……”所以他要“用毕生精力和全部生命来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这都是因感觉到头痛而医头、感觉到脚痛而医脚，没有洞察到事情的根本方面——一夜更换的只是“旗”，不是人类之做为人永恒不变的“共性”。更换了“大王旗”人就不是人了吗？只要人还是人，关心的就不是什么“旗”。而是否符合于“人之‘是人’”原则.。人并不问花猫还是黑猫，需要的是抓老鼠。对人来说能获得人性解放的就是好旗。江、胡、习的智力还不懂“人之‘是人’”才是根本。人要的是符合于“人之‘是人’”，拒绝不符合“人之‘是人’”的任何说词。人的“是人”与共产主义旗帜间的矛盾才是一夜更旗的原因！
在江湖浸泡一生的邓经了长时期的实践，觉察到社会主义所以失败，根源不在人，而在于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真知识。实践是人的自然倾向，当然倾向在先，表达为欲望。只有在欲望的履行陷于困境时，才可能反身回望寻找原因，此行为就是认识。认识所得到的是知识，但知识有真假，只有真知识的实践才有效。反省教导人们用认识来限制实践。戎马一生的邓觉察到共产主义所以灾祸的根源，所以他提出“静观其变”，他的静观其变证明他潜意识到世界格局非变不可。他为变留下了后路。
80年他对来访的朱传榘的头一句话就是：朱先生啊，你看怎么好啊，我们共产党对不起人民，对人民犯了罪啊，共产党怎么才能挽回呢？我们怎么向中国人民还债呢……”此话把朱传榘感动得泪如雨下。
在会见布热津斯时邓开门就见山说：“（指渡庐定桥）我们是这么宣传的，因我们需要表现红军英勇善战的精神。事实上那里发生的是非常容易的军事行动，没什么战斗……我们是把这件事戏剧化了”。他公开地向公众承认共产党的话全是出于欺骗。
他说“不管黑猫花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不问姓社还是姓资发展生产力才是硬道理”。把经济全面推向市场。
他劝告非洲国家不要搞社会主义－－九十年代初非洲出现了阿拉伯社会主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非洲社会民主社会主义……，邓讲了“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状态，人民生活长期停滞很低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吧？”
90年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杜尔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时邓劝说：社会主义是个很好的名词，但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85年4月，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强调：“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他提醒非洲朋友：“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
1988年5月18日，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说：“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
1989年3月23日，对穆塞韦尼说：“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也不要搞封闭政策，那样搞不会获得发展。”邓小平还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邓小平向门格斯图表示：“我衷心希望你们把发展生产力、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作为中心。”
邓讲的“社会主义”是从知识上考察，从中可看出实际的社会主义都是在知识上根本不懂情况下盲目搞起来的，是对文明的破坏。他说的“我们都是搞革命的”革命是一种破坏，承认这些革命其实是对合法性的颠覆，是反革命的。相当于潘岳给江泽民的信的劝说，应“把革命合法性转变到正义合法性”，承认中国发生的共主义运动不是建设性的。赵紫阳谈话中有：这些话只有邓说，别人没人敢说，足以支持邓对共产主义革命已发生反省。我大胆说：如果不发生八九民运，让邓自已信马由缰，他的潜意识会使他不声不响地放弃社会主义转入到普世制度的。证据是人们问五十年后香港怎么办？他说的“五十年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的直译就是中国那时已完全资本主义化了，哪还有这个问题。
我在二十四五岁就厌恶社会主义并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且很认真很投入阅读，以一种研究态度在观察社会的发展方向，所以南疆贵阳一形成争民主的气氛，我单枪匹马就去了北京，并影响了山东省省官们的儿子们（共七人）也卷入运动。我说的如果八九年不出现民主运动，不是说不应该，而是就邓小平的个人个性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能量讲的一种看法。在牢期间见《工人日报》有篇“邓小平说对社会主义也可以讨论”的文章。
邓在国内国际多场合都讲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几十年也没弄清楚，我们也搞了几十年了也还不清楚。这些都属于“发现问题”的认识论范围，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并没完了成对问题的回答，也就是说根本就不知问题是什么，就急急忙忙地投身其中，煞有介事地去做尚不懂的事结果就不只是劳民伤财，而且上亿人的死亡。所以我断言：发现问题要比解答问题更为困难更为根本。
实践遭遇困境或危机就必提出克服，在“苏东一夜更换大王旗”这个问题上，邓、江、胡、习都有应对，唯邓没立即去追溯换旗所以发生，只提出韬光养悔、不做头，静待其变，证明邓沉得住气，他虽未明说“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这两个知识是创制实际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原则，因而是灾难的根源，共产党人的行为只是灾难的制造者。可见邓对问题有某种程度的洞见。邓的观察力是江、胡、习等无法相比的。
江、胡、习只是看到了——解体与垮台（因解体与垮台都是外感官所能直观）所以能看到。江就说“戈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没以经济改革为保证，政治改革脱离了经济的支持”；胡则说：“虽然朝鲜、古巴在经济上存在严重困难，但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正确的，值得我们学习”；而习说的是“因理想信念的动摇……”所以他要“用毕生精力和全部生命来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这都是因感觉到头痛而医头、感觉到脚痛而医脚，没有洞察到事情的根本方面——一夜更换的只是“旗”，不是人类之做为人永恒不变的“共性”。更换了“大王旗”人就不是人了吗？只要人还是人，关心的就不是什么“旗”。而是否符合于“人之‘是人’”原则.。人并不问花猫还是黑猫，需要的是抓老鼠。对人来说能获得人性解放的就是好旗。江、胡、习的智力还不懂“人之‘是人’”才是根本。人要的是符合于“人之‘是人’”，拒绝不符合“人之‘是人’”的任何说词。人的“是人”与共产主义旗帜间的矛盾才是一夜更旗的原因！
在江湖浸泡一生的邓经了长时期的实践，觉察到社会主义所以失败，根源不在人，而在于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真知识。实践是人的自然倾向，当然倾向在先，表达为欲望。只有在欲望的履行陷于困境时，才可能反身回望寻找原因，此行为就是认识。认识所得到的是知识，但知识有真假，只有真知识的实践才有效。反省教导人们用认识来限制实践。戎马一生的邓觉察到共产主义所以灾祸的根源，所以他提出“静观其变”，他的静观其变证明他潜意识到世界格局非变不可。他为变留下了后路。
80年他对来访的朱传榘的头一句话就是：朱先生啊，你看怎么好啊，我们共产党对不起人民，对人民犯了罪啊，共产党怎么才能挽回呢？我们怎么向中国人民还债呢……”此话把朱传榘感动得泪如雨下。
在会见布热津斯时邓开门就见山说：“（指渡庐定桥）我们是这么宣传的，因我们需要表现红军英勇善战的精神。事实上那里发生的是非常容易的军事行动，没什么战斗……我们是把这件事戏剧化了”。他公开地向公众承认共产党的话全是出于欺骗。
他说“不管黑猫花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不问姓社还是姓资发展生产力才是硬道理”。把经济全面推向市场。
他劝告非洲国家不要搞社会主义－－九十年代初非洲出现了阿拉伯社会主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非洲社会民主社会主义……，邓讲了“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状态，人民生活长期停滞很低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吧？”
90年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杜尔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时邓劝说：社会主义是个很好的名词，但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85年4月，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强调：“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他提醒非洲朋友：“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
1988年5月18日，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说：“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
1989年3月23日，对穆塞韦尼说：“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也不要搞封闭政策，那样搞不会获得发展。”邓小平还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邓小平向门格斯图表示：“我衷心希望你们把发展生产力、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作为中心。”
邓讲的“社会主义”是从知识上考察，从中可看出实际的社会主义都是在知识上根本不懂情况下盲目搞起来的，是对文明的破坏。他说的“我们都是搞革命的”革命是一种破坏，承认这些革命其实是对合法性的颠覆，是反革命的。相当于潘岳给江泽民的信的劝说，应“把革命合法性转变到正义合法性”，承认中国发生的共主义运动不是建设性的。赵紫阳谈话中有：这些话只有邓说，别人没人敢说，足以支持邓对共产主义革命已发生反省。我大胆说：如果不发生八九民运，让邓自已信马由缰，他的潜意识会使他不声不响地放弃社会主义转入到普世制度的。证据是人们问五十年后香港怎么办？他说的“五十年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的直译就是中国那时已完全资本主义化了，哪还有这个问题。
我在二十四五岁就厌恶社会主义并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且很认真很投入阅读，以一种研究态度在观察社会的发展方向，所以南疆贵阳一形成争民主的气氛，我单枪匹马就去了北京，并影响了山东省省官们的儿子们（共七人）也卷入运动。我说的如果八九年不出现民主运动，不是说不应该，而是就邓小平的个人个性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能量讲的一种看法。在牢期间见《工人日报》有篇“邓小平说对社会主义也可以讨论”的文章。
邓在国内国际多场合都讲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几十年也没弄清楚，我们也搞了几十年了也还不清楚。这些都属于“发现问题”的认识论范围，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并没完了成对问题的回答，也就是说根本就不知问题是什么，就急急忙忙地投身其中，煞有介事地去做尚不懂的事结果就不只是劳民伤财，而且上亿人的死亡。所以我断言：发现问题要比解答问题更为困难更为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