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化之后，实行什么制度好---东海客厅论制度
余东海
【制度】制度资本和制度成本这两个概念值得深长思。制度大资本而低成本，正是西方政治的优势。而儒家可以提供最雄厚的制度资本，并将制度成本降到最低程度。马家相反，制度资本匮乏而成本高企，成本之高已经到了史无前例、令人窒息的地步。法网密密麻麻，规矩层层叠叠，人民动辄得咎，出门即有碍也。要摧邪显正说点真话，助人为乐做点好事，更是困难重重，往往代价沉重。要凭真才实学致富和成功，别说不可能，就是侥幸有所成功，也缺乏基本保障，一不小心就成了竹篮打水和为权作嫁。这种情况下，制度资本不是零而是负数，制度成了文明进步的拦路虎。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多科技发明不仅不能造福于吾民吾国，反而成了防范人民、制造麻烦、阻碍发展的工具。呜呼哀哉，哀民生之多艰，哀“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梁启超之痛，变本加厉于东海之心，欲哭而无泪！
【制度】制度问题文化解决。制度不良，要因有二：一是文化虽好，脱离政治，需要加强文化建设，使之落实到政治中去，以之指导制度改革；二是文化本身不好，需要革旧换新，换上另一种好文化，用来指导制度建设。例如，马学在上，任何好制度都无望，民主制新礼制都无望。无论怎么改革，永远是在党主极权制的螺蛳壳里做道场。
【制度】制度具有与时偕宜的时代性，既不能太落后，也不能太超前。所谓与时偕宜，就是与当时的社会，与其官德民智和文明程度可以同频共振。民主制都需要一定的社会道德基础，何况新礼制，对人民的德智要求更高。太愚昧的社会建不起美好的制度，就像太野蛮的人无法适应文明的环境一样。新礼制的建设和落实之前，必须有一个道德启蒙和智慧开发的过程。
【法律】法律的性质有善恶之别。无道缺德的法律为恶法，如法家之法，伊教之法，马家之法；有道德奠基的法律为善法，如西法和王法。西法是以人为本的自由主义法律的特指，王法是以仁为本的王道政治法律的简称。两者各有各的道德基础。西法立足于西方五常道，即自由人权平等民主宪政；王法奠基于儒家五常道，即仁义礼智信。
【德治】儒家不是法治，更不是人治，而是德治。德治的要义是德主刑辅。德主即以德为本，道德挂帅，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礼是礼制，礼乐刑政具备。刑即刑法。故德治有礼有法，礼法并重，礼以约官，法以治民。礼严于法，意味着制度上严于官而宽于民，民众只要守法既可，官员非礼都不行，非礼就要受到礼约的惩罚。德治不是法治，胜似法治，因为德治对制度法律的品质要求、对官员的文化道德素质要求都更高。王道礼制德治仁政，四个概念相辅相成，相互交集。
【人治】人治是两极主义的共性，基本特征是权大于法，主要表现有三：一、有宪法无宪政，有法律无法治，法律沦为权力的工具，无道缺德，背天逆理，以维护特权统治为宗旨；二、善于以言治罪和迫害异己，有巅妇罪、山巅罪之类法条，对人权自由构成严重侵犯和剥夺；三、司法严重不公，常向权力倾斜，官员重罪轻判或者法外开恩，民众轻罪重判甚至非罪重判，道德问题法律解决。
【法治】法治与道德毫无矛盾。法治和德治，道德含金量不同而已。法治也需要一定的道德基础。首先，法治本身的公正性就属于道德的范畴。无道缺德的法律，就是恶法，就无公平正义可言。其次，法治需要一定的政治道德和社会道德支持。太悖道的政治势力，太缺德的社会环境，是支撑不起法治的。马家无法建立法治，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理论】理论指导实践。政治和制度之反本开新，有赖于理论之反本开新。这方面儒家百年来问题很大，从康有为、熊十力、牟宗三到蒋庆们，反本不足，开出来的新理论包括道德理论和政治理论，各有各的缺陷。康有为之宗教化，新儒家之民主化，蒋庆之人格神化，都有违儒家原则。这些理论作为一种探索，意义重大，但各有幼稚之处，如果付诸实践，必产生各种误导。个体实践之，不足以取义成仁，栖居仁宅；政治实践之，不足以制礼作乐，建设王道。历史自有等待的耐心，等待儒家的成长，包括道德成长、智慧成长和理论成长。在新的历史平台上重建中华文明新一轮，需要一整套成熟的中道和王道理论体系，既又符合孔孟原教旨，又符合时代新要求。
【礼制】在政治上，民国诸儒大多主张民主化，把民主当成王道。殊不知，王道的制度形态必须是礼制。新礼制除了要学习西方民主制的精华，还要吸收古代君主制及上古禅让制的优点。新礼制与民主制，既有大同又有大异。大同处主要有二：一是主权在民，公开定期选举君王；二是经济上实行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大异处亦有二：一是实行德治，德主刑辅，礼法并重，礼以约官，法以制民；二是教权在儒，实行新科举制。
【礼制】大同王道，天下为公，要义有三：一、意味着“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即主权在民；二、政治公道，制度公正，尽量保障公民权利和机会的平等；三、制民之产，藏富于民，为所有公民的财产权提供刚性保护。当然，在民有制和市场经济前提下，可以根据需要发展国有公有企业。
【礼制】中国意味着中华文明，中华文明的支柱是中道文化和王道政治，王道的制度形态是礼制。礼制精神万古不易，礼制形式因时而异。自尧舜至明清，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等，都一直有变。例如，政治上，尧舜禹是公天下禅让制，此后是家天下世袭制；夏商周封建制，汉朝开始郡县制。土地制度上，先秦井田制，汉朝开始土地私有制。教育上，夏商周学在官府，两汉官私并行，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隋唐和之后科举制，历代科举制又同中有别。礼制形式的历史变化自有一定之规，有三个原则性规定：一、“礼时为大”，以与时偕宜的时代性最为重要；二、因时损益，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既有因袭又有损益，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三、“礼以义起”，可以根据需要因时制宜。未来中国新礼制，若能遵循三原则，传统和西方什么好东西都可以为我所用，什么好制度都可以制作出来建立起来。
【宪政】西人常言，政治是一种必要的恶。这是西人的善恶观不当。对于人道，任何恶都是不必要的。既是必要，必然非恶。政治是人道之大者，当然必要，但必须是善，越善越好。西方宪政就是现代仁政，大善；儒家宪政更是最好的现代仁政，最善。
【儒宪】儒家宪政与西方宪政有同有异。都是宪政，都具有主权在民、限制权力、维护人权自由等宪政要素，此其同也。不同在于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儒家宪政在意识形态上独尊儒术，高举王道大义，建设礼乐新制。新礼制将上古禅让制、历代君主制和西方民主制的精华，融会贯通集为一体。
【儒宪】自由政治有二弊。其一是民意常常过界，民意对立法、司法、行政和教育的影响太大，就是捞过界。其二是任期往往太短。如美国，总统任期四年，连任一届也才八年，大不利于各种正确的政策方针的延续。因为民主制度虽能与能，无法选贤，无贤可选，领导人短任期作为防止腐败方法之一，自有必要。但对于儒家政治没有必要。贤能在位，任期不妨延长。故吾在中华宪制的设计中，将元首任期定为八年一期，可以连任一届。
【民本】人民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是民本原则应有之义。人民利益是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既要兼顾全体，更要重视个体。故人民利益必须落实到民之个体。同时，人民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包括合情合理合乎良法的人权自由和人格尊严，故人民利益必须落实为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和人格权。
【打牌】儒家不怕烂牌。儒眼相看，只有烂人，没有烂牌。烂人手里，最好的牌也会打烂；大人手里，最烂的牌也可以打得流光溢彩。想想王文成公、曾文正公，当时面对的牌何尝不烂，却被他们最大程度地打好了。为政为国，只要能把三纲抓好，就不难把烂牌打好。三纲者，意识形态、制度形态和干部队伍也。明乎中华之礼，三纲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儒法】百年来大多数学者，分不清传统礼制与秦制的本质不同。两者都是家天下君主制，但是，礼制的意识形态是儒家，政治民本位；秦制的意识形态是法家，政治君本位。故礼制是仁政德治，开明专制，即使出现暴政，也是君主个人行为；秦制是极权主义，其暴政具有文化性和制度性。注意，传统礼制有公天下和家天下之别。三代是古典公天下礼制，其原则和精神最适合未来新礼制。
【杂家】在杂家眼里，往往忽略和混淆各种是非、正邪、善恶、华夷之别，儒家与法家、儒家与马家、正派和邪教、文明与野蛮、自由与极权、王道与暴政都可以调和，遑论孟荀。某些杂家还善于颠倒乾坤倒打一把，把极权暴政粉饰成正义的象征，把自由宪政诬蔑为邪恶的化身。在马杂时期，这种颠倒的杂家特别多，不仅马门及其它学派宗派中很多，儒门中也层出不穷。
【击蒙】或说：“儒家支撑不起来现代化，只能提供一些伦理道德上的价值”云，门外话也。儒家道德不仅具有伦理意义，更圆具政治和制度意义，可以撑起或开出最文明美好的政治和制度来。礼时为大、礼以义起、与时偕宜就是儒礼原则，强调的是礼制的因时而建、与时俱进的时代性。而现代化是时代性题中应有之义。
【击蒙】蒙启派喜欢搞对立。把儒家文化与现代文明对立起来，把仁义礼智信与自由人权平等民主法治对立起来，把王道与自由、德治与法治、儒宪与西宪、礼制和民主制对立起来，是他们的习惯性做法。对于传统，他们只知其恶不知其善，更不知传统的核心是道统。他们号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实把传统精华和道统全都当成了糟粕。他们号称打倒孔家店救起孔夫子，其实把孔夫子坟墓和精神统统连根掘了。他们救起来的是马恩列斯商韩洪杨们。经过蒙启派的努力，古今中西暴君恶棍乱臣盗贼纷纷翻身得解放。
【击蒙】或说：“儒家传统文化一直没有解决权力产生机制，更没有解决监督机制，不管说成什么样子，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东海曰：两个机制理论上早就解决了，也有过不同程度的实践。尧舜“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禅让，解决了权力产生机制；在家天下局限之下，历代儒家固然未能为皇权制订刚性的制度约束，但官员监督机制亦颇可观。若能实行天下为公，一切皆可迎刃而解。
【答客】或问：常闻君言，抓纲治国，君若为政，抓什么纲？如何抓法？（大意）东海答：四个字：弘儒去马。千方百计地弘儒，开展儒家教育，推动儒家发展；最大程度地去马，将马学诸子化，设立修宪小组，制订宪法大纲，先让全国人民讨论，后由三界精英表决。这就是抓纲，具体如何进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中华】中华文明是王道文明，仁本主义文明，有两大支柱：文化支柱是儒家，制度支柱是礼制。换言之，只有建立在中道文化和礼乐制度基础上的文明形态，才是中华文明。传统中华文明又有大同文明和小康文明之别，小康文明中，夏商周汉唐宋相对正宗，元明清偏离严重。传统中华文明彻底终结于清末，然后去儒家化、去中华化的百年浩劫开始，直到于今。欲开出现代中华文明，需要在文化政治和制度的反本开新。凝结东海大半辈子心血的仁本主义思想体系，旨在为有志于开启新一轮中华文明的仁人义士提供理论参考。
【未来】对于各种邪说恶道，包括马家和毛派，儒家一方面严厉批评他们的思想错误，一方面高度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让他们畅言无忌。如果儒家为政，还应制定良制良法，为他们的人权包括言论权提供刚性保障。希望儒友们和未来为政者善体吾心。在王道中国，人权自由应该受到坚定严密的保护，任何人都不会因为言论信仰问题而受到政治迫害和法律惩罚。
【未来】制度问题可以讨论。中国自由化之后，实行什么制度，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基础。能够立即实行新礼制，当然最好。如果新礼制不为人民和各界人士接受，也不妨先实行民主制。民主制下，儒家群体享有言论权结社权，可以通过自身的坚强努力，不断扩大儒家的思想、道德和政治影响，争取为政的机会，逐渐儒化社会和制度。得民行道，此之谓也。
【未来】无论儒家社会民主社会，都应该是自由社会；无论新礼制民主制，人民都必须拥有主权和人权；无论选择什么制度，都必须反对党主制。这个窃据主权、剥夺人权、坚持特权的极权主义党主制，没有任何合理合法性可言，应该永远退出历史舞台，还国于民，还权于民，还自由于儒。
2022-10-7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
首发于北京之春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zz2.asp?name=%D3%E0%B6%AB%BA%A3
余东海
【制度】制度资本和制度成本这两个概念值得深长思。制度大资本而低成本，正是西方政治的优势。而儒家可以提供最雄厚的制度资本，并将制度成本降到最低程度。马家相反，制度资本匮乏而成本高企，成本之高已经到了史无前例、令人窒息的地步。法网密密麻麻，规矩层层叠叠，人民动辄得咎，出门即有碍也。要摧邪显正说点真话，助人为乐做点好事，更是困难重重，往往代价沉重。要凭真才实学致富和成功，别说不可能，就是侥幸有所成功，也缺乏基本保障，一不小心就成了竹篮打水和为权作嫁。这种情况下，制度资本不是零而是负数，制度成了文明进步的拦路虎。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多科技发明不仅不能造福于吾民吾国，反而成了防范人民、制造麻烦、阻碍发展的工具。呜呼哀哉，哀民生之多艰，哀“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梁启超之痛，变本加厉于东海之心，欲哭而无泪！
【制度】制度问题文化解决。制度不良，要因有二：一是文化虽好，脱离政治，需要加强文化建设，使之落实到政治中去，以之指导制度改革；二是文化本身不好，需要革旧换新，换上另一种好文化，用来指导制度建设。例如，马学在上，任何好制度都无望，民主制新礼制都无望。无论怎么改革，永远是在党主极权制的螺蛳壳里做道场。
【制度】制度具有与时偕宜的时代性，既不能太落后，也不能太超前。所谓与时偕宜，就是与当时的社会，与其官德民智和文明程度可以同频共振。民主制都需要一定的社会道德基础，何况新礼制，对人民的德智要求更高。太愚昧的社会建不起美好的制度，就像太野蛮的人无法适应文明的环境一样。新礼制的建设和落实之前，必须有一个道德启蒙和智慧开发的过程。
【法律】法律的性质有善恶之别。无道缺德的法律为恶法，如法家之法，伊教之法，马家之法；有道德奠基的法律为善法，如西法和王法。西法是以人为本的自由主义法律的特指，王法是以仁为本的王道政治法律的简称。两者各有各的道德基础。西法立足于西方五常道，即自由人权平等民主宪政；王法奠基于儒家五常道，即仁义礼智信。
【德治】儒家不是法治，更不是人治，而是德治。德治的要义是德主刑辅。德主即以德为本，道德挂帅，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礼是礼制，礼乐刑政具备。刑即刑法。故德治有礼有法，礼法并重，礼以约官，法以治民。礼严于法，意味着制度上严于官而宽于民，民众只要守法既可，官员非礼都不行，非礼就要受到礼约的惩罚。德治不是法治，胜似法治，因为德治对制度法律的品质要求、对官员的文化道德素质要求都更高。王道礼制德治仁政，四个概念相辅相成，相互交集。
【人治】人治是两极主义的共性，基本特征是权大于法，主要表现有三：一、有宪法无宪政，有法律无法治，法律沦为权力的工具，无道缺德，背天逆理，以维护特权统治为宗旨；二、善于以言治罪和迫害异己，有巅妇罪、山巅罪之类法条，对人权自由构成严重侵犯和剥夺；三、司法严重不公，常向权力倾斜，官员重罪轻判或者法外开恩，民众轻罪重判甚至非罪重判，道德问题法律解决。
【法治】法治与道德毫无矛盾。法治和德治，道德含金量不同而已。法治也需要一定的道德基础。首先，法治本身的公正性就属于道德的范畴。无道缺德的法律，就是恶法，就无公平正义可言。其次，法治需要一定的政治道德和社会道德支持。太悖道的政治势力，太缺德的社会环境，是支撑不起法治的。马家无法建立法治，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理论】理论指导实践。政治和制度之反本开新，有赖于理论之反本开新。这方面儒家百年来问题很大，从康有为、熊十力、牟宗三到蒋庆们，反本不足，开出来的新理论包括道德理论和政治理论，各有各的缺陷。康有为之宗教化，新儒家之民主化，蒋庆之人格神化，都有违儒家原则。这些理论作为一种探索，意义重大，但各有幼稚之处，如果付诸实践，必产生各种误导。个体实践之，不足以取义成仁，栖居仁宅；政治实践之，不足以制礼作乐，建设王道。历史自有等待的耐心，等待儒家的成长，包括道德成长、智慧成长和理论成长。在新的历史平台上重建中华文明新一轮，需要一整套成熟的中道和王道理论体系，既又符合孔孟原教旨，又符合时代新要求。
【礼制】在政治上，民国诸儒大多主张民主化，把民主当成王道。殊不知，王道的制度形态必须是礼制。新礼制除了要学习西方民主制的精华，还要吸收古代君主制及上古禅让制的优点。新礼制与民主制，既有大同又有大异。大同处主要有二：一是主权在民，公开定期选举君王；二是经济上实行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大异处亦有二：一是实行德治，德主刑辅，礼法并重，礼以约官，法以制民；二是教权在儒，实行新科举制。
【礼制】大同王道，天下为公，要义有三：一、意味着“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即主权在民；二、政治公道，制度公正，尽量保障公民权利和机会的平等；三、制民之产，藏富于民，为所有公民的财产权提供刚性保护。当然，在民有制和市场经济前提下，可以根据需要发展国有公有企业。
【礼制】中国意味着中华文明，中华文明的支柱是中道文化和王道政治，王道的制度形态是礼制。礼制精神万古不易，礼制形式因时而异。自尧舜至明清，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等，都一直有变。例如，政治上，尧舜禹是公天下禅让制，此后是家天下世袭制；夏商周封建制，汉朝开始郡县制。土地制度上，先秦井田制，汉朝开始土地私有制。教育上，夏商周学在官府，两汉官私并行，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隋唐和之后科举制，历代科举制又同中有别。礼制形式的历史变化自有一定之规，有三个原则性规定：一、“礼时为大”，以与时偕宜的时代性最为重要；二、因时损益，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既有因袭又有损益，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三、“礼以义起”，可以根据需要因时制宜。未来中国新礼制，若能遵循三原则，传统和西方什么好东西都可以为我所用，什么好制度都可以制作出来建立起来。
【宪政】西人常言，政治是一种必要的恶。这是西人的善恶观不当。对于人道，任何恶都是不必要的。既是必要，必然非恶。政治是人道之大者，当然必要，但必须是善，越善越好。西方宪政就是现代仁政，大善；儒家宪政更是最好的现代仁政，最善。
【儒宪】儒家宪政与西方宪政有同有异。都是宪政，都具有主权在民、限制权力、维护人权自由等宪政要素，此其同也。不同在于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儒家宪政在意识形态上独尊儒术，高举王道大义，建设礼乐新制。新礼制将上古禅让制、历代君主制和西方民主制的精华，融会贯通集为一体。
【儒宪】自由政治有二弊。其一是民意常常过界，民意对立法、司法、行政和教育的影响太大，就是捞过界。其二是任期往往太短。如美国，总统任期四年，连任一届也才八年，大不利于各种正确的政策方针的延续。因为民主制度虽能与能，无法选贤，无贤可选，领导人短任期作为防止腐败方法之一，自有必要。但对于儒家政治没有必要。贤能在位，任期不妨延长。故吾在中华宪制的设计中，将元首任期定为八年一期，可以连任一届。
【民本】人民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是民本原则应有之义。人民利益是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既要兼顾全体，更要重视个体。故人民利益必须落实到民之个体。同时，人民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包括合情合理合乎良法的人权自由和人格尊严，故人民利益必须落实为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和人格权。
【打牌】儒家不怕烂牌。儒眼相看，只有烂人，没有烂牌。烂人手里，最好的牌也会打烂；大人手里，最烂的牌也可以打得流光溢彩。想想王文成公、曾文正公，当时面对的牌何尝不烂，却被他们最大程度地打好了。为政为国，只要能把三纲抓好，就不难把烂牌打好。三纲者，意识形态、制度形态和干部队伍也。明乎中华之礼，三纲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儒法】百年来大多数学者，分不清传统礼制与秦制的本质不同。两者都是家天下君主制，但是，礼制的意识形态是儒家，政治民本位；秦制的意识形态是法家，政治君本位。故礼制是仁政德治，开明专制，即使出现暴政，也是君主个人行为；秦制是极权主义，其暴政具有文化性和制度性。注意，传统礼制有公天下和家天下之别。三代是古典公天下礼制，其原则和精神最适合未来新礼制。
【杂家】在杂家眼里，往往忽略和混淆各种是非、正邪、善恶、华夷之别，儒家与法家、儒家与马家、正派和邪教、文明与野蛮、自由与极权、王道与暴政都可以调和，遑论孟荀。某些杂家还善于颠倒乾坤倒打一把，把极权暴政粉饰成正义的象征，把自由宪政诬蔑为邪恶的化身。在马杂时期，这种颠倒的杂家特别多，不仅马门及其它学派宗派中很多，儒门中也层出不穷。
【击蒙】或说：“儒家支撑不起来现代化，只能提供一些伦理道德上的价值”云，门外话也。儒家道德不仅具有伦理意义，更圆具政治和制度意义，可以撑起或开出最文明美好的政治和制度来。礼时为大、礼以义起、与时偕宜就是儒礼原则，强调的是礼制的因时而建、与时俱进的时代性。而现代化是时代性题中应有之义。
【击蒙】蒙启派喜欢搞对立。把儒家文化与现代文明对立起来，把仁义礼智信与自由人权平等民主法治对立起来，把王道与自由、德治与法治、儒宪与西宪、礼制和民主制对立起来，是他们的习惯性做法。对于传统，他们只知其恶不知其善，更不知传统的核心是道统。他们号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实把传统精华和道统全都当成了糟粕。他们号称打倒孔家店救起孔夫子，其实把孔夫子坟墓和精神统统连根掘了。他们救起来的是马恩列斯商韩洪杨们。经过蒙启派的努力，古今中西暴君恶棍乱臣盗贼纷纷翻身得解放。
【击蒙】或说：“儒家传统文化一直没有解决权力产生机制，更没有解决监督机制，不管说成什么样子，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东海曰：两个机制理论上早就解决了，也有过不同程度的实践。尧舜“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禅让，解决了权力产生机制；在家天下局限之下，历代儒家固然未能为皇权制订刚性的制度约束，但官员监督机制亦颇可观。若能实行天下为公，一切皆可迎刃而解。
【答客】或问：常闻君言，抓纲治国，君若为政，抓什么纲？如何抓法？（大意）东海答：四个字：弘儒去马。千方百计地弘儒，开展儒家教育，推动儒家发展；最大程度地去马，将马学诸子化，设立修宪小组，制订宪法大纲，先让全国人民讨论，后由三界精英表决。这就是抓纲，具体如何进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中华】中华文明是王道文明，仁本主义文明，有两大支柱：文化支柱是儒家，制度支柱是礼制。换言之，只有建立在中道文化和礼乐制度基础上的文明形态，才是中华文明。传统中华文明又有大同文明和小康文明之别，小康文明中，夏商周汉唐宋相对正宗，元明清偏离严重。传统中华文明彻底终结于清末，然后去儒家化、去中华化的百年浩劫开始，直到于今。欲开出现代中华文明，需要在文化政治和制度的反本开新。凝结东海大半辈子心血的仁本主义思想体系，旨在为有志于开启新一轮中华文明的仁人义士提供理论参考。
【未来】对于各种邪说恶道，包括马家和毛派，儒家一方面严厉批评他们的思想错误，一方面高度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让他们畅言无忌。如果儒家为政，还应制定良制良法，为他们的人权包括言论权提供刚性保障。希望儒友们和未来为政者善体吾心。在王道中国，人权自由应该受到坚定严密的保护，任何人都不会因为言论信仰问题而受到政治迫害和法律惩罚。
【未来】制度问题可以讨论。中国自由化之后，实行什么制度，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基础。能够立即实行新礼制，当然最好。如果新礼制不为人民和各界人士接受，也不妨先实行民主制。民主制下，儒家群体享有言论权结社权，可以通过自身的坚强努力，不断扩大儒家的思想、道德和政治影响，争取为政的机会，逐渐儒化社会和制度。得民行道，此之谓也。
【未来】无论儒家社会民主社会，都应该是自由社会；无论新礼制民主制，人民都必须拥有主权和人权；无论选择什么制度，都必须反对党主制。这个窃据主权、剥夺人权、坚持特权的极权主义党主制，没有任何合理合法性可言，应该永远退出历史舞台，还国于民，还权于民，还自由于儒。
2022-10-7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
首发于北京之春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zz2.asp?name=%D3%E0%B6%AB%BA%A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