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教训
（纽约讨论会上的第二次发言）：
王希哲
胡平问，“香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我早就写文章回答了，香港的问题根本就出在，既然说了香港社会经济制度五十年不变，就应一切都不变。英国人百年怎么统治香港，北京也就应怎么统治香港，特首北京委派，没有立法会民主选举，萧规曹随。问题就出在你说了不变，又答应香港人的要求变，搞民主选举，这一开头就已经变了。社会制度是一个有机体系，牵一发动全身的。选举制度一变，整个社会体系都将跟着变。结果，成了香港人要变的，你必须变，不变不行；香港人不肯变的，你不准变，企图变一点的都是“违背了五十年不变”，大闹。北京想不失控，冲突就来了，根子就出在这里了。
邓小平开头提“香港五十年不变”，是说回归后，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变。变了吗？没有呀。国内都在资本主义经济了。邓老成，他原来并不赞成香港搞普选的。但他不好过分干涉赵紫阳。赵紫阳“开明”，答应了香港普选。还因为，那时的香港社会运动主流和各大学生社团，几乎都是左翼，大多以认同中国，反对英国殖民的爱国主义为特征的。但赵没有想到，香港的基层民众却基本是不喜欢共产党的。因为“香港人”，多是五六七十年代，从大陆逃亡或偷渡到香港的“难民”。邓小平89-64又犯了个大错，动用军队镇压了香港史无前例数百万民众热情支持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这一下，又把原来左翼的香港社会运动和各大学生社团，推向了反对共产党的右翼一方。形势变了，但普选，又在中英联合公报里有了承诺，收不回来，问题就严重了。
“一国两制”本来确是个好东西。我这样理解它：邓小平觉得不宜在国内开放多元的政治反对派，但考虑可在中国主权领土区域留下一两块北京不直接管制的能够自由批评共产党的地方，还是有好处的。即容忍有个中国主体境外的特殊区域内的反对派甚至反共人群。所以他提出香港今后“马照跑、舞照跳”，“要骂共产党还可以骂”，只要不搞成反共基地就可以了，这就是“一国两制”。冯胜平有个提法叫“党主立宪”。“一国两制”其实就可以视为“党主立宪”在香港的试验：在共产党领导下与香港人协商制定香港的“宪法”《基本法》，然后北京放手让香港人在基本法下高度自治，这就是“党主立宪”了。
但回归后香港就出现了两条路线。一条是前准共产党员司徒华代表的按《基本法》规定的“循序渐进原则”推动香港民主改良进程的路线。老王我一直是支持这条路线的。一条是西式精英李柱铭、黎智英等代表的企图一步实现“真普选”，利用香港的反共民粹，达到最终夺权乃至港独的激进路线。
激进派一直在狠毒攻击司徒华。随着司徒华患病愤愤去世，香港民运失去稳健舵手，再加不甚了解香港历史过去状况的年青一代的崛起和“接棒”，李柱铭黎智英激进路线越来越占据了香港“争普选”运动的主流地位。
后来的事大家都看到了，反对司徒华对2017普选方案“袋住先，再求进步”的策略（海外严家祺也支持这策略），要求立即“一人一票真普选”（美国至今都不是）。香港激进派行动越来越激烈暴力：“占领中环”、冲击立法会、直到“反送中”，制炸药、塞路障、袭警察、毁公物、打砸抢烧杀，“五项诉求缺一不可”，竟至挥舞英旗，发布港独夺权革命宣言，无所不用其极。这都在干什么？不都是在求香港变吗？以突破法制的暴力方式片面强迫北京即刻按他们的愿望去变罢了，怎么是“五十年不变”？
那时老王反复指出，“反送中”，即反对把在内地和台湾犯事的刑事嫌犯送回案发地处理，接受侦查审判，这不是公然在维护“香港人高贵过大陆人”的历史心理特权吗？它怎能得到国内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怎能将这无理的煽情作为运动的中心诉求？这个运动的主题选择就已经大错了。还要动员各种暴力手段强迫港府和北京接受，“五项诉求缺一不可”，不然就夺权、革命、港独，毫无妥协余地，这不是在邀求与共产党决战吗？你有这个决战的本领和实力吗？我即使站到你们反共的立场看，你们这样激进的冒险主义，不正是共产党当年的“王明路线”吗？王明路线是明明没有与国民党军决战的实力，非要与国民党军摆开决战死拼，“乞丐与龙王斗宝”，“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如何？鸡飞蛋打，流亡两万五千里，“红区白区”共产党力量丧失殆尽。老王这些话“香港人”听不进，包括了在香港作买办的“红二代”们，还要与老王辩论，说老王“背叛”了他们。今天结局如何？全军覆没!什么都没有了！连延续十几二十年司徒华路线下的“平反六四维园烛光”集会，也没有了！只好越洋跑英国去作低等氓民。这就是激进冒险主义，形“左”实右的必然结果。
我曾怀疑杨建利是不是在里面起了坏的作用。因为建利在哈佛就曾很欣赏民进党当初夺权时对国民党的暴力，特别对我说欣赏朱高正在议会的出手打斗，“该出手时就出手”。说“不打，弱势力量就没法吸引社会关注，发生影响力”。后来杨又召集台湾、香港青年学生搞了不少届这方面经验交流的“研习营”。昨天我见了建利，问他“你怎么能把香港条件等同台湾呢？”。他否认，说，他可能对黄之锋们有些影响，“但没有《大公报》《文汇报》说得那么重要”。反倒他说，他是主张理性的，对激进路线的坏处早就有了反思，但民运都不能接受。激进路线总会占运动主导，口号越来越极端，理性的一定边缘化。89到现在都是这样。他说，“我很痛苦，也很灰心”。
我相信建利，他是真诚的。你们不信由你，我还是希望海外那些激进的反共分子应该学习一下建利的反思的。你们貌似激烈，但最终结果如何？89曾有的民主法制大好形势丢了，香港又丢了，不要最后再把台湾也丢了。重要我想就香港的教训提醒一下台湾：不要再走极端，放任台独，非要逼着中共对台武统开战，闹得最后又如香港“全军覆没”，玉石俱焚，飞鸟各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什么都没有了，大家玩完，何必？因皇民民进党的顽固，中国国民党就甘心为其殉葬？你们没有实力为台独与大陆决战，指望美国，能指望多久？两岸谈起来，谈出一个两岸都能大体接受的统一方案，谈出和平，谈出一个如邓小平设想可保留的中国主权领土区域内的一两块北京不直接管制的能够自由批评共产党的地方，不好吗！非要走极端毁了它？
老王2011年《辛亥百年访台报告》中说：“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在百花齐放。百花齐放之要义在土壤水性之多元。既要民族文化的千姿百采，百家争鸣，就何必非要在大一统下将土壤弄成一样？”。有位左翼女作家在台湾出版了一部肯定江青的书《样板戏》。有人就问她：“如果统一了，你去哪里出版这本书？”。所以，我非常期望台海两岸能通过平等的协商，找到出路，实现一个两岸人民都能接受模式下的真正的“一国两制”。
2022年9月25日
（2022年10月1日国庆整理）
http://yizhewenji.com
（注：纽约讨论会时间所限，该发言不完。此件为发言文字稿）
（纽约讨论会上的第二次发言）：
王希哲
胡平问，“香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我早就写文章回答了，香港的问题根本就出在，既然说了香港社会经济制度五十年不变，就应一切都不变。英国人百年怎么统治香港，北京也就应怎么统治香港，特首北京委派，没有立法会民主选举，萧规曹随。问题就出在你说了不变，又答应香港人的要求变，搞民主选举，这一开头就已经变了。社会制度是一个有机体系，牵一发动全身的。选举制度一变，整个社会体系都将跟着变。结果，成了香港人要变的，你必须变，不变不行；香港人不肯变的，你不准变，企图变一点的都是“违背了五十年不变”，大闹。北京想不失控，冲突就来了，根子就出在这里了。
邓小平开头提“香港五十年不变”，是说回归后，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变。变了吗？没有呀。国内都在资本主义经济了。邓老成，他原来并不赞成香港搞普选的。但他不好过分干涉赵紫阳。赵紫阳“开明”，答应了香港普选。还因为，那时的香港社会运动主流和各大学生社团，几乎都是左翼，大多以认同中国，反对英国殖民的爱国主义为特征的。但赵没有想到，香港的基层民众却基本是不喜欢共产党的。因为“香港人”，多是五六七十年代，从大陆逃亡或偷渡到香港的“难民”。邓小平89-64又犯了个大错，动用军队镇压了香港史无前例数百万民众热情支持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这一下，又把原来左翼的香港社会运动和各大学生社团，推向了反对共产党的右翼一方。形势变了，但普选，又在中英联合公报里有了承诺，收不回来，问题就严重了。
“一国两制”本来确是个好东西。我这样理解它：邓小平觉得不宜在国内开放多元的政治反对派，但考虑可在中国主权领土区域留下一两块北京不直接管制的能够自由批评共产党的地方，还是有好处的。即容忍有个中国主体境外的特殊区域内的反对派甚至反共人群。所以他提出香港今后“马照跑、舞照跳”，“要骂共产党还可以骂”，只要不搞成反共基地就可以了，这就是“一国两制”。冯胜平有个提法叫“党主立宪”。“一国两制”其实就可以视为“党主立宪”在香港的试验：在共产党领导下与香港人协商制定香港的“宪法”《基本法》，然后北京放手让香港人在基本法下高度自治，这就是“党主立宪”了。
但回归后香港就出现了两条路线。一条是前准共产党员司徒华代表的按《基本法》规定的“循序渐进原则”推动香港民主改良进程的路线。老王我一直是支持这条路线的。一条是西式精英李柱铭、黎智英等代表的企图一步实现“真普选”，利用香港的反共民粹，达到最终夺权乃至港独的激进路线。
激进派一直在狠毒攻击司徒华。随着司徒华患病愤愤去世，香港民运失去稳健舵手，再加不甚了解香港历史过去状况的年青一代的崛起和“接棒”，李柱铭黎智英激进路线越来越占据了香港“争普选”运动的主流地位。
后来的事大家都看到了，反对司徒华对2017普选方案“袋住先，再求进步”的策略（海外严家祺也支持这策略），要求立即“一人一票真普选”（美国至今都不是）。香港激进派行动越来越激烈暴力：“占领中环”、冲击立法会、直到“反送中”，制炸药、塞路障、袭警察、毁公物、打砸抢烧杀，“五项诉求缺一不可”，竟至挥舞英旗，发布港独夺权革命宣言，无所不用其极。这都在干什么？不都是在求香港变吗？以突破法制的暴力方式片面强迫北京即刻按他们的愿望去变罢了，怎么是“五十年不变”？
那时老王反复指出，“反送中”，即反对把在内地和台湾犯事的刑事嫌犯送回案发地处理，接受侦查审判，这不是公然在维护“香港人高贵过大陆人”的历史心理特权吗？它怎能得到国内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怎能将这无理的煽情作为运动的中心诉求？这个运动的主题选择就已经大错了。还要动员各种暴力手段强迫港府和北京接受，“五项诉求缺一不可”，不然就夺权、革命、港独，毫无妥协余地，这不是在邀求与共产党决战吗？你有这个决战的本领和实力吗？我即使站到你们反共的立场看，你们这样激进的冒险主义，不正是共产党当年的“王明路线”吗？王明路线是明明没有与国民党军决战的实力，非要与国民党军摆开决战死拼，“乞丐与龙王斗宝”，“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如何？鸡飞蛋打，流亡两万五千里，“红区白区”共产党力量丧失殆尽。老王这些话“香港人”听不进，包括了在香港作买办的“红二代”们，还要与老王辩论，说老王“背叛”了他们。今天结局如何？全军覆没!什么都没有了！连延续十几二十年司徒华路线下的“平反六四维园烛光”集会，也没有了！只好越洋跑英国去作低等氓民。这就是激进冒险主义，形“左”实右的必然结果。
我曾怀疑杨建利是不是在里面起了坏的作用。因为建利在哈佛就曾很欣赏民进党当初夺权时对国民党的暴力，特别对我说欣赏朱高正在议会的出手打斗，“该出手时就出手”。说“不打，弱势力量就没法吸引社会关注，发生影响力”。后来杨又召集台湾、香港青年学生搞了不少届这方面经验交流的“研习营”。昨天我见了建利，问他“你怎么能把香港条件等同台湾呢？”。他否认，说，他可能对黄之锋们有些影响，“但没有《大公报》《文汇报》说得那么重要”。反倒他说，他是主张理性的，对激进路线的坏处早就有了反思，但民运都不能接受。激进路线总会占运动主导，口号越来越极端，理性的一定边缘化。89到现在都是这样。他说，“我很痛苦，也很灰心”。
我相信建利，他是真诚的。你们不信由你，我还是希望海外那些激进的反共分子应该学习一下建利的反思的。你们貌似激烈，但最终结果如何？89曾有的民主法制大好形势丢了，香港又丢了，不要最后再把台湾也丢了。重要我想就香港的教训提醒一下台湾：不要再走极端，放任台独，非要逼着中共对台武统开战，闹得最后又如香港“全军覆没”，玉石俱焚，飞鸟各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什么都没有了，大家玩完，何必？因皇民民进党的顽固，中国国民党就甘心为其殉葬？你们没有实力为台独与大陆决战，指望美国，能指望多久？两岸谈起来，谈出一个两岸都能大体接受的统一方案，谈出和平，谈出一个如邓小平设想可保留的中国主权领土区域内的一两块北京不直接管制的能够自由批评共产党的地方，不好吗！非要走极端毁了它？
老王2011年《辛亥百年访台报告》中说：“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在百花齐放。百花齐放之要义在土壤水性之多元。既要民族文化的千姿百采，百家争鸣，就何必非要在大一统下将土壤弄成一样？”。有位左翼女作家在台湾出版了一部肯定江青的书《样板戏》。有人就问她：“如果统一了，你去哪里出版这本书？”。所以，我非常期望台海两岸能通过平等的协商，找到出路，实现一个两岸人民都能接受模式下的真正的“一国两制”。
2022年9月25日
（2022年10月1日国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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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纽约讨论会时间所限，该发言不完。此件为发言文字稿）
锟斤拷锟洁辑时锟斤拷: 2022-10-02 14:4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