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地說,王有才不是中共的特務。我的初步看法是,中共曾經或者現在還想感化和利用王有才,在中共眼裡王有才不像劉剛那樣狡猾,不像徐文立那樣頑固,不像徐水良那樣警覺,比較好說話,所以給王有才各種優待。這種種優待在劉剛的眼裡是完成了收買,在王有才的眼裡,優待我不優待別人是因為我的水平很高很高,是中共拍我的馬屁。中共要拍我的馬屁,我有中共曾經或者現在還想感化和利用王有才什麼錯?

我的问题是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信息。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

我的想法是，一旦出现政治上的事件，中共在处理政治上的事件时每个关键的中共各级负责人处理方法是分化的。关键人物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是不同的，同时，在这样的关键时期，有可能比较长，反对派的方式方法也是不同的。这二方面的不同是会不会发生不同方式进行变化的主要原因。这个是土耳其作为伊斯兰国家实现现代化，民主化的主要原因，而当时在处理这个变化的长期的过程中当时土耳其的领导人凯末尔有倾向民主化，但是他利用执政内部的不同以及反对派的不同，由于他的有目的的故意地扩大政治者的不同和反对派的不同，利用权力的实际作用把执政者的保守派力量一步一步地清洗出去，同时把民间反对派不切实际的激进力量的分割处理经过长期的努力使得民间民主派的重要派系融入到权力运作的过程中通过长期的努力，执政的保守派被瓦解了，失去了影响力。而反对派中的不切实际的激进派也被抛弃，使得民主化转型获得成功。

这个能不能在中国实现我不得而知。但是首先必须加大分化，无论是执政统治群体还是民间反对派群体，然后进行不同的相互作用。执政当局有更多的方式，但民间反对派如果有智慧也是可以对执政集团分化和训练的，不要小看民间又智慧的行动对执政集团的分化和训练的能力。一句话，只有双方的分化和不同的处理，才能导向可预期的变化，虽然一开始比较慢，一旦得到一段时间有方向感的操作，效果在5-10年内就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5-10年已经很快了。而我认为习近平，胡锦涛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但赵紫阳如果能够处理好与邓小平的关系，朱镕基能够处理好与江泽民的关系特别是曾庆红与江泽民的特殊关系而曾庆红是很实用主义的。这二个时期是很好的二个可能的机会。当然现在已经都失去了。但习近平时期我真的没有看出来，李克强没有这个魄力，管的领域也不够大，而习近平没有一根骨头是民主的，所以我只能搞布朗运动，将习近平拉下马轰下台的长期战役了。只有习近平下去了，才有了新的机会。还有我个人认为人类发展和历史进程是有利于民主化的（这个当然是我的主管判断，短期内不一定为真），但是我想除了经过智慧想考的努力，我还能怎么办？当然我能力有限，如果有谢健，肯定能够有更多更大更有效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