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我个人采信你关于你建立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说法。
不过，一开始我不知道。我主要做北大筹委会的联络部长职务。当时北大的代表是王丹吧。我不记得什么具体时间，大概是4月26-4月29日，北大筹委会认为王丹没有代表能力和领导能力不适合代表北大作为北高联的代表。所以北大筹委会派了封从德作为北大筹委会的主席成为北大派往北高联的北大代表。一开始我们对封从德是满意的。但五月四日封从德没有完成领导力和代表能力，并且没有及时向北大筹委会沟通，所以认为他也不适合当北大筹委会在北高联的北大代表。（主要一个是复课的问题以及封从德花了太多时间在游行队伍中，如果是4.27，那是很好的，因为政府不让游行，学生领导要和学生一起带头冲破封锁线。但现在是5.4了谁都可以游行了作为领导应该有很多要做的呀，其实北大筹委会当时是不主张花时间去游行的。封从德这样做确实没有从领导者因时因势地考虑问题）在封从德被撤回来后，北大筹委会派了安宁，邵江二个人去实现北大筹委会的一张票，投出每一张代表北大筹委会的票，同时经常跟北大筹委会沟通相互理解各方面的进展。当时北大研究生会和学生会都被北大学生代表由投票方式完成了从官方支持的研究生会和学生会转移。北大校方作为校长是同意的，校党委书记也没有反对。所以我和其他一些筹委会的人员，把学生会和研究生会的办公室钥匙拿来，作为学生筹委会的办公场地。学生会比较大，就归北大筹委会使用了。因为去北京师范大学比较远，特别是听说北高联没有办公场所，北大筹委会决定让北高联来北大办公，办公室就是40楼的北大研究生会办公室，这个钥匙一直在我手上，防止破坏或意外。同时北大筹委会派出谢健和王有才去北师大让北高联搬来北大。当然一开始我们没有在北师大见到北高联的常委代表。不过我们把话传到了，也通知了北大派出的代表邵江，和安宁。北高联大概在五月十一日或者十二日左右时间来到北大办公。（每个常委时间不一样）。当时王丹已经在北大筹委会没有什么影响力了。期间王丹乌尔开希发起绝食运动，有人还把我的名字与其他二个人的名字在北大的三角地写了一个很大的红榜书发起了要求签名的绝食运动。谢健问了我为什么发起绝食运动。我当时都不知道我的名字在上面。不过我当时的态度比谢健，北高联的大多数成员在绝食方面要积极一点。当时谢健是反对的，北高联是基本上反对的。可是我因为有北高联的钥匙，当然北大筹委会的人看到我肯定也是会让我进去的。我当时领了柴玲进了北高联的办公室。本来柴玲是不可能进去的，因为当时她不是北大的，而且当时她的丈夫封从德在北大筹委会没有职务的。后来，我因为比较积极，北大筹委会派蔡建和我负责北大绝食团。（太多事情，不是容易在一小段里表达清楚的）到广场后我跟李録发生了根本性的剧烈冲突，李録要绝水，自焚，卧轨，我非常愤恨，你为什么自己不去啊？我和蔡建是要保护北大绝食学生的。后来因为熊焱对李録的担保（我跟熊焱1988年行动委员会上就认识了，当时关系算很好的。从此我离开了绝食团广场指挥部）参与保护北大绝食团的任务。蔡建（北大化学系的）不善于公众争论斗争也不想参加绝食团广场指挥部。很多事情在一小段里说不清楚。我当时傻的很，除了喝水是真的绝食，后来昏过去被送进医院，过了13多个小时才醒过来。
后来发现邵江，安宁实在太弱，决定派杨涛以北大自治会主席的身份派往北高联作为北大在北高联的常委代表。然后派我以北大自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的身份去北高联竞选北高联秘书长职位。后来当选后然后被通缉了。因为当时我是不愿意去北高联的，像我这样的人难道不知道未来的大概可能性吗？然而谢健比我还是厉害，说我有三兄弟，他是独子。我当时也很想把学生从广场撤回学校，我就被动被谢健推了一把。成为了“学生领袖”。
要说明的是后来在戒严令后刘刚和一些可能是外高联的人到北大要求建立“全国高校学生组织联合会”被多数票否决，原因其实有两个（1）代表性问题，（2）条件太不充分。
在绝食之前北大的4.27大游行，北大的学生代表分配和代表选举都是北大筹委会组织实施的。我还骑车到几个附近大学去把北大的经验告诉他们，让其他学校也做起来。清华大学还邀请我去清华大学的学生代表大会现场要求我指导发言。等等。
我从来没有说自己是学生领袖，一开始有记者报道是我让他们不要这样报道。有几个记者确实这样做了，但大多数认为不是领袖太多了，没有代表性所以要用学生领袖，我当时傻傻地还公开发了一个声明。现在我就不会这么傻了，虽然我知道我不是什么领袖，或者还没有做出有可以标识领袖的事业，但是现在记者这样报道，我已经没有意见了，因为我自己也在自我培养自己当领袖。如果哪一天可以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李进进参与了北大研究生会的筹委会选举工作。
我从来没有说刘刚是精神病，我是非常反对这个说法的。我其实已经做过公开的说明了。
不过，一开始我不知道。我主要做北大筹委会的联络部长职务。当时北大的代表是王丹吧。我不记得什么具体时间，大概是4月26-4月29日，北大筹委会认为王丹没有代表能力和领导能力不适合代表北大作为北高联的代表。所以北大筹委会派了封从德作为北大筹委会的主席成为北大派往北高联的北大代表。一开始我们对封从德是满意的。但五月四日封从德没有完成领导力和代表能力，并且没有及时向北大筹委会沟通，所以认为他也不适合当北大筹委会在北高联的北大代表。（主要一个是复课的问题以及封从德花了太多时间在游行队伍中，如果是4.27，那是很好的，因为政府不让游行，学生领导要和学生一起带头冲破封锁线。但现在是5.4了谁都可以游行了作为领导应该有很多要做的呀，其实北大筹委会当时是不主张花时间去游行的。封从德这样做确实没有从领导者因时因势地考虑问题）在封从德被撤回来后，北大筹委会派了安宁，邵江二个人去实现北大筹委会的一张票，投出每一张代表北大筹委会的票，同时经常跟北大筹委会沟通相互理解各方面的进展。当时北大研究生会和学生会都被北大学生代表由投票方式完成了从官方支持的研究生会和学生会转移。北大校方作为校长是同意的，校党委书记也没有反对。所以我和其他一些筹委会的人员，把学生会和研究生会的办公室钥匙拿来，作为学生筹委会的办公场地。学生会比较大，就归北大筹委会使用了。因为去北京师范大学比较远，特别是听说北高联没有办公场所，北大筹委会决定让北高联来北大办公，办公室就是40楼的北大研究生会办公室，这个钥匙一直在我手上，防止破坏或意外。同时北大筹委会派出谢健和王有才去北师大让北高联搬来北大。当然一开始我们没有在北师大见到北高联的常委代表。不过我们把话传到了，也通知了北大派出的代表邵江，和安宁。北高联大概在五月十一日或者十二日左右时间来到北大办公。（每个常委时间不一样）。当时王丹已经在北大筹委会没有什么影响力了。期间王丹乌尔开希发起绝食运动，有人还把我的名字与其他二个人的名字在北大的三角地写了一个很大的红榜书发起了要求签名的绝食运动。谢健问了我为什么发起绝食运动。我当时都不知道我的名字在上面。不过我当时的态度比谢健，北高联的大多数成员在绝食方面要积极一点。当时谢健是反对的，北高联是基本上反对的。可是我因为有北高联的钥匙，当然北大筹委会的人看到我肯定也是会让我进去的。我当时领了柴玲进了北高联的办公室。本来柴玲是不可能进去的，因为当时她不是北大的，而且当时她的丈夫封从德在北大筹委会没有职务的。后来，我因为比较积极，北大筹委会派蔡建和我负责北大绝食团。（太多事情，不是容易在一小段里表达清楚的）到广场后我跟李録发生了根本性的剧烈冲突，李録要绝水，自焚，卧轨，我非常愤恨，你为什么自己不去啊？我和蔡建是要保护北大绝食学生的。后来因为熊焱对李録的担保（我跟熊焱1988年行动委员会上就认识了，当时关系算很好的。从此我离开了绝食团广场指挥部）参与保护北大绝食团的任务。蔡建（北大化学系的）不善于公众争论斗争也不想参加绝食团广场指挥部。很多事情在一小段里说不清楚。我当时傻的很，除了喝水是真的绝食，后来昏过去被送进医院，过了13多个小时才醒过来。
后来发现邵江，安宁实在太弱，决定派杨涛以北大自治会主席的身份派往北高联作为北大在北高联的常委代表。然后派我以北大自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的身份去北高联竞选北高联秘书长职位。后来当选后然后被通缉了。因为当时我是不愿意去北高联的，像我这样的人难道不知道未来的大概可能性吗？然而谢健比我还是厉害，说我有三兄弟，他是独子。我当时也很想把学生从广场撤回学校，我就被动被谢健推了一把。成为了“学生领袖”。
要说明的是后来在戒严令后刘刚和一些可能是外高联的人到北大要求建立“全国高校学生组织联合会”被多数票否决，原因其实有两个（1）代表性问题，（2）条件太不充分。
在绝食之前北大的4.27大游行，北大的学生代表分配和代表选举都是北大筹委会组织实施的。我还骑车到几个附近大学去把北大的经验告诉他们，让其他学校也做起来。清华大学还邀请我去清华大学的学生代表大会现场要求我指导发言。等等。
我从来没有说自己是学生领袖，一开始有记者报道是我让他们不要这样报道。有几个记者确实这样做了，但大多数认为不是领袖太多了，没有代表性所以要用学生领袖，我当时傻傻地还公开发了一个声明。现在我就不会这么傻了，虽然我知道我不是什么领袖，或者还没有做出有可以标识领袖的事业，但是现在记者这样报道，我已经没有意见了，因为我自己也在自我培养自己当领袖。如果哪一天可以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李进进参与了北大研究生会的筹委会选举工作。
我从来没有说刘刚是精神病，我是非常反对这个说法的。我其实已经做过公开的说明了。
锟斤拷锟洁辑时锟斤拷: 2022-05-13 17:45: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