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儒家群体和儒家王朝
----东海客厅论历史
余东海
儒家文化，以儒经为载体，以仁义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儒家群体，以信奉和践行儒家文化之人组成的群体；儒家王朝，以儒立国和治国的王朝。此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割裂，也不能完全划等号。
首先，儒家文化没问题并不意味着儒家群体没问题。因为文化修养道德水平不同，儒家有儒士、君子、贤人、圣人之别。圣贤不多见，一些被称或自称为圣贤者，实非圣贤，例如康有为先生，号称康圣人，其实距离圣人境界差得远。
从容厅友说：“牟宗三先生评康有为：康有一个识大体的意识，但不知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之道何所在”云。这个评价颇为中肯。康有为意识到了大体，有立乎其大者的追求，但认识不明，并未实证性与天道，并未实得圣人之道。其思想混杂行为偏颇，为人处事错漏多多，严重缺乏儒家的“成所作智”。
清末无大人，吾华一大不幸也。进行戊戌变法的，若是换了王阳明集团或曾国藩集团，变法维新事业就有望了。
其次，儒家和朝廷很多时候并不一致，甚至矛盾重重，到了王朝晚期往往矛盾激化。如清末，在向十一国宣战时杀主和派，战后杀主战派，后来又杀戊戌六君子，都是清廷与儒家矛盾激化的表现。主战主和的大臣和戊戌六君子，都是儒臣。
清朝的灭亡，根本原因就是自绝于儒家，遂自绝天命，丧失了代表中国的资格，退为一家一姓小朝廷。
百年来有一个非常流行的错误，就是将儒家与清朝划等号，将清朝所有的问题都栽给儒家。礼文厅友提醒得好：“熟知近代史的人，应该知道最早睁眼看世界，最早引进科学技术最早中体西用最早主张变法，都是儒家。”不仅近代，历代王朝的改良派和具有历史性世界性目光的政治家，大多是儒家。
又其次，儒家文化没问题并不意味着儒家政治和制度没问题或一成不变。例如，家天下具有历史的合法性，包括天道、传统和民意的合法性，故圣人圣经认同民本原则、礼乐制度的儒式家天下。但是，家天下毕竟是一种历史的无奈和权道。现实和未来，家天下不再具有任何合法性。
许东厅友言：“家天下的很多统治者，在实践上是有意无意曲解了儒经的，因此儒家不能替家天下背书，现代的克里斯玛更不必取法家天下。”高见也。
制度问题好商量。孔子对周礼，早晚态度不同，早期主张恢复周礼，晚年借《春秋》别开新制。道统万古不易，制度与时偕宜。三代不同礼，历代王朝不同礼，古今之礼自然更加不同。未来公天下礼制，对于传统家天下礼制，必然是吸收精华而全面更新。
礼制精神有三：一礼本于天道；二、礼，时为大，合乎时代要求；三、礼以义起，原来没有的，只要有必要，就可以根据仁义原则新建。很多自由派误以为儒家是复古主义，就是因为不了解礼制精神。
儒家对君主的态度，也具有因人制宜、因时制宜的开放性。或为臣尽忠，或无道则隐，这是因人制宜。文武对于殷纣，天命未绝则臣之，天命已绝则革之，这是因时制宜。
综上所述，不能用历史的阴暗面和古代王朝的问题来证明儒家无用。原因有三：一历史有其局限，儒家只能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尽力而为，不可能过于超前；二、人性有其局限，历代从事儒家政治实践的人物、群体和势力，不可能都是圣贤君子；三、理论与实践总是有距离的，最好的理论也不可能完全落实于实践。
横向比较而言，儒家政治在任何时代都是最好的，这就足矣。中华文明长传不灭，中华民族长盛不衰，就是拜儒家所赐。
大牛厅友言“儒家政治学说形塑了二千多年皇权专制政治制度”云，一切是缘群友言“纵观中国二千年中央集权制社会，儒家思想作为王朝的政治思想主体满打满算不到五百年”云，都不对。
尧舜之前文献不足，置而不论。自尧舜始，夏商周汉唐宋元明清都是儒家王朝。汉初儒家与道家并立，各有一定分量，亦准儒家，汉武帝时完全儒化。魏晋玄学虽盛，仍属准儒家王朝。唐宋元明清，明里佛道都有过盛之嫌，暗里法家不无影响，但都没有改变儒家政治的性质，因为道统学统和制度都是儒家的。
礼文厅友言：“封建制解体后，中国迈向帝国制，在当时，帝国制是最好的选择。”不错。不过，秦汉以后，相对于封建制的应为郡县制。所有儒家王朝，无论公天下家天下，封建制郡县制，都可以称为帝国、王国和王朝，凡礼制都可以称为帝制或王制。
帝国帝制、王国王朝这些中华特色的名相，有必要在我们手里刮垢磨光，恢复本来面目的美好。未来仁本主义新中国，不妨称为新王道帝国或新中华王朝。
大牛厅友言：“作为古老中国传统学术的儒学与凝聚着人类数千年文明进步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主义理论学术相比难道更具文明性、普世性、进步性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无须什么创新了，只需要守住儒家，有儒家保守主义就行了”云。
东海答：中西五常道都是普世价值，中华五常具有更高的普适性，这是十几年前的东海老观点，儒门已经颇为普及。自由人权平等民主法治重要，仁义礼智信更重要，更应牢牢守住不动摇。保守五常与开拓创新不仅毫无矛盾，而且相辅相成。
米里厅友问：“儒家若大恶怎么办？”这是个伪问题，但在现时却颇有意义，值得一答。别说大恶，小恶都不行。儒家是一切邪恶、罪恶的天敌，这是由儒家立场观念决定的，由性与天道和五常道性质注定的。一切有违于五常、有违于仁性和天道的人和势力，皆非真儒；一切邪恶的人和势力，皆与儒绝缘。
五常道，分而言之为五，仁义礼智信，浓缩为仁义，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再缩为仁，中道即仁道。仁，于天为道，无穷极之仁也；于人为性，天之所命也。仁性统仁义礼智信于一体，故中道即五常道。
尧舜之道，文武之道，周孔之道，孔孟之道，一也，皆中道也。宋以后习惯孔孟之道，是因为孔子集大成，孟子是孔子之后最大，为宋儒共推。一提孔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精华都在其中。朱子集理学大成，阳明集心学大成，亦道统传承者，儒门大宗师，但未能超孟，后来更无人比肩孟子，故孔孟之道之称至今不易。
过去的礼乐制度会过时，但礼乐精神和仁义原则永远不会过时。有自由派朋友发明“仁义过时论”，可与“读书无用论”媲美。读书有没有用，要看什么书；仁义则是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任何时候都有用的。
仁义，是人性的核心，人生的根本，人权的依据，人类文明的基础，人道最重要的支柱。无论是否自觉，一切有道有德有正善性的人物事物，都有一定的仁义基础。文化不仁必非正，政治不仁必无道，社会不仁必缺德，人而不仁则非人。
不仁不义，轻则离经重则叛道。离经是偏离儒经，难免出问题甚至滑向异端外道；叛道是背叛中道，必然犯大罪或者沦为邪说恶道。离经或可纠正，叛道难以救药。
百年浩劫就是全民性叛道的结果，叛得特别普遍，空前彻底，故社会恶果特别严重，人道代价特别惨重。拯救和新生之法，无非孟子所说的两个字：反经。反经就是反本和归道，文化重归儒家，道德重归中道，政治重归王道。这就是反本，就可以开新，开出新的礼乐制度和中华文明。作明厅友说得好：
“施仁义之道于天下，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再建仁义中国，实现天下大和，这是人世间最伟大的事业，也是唯一配得上“事业”二字的事情，伟大的仁义复兴事业要求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和伟大的政治家实干家合二为一，伟大的事业非新时代的士君子莫属。天有显道，厥类惟彰，勖哉，一德一心，立定厥功。”2021-10-31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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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以儒经为载体，以仁义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儒家群体，以信奉和践行儒家文化之人组成的群体；儒家王朝，以儒立国和治国的王朝。此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割裂，也不能完全划等号。
首先，儒家文化没问题并不意味着儒家群体没问题。因为文化修养道德水平不同，儒家有儒士、君子、贤人、圣人之别。圣贤不多见，一些被称或自称为圣贤者，实非圣贤，例如康有为先生，号称康圣人，其实距离圣人境界差得远。
从容厅友说：“牟宗三先生评康有为：康有一个识大体的意识，但不知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之道何所在”云。这个评价颇为中肯。康有为意识到了大体，有立乎其大者的追求，但认识不明，并未实证性与天道，并未实得圣人之道。其思想混杂行为偏颇，为人处事错漏多多，严重缺乏儒家的“成所作智”。
清末无大人，吾华一大不幸也。进行戊戌变法的，若是换了王阳明集团或曾国藩集团，变法维新事业就有望了。
其次，儒家和朝廷很多时候并不一致，甚至矛盾重重，到了王朝晚期往往矛盾激化。如清末，在向十一国宣战时杀主和派，战后杀主战派，后来又杀戊戌六君子，都是清廷与儒家矛盾激化的表现。主战主和的大臣和戊戌六君子，都是儒臣。
清朝的灭亡，根本原因就是自绝于儒家，遂自绝天命，丧失了代表中国的资格，退为一家一姓小朝廷。
百年来有一个非常流行的错误，就是将儒家与清朝划等号，将清朝所有的问题都栽给儒家。礼文厅友提醒得好：“熟知近代史的人，应该知道最早睁眼看世界，最早引进科学技术最早中体西用最早主张变法，都是儒家。”不仅近代，历代王朝的改良派和具有历史性世界性目光的政治家，大多是儒家。
又其次，儒家文化没问题并不意味着儒家政治和制度没问题或一成不变。例如，家天下具有历史的合法性，包括天道、传统和民意的合法性，故圣人圣经认同民本原则、礼乐制度的儒式家天下。但是，家天下毕竟是一种历史的无奈和权道。现实和未来，家天下不再具有任何合法性。
许东厅友言：“家天下的很多统治者，在实践上是有意无意曲解了儒经的，因此儒家不能替家天下背书，现代的克里斯玛更不必取法家天下。”高见也。
制度问题好商量。孔子对周礼，早晚态度不同，早期主张恢复周礼，晚年借《春秋》别开新制。道统万古不易，制度与时偕宜。三代不同礼，历代王朝不同礼，古今之礼自然更加不同。未来公天下礼制，对于传统家天下礼制，必然是吸收精华而全面更新。
礼制精神有三：一礼本于天道；二、礼，时为大，合乎时代要求；三、礼以义起，原来没有的，只要有必要，就可以根据仁义原则新建。很多自由派误以为儒家是复古主义，就是因为不了解礼制精神。
儒家对君主的态度，也具有因人制宜、因时制宜的开放性。或为臣尽忠，或无道则隐，这是因人制宜。文武对于殷纣，天命未绝则臣之，天命已绝则革之，这是因时制宜。
综上所述，不能用历史的阴暗面和古代王朝的问题来证明儒家无用。原因有三：一历史有其局限，儒家只能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尽力而为，不可能过于超前；二、人性有其局限，历代从事儒家政治实践的人物、群体和势力，不可能都是圣贤君子；三、理论与实践总是有距离的，最好的理论也不可能完全落实于实践。
横向比较而言，儒家政治在任何时代都是最好的，这就足矣。中华文明长传不灭，中华民族长盛不衰，就是拜儒家所赐。
大牛厅友言“儒家政治学说形塑了二千多年皇权专制政治制度”云，一切是缘群友言“纵观中国二千年中央集权制社会，儒家思想作为王朝的政治思想主体满打满算不到五百年”云，都不对。
尧舜之前文献不足，置而不论。自尧舜始，夏商周汉唐宋元明清都是儒家王朝。汉初儒家与道家并立，各有一定分量，亦准儒家，汉武帝时完全儒化。魏晋玄学虽盛，仍属准儒家王朝。唐宋元明清，明里佛道都有过盛之嫌，暗里法家不无影响，但都没有改变儒家政治的性质，因为道统学统和制度都是儒家的。
礼文厅友言：“封建制解体后，中国迈向帝国制，在当时，帝国制是最好的选择。”不错。不过，秦汉以后，相对于封建制的应为郡县制。所有儒家王朝，无论公天下家天下，封建制郡县制，都可以称为帝国、王国和王朝，凡礼制都可以称为帝制或王制。
帝国帝制、王国王朝这些中华特色的名相，有必要在我们手里刮垢磨光，恢复本来面目的美好。未来仁本主义新中国，不妨称为新王道帝国或新中华王朝。
大牛厅友言：“作为古老中国传统学术的儒学与凝聚着人类数千年文明进步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主义理论学术相比难道更具文明性、普世性、进步性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无须什么创新了，只需要守住儒家，有儒家保守主义就行了”云。
东海答：中西五常道都是普世价值，中华五常具有更高的普适性，这是十几年前的东海老观点，儒门已经颇为普及。自由人权平等民主法治重要，仁义礼智信更重要，更应牢牢守住不动摇。保守五常与开拓创新不仅毫无矛盾，而且相辅相成。
米里厅友问：“儒家若大恶怎么办？”这是个伪问题，但在现时却颇有意义，值得一答。别说大恶，小恶都不行。儒家是一切邪恶、罪恶的天敌，这是由儒家立场观念决定的，由性与天道和五常道性质注定的。一切有违于五常、有违于仁性和天道的人和势力，皆非真儒；一切邪恶的人和势力，皆与儒绝缘。
五常道，分而言之为五，仁义礼智信，浓缩为仁义，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再缩为仁，中道即仁道。仁，于天为道，无穷极之仁也；于人为性，天之所命也。仁性统仁义礼智信于一体，故中道即五常道。
尧舜之道，文武之道，周孔之道，孔孟之道，一也，皆中道也。宋以后习惯孔孟之道，是因为孔子集大成，孟子是孔子之后最大，为宋儒共推。一提孔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精华都在其中。朱子集理学大成，阳明集心学大成，亦道统传承者，儒门大宗师，但未能超孟，后来更无人比肩孟子，故孔孟之道之称至今不易。
过去的礼乐制度会过时，但礼乐精神和仁义原则永远不会过时。有自由派朋友发明“仁义过时论”，可与“读书无用论”媲美。读书有没有用，要看什么书；仁义则是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任何时候都有用的。
仁义，是人性的核心，人生的根本，人权的依据，人类文明的基础，人道最重要的支柱。无论是否自觉，一切有道有德有正善性的人物事物，都有一定的仁义基础。文化不仁必非正，政治不仁必无道，社会不仁必缺德，人而不仁则非人。
不仁不义，轻则离经重则叛道。离经是偏离儒经，难免出问题甚至滑向异端外道；叛道是背叛中道，必然犯大罪或者沦为邪说恶道。离经或可纠正，叛道难以救药。
百年浩劫就是全民性叛道的结果，叛得特别普遍，空前彻底，故社会恶果特别严重，人道代价特别惨重。拯救和新生之法，无非孟子所说的两个字：反经。反经就是反本和归道，文化重归儒家，道德重归中道，政治重归王道。这就是反本，就可以开新，开出新的礼乐制度和中华文明。作明厅友说得好：
“施仁义之道于天下，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再建仁义中国，实现天下大和，这是人世间最伟大的事业，也是唯一配得上“事业”二字的事情，伟大的仁义复兴事业要求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和伟大的政治家实干家合二为一，伟大的事业非新时代的士君子莫属。天有显道，厥类惟彰，勖哉，一德一心，立定厥功。”2021-10-31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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