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福相倚、蝴蝶效应和因果报应
余东海
无论社会如何不公，永远不要怀疑
因果的公平、天理的公道和天道的公正。
-----东海曰
一
因果关系无所不在，祸福相倚就是其中一种。有一个著名的塞翁失马的故事，讲的是祸福相倚的道理。故事出自《淮南鸿烈》：
“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
《淮南鸿烈》是道家著作。道家深通祸福相倚之理，但往往忽略了道德对祸福的决定性作用。我在随笔《善极不会返恶，圣佛不会堕落》中说：“《老子》说：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老子》）阴极生阳，阳极生阴，物极必反，非常正确，绝对的。但善极必恶、恶极必善则非也。正与奇、善与妖的转化不是绝对的，祸福相倚亦未必，有其条件和定准。老子将它们绝对化起来，陷入了另一种迷惑。
我在《儒家法眼》一书中又指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未必不然也未必然。矛盾的转化和祸福的转换，有赖于一定的条件。恶贯满盈而大祸临头，便无后福可言；积善积德而福报深厚，便无后患可忧。正复为奇是不够正，大中至正就不会“复为奇”；善复为妖是不够善，大德大善就不会“复为妖”。
有个流传已久的佛教故事，与塞翁失马的故事异曲同工，录此共赏：
国王与宰相一同打猎，国王一手指被花豹咬去半截，宰相安慰国王说，少一块肉总比少一条命来的好，这也许是好事呢。国王听了，很生气，以为宰相说风凉话，便把他关进大狱。一日，国王微服私访到一部落，被一群野蛮人捆绑走了。部落祭司要以国王作祭祀满月女神的祭品，准备把他煮了，因为国王的丰润令祭司满意。当祭司再认真检查国王的全身时，发现国王手指缺半截，身体不全是作祭品的大忌，祭司很可惜地叫人把国王放掉。回到皇宫的国王想起宰相的话，对宰相的气也就消了一些，就把宰相放了，同时，不忘报复式地回敬宰相一句说：我少了一截指头，确是好事，但你白坐了这么久的牢，又算什么好事呢？宰相回答说：是啊，我的坐牢确是好事啊，否则，我必随你微服私访，一定也被抓，当你不能成为祭品时，祭品一定就是我了。
二
蝴蝶效应讲的也是因果关系。蝴蝶效应之说出自于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Edward N.Lorenz）对这个效应最常见的阐述是：“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意谓不起眼的一个小动作却能引起一连串的巨大反应。罗伦兹认定自己发现了新的现象：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蝴蝶效应在政治、经济生活中比比皆是。《吕氏春秋》中有一个小故事，堪称中国古代版的蝴蝶效应。故事如下：
楚之边邑曰卑梁，其处女与吴之边邑处女桑于境上，戏而伤卑梁之处女。卑梁人操其伤子以让吴人，吴人应之不恭，怒，杀而去之。吴人往报之，尽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吴人焉敢攻吾邑？”举兵反攻之，老弱尽杀之矣。吴王夷昧闻之，怒，使人举兵侵楚之边邑，克夷而后去之。吴楚以此大隆。吴公子光又率师与楚人战于鸡父，大败楚人，获其帅潘子臣、小帷子、陈夏啮。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归，实为鸡父之战。凡持国，太上知始，其次知中，其次知终。三者不能，国必危，身必穷。《孝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吕氏春秋•察微》）
翻译：楚国的边境城邑叫卑梁，其姑娘和吴国边境城邑的姑娘同在边境采桑，游戏时，吴国姑娘弄伤了卑梁姑娘。卑梁人带着受伤的姑娘去责备吴人。吴人回应不恭，激怒卑梁人，杀了吴人而走。吴人前往卑梁报复，把杀了卑梁人全家。卑梁守邑大夫大怒，说：“吴人怎么敢攻打我的城邑？”发兵反击吴人，把吴人老幼全都杀死了。吴王夷昧听到后很愤怒，派人领兵入侵楚国的边境城邑，攻占屠杀后离去。吴国和楚国因此发生大规模冲突。吴国公子光又率领军队在鸡父和楚国人交战，大败楚军，俘获了楚军的主帅潘子臣、小帷子以及陈国的大夫夏啮。又接着攻打郢都，获得楚平王的夫人而回。这就是鸡父之战。
《吕氏春秋》从这个故事得出的经验教训是，凡主持国事，最上等要知道事情的开端，其次要知道事情的发展，其次要预见事情的结局。做不到这三点，国家一定危险，自身一定困窘。《孝经》说：“高而不倾危，就能长期保持尊贵；满而不外溢，就能长期保持富足。富贵不离其身，然后才能保其国家，而安定其人民。”楚国做不到这些。《吕氏春秋》比《淮南鸿烈》进一步，强调了德智的重要性和对于祸福的决定性。
三
因果关系，因生果，果生因，因因果果，千头万绪，错综复杂。或多因一果，或一因多果，或多因多果，或潜因明果，或明因潜果，不一而足。
潜就是潜在性。很多人的善恶、德性和其中的因果，非外人所能知晓，非世人所能判断。例如，有人置身险恶之地，做过不少恶事，各界都不看好，智者无不摇头。其人却因缘凑巧救了孔子，其后续命运如何就难说了。大恶必有大祸，然而救助孔子又是大善，功德之大不可思议。善恶功罪不能相抵，善恶功罪各有报应。然其人善恶如何报应，祸福如何分配，非人心所能逆料也。
故人世间很多因果，只能略知大概。但略知大概，也可知报应不爽。
日前著名酷吏傅政华落网，让酷吏这个概念火热起来。酷吏一词出自于《史记》《汉书》，二书都辟有酷吏列传，共记载了汉武帝时十五名酷吏。
十五人中，自杀、被杀、被灭族者十人，明显没有好下场；病死者三人，下场好一点，仍是死于非命。唯赵禹、尹赏二人善终。
赵禹，晚年有罪免归，以寿卒于家。其人前期用法严刻，但先酷后宽。王温舒等后起的官吏执法更加严酷，赵禹反而有宽缓轻平之名。其次，其为人极为清廉正直。为廷尉时，舍无食客，以绝知友宾客之请。成语一意孤行就是因他而起的。《史记•酷吏列传》说：“公卿相造请禹，禹终不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这样的人，寿终正寝岂不应该。
尹赏虽被称为酷吏，但为官清廉明察，堪称能吏干员。《汉书•酷吏传》说他以“能治剧”而声闻于外，选为长安令，得便宜行事，视事数月，盗贼止，郡国亡命散走，各归其处，不敢窥长安，后“坐残贼免”。不久江湖盗贼蜂起，尹赏再次复出，卒于执金吾任上。
尹赏将死之时，戒其诸子曰：“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其四子皆至郡守，长子立为京兆尹，皆尚威严，有治办名。
不要一听酷吏就认为统统都是该死的坏蛋。传统酷吏，如何酷法，是功是罪，因人而异。针对蜂起之盗贼，乱世重典，严刑峻法，无罪有功。
都称酷吏，古今有别，而且区别特大。当代酷吏是酷对正善之士、底层弱势及基层部属，传统酷吏则往往针对朝廷权贵、地方豪强和地痞流氓三种人，动辄大开杀戒。看到一个视频题曰《35名城倌持狼牙棒暴揍大学生，将人打死后竟说：不好意思打错了》。这些城倌如果遇上汉朝的酷吏，很可能全体死刑。
2021-10-4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首发于中国文化基金会公众号
余东海
无论社会如何不公，永远不要怀疑
因果的公平、天理的公道和天道的公正。
-----东海曰
一
因果关系无所不在，祸福相倚就是其中一种。有一个著名的塞翁失马的故事，讲的是祸福相倚的道理。故事出自《淮南鸿烈》：
“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
《淮南鸿烈》是道家著作。道家深通祸福相倚之理，但往往忽略了道德对祸福的决定性作用。我在随笔《善极不会返恶，圣佛不会堕落》中说：“《老子》说：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老子》）阴极生阳，阳极生阴，物极必反，非常正确，绝对的。但善极必恶、恶极必善则非也。正与奇、善与妖的转化不是绝对的，祸福相倚亦未必，有其条件和定准。老子将它们绝对化起来，陷入了另一种迷惑。
我在《儒家法眼》一书中又指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未必不然也未必然。矛盾的转化和祸福的转换，有赖于一定的条件。恶贯满盈而大祸临头，便无后福可言；积善积德而福报深厚，便无后患可忧。正复为奇是不够正，大中至正就不会“复为奇”；善复为妖是不够善，大德大善就不会“复为妖”。
有个流传已久的佛教故事，与塞翁失马的故事异曲同工，录此共赏：
国王与宰相一同打猎，国王一手指被花豹咬去半截，宰相安慰国王说，少一块肉总比少一条命来的好，这也许是好事呢。国王听了，很生气，以为宰相说风凉话，便把他关进大狱。一日，国王微服私访到一部落，被一群野蛮人捆绑走了。部落祭司要以国王作祭祀满月女神的祭品，准备把他煮了，因为国王的丰润令祭司满意。当祭司再认真检查国王的全身时，发现国王手指缺半截，身体不全是作祭品的大忌，祭司很可惜地叫人把国王放掉。回到皇宫的国王想起宰相的话，对宰相的气也就消了一些，就把宰相放了，同时，不忘报复式地回敬宰相一句说：我少了一截指头，确是好事，但你白坐了这么久的牢，又算什么好事呢？宰相回答说：是啊，我的坐牢确是好事啊，否则，我必随你微服私访，一定也被抓，当你不能成为祭品时，祭品一定就是我了。
二
蝴蝶效应讲的也是因果关系。蝴蝶效应之说出自于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Edward N.Lorenz）对这个效应最常见的阐述是：“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意谓不起眼的一个小动作却能引起一连串的巨大反应。罗伦兹认定自己发现了新的现象：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蝴蝶效应在政治、经济生活中比比皆是。《吕氏春秋》中有一个小故事，堪称中国古代版的蝴蝶效应。故事如下：
楚之边邑曰卑梁，其处女与吴之边邑处女桑于境上，戏而伤卑梁之处女。卑梁人操其伤子以让吴人，吴人应之不恭，怒，杀而去之。吴人往报之，尽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吴人焉敢攻吾邑？”举兵反攻之，老弱尽杀之矣。吴王夷昧闻之，怒，使人举兵侵楚之边邑，克夷而后去之。吴楚以此大隆。吴公子光又率师与楚人战于鸡父，大败楚人，获其帅潘子臣、小帷子、陈夏啮。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归，实为鸡父之战。凡持国，太上知始，其次知中，其次知终。三者不能，国必危，身必穷。《孝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吕氏春秋•察微》）
翻译：楚国的边境城邑叫卑梁，其姑娘和吴国边境城邑的姑娘同在边境采桑，游戏时，吴国姑娘弄伤了卑梁姑娘。卑梁人带着受伤的姑娘去责备吴人。吴人回应不恭，激怒卑梁人，杀了吴人而走。吴人前往卑梁报复，把杀了卑梁人全家。卑梁守邑大夫大怒，说：“吴人怎么敢攻打我的城邑？”发兵反击吴人，把吴人老幼全都杀死了。吴王夷昧听到后很愤怒，派人领兵入侵楚国的边境城邑，攻占屠杀后离去。吴国和楚国因此发生大规模冲突。吴国公子光又率领军队在鸡父和楚国人交战，大败楚军，俘获了楚军的主帅潘子臣、小帷子以及陈国的大夫夏啮。又接着攻打郢都，获得楚平王的夫人而回。这就是鸡父之战。
《吕氏春秋》从这个故事得出的经验教训是，凡主持国事，最上等要知道事情的开端，其次要知道事情的发展，其次要预见事情的结局。做不到这三点，国家一定危险，自身一定困窘。《孝经》说：“高而不倾危，就能长期保持尊贵；满而不外溢，就能长期保持富足。富贵不离其身，然后才能保其国家，而安定其人民。”楚国做不到这些。《吕氏春秋》比《淮南鸿烈》进一步，强调了德智的重要性和对于祸福的决定性。
三
因果关系，因生果，果生因，因因果果，千头万绪，错综复杂。或多因一果，或一因多果，或多因多果，或潜因明果，或明因潜果，不一而足。
潜就是潜在性。很多人的善恶、德性和其中的因果，非外人所能知晓，非世人所能判断。例如，有人置身险恶之地，做过不少恶事，各界都不看好，智者无不摇头。其人却因缘凑巧救了孔子，其后续命运如何就难说了。大恶必有大祸，然而救助孔子又是大善，功德之大不可思议。善恶功罪不能相抵，善恶功罪各有报应。然其人善恶如何报应，祸福如何分配，非人心所能逆料也。
故人世间很多因果，只能略知大概。但略知大概，也可知报应不爽。
日前著名酷吏傅政华落网，让酷吏这个概念火热起来。酷吏一词出自于《史记》《汉书》，二书都辟有酷吏列传，共记载了汉武帝时十五名酷吏。
十五人中，自杀、被杀、被灭族者十人，明显没有好下场；病死者三人，下场好一点，仍是死于非命。唯赵禹、尹赏二人善终。
赵禹，晚年有罪免归，以寿卒于家。其人前期用法严刻，但先酷后宽。王温舒等后起的官吏执法更加严酷，赵禹反而有宽缓轻平之名。其次，其为人极为清廉正直。为廷尉时，舍无食客，以绝知友宾客之请。成语一意孤行就是因他而起的。《史记•酷吏列传》说：“公卿相造请禹，禹终不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这样的人，寿终正寝岂不应该。
尹赏虽被称为酷吏，但为官清廉明察，堪称能吏干员。《汉书•酷吏传》说他以“能治剧”而声闻于外，选为长安令，得便宜行事，视事数月，盗贼止，郡国亡命散走，各归其处，不敢窥长安，后“坐残贼免”。不久江湖盗贼蜂起，尹赏再次复出，卒于执金吾任上。
尹赏将死之时，戒其诸子曰：“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其四子皆至郡守，长子立为京兆尹，皆尚威严，有治办名。
不要一听酷吏就认为统统都是该死的坏蛋。传统酷吏，如何酷法，是功是罪，因人而异。针对蜂起之盗贼，乱世重典，严刑峻法，无罪有功。
都称酷吏，古今有别，而且区别特大。当代酷吏是酷对正善之士、底层弱势及基层部属，传统酷吏则往往针对朝廷权贵、地方豪强和地痞流氓三种人，动辄大开杀戒。看到一个视频题曰《35名城倌持狼牙棒暴揍大学生，将人打死后竟说：不好意思打错了》。这些城倌如果遇上汉朝的酷吏，很可能全体死刑。
2021-10-4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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