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定海神针
余东海
东海曰：苟有用我者，三年可也，九年有成！
一
历史是由儒家写的，这里的写字兼有二义，一是笔写，记录历史；二是行写，创造历史。中国的历史是由中道文化引领和王道政治创造的。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和集大成，就是对先秦中道文化和文明的大总结。
自三皇五帝到明清，儒家始终是历史主导和创造者。反儒派作为最大的一股历史逆流，虽然对不同阶段的中国历史造成了各种潜在和显性的不良影响，甚至导致明显的历史倒退，如暴秦和红毛，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历史的道路和方向。
儒家就是中华民族的定海神针，是道德和政治的定海神针，也是中国历史的定海神针。礼文厅友说得好：“为什么历史书总是改来改去？因为儒家还没到场。历史一次次证明，最后登场的都是儒家。一次次试错只为验证最终的真理。历史一次次重演的虚妄，是为等待着由儒家来盖棺定论。”
儒家之所以能够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是因为得乎中道。文明的根基是文化，文化的支柱是道德，道德的核心是中道，中道的传承谱系是道统。
这个中道就是中华民族的道德之纲、文化之纲、政治之纲、教育之纲和中华文明之纲。明道就是明白这个纲，传道就是传授这个纲，行道就是实践这个纲，允执厥中就是牢牢抓住这个纲。抓住这个纲，穷则独善其身，可以修身；达则兼济天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道之用大矣哉。
也可以说，中道就是中华民族的定海神针。将中道比作定海神针，是儒友谢建雄的妙喻。定海神针，原为大禹治水所用，平定水患后，将其插入大海，以使海河永固。大禹允执厥中，中即中道，正是人生、社会、政治的定海神针，得之则仁宅义路，心安世定；去之必鸡飞狗跳，一切不稳；反之更乾坤颠倒，天下大乱。
定海神针为孙悟空所得后，变化如意，或可变成其他物体，或可化为很多数量，若要小时，细如毫针；若要大时，塞满天地。这正是中庸之道的特征：“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於密。”孙悟空得到金箍棒后，威力大增。同样，人能执中，仁者无敌；政治执中，王道无敌。王道政治就是中华文明的支柱。
大牛厅友言：“既然传统中国受儒家影响最大，则传统中国的好与坏就都来自儒家或与儒家有关了。”此言对中有错。传统中国的好，确实来自儒家文化或与儒家有关。传统中国的坏，来源很多，有来自诸子百家和反儒派者，有来自人类深重之恶习者，有古人在实践中偏离或违反儒家原则而导致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更有历史的局限性。这些都不能怪罪到儒家文化头上去。
有必要明白两点：一、理论和实践总是有距离的，最中正的理论，也不能保证实践不出偏差；二、历史总是有局限、有缺陷的，必须翻越千山万水，才能实现大同理想。即使大同时代，又会有种种新的问题和缺漏。人类社会的发展永无止境，永远没有完美圆满的时候。
二
百年来民主自由事业从失败走向失败，反孔反儒是第一因。反孔反儒反掉了人之常情常理常道，导致思想、道德和社会一切反常，王道礼制固然不可能，自由民主同样丧失了立足之地。
其实，儒家化与现代化不仅毫无矛盾，而且相辅相成。非常赞同钱穆先生“中国应有自己的现代化而非西化”的观点。他说：
“就历史实况言，中国五千年来，非不时时有其现代化。孔子即周公之现代化。中山先生在近代，亦即周孔之现代化。现代化贵能化其自我，而非化于他人。故中国宜有中国之现代化，而非即中国之西化。如今日国人之所谓现代化，则不过为时代潮流冲捲而去之一较好名词而已。故中国之古人，即吾侪之祖宗，则必加鄙弃；中国之后生，即前代之子孙，则首贵留学。”（钱穆《晚学盲言》）
很认同上述言论。唯不同意“中山先生在近代亦即周孔之现代化”这一句。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无论怎么化，都不能离开道统。
指导思想和第一学科必须是儒家文化，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只能是反本开新，开出新时代的德治礼制。此非中山所能也。钱先生过于抬举孙中山，可视为时代局限性。凡未抵达圣贤境界者，思想都难免受其时代潮流的非良性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不应该局限于民主化。
即使在西方，民主也是一种制度价值。苦禅吴群友说：“谈到民主，必须注意极其重要的一个观点：民主是普世价值!这是临海籍著名科学史家，开拓性的爱因斯坦研究专家许良英先生的一个具有原创意义的观点，他指出，民主是指全人类都要遵守的伦理道德准则。（《民主是普世价值辨析》2009），注意了，民主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意味着它本身就是目的”云。
东海曰，非也。民主不是目的。在西方五常道中，自由是第一价值和最高目的。对于自由来说，民主法治都是制度辅助。苦禅吴群友提及的许良英先生也是东海故人，2003年7月曾有《以诗代笺戏复许公良英》，当时我也志在民主自由。后来不久归儒，把自由纳入王道政治，把民主视为次优选择。
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儒家文明的现代化，即儒家宪政，王道宪政。当然，民主宪政也可以作为次优选择，在王道宪政不可能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
三
关于儒家宪政，我在《中华宪政纲要》和《儒家特区构想》两文中提供了主要内容和制度框架。有机会进入操作阶段，自当综合蒋庆、康晓光诸位先生的方案，采精撷华，融会贯通，形成宪法和礼制，由三界精英组成宪政审核委员会审查通过，再交给全国人民投票表决。
儒家宪政将充分吸收西方宪政的精华并保障四大自由。吾民吾国最缺的就是自由。中国人智商是各民族中最高的，中国如果自由化，中国人民迸发出来的创造创新力，将会出乎世人意料，文明发展将势不可挡，文明发达赶超美西是必然的，而且用不了太久。我相信数十年足矣，甚至更短时间都有可能。
正如弗里德曼所说，自由是奇迹之源。他认为，美国的历史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同时发生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发生奇迹，是因为美国人把两套思想付诸了实践一套思想体现在《国富论》里，即市场经济；第二套思想体现在独立宣言中，即人权自由。
这两套思想也是儒家故物。尧舜公天下时代，人民的自由度比起现代西方，只有更高。即使家天下时代，从夏商周到元明清，和平和正常时期，国人也享有一定的权利和自由。由于历史的局限，未能为人权自由提供明确的制度保障，但这种思想内含于中道三本主义之中。三本者，仁本、民本、人本也。（详见《儒门狮子吼》之《三本论》）在经济上，汉朝以后儒家王朝实行的是古典市场经济。
以儒家宪政把两套思想落到实处，其功效必然可观，可以创造政治经济双重奇迹。
当然，也别把事情看得太容易。我说赶超美西是整体性的文明赶超，包括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经济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科技文明乃至军事文明。比起制度建设来，这种整体性的赶超，需要更加长久的期限和过程。在政治和制度文明超过美西的前提下，或许仍然需要数十年时间。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第十章）孔子说：“如有用我的人，一周年大概可以初具规模，三年见成效。”朱子《集注》：“期月，谓周一岁之月也。可者，言纲纪布也。有成，治功成也。”纲纪布也，施政纲领、大致规模初步建立，大框架搭起来了。
此言非虚言也。鲁定公九年（前501年）夫子五十一岁时，出任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其后升为司空，又升为司寇，兼摄相事，“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的政治能力于此可见。
可惜孔子始终未曾获得大用。鲁国自宣公起，公室越来越衰弱，实权掌握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里。孔子在鲁国虽曾为司寇，但权位有限，无法改变卿大于公的局面，更无实践王道的权会。设想孔子为君一方或为天子于天下，又当如何？
东海学舌曰，苟有用我者，三年而已可也，九年有成。三年初见成效，教育全面儒化，政治初步儒化；九年建成王道礼制，实行儒家宪政，中华文明重新大放光明。孔子是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我加了三倍时间，原因有二：一是自己德智不如孔子，二是现在社会环境和民德民智不如孔子时代。
2021-9-18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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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
东海曰：苟有用我者，三年可也，九年有成！
一
历史是由儒家写的，这里的写字兼有二义，一是笔写，记录历史；二是行写，创造历史。中国的历史是由中道文化引领和王道政治创造的。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和集大成，就是对先秦中道文化和文明的大总结。
自三皇五帝到明清，儒家始终是历史主导和创造者。反儒派作为最大的一股历史逆流，虽然对不同阶段的中国历史造成了各种潜在和显性的不良影响，甚至导致明显的历史倒退，如暴秦和红毛，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历史的道路和方向。
儒家就是中华民族的定海神针，是道德和政治的定海神针，也是中国历史的定海神针。礼文厅友说得好：“为什么历史书总是改来改去？因为儒家还没到场。历史一次次证明，最后登场的都是儒家。一次次试错只为验证最终的真理。历史一次次重演的虚妄，是为等待着由儒家来盖棺定论。”
儒家之所以能够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是因为得乎中道。文明的根基是文化，文化的支柱是道德，道德的核心是中道，中道的传承谱系是道统。
这个中道就是中华民族的道德之纲、文化之纲、政治之纲、教育之纲和中华文明之纲。明道就是明白这个纲，传道就是传授这个纲，行道就是实践这个纲，允执厥中就是牢牢抓住这个纲。抓住这个纲，穷则独善其身，可以修身；达则兼济天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道之用大矣哉。
也可以说，中道就是中华民族的定海神针。将中道比作定海神针，是儒友谢建雄的妙喻。定海神针，原为大禹治水所用，平定水患后，将其插入大海，以使海河永固。大禹允执厥中，中即中道，正是人生、社会、政治的定海神针，得之则仁宅义路，心安世定；去之必鸡飞狗跳，一切不稳；反之更乾坤颠倒，天下大乱。
定海神针为孙悟空所得后，变化如意，或可变成其他物体，或可化为很多数量，若要小时，细如毫针；若要大时，塞满天地。这正是中庸之道的特征：“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於密。”孙悟空得到金箍棒后，威力大增。同样，人能执中，仁者无敌；政治执中，王道无敌。王道政治就是中华文明的支柱。
大牛厅友言：“既然传统中国受儒家影响最大，则传统中国的好与坏就都来自儒家或与儒家有关了。”此言对中有错。传统中国的好，确实来自儒家文化或与儒家有关。传统中国的坏，来源很多，有来自诸子百家和反儒派者，有来自人类深重之恶习者，有古人在实践中偏离或违反儒家原则而导致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更有历史的局限性。这些都不能怪罪到儒家文化头上去。
有必要明白两点：一、理论和实践总是有距离的，最中正的理论，也不能保证实践不出偏差；二、历史总是有局限、有缺陷的，必须翻越千山万水，才能实现大同理想。即使大同时代，又会有种种新的问题和缺漏。人类社会的发展永无止境，永远没有完美圆满的时候。
二
百年来民主自由事业从失败走向失败，反孔反儒是第一因。反孔反儒反掉了人之常情常理常道，导致思想、道德和社会一切反常，王道礼制固然不可能，自由民主同样丧失了立足之地。
其实，儒家化与现代化不仅毫无矛盾，而且相辅相成。非常赞同钱穆先生“中国应有自己的现代化而非西化”的观点。他说：
“就历史实况言，中国五千年来，非不时时有其现代化。孔子即周公之现代化。中山先生在近代，亦即周孔之现代化。现代化贵能化其自我，而非化于他人。故中国宜有中国之现代化，而非即中国之西化。如今日国人之所谓现代化，则不过为时代潮流冲捲而去之一较好名词而已。故中国之古人，即吾侪之祖宗，则必加鄙弃；中国之后生，即前代之子孙，则首贵留学。”（钱穆《晚学盲言》）
很认同上述言论。唯不同意“中山先生在近代亦即周孔之现代化”这一句。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无论怎么化，都不能离开道统。
指导思想和第一学科必须是儒家文化，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只能是反本开新，开出新时代的德治礼制。此非中山所能也。钱先生过于抬举孙中山，可视为时代局限性。凡未抵达圣贤境界者，思想都难免受其时代潮流的非良性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不应该局限于民主化。
即使在西方，民主也是一种制度价值。苦禅吴群友说：“谈到民主，必须注意极其重要的一个观点：民主是普世价值!这是临海籍著名科学史家，开拓性的爱因斯坦研究专家许良英先生的一个具有原创意义的观点，他指出，民主是指全人类都要遵守的伦理道德准则。（《民主是普世价值辨析》2009），注意了，民主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意味着它本身就是目的”云。
东海曰，非也。民主不是目的。在西方五常道中，自由是第一价值和最高目的。对于自由来说，民主法治都是制度辅助。苦禅吴群友提及的许良英先生也是东海故人，2003年7月曾有《以诗代笺戏复许公良英》，当时我也志在民主自由。后来不久归儒，把自由纳入王道政治，把民主视为次优选择。
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儒家文明的现代化，即儒家宪政，王道宪政。当然，民主宪政也可以作为次优选择，在王道宪政不可能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
三
关于儒家宪政，我在《中华宪政纲要》和《儒家特区构想》两文中提供了主要内容和制度框架。有机会进入操作阶段，自当综合蒋庆、康晓光诸位先生的方案，采精撷华，融会贯通，形成宪法和礼制，由三界精英组成宪政审核委员会审查通过，再交给全国人民投票表决。
儒家宪政将充分吸收西方宪政的精华并保障四大自由。吾民吾国最缺的就是自由。中国人智商是各民族中最高的，中国如果自由化，中国人民迸发出来的创造创新力，将会出乎世人意料，文明发展将势不可挡，文明发达赶超美西是必然的，而且用不了太久。我相信数十年足矣，甚至更短时间都有可能。
正如弗里德曼所说，自由是奇迹之源。他认为，美国的历史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同时发生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发生奇迹，是因为美国人把两套思想付诸了实践一套思想体现在《国富论》里，即市场经济；第二套思想体现在独立宣言中，即人权自由。
这两套思想也是儒家故物。尧舜公天下时代，人民的自由度比起现代西方，只有更高。即使家天下时代，从夏商周到元明清，和平和正常时期，国人也享有一定的权利和自由。由于历史的局限，未能为人权自由提供明确的制度保障，但这种思想内含于中道三本主义之中。三本者，仁本、民本、人本也。（详见《儒门狮子吼》之《三本论》）在经济上，汉朝以后儒家王朝实行的是古典市场经济。
以儒家宪政把两套思想落到实处，其功效必然可观，可以创造政治经济双重奇迹。
当然，也别把事情看得太容易。我说赶超美西是整体性的文明赶超，包括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经济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科技文明乃至军事文明。比起制度建设来，这种整体性的赶超，需要更加长久的期限和过程。在政治和制度文明超过美西的前提下，或许仍然需要数十年时间。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第十章）孔子说：“如有用我的人，一周年大概可以初具规模，三年见成效。”朱子《集注》：“期月，谓周一岁之月也。可者，言纲纪布也。有成，治功成也。”纲纪布也，施政纲领、大致规模初步建立，大框架搭起来了。
此言非虚言也。鲁定公九年（前501年）夫子五十一岁时，出任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其后升为司空，又升为司寇，兼摄相事，“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的政治能力于此可见。
可惜孔子始终未曾获得大用。鲁国自宣公起，公室越来越衰弱，实权掌握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里。孔子在鲁国虽曾为司寇，但权位有限，无法改变卿大于公的局面，更无实践王道的权会。设想孔子为君一方或为天子于天下，又当如何？
东海学舌曰，苟有用我者，三年而已可也，九年有成。三年初见成效，教育全面儒化，政治初步儒化；九年建成王道礼制，实行儒家宪政，中华文明重新大放光明。孔子是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我加了三倍时间，原因有二：一是自己德智不如孔子，二是现在社会环境和民德民智不如孔子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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