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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东海一枭   中华民族的定海神针 2021-10-07 16:08:31  [点击:2580]
中华民族的定海神针
余东海

东海曰:苟有用我者,三年可也,九年有成!


历史是由儒家写的,这里的写字兼有二义,一是笔写,记录历史;二是行写,创造历史。中国的历史是由中道文化引领和王道政治创造的。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和集大成,就是对先秦中道文化和文明的大总结。

自三皇五帝到明清,儒家始终是历史主导和创造者。反儒派作为最大的一股历史逆流,虽然对不同阶段的中国历史造成了各种潜在和显性的不良影响,甚至导致明显的历史倒退,如暴秦和红毛,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历史的道路和方向。

儒家就是中华民族的定海神针,是道德和政治的定海神针,也是中国历史的定海神针。礼文厅友说得好:“为什么历史书总是改来改去?因为儒家还没到场。历史一次次证明,最后登场的都是儒家。一次次试错只为验证最终的真理。历史一次次重演的虚妄,是为等待着由儒家来盖棺定论。”

儒家之所以能够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是因为得乎中道。文明的根基是文化,文化的支柱是道德,道德的核心是中道,中道的传承谱系是道统。

这个中道就是中华民族的道德之纲、文化之纲、政治之纲、教育之纲和中华文明之纲。明道就是明白这个纲,传道就是传授这个纲,行道就是实践这个纲,允执厥中就是牢牢抓住这个纲。抓住这个纲,穷则独善其身,可以修身;达则兼济天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道之用大矣哉。

也可以说,中道就是中华民族的定海神针。将中道比作定海神针,是儒友谢建雄的妙喻。定海神针,原为大禹治水所用,平定水患后,将其插入大海,以使海河永固。大禹允执厥中,中即中道,正是人生、社会、政治的定海神针,得之则仁宅义路,心安世定;去之必鸡飞狗跳,一切不稳;反之更乾坤颠倒,天下大乱。

定海神针为孙悟空所得后,变化如意,或可变成其他物体,或可化为很多数量,若要小时,细如毫针;若要大时,塞满天地。这正是中庸之道的特征:“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於密。”孙悟空得到金箍棒后,威力大增。同样,人能执中,仁者无敌;政治执中,王道无敌。王道政治就是中华文明的支柱。

大牛厅友言:“既然传统中国受儒家影响最大,则传统中国的好与坏就都来自儒家或与儒家有关了。”此言对中有错。传统中国的好,确实来自儒家文化或与儒家有关。传统中国的坏,来源很多,有来自诸子百家和反儒派者,有来自人类深重之恶习者,有古人在实践中偏离或违反儒家原则而导致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更有历史的局限性。这些都不能怪罪到儒家文化头上去。

有必要明白两点:一、理论和实践总是有距离的,最中正的理论,也不能保证实践不出偏差;二、历史总是有局限、有缺陷的,必须翻越千山万水,才能实现大同理想。即使大同时代,又会有种种新的问题和缺漏。人类社会的发展永无止境,永远没有完美圆满的时候。


百年来民主自由事业从失败走向失败,反孔反儒是第一因。反孔反儒反掉了人之常情常理常道,导致思想、道德和社会一切反常,王道礼制固然不可能,自由民主同样丧失了立足之地。

其实,儒家化与现代化不仅毫无矛盾,而且相辅相成。非常赞同钱穆先生“中国应有自己的现代化而非西化”的观点。他说:

“就历史实况言,中国五千年来,非不时时有其现代化。孔子即周公之现代化。中山先生在近代,亦即周孔之现代化。现代化贵能化其自我,而非化于他人。故中国宜有中国之现代化,而非即中国之西化。如今日国人之所谓现代化,则不过为时代潮流冲捲而去之一较好名词而已。故中国之古人,即吾侪之祖宗,则必加鄙弃;中国之后生,即前代之子孙,则首贵留学。”(钱穆《晚学盲言》)

很认同上述言论。唯不同意“中山先生在近代亦即周孔之现代化”这一句。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无论怎么化,都不能离开道统。

指导思想和第一学科必须是儒家文化,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只能是反本开新,开出新时代的德治礼制。此非中山所能也。钱先生过于抬举孙中山,可视为时代局限性。凡未抵达圣贤境界者,思想都难免受其时代潮流的非良性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不应该局限于民主化。

即使在西方,民主也是一种制度价值。苦禅吴群友说:“谈到民主,必须注意极其重要的一个观点:民主是普世价值!这是临海籍著名科学史家,开拓性的爱因斯坦研究专家许良英先生的一个具有原创意义的观点,他指出,民主是指全人类都要遵守的伦理道德准则。(《民主是普世价值辨析》2009),注意了,民主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意味着它本身就是目的”云。

东海曰,非也。民主不是目的。在西方五常道中,自由是第一价值和最高目的。对于自由来说,民主法治都是制度辅助。苦禅吴群友提及的许良英先生也是东海故人,2003年7月曾有《以诗代笺戏复许公良英》,当时我也志在民主自由。后来不久归儒,把自由纳入王道政治,把民主视为次优选择。

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儒家文明的现代化,即儒家宪政,王道宪政。当然,民主宪政也可以作为次优选择,在王道宪政不可能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


关于儒家宪政,我在《中华宪政纲要》和《儒家特区构想》两文中提供了主要内容和制度框架。有机会进入操作阶段,自当综合蒋庆、康晓光诸位先生的方案,采精撷华,融会贯通,形成宪法和礼制,由三界精英组成宪政审核委员会审查通过,再交给全国人民投票表决。

儒家宪政将充分吸收西方宪政的精华并保障四大自由。吾民吾国最缺的就是自由。中国人智商是各民族中最高的,中国如果自由化,中国人民迸发出来的创造创新力,将会出乎世人意料,文明发展将势不可挡,文明发达赶超美西是必然的,而且用不了太久。我相信数十年足矣,甚至更短时间都有可能。

正如弗里德曼所说,自由是奇迹之源。他认为,美国的历史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同时发生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发生奇迹,是因为美国人把两套思想付诸了实践一套思想体现在《国富论》里,即市场经济;第二套思想体现在独立宣言中,即人权自由。

这两套思想也是儒家故物。尧舜公天下时代,人民的自由度比起现代西方,只有更高。即使家天下时代,从夏商周到元明清,和平和正常时期,国人也享有一定的权利和自由。由于历史的局限,未能为人权自由提供明确的制度保障,但这种思想内含于中道三本主义之中。三本者,仁本、民本、人本也。(详见《儒门狮子吼》之《三本论》)在经济上,汉朝以后儒家王朝实行的是古典市场经济。

以儒家宪政把两套思想落到实处,其功效必然可观,可以创造政治经济双重奇迹。

当然,也别把事情看得太容易。我说赶超美西是整体性的文明赶超,包括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经济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科技文明乃至军事文明。比起制度建设来,这种整体性的赶超,需要更加长久的期限和过程。在政治和制度文明超过美西的前提下,或许仍然需要数十年时间。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第十章)孔子说:“如有用我的人,一周年大概可以初具规模,三年见成效。”朱子《集注》:“期月,谓周一岁之月也。可者,言纲纪布也。有成,治功成也。”纲纪布也,施政纲领、大致规模初步建立,大框架搭起来了。

此言非虚言也。鲁定公九年(前501年)夫子五十一岁时,出任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其后升为司空,又升为司寇,兼摄相事,“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的政治能力于此可见。

可惜孔子始终未曾获得大用。鲁国自宣公起,公室越来越衰弱,实权掌握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里。孔子在鲁国虽曾为司寇,但权位有限,无法改变卿大于公的局面,更无实践王道的权会。设想孔子为君一方或为天子于天下,又当如何?

东海学舌曰,苟有用我者,三年而已可也,九年有成。三年初见成效,教育全面儒化,政治初步儒化;九年建成王道礼制,实行儒家宪政,中华文明重新大放光明。孔子是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我加了三倍时间,原因有二:一是自己德智不如孔子,二是现在社会环境和民德民智不如孔子时代。
2021-9-18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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