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儒家就没有中国----东海客厅论孙蒋
余东海
一
政治有其因果，意识形态是决定性的因，决定着制度形态和社会形态，决定着国家的基本性质和命运。凡夫畏果，菩萨畏因，君子知因，即知其果。民国政治之不伦不类、制度之不三不四、国家之衰弱无力、社会之混乱无序、寿命之难以持久，原因就藏在三民主义里。
孙氏自创的三民主义思想，不上不下不尴不尬不死不活不中不西不正不邪不好不坏。说它坏则远远不如蚂主义，说它好又远远不如自由主义，遑论儒家文化。对儒家的态度也是不真不假不阴不阳似是而非的。
民国与其说是中华民国，不如称为民粹之国。其立国思想三民主义，流行思潮民主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反儒主义，都属于民粹主义范畴。
民国大多数名家都是不中不西的。不中是不儒家，不西是不自由主义。它们往往错认民粹主义为自由主义和西方文明，甚至认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党主制公有制可以通往民主自由。它们不伦不类，不郎不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干什么坏什么，正好为极权主义作嫁。
即使自由社会，信奉、鼓吹、赞美两极主义的人多了，文明的溃败，自由的丧失，两极主义的崛起和成功，就是逻辑的必然。前有民国，现有阿富汗，都是殷鉴。
民国三界精英，坏者无底线，好者很有限，最好也只是正人善人的好。除了边缘化的新儒家群体，民国三界无君子也。新胡适堪称民国知识界翘楚，也很有限，他写过一本名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书，书名就是一句糊涂话。
在政治上，应该容忍错误，不能容忍罪恶。对于邪说歪理，应该言论容忍，不能理论容忍。换言之，对于邪说歪理，一方面应尊重其言论自由，一方面要将它批倒批臭，避免世人上当受骗。传真理与辟邪说都是文化人的天职，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胡适帮苏联说过话，帮鲁迅出过书，自以为宽容，我看无异于助恶。
孔子和儒家，是中华之魂。反孔反儒的社会和国家，与中华绝缘。孙蒋集团虽不反儒，但言行信仰大违儒家标准，无力阻止知识界和社会各界反孔反儒恶潮，更无力进行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导良，下场不卜可知。
二
不学无术和德不配位，是民国三界精英的通病，孙蒋亦不例外。蒋先生若能达到他所尊崇的王文成公或曾文正公的境界，或者二公居总统位，中国的命运必大不一样，外寇不足扫、内贼不足平也，而且更大的可能是，根本没有贼寇。
即使上得君心，君皆明君，君子居于臣位，终究有很多不便，难以最大程度地施展手脚发挥能力。君子若有机会居于君位，那将大不一样。试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乃至王曾二公为总统，民国之内政外交将如何？内贼外寇尚有机会猖獗否？
我相信，圣贤君子居总统位，必与孙蒋大不同。先有三个绝不会：一不会信仰耶教，二不会勾搭苏俄，三不会重用民粹主义者。后有三个绝对会：一会树仁旗，团结贤人君子，以儒立国治国；二会建良制，吸收民主制的精华，建设公天下的礼制；三会辟邪说，严厉批判马主义和各种民粹主义。
关于蒋君信仰耶教，有人认为是不得已，为了娶宋美龄和更好地争取美援。我说任何理由都不成立。中华元首就应该和必须信仰昊天上帝，这是关乎民心党心军心和中华民族之魂，岂能为了任何理由而牺牲。
在用人方面，民国政府尊重和重用了一群最不值得尊重和重用的人。我指的是反儒派。让它们成为三界精英，主导教育和内政外交。这才是民国不可饶恕的大错误。没有礼法边界的自由，就是伪自由和恶自由。自由落到反儒派手里而不予以礼法制约，必然滑向民粹主义反秩序的自由，无法无天丛林化的自由。
反儒社会，建不起任何良制良法。既建不起礼制德治，也建不起民主法治。反儒社会最适合极权主义成长和成功，建立起来的只能是暴政恶制。换言之，反儒社会不配拥有人权自由和正常的生活，遑论王道。这是道德的不配，因果的不配。
自由落到反儒派和落到儒家手里，功用、结果都将大不一样。
自古以来，儒家是天下最值得尊重、最能善用自由的群体。反儒派恰好相反，是人世间最不值得尊重、最不应该重用、最不能善用自由的三个群体之一。故反儒派应该享有言论自由，但没有从政从教的资格。
正邪颠倒是人世间最大的颠倒，反儒尊马又是人世间最大的正邪颠倒。这个颠倒发生和流行于民国，民国三界精英和领导人都难辞其咎。
有厅友言：“如果东海处蒋的位置，在那个环境，不一定能做的更好。”我只能说，如果君子居于总统之位，一定能做得更好。至于说东海居其位如何，更好更不好都是空话。但我可以保证上面三个绝不会和三个绝对会。
其实，做不做得成又是一回事，应该怎样做是另一回事。假设君子上位，就应该这样做，至少要向这个方向努力。君子得位得势，只要努力去做，就有做成的希望。不要叹艰难，想想周文王。
历史有其逻辑和因果，不能假设。民国的土壤和气运只适合蒋君集团，即使圣贤置身民国，也不可能得位，就像孔孟置身春秋战国不可能得位一样，不仅不可能得君位，而且不可能得君心。我们假设历史，反思历史，考察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是为了更好地吸取教训，积累经验，更好地追求和创造未来。
三
著名语文学家周有光先生尝言：“我经历过清末、北洋时期、民国、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五个历史时期从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国时期。国家有民气，民众有文化，学界有国际一流学术成果，社会有言论自由，教师能教出好人才。”
同意这个判断。清朝本是所有儒家王朝中最差，清末又是清朝最差，所有儒家王朝到了末期，都会丧失中华的文明性和代表性而沦为一家一姓的小朝廷，清朝也一样。以初建民国与最差之最差儒家王朝末期相比，当然优势显著。
然复须知，民国的文化成果，仍拜传统所赐。转眼间就不行了，政治和文化迅速民粹化，先招敌寇来犯，后为蚂作嫁。
贾谊《过秦论》说暴秦：“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民国与暴秦，此正彼邪，当然不同，但不行仁道、不施仁义也是导致衰败的根本因。东海曰：一毛作难而九州隳，苟安一隅，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足而攻守之势异也。
呜呼！覆民国者，民国也，非马也。去马者，马也，非天下也。嗟乎！使民国仁爱吾民，则足以拒马；使马家仁爱吾国之民，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政，谁得而去之也？马人不暇自哀而吾人哀之；吾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吾人也。唯有儒家政治，才能仁爱吾民，爱之以王道仁政和礼乐制度。
1943年3月，蒋介石先生发表《中国之命运》白皮书，说“没有国党就没有中国”。共党发表社论针锋相对：“没有共党就没有中国。”立场相反，同样非理非实。正确的说法是：没有儒家就没有中国。没有中道文化、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没有中华文明，所谓中国，皆非中国。
2021-9-15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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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
一
政治有其因果，意识形态是决定性的因，决定着制度形态和社会形态，决定着国家的基本性质和命运。凡夫畏果，菩萨畏因，君子知因，即知其果。民国政治之不伦不类、制度之不三不四、国家之衰弱无力、社会之混乱无序、寿命之难以持久，原因就藏在三民主义里。
孙氏自创的三民主义思想，不上不下不尴不尬不死不活不中不西不正不邪不好不坏。说它坏则远远不如蚂主义，说它好又远远不如自由主义，遑论儒家文化。对儒家的态度也是不真不假不阴不阳似是而非的。
民国与其说是中华民国，不如称为民粹之国。其立国思想三民主义，流行思潮民主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反儒主义，都属于民粹主义范畴。
民国大多数名家都是不中不西的。不中是不儒家，不西是不自由主义。它们往往错认民粹主义为自由主义和西方文明，甚至认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党主制公有制可以通往民主自由。它们不伦不类，不郎不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干什么坏什么，正好为极权主义作嫁。
即使自由社会，信奉、鼓吹、赞美两极主义的人多了，文明的溃败，自由的丧失，两极主义的崛起和成功，就是逻辑的必然。前有民国，现有阿富汗，都是殷鉴。
民国三界精英，坏者无底线，好者很有限，最好也只是正人善人的好。除了边缘化的新儒家群体，民国三界无君子也。新胡适堪称民国知识界翘楚，也很有限，他写过一本名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书，书名就是一句糊涂话。
在政治上，应该容忍错误，不能容忍罪恶。对于邪说歪理，应该言论容忍，不能理论容忍。换言之，对于邪说歪理，一方面应尊重其言论自由，一方面要将它批倒批臭，避免世人上当受骗。传真理与辟邪说都是文化人的天职，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胡适帮苏联说过话，帮鲁迅出过书，自以为宽容，我看无异于助恶。
孔子和儒家，是中华之魂。反孔反儒的社会和国家，与中华绝缘。孙蒋集团虽不反儒，但言行信仰大违儒家标准，无力阻止知识界和社会各界反孔反儒恶潮，更无力进行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导良，下场不卜可知。
二
不学无术和德不配位，是民国三界精英的通病，孙蒋亦不例外。蒋先生若能达到他所尊崇的王文成公或曾文正公的境界，或者二公居总统位，中国的命运必大不一样，外寇不足扫、内贼不足平也，而且更大的可能是，根本没有贼寇。
即使上得君心，君皆明君，君子居于臣位，终究有很多不便，难以最大程度地施展手脚发挥能力。君子若有机会居于君位，那将大不一样。试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乃至王曾二公为总统，民国之内政外交将如何？内贼外寇尚有机会猖獗否？
我相信，圣贤君子居总统位，必与孙蒋大不同。先有三个绝不会：一不会信仰耶教，二不会勾搭苏俄，三不会重用民粹主义者。后有三个绝对会：一会树仁旗，团结贤人君子，以儒立国治国；二会建良制，吸收民主制的精华，建设公天下的礼制；三会辟邪说，严厉批判马主义和各种民粹主义。
关于蒋君信仰耶教，有人认为是不得已，为了娶宋美龄和更好地争取美援。我说任何理由都不成立。中华元首就应该和必须信仰昊天上帝，这是关乎民心党心军心和中华民族之魂，岂能为了任何理由而牺牲。
在用人方面，民国政府尊重和重用了一群最不值得尊重和重用的人。我指的是反儒派。让它们成为三界精英，主导教育和内政外交。这才是民国不可饶恕的大错误。没有礼法边界的自由，就是伪自由和恶自由。自由落到反儒派手里而不予以礼法制约，必然滑向民粹主义反秩序的自由，无法无天丛林化的自由。
反儒社会，建不起任何良制良法。既建不起礼制德治，也建不起民主法治。反儒社会最适合极权主义成长和成功，建立起来的只能是暴政恶制。换言之，反儒社会不配拥有人权自由和正常的生活，遑论王道。这是道德的不配，因果的不配。
自由落到反儒派和落到儒家手里，功用、结果都将大不一样。
自古以来，儒家是天下最值得尊重、最能善用自由的群体。反儒派恰好相反，是人世间最不值得尊重、最不应该重用、最不能善用自由的三个群体之一。故反儒派应该享有言论自由，但没有从政从教的资格。
正邪颠倒是人世间最大的颠倒，反儒尊马又是人世间最大的正邪颠倒。这个颠倒发生和流行于民国，民国三界精英和领导人都难辞其咎。
有厅友言：“如果东海处蒋的位置，在那个环境，不一定能做的更好。”我只能说，如果君子居于总统之位，一定能做得更好。至于说东海居其位如何，更好更不好都是空话。但我可以保证上面三个绝不会和三个绝对会。
其实，做不做得成又是一回事，应该怎样做是另一回事。假设君子上位，就应该这样做，至少要向这个方向努力。君子得位得势，只要努力去做，就有做成的希望。不要叹艰难，想想周文王。
历史有其逻辑和因果，不能假设。民国的土壤和气运只适合蒋君集团，即使圣贤置身民国，也不可能得位，就像孔孟置身春秋战国不可能得位一样，不仅不可能得君位，而且不可能得君心。我们假设历史，反思历史，考察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是为了更好地吸取教训，积累经验，更好地追求和创造未来。
三
著名语文学家周有光先生尝言：“我经历过清末、北洋时期、民国、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五个历史时期从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国时期。国家有民气，民众有文化，学界有国际一流学术成果，社会有言论自由，教师能教出好人才。”
同意这个判断。清朝本是所有儒家王朝中最差，清末又是清朝最差，所有儒家王朝到了末期，都会丧失中华的文明性和代表性而沦为一家一姓的小朝廷，清朝也一样。以初建民国与最差之最差儒家王朝末期相比，当然优势显著。
然复须知，民国的文化成果，仍拜传统所赐。转眼间就不行了，政治和文化迅速民粹化，先招敌寇来犯，后为蚂作嫁。
贾谊《过秦论》说暴秦：“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民国与暴秦，此正彼邪，当然不同，但不行仁道、不施仁义也是导致衰败的根本因。东海曰：一毛作难而九州隳，苟安一隅，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足而攻守之势异也。
呜呼！覆民国者，民国也，非马也。去马者，马也，非天下也。嗟乎！使民国仁爱吾民，则足以拒马；使马家仁爱吾国之民，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政，谁得而去之也？马人不暇自哀而吾人哀之；吾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吾人也。唯有儒家政治，才能仁爱吾民，爱之以王道仁政和礼乐制度。
1943年3月，蒋介石先生发表《中国之命运》白皮书，说“没有国党就没有中国”。共党发表社论针锋相对：“没有共党就没有中国。”立场相反，同样非理非实。正确的说法是：没有儒家就没有中国。没有中道文化、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没有中华文明，所谓中国，皆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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