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日军打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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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我国的抗日战争史上，国民政府给予后人的抗日印象是参与了正面战场的历次会战，但基本上都属于“被动会战”，即：日军发动攻击，国军被动抵抗。
然而实际上，在1939年11月到1940年3月间，国民政府对日军主动发起了一场战略性进攻战役。
在这场战役中，国民政府投入的总兵力达192个师，计划参战的有132个师，而最终对日军发起进攻的作战兵力约71个师，总计55万余人，因为这场战争大部分时间发生在冬天，史称“冬季攻势”，又称“百师大战”。
骄横的侵华日军
那么，国民政府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对日军主动发起这么大规模的攻击战呢？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17日，蒋委员长在庐山号召全民族抗日，激发了国人抗日的高潮。
然而在抗战初期，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并叫嚣要“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军，国军无论是在武器装备上，还是军队士气上，以及国民政府的战略物资储备等都远不如日军。
故而，从卢沟桥事变开始，到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10月）结束，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更多的是被动防御，根本没有对日军发起反攻的实力。
虽然国军的英勇抗战在战略防御阶段也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也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意图，但毕竟力量悬殊。
国民政府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依然丢失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大片国土，国都也被迫迁往重庆，退守在西南、西北等内地偏远地区。
卢沟桥事变
时局虽然艰辛，但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有着很清晰的认识，为了能够取得这场民族生存空间的胜利，他提出了划分抗战阶段的设想。
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在湖南南岳召开了一场军事会议，同时也邀请了我党代表参加。
在这场会议上，蒋委员长制定了抗战的第二期军事战略方针和目标，即：以一年的时间完成对全国军队的整训，做好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准备。
将全国现有部队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每期整训期间，暂定为四个月；一年之内，即须将全国军队一律整训完成。---《先总统蒋公全集》
1939年10月，冬季攻势发动前夕，这项有针对性的各战区对所属部队的整训工作显然已经完成。
所以蒋委员长需要检验军队的整训效果，通过打击日军的有生力量，粉碎日军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从而掌握战略反攻的主动权，赢得抗战的胜利。
南岳军事会议
当然，国民政府决意在1939年冬季对日军发动大规模的反攻战役，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蒋委员长需要通过一场大战来提高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对抗汪精卫的叛国行径。
1938年是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关键性一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一年。
这一年，日军对华的侵略攻势已经放缓了脚步。
当然，这并不是日本侵略者的良心发现，而是从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开始，一直到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广州后，由于战线拉长，兵力不敷使用，加上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在日战区内积极开展敌后根据地建设，破坏日军后勤补给线，使得日军给养短缺，已无力对国民政府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性战役。
故而，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同时也是自全民族抗战以来的最艰苦时期。
在面对中国军民同仇敌忾、誓死抗日的民族气节下，日军不得不将对华的侵略方针由“速战速决”改为了“持久作战”，而这也意味着日军已经深深陷入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泥潭中无力自拔。
面对这种情况，1938年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了所谓的“中日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第三次“近卫声明”，以诱胁以蒋委员长为首的国民政府投降。
只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蒋委员长坚定了抗日信念，而叛逃至越南，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却于12月29日通电全国，对近卫文麿的第三次声明进行了响应，表示自己认可日方提出的条件，公然投入了日本侵略者的环抱，走上了叛国的道路。
不仅如此，为了证明自己的政治路线正确性和预见性，汪精卫还于1939年8月28日在上海举行了一次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把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吸纳至自己的麾下，对国民党造成了事实上的分裂。
同时，他又和日本方面加强联系，在被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积极筹备傀儡政权，利用日本人的影响给自己的伪国民政府造势，妄图和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他的这种做法，对当时的中国军民在抗日信念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蒋委员长发动冬季攻势的决心之大， 可见一斑。
汪伪政权
冬季攻势的过程和影响。
当然，侵华日军也不是傻傻地等着中国军队的反攻。
事实上，在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方面为了巩固其在中国占领区内的统治，以及对山海关内不同隶属的侵华日军能够实现军令统一，日军大本营于1939年9月23日发布“大陆令362号”，成立中国派遣军，以西尾寿造为总司令，板垣征四郎为总参谋长，司令部设置在南京，全面负责对华战争。
成立后，至中国军队发起冬季攻势前夕，日本侵华武装“中国派遣军”共辖二十五个师团、十八个独立混成旅团、两个混成旅团、一个骑兵集团、一个飞行集团、一个独立飞行队，兵力总数达85万人，这还不算由日军扶持下的各个伪政权投入的伪军人数。
对于这么一支强大的侵略军队，国民政府除了用一年的时间来完成对军队的整训外，还简化了军事指挥机构，撤销了不必要的军队编制，精简了军队作战序列，从而使得国军的机动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从1938年11月计划整军开始，到1939年10月冬季攻势前夕，国军兵力得到了精炼，全军共计242个步兵师、31个步兵旅、12个骑兵师、8个骑兵旅，兵力总达280余万人。
参加整训的国军士兵
按照国民政府对战区的划分，这280余万人分属十个战区，其中，又划分主战区和辅攻区，参与这次反攻的国军各部，都应以最大的限度将日军撕开来，在相互紧密配合下，于各自的战区内对日军予以歼灭。
以军事委员会直辖整训部队主力，加入第二、第三、第五、第九各战区实行主攻，第一、第四、第八、第十及鲁苏、冀察各战区向当面之敌实施助攻，以牵制敌之兵力，而策应主攻方面之作战，并限期分别实施。---《抗日战争正面战争》
有了一年的军队整训，有了参谋部的周密计划，国民政府的冬季攻势正式打响。
这场由中国军队主动发起的反攻战，从1939年11月1日开始，至1940年3月结束，对日军进行了狠狠打击，使得日军损兵折将，伤亡惨重。
蒋介石在重庆检阅即将开赴前线的部队
第一战区：攻入开封、沁阳、商丘等地，牵制住了河南地区的日军主力。
第二战区：虽然收复了山西、河北的部分国土，但因为日军的提前行动，没有达到战役开始前，预定的截断正太、同蒲两条铁路要道，并歼灭晋南三角地带的日军的目标。
第三战区：该区的主攻部队只和日军激战了三天三夜就退回原防区，只是短暂地切断了长江水运，没有真正完成占领沿江的坚固阵地，以轻重火力及水雷布防来封锁长江的战略目标。
第四战区：虽然是辅攻，但在桂南会战中功绩卓越，不仅参与夺占昆仑关，将日军牢牢牵制在广西外，还歼灭了日军第5师团的第21旅团5000余人，击毙了日军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
第五战区：冬季攻势中主攻战区的强者，这一战区的国军将士打得非常顽强，不仅从日寇手中夺回了王家岭、汪家河等坚固据点，而且是持续的进攻再进攻。
根据岗村宁次的回忆，该战区的中国军队从战役开始，一直到十二月下旬都保持着进攻的姿势，使得防守在信阳、应山的日军第3师团，防守在襄河河畔的日军第13师团，在第五战区的中国军队猛烈进攻下伤亡惨重。
受到敌军顽强、频繁反复进攻。---《冈村宁次回忆录》
第八战区：作为辅攻战区，该战区完成了战前的作战任务，其中该战区的傅作义部攻击势猛，不仅收复了包头、五原、临河等失地，还击毙日军水川伊夫中将和两名大佐，歼灭日军4600余人。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水川伊夫中将也是国民党军队击毙的第一个日军中将，正因为如此，第八战区的胜利对日军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
第九战区：主攻战区的另一强者，虽然在局部战役中并不理想，如：大沙坪之战，但对于整个战区而言，能够和参与了武汉会战的日军第11军死磕，在持续地进攻再进攻的策略下，从日军手中夺回了崇阳、靖安等失地，并对日军第11军第6师团给以重创。
第八战区傅作义部
冬季攻势战役的影响是深远的。
对于日本方面而言，他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国民政府及其控制的国家军队，对国军的战斗力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国民政府组织的这次冬季攻势，从南到北，50余万人从不同方向同时对日军发动攻击，这样的组织力量引发了日本方面的强烈不安。
事实上，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始终控制着对华侵略的战争主动权。
正是因为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卢沟桥事变”以来，骄横的日军除了在个别会战中遭受到局部打击之外，对中国国土的侵占相对来说还是很轻松的。
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
故而，面对一退再退的国军，以及已经在事实上造成分裂的国民政府，日本方面有着绝对的心理优越感，从而使他们一度认为灭亡中国指日可待。
在这种心理下，日军急切希望尽快解决在中国的战事，将兵力抽调出来，向南洋及欧洲进军，从而实现征服全世界的野心。
但是，让日本方面想不到的是，结果大相径庭。
抗战以来被日军打得连续败北的国军，经过精简编制、整训补充后，战斗力迅速恢复，并以强大的战斗攻势对日军发起猛烈反攻，这对于骄横的日军来说是一次沉重的心理打击。
侵华日军
而这种打击，也让日本方面意识到，要想结束中国战场上的战斗，短时间内是无法实现了，而他们要想维持眼前的战局，就必须时刻做好准备，防止中国军队再来一次同样规模的反攻战役。
这样的结果是，中国军民用自己的牺牲，牵制住了大部分的日本陆军主力，延缓了日军“南进”或“北进”的脚步，吸引了日军大本营的大部分注意力，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一环。
中国军队攻势规模之大，斗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均属罕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
日军被国军给打懵了。
斗志旺盛的国军士兵
当然冬季攻势对于当时的中国军民而言，意义更加重大。
首先，经过此次的战略性反攻，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士气，“亡国论”开始失去市场，更加坚定了国人抗日的信念。
而为了打击日军的有生力量，冬季攻势也进一步调动了全民族的抗日积极性，人民群众创造出了运动战、游击战等各种战斗模式，和正规战相互配合，成长为令日军头疼的敌后抗日力量。
其次，滇缅国际的交通命脉得到了保障。事实上，冬季攻势的第四战区，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确保滇缅国际交通线的畅通，继而对侵占南宁的日军进行的军事打击。
这一战略非常重要，在粤港国际交通线被日军切断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要想获取国际抗战物资的援助，只能依赖于滇缅国际交通线的安全。
当然，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此次国民政府组织的“百师大战”，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并没有置身事外，而是积极参战。
1939年11月7日，也就是冬季攻势发动后的第7天，八路军在河北黄土岭设伏，击毙了有“名将之花”称号的日军统帅阿部规秀中将。
这场伏击战，成为抗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击毙日军中将级高级指挥官的先河，为国民政府发动冬季攻势打开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同时也给全民族的抗战信念打了一支强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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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战役中，国民政府投入的总兵力达192个师，计划参战的有132个师，而最终对日军发起进攻的作战兵力约71个师，总计55万余人，因为这场战争大部分时间发生在冬天，史称“冬季攻势”，又称“百师大战”。
骄横的侵华日军
那么，国民政府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对日军主动发起这么大规模的攻击战呢？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17日，蒋委员长在庐山号召全民族抗日，激发了国人抗日的高潮。
然而在抗战初期，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并叫嚣要“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军，国军无论是在武器装备上，还是军队士气上，以及国民政府的战略物资储备等都远不如日军。
故而，从卢沟桥事变开始，到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10月）结束，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更多的是被动防御，根本没有对日军发起反攻的实力。
虽然国军的英勇抗战在战略防御阶段也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也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意图，但毕竟力量悬殊。
国民政府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依然丢失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大片国土，国都也被迫迁往重庆，退守在西南、西北等内地偏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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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虽然艰辛，但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有着很清晰的认识，为了能够取得这场民族生存空间的胜利，他提出了划分抗战阶段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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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蒋委员长需要检验军队的整训效果，通过打击日军的有生力量，粉碎日军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从而掌握战略反攻的主动权，赢得抗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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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国民政府决意在1939年冬季对日军发动大规模的反攻战役，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蒋委员长需要通过一场大战来提高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对抗汪精卫的叛国行径。
1938年是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关键性一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一年。
这一年，日军对华的侵略攻势已经放缓了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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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种做法，对当时的中国军民在抗日信念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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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么一支强大的侵略军队，国民政府除了用一年的时间来完成对军队的整训外，还简化了军事指挥机构，撤销了不必要的军队编制，精简了军队作战序列，从而使得国军的机动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从1938年11月计划整军开始，到1939年10月冬季攻势前夕，国军兵力得到了精炼，全军共计242个步兵师、31个步兵旅、12个骑兵师、8个骑兵旅，兵力总达280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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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民政府对战区的划分，这280余万人分属十个战区，其中，又划分主战区和辅攻区，参与这次反攻的国军各部，都应以最大的限度将日军撕开来，在相互紧密配合下，于各自的战区内对日军予以歼灭。
以军事委员会直辖整训部队主力，加入第二、第三、第五、第九各战区实行主攻，第一、第四、第八、第十及鲁苏、冀察各战区向当面之敌实施助攻，以牵制敌之兵力，而策应主攻方面之作战，并限期分别实施。---《抗日战争正面战争》
有了一年的军队整训，有了参谋部的周密计划，国民政府的冬季攻势正式打响。
这场由中国军队主动发起的反攻战，从1939年11月1日开始，至1940年3月结束，对日军进行了狠狠打击，使得日军损兵折将，伤亡惨重。
蒋介石在重庆检阅即将开赴前线的部队
第一战区：攻入开封、沁阳、商丘等地，牵制住了河南地区的日军主力。
第二战区：虽然收复了山西、河北的部分国土，但因为日军的提前行动，没有达到战役开始前，预定的截断正太、同蒲两条铁路要道，并歼灭晋南三角地带的日军的目标。
第三战区：该区的主攻部队只和日军激战了三天三夜就退回原防区，只是短暂地切断了长江水运，没有真正完成占领沿江的坚固阵地，以轻重火力及水雷布防来封锁长江的战略目标。
第四战区：虽然是辅攻，但在桂南会战中功绩卓越，不仅参与夺占昆仑关，将日军牢牢牵制在广西外，还歼灭了日军第5师团的第21旅团5000余人，击毙了日军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
第五战区：冬季攻势中主攻战区的强者，这一战区的国军将士打得非常顽强，不仅从日寇手中夺回了王家岭、汪家河等坚固据点，而且是持续的进攻再进攻。
根据岗村宁次的回忆，该战区的中国军队从战役开始，一直到十二月下旬都保持着进攻的姿势，使得防守在信阳、应山的日军第3师团，防守在襄河河畔的日军第13师团，在第五战区的中国军队猛烈进攻下伤亡惨重。
受到敌军顽强、频繁反复进攻。---《冈村宁次回忆录》
第八战区：作为辅攻战区，该战区完成了战前的作战任务，其中该战区的傅作义部攻击势猛，不仅收复了包头、五原、临河等失地，还击毙日军水川伊夫中将和两名大佐，歼灭日军4600余人。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水川伊夫中将也是国民党军队击毙的第一个日军中将，正因为如此，第八战区的胜利对日军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
第九战区：主攻战区的另一强者，虽然在局部战役中并不理想，如：大沙坪之战，但对于整个战区而言，能够和参与了武汉会战的日军第11军死磕，在持续地进攻再进攻的策略下，从日军手中夺回了崇阳、靖安等失地，并对日军第11军第6师团给以重创。
第八战区傅作义部
冬季攻势战役的影响是深远的。
对于日本方面而言，他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国民政府及其控制的国家军队，对国军的战斗力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国民政府组织的这次冬季攻势，从南到北，50余万人从不同方向同时对日军发动攻击，这样的组织力量引发了日本方面的强烈不安。
事实上，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始终控制着对华侵略的战争主动权。
正是因为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卢沟桥事变”以来，骄横的日军除了在个别会战中遭受到局部打击之外，对中国国土的侵占相对来说还是很轻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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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面对一退再退的国军，以及已经在事实上造成分裂的国民政府，日本方面有着绝对的心理优越感，从而使他们一度认为灭亡中国指日可待。
在这种心理下，日军急切希望尽快解决在中国的战事，将兵力抽调出来，向南洋及欧洲进军，从而实现征服全世界的野心。
但是，让日本方面想不到的是，结果大相径庭。
抗战以来被日军打得连续败北的国军，经过精简编制、整训补充后，战斗力迅速恢复，并以强大的战斗攻势对日军发起猛烈反攻，这对于骄横的日军来说是一次沉重的心理打击。
侵华日军
而这种打击，也让日本方面意识到，要想结束中国战场上的战斗，短时间内是无法实现了，而他们要想维持眼前的战局，就必须时刻做好准备，防止中国军队再来一次同样规模的反攻战役。
这样的结果是，中国军民用自己的牺牲，牵制住了大部分的日本陆军主力，延缓了日军“南进”或“北进”的脚步，吸引了日军大本营的大部分注意力，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一环。
中国军队攻势规模之大，斗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均属罕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
日军被国军给打懵了。
斗志旺盛的国军士兵
当然冬季攻势对于当时的中国军民而言，意义更加重大。
首先，经过此次的战略性反攻，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士气，“亡国论”开始失去市场，更加坚定了国人抗日的信念。
而为了打击日军的有生力量，冬季攻势也进一步调动了全民族的抗日积极性，人民群众创造出了运动战、游击战等各种战斗模式，和正规战相互配合，成长为令日军头疼的敌后抗日力量。
其次，滇缅国际的交通命脉得到了保障。事实上，冬季攻势的第四战区，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确保滇缅国际交通线的畅通，继而对侵占南宁的日军进行的军事打击。
这一战略非常重要，在粤港国际交通线被日军切断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要想获取国际抗战物资的援助，只能依赖于滇缅国际交通线的安全。
当然，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此次国民政府组织的“百师大战”，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并没有置身事外，而是积极参战。
1939年11月7日，也就是冬季攻势发动后的第7天，八路军在河北黄土岭设伏，击毙了有“名将之花”称号的日军统帅阿部规秀中将。
这场伏击战，成为抗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击毙日军中将级高级指挥官的先河，为国民政府发动冬季攻势打开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同时也给全民族的抗战信念打了一支强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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