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
19.➤張英》哀悼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余英時院士辭世😥
20.➤余英時 暢談「中國夢」 犀利批中共體制
● 貪官妻、子送海外 對政權沒信心
● 集體世襲制度 貪污腐敗根源
● 2.5億農民城鎮化 毛澤東式大躍進
● 阿拉伯之春發展 北京當局擔心否
● 回中國須否定自己 並不心安理得
● 中共如放棄一黨專制 我馬上回大陸
● 堅守民主價值 台灣保持軟實力
● 台灣在文化上有實力 絕對高於大陸
21.➤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用回憶錄寫中國史
余英時：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 六四事件 在美籌款發起聲援
● 六四之後 立志不再踏入中國
● 堅持自由 曾「無國籍」長達20年
22.➤中國學界憑弔余英時：中國學術第一人
23.➤ BBC:余英時逝於普林斯頓享年91歲：立場堅定的華人史學泰斗
●余英時：習近平難以抓到毛澤東的遺產
●音頻：余英時談毛澤東
●從余英時獲漢學獎說起
●共悼泰斗(北京大學賀衛方教授發文致哀：「死而不亡者壽」)
●余英時教授給香港中大副教授周保松最後的信
●余英時一生鮮明批判中共對中國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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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張英》哀悼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余英時院士辭世😥
「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余英時辭世 享耆壽91歲
世界日報
記者葉冠妤
／台北報道
2021-08-04 22:28
中研院士余英時，將於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發表演說。圖攝於2014年。（本報系資料照片）
中研院士余英時，將於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發表演說。圖攝於2014年。（本報系資料照片）
中研院今指出，有「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之稱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已於8月1日晨間在其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耆壽91歲。
1930年出生於中國天津的余英時，先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後赴美國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專長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西方學界皆推崇其為21世紀中國史學之泰斗。
中研院表示，余英時為全球極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師，深入研究中國思想、政治與文化史，貫通古今，在當今學界十分罕見，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更提出許多發人深思的議題。
學術研究之外，余英時亦為具社會關懷、維護自由民主價值之公眾知識份子。中研院說，余英時在2014年獲得首屆唐獎漢學獎殊榮後，為鼓勵年輕學人投入人文研究領域，委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設置「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提攜後進不遺於力。
中研院說，余英時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教授，曾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一生獲頒多項海內外學術榮譽，包含1991年獲行政院文化獎、2004年美國哲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2006年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2014首屆唐獎漢學獎等，並於1974年當選中研院第10屆院士。
延伸閱讀：8年前世報專訪／余英時 暢談「中國夢」 犀利批中共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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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首對台軍售 台官方：高度重視台防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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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回憶錄寫中國史 余英時：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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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余英時 暢談「中國夢」 犀利批中共體制
● 貪官妻、子送海外 對政權沒信心
● 集體世襲制度 貪污腐敗根源
● 2.5億農民城鎮化 毛澤東式大躍進
● 阿拉伯之春發展 北京當局擔心否
● 回中國須否定自己 並不心安理得
● 中共如放棄一黨專制 我馬上回大陸
● 堅守民主價值 台灣保持軟實力
● 台灣在文化上有實力 絕對高於大陸
8年前世報專訪／余英時 暢談「中國夢」 犀利批中共體制
世界新聞網
／4日報道
2021-08-04 23:46
台灣中研院4日證實，有「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之稱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已於8月1日晨間在其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耆壽91歲。圖為余英時2013年接受世界日報採訪。（本報檔案照）
台灣中研院4日證實，有「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之稱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已於8月1日晨間在其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耆壽91歲。圖為余英時2013年接受世界日報採訪。（本報檔案照）
台灣中研院4日證實，有「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之稱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已於8月1日晨間在其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耆壽91歲。
這位最受尊崇的文史學者曾於2013年8月17日在其普林斯頓寓所接受世界日報的訪問，余英時在訪問中暢談他對「中國夢」與中國未來的看法，也對中國現行體制提出一貫犀利的批評。
以下為2013年採訪余英時的內容：
歷史學家余英時雖然堅持反共立場，但他的著作卻在大陸廣泛流傳，筆端飽含人文情懷，思想影響華人世界。有人形容繼2004年「錢穆熱」之後，中國知識界興起「余英時熱」。余英時17日在普林斯頓寓所，欣然接受世界日報兩小時專訪，話題廣泛，從中共一黨專政到習李體制，從習近平的中國夢到他本人的「人類夢」等。余英時表示，他對中國前途並不悲觀，並堅信中國傳統文化不會消失，總有一天會回歸文明的主流。以下是訪談摘要。
台灣中研院4日證實，有「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之稱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已於8月1日...
台灣中研院4日證實，有「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之稱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已於8月1日晨間在其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耆壽91歲。圖為余英時2013年接受世界日報採訪。左起為余英時、當時的世報社長楊仁烽、總編輯翁台生及副總編輯魏碧洲。（本報檔案照）
● 貪官妻、子送海外 對政權沒信心
問：近年來「中國崛起」似乎是海內外共同的看法，就您的觀察，中國是不是真正的崛起了？中國現狀究竟應該如何看待？
答：我不認為中國真正崛起了，中共政權也不可能長期維持，政治制度一定要有變革。中國大陸現在貧富懸殊情況嚴重。沿海一帶上億人發財，但大都是跟共產黨官員有密切關係的人，不是其家人就是親友。所謂「肥水不落外人田」。不知道有多少共產黨貪官，都把太太子女送到海外，也不知有多少錢存到海外，如果他們對自己的政權有信心，就不會這樣做。
中共維穩費預算近年已超越軍費，兩會期間，北京動員80萬人安保維穩，更有異見人士被多人帶離京城去外地「公費旅行」。我表妹是「天安門母親」，每次有人看望她或有什麼風吹草動，一家人就被送去福州、杭州等地旅行，一去就一、二十天，陪伴他們的官員也很高興，一起免費旅遊。這也是維穩費為何支出如此巨大的原因。這樣的社會就維持長久嗎？任何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不可能長久的。
我相信中共政權將來是有變化的，總有一天維持不下去。但變得如何，尚不敢斷言。
● 集體世襲制度 貪污腐敗根源
問：您說不看好習近平的「中國夢」，您看好習近平的領導能力嗎？習李體制面臨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答：不少人對習李體制有期待，其實能有什麼期待，只是喊喊口號而已。他們有個調查，訪問了幾千人，結果大約百分之七、八十的人不承認共產黨執政，本來他們以為大家會熱烈響應，結果恰恰相反，只好不了了之，不敢公開。但仍然有部分資料漏出來，被香港雜誌發表。這反映一個很大問題，大家對共產黨沒有信心。
我沒有把共產黨看得這麼偉大。因為中國的貪污腐敗現象太普遍了，很多有錢人都跑到外國，都在國外留了後路。有的人雖然留在中國工作，但有護照在手，準備隨時可以走。這就表示，他們並不認同共產黨，並沒有認為中國有一個夢可以把他們留下來繼續工作。中共目前是集體世襲制度，108個太子黨擁有萬億財富，操控168家國企。
另一方面，貪官每年逃出來的人數上萬，很多錢都流出來，抓到的雖然不少，但畢竟是小部分，像這樣的人是否認同中國夢？如果喊的口號連自己都不相信，什麼偉大社會？某些海外華人，可能因為民族主義情緒表示認同，但真正瞭解中共現實情況的人不會認同。
問：那麼，您的「中國夢」是什麼？
答：我沒有「中國夢」，有的只是人類的夢，我的「夢」就是大家平平安安，要做什麼就做什麼，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這樣的社會才是我的夢。我沒有要中國非常強大，凌駕於世界，這是中國人的虛榮心作祟。這種民族主義不是好東西，中共現在唯一能利用、有號召力的就是這點。民族主義應該只有被侵略時才應該有，那是為了讓大家團結起來抵抗外侮。
我們看全世界最提倡民族主義的德國與日本，最後都沒有好下場。可是，現在一些人很受民族主義影響，認為一百多年來被人欺負，希望「站起來」，讓別人看到你就要膜拜，非要到這地步才能滿足，那恐怕會走上自我「毀滅之路」。
● 2.5億農民城鎮化 毛澤東式大躍進
問：您最近提到城鎮化時，認為這是對中國的一大傷害。但這項政策已開始推動，未來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中國」？
答：中共提倡的城鎮化，是毛澤東式的大躍進。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社會，把2億5000萬的農民從農村大批地搬遷到城市來，所有土地被中共拿掉，作為賺錢的手段。現在大陸各地老百姓抗議最多的是拆遷。現在有些地區已開始實行城鎮化，如陝西已開始把農村人搬到城市，但困難非常多，首先是找工作極為困難，他們缺乏這個基礎，有些人想回去，但原來住的地方沒有了。
中共有兩樣東西最可怕，一是勞教，一是城管。城管到處造成危害，動不動就把人抓起來，送去勞改或勞教，完全靠暴力征服。這樣搞下去，還是會回到秦始皇時代。
● 阿拉伯之春發展 北京當局擔心否
問：看到突尼西亞、埃及這樣阿拉伯之春的發展，難道北京當局不擔心？
答：中共對這種運動非常驚心注意，對他的政權是一大威脅。但民主也不是是那麼容易到手的，要取決老百姓的教育與品質，要相對的教育、相當的傳統、相當的尊重反對派，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
我不認為一下子就可以跳到民主。台灣因為教育好、幾十年的發展，加上日本殖民的關係，還有中國五四以來的科學民主東西，都是可以公開談論的。但是現在共產黨不准談民主科學，像是最近所謂的「七不講」，還是毛澤東那一套，什麼能講，什麼不能講，或是鄧小平的「四個堅持」，這些都是中共不能動、不能談、不能討論的。
● 回中國須否定自己 並不心安理得
問：您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隨著中國崛起與您的年齡增長，中國想盡辦法勸您回去，雖然您常公開批評中共政策，但大部分作品已在中國出版。許多海外的中國知識人，年老時都有懷鄉與文化歸屬的情懷，您堅持不回中國嗎？
答：第一我不喜歡熱鬧，如果我回去，到處開座談會、演講，我受不了，我現在也不談政治。第二基本上是價值問題，這與六四無關。但要我否定自己所有一切才能回去，並不心安理得，我首先就看不起自己了。
我去不去大陸不重要 ，我不去還好，至少有一個人、而且我相信不止一人，讓人知道有人這麼做，而且這人還活著，不是非回大陸才能吃飯，這還是有意義的。
美國給我最大的自由，生活在一個自由的世界，我不要求別人跟我的看法一樣，別人跟我的看法一樣，我並不特別高興，每個人都應有自己的看法和觀點。
● 中共如放棄一黨專制 我馬上回大陸
問：若中共放棄一黨專制，您會否考慮回大陸？
答：如果中共放棄一黨專制，我馬上去。
● 他們永遠不會面對「六四」問題
問：六四與文革是中共至今不願面對的難堪，也是不能動搖的統治基礎。但北京當局對這個歷史傷痕始終不願認真面對，您看六四能平反嗎？
答：我認為六四不存在「平反」的問題，只要中共政權存在的一天，他們永遠不會面對六四問題，否則他們就垮台了，而且六四也不應叫「平反」。
「六四」後很多人認為中共很快會垮台，但他的組織太厲害，這裡面也有個氣數問題。
台灣中研院4日證實，有「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之稱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已於8月1日...
台灣中研院4日證實，有「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之稱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已於8月1日晨間在其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耆壽91歲。圖為余英時2013年接受世界日報採訪。（本報檔案照）
問：您為什麼堅持反共？您對中國前途還樂觀嗎？
答：我的看法從19歲就形成了，但我不是為了反共而反共。我對中國前途並不悲觀，中國傳統文化不會消失，中國有些東西是生了根的，如祭祖、同鄉會等「老東西」，還有溫柔敦厚、人情味等，我相信慢慢還會回來。將來我們還要過正常生活，現在鬥爭太多，尤其共產黨一天到晚講階級門爭，但相信共產黨不會永遠存在，將來總有一天會回歸文明的主流。
● 堅守民主價值 台灣保持軟實力
問：您也提到台灣經驗，是否可輸出到中國大陸，可是近年來台灣因經濟起不來，似乎也沒有自信再常提台灣經驗？
答：這就是台灣的最大問題，台灣有很大的心理問題，包括國民黨在內，就是畏共怕共，怕得不得了。一是怕他打過來，好像完全不能抵抗，另外一種就是怕台獨，於是就想用對岸來控制台獨。這種想法是很自私的想法，說老實話，如果繼續這樣子顧忌下去，那最後只有向共黨產投降。如果這樣子，那當初何必跑到台灣來，在南京簽字投降不就完了嗎。
台灣政府跟共產黨打交道要有原則，民主自由這套價值觀要保持。像是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去台灣，不但總統馬英九不敢見，連文化部長龍應台都不出來，沒有出息到極點了，在我看來是很丟臉，不是什麼光彩的事，好像擔心共產黨會找你麻煩。老實坦白的說，對台灣目前的態度，我很失望，甚至不客氣的說，我看不起了。我以前對台灣有一種期待，我也知道台灣有不盡如意之處，但對抗共產黨的決心不能沒有。
一個以反共為始的政府，怎麼能搞到這個地步呢？跟共產黨不是不可以打交道，三通都可以，但在政治上是不能讓步的。我對馬英九不瞭解，在我認識中是個蠻好的一個人。但我想他在黨內的壓力很大，就像大陸內部一樣，有想法也施展不出來。配合有錢的台商做生意，少數人生活很舒服，就不管下面的人了，現在拚命拿大陸的好處，這樣百姓會離政府越來越遠。
台灣中研院4日證實，有「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之稱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已於8月1日...
台灣中研院4日證實，有「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之稱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已於8月1日晨間在其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耆壽91歲。圖為余英時2013年接受世界日報採訪。（本報檔案照）
● 台灣在文化上有實力 絕對高於大陸
問：您認為兩岸之間來往，台灣自信何在，有沒有外界普遍認知的「軟實力」？
答：照理說，台灣在文化上有實力，是絕對高於大陸的，特別是那種有人情味的中華文化。而且台灣現有的社會是大家都接受的，沒有人說要把他推翻來重新再搞一個。這是一個很大的穩定力量，台灣自己不覺得，你看中共花多大的力氣去維穩，如果每個人都覺得不推翻這個制度否則自己不能活，就是很危險的狀態。
問：各國與中共打交道時，似乎都擔心萬一中共垮台，中國不穩會帶來災難……
答：對，但大家把維穩不成的後果看的很嚴重，我覺得中共所謂的維穩，目的是在共產黨不要失去政權。可是我覺得中國不會大亂，只是慢慢的不聽中央指揮的情況。現在，不會讓中共得心應手地使用暴力統治。所以中共所謂的維穩是誇張的，認為沒有中共，中國就會亡了，就會亂了，但沒有這麼可怕。
余英時是最受尊崇的文史學者，他曾於2013年8月17日在其普林斯頓寓所接受世界日...
余英時是最受尊崇的文史學者，他曾於2013年8月17日在其普林斯頓寓所接受世界日報的訪問，余英時在訪問中暢談他對「中國夢」與中國未來的看法，也對中國現行體制提出一貫犀利的批評。(本報資料檔案)
延伸閱讀：「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余英時辭世 享耆壽9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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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用回憶錄寫中國史
余英時：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 六四事件 在美籌款發起聲援
● 六四之後 立志不再踏入中國
● 堅持自由 曾「無國籍」長達20年
用回憶錄寫中國史 余英時：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世界日報
記者陳宛茜
／台北報道
2021-08-05 01:46
歷時12年，史學巨擘余英時完成「余英時回憶錄」。（圖：廖志峰提供）
歷時12年，史學巨擘余英時完成「余英時回憶錄」。（圖：廖志峰提供）
上周辭世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曾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被公認是胡適之後華人世界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余英時年輕時認為「只有中國本土才能安身立命」，六四事件之後堅持反共，終生不再踏入中國一步。他曾在接受本報系聯合報專訪時告訴記者，為什麼非要到某一塊土地才叫中國？「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余英時1930年生於天津，祖籍安徽潛山。肄業於燕京大學、是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赴哈佛大學取得歷史學博士，曾師承大師錢穆與楊聯陞。余英時以「歷史與思想」一書奠定史學大師地位，曾被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三所名校延聘為教授，在美國史學界聲望甚隆，獲得「克魯格獎」之後更是登上學術頂峰。 他在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榮退。
余英時的著作「歷史與思想」，被視為台灣最暢銷學術著作。1980年代他寫的「士與中國文化」，對剛打開改革大門的中國影響深遠。
● 六四事件 在美籌款發起聲援
余英時也是少數對當代政治有高度興趣的史學家。1980年起，他在台灣發表多篇政論文章；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他在美國學術界發起聲援活動，於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余英時在美國學界籌款4萬美金，於「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公開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之後大批知識份子與學運領袖逃到美國，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中國學社」安頓身心，余英時是幕後推手。
余英時在中國是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他因反共、堅持平反六四名列中共黑名單，書籍不能在書店上架，卻在知識界享有極高聲望。余英時在中國黑市出現的書往往以天價賣出，對年輕人也深具影響力。
三年前余英時出版費時12年完成的「余英時回憶錄」，也是他最後一本著作。回憶錄記述他個人在大時代的學思歷程，但僅記述至赴美留學的人生上半場。余英時曾向允晨發行人廖志峰表示，準備寫下一冊。因為他認為「從1937年抗日開始到今天，是中國現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一段時期」、「一個時代的回憶之作愈多，後人愈能掌握歷史動向」。余英時想在人生的最後階段，以自己的波瀾壯闊的一生，為這個「中國現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時期」做註解，可惜來不及完成。
● 六四之後 立志不再踏入中國
余英時多年堅持反共、平反六四，並立志不再踏入中國一步。 他在書中以一章「共產主義與抗日戰爭」，剖析自己認識共產主義的過程。 童年時期，余英時家鄉安徽潛山發生「新四軍」(共軍)屠殺三百鄉民的「二一五事件」。14歲時，余英時又親眼目睹族兄遭新四軍殺害的屍體，在心中埋下恐懼的陰影。
「我一開始便認定，『自由』」是現代社會和個人所不能或缺的中心價值」。』余英時18歲時來到北京，開始接觸共產主義，卻發現跟他嚮往的「自由」價值有所牴觸、無法接受。
在北京時，余英時閱讀儲安平創辦的「觀察」周刊，在心靈深處接受了五四運動帶來的現代價值：民主、自由、寬容、平等與人權。他相信中國既是一個古老的文明大國，其中必有合情、合理與合乎人性的文化因子，經過調整後，可以與普世價值合流、帶動現代化。「我不能接受一種極端的觀點，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只有專制、不平等、壓迫等負面東西。」
1949年兩岸分裂，余英時插班考上燕京大學，在同儕的壓力之下，一度同意申請加入共產青年團「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那時余英時的父親已到香港，他趁寒假時赴港探望。余英時回憶，當時他只想和父母短暫重聚，然後回燕京讀書。但在通過深圳羅湖橋進入香港時，「突然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
重聚後，父親希望他留在香港就讀史學大師錢穆創辦的新亞書院，但余英時「一心一意以為只有中國本土才是我安身立命的所在」，一個意外改變他的命運。
余英時搭上返回北京的火車，火車入境廣州沒多久，在一個叫石龍的小站故障。就在等火車的這幾個小時，余英時突然改變心意，決定返回香港。他成為新亞書院第一位畢業生，人生也從此轉向。
● 堅持自由 曾「無國籍」長達20年
「我從19歲（1949年）便開始自我放逐，中間過了20多年的無國籍的生活。」余英時透露，自己在拿到美國公民身分前，足足有20年是「無國籍之人」，從未申請兩岸國籍。他們這群被稱為「中國第三勢力」的知識分子，堅持中國必須走向自由與民主，「擁有難以估量的思想潛力」。
赴美念書前，余英時在香港居住了五年。他在這段期間，先後參與「自由陣線」、「中國學生周報」等第三勢力刊物的編輯工作。他指出，當時在香港的流亡知識分子有上萬人，而英國對當時的香港採取徹底的法治，只要不犯法，人人享有言論、結社與出版的自由。這一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經驗，「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
「余英時回憶錄」出版，余英時學生共聚一堂，右起為作家楊照、中研院副院長黃進興、中...
「余英時回憶錄」出版，余英時學生共聚一堂，右起為作家楊照、中研院副院長黃進興、中研院院士王汎森。（記者陳宛茜／攝影）
1978年，余英時以「美國研究訪華代表團團長」的身分，再度踏上中國土地。這趟返鄉之旅卻徹底摧毀了他記憶中的中國，「中國比之任何一個外國，給我的感覺都更像是外國。」六四之後，他更決意不再踏足中國。
「我對歷史研究產生興趣時，中國正陷於一種反傳統的模式中，中國的整個過去都被負面地看待…我也陷於一種完全的迷失中。」余英時當年在領取「克魯格獎」的致詞演講中這麼說。當他以首位華裔學者、中文創作者的身分，獲得這座「人文諾貝爾獎」。他認為，這個獎不是表彰他、而是西方「對中國文化傳統和中國思想史的敬意」。
做為一個歷史學家，余英時卻擁有遠超出學術象牙塔之外的影響力。有人請他自剖作品的魅力所在，他說：「因為我說了人們不敢說的話」；「我不說神話，也不說鬼話，我只說最普通的人話。」
上一則
「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余英時辭世 享耆壽9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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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國學界憑弔余英時：中國學術第一人
世界日報
特派記者賴錦宏
／北京報道
2021-08-05 14:32
中研院院士余英時辭世後，中國主要媒體都以簡短消息處理。著名的文史講座群組「冰川思想庫」則撰寫專文稱，「余先生是當代中國學術第一人」。(圖截取自微博)
中研院院士余英時辭世後，中國主要媒體都以簡短消息處理。著名的文史講座群組「冰川思想庫」則撰寫專文稱，「余先生是當代中國學術第一人」。(圖截取自微博)
中研院院士余英時辭世的消息，中國主要媒體都以簡短消息處理，未有評論或相關文章。而中國文史學界則紛紛在微博微信弔念一代史學家，稱其為「余先生是當代中國學術第一人」，既懷有強烈的古代士大夫的人格與情懷，但在從事學術研究時又完美地採用並恪守了現代專業科學方法。
前鳳凰周刊總編輯師永剛，在微博上轉發了當年天下雜誌對余英時的專訪影片；作家薦見則是在微博刊發了當年香港新亞書院校慶，余英時「儒家思想與日常人生」講座影片。著名的文史講座群組「冰川思想庫」則撰寫專文稱，「余先生是當代中國學術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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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BBC:余英時逝於普林斯頓享年91歲：立場堅定的華人史學泰斗
●余英時：習近平難以抓到毛澤東的遺產
●音頻：余英時談毛澤東
●從余英時獲漢學獎說起
●共悼泰斗(北京大學賀衛方教授發文致哀：「死而不亡者壽」)
●余英時教授給香港中大副教授周保松最後的信
●余英時一生鮮明批判中共對中國的統治
余英時逝於普林斯頓享年91歲：立場堅定的華人史學泰斗
英國廣播電台
( BBC )2021年8月5日
余英時在台北領取唐獎（18/9/2014）圖像來源，AFP
圖像加註文字，
余英時被譽為史學泰斗，雖然長年不在中國，但仍深入透徹了解中國歷史與時政。
國際知名華裔中國歷史學家余英時在美國普林斯頓逝世，享年91歲。中國海內外學術界與政治、思想界人士，均表震驚與哀悼。
台灣中研院星期四（8月5日）發通告宣布 讚揚余英時是“全球極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師”，“貫通古今，在當今學界十分罕見”。
多名家庭友人亦證實，余英時去世前夜曾先後與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教授和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原所長陳方正通電話，到凌晨，夫人陳淑平發現丈夫已安詳離世。住在紐約的兩名女兒隨即趕到，按照余英時遺願低調身後事，將其安葬於普林斯頓大學他父母的墓旁，然後陳淑平才向親友和學界透露余英時逝去的消息。
香港中文大學 署理校長陳金梁教授說：“余英時教授一生貢獻學術，在中國歷史和文化史研究方面極具影響力，其學術成就屢獲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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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教授與中大淵源深厚，為新亞書院校友，其後返回母校任職副校長及新亞書院院長，致力在校園推廣中國文化研究，讓師生裨益良多。我謹代表中大全體師生校友向余英時教授的家人致以最誠摯的慰問，並對余英時教授為學術的無私奉獻和對大學的貢獻表達由衷敬意。”
台灣中央研究院Facebook截屏（5/8/2021）
圖像來源，ACADEMIA SINICA / FACEBOOK
余英時祖籍中國安徽潛山，1930年出生於中國天津，生前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東亞研究與歷史榮休教授，亦曾任密西根大學副教授，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余英時一生堅持學術和思想表達的獨立，強調“知識人”的自由與獨立。他對中共的批判立場鮮明，曾公開表示支持1989年北京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對鎮壓行為表示抗議，也曾明確表示關注與支持2014年香港的雨傘運動。又曾明言只要中共不放棄一黨專政，他就不會回國。
●余英時：習近平難以抓到毛澤東的遺產
●音頻：余英時談毛澤東
●從余英時獲漢學獎說起
●共悼泰斗
余英時去世的消息由其家人朋友星期四在網絡上公佈後，中港台知識界紛紛表達哀思，生前與其有過交往的學者、媒體人和民主運動人士共同隔空哀悼。
余英時於2014年獲頒台灣首屆唐獎漢學獎。唐獎教育基金會周四發表聲明說，創辦人尹衍梁對余英時畢生在漢學領域的貢獻表達感恩與懷念；執行長陳振川代表基金會全體向家屬致以深切慰問。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發文致哀：“余英時先生之學問融匯東西，打通古今，博大豐厚，極具開拓力量和啟發意義，是同代人文學界中的佼佼者。他以對古今知識人及思想史的精湛研究，更以身垂範，昭示了一個知識人所應該具有的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
“死而不亡者壽，這種人格與精神乃是余英時先生留給後人的最寶貴遺產。”
香港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撰長文，懷念余英時對後輩的關心和對香港問題的關注。周保松說：“上星期才收到余英時先生的來信。這兩天正在想著要回信給他。我現在捧著他的信，讀著他的字，感覺很不真實。我生命中極為尊敬、信賴、精神上甚為依靠的一個人走了。”
周保松透露，就在2021年6月24日，香港《蘋果日報》刊登最後一期，他因為悲憤給余英時寫了長信，連同最後一份《蘋果》寄去普林斯頓。並感謝他“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便在香港出版自由主義的著作，並以一生之力去推動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
余英時收到週的信後，手寫一書，傳真回复，並又在7月16日親自寄了信用空郵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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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教授給香港中大副教授周保松最後的信
余英時給周保鬆的信（13/7/2021）
圖像來源，PC CHOW
2021年7月13日
保松先生：
收到賜寄報紙最後一日絕版以及先生大作等，不但感謝而且感動。
香港情況向民主自由相反的方面進展，我早在NY時報 在短時間內，大概不易改變，但我始終相信：人類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數自私自利的人長期控制。香港自開始（1843）便享有自由，不在專制王朝手中。以香港人的覺悟程度而言，也決不甘心作奴隸或順民。但人的主觀奮鬥是極重要的，決不能放棄。
我完全同意先生信中一段話：
余英時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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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師從余英時的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王汎森院士對台灣官方中央社說，余英時不僅是史學泰斗、展現知識分子的風骨與典範，也對學生處境考慮相當周到，又說自己受到其作品莫大啟蒙，“好像能從他的著作中看到一個精彩且廣大的世界”。
王汎森亦對《聯合報》說：“余英時對自由民主的堅持一生未改，堅持反共，對台灣的自由民主關心，且對時事訊息掌握清楚。”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陳芳明教授對中央社說：“他（余英時）支持台灣的太陽花運動，香港的反送中運動，總是在關鍵時刻發出正義之聲，立場從未動搖。”
“余英時讓我知道，歷史不是靜態的，而是可以讓人看到時間的流動，可以看到社會的變化。余英時的文字雖是靜態的，但在他的敘事過程中，你可以感受到它的生命力，他可以說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歷史家，永遠保持開放、多元、開明的心態在做學問。”
《余英時回憶錄》出版商，台灣允晨文化總編輯廖志峰也對余英時的去世消息感到驚訝。廖志峰對中央社表示，余英時前不久才答應了為出版社社慶題字的邀約。
他說出版這本回憶錄花了前後12年，他曾為此到美國親自拜訪余英時，深感對方在豐富學養及高尚人格之外，更洋溢著處處為人著想的溫暖。這本著作的封底形容《余英時回憶錄》是“全球華人引領翹望，期待已久的鉅作”。
台灣中研院副院長黃進興對台灣公共電視回憶說：“他經常罵我的話就是，我早熟又不成熟，那我都年紀這麼大了還常常挨老師的罵，不過現在事後想想也許這是一個榮幸吧。”
《南方都市報》前總編輯程益中（後）與夫人陳君英（中）在余英時（前）家中觀看餘教授在書上題字（12/2018）
圖像來源，LUO S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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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程益中（後） 與夫人陳君英在余英時（前）家中請其在書上題字。
“大陸的媒體跟民間（對余英時）的反應非常正面，他是喜歡、熱愛中國文化中國人民，極度厭惡共產的政權，他把自由、民主、人權當作不可替代的一個原則。”
天安門學運“六四”事件流亡者，《河殤》電視片集總撰稿人
廣州《南方都市報》前總編輯程益中發文回憶2018年12月探望余英時，余英時談到“歷史與新聞是同一門學科，歷史就是新聞、新聞就是歷史”。
談論該年中國《憲法》修改之後的大陸政權，余英時將其定義為“黨有資本主義”，謂其眼見的未來似無改變的可能，但決非“不可撼動”。
目前旅居美國的天安門學運領袖王丹說：“先生離開，是學術界這幾年來最大損失，也是華人社會的重大損失。”
“先生對我，多年來關懷備至；念及上次還與先生在他的客廳暢談良久，更是悲從中來。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
王丹與余英時合影（9/2014）
圖像來源，WANG 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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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在社交媒體上載昔日與余英時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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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大家中西貫通獨立人格
BBC中文新聞總編
余英時教授是中國當代最具有建樹的思想家，是被全球研究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學者公認的漢學和中國研究領域中處於中心地位的大家。他中西匯通，研古析今，又因其獨立人格和政治上的不妥協與態度鮮明，晚年其著作和言論在中國大陸幾乎被封殺，但這並沒有阻止在中國大陸的學者和公眾悼念他。
余英時的學術研究，從遠古時期到近現代，涵蓋了橫跨3000多年的中國歷史時期。他在美國的學術生涯始於對先秦兩漢時期和中古時期思想文化史的專門研究。從攻讀博士時期開始，余英時便已經在學術界嶄露頭角，他的博士論文探討了古代長生理想向不朽思想的重大轉變，成為對宗教思想關鍵轉變的經典描述。
《论天人之际》书影（6/8/2021）
圖像來源，BBC NEWS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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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出版的《論天人之際》是余英時給與當代中國人的思想啟發，也是貢獻給全世界思想界的精神遺產。
1970年代，余英時教授發表著作梳理了宋明理學的發展和清代思想史，並在針對僅次於孔子本人的最有影響力的儒家人物朱熹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性成果，展示了他對儒家思想的全面掌握。
余英時教授的學術成果大致集中在三方面：先秦兩漢時期的中國古代思想史、宋元明清的知識和文化史，以及近現代的知識分子和東西文化問題研究。
2006年，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詹姆斯·比林頓（James H. Billington）在授予余英時“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時說：“余英時博士的學術研究是非常深刻和廣泛的。他對中國歷史、思想和文化研究的影響跨越了許多學科、歷史階段和研究課題；他深刻地研究了關於人性的一些重大問題和內在原理。”
余英時教授不僅是中國當代最具有建樹的思想家，而且是海外中華文明的傳播者。他從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追踪了中國近百年價值觀念和思想潮流的流變。在立場上，他無疑是反對全面徹底地拋棄中國傳統文化的，但他從來不就價值觀取向進行爭論，而是用梳理思想脈絡的方法，用史實去證明“現代激進主義濫觴”的存在。他認為：“傳統和現代化並不是在每一個方面必然都是勢不兩立的。現代化有時反而需要藉助於傳統中的健康力量。” （1993）
北京鸟巢中國共產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文艺晚会上上百名身穿军队救援工作服的舞蹈员做出支撑党旗姿势（28/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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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一生鮮明批判中共對中國的統治。
余英時教授是一生堅持把中國文化的重建問題提到檯面上研究的思想史學家。對於中國文化傳統，他的信念絕不僅僅是停留在“傳統仍有價值”的說法，而是把一些優質的文化傳統當成“恢復人類文明的元氣”的工具（1999）。而他本人則是窮其一生不斷梳理中國文化傳統，並在1990年代通過香港《明報月刊》等刊物，向當代中國人介紹傳統文化的精要。
晚年，余英時教授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仍有突破性貢獻，成為最先使用中文加入二十世紀上半葉由哲學家和宗教研究者開始的關於“軸心時代”的討論的學者。其著作，2014年出版的《論天人之際》，系統性地確立了中國先秦哲學思想作為“中國文明的軸心突破”與“軸心時代”的對應關係。這是余英時給與當代中國人的思想啟發，也是貢獻給全世界思想界的精神遺產。
著作等身的學者余英時，因其獨立人格與求真敢言的性格，亦從未放棄和逃避對社會現實和文化問題的關注和評論，1950年代初期，青年學子余英時初到香港的新亞書院就讀時，受教於錢穆，彼時已熱忱地關注中國社會與政治發展走向。此後多年直至臨終，余英時都在海外持續關注中國政治問題。對媒體採訪、同仁和學生請教與交流中國現實問題的請求，幾乎有求必應，知無不言。
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占领天津情况（1939）
圖像來源，HULTON DEUTSCH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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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的童年在日軍侵華與國共內戰中度過。
復旦大學歷史學者葛兆光曾撰文分析，余英時的家世和個人在香港美國治學的際遇，造就了其與在中國大陸生活的歷史學者的巨大不同。而余英時自己在多個場合系統講述過1937-1949年少年時期在中國大陸的最初經歷，決定了他對共產主義和中共的認識，也注定了他終身反對共產主義而一生選擇去往自由的地方。
關於為何中國知識分子最終選擇了共產主義這個令華人政治和歷史學界長久討論的問題，余英時在回憶錄中寫道：“以儒家為主題的中共傳統思想發生了一種接引作用，使清末知識人容易接受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意識……中國知識人最初選擇共產主義作為'救亡'的藥方時，主要是出於一種錯覺，他們對於這套理論是否合乎中國的病情，根本未深入研究過。由於這套理論中的某些因子初看似乎和他們所熟悉的傳統觀念與價值相近（如'均'，'公'之類），他們便毫不遲疑地奉為'真理'，願意為之獻出生命。不同的錯覺在'五四'以後仍然不斷出現……總之，這一選擇可以說是聚九州之鐵而鑄成的大錯。”
余英時自1978年以美國漢代研究訪華團團長身份回到中國大陸訪問後，至臨終，再未回故土。余英時經常前往台灣參加各種學術活動，出版大量台版學術著作，大多數學術著作也得以在中國大陸出版，但一些與中國主流意識形態不符的內容和時事評論多遭刪減。近些年，更傳出被封殺的消息。
“在沒有胡適之的年代裡，至少我們可以讀余英時。”一度是1990年代中國大陸知識界很流行的話。中國大陸最早出版余英時的書是1987年的《士與中國文化》，此書一度風靡，影響了大量中國讀書人。當時中國社會和思想界對古代中國文化和士大夫傳統多持批評態度，而余英時與錢穆先生類似，對傳統懷有“溫情”與“敬意”，對中國古代“士”持同情態度。
復旦大學歷史學者葛兆光認為，從實質上，余英時的著作“激勵了八十年代文化熱衷知識階層對政治權利的反抗勇氣”。“從另一側面提醒了知識階層如何關注自己的歷史，以及只是人如何發掘傳統精神，用'道統'對抗'政統'，以傳統中的'不事往後，高尚其事'的氣節，給知識階層保留一層尊嚴”。
晚清时期衙门职员（约18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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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時期“讀書人”。余英時曾把中國傳統士大夫與西方知識分子作比較，認為兩者都在充當著“社會的良心”的角色。
余英時把中國傳統的'士'與近代歐洲的'知識分子'比較，指出古代中國的“士”與西方知識分子極為相似，都是“社會的良心”，是“人類的基本價值的維護者”。其著作和獨立剩餘在八十年代對中國大陸學界的刺激，如同他的“反智論”在戒嚴時期的台灣所發揮的思想衝擊一樣重要。
2001年從普林斯頓大學榮休之後，他與中國海外華語學界學術交往頻繁，但幾乎放棄了英文寫作而致力於中文，也是其堅持與中國學者和公眾交流的方式。因無法返回中國，中國大陸自由知識分子和學術界人士赴美，多會尋機前往其普林斯頓家中訪問。
曾對余英時做過專訪的媒體人羅四鴒向BBC中文回憶，余英時在2018年4月，親筆為大陸媒體撰文，談中國史學危機問題，強調“寫史必須用'直筆'，不能隱藏或歪曲事實，是中國最古老的傳統之一。
余英時寫道：“1949年以後，歷史課本便越來越走向宣傳的路。到了1966年所謂'文化大革命'，歷史則完全變成了意識形態的工具，用謊言來抹殺事實真相已成為常態。今天作為大學中意識形態課程之一的'中國現代史'便是徹頭徹尾的偽史。中共已正式宣布對於毛統治下的30年不許有任何負面的評論，對於毛死後至今的三四十年更不許稍有“妄議”。試想在這樣的狀態下，今天青年學生所能接觸到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歷史知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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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苦難
余英時1930年1月22日在天津出生，據其回憶，幼年學習接受現代教育的小學、中學與老式私塾，尤其是在1937至1946年之間，返回祖籍安徽潛山躲避戰火的時期。12歲之前在鄉間私塾受教育，隨後去中國文化重鎮桐城上初中，有一年在與舅父生活。
《余英时回忆录》书影（6/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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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回憶錄》前後歷時12年成書。
余英時很在意自己兒時這段經歷。在他的回憶錄中說，自己“有系統的記憶從這裡開始的”，自己“父親這一代離鄉外出，但根在故鄉”，又說，父親余協中所編的一套《西洋通史》成為了他學習歷史的啟蒙。
他在安徽鄉間見聞的“新四軍”令其心生厭惡，而其在瀋陽最初接觸到的共產主義宣傳和隨後對共產主義思想的自我探索，並未令其完全接受共產主義。
余英時說：“我一開始便認定'自由'是現代社會和個人所不能或缺的中心極致。當時許多人都討論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我是完全同意的。”
余英時其後先後入讀遼寧瀋陽私立東北中正大學與北平燕京大學。但1949年中共建政，余英時漸生去意。
1950年元旦日，余英時入境香港探望父母，自此留下來，更入讀史學家錢穆創辦的新亞書院，跟隨他學習，1952年成為新亞書院首屆畢業生。新亞書院後來成為香港中文大學創始單位，一直維持至今。余英時的畢業證書目前仍存放於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
1955年，余英時獲保薦到美國哈佛大學，作為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他在哈佛學習的生涯由此展開，後來師從漢學家楊聯陞教授，1962年取得哈佛博士學位，七年後獲哈佛聘任為中國史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内之钱穆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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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內之錢穆銅像。余英時師承錢穆，畢業於新亞書院，也曾出掌書院。
1973年，余英時教授重返香港，擔任中文大學副校長兼新亞書院院長。當時中大奉英屬香港立法局決議，要把學校架構從“書院聯邦制”改成中央集權，余英時被任命出掌改制工作組。改制引發恩師錢穆等九位中大校董辭職，余英時返回港中大僅僅兩年便返回哈佛執教。
此後，余英時先後在密歇根大學、耶魯大學等院校講學，最終回到普林斯頓大學，直到退休。
他畢生著作眾多，包括《士與中國文化》、《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朱熹的歷史世界》、《重尋胡適歷程：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方以智晚節考》和《論戴震與章學誠》等。其中，《漢代貿易與擴張：漢胡經濟關係的研究》（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一書影響最為深遠，香港中大形容是“馳譽學術界”的作品。
台灣中研院形容余英時“專長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西方學界皆推崇其為21世紀中國史學之泰斗”。
2014年
余英九（右）英時（左）從時任台灣總統馬英九（右）手中接過唐獎獎狀（18/9/2014）
圖像來源，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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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余英時（左）從時任台灣總統馬英九（右）手中接過唐獎獎狀。
余英時一生獲獎無數，1974年獲選為台灣中研院院士，1978年獲香港中文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1992年獲頒香港大學名譽文學博士，2004年獲選美國哲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2006年獲頒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獎（John W. Kluge Prize）終身成就獎，
作為一位學者，他曾形容自己不希望被人崇拜。他在2014年9月到台灣出席唐獎頒獎禮時對《天下》雜誌說：“我絕對沒有做教主的意思。但我了解年輕人都會佩服當代人，我想這是年齡問題，只要你知識到某個程度，慢慢就可以知道。”
“就像我跟我老師錢穆，我一直到現在尊重他，但我跟他不同的地方也很多，別人也看得出來。之所以有不同的意見，就要發揮他，把他的想法往前推。”
2006年11月，在接受中國廣州《時代周報》採訪時，余英時曾說：“在這個時代我能做什麼，那就是做自己。我沒有英雄崇拜主義，也不會自愧不如……我只有一點對中國文史的底子。總而言之，盡力完成自我，同時也知道尊重別人，這就是所謂'博學知福'，即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的最好辦法。”
“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天安門广场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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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天安門學運最終以“六四”血腥清場告終。
余英時長年對中共統治作嚴厲批評。2013年中共已故領導人毛澤東誕辰120週年之際，他說：“共產黨到上海來的時候我就在上海，一般的民心並沒有向它，只是無可奈何，只有看它發展了。也沒有特別對它有什麼畏懼，但（國民黨）已經守不住秩序了。所以就是無可奈何之下非接受不可的命運，並沒有什麼像共產黨所描寫的那樣很多人歡天喜地。”
余英時在該次採訪中還形容，“如果沒有日本人的侵略，毛澤東是不可能成功的”，“知識界的人被他拉攏去了，這是左傾思想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起的作用。但不是以共產主義為號召，而是以民主自由這套東西為號召。他們認為是新民主主義的問題”。
“毛澤東唯一的一個政治遺產就是一個強人把整個中國抓在手中，想怎麼做就怎麼做。這個遺產他們今天沒有一個人能夠繼承，所以他們只是想往而已。因為現在共產黨內部顯然有問題，有不同的勢力，不同的做法。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也有限了。所以在這個情況下之下，（現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大概就希望能夠有毛澤東那樣的權力，這就是他所謂的遺產，但這個遺產他們沒辦法抓到。”
余英時離開中國後，只曾在1978年隨美國學術代表團訪問大陸。但他在1985年的散文《我的中國情懷》中說：“儘管29年後化鶴歸來，發現'城郭如故人民非'，我的'中國情懷'不但未曾稍減，似乎反而與日俱增。正因如此，我才不能忘情於故國，而往往要以世外閒人，與人話國事，說些於己無益而又極討人嫌的廢話。”
1996年，余英時出席普林斯頓中國學社（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一場有關文化大革命30週年的座談會時曾說：“民族主義是造成文革亂局背後的一個重要力量，是義和團運動的擴大再版。要警惕文革這一大套東西，還有可能要藉民族主義還魂。”
“文革是有人組織操縱的，參加者都以為自己有自由意志，但其實這個'自由意志'不過是'假意識'。今天正在躍躍欲試的新'文革'也是如此，背後有一批人在組織策劃，個別參加的人自以為是為'愛國'行動，歷史的真相將來一定會暴露出來。”
這次演講內容後來被整理成《警惕文革一套借民族主義還魂》一文，收錄到香港《明報月刊》1996年6月號當中。
1989年天安門學運爆發時，余英時曾活躍發言支持。2013年他對《聯合報》報系北美《世界日報》評論說：“我認為'六四'不存在'平反'的問題，只要中共政權存在的一天，他們永遠不會面對六四問題，否則他們就垮台了，而且六四也不應叫'平反'。”
“'六四'後很多人認為中共很快會垮台，但他的組織太厲害，這裡面也有個氣數問題。”
2018年，余英時接受端傳媒專訪時又曾說：“今天已不可能出現'六四'前幾年的'文化熱'了，知識人處於社會邊緣的地位，不再能扮演思想導師的角色。”
“我雖然看不出中國現狀如何改變及何時改變，但我仍然堅信目前的極權統治並不是鐵打的江山，因為存在著內在的不可克服的致命因素。無盡無休的集體抗議，每發生一次都會引起一點負面的作用。思想言論自由的全面禁絕，又切斷了學術和教育的進路，整體文化勢將越來越停滯不前。極權體系在短期內也許可以維持一種表面上的'穩定'，但是暗地裡卻在不斷弱化之中。”
台湾“反服贸”抗议参与学生占领立法院议场（19/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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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花學運“成功拖慢在台灣備受爭議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交付審查。
余英時也常對台灣時局有尖銳評論。2006年從新澤西州前往華盛頓接受國會圖書館克魯格獎時曾對《聯合晚報》說，台灣政局確實混亂，但亂只是一時的、人為的，且“人病而非法病”，“是人的問題大於法的問題”，只要台灣堅持民主自由，繼續走民主自由的路，一時人出了問題，經過選舉換人，還有機會撥亂反正。當時，民進黨的陳水扁第二個台灣總統任期過去了一半。
2008年6月30日——中國國民黨馬英九就任總統後一個多月——余英時到台灣演講時，讚揚台灣經歷政黨輪替，以選舉選出自己的政府，不僅權威的政黨遭到推翻，新政黨可以執政，如今舊政權又能回頭執政，這樣的民主成就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也是過去中國思想難以想像的。台灣和香港相較中國大陸，社會沒有經過像文革般的激烈的暴力摧殘，風俗習慣文化能夠具有延續性，更有條件可以推動民主。
2013年，香港“佔領中環”抗議運動尚在醞釀，余英時投書香港《蘋果日報》說：“公民抗命不但有偉大的過去、光輝的現在，而且更有無限的未來。參與公民抗命，是現代人的光榮而神聖的責任。爭取特首普選，關係著香港所有公民的未來，他們的人權、自由、生命尊嚴等等核心價值，都必須在過了公平普選這一關之後才能有著落。”
“在缺乏任何其他有效途徑的情況之下，公民抗命、佔領中環無疑是爭取普選的最重要的手段。”
2014年9月余英時準備赴台領獎時，“佔中”抗議如箭在弦，香港《蘋果日報》再次引述他說：“我想'佔中'不能說不佔了，你現在不佔，不是更糟糕嗎？”
“你不能說：我就算了，我無辦法了，我就做順民好了，聽你的話。那就更糟糕，那就永沒有翻身的日子了！”
余英時曾對《世界日報》說他不願回去中國的原因：“第一我不喜歡熱鬧，如果我回去，到處開座談會、演講，我受不了，我現在也不談政治。第二基本上是價值問題，這與六四無關。但要我否定自己所有一切才能回去，並不心安理得，我首先就看不起自己了。”
“如果中共放棄一黨專制，我馬上去。”
最終，余英時並未盼到這一天。但或許正如他晚年經常被引用的一句話，在余英時心目中，“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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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張英》哀悼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余英時院士辭世😥
20.➤余英時 暢談「中國夢」 犀利批中共體制
● 貪官妻、子送海外 對政權沒信心
● 集體世襲制度 貪污腐敗根源
● 2.5億農民城鎮化 毛澤東式大躍進
● 阿拉伯之春發展 北京當局擔心否
● 回中國須否定自己 並不心安理得
● 中共如放棄一黨專制 我馬上回大陸
● 堅守民主價值 台灣保持軟實力
● 台灣在文化上有實力 絕對高於大陸
21.➤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用回憶錄寫中國史
余英時：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 六四事件 在美籌款發起聲援
● 六四之後 立志不再踏入中國
● 堅持自由 曾「無國籍」長達20年
22.➤中國學界憑弔余英時：中國學術第一人
23.➤ BBC:余英時逝於普林斯頓享年91歲：立場堅定的華人史學泰斗
●余英時：習近平難以抓到毛澤東的遺產
●音頻：余英時談毛澤東
●從余英時獲漢學獎說起
●共悼泰斗(北京大學賀衛方教授發文致哀：「死而不亡者壽」)
●余英時教授給香港中大副教授周保松最後的信
●余英時一生鮮明批判中共對中國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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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張英》哀悼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余英時院士辭世😥
「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余英時辭世 享耆壽91歲
世界日報
記者葉冠妤
／台北報道
2021-08-04 22:28
中研院士余英時，將於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發表演說。圖攝於2014年。（本報系資料照片）
中研院士余英時，將於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發表演說。圖攝於2014年。（本報系資料照片）
中研院今指出，有「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之稱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已於8月1日晨間在其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耆壽91歲。
1930年出生於中國天津的余英時，先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後赴美國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專長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西方學界皆推崇其為21世紀中國史學之泰斗。
中研院表示，余英時為全球極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師，深入研究中國思想、政治與文化史，貫通古今，在當今學界十分罕見，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更提出許多發人深思的議題。
學術研究之外，余英時亦為具社會關懷、維護自由民主價值之公眾知識份子。中研院說，余英時在2014年獲得首屆唐獎漢學獎殊榮後，為鼓勵年輕學人投入人文研究領域，委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設置「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提攜後進不遺於力。
中研院說，余英時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教授，曾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一生獲頒多項海內外學術榮譽，包含1991年獲行政院文化獎、2004年美國哲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2006年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2014首屆唐獎漢學獎等，並於1974年當選中研院第10屆院士。
延伸閱讀：8年前世報專訪／余英時 暢談「中國夢」 犀利批中共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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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首對台軍售 台官方：高度重視台防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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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回憶錄寫中國史 余英時：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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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余英時 暢談「中國夢」 犀利批中共體制
● 貪官妻、子送海外 對政權沒信心
● 集體世襲制度 貪污腐敗根源
● 2.5億農民城鎮化 毛澤東式大躍進
● 阿拉伯之春發展 北京當局擔心否
● 回中國須否定自己 並不心安理得
● 中共如放棄一黨專制 我馬上回大陸
● 堅守民主價值 台灣保持軟實力
● 台灣在文化上有實力 絕對高於大陸
8年前世報專訪／余英時 暢談「中國夢」 犀利批中共體制
世界新聞網
／4日報道
2021-08-04 23:46
台灣中研院4日證實，有「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之稱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已於8月1日晨間在其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耆壽91歲。圖為余英時2013年接受世界日報採訪。（本報檔案照）
台灣中研院4日證實，有「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之稱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已於8月1日晨間在其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耆壽91歲。圖為余英時2013年接受世界日報採訪。（本報檔案照）
台灣中研院4日證實，有「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之稱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已於8月1日晨間在其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耆壽91歲。
這位最受尊崇的文史學者曾於2013年8月17日在其普林斯頓寓所接受世界日報的訪問，余英時在訪問中暢談他對「中國夢」與中國未來的看法，也對中國現行體制提出一貫犀利的批評。
以下為2013年採訪余英時的內容：
歷史學家余英時雖然堅持反共立場，但他的著作卻在大陸廣泛流傳，筆端飽含人文情懷，思想影響華人世界。有人形容繼2004年「錢穆熱」之後，中國知識界興起「余英時熱」。余英時17日在普林斯頓寓所，欣然接受世界日報兩小時專訪，話題廣泛，從中共一黨專政到習李體制，從習近平的中國夢到他本人的「人類夢」等。余英時表示，他對中國前途並不悲觀，並堅信中國傳統文化不會消失，總有一天會回歸文明的主流。以下是訪談摘要。
台灣中研院4日證實，有「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之稱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已於8月1日...
台灣中研院4日證實，有「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之稱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已於8月1日晨間在其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耆壽91歲。圖為余英時2013年接受世界日報採訪。左起為余英時、當時的世報社長楊仁烽、總編輯翁台生及副總編輯魏碧洲。（本報檔案照）
● 貪官妻、子送海外 對政權沒信心
問：近年來「中國崛起」似乎是海內外共同的看法，就您的觀察，中國是不是真正的崛起了？中國現狀究竟應該如何看待？
答：我不認為中國真正崛起了，中共政權也不可能長期維持，政治制度一定要有變革。中國大陸現在貧富懸殊情況嚴重。沿海一帶上億人發財，但大都是跟共產黨官員有密切關係的人，不是其家人就是親友。所謂「肥水不落外人田」。不知道有多少共產黨貪官，都把太太子女送到海外，也不知有多少錢存到海外，如果他們對自己的政權有信心，就不會這樣做。
中共維穩費預算近年已超越軍費，兩會期間，北京動員80萬人安保維穩，更有異見人士被多人帶離京城去外地「公費旅行」。我表妹是「天安門母親」，每次有人看望她或有什麼風吹草動，一家人就被送去福州、杭州等地旅行，一去就一、二十天，陪伴他們的官員也很高興，一起免費旅遊。這也是維穩費為何支出如此巨大的原因。這樣的社會就維持長久嗎？任何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不可能長久的。
我相信中共政權將來是有變化的，總有一天維持不下去。但變得如何，尚不敢斷言。
● 集體世襲制度 貪污腐敗根源
問：您說不看好習近平的「中國夢」，您看好習近平的領導能力嗎？習李體制面臨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答：不少人對習李體制有期待，其實能有什麼期待，只是喊喊口號而已。他們有個調查，訪問了幾千人，結果大約百分之七、八十的人不承認共產黨執政，本來他們以為大家會熱烈響應，結果恰恰相反，只好不了了之，不敢公開。但仍然有部分資料漏出來，被香港雜誌發表。這反映一個很大問題，大家對共產黨沒有信心。
我沒有把共產黨看得這麼偉大。因為中國的貪污腐敗現象太普遍了，很多有錢人都跑到外國，都在國外留了後路。有的人雖然留在中國工作，但有護照在手，準備隨時可以走。這就表示，他們並不認同共產黨，並沒有認為中國有一個夢可以把他們留下來繼續工作。中共目前是集體世襲制度，108個太子黨擁有萬億財富，操控168家國企。
另一方面，貪官每年逃出來的人數上萬，很多錢都流出來，抓到的雖然不少，但畢竟是小部分，像這樣的人是否認同中國夢？如果喊的口號連自己都不相信，什麼偉大社會？某些海外華人，可能因為民族主義情緒表示認同，但真正瞭解中共現實情況的人不會認同。
問：那麼，您的「中國夢」是什麼？
答：我沒有「中國夢」，有的只是人類的夢，我的「夢」就是大家平平安安，要做什麼就做什麼，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這樣的社會才是我的夢。我沒有要中國非常強大，凌駕於世界，這是中國人的虛榮心作祟。這種民族主義不是好東西，中共現在唯一能利用、有號召力的就是這點。民族主義應該只有被侵略時才應該有，那是為了讓大家團結起來抵抗外侮。
我們看全世界最提倡民族主義的德國與日本，最後都沒有好下場。可是，現在一些人很受民族主義影響，認為一百多年來被人欺負，希望「站起來」，讓別人看到你就要膜拜，非要到這地步才能滿足，那恐怕會走上自我「毀滅之路」。
● 2.5億農民城鎮化 毛澤東式大躍進
問：您最近提到城鎮化時，認為這是對中國的一大傷害。但這項政策已開始推動，未來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中國」？
答：中共提倡的城鎮化，是毛澤東式的大躍進。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社會，把2億5000萬的農民從農村大批地搬遷到城市來，所有土地被中共拿掉，作為賺錢的手段。現在大陸各地老百姓抗議最多的是拆遷。現在有些地區已開始實行城鎮化，如陝西已開始把農村人搬到城市，但困難非常多，首先是找工作極為困難，他們缺乏這個基礎，有些人想回去，但原來住的地方沒有了。
中共有兩樣東西最可怕，一是勞教，一是城管。城管到處造成危害，動不動就把人抓起來，送去勞改或勞教，完全靠暴力征服。這樣搞下去，還是會回到秦始皇時代。
● 阿拉伯之春發展 北京當局擔心否
問：看到突尼西亞、埃及這樣阿拉伯之春的發展，難道北京當局不擔心？
答：中共對這種運動非常驚心注意，對他的政權是一大威脅。但民主也不是是那麼容易到手的，要取決老百姓的教育與品質，要相對的教育、相當的傳統、相當的尊重反對派，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
我不認為一下子就可以跳到民主。台灣因為教育好、幾十年的發展，加上日本殖民的關係，還有中國五四以來的科學民主東西，都是可以公開談論的。但是現在共產黨不准談民主科學，像是最近所謂的「七不講」，還是毛澤東那一套，什麼能講，什麼不能講，或是鄧小平的「四個堅持」，這些都是中共不能動、不能談、不能討論的。
● 回中國須否定自己 並不心安理得
問：您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隨著中國崛起與您的年齡增長，中國想盡辦法勸您回去，雖然您常公開批評中共政策，但大部分作品已在中國出版。許多海外的中國知識人，年老時都有懷鄉與文化歸屬的情懷，您堅持不回中國嗎？
答：第一我不喜歡熱鬧，如果我回去，到處開座談會、演講，我受不了，我現在也不談政治。第二基本上是價值問題，這與六四無關。但要我否定自己所有一切才能回去，並不心安理得，我首先就看不起自己了。
我去不去大陸不重要 ，我不去還好，至少有一個人、而且我相信不止一人，讓人知道有人這麼做，而且這人還活著，不是非回大陸才能吃飯，這還是有意義的。
美國給我最大的自由，生活在一個自由的世界，我不要求別人跟我的看法一樣，別人跟我的看法一樣，我並不特別高興，每個人都應有自己的看法和觀點。
● 中共如放棄一黨專制 我馬上回大陸
問：若中共放棄一黨專制，您會否考慮回大陸？
答：如果中共放棄一黨專制，我馬上去。
● 他們永遠不會面對「六四」問題
問：六四與文革是中共至今不願面對的難堪，也是不能動搖的統治基礎。但北京當局對這個歷史傷痕始終不願認真面對，您看六四能平反嗎？
答：我認為六四不存在「平反」的問題，只要中共政權存在的一天，他們永遠不會面對六四問題，否則他們就垮台了，而且六四也不應叫「平反」。
「六四」後很多人認為中共很快會垮台，但他的組織太厲害，這裡面也有個氣數問題。
台灣中研院4日證實，有「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之稱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已於8月1日...
台灣中研院4日證實，有「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之稱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已於8月1日晨間在其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耆壽91歲。圖為余英時2013年接受世界日報採訪。（本報檔案照）
問：您為什麼堅持反共？您對中國前途還樂觀嗎？
答：我的看法從19歲就形成了，但我不是為了反共而反共。我對中國前途並不悲觀，中國傳統文化不會消失，中國有些東西是生了根的，如祭祖、同鄉會等「老東西」，還有溫柔敦厚、人情味等，我相信慢慢還會回來。將來我們還要過正常生活，現在鬥爭太多，尤其共產黨一天到晚講階級門爭，但相信共產黨不會永遠存在，將來總有一天會回歸文明的主流。
● 堅守民主價值 台灣保持軟實力
問：您也提到台灣經驗，是否可輸出到中國大陸，可是近年來台灣因經濟起不來，似乎也沒有自信再常提台灣經驗？
答：這就是台灣的最大問題，台灣有很大的心理問題，包括國民黨在內，就是畏共怕共，怕得不得了。一是怕他打過來，好像完全不能抵抗，另外一種就是怕台獨，於是就想用對岸來控制台獨。這種想法是很自私的想法，說老實話，如果繼續這樣子顧忌下去，那最後只有向共黨產投降。如果這樣子，那當初何必跑到台灣來，在南京簽字投降不就完了嗎。
台灣政府跟共產黨打交道要有原則，民主自由這套價值觀要保持。像是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去台灣，不但總統馬英九不敢見，連文化部長龍應台都不出來，沒有出息到極點了，在我看來是很丟臉，不是什麼光彩的事，好像擔心共產黨會找你麻煩。老實坦白的說，對台灣目前的態度，我很失望，甚至不客氣的說，我看不起了。我以前對台灣有一種期待，我也知道台灣有不盡如意之處，但對抗共產黨的決心不能沒有。
一個以反共為始的政府，怎麼能搞到這個地步呢？跟共產黨不是不可以打交道，三通都可以，但在政治上是不能讓步的。我對馬英九不瞭解，在我認識中是個蠻好的一個人。但我想他在黨內的壓力很大，就像大陸內部一樣，有想法也施展不出來。配合有錢的台商做生意，少數人生活很舒服，就不管下面的人了，現在拚命拿大陸的好處，這樣百姓會離政府越來越遠。
台灣中研院4日證實，有「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之稱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已於8月1日...
台灣中研院4日證實，有「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之稱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已於8月1日晨間在其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耆壽91歲。圖為余英時2013年接受世界日報採訪。（本報檔案照）
● 台灣在文化上有實力 絕對高於大陸
問：您認為兩岸之間來往，台灣自信何在，有沒有外界普遍認知的「軟實力」？
答：照理說，台灣在文化上有實力，是絕對高於大陸的，特別是那種有人情味的中華文化。而且台灣現有的社會是大家都接受的，沒有人說要把他推翻來重新再搞一個。這是一個很大的穩定力量，台灣自己不覺得，你看中共花多大的力氣去維穩，如果每個人都覺得不推翻這個制度否則自己不能活，就是很危險的狀態。
問：各國與中共打交道時，似乎都擔心萬一中共垮台，中國不穩會帶來災難……
答：對，但大家把維穩不成的後果看的很嚴重，我覺得中共所謂的維穩，目的是在共產黨不要失去政權。可是我覺得中國不會大亂，只是慢慢的不聽中央指揮的情況。現在，不會讓中共得心應手地使用暴力統治。所以中共所謂的維穩是誇張的，認為沒有中共，中國就會亡了，就會亂了，但沒有這麼可怕。
余英時是最受尊崇的文史學者，他曾於2013年8月17日在其普林斯頓寓所接受世界日...
余英時是最受尊崇的文史學者，他曾於2013年8月17日在其普林斯頓寓所接受世界日報的訪問，余英時在訪問中暢談他對「中國夢」與中國未來的看法，也對中國現行體制提出一貫犀利的批評。(本報資料檔案)
延伸閱讀：「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余英時辭世 享耆壽9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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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用回憶錄寫中國史
余英時：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 六四事件 在美籌款發起聲援
● 六四之後 立志不再踏入中國
● 堅持自由 曾「無國籍」長達20年
用回憶錄寫中國史 余英時：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世界日報
記者陳宛茜
／台北報道
2021-08-05 01:46
歷時12年，史學巨擘余英時完成「余英時回憶錄」。（圖：廖志峰提供）
歷時12年，史學巨擘余英時完成「余英時回憶錄」。（圖：廖志峰提供）
上周辭世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曾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被公認是胡適之後華人世界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余英時年輕時認為「只有中國本土才能安身立命」，六四事件之後堅持反共，終生不再踏入中國一步。他曾在接受本報系聯合報專訪時告訴記者，為什麼非要到某一塊土地才叫中國？「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余英時1930年生於天津，祖籍安徽潛山。肄業於燕京大學、是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赴哈佛大學取得歷史學博士，曾師承大師錢穆與楊聯陞。余英時以「歷史與思想」一書奠定史學大師地位，曾被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三所名校延聘為教授，在美國史學界聲望甚隆，獲得「克魯格獎」之後更是登上學術頂峰。 他在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榮退。
余英時的著作「歷史與思想」，被視為台灣最暢銷學術著作。1980年代他寫的「士與中國文化」，對剛打開改革大門的中國影響深遠。
● 六四事件 在美籌款發起聲援
余英時也是少數對當代政治有高度興趣的史學家。1980年起，他在台灣發表多篇政論文章；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他在美國學術界發起聲援活動，於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余英時在美國學界籌款4萬美金，於「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公開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之後大批知識份子與學運領袖逃到美國，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中國學社」安頓身心，余英時是幕後推手。
余英時在中國是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他因反共、堅持平反六四名列中共黑名單，書籍不能在書店上架，卻在知識界享有極高聲望。余英時在中國黑市出現的書往往以天價賣出，對年輕人也深具影響力。
三年前余英時出版費時12年完成的「余英時回憶錄」，也是他最後一本著作。回憶錄記述他個人在大時代的學思歷程，但僅記述至赴美留學的人生上半場。余英時曾向允晨發行人廖志峰表示，準備寫下一冊。因為他認為「從1937年抗日開始到今天，是中國現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一段時期」、「一個時代的回憶之作愈多，後人愈能掌握歷史動向」。余英時想在人生的最後階段，以自己的波瀾壯闊的一生，為這個「中國現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時期」做註解，可惜來不及完成。
● 六四之後 立志不再踏入中國
余英時多年堅持反共、平反六四，並立志不再踏入中國一步。 他在書中以一章「共產主義與抗日戰爭」，剖析自己認識共產主義的過程。 童年時期，余英時家鄉安徽潛山發生「新四軍」(共軍)屠殺三百鄉民的「二一五事件」。14歲時，余英時又親眼目睹族兄遭新四軍殺害的屍體，在心中埋下恐懼的陰影。
「我一開始便認定，『自由』」是現代社會和個人所不能或缺的中心價值」。』余英時18歲時來到北京，開始接觸共產主義，卻發現跟他嚮往的「自由」價值有所牴觸、無法接受。
在北京時，余英時閱讀儲安平創辦的「觀察」周刊，在心靈深處接受了五四運動帶來的現代價值：民主、自由、寬容、平等與人權。他相信中國既是一個古老的文明大國，其中必有合情、合理與合乎人性的文化因子，經過調整後，可以與普世價值合流、帶動現代化。「我不能接受一種極端的觀點，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只有專制、不平等、壓迫等負面東西。」
1949年兩岸分裂，余英時插班考上燕京大學，在同儕的壓力之下，一度同意申請加入共產青年團「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那時余英時的父親已到香港，他趁寒假時赴港探望。余英時回憶，當時他只想和父母短暫重聚，然後回燕京讀書。但在通過深圳羅湖橋進入香港時，「突然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
重聚後，父親希望他留在香港就讀史學大師錢穆創辦的新亞書院，但余英時「一心一意以為只有中國本土才是我安身立命的所在」，一個意外改變他的命運。
余英時搭上返回北京的火車，火車入境廣州沒多久，在一個叫石龍的小站故障。就在等火車的這幾個小時，余英時突然改變心意，決定返回香港。他成為新亞書院第一位畢業生，人生也從此轉向。
● 堅持自由 曾「無國籍」長達20年
「我從19歲（1949年）便開始自我放逐，中間過了20多年的無國籍的生活。」余英時透露，自己在拿到美國公民身分前，足足有20年是「無國籍之人」，從未申請兩岸國籍。他們這群被稱為「中國第三勢力」的知識分子，堅持中國必須走向自由與民主，「擁有難以估量的思想潛力」。
赴美念書前，余英時在香港居住了五年。他在這段期間，先後參與「自由陣線」、「中國學生周報」等第三勢力刊物的編輯工作。他指出，當時在香港的流亡知識分子有上萬人，而英國對當時的香港採取徹底的法治，只要不犯法，人人享有言論、結社與出版的自由。這一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經驗，「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
「余英時回憶錄」出版，余英時學生共聚一堂，右起為作家楊照、中研院副院長黃進興、中...
「余英時回憶錄」出版，余英時學生共聚一堂，右起為作家楊照、中研院副院長黃進興、中研院院士王汎森。（記者陳宛茜／攝影）
1978年，余英時以「美國研究訪華代表團團長」的身分，再度踏上中國土地。這趟返鄉之旅卻徹底摧毀了他記憶中的中國，「中國比之任何一個外國，給我的感覺都更像是外國。」六四之後，他更決意不再踏足中國。
「我對歷史研究產生興趣時，中國正陷於一種反傳統的模式中，中國的整個過去都被負面地看待…我也陷於一種完全的迷失中。」余英時當年在領取「克魯格獎」的致詞演講中這麼說。當他以首位華裔學者、中文創作者的身分，獲得這座「人文諾貝爾獎」。他認為，這個獎不是表彰他、而是西方「對中國文化傳統和中國思想史的敬意」。
做為一個歷史學家，余英時卻擁有遠超出學術象牙塔之外的影響力。有人請他自剖作品的魅力所在，他說：「因為我說了人們不敢說的話」；「我不說神話，也不說鬼話，我只說最普通的人話。」
上一則
「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余英時辭世 享耆壽9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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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國學界憑弔余英時：中國學術第一人
世界日報
特派記者賴錦宏
／北京報道
2021-08-05 14:32
中研院院士余英時辭世後，中國主要媒體都以簡短消息處理。著名的文史講座群組「冰川思想庫」則撰寫專文稱，「余先生是當代中國學術第一人」。(圖截取自微博)
中研院院士余英時辭世後，中國主要媒體都以簡短消息處理。著名的文史講座群組「冰川思想庫」則撰寫專文稱，「余先生是當代中國學術第一人」。(圖截取自微博)
中研院院士余英時辭世的消息，中國主要媒體都以簡短消息處理，未有評論或相關文章。而中國文史學界則紛紛在微博微信弔念一代史學家，稱其為「余先生是當代中國學術第一人」，既懷有強烈的古代士大夫的人格與情懷，但在從事學術研究時又完美地採用並恪守了現代專業科學方法。
前鳳凰周刊總編輯師永剛，在微博上轉發了當年天下雜誌對余英時的專訪影片；作家薦見則是在微博刊發了當年香港新亞書院校慶，余英時「儒家思想與日常人生」講座影片。著名的文史講座群組「冰川思想庫」則撰寫專文稱，「余先生是當代中國學術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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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BBC:余英時逝於普林斯頓享年91歲：立場堅定的華人史學泰斗
●余英時：習近平難以抓到毛澤東的遺產
●音頻：余英時談毛澤東
●從余英時獲漢學獎說起
●共悼泰斗(北京大學賀衛方教授發文致哀：「死而不亡者壽」)
●余英時教授給香港中大副教授周保松最後的信
●余英時一生鮮明批判中共對中國的統治
余英時逝於普林斯頓享年91歲：立場堅定的華人史學泰斗
英國廣播電台
( BBC )2021年8月5日
余英時在台北領取唐獎（18/9/2014）圖像來源，AFP
圖像加註文字，
余英時被譽為史學泰斗，雖然長年不在中國，但仍深入透徹了解中國歷史與時政。
國際知名華裔中國歷史學家余英時在美國普林斯頓逝世，享年91歲。中國海內外學術界與政治、思想界人士，均表震驚與哀悼。
台灣中研院星期四（8月5日）發通告宣布 讚揚余英時是“全球極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師”，“貫通古今，在當今學界十分罕見”。
多名家庭友人亦證實，余英時去世前夜曾先後與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教授和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原所長陳方正通電話，到凌晨，夫人陳淑平發現丈夫已安詳離世。住在紐約的兩名女兒隨即趕到，按照余英時遺願低調身後事，將其安葬於普林斯頓大學他父母的墓旁，然後陳淑平才向親友和學界透露余英時逝去的消息。
香港中文大學 署理校長陳金梁教授說：“余英時教授一生貢獻學術，在中國歷史和文化史研究方面極具影響力，其學術成就屢獲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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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教授與中大淵源深厚，為新亞書院校友，其後返回母校任職副校長及新亞書院院長，致力在校園推廣中國文化研究，讓師生裨益良多。我謹代表中大全體師生校友向余英時教授的家人致以最誠摯的慰問，並對余英時教授為學術的無私奉獻和對大學的貢獻表達由衷敬意。”
台灣中央研究院Facebook截屏（5/8/2021）
圖像來源，ACADEMIA SINICA / FACEBOOK
余英時祖籍中國安徽潛山，1930年出生於中國天津，生前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東亞研究與歷史榮休教授，亦曾任密西根大學副教授，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余英時一生堅持學術和思想表達的獨立，強調“知識人”的自由與獨立。他對中共的批判立場鮮明，曾公開表示支持1989年北京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對鎮壓行為表示抗議，也曾明確表示關注與支持2014年香港的雨傘運動。又曾明言只要中共不放棄一黨專政，他就不會回國。
●余英時：習近平難以抓到毛澤東的遺產
●音頻：余英時談毛澤東
●從余英時獲漢學獎說起
●共悼泰斗
余英時去世的消息由其家人朋友星期四在網絡上公佈後，中港台知識界紛紛表達哀思，生前與其有過交往的學者、媒體人和民主運動人士共同隔空哀悼。
余英時於2014年獲頒台灣首屆唐獎漢學獎。唐獎教育基金會周四發表聲明說，創辦人尹衍梁對余英時畢生在漢學領域的貢獻表達感恩與懷念；執行長陳振川代表基金會全體向家屬致以深切慰問。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發文致哀：“余英時先生之學問融匯東西，打通古今，博大豐厚，極具開拓力量和啟發意義，是同代人文學界中的佼佼者。他以對古今知識人及思想史的精湛研究，更以身垂範，昭示了一個知識人所應該具有的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
“死而不亡者壽，這種人格與精神乃是余英時先生留給後人的最寶貴遺產。”
香港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撰長文，懷念余英時對後輩的關心和對香港問題的關注。周保松說：“上星期才收到余英時先生的來信。這兩天正在想著要回信給他。我現在捧著他的信，讀著他的字，感覺很不真實。我生命中極為尊敬、信賴、精神上甚為依靠的一個人走了。”
周保松透露，就在2021年6月24日，香港《蘋果日報》刊登最後一期，他因為悲憤給余英時寫了長信，連同最後一份《蘋果》寄去普林斯頓。並感謝他“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便在香港出版自由主義的著作，並以一生之力去推動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
余英時收到週的信後，手寫一書，傳真回复，並又在7月16日親自寄了信用空郵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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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教授給香港中大副教授周保松最後的信
余英時給周保鬆的信（13/7/2021）
圖像來源，PC CHOW
2021年7月13日
保松先生：
收到賜寄報紙最後一日絕版以及先生大作等，不但感謝而且感動。
香港情況向民主自由相反的方面進展，我早在NY時報 在短時間內，大概不易改變，但我始終相信：人類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數自私自利的人長期控制。香港自開始（1843）便享有自由，不在專制王朝手中。以香港人的覺悟程度而言，也決不甘心作奴隸或順民。但人的主觀奮鬥是極重要的，決不能放棄。
我完全同意先生信中一段話：
余英時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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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師從余英時的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王汎森院士對台灣官方中央社說，余英時不僅是史學泰斗、展現知識分子的風骨與典範，也對學生處境考慮相當周到，又說自己受到其作品莫大啟蒙，“好像能從他的著作中看到一個精彩且廣大的世界”。
王汎森亦對《聯合報》說：“余英時對自由民主的堅持一生未改，堅持反共，對台灣的自由民主關心，且對時事訊息掌握清楚。”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陳芳明教授對中央社說：“他（余英時）支持台灣的太陽花運動，香港的反送中運動，總是在關鍵時刻發出正義之聲，立場從未動搖。”
“余英時讓我知道，歷史不是靜態的，而是可以讓人看到時間的流動，可以看到社會的變化。余英時的文字雖是靜態的，但在他的敘事過程中，你可以感受到它的生命力，他可以說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歷史家，永遠保持開放、多元、開明的心態在做學問。”
《余英時回憶錄》出版商，台灣允晨文化總編輯廖志峰也對余英時的去世消息感到驚訝。廖志峰對中央社表示，余英時前不久才答應了為出版社社慶題字的邀約。
他說出版這本回憶錄花了前後12年，他曾為此到美國親自拜訪余英時，深感對方在豐富學養及高尚人格之外，更洋溢著處處為人著想的溫暖。這本著作的封底形容《余英時回憶錄》是“全球華人引領翹望，期待已久的鉅作”。
台灣中研院副院長黃進興對台灣公共電視回憶說：“他經常罵我的話就是，我早熟又不成熟，那我都年紀這麼大了還常常挨老師的罵，不過現在事後想想也許這是一個榮幸吧。”
《南方都市報》前總編輯程益中（後）與夫人陳君英（中）在余英時（前）家中觀看餘教授在書上題字（12/2018）
圖像來源，LUO SILING
圖像加註文字，
2018年12月，程益中（後） 與夫人陳君英在余英時（前）家中請其在書上題字。
“大陸的媒體跟民間（對余英時）的反應非常正面，他是喜歡、熱愛中國文化中國人民，極度厭惡共產的政權，他把自由、民主、人權當作不可替代的一個原則。”
天安門學運“六四”事件流亡者，《河殤》電視片集總撰稿人
廣州《南方都市報》前總編輯程益中發文回憶2018年12月探望余英時，余英時談到“歷史與新聞是同一門學科，歷史就是新聞、新聞就是歷史”。
談論該年中國《憲法》修改之後的大陸政權，余英時將其定義為“黨有資本主義”，謂其眼見的未來似無改變的可能，但決非“不可撼動”。
目前旅居美國的天安門學運領袖王丹說：“先生離開，是學術界這幾年來最大損失，也是華人社會的重大損失。”
“先生對我，多年來關懷備至；念及上次還與先生在他的客廳暢談良久，更是悲從中來。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
王丹與余英時合影（9/2014）
圖像來源，WANG DAN
圖像加註文字，
王丹在社交媒體上載昔日與余英時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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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大家中西貫通獨立人格
BBC中文新聞總編
余英時教授是中國當代最具有建樹的思想家，是被全球研究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學者公認的漢學和中國研究領域中處於中心地位的大家。他中西匯通，研古析今，又因其獨立人格和政治上的不妥協與態度鮮明，晚年其著作和言論在中國大陸幾乎被封殺，但這並沒有阻止在中國大陸的學者和公眾悼念他。
余英時的學術研究，從遠古時期到近現代，涵蓋了橫跨3000多年的中國歷史時期。他在美國的學術生涯始於對先秦兩漢時期和中古時期思想文化史的專門研究。從攻讀博士時期開始，余英時便已經在學術界嶄露頭角，他的博士論文探討了古代長生理想向不朽思想的重大轉變，成為對宗教思想關鍵轉變的經典描述。
《论天人之际》书影（6/8/2021）
圖像來源，BBC NEWS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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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出版的《論天人之際》是余英時給與當代中國人的思想啟發，也是貢獻給全世界思想界的精神遺產。
1970年代，余英時教授發表著作梳理了宋明理學的發展和清代思想史，並在針對僅次於孔子本人的最有影響力的儒家人物朱熹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性成果，展示了他對儒家思想的全面掌握。
余英時教授的學術成果大致集中在三方面：先秦兩漢時期的中國古代思想史、宋元明清的知識和文化史，以及近現代的知識分子和東西文化問題研究。
2006年，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詹姆斯·比林頓（James H. Billington）在授予余英時“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時說：“余英時博士的學術研究是非常深刻和廣泛的。他對中國歷史、思想和文化研究的影響跨越了許多學科、歷史階段和研究課題；他深刻地研究了關於人性的一些重大問題和內在原理。”
余英時教授不僅是中國當代最具有建樹的思想家，而且是海外中華文明的傳播者。他從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追踪了中國近百年價值觀念和思想潮流的流變。在立場上，他無疑是反對全面徹底地拋棄中國傳統文化的，但他從來不就價值觀取向進行爭論，而是用梳理思想脈絡的方法，用史實去證明“現代激進主義濫觴”的存在。他認為：“傳統和現代化並不是在每一個方面必然都是勢不兩立的。現代化有時反而需要藉助於傳統中的健康力量。” （1993）
北京鸟巢中國共產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文艺晚会上上百名身穿军队救援工作服的舞蹈员做出支撑党旗姿势（28/6/2021）
圖像來源，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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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一生鮮明批判中共對中國的統治。
余英時教授是一生堅持把中國文化的重建問題提到檯面上研究的思想史學家。對於中國文化傳統，他的信念絕不僅僅是停留在“傳統仍有價值”的說法，而是把一些優質的文化傳統當成“恢復人類文明的元氣”的工具（1999）。而他本人則是窮其一生不斷梳理中國文化傳統，並在1990年代通過香港《明報月刊》等刊物，向當代中國人介紹傳統文化的精要。
晚年，余英時教授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仍有突破性貢獻，成為最先使用中文加入二十世紀上半葉由哲學家和宗教研究者開始的關於“軸心時代”的討論的學者。其著作，2014年出版的《論天人之際》，系統性地確立了中國先秦哲學思想作為“中國文明的軸心突破”與“軸心時代”的對應關係。這是余英時給與當代中國人的思想啟發，也是貢獻給全世界思想界的精神遺產。
著作等身的學者余英時，因其獨立人格與求真敢言的性格，亦從未放棄和逃避對社會現實和文化問題的關注和評論，1950年代初期，青年學子余英時初到香港的新亞書院就讀時，受教於錢穆，彼時已熱忱地關注中國社會與政治發展走向。此後多年直至臨終，余英時都在海外持續關注中國政治問題。對媒體採訪、同仁和學生請教與交流中國現實問題的請求，幾乎有求必應，知無不言。
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占领天津情况（1939）
圖像來源，HULTON DEUTSCH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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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的童年在日軍侵華與國共內戰中度過。
復旦大學歷史學者葛兆光曾撰文分析，余英時的家世和個人在香港美國治學的際遇，造就了其與在中國大陸生活的歷史學者的巨大不同。而余英時自己在多個場合系統講述過1937-1949年少年時期在中國大陸的最初經歷，決定了他對共產主義和中共的認識，也注定了他終身反對共產主義而一生選擇去往自由的地方。
關於為何中國知識分子最終選擇了共產主義這個令華人政治和歷史學界長久討論的問題，余英時在回憶錄中寫道：“以儒家為主題的中共傳統思想發生了一種接引作用，使清末知識人容易接受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意識……中國知識人最初選擇共產主義作為'救亡'的藥方時，主要是出於一種錯覺，他們對於這套理論是否合乎中國的病情，根本未深入研究過。由於這套理論中的某些因子初看似乎和他們所熟悉的傳統觀念與價值相近（如'均'，'公'之類），他們便毫不遲疑地奉為'真理'，願意為之獻出生命。不同的錯覺在'五四'以後仍然不斷出現……總之，這一選擇可以說是聚九州之鐵而鑄成的大錯。”
余英時自1978年以美國漢代研究訪華團團長身份回到中國大陸訪問後，至臨終，再未回故土。余英時經常前往台灣參加各種學術活動，出版大量台版學術著作，大多數學術著作也得以在中國大陸出版，但一些與中國主流意識形態不符的內容和時事評論多遭刪減。近些年，更傳出被封殺的消息。
“在沒有胡適之的年代裡，至少我們可以讀余英時。”一度是1990年代中國大陸知識界很流行的話。中國大陸最早出版余英時的書是1987年的《士與中國文化》，此書一度風靡，影響了大量中國讀書人。當時中國社會和思想界對古代中國文化和士大夫傳統多持批評態度，而余英時與錢穆先生類似，對傳統懷有“溫情”與“敬意”，對中國古代“士”持同情態度。
復旦大學歷史學者葛兆光認為，從實質上，余英時的著作“激勵了八十年代文化熱衷知識階層對政治權利的反抗勇氣”。“從另一側面提醒了知識階層如何關注自己的歷史，以及只是人如何發掘傳統精神，用'道統'對抗'政統'，以傳統中的'不事往後，高尚其事'的氣節，給知識階層保留一層尊嚴”。
晚清时期衙门职员（约18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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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時期“讀書人”。余英時曾把中國傳統士大夫與西方知識分子作比較，認為兩者都在充當著“社會的良心”的角色。
余英時把中國傳統的'士'與近代歐洲的'知識分子'比較，指出古代中國的“士”與西方知識分子極為相似，都是“社會的良心”，是“人類的基本價值的維護者”。其著作和獨立剩餘在八十年代對中國大陸學界的刺激，如同他的“反智論”在戒嚴時期的台灣所發揮的思想衝擊一樣重要。
2001年從普林斯頓大學榮休之後，他與中國海外華語學界學術交往頻繁，但幾乎放棄了英文寫作而致力於中文，也是其堅持與中國學者和公眾交流的方式。因無法返回中國，中國大陸自由知識分子和學術界人士赴美，多會尋機前往其普林斯頓家中訪問。
曾對余英時做過專訪的媒體人羅四鴒向BBC中文回憶，余英時在2018年4月，親筆為大陸媒體撰文，談中國史學危機問題，強調“寫史必須用'直筆'，不能隱藏或歪曲事實，是中國最古老的傳統之一。
余英時寫道：“1949年以後，歷史課本便越來越走向宣傳的路。到了1966年所謂'文化大革命'，歷史則完全變成了意識形態的工具，用謊言來抹殺事實真相已成為常態。今天作為大學中意識形態課程之一的'中國現代史'便是徹頭徹尾的偽史。中共已正式宣布對於毛統治下的30年不許有任何負面的評論，對於毛死後至今的三四十年更不許稍有“妄議”。試想在這樣的狀態下，今天青年學生所能接觸到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歷史知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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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苦難
余英時1930年1月22日在天津出生，據其回憶，幼年學習接受現代教育的小學、中學與老式私塾，尤其是在1937至1946年之間，返回祖籍安徽潛山躲避戰火的時期。12歲之前在鄉間私塾受教育，隨後去中國文化重鎮桐城上初中，有一年在與舅父生活。
《余英时回忆录》书影（6/8/2021）
圖像來源，BBC NEWS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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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回憶錄》前後歷時12年成書。
余英時很在意自己兒時這段經歷。在他的回憶錄中說，自己“有系統的記憶從這裡開始的”，自己“父親這一代離鄉外出，但根在故鄉”，又說，父親余協中所編的一套《西洋通史》成為了他學習歷史的啟蒙。
他在安徽鄉間見聞的“新四軍”令其心生厭惡，而其在瀋陽最初接觸到的共產主義宣傳和隨後對共產主義思想的自我探索，並未令其完全接受共產主義。
余英時說：“我一開始便認定'自由'是現代社會和個人所不能或缺的中心極致。當時許多人都討論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我是完全同意的。”
余英時其後先後入讀遼寧瀋陽私立東北中正大學與北平燕京大學。但1949年中共建政，余英時漸生去意。
1950年元旦日，余英時入境香港探望父母，自此留下來，更入讀史學家錢穆創辦的新亞書院，跟隨他學習，1952年成為新亞書院首屆畢業生。新亞書院後來成為香港中文大學創始單位，一直維持至今。余英時的畢業證書目前仍存放於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
1955年，余英時獲保薦到美國哈佛大學，作為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他在哈佛學習的生涯由此展開，後來師從漢學家楊聯陞教授，1962年取得哈佛博士學位，七年後獲哈佛聘任為中國史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内之钱穆铜像
圖像來源，UNIVERSAL IMAGES GROUP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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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內之錢穆銅像。余英時師承錢穆，畢業於新亞書院，也曾出掌書院。
1973年，余英時教授重返香港，擔任中文大學副校長兼新亞書院院長。當時中大奉英屬香港立法局決議，要把學校架構從“書院聯邦制”改成中央集權，余英時被任命出掌改制工作組。改制引發恩師錢穆等九位中大校董辭職，余英時返回港中大僅僅兩年便返回哈佛執教。
此後，余英時先後在密歇根大學、耶魯大學等院校講學，最終回到普林斯頓大學，直到退休。
他畢生著作眾多，包括《士與中國文化》、《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朱熹的歷史世界》、《重尋胡適歷程：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方以智晚節考》和《論戴震與章學誠》等。其中，《漢代貿易與擴張：漢胡經濟關係的研究》（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一書影響最為深遠，香港中大形容是“馳譽學術界”的作品。
台灣中研院形容余英時“專長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西方學界皆推崇其為21世紀中國史學之泰斗”。
2014年
余英九（右）英時（左）從時任台灣總統馬英九（右）手中接過唐獎獎狀（18/9/2014）
圖像來源，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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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余英時（左）從時任台灣總統馬英九（右）手中接過唐獎獎狀。
余英時一生獲獎無數，1974年獲選為台灣中研院院士，1978年獲香港中文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1992年獲頒香港大學名譽文學博士，2004年獲選美國哲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2006年獲頒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獎（John W. Kluge Prize）終身成就獎，
作為一位學者，他曾形容自己不希望被人崇拜。他在2014年9月到台灣出席唐獎頒獎禮時對《天下》雜誌說：“我絕對沒有做教主的意思。但我了解年輕人都會佩服當代人，我想這是年齡問題，只要你知識到某個程度，慢慢就可以知道。”
“就像我跟我老師錢穆，我一直到現在尊重他，但我跟他不同的地方也很多，別人也看得出來。之所以有不同的意見，就要發揮他，把他的想法往前推。”
2006年11月，在接受中國廣州《時代周報》採訪時，余英時曾說：“在這個時代我能做什麼，那就是做自己。我沒有英雄崇拜主義，也不會自愧不如……我只有一點對中國文史的底子。總而言之，盡力完成自我，同時也知道尊重別人，這就是所謂'博學知福'，即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的最好辦法。”
“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天安門广场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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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天安門學運最終以“六四”血腥清場告終。
余英時長年對中共統治作嚴厲批評。2013年中共已故領導人毛澤東誕辰120週年之際，他說：“共產黨到上海來的時候我就在上海，一般的民心並沒有向它，只是無可奈何，只有看它發展了。也沒有特別對它有什麼畏懼，但（國民黨）已經守不住秩序了。所以就是無可奈何之下非接受不可的命運，並沒有什麼像共產黨所描寫的那樣很多人歡天喜地。”
余英時在該次採訪中還形容，“如果沒有日本人的侵略，毛澤東是不可能成功的”，“知識界的人被他拉攏去了，這是左傾思想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起的作用。但不是以共產主義為號召，而是以民主自由這套東西為號召。他們認為是新民主主義的問題”。
“毛澤東唯一的一個政治遺產就是一個強人把整個中國抓在手中，想怎麼做就怎麼做。這個遺產他們今天沒有一個人能夠繼承，所以他們只是想往而已。因為現在共產黨內部顯然有問題，有不同的勢力，不同的做法。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也有限了。所以在這個情況下之下，（現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大概就希望能夠有毛澤東那樣的權力，這就是他所謂的遺產，但這個遺產他們沒辦法抓到。”
余英時離開中國後，只曾在1978年隨美國學術代表團訪問大陸。但他在1985年的散文《我的中國情懷》中說：“儘管29年後化鶴歸來，發現'城郭如故人民非'，我的'中國情懷'不但未曾稍減，似乎反而與日俱增。正因如此，我才不能忘情於故國，而往往要以世外閒人，與人話國事，說些於己無益而又極討人嫌的廢話。”
1996年，余英時出席普林斯頓中國學社（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一場有關文化大革命30週年的座談會時曾說：“民族主義是造成文革亂局背後的一個重要力量，是義和團運動的擴大再版。要警惕文革這一大套東西，還有可能要藉民族主義還魂。”
“文革是有人組織操縱的，參加者都以為自己有自由意志，但其實這個'自由意志'不過是'假意識'。今天正在躍躍欲試的新'文革'也是如此，背後有一批人在組織策劃，個別參加的人自以為是為'愛國'行動，歷史的真相將來一定會暴露出來。”
這次演講內容後來被整理成《警惕文革一套借民族主義還魂》一文，收錄到香港《明報月刊》1996年6月號當中。
1989年天安門學運爆發時，余英時曾活躍發言支持。2013年他對《聯合報》報系北美《世界日報》評論說：“我認為'六四'不存在'平反'的問題，只要中共政權存在的一天，他們永遠不會面對六四問題，否則他們就垮台了，而且六四也不應叫'平反'。”
“'六四'後很多人認為中共很快會垮台，但他的組織太厲害，這裡面也有個氣數問題。”
2018年，余英時接受端傳媒專訪時又曾說：“今天已不可能出現'六四'前幾年的'文化熱'了，知識人處於社會邊緣的地位，不再能扮演思想導師的角色。”
“我雖然看不出中國現狀如何改變及何時改變，但我仍然堅信目前的極權統治並不是鐵打的江山，因為存在著內在的不可克服的致命因素。無盡無休的集體抗議，每發生一次都會引起一點負面的作用。思想言論自由的全面禁絕，又切斷了學術和教育的進路，整體文化勢將越來越停滯不前。極權體系在短期內也許可以維持一種表面上的'穩定'，但是暗地裡卻在不斷弱化之中。”
台湾“反服贸”抗议参与学生占领立法院议场（19/3/2014）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圖像加註文字，
“太陽花學運“成功拖慢在台灣備受爭議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交付審查。
余英時也常對台灣時局有尖銳評論。2006年從新澤西州前往華盛頓接受國會圖書館克魯格獎時曾對《聯合晚報》說，台灣政局確實混亂，但亂只是一時的、人為的，且“人病而非法病”，“是人的問題大於法的問題”，只要台灣堅持民主自由，繼續走民主自由的路，一時人出了問題，經過選舉換人，還有機會撥亂反正。當時，民進黨的陳水扁第二個台灣總統任期過去了一半。
2008年6月30日——中國國民黨馬英九就任總統後一個多月——余英時到台灣演講時，讚揚台灣經歷政黨輪替，以選舉選出自己的政府，不僅權威的政黨遭到推翻，新政黨可以執政，如今舊政權又能回頭執政，這樣的民主成就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也是過去中國思想難以想像的。台灣和香港相較中國大陸，社會沒有經過像文革般的激烈的暴力摧殘，風俗習慣文化能夠具有延續性，更有條件可以推動民主。
2013年，香港“佔領中環”抗議運動尚在醞釀，余英時投書香港《蘋果日報》說：“公民抗命不但有偉大的過去、光輝的現在，而且更有無限的未來。參與公民抗命，是現代人的光榮而神聖的責任。爭取特首普選，關係著香港所有公民的未來，他們的人權、自由、生命尊嚴等等核心價值，都必須在過了公平普選這一關之後才能有著落。”
“在缺乏任何其他有效途徑的情況之下，公民抗命、佔領中環無疑是爭取普選的最重要的手段。”
2014年9月余英時準備赴台領獎時，“佔中”抗議如箭在弦，香港《蘋果日報》再次引述他說：“我想'佔中'不能說不佔了，你現在不佔，不是更糟糕嗎？”
“你不能說：我就算了，我無辦法了，我就做順民好了，聽你的話。那就更糟糕，那就永沒有翻身的日子了！”
余英時曾對《世界日報》說他不願回去中國的原因：“第一我不喜歡熱鬧，如果我回去，到處開座談會、演講，我受不了，我現在也不談政治。第二基本上是價值問題，這與六四無關。但要我否定自己所有一切才能回去，並不心安理得，我首先就看不起自己了。”
“如果中共放棄一黨專制，我馬上去。”
最終，余英時並未盼到這一天。但或許正如他晚年經常被引用的一句話，在余英時心目中，“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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