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有三耻，言论须三正
余东海
自勉联：君子于言无所苟，大人处世必全真。
一
相比诸子百家，儒家最重视、最擅长言论，言论著作也最丰富。《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其父司马谈言：“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云。
杨雄《法言•寡见》也有类似的话：“司马子长有言曰：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当年不能极其变，终身不能究其业。”可见六艺经传之丰盛。千万数的六艺经传中，乐经遗失，遗失的传显然很多，应该是拜暴秦和项羽两场历史性的恶火所赐。
儒家最重要的工作有二：一是行道，而是传道。传道最重要的有二：一是身教，二是言传。文字语言就是最重要的传道工具，包括正理、正义和正确的思想观念的传达，都离不开语言文字。
注意，言传身教，相辅相成，言传离不开身教，身教离不开言传，两者不可割裂。凡主张离言传法，离言传道者，往往非真儒，或真而不正，正而不中，产生了佛道化倾向。
重视训诂也是重视言论的表现。每个名相，即词语、术语、概念，都有其本义和习惯义，不能自作聪明胡乱解释和引申。即使要引申，也要明白其本义，并在尊重其本义的基础上明明白白地进行。名相有古今，现代儒者对于一些重要的现代名相应该有所理解。现代名相训诂应该成为现代小学的内容之一。
儒家有三重视，除了重视训诂，还有重视学习，重视知识，都有重视言论密切相关。关于学习，《论语》开头即强调“学而时习之”，习即重复学习，学习成熟。东海《论语点睛》将习等同于行，解释为行为实践，是过度理解。
关于知识，儒家把知识当作智慧的前提，又把智慧看成道德的要素。学习、知识、训诂三方面相辅相成，为儒家高度重视，视之为入德之门和成德之基。这是儒家一大特色，非佛道所能也。
这方面道家差得远，对于学习、训诂、知识和言论都不重视。老子反对多言，说什么：“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殊不知，言多言少不是问题，言论正误才是关键。三非性言论当然越少越好，没有最好；三正性言论却是多多益善，圣贤君子言论越多，越有利于人民和人道，自己功德也越大。三正者，正常、正确、正义也。
二
道德与言论是本末关系，但“末”并非不重要。本大则末全，末大则本全，无末则无本。而正言正行都是成德成圣的必须。
故儒家将言与行并列，并且置先。《易经系辞上》说：“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这句话含有两层要义：一、君子必须有相应的言行，有善言正言，善行正行，否则无以荣自己，无以动天地；二、君子必须慎言慎行，一字不苟，尽量避免说错话做错事，否则就是君子之耻，并会造成不良影响。
思想和行为、理论和实践同样重要，而且思想理论更为基础。《大学》教导：“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思想和行为的关系就是先后、始终的关系。不知先后，则远道矣。
《大学》不说始终，而说终始，是因为很多事的终并非结束，也不能结束，必须自始至终、又终而复始地循环往复。言论和行为的关系就是如此。言论指导行为，行为又反过来进一步导良言论，直到言行都高度正确，达入圣贤境界。
正确是儒家对言论的基本要求。故儒家强调慎言，发言、立言必须慎之又慎。孔子说：“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孔子表示，可能有不知道创妄立新说的人，我没有这个毛病。
孔子又说：“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君子对自己不知道的事，该先存疑。
《集注》：“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尝妄作，盖亦谦辞，然亦可见其无所不知也。”
二程说：“立言所以明道也。言之而知德者厌之，不知德者惑之，何也？由涉道不深，素无涵蓄尔。”让知德者厌、不知德者惑，这种言论无益有害，不如不言。二程又说：“传道为难，续之亦不易。有一字之差，则失其本旨矣。”（《二程粹言》）欲传君子之道，就应言发于衷，一字不苟，语合乎理，一字不差。
当然，抵达圣贤境界之前，任何人都可能犯错误，包括言论错误和行为错误。只要能够过而改之就好，不必过于自责。东海皈儒以后，从以前的放纵狂肆变为谨慎收敛，有一段时间自我要求特严格。常常三省吾身，一旦发现言行有疵，常会懊恼久之，自己与自己过不去。
慢慢感觉过了。任何人在抵达圣境之前，言行德性都难免有罅漏，有时不妨洒脱一点。错了，过而改之就是了；有漏，可以补则补，不方便则顺其自然，小德出入可也。元士说过：“追求完美，包容缺憾。”这正是君子修养。包容缺憾，包括包容他人之缺憾和自己之缺憾。
三
言论方面，儒家有三可耻：面对政治无道、社会不公而不言，是不负社会责任，可耻也；明知他人错误而不言，可与言而不言，是不负道德责任，可耻也；先知真理、先觉天理而不言，是不负文化责任，可耻也；不过，真正知觉道德真理、政治真理者，不可能不言，良知勃勃不容已故，有其德必有其言故。
“三可耻”不需要证据，因为这是仁义逻辑的必然，说出来了，就成立了。但有人一定要我拿出“三可耻”的经典依据和历史证据。没问题，很丰富。历代儒者批判政治无道社会不公、批判他人错误和觉后知觉后觉之言，不可胜数。
司马迁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范宁说：“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可见孔子作《春秋》，就有批判乱贼、摧邪显正、拨乱反正的意义。包括《春秋》的所有儒家经典和历代大儒著作，都有是是非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诲人不倦和批评他人错误的内容，都可以充当“三可耻”之说的证据。
另外，儒家又以妄言妄语和错误言论为耻。不过，是否正言正语，言论是否正确，世人俗儒说了不算。《史记•高祖本纪》：“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 《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敬力排众议》：忽又一人大声曰：“公好为大言，未必真有实学，恐适为儒者所笑耳。”
刘季和诸葛都遭到大言之讥，然诸葛亮千古名相，刘季更是“成就了四百年汉朝，两千余年之汉族，民到于今受其赐。”（广毅厅友语）讥笑他们的人有何成就？故世人俗儒耳中的夸大之言，未必不是正大之言。
巧的是，大言一词多义，既可指夸大的言辞，也可指正大的言论。《庄子•齐物论》：“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成玄英疏：“夫诠理大言，犹猛火炎燎原野，清荡无遗。”2021-7-22余东海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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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
自勉联：君子于言无所苟，大人处世必全真。
一
相比诸子百家，儒家最重视、最擅长言论，言论著作也最丰富。《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其父司马谈言：“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云。
杨雄《法言•寡见》也有类似的话：“司马子长有言曰：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当年不能极其变，终身不能究其业。”可见六艺经传之丰盛。千万数的六艺经传中，乐经遗失，遗失的传显然很多，应该是拜暴秦和项羽两场历史性的恶火所赐。
儒家最重要的工作有二：一是行道，而是传道。传道最重要的有二：一是身教，二是言传。文字语言就是最重要的传道工具，包括正理、正义和正确的思想观念的传达，都离不开语言文字。
注意，言传身教，相辅相成，言传离不开身教，身教离不开言传，两者不可割裂。凡主张离言传法，离言传道者，往往非真儒，或真而不正，正而不中，产生了佛道化倾向。
重视训诂也是重视言论的表现。每个名相，即词语、术语、概念，都有其本义和习惯义，不能自作聪明胡乱解释和引申。即使要引申，也要明白其本义，并在尊重其本义的基础上明明白白地进行。名相有古今，现代儒者对于一些重要的现代名相应该有所理解。现代名相训诂应该成为现代小学的内容之一。
儒家有三重视，除了重视训诂，还有重视学习，重视知识，都有重视言论密切相关。关于学习，《论语》开头即强调“学而时习之”，习即重复学习，学习成熟。东海《论语点睛》将习等同于行，解释为行为实践，是过度理解。
关于知识，儒家把知识当作智慧的前提，又把智慧看成道德的要素。学习、知识、训诂三方面相辅相成，为儒家高度重视，视之为入德之门和成德之基。这是儒家一大特色，非佛道所能也。
这方面道家差得远，对于学习、训诂、知识和言论都不重视。老子反对多言，说什么：“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殊不知，言多言少不是问题，言论正误才是关键。三非性言论当然越少越好，没有最好；三正性言论却是多多益善，圣贤君子言论越多，越有利于人民和人道，自己功德也越大。三正者，正常、正确、正义也。
二
道德与言论是本末关系，但“末”并非不重要。本大则末全，末大则本全，无末则无本。而正言正行都是成德成圣的必须。
故儒家将言与行并列，并且置先。《易经系辞上》说：“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这句话含有两层要义：一、君子必须有相应的言行，有善言正言，善行正行，否则无以荣自己，无以动天地；二、君子必须慎言慎行，一字不苟，尽量避免说错话做错事，否则就是君子之耻，并会造成不良影响。
思想和行为、理论和实践同样重要，而且思想理论更为基础。《大学》教导：“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思想和行为的关系就是先后、始终的关系。不知先后，则远道矣。
《大学》不说始终，而说终始，是因为很多事的终并非结束，也不能结束，必须自始至终、又终而复始地循环往复。言论和行为的关系就是如此。言论指导行为，行为又反过来进一步导良言论，直到言行都高度正确，达入圣贤境界。
正确是儒家对言论的基本要求。故儒家强调慎言，发言、立言必须慎之又慎。孔子说：“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孔子表示，可能有不知道创妄立新说的人，我没有这个毛病。
孔子又说：“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君子对自己不知道的事，该先存疑。
《集注》：“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尝妄作，盖亦谦辞，然亦可见其无所不知也。”
二程说：“立言所以明道也。言之而知德者厌之，不知德者惑之，何也？由涉道不深，素无涵蓄尔。”让知德者厌、不知德者惑，这种言论无益有害，不如不言。二程又说：“传道为难，续之亦不易。有一字之差，则失其本旨矣。”（《二程粹言》）欲传君子之道，就应言发于衷，一字不苟，语合乎理，一字不差。
当然，抵达圣贤境界之前，任何人都可能犯错误，包括言论错误和行为错误。只要能够过而改之就好，不必过于自责。东海皈儒以后，从以前的放纵狂肆变为谨慎收敛，有一段时间自我要求特严格。常常三省吾身，一旦发现言行有疵，常会懊恼久之，自己与自己过不去。
慢慢感觉过了。任何人在抵达圣境之前，言行德性都难免有罅漏，有时不妨洒脱一点。错了，过而改之就是了；有漏，可以补则补，不方便则顺其自然，小德出入可也。元士说过：“追求完美，包容缺憾。”这正是君子修养。包容缺憾，包括包容他人之缺憾和自己之缺憾。
三
言论方面，儒家有三可耻：面对政治无道、社会不公而不言，是不负社会责任，可耻也；明知他人错误而不言，可与言而不言，是不负道德责任，可耻也；先知真理、先觉天理而不言，是不负文化责任，可耻也；不过，真正知觉道德真理、政治真理者，不可能不言，良知勃勃不容已故，有其德必有其言故。
“三可耻”不需要证据，因为这是仁义逻辑的必然，说出来了，就成立了。但有人一定要我拿出“三可耻”的经典依据和历史证据。没问题，很丰富。历代儒者批判政治无道社会不公、批判他人错误和觉后知觉后觉之言，不可胜数。
司马迁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范宁说：“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可见孔子作《春秋》，就有批判乱贼、摧邪显正、拨乱反正的意义。包括《春秋》的所有儒家经典和历代大儒著作，都有是是非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诲人不倦和批评他人错误的内容，都可以充当“三可耻”之说的证据。
另外，儒家又以妄言妄语和错误言论为耻。不过，是否正言正语，言论是否正确，世人俗儒说了不算。《史记•高祖本纪》：“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 《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敬力排众议》：忽又一人大声曰：“公好为大言，未必真有实学，恐适为儒者所笑耳。”
刘季和诸葛都遭到大言之讥，然诸葛亮千古名相，刘季更是“成就了四百年汉朝，两千余年之汉族，民到于今受其赐。”（广毅厅友语）讥笑他们的人有何成就？故世人俗儒耳中的夸大之言，未必不是正大之言。
巧的是，大言一词多义，既可指夸大的言辞，也可指正大的言论。《庄子•齐物论》：“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成玄英疏：“夫诠理大言，犹猛火炎燎原野，清荡无遗。”2021-7-22余东海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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