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漫说中原
【按：古老中原，到现代出了「水旱蝗汤」，四九后改为「水旱谎党」，愈贫瘠愈产「极左」，这是从河南产生的规律吗？富饶的豫南竟闹出饿死百万人的惨祸，今日郑州大水，跟「左倾思潮」有关吗？「中国崛起」在古老中原是什么效应，这场大水可以提供什么教训？】
河南人最爱把河南叫作中原、中州，那典型是一种文化优越感。潼关以西，黄淮之间的这块黄土，当真是随地一脚就能踢出盛唐大宋的土坷垃。洛阳是六朝古都，近郊白马寺是亚洲大陆的佛教「祖廷」，那一带的农地至今还是海外垂涎的出土文物「高产田」，一犁耙下去兴许就掘出个武则天朝的熏炉来；东边的巩县埋着北宋七帝八陵，往东南走是武林胜地嵩山少林寺，再往东就是开封，那个「水浒传」和「清明上河图」里的京师汴梁，如此等等，在历史文物方面，中原人除了还要往西边的长安咸阳让一分，便睨视天下，连燕京、建康也不放在眼里的。虽然近代以来中原极度衰落，但那种以古老悠久为荣的心态还在。
不过，中原的古迹也是所剩无几。从东汉末董卓焚洛阳、唐武宗灭佛砸龙门石窟、南宋时刘庸掘宋陵、明末李自成淹开封，到近代已是一片铜驼荆棘。这半个世纪文物的最大劫难自然是「文革」，人们又蜂拥去砸龙门石窟，幸好本地的红卫兵接到指令前去保护;但在洛阳的另一头，白马寺大队支书带农民冲进寺内，砸碎了一千多年前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还烧了两千年前高僧鸠目什罗从印度驼来的贝叶经。后来，落难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非要朝拜「祖廷」白马寺，弄得周恩来只好把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夹苎十八罗汉，运来洛阳顶替。
中原本来极富饶，哺育了一个最长久的文明之后，只剩下脊薄黄土。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一种「耗竭式」的资源利用模式，使中国从十五世纪就开始了能源危机，富比罗马帝国的北宋，中国经济已达峰颠却不可能迈进现代经济的门槛，最大的障隘是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留在这块黄土上的中原子民，伴随着物化了的文物古迹和传统虚荣，却注定要捱贫受穷。加之「中原乃兵家必争之地」，本世纪以来兵频仍，盗贼蜂起，各种战祸蹂躏中原，到四十年代，河南人说自己的家园是所谓「水、旱、蝗、汤」的苦境，那「汤」是指驻扎中原的汤恩伯部队。这四个字，到1949年以后，便要稍加修改，叫作「水、旱、谎、党」。
河南党与「谎祸」
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东南江浙一带，抗战时又内移川中，中原一直是兵祸的走廊，虽未成为可被革命割据的边区地带，但也出现过豫南大别山（内战时期）和黄河北岸冀鲁豫（抗战时期）两处「红色根据地」。
二十年代豫西偃师一带有个中学教员，名叫吴芝圃，搞了一场农民暴动，就跑到广州农民讲习所受业于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狂热小知识分子。这个人日后成为河南的执政者，加上「水旱蝗汤」本已是生成「乌托邦」迷狂的温床，于是五零年代河南成为合作化运动最高涨的省份，出现了好几个集体化的全国典型，如封丘县应举社、新乡县七里营等，都是受到毛泽东大力推荐的。这反过来也导致了河南的党组织极端好大喜功、虚夸蛮干的作风。
大跃进前一年，在毛泽东批判邓子恢右倾路线的诱发下，1957年夏天，河南省长吴芝圃拿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开刀，在全省批判以潘复生为代表的右倾路线。省长敢斗省委书记，下面各级班子自然斗得更凶，党内外大抓「小潘复生」，一切实事求是、体察民情的声音都消声匿迹，从此养成河南干部凶蛮无理、欺压百姓无所忌惮的臭名昭著的作风，至今依然。
研究中国的大跃进，必须分析从河南产生的「公共食堂」制度，因为它是后来造成大面积饥荒的一个决定性因素。1958年七月，在从合作社合并为公社的风潮中，河南个别地方自发办起公共食堂，吴芝圃抓住这个苗头，要求全省效法，家家户户停灶到食堂吃饭。吴芝圃提出的口号是不准一家农户烟囱冒烟，甚至挨家挨户没收铁锅，通通拿去炼钢。一个月后，河南就出现27万个食堂，参加人数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九，为全国之最。公共食堂受到毛泽东的热情赞扬，这颇符合他所憧憬的东汉三斗米道的「吃饭不要钱」，因而也要求全国效法。但各省多有抵制。后来的大饥荒证明，公共食堂办得凶、解散得晚的省分，饿死人就多。 1958年春季，吴芝圃提出了全国最为激进荒诞的目标：一年之内在河南全省实现小麦亩产四百斤、水稻五百斤，水利化，「四无省」（无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绿化，消灭文盲，等等，诱发了普遍的吹牛浮夸之风，如信阳地区的西平县竟宣布小麦每亩产量高达7，320斤；新乡地区也吹牛日产钢铁120万吨，均为「世界之最」。
这起因当然是因为毛泽东大讲废除工资制、在全国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给他」，等等。1958年各省纷纷拍胸脯，争报高指标，全国汇总数字高达一万亿斤（实际只有4，000亿斤），北戴河会议便把1958年的粮食总产定为7，000亿斤，登报向全世界吹牛。既然吹了牛、登了报，就得如数上缴粮食，于是省里催县里，县里催公社，公社逼农民，交不出粮食就吊打、捆人。各级干部都怕上级扣一顶「右倾」的帽子下来，也怕追究说谎的责任。可是哪里有那么多粮食呢？河南的吴芝圃自然是牛皮吹得最大的。1958年全省粮食实际产量只有281亿斤，可省委硬是向中央上报了702亿斤，于是河南的各级干部向农民追逼粮食就尤其凶狠，全省各地大肆拷打、逮捕交不出粮食的农民。到年底，豫东黄泛区的农民已经因饥饿而普遍得了浮肿病，饿死人的现象也开始蔓延。
1959年河南适逢水旱交加，粮食大幅度减产，全省实产210亿斤。8月中旬吴芝圃开完庐山会议下山来，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在全省再一次掀起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高潮。这一次，他把右倾的罪名分为八种：即批「三论」（唯条件论、悲观论、神秘论），又批「五派」（促退派、观潮派、伸手派、秋后算帐派、炉前摇头派），人人对号，人人过关，人人自危，全省「恐右病「流行。同时，吴芝圃硬要把灾年当丰年，明明只有二百多亿斤产量，他竟估产为450亿斤，用这样高出一倍的指标向农民征购，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指标，就是「小彭德怀」；哪个农民交不够粮食，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名曰「拔白旗」、「反瞒产」。如此凶狠的追逼，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甚至喂牲口的饲料粮，统统搜刮而去。到1960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各地公共食堂普遍断炊，农民开始偷偷挖地里未成熟的青庄稼，后来就只有挖草根、剥树皮、吃观音土了。
信阳事件
饿死一百多万人的「信阳事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1959年冬天开始发生大饥荒的消息，最早从河南传出来。那是北京一些高级干部从老家亲戚偷偷写来的信里发现的。据说，连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在大别山老家的哥哥，也沦落到要饭的境地。对这些零星消息，北京只去向河南省委作一般的查询，河南省委也极力掩盖。直到大饥荒的消息越传越凶，在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严厉追问下，河南省委才承认灾情严重。等到1960年底中共中央派出工作组赴河南调查时，死亡最严重的信阳地区已是饿殍盈野。中共党史上称此为「信阳事件」。这是中共自大跃进以来处理的第一个饥饿事件，也是全国唯一得到处理的饥饿事件。信阳事发后，疯狂的大跃进才渐渐停下来。从此以后，中共对信阳事件以及大跃进中饿死人的情况，讳莫如深，绝口不提，也不准任何人涉足。河南的老百姓说：那是毛主席脸上的疤瘌。
信阳是河南最靠南的一个专区。京广铁路贯穿其间。东南部是大别山区，紧靠安徽，极为贫穷；北部数县又是淮河支流洪汝河流域，近代以来一直是水患频仍的老灾区。只有南端与湖北接壤，已属江汉平原，盛产稻米，算得上是鱼米之乡，人口一千万。信阳在大跃进中很出风头，有两件事是载入史册的：一件是遂平县的查牙山卫星合作社，在1958年4月率先由二十七个小社合并为大社，成为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全国纷纷朝圣取经;另一件事是河南、湖北的一些合作社互相比赛放高产卫星，你争我夺，信口雌黄，放出一个个弥天大谎，最后是信阳的西平县和平社宣布小麦亩产已达7，320斤。这是大跃进中放出的最大一个卫星，当时的河南日报和人民日报都突出加以报导，使信阳名声大噪。至今人们提起中国大跃进的荒唐，总会举到这件事例。
当时的信阳地委书记名叫路宪文，是一个大跃进的极端激进派。信阳产生上述两个出风头的全国典型，自然是他推行的激进政策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他的政治资本。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路宪文愈加积极地执行毛泽东和吴芝圃的极左政策，在信阳展开又一次对农民的疯狂掠夺。在这次狂潮中，全区不仅处处私设公堂，打人成风，而且公安部门也任意抓人。据后来中央工作组关于路宪文所犯罪行的报告称，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七月，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9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信阳老百姓形容当时的恐怖情形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打人最严重的光山县，公社一级的干部亲自主持和动手打过人的占百分之九十三，斗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自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其中有一个农民，是被他吊起来活活烧死的，当地称为「点天灯」。后来河南省委在向中央的检讨中，也不得不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在如此残酷的追逼之下，农民手中的粮食被搜尽，到1960年春天，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也普遍断粮。在大跃进的公共食堂制度下，只要食堂一断炊，全村人就都无处吃饭。有的村子八十天没有一粒粮食。于是农民开始大量外出逃荒。如果那时共产党允许人们逃荒，或许象信阳这样的地方不至于饿死上百万人。但是，据中央工作组的报告记载，当时路宪文指示社队干部派民兵封锁村庄，指示城镇机关、工厂、学校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个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并下令公安局「限期消灭外流」。路宪文这样做，显然是害怕信阳断粮的情形传出去，与信阳这样一个大跃进「先进」地区的名声不符。中央工作组的报告里记载着当时路宪文的讲话，他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问题」。这个报告还称他「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做法」。 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今天人们所说的一百多万这个数字，是根据中央工作组的粗略统计。这个数字的最早出处，在中央工作组组长陶铸1961年4月间的一个讲话中，他在那次讲话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从中央工作组的档案里，我们只能看到两个惊心动魄的数字：一是表面统计饿死十万人的息县，竟有639个自然村几乎无人幸存，永远从地图抹去了；二是仅据潢川、光山、息县三个县的统计，家里大人死光了的孤儿竟有一万两千人之多。
1961年初，刘少奇派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率领工作组赴郑州处理信阳事件，大兴问罪之师，逮捕了全河南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约八千人，集中整肃，交代罪行。据工作组的档案记载，大饥荒使河南全省死亡人数在二百万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万多头，土地荒芜四百四十余万亩，拆毁农民房屋一百六十多万间。据说毛泽东得知实情，放声大哭。吴芝圃当时也自请死刑。但到最后他非但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升调中南局任第三书记，并且一直是中央委员。「文革」后中央还为他平了反。原定枪决以平民愤的路宪文和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后来也留了活口，据说是毛泽东讲的，「信阳事件」一个不杀，因为责任在他自己和中央。路宪文也一直被关在河南北部的一个劳改农场，「文革」结束后，他还活着，居然乘着平反「冤、假、错」案的风头，给胡耀邦写申诉，说当年陶铸、王任重冤枉了他，要求平反。胡耀邦批示道：如果连路宪文这样人都要平反，我们还搞什么拨乱反正?
中州「文革」
信阳事件后河南来了一位新「巡抚」，叫刘建勋。此人籍贯河北，早年在保定读书时，参与过高蠡暴动。大跃进当中他任广西省委第一书记，据说较早发现饿死人，抢救及时，灾情不重，因而颇得北京赏识，派来河南恢复民气。刘建勋倒是个不爱争强好胜的人，上任后于民休息，凡事留有余地，河南从此甘居中下游，不报高指标。
但是这位刘书记又过于阴柔，官场里工于心计，上任没几年碰上「文革」，知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于是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抛出他的那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后，刘建勋立即效法，但做得比毛还「阴损」，他一面秘密与郑州大学的红卫兵头头党言川联络，授意其炮打河南省委，另一面又召集省委紧急会议，部署各级党委坚决顶住。在这当儿，刘却飘然逸出，亲自出来支持红卫兵。这一着棋，颇得毛之真传，立即被接纳进入「红色司令部」，在大批河南干部挂牌挨斗之时，刘却调京去作「京兆尹」了。
当时「候补」在河南省委书记处里有个山西人名叫纪登奎，挨斗最凶，死去活来。造反派「二七公社」把他抢来藏着，以备后用。谁料1967年毛泽东路经河南竟问起这个纪登奎，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原来，大跃进时毛视察许昌，颇欣赏当时的地委书记纪登奎。这点姻缘， 又引出许多故事，例如后来纪登奎做到政治局常委，是处理林彪事件时唯一紧随周恩来左右的人。
1967年七月武汉事件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全国造反派大夺权，刘建勋回河南成立革委会，起用纪登奎，还有一个武汉空军政委王新，七月武汉陈再道兵谏时护过毛泽东的驾，三人主事河南，人称「刘王纪」。他们自然以「二七公社」一派掌权，清洗所有「保皇派」，在河南稳稳地统治了十年。这种「造反派」上台执政的情形，「文革」中也就上海王洪文的「工人赤卫队」办到了。待「九大」纪登奎进京后，朝里有了人，刘建勋坐得更稳了。「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刘又开始接近江青、张春桥，邓小平复出搞整顿，他不买帐，以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刘建勋在北京当面批判他过去在二野时的上司邓小平，结下不解之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刘建勋罢官、纪登奎遭贬、河南大翻个，「二七公社」各级头目纷纷入狱。刘建勋受审查后被开除党籍，直到临死前，才由他的老友李先念向中央说情，赶到病床前宣布恢复他的党籍。与毛泽东有知遇之恩的纪登奎，后来虽受到赵紫阳的特别关照，一度还可望复出，但终于未成，抑郁而死。
邓小平时代的河南毫无特色。改革刚起步时，毗邻的安徽率先搞起「连产承包」，四川立即跟进，天下都说「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河南不敢为天下先，只是谨慎守摊，待改革大潮涌起，茫然无措，省委换了几茬，还是不死不活。象河南这样的内陆农业大省，一无临海靠港的优势，二无丰厚的地下资源，本来就缺乏吸引外资的魅力，再无中央的优惠，便只好滞留在农业时代苦熬。依照所谓"马太效应"，中原与东南的差距将越拉越大。
中原性格
中原民风纯朴，宗法社会隐约还在，农人靠天吃饭，观念不易趋新，维系稳定仍是传统力量。虽有一百多年西风东渐，除城市逐渐开化，乡间还是乡土中国。中原生态环境恶化已上千年，人们与洪水旱灾周旋，苦境中习以为常，忍耐和狡黠内化在性格中，这种性格的极致，是所谓「貌似忠厚，内藏奸诈」，其代表人物就是那位袁世凯，河南项城人。不过中原人的脾气，以顺从迎合为主，沉默软抗为辅， 能吃苦耐劳，少创造精神，容易被道德宗教所慑服。
以这四十年应对共产党统治来说，颇可见出中原人的性格。中原从来不是东南蒋家政权的势力范围，但也不是西北中共的范围。淮海大战中共胜利的基础，在于苏豫皖鲁四省农村的土改。五零年代初，中共靠合作化运动，从农民手中夺回土地，有镇反和「三反五反」的暴力作铺垫，并扶助赤贫的农村流氓，胁迫富裕农民入社。以写河南合作化运动著称的作家李准，本是洛阳郊区一个小会计，因几分钱的误帐被打成「老虎」，开除公职。他胸有点墨，悟出这场土地争夺的结局，农民一定惨败，于是迎合时势，不断深入农村生活，偏偏曲解河南的现实，从《不能走那条路》到《李双双》，专写改造农民的小说和电影，这种「李准现象」正是河南人性格的一个写照。
中共政权深入县以下，瓦解宗法制度，又收回土地，等于将农人彻底赶出传统环境，令其在思想制度高度合模、统管吃喝拉撒睡的「公社」里生活，农人失去任何传统的反抗手段。因此，当河南发生大饥荒，景况惨烈到易子相食的境地，居然无人造反，不少地方的农人竟是围在国家粮库周围纷纷饿毙。这场劫难后，在农村干部个个似阎王的河南，却又出了一个鞠躬尽瘁的焦裕禄，被兰考人奉若青天，正好让共产党拿去宣传，把大饥荒里丢掉的脸面又赚了回去。暴力和道德「两条腿走路」，把个中原制得伏伏贴贴。将近三十年里，河南农人每年向全国提供大量小麦，但河南人要饭的名声却传遍全国，他们自己年年吃糠咽菜，住茅草房，承受各种水旱灾害，农村的破败甚于1949年以前，加上生育失控，人口猛增，教育萎缩，生态恶化，河南人的素质急剧下降，中州原野遍布沉默无言的茫茫人海，人与自然同时退化，这样的地区，中国传统难以复苏，正好成为基督教顺畅进入的地方。今日中国近八千万基督徒中，河南人数居首位。
河南中古人才辈出，中唐后文明南移，近代中原人才凋零，俊杰稀少。进入现代，从豫北黄河拐弯的滞洪区里，出了一个农家子弟赵紫阳，少年时只在武汉读过高中，抗日中参加共产党，以后在南方做官，不知是否受了香港的影响，这个赵紫阳竟是共产党里最懂市场经济的官员，在中国的改革中成为第一流的治世能臣。此人性格中传统痕迹尚在，做人还讲道德，做官还讲风骨。邓小平对赵有知遇之恩，赵从来未尚稍有违抗，但在1989年的学潮危机中，他不愿再作邓的挡箭牌，一面力谏不可镇压，一面向学生剖白苦衷，然后悬崖撒手，退出对抗;事后他又信守初衷，绝不认错，丝毫不给邓小平这个面子，颇得海内外敬重。赵紫阳此举，是对中原人性格的一次大突破。
——作者脸书
【按：古老中原，到现代出了「水旱蝗汤」，四九后改为「水旱谎党」，愈贫瘠愈产「极左」，这是从河南产生的规律吗？富饶的豫南竟闹出饿死百万人的惨祸，今日郑州大水，跟「左倾思潮」有关吗？「中国崛起」在古老中原是什么效应，这场大水可以提供什么教训？】
河南人最爱把河南叫作中原、中州，那典型是一种文化优越感。潼关以西，黄淮之间的这块黄土，当真是随地一脚就能踢出盛唐大宋的土坷垃。洛阳是六朝古都，近郊白马寺是亚洲大陆的佛教「祖廷」，那一带的农地至今还是海外垂涎的出土文物「高产田」，一犁耙下去兴许就掘出个武则天朝的熏炉来；东边的巩县埋着北宋七帝八陵，往东南走是武林胜地嵩山少林寺，再往东就是开封，那个「水浒传」和「清明上河图」里的京师汴梁，如此等等，在历史文物方面，中原人除了还要往西边的长安咸阳让一分，便睨视天下，连燕京、建康也不放在眼里的。虽然近代以来中原极度衰落，但那种以古老悠久为荣的心态还在。
不过，中原的古迹也是所剩无几。从东汉末董卓焚洛阳、唐武宗灭佛砸龙门石窟、南宋时刘庸掘宋陵、明末李自成淹开封，到近代已是一片铜驼荆棘。这半个世纪文物的最大劫难自然是「文革」，人们又蜂拥去砸龙门石窟，幸好本地的红卫兵接到指令前去保护;但在洛阳的另一头，白马寺大队支书带农民冲进寺内，砸碎了一千多年前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还烧了两千年前高僧鸠目什罗从印度驼来的贝叶经。后来，落难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非要朝拜「祖廷」白马寺，弄得周恩来只好把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夹苎十八罗汉，运来洛阳顶替。
中原本来极富饶，哺育了一个最长久的文明之后，只剩下脊薄黄土。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一种「耗竭式」的资源利用模式，使中国从十五世纪就开始了能源危机，富比罗马帝国的北宋，中国经济已达峰颠却不可能迈进现代经济的门槛，最大的障隘是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留在这块黄土上的中原子民，伴随着物化了的文物古迹和传统虚荣，却注定要捱贫受穷。加之「中原乃兵家必争之地」，本世纪以来兵频仍，盗贼蜂起，各种战祸蹂躏中原，到四十年代，河南人说自己的家园是所谓「水、旱、蝗、汤」的苦境，那「汤」是指驻扎中原的汤恩伯部队。这四个字，到1949年以后，便要稍加修改，叫作「水、旱、谎、党」。
河南党与「谎祸」
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东南江浙一带，抗战时又内移川中，中原一直是兵祸的走廊，虽未成为可被革命割据的边区地带，但也出现过豫南大别山（内战时期）和黄河北岸冀鲁豫（抗战时期）两处「红色根据地」。
二十年代豫西偃师一带有个中学教员，名叫吴芝圃，搞了一场农民暴动，就跑到广州农民讲习所受业于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狂热小知识分子。这个人日后成为河南的执政者，加上「水旱蝗汤」本已是生成「乌托邦」迷狂的温床，于是五零年代河南成为合作化运动最高涨的省份，出现了好几个集体化的全国典型，如封丘县应举社、新乡县七里营等，都是受到毛泽东大力推荐的。这反过来也导致了河南的党组织极端好大喜功、虚夸蛮干的作风。
大跃进前一年，在毛泽东批判邓子恢右倾路线的诱发下，1957年夏天，河南省长吴芝圃拿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开刀，在全省批判以潘复生为代表的右倾路线。省长敢斗省委书记，下面各级班子自然斗得更凶，党内外大抓「小潘复生」，一切实事求是、体察民情的声音都消声匿迹，从此养成河南干部凶蛮无理、欺压百姓无所忌惮的臭名昭著的作风，至今依然。
研究中国的大跃进，必须分析从河南产生的「公共食堂」制度，因为它是后来造成大面积饥荒的一个决定性因素。1958年七月，在从合作社合并为公社的风潮中，河南个别地方自发办起公共食堂，吴芝圃抓住这个苗头，要求全省效法，家家户户停灶到食堂吃饭。吴芝圃提出的口号是不准一家农户烟囱冒烟，甚至挨家挨户没收铁锅，通通拿去炼钢。一个月后，河南就出现27万个食堂，参加人数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九，为全国之最。公共食堂受到毛泽东的热情赞扬，这颇符合他所憧憬的东汉三斗米道的「吃饭不要钱」，因而也要求全国效法。但各省多有抵制。后来的大饥荒证明，公共食堂办得凶、解散得晚的省分，饿死人就多。 1958年春季，吴芝圃提出了全国最为激进荒诞的目标：一年之内在河南全省实现小麦亩产四百斤、水稻五百斤，水利化，「四无省」（无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绿化，消灭文盲，等等，诱发了普遍的吹牛浮夸之风，如信阳地区的西平县竟宣布小麦每亩产量高达7，320斤；新乡地区也吹牛日产钢铁120万吨，均为「世界之最」。
这起因当然是因为毛泽东大讲废除工资制、在全国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给他」，等等。1958年各省纷纷拍胸脯，争报高指标，全国汇总数字高达一万亿斤（实际只有4，000亿斤），北戴河会议便把1958年的粮食总产定为7，000亿斤，登报向全世界吹牛。既然吹了牛、登了报，就得如数上缴粮食，于是省里催县里，县里催公社，公社逼农民，交不出粮食就吊打、捆人。各级干部都怕上级扣一顶「右倾」的帽子下来，也怕追究说谎的责任。可是哪里有那么多粮食呢？河南的吴芝圃自然是牛皮吹得最大的。1958年全省粮食实际产量只有281亿斤，可省委硬是向中央上报了702亿斤，于是河南的各级干部向农民追逼粮食就尤其凶狠，全省各地大肆拷打、逮捕交不出粮食的农民。到年底，豫东黄泛区的农民已经因饥饿而普遍得了浮肿病，饿死人的现象也开始蔓延。
1959年河南适逢水旱交加，粮食大幅度减产，全省实产210亿斤。8月中旬吴芝圃开完庐山会议下山来，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在全省再一次掀起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高潮。这一次，他把右倾的罪名分为八种：即批「三论」（唯条件论、悲观论、神秘论），又批「五派」（促退派、观潮派、伸手派、秋后算帐派、炉前摇头派），人人对号，人人过关，人人自危，全省「恐右病「流行。同时，吴芝圃硬要把灾年当丰年，明明只有二百多亿斤产量，他竟估产为450亿斤，用这样高出一倍的指标向农民征购，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指标，就是「小彭德怀」；哪个农民交不够粮食，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名曰「拔白旗」、「反瞒产」。如此凶狠的追逼，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甚至喂牲口的饲料粮，统统搜刮而去。到1960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各地公共食堂普遍断炊，农民开始偷偷挖地里未成熟的青庄稼，后来就只有挖草根、剥树皮、吃观音土了。
信阳事件
饿死一百多万人的「信阳事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1959年冬天开始发生大饥荒的消息，最早从河南传出来。那是北京一些高级干部从老家亲戚偷偷写来的信里发现的。据说，连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在大别山老家的哥哥，也沦落到要饭的境地。对这些零星消息，北京只去向河南省委作一般的查询，河南省委也极力掩盖。直到大饥荒的消息越传越凶，在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严厉追问下，河南省委才承认灾情严重。等到1960年底中共中央派出工作组赴河南调查时，死亡最严重的信阳地区已是饿殍盈野。中共党史上称此为「信阳事件」。这是中共自大跃进以来处理的第一个饥饿事件，也是全国唯一得到处理的饥饿事件。信阳事发后，疯狂的大跃进才渐渐停下来。从此以后，中共对信阳事件以及大跃进中饿死人的情况，讳莫如深，绝口不提，也不准任何人涉足。河南的老百姓说：那是毛主席脸上的疤瘌。
信阳是河南最靠南的一个专区。京广铁路贯穿其间。东南部是大别山区，紧靠安徽，极为贫穷；北部数县又是淮河支流洪汝河流域，近代以来一直是水患频仍的老灾区。只有南端与湖北接壤，已属江汉平原，盛产稻米，算得上是鱼米之乡，人口一千万。信阳在大跃进中很出风头，有两件事是载入史册的：一件是遂平县的查牙山卫星合作社，在1958年4月率先由二十七个小社合并为大社，成为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全国纷纷朝圣取经;另一件事是河南、湖北的一些合作社互相比赛放高产卫星，你争我夺，信口雌黄，放出一个个弥天大谎，最后是信阳的西平县和平社宣布小麦亩产已达7，320斤。这是大跃进中放出的最大一个卫星，当时的河南日报和人民日报都突出加以报导，使信阳名声大噪。至今人们提起中国大跃进的荒唐，总会举到这件事例。
当时的信阳地委书记名叫路宪文，是一个大跃进的极端激进派。信阳产生上述两个出风头的全国典型，自然是他推行的激进政策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他的政治资本。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路宪文愈加积极地执行毛泽东和吴芝圃的极左政策，在信阳展开又一次对农民的疯狂掠夺。在这次狂潮中，全区不仅处处私设公堂，打人成风，而且公安部门也任意抓人。据后来中央工作组关于路宪文所犯罪行的报告称，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七月，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9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信阳老百姓形容当时的恐怖情形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打人最严重的光山县，公社一级的干部亲自主持和动手打过人的占百分之九十三，斗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自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其中有一个农民，是被他吊起来活活烧死的，当地称为「点天灯」。后来河南省委在向中央的检讨中，也不得不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在如此残酷的追逼之下，农民手中的粮食被搜尽，到1960年春天，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也普遍断粮。在大跃进的公共食堂制度下，只要食堂一断炊，全村人就都无处吃饭。有的村子八十天没有一粒粮食。于是农民开始大量外出逃荒。如果那时共产党允许人们逃荒，或许象信阳这样的地方不至于饿死上百万人。但是，据中央工作组的报告记载，当时路宪文指示社队干部派民兵封锁村庄，指示城镇机关、工厂、学校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个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并下令公安局「限期消灭外流」。路宪文这样做，显然是害怕信阳断粮的情形传出去，与信阳这样一个大跃进「先进」地区的名声不符。中央工作组的报告里记载着当时路宪文的讲话，他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问题」。这个报告还称他「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做法」。 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今天人们所说的一百多万这个数字，是根据中央工作组的粗略统计。这个数字的最早出处，在中央工作组组长陶铸1961年4月间的一个讲话中，他在那次讲话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从中央工作组的档案里，我们只能看到两个惊心动魄的数字：一是表面统计饿死十万人的息县，竟有639个自然村几乎无人幸存，永远从地图抹去了；二是仅据潢川、光山、息县三个县的统计，家里大人死光了的孤儿竟有一万两千人之多。
1961年初，刘少奇派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率领工作组赴郑州处理信阳事件，大兴问罪之师，逮捕了全河南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约八千人，集中整肃，交代罪行。据工作组的档案记载，大饥荒使河南全省死亡人数在二百万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万多头，土地荒芜四百四十余万亩，拆毁农民房屋一百六十多万间。据说毛泽东得知实情，放声大哭。吴芝圃当时也自请死刑。但到最后他非但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升调中南局任第三书记，并且一直是中央委员。「文革」后中央还为他平了反。原定枪决以平民愤的路宪文和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后来也留了活口，据说是毛泽东讲的，「信阳事件」一个不杀，因为责任在他自己和中央。路宪文也一直被关在河南北部的一个劳改农场，「文革」结束后，他还活着，居然乘着平反「冤、假、错」案的风头，给胡耀邦写申诉，说当年陶铸、王任重冤枉了他，要求平反。胡耀邦批示道：如果连路宪文这样人都要平反，我们还搞什么拨乱反正?
中州「文革」
信阳事件后河南来了一位新「巡抚」，叫刘建勋。此人籍贯河北，早年在保定读书时，参与过高蠡暴动。大跃进当中他任广西省委第一书记，据说较早发现饿死人，抢救及时，灾情不重，因而颇得北京赏识，派来河南恢复民气。刘建勋倒是个不爱争强好胜的人，上任后于民休息，凡事留有余地，河南从此甘居中下游，不报高指标。
但是这位刘书记又过于阴柔，官场里工于心计，上任没几年碰上「文革」，知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于是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抛出他的那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后，刘建勋立即效法，但做得比毛还「阴损」，他一面秘密与郑州大学的红卫兵头头党言川联络，授意其炮打河南省委，另一面又召集省委紧急会议，部署各级党委坚决顶住。在这当儿，刘却飘然逸出，亲自出来支持红卫兵。这一着棋，颇得毛之真传，立即被接纳进入「红色司令部」，在大批河南干部挂牌挨斗之时，刘却调京去作「京兆尹」了。
当时「候补」在河南省委书记处里有个山西人名叫纪登奎，挨斗最凶，死去活来。造反派「二七公社」把他抢来藏着，以备后用。谁料1967年毛泽东路经河南竟问起这个纪登奎，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原来，大跃进时毛视察许昌，颇欣赏当时的地委书记纪登奎。这点姻缘， 又引出许多故事，例如后来纪登奎做到政治局常委，是处理林彪事件时唯一紧随周恩来左右的人。
1967年七月武汉事件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全国造反派大夺权，刘建勋回河南成立革委会，起用纪登奎，还有一个武汉空军政委王新，七月武汉陈再道兵谏时护过毛泽东的驾，三人主事河南，人称「刘王纪」。他们自然以「二七公社」一派掌权，清洗所有「保皇派」，在河南稳稳地统治了十年。这种「造反派」上台执政的情形，「文革」中也就上海王洪文的「工人赤卫队」办到了。待「九大」纪登奎进京后，朝里有了人，刘建勋坐得更稳了。「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刘又开始接近江青、张春桥，邓小平复出搞整顿，他不买帐，以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刘建勋在北京当面批判他过去在二野时的上司邓小平，结下不解之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刘建勋罢官、纪登奎遭贬、河南大翻个，「二七公社」各级头目纷纷入狱。刘建勋受审查后被开除党籍，直到临死前，才由他的老友李先念向中央说情，赶到病床前宣布恢复他的党籍。与毛泽东有知遇之恩的纪登奎，后来虽受到赵紫阳的特别关照，一度还可望复出，但终于未成，抑郁而死。
邓小平时代的河南毫无特色。改革刚起步时，毗邻的安徽率先搞起「连产承包」，四川立即跟进，天下都说「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河南不敢为天下先，只是谨慎守摊，待改革大潮涌起，茫然无措，省委换了几茬，还是不死不活。象河南这样的内陆农业大省，一无临海靠港的优势，二无丰厚的地下资源，本来就缺乏吸引外资的魅力，再无中央的优惠，便只好滞留在农业时代苦熬。依照所谓"马太效应"，中原与东南的差距将越拉越大。
中原性格
中原民风纯朴，宗法社会隐约还在，农人靠天吃饭，观念不易趋新，维系稳定仍是传统力量。虽有一百多年西风东渐，除城市逐渐开化，乡间还是乡土中国。中原生态环境恶化已上千年，人们与洪水旱灾周旋，苦境中习以为常，忍耐和狡黠内化在性格中，这种性格的极致，是所谓「貌似忠厚，内藏奸诈」，其代表人物就是那位袁世凯，河南项城人。不过中原人的脾气，以顺从迎合为主，沉默软抗为辅， 能吃苦耐劳，少创造精神，容易被道德宗教所慑服。
以这四十年应对共产党统治来说，颇可见出中原人的性格。中原从来不是东南蒋家政权的势力范围，但也不是西北中共的范围。淮海大战中共胜利的基础，在于苏豫皖鲁四省农村的土改。五零年代初，中共靠合作化运动，从农民手中夺回土地，有镇反和「三反五反」的暴力作铺垫，并扶助赤贫的农村流氓，胁迫富裕农民入社。以写河南合作化运动著称的作家李准，本是洛阳郊区一个小会计，因几分钱的误帐被打成「老虎」，开除公职。他胸有点墨，悟出这场土地争夺的结局，农民一定惨败，于是迎合时势，不断深入农村生活，偏偏曲解河南的现实，从《不能走那条路》到《李双双》，专写改造农民的小说和电影，这种「李准现象」正是河南人性格的一个写照。
中共政权深入县以下，瓦解宗法制度，又收回土地，等于将农人彻底赶出传统环境，令其在思想制度高度合模、统管吃喝拉撒睡的「公社」里生活，农人失去任何传统的反抗手段。因此，当河南发生大饥荒，景况惨烈到易子相食的境地，居然无人造反，不少地方的农人竟是围在国家粮库周围纷纷饿毙。这场劫难后，在农村干部个个似阎王的河南，却又出了一个鞠躬尽瘁的焦裕禄，被兰考人奉若青天，正好让共产党拿去宣传，把大饥荒里丢掉的脸面又赚了回去。暴力和道德「两条腿走路」，把个中原制得伏伏贴贴。将近三十年里，河南农人每年向全国提供大量小麦，但河南人要饭的名声却传遍全国，他们自己年年吃糠咽菜，住茅草房，承受各种水旱灾害，农村的破败甚于1949年以前，加上生育失控，人口猛增，教育萎缩，生态恶化，河南人的素质急剧下降，中州原野遍布沉默无言的茫茫人海，人与自然同时退化，这样的地区，中国传统难以复苏，正好成为基督教顺畅进入的地方。今日中国近八千万基督徒中，河南人数居首位。
河南中古人才辈出，中唐后文明南移，近代中原人才凋零，俊杰稀少。进入现代，从豫北黄河拐弯的滞洪区里，出了一个农家子弟赵紫阳，少年时只在武汉读过高中，抗日中参加共产党，以后在南方做官，不知是否受了香港的影响，这个赵紫阳竟是共产党里最懂市场经济的官员，在中国的改革中成为第一流的治世能臣。此人性格中传统痕迹尚在，做人还讲道德，做官还讲风骨。邓小平对赵有知遇之恩，赵从来未尚稍有违抗，但在1989年的学潮危机中，他不愿再作邓的挡箭牌，一面力谏不可镇压，一面向学生剖白苦衷，然后悬崖撒手，退出对抗;事后他又信守初衷，绝不认错，丝毫不给邓小平这个面子，颇得海内外敬重。赵紫阳此举，是对中原人性格的一次大突破。
——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