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毒探源，顺藤摸瓜
——是人还是自然打开了武汉的潘多拉盒子？
作者：Nicholas Wade
（作者简介：尼古拉斯韦德是著名的英籍作家和科技新闻记者，1942 年出生于英国，1964 获英国剑桥大学自然科学学士学位。他 1967 年到 1971 年间作为科学作家和编辑服务于《自然》杂志。1970 年移民美国后从 1972 年到 1982 年在《科学》杂志工作了 10 年。他 1982 年始加入《纽约时报》，作为其下属的《科学时报》的专职作家和编辑工作了 30 年，直到 2012 年退休，之后还作为自由作家经常为《纽约时报》撰稿。）
庚毒在全球肆虐已超过一年，死亡人数将很快达到 300 万人。然而，庚毒的来源至今不确定：政府和科学家的政治动机让此事蒙上阴翳，而主流媒体似乎也无助于澄清。
我将在本文通过对已掌握的科学事实进行梳理。这些事实对所发生的事情提供了许多线索，并为读者提供了自我判断的证据。 然后，我们将尝试谈谈应该由谁来负责这个复杂问题，虽然首先要谈及中国政府的责任，但责任远远不限于中国。
看完本文后您可能会学到很多有关病毒的分子生物学知识。我尽量避免读者在阅读中感到痛苦，但必要的科学解释是必须的，因为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科学仍是引领我们穿过迷宫的唯一确定的线索。
引起疫情的病毒的正式名称叫 SARS-CoV-2，但可以简称 SARS2。众所周知，关于庚毒起源有两种主要说法，一是自然地从野生动植物跃迁到人体，二是该病毒从实验室逃逸。 如果我们希望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弄清病毒来源事关重大。
我将分别介绍两种起源理论及其合理性，然后看哪种理论能对已知事实提供更好的解释。必须指出，迄今为止这两种理论都没有获得直接的证据。每种说法都取决于一组合理的假设，但均缺乏实锤证据。 因此，我目前仅有线索而无结论，不过这些线索都指向一个特定的方向。 在此方向的推断下，我将从这场灾难性的乱麻中勾勒出一些基本轮廓。
新冠疫情于 2019 年 12 月首次爆发后，中国当局报告称在武汉的一个菜市场（一个出售野生动物肉类的地方）发现了多个病例。 这使专家们想起了 2002 年 SARS1 疫情，在该次疫情中首先是蝙蝠病毒传给了在菜市场出售的果子狸，然后从果子狸传播给人类。2012 年的 MERS 疫情也是由类似的蝙蝠病毒引发，那次的中间宿主是骆驼。
病毒基因组的解码显示，SARS2 属于 β-冠状病毒家族，SARS1 和 MERS 病毒也是该家族的成员。这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 SARS2 和 SARS1 和 MERS 病毒一样，也是一种天然病毒，它成功地从蝙蝠通过某个中间宿主动物跃迁到人身上。SARS2 与菜市场相关、与 SARS1 和 MERS 病毒类似这些说法很快就不攻自破：中国科研人员在武汉发现了早先与菜市场毫无联系的病例。 可是很快在一片期待支持自然发生论证据的形势下，这个事实似乎被人有意忽视了。
不过，武汉毕竟是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所在地，而此研究所是世界领先的冠状病毒研究中心。 所以，不能排除 SARS2 从实验室逃逸的可能性。我们有两个有关病毒起源的合理解释。
在疫情初期，公众和媒体对病毒起源的舆论就被两个科学机构发表的支持自然起源说的严正声明所影响。这些声明在发表前并没有经过严格的检验。
某些病毒学家等人在 2020 年 2 月 19 的《柳叶刀》上声明道：“我们共同强烈谴责 COVID-19 是非自然起源的阴谋论”，而当时断言究竟发生了什么还为时过早。 他们说，科学家“无可置疑地得出了结论，认为该冠状病毒就是起源于野生动物”，并强烈呼吁读者与中国同行共同站在抗疫的前线。
其实认为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的意思是指因事故所致而非由阴谋所致，这与声明者的说法恰恰相反。这当然是件需要研究的事，而非一味拒绝它。优秀科学家的一个标志是，他们应不遗余力区分自己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 按此标准，在《柳叶刀》上签名的这些科学家是些不称职的科学家：他们向公众保证了他们自己也不确定的事情。
后来发现《柳叶刀》这封声明信是由纽约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 of New York）主席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组织和起草的。是 Daszak 博士所属的机构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冠状病毒研究。 如果 SARS2 病毒确实是从他资助的研究中项目中逃逸的，那么 Daszak 博士可能会被入罪。他对 这个严重的利益冲突非但没有向《柳叶刀》的读者披露，相反，在该信的结尾写道：“我们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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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健康联盟主席 Peter Daszak
究竟谁应该对庚毒的流行负责这个问题，对 Daszak 博士这样的病毒学家来说利益攸关。在 20 多年大多数时间中，他们一直躲避了公众关注在玩一个危险游戏。他们在实验室中不断地制造一些比自然界中存在的病毒更危险的病毒。他们的说辞是他们可以安全地操作，并且通过走在自然界前面研究出新病毒，他们可以预测和防止病毒的“溢出”，即从动物宿主传播给人类。 如果 SARS2 真的是从这类实验室逃逸的话，那将造成一场恐怖的反弹，公众的义愤风暴将影响世界各地的病毒学家，而不仅仅限于中国。 《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编辑安东尼奥·雷加拉多（Antonio Regalado）于 2020 年 3 月表示：“这将从上到下彻底颠覆科学大厦。”
在塑造公众意见方面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二个声明是 2020 年 3 月 17 日在《自然·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封信（也就是说，这是一篇观点陈述而非科研文章）。 它的作者是斯克里普斯研究所
（Scripps Research）的克里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G. Andersen）为首的几位病毒学家。 这五名病毒学家在该信函的第二段中宣称：“我们的分析清楚地表明，SARS2 病毒不是实验室的建构，也不是被有意操纵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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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克里普斯研究所 Kristian G. Andersen
不幸的是，按照我们上面的定义，这也属于低劣科学的一种情形。对病毒基因组进行剪切和粘贴的老方法的确会留下明显的人为痕迹。 但是，被称为“看不见”（no-see-um）或“无缝”（seamless）的新方法确可以在剪切和粘贴中不留任何痕迹。其它一些处理病毒的方法也可以不留痕迹，例如所谓连续传代技术（serial passage），即将病毒反复从一个细胞培养基转移到另一个细胞的技术。 如果某个病毒被认为操作了，无论是通过“无缝”法或“连续传代”法，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知道该病毒是否是人工制造的。Andersen 博士及其同事其实是在向读者担保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的事情。
该信的讨论部分是这样开头的：“ SARS2 不太可能在实验室中通过操控与冠状病毒 SARS-CoV 相关的冠状病毒而获得”。不过拜托等等，该信开头不是说 SARS2 很清楚没有受到操控吗？ 信件的作者在开始推理时，其确信度似乎下调了好几个等级。
一旦在论证中引入了技术语言，确信度立刻就下降了。作者提出了两个论证人为操控不可能的理由，但哪一个也无法确定。
首先，他们论证说 SARS2 的刺突蛋白与人的受体目标 ACE2 虽然结合得很好，但是该方式与物理计算所得到的最优结合方式并不同，所以该病毒一定是通过自然选择而非通过人工操作而产生的。（译者按：意思是如果是人工操控的话，其结合方式一定按最优计算方式进行）
如果你觉得这个论证难于理解，那是因为该论证过于牵强附会。作者的基本假设是（虽没有明确说明），只存在唯一一种方式（人工计算）让蝙蝠病毒与人体细胞结合，即首先计算出人类受体 ACE2 与病毒入侵的刺突蛋白之间的最强拟合方式，然后他们根据此计算来设计该刺突蛋白（通过选择构成刺突蛋白的氨基酸单元序列）。该论文说，由于 SARS2 的刺突蛋白与计算的最优设计由差异，所以它没有被操纵。
但以上说法是对病毒学家将刺突蛋白与选定靶标进行结合的实际方式的无视。刺突蛋白与靶标的结合并不是通过计算进行的，而是通过将刺突蛋白从其它病毒中进行基因剪接获得，或通过连续传代（serial passage）来完成的。对于连续传代方式，每次将病毒的后代转移到新的细胞培养物或动物上，从中选出较为成功的后代，直到出现与人类细胞紧密结合的蛋白。所有繁重的工作其实是通过自然选择完成的。Andersen 等人的文章中所说的通过计算来设计病毒刺突蛋白的推测与该病毒是否被以上两种方法所人工操纵完全无关。
信件作者反对人工操控的第二个论证更加牵强。尽管绝大多数生物的遗传物质是 DNA，但许多病毒使用的是 DNA 的化学近亲 RNA 来实现遗传。不过 RNA 很难操控，所以基于 RNA 的冠状病毒的研究人员会先将 RNA 基因组转换为 DNA 序列，然后在转换后的 DNA 版本上进行增改操作，再将修改后的 DNA 基因组转回传染性的 RNA。
科学文献中对 DNA 骨架的描述只有若干种。Andersen 小组说，任何操控 SARS2 病毒的人都“有可能”采用了其中某个已知骨架。因为 SARS2 并不源自这些骨架，所以不存在人工操控。但是这个说法显然没有定论，因为 DNA 骨架非常容易制作，因此很可能使用从未公开的 DNA 骨架来操控SARS2。
情况就是这样。这就是 Andersen 小组提出的两个论点，用以支持他们宣称 SARS2 病毒显然未被操控的声明。虽然他们结论完全基于两个毫无定论的猜测，可他们却让全世界的新闻界深信不疑， SARS2 不可能从实验室逃逸。有篇技术分析文章毫不留情地驳斥了 Andersen 的这个说法。
科学应该是个自我纠错的专家社区，其中科学家不断互检彼此的工作。可是为什么没有其他病毒学家指出 Andersen 小组充满了荒谬论证的漏洞呢？也许是因为当今在大学中发表不同的观点代价可能是及其昂贵的。你可能会因为论点出格而丧失工作。如果某位病毒学家敢于挑战本领域官宣的观点， 那么他下次申请研究经费时，可能就会被负责政府研究经费分配的专家委员会拒绝。
Daszak 和 Andersen 发表的公开信具有十足的政治性而非科学陈述，但其效果令人吃惊。主流媒体反复发文说，专家们的共识已排除了病毒从实验室逃逸的可能性。这些主流媒体作者的主要依据就是 Daszak 和 Andersen 的这两封信，可他们对信中的巨大论证漏洞却完全不懂。主流媒体以及主要网络媒体都配有专职的科学记者，这些科学记者理应能够对科学家提出质疑并对其观点进行审查。可是 Daszak 和 Andersen 的声明却基本上没有受到任何挑战。
对病毒自然涌现说的疑问
直到 2021 年 2 月左右以及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某个委员会造访中国之前，病毒的自然界涌现说一直是媒体所喜爱的理论。WTO 这个特别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进入实验室受到了中国当局的严格控制。其成员也包括无所不在的 Daszak 博士，他们在访问前、访问期间和访问后一直肯定病毒极不可能从实验室逃逸。但这个说法并不是中国当局所希望见到的宣传上的胜利。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人没能向该委员会提供支持自然涌现说的证据。
这很令人吃惊，因为无论是 SARS1 还是 MERS 病毒，都能在环境中找到大量痕迹。在 SARS1 疫情爆发后四个月内就确定了中间宿主，在 MERS 爆发后的九个月内就确定了中间宿主。然而，SARS2病毒大流行之后已经过了 15 个月，虽然经过大规模搜索，中国科研人员仍未找到该病毒的原始蝙蝠种群，也未找到 SARS2 病毒传给人体的中间宿主，也找不到任何血清学证据来证明任何包括武汉在内的中国人群曾在 2019 年 12 月之前接触过该病毒。自然涌现说到目前仍是一种假设，无论起初提出该假说的理由是否合理，事实是一年多来没有找到丝毫支持的证据。
如果一直找不到支持自然涌现说的证据，就应该认真考虑换一个假设，即 SARS2 病毒就是从实验室逃逸的。
为什么会有人想制造一种能够引发瘟疫流行的新型病毒？自从病毒学家获得了操控病毒基因的工具以来，他们就认为可以通过研究某种动物病毒跃迁到人类的可能性来预测潜在的病毒流行。病毒学家声称，在实验室中增强危险的动物病毒感染人类的能力是合理的。
以这个理由，他们重新建构了 1918 年的流感病毒，展示了如何从已发布的 DNA 序列来合成几乎已经灭绝的小儿麻痹症病毒，并将一个天花基因植入一个相关的病毒中。
这些加强病毒传染力的实验通常被称为功能获得性实验（gain-of-function experiments）。 对于冠状病毒而言，刺突蛋白尤其令人感兴趣，刺突蛋白会在病毒的球形表面四处突起并大致决定了它的靶向动物种类。 例如，在 2000 年，荷兰研究人员对小鼠的冠状病毒刺突蛋白进行了基因改造，使其只攻击猫，从而成了老鼠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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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表面的刺突蛋白决定了它感染什么动物
在发现蝙蝠的冠状病毒既是 SARS1 的起源，也是 MERS 的起源后，病毒学家才开始认真研究这类病毒。研究人员特别想了解的是，蝙蝠的刺突蛋白究竟需要发生什么变化才会感染人类。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蝙蝠病毒的首席专家、人称”蝙蝠女“的石正丽的领导下，经常前往中国南部云南的蝙蝠洞探险，并收集了约一百种不同的蝙蝠冠状病毒。
然后石博士与北卡罗来纳大学著名的冠状病毒研究者 Ralph S. Baric 进行合作。他们的工作集中于增强蝙蝠病毒攻击人类的能力，为的是发现冠状病毒大规模流传的潜能（即感染人类的潜在能
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于 2015 年 11 月构建了一个新型病毒，其方法是使用 SARS1 病毒的骨架并用一种蝙蝠病毒（SHC014-CoV）的刺突蛋白来取代其刺突蛋白。这种制作出来的病毒可以感染人的呼吸道细胞，起码可以在实验室中感染呼吸道细胞的培养基。
这种由 SHC014-CoV 的刺突蛋白加 SARS1 骨架的病毒被称为嵌合体（chimera），因为其基因组包含两种病毒的遗传物质。如果 SARS2 病毒确实是在石博士的实验室中制造的话， 则其直接的原型就是 SHC014-CoV/SARS1 嵌合体，其潜在危险引起许多观察者的关注，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巴黎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 in Paris）的病毒学家西蒙·韦恩·霍布森（Simon Wain-Hobson）说：“如果该病毒逃逸了，没有人能够预测其流行轨迹。”
Baric 博士和石博士在其论文中虽然提到存在明显的风险，但认为应考虑该研究能够预测病毒跨种跃迁的好处。他们写道，科学审查小组“可能会认为这类基于已经流行的毒株而构建的嵌合体病毒太危险而不应进行“。他们认为，鉴于对功能获得性（GOF）研究的各种限制，事情已经“进入了 GOF 研究所关注的十字路口；必须要权衡两方面的风险，一方面是应对和缓解未来可能爆发的病毒，另一方面是制造了更多的高风险病原体。在制定未来政策时，重要的是要考虑这些研究数据的价值，以及此类的嵌合型病毒研究，考虑到其固有风险，是否值得继续进行下去。”
以上声明是在 2015 年发表的。从 2021 年往回看，可以说，获得功能研究（GOF）在预防 SARS2 流行上的价值为零。如果 SARS2 病毒确实是在功能获得性实验中产生的，那么可以说，该风险是灾难性的。
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内部
Baric 博士开发过一种通用工程方法来制作对其它物种具有攻击能力的冠状病毒，他曾将这个方法传授给石博士。 他所使用的特异性靶标是培养基中和人源化小鼠（humanized mice）中的人类细胞。 这些实验室小鼠是人类受试者的一种符合医学伦理的廉价替代品，它们经基因工程改造后可携带一种被称为 ACE2 的人类蛋白，遍布于呼吸道的细胞表面。
石博士回到武汉病毒研究所她的实验室后，重启了她用基因工程改造一种用以攻击人类细胞的冠状病毒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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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正丽在最高安全级别的 BSL4 实验室。她的冠状病毒研究是在安全级别较低的 BSL2 和 BSL3 实验室中进行的
我们怎么能这么肯定？
我们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因为，不知出于什么奇怪的原因，她的工作是得到美国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资助的，这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一个分支机构。资金资助申请书是公开资料，上面列明了她申请该资助的目的。
NIAID 的研究经费下发给总承包商 Daszak 博士所属的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然后再由他们分包给石博士。下面是 2018 和 2019 财政年度资助情况的部分摘录，其中“CoV”代表冠状病毒，“S 蛋白”指病毒的刺突蛋白。
CoV 种间传播的测试预测。通过实验测试宿主范围的预测模型（即病毒爆发的可能性），包括反向遗传学、假病毒和受体结合试验，以及用来自不同物种和人源化小鼠的一组细胞培养基做病毒感染实验”。
● “我们将使用刺突蛋白的序列数据、感染性克隆技术、体外和体内感染实验以及受体结合分析来验证用刺突蛋白序列差异百分比阈值来预测病毒外溢可能性的假说。”
用非技术语言来说，这意味着石博士的目标就是制造出一种对人类细胞具有最高感染力的新型冠状病毒。她的计划是要找到对人体细胞具有高低不同亲和力的刺突蛋白的编码基因。然后她再把这些刺突蛋白的基因一个接一个地插入若干病毒基因组的骨架（即所谓“反向遗传学”和“传染性克隆技术”），从而制作出一组嵌合型病毒。然后她再测试这些嵌合病毒攻击人类细胞培养基（即“体外”）和人源化小鼠（即“体内”）的能力。这些信息将有助于预测冠状病毒从蝙蝠到人跃迁的所谓“外溢”的可能性。
就其研究方法而言，目的是要寻找能够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骨架和刺突蛋白的最佳组合。很可能该方法已经制造出了类似于 SARS2 的其它病毒，而且很可能找到了病毒骨架和刺突蛋白的最佳组合而制造出了 SARS2 本身。
尚不能确定石博士是否真的在她的实验室中制造了 SARS2，因为她的研究记录已被封存。但似乎
她确实在朝这个方向在走。罗格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和生物安全著名专家 Richard H. Ebright
说：“很明显，武汉病毒学研究所正在系统地制作一种新型的嵌合冠状病毒，并评估这些病毒感染
人类细胞和感染能够表达人的 ACE2 的小鼠的能力”。
Ebright 博士还说：“同样清楚的是，取决于分析时所选择的常基因组背景的不同，这项工作可能产生了 SARS2 本身，或 SARS2 的某个近祖”。这里说的 “基因组背景”指用于刺突蛋白的试验台的某个特定的病毒骨架。
现在已经很明显，SARS2 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逃逸这个说法并非仅仅是个粗略的猜测，这个说法根据的是一个详细的研发资金申请书，根据的是拿到 NIAID 资助的一个特定项目。
如果问即使有了上面申请资助的工作计划，但你如何知道该计划确实被执行了？对此我们可以用 Daszak 博士自己的话来回答。Daszak 博士在过去的 15 个月中不断抗议说实验室逃逸论是那些反中分子发明的一种荒谬的阴谋论。
在大流行爆发之前的 2019 年 12 月 9 日，Daszak 在接受采访时用各种溢美之词介绍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如何重新编程刺突蛋白并制作出能够感染人源化白鼠的嵌合型冠状病毒。
Daszak 在此采访进行到约 28 分钟时说，“经过 6 到 7 年的努力，我们现在已经发现，存在 100 多种与 SARS 相关的新型冠状病毒，它们和 SARS 极为相近” 。 “其中一些在实验室中能够进入人体细胞，另外一些会在人源化的小鼠模型中引起 SARS 疾病，而且该疾病无法通过单克隆抗体治愈，所以也无法通过疫苗来预防。因此，这是个明确并现实的危险...。”
“采访人：您说的这些不同的冠状病毒，既不能针对它们进行疫苗接种，也无法抗病毒，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Daszak 博士：嗯，我想是这样，冠状病毒嘛，你可以在实验室中很容易地操控它们。刺突蛋白会导致很多冠状病毒引发的畜传人风险。您可以获得基因序列，也可以构建蛋白，我们与北卡大学（UNC）的 Ralph Baric 有很多合作。我们可以在主链中插入另一种病毒并做些实验室操作。因此，当您发现一个序列时，您将有更大的预测能力。您拥有这种多样性。现在，研发疫苗的合理做法是，当你开发一款 SARS 疫苗时，会用流行性的 SARS（Pandemic SARS）来做，不过，让我们插入其他一些东西，这样就可以获得更好的疫苗。” 这里所谓插入的东西，可能含有一个被称为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的元素。下面我会谈到，该元素会大大增加病毒对人类细胞的感染性。
Daszak 博士断断续续说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旦产生了某种可以攻击人类细胞的新型冠状病毒，您就可以获取该病毒的刺突蛋白并将其作为研发疫苗的基础。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几天后 Daszak 博士听到武汉爆发疫情时的反应。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武汉研究所的目标就是如何让蝙蝠冠状病毒对人产生传染性，也清楚该所在保护本所研发人员免遭病毒感染方面的缺陷所在。
但是，他非但没有向政府卫生当局提供自己所掌握的大量病毒研发信息，而是立即发起了一场公关运动，以图让全世界相信疫情的爆发并非来自他所研制的某个病毒。他在 2020 年 4 月的一次采访中宣称， “新冠病毒从实验室逃逸的说法纯属瞎说，这根本不是真的”。
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安全措施
Daszak 博士也许没有意识到，抑或他太过了解，长期以来，即使是管理最好的实验室也很难避免病毒的逃逸。天花病毒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在英国从实验室中逃逸过 3 次，造成 80 例感染
和 3 例死亡。自那时起，几乎每年都有危险病毒从实验室泄漏的情况。近些年来，SARS1 病毒成了逃逸大师，分别从新加坡和台湾的实验室中泄漏，并从位于北京的中国国家病毒学研究所泄漏了至少四次。
SARS1 难以对付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可用的疫苗来保护实验室的工作人员。Daszak 博士在上面 12 月
19 日的采访中说，武汉病毒研究所也未能开发出疫苗来对付他们自己制造的用来感染人类细胞的冠状病毒。如果 SARS2 病毒是在武汉实验室中制作的，那么武汉的工作人员对该病毒是完全无法防护的，正如他们在北京的同事们对 SARS1 完全无法防护一样。
新型冠状病毒高危的第二个因素与实验室所需的安全等级有关。实验室的安全等级分为从 BSL1 到 BSL4 的四个等级，其中 BSL4 的防护最为严格，它是专为致命性病原体（例如埃博拉病毒）而设计的。
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一个新的 BSL4 实验室，但其管理松弛状态令美国驻北京使馆去该所检查工作的国务院检查官大为震惊。“新实验室严重缺乏安全操作所需的经过适当培训的技术人员和调查人员“，该检查员在 2018 年 1 月 19 日的电报中如此写道。
但是，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武汉 BSL4 实验室是否安全，而是全世界的病毒学家都不喜欢在 BSL4 所要求的条件下工作。您必须穿着宇航服，在密闭的橱窗中进行操作，并忍受做什么都得多花一倍时间。因此，每种病毒真正对应的安全级别总是比安全设计的标准低。
在 2020 年之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的病毒学家所遵循的规则要求在 BSL3 实验室条件下对 SARS1 和 MERS 病毒进行操作，但其它蝙蝠冠状病毒均可以在低一级的 BSL2 实验室中操作。BSL2实验室只有最起码的安全预防措施，例如戴手套、穿实验服、不在移液器中吸入液体并张贴生物危害警告标志。然而，在 BSL2 中做功能增强实验（GOF）所产生的某种媒介可能比 SARS1 或 MERS 的传染性还要强。如果出现这种情形，那么实验室工作人员将极有可能被感染，特别是如果没有接种疫苗。
如石博士在其出版物和其他文件中所描述的那样，她的功能获得性（GOF）冠状病毒研究工作很多是在 BSL2 实验室进行的。她在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说：“我们对冠状病毒的研究工作是在 BSL2 或 BSL3 实验室中进行的。”
Ebright 博士说，“显然，该工作的部分或全部工作是在生物安全等级 2 下操作的，这个标准相当于美国标准牙医诊所的生物安全等级，会对实验室工作人员在接触具有 SARS2 传染特性的病毒时造成不可接受的风险。
他补充说：“很显然，这项工作不应该得到资助，也不应该被执行。”
这就是他的观点，无论 SARS2 病毒是否真的是在该实验室中产生的。
对武汉实验室安全条件的担忧似乎并不多余。根据美国国务院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的情况通报，“美国政府有理由相信，在发现首例 COVID-19 病例之前的 2019 年秋季，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几名科研人员就已被感染，其症状与 COVID-19 和常见的季节性疾病一致。
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研究员、国务院前顾问 David Asher 在一次研讨会上提供了有关该事件的更多详细信息。他说，我们对该事件的了解一部分来自公共信息，另一部分来自情报人员收集的一些高端信息。在该研究所的 BSL3 实验室工作的三个人在一周之内都病倒了，均出现严重症状并需接受住院治疗。这是“我们所了解到的 COVID-19 的第一批已知受害者。”他说，不能完全排除流感的可能，但在当时情况下似乎不太可能。
比较 SARS2 起源的两个对立说法
上面提到的证据让我们更加相信 SARS2 病毒是在实验室中制作的并逃逸了。这说法很严重，但无论多么严重，都缺乏实锤证据。实锤证据是，SARS2 或其前体的确是在武汉病毒研究所或其相关实验室开发的。由于无法获取此类记录，另一个替代方法是列出有关 SARS2 病毒若干重要事实，然后看两个对立起源解释（自然发生论和实验室逃逸论）哪个能做出更好的解释。下面是对两种假说的四个检验，其中的两个涉及技术细节，对那些愿意深究的人来说，这些技术细节可能最具说服力。
1）起源地
让我们从地理位置开始。SARS 病毒的两个已知近属是从中国南部省份云南山洞中的蝙蝠身上收集的。如果 SARS2 病毒先感染了云南这些山洞附近地区的居民，那将强烈支持该病毒是自然传播给人类的说法。但实际情形不是这样，疫情首先在远离山洞 1500 公里外的武汉市爆发。
SARS2 所属的蝙蝠病毒家族叫 β-冠状病毒，它会感染遍布中国南部中菊头蝠（Rhinolophus
affinis）。蝙蝠的活动范围大约是 50 公里，所以不可能到达武汉。无论如何，第一波 Covid-19 爆发的时间是 2019 年 9 月，当时湖北省的气温已经很低，足以使蝙蝠进入冬眠状态。
会不会蝙蝠病毒先感染了一些中间宿主？如果如此，需要蝙蝠种群长期与中间宿主频繁接触，而此中间宿主还须经常与人接触。假设真有此病毒交换，该交换一定是在武汉这个繁华的都市之外进行的，因为我们知道武汉市并不是菊头蝠群的自然栖息地。逻辑上说，携带这种高传染性病毒的被感染者（人或动物）一定在去武汉的途中没有传染过任何其他人，而且他或她的家人中没有人发病，如果该人是乘坐火车去的武汉，也没有其他乘客被传染。
换言之，如果该病毒是在武汉以外的地方产生的话，那么该病毒必须一路不留任何痕迹，直接在武汉爆发。
用实验室逃逸说来解释的话，武汉起源说就很好理解。武汉是中国冠状病毒研究的领先研究中心，如上所述，那里的研究人员一直试图通过基因工程将蝙蝠冠状病毒改造的能够攻击人类细胞。而且他们是在安全性最低的 BSL2 实验室中做的这项工作。如果在那里做出了不曾预料的高传染性的 SARS2 的病毒，则其逃逸就不足为奇了。
2）病毒自然史与进化
瘟疫爆发的最初地点只是病毒自然史这个大问题的一小部分。病毒并不会一次接触就从一种物种跳到另一种物种。那些适变成能够攻击蝙蝠细胞的冠状病毒刺突蛋白需要反复多次跳到另一个物种（其中大多数会失败），才能获得幸运的突变。这个突变使得 RNA 单元发生了某种变化，导致某个异样的氨基酸被结合进刺突蛋白中，使其具有攻击其它物种细胞的能力。
通过多次这样的变异调整后，该病毒逐渐适应了它的新宿主，例如一些蝙蝠经常接触的动物。之后，当病毒从中间宿主向人传播时，以上过程再次被重复。
对于 SARS1，研究人员记录了其刺突蛋白的连续变化，即该病毒是如何逐步演变成危险的病原体的。SARS1 病毒从蝙蝠传给灵猫后，其刺突蛋白经 6 次突变成为一种温和的病原体后才传给人类。之后又经 14 次突变后变的更加适应人体，再经过 4 次突变后开始爆发疫情。
可是当你在 SARS2 病毒中企图寻找类似的突变路径时，会感到出奇的诧异。至少到近期，该病毒几乎没有任何变异。该病毒从出现之始就很好地适应了人类细胞。布罗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Alina Chan 所领导的研究人员将 SARS2 与后期已经适应了人体的 SARS1 进行了比较，发现这两种病毒均具有类似的人体适应性。他们写道：“当 2019 年末首次检测到 SARS2 时，它已经预先适应了人类传播，其适应程度与病毒在疫情后期的人体适应性相似。”
即使是那些反对实验室起源说的人也认为 SARS2 基因组具有不同寻常的一致性。Baric 博士写道：
“在中国武汉发现的早期菌株的遗传多样性十分有限，这表明该病毒可能出自某个单一来源。”
当然，单一来源与实验室逃逸说相吻合，而与自然发生论相矛盾，因为自然演化的基本特征就是存在大量的变异和选择。
SARS2 基因组结构的高度一致性说明不存在什么中间宿主，而且在自然中的确也没有发现有这种宿主。
自然发生论的支持者（嘲讽地）说，SARS2 在获得其传染特性前可能是在某个人群中经历过孵化，不过这个人群还不知道在哪里。或者说该病毒直接跳到了中国之外的某个中间宿主身上。
以上这些猜想都是可能的，但是很牵强。实验室泄漏说的支持者有一个简单的解释。 之所以 SARS2 从一开始就适应了人类细胞，是因为该病毒就是在实验室中用人源化小鼠中或在人类细胞培养而成的，正如 Daszak 在资助申请书中描述的那样。它的基因序列几乎没有任何多样性，因为实验室培养物的标志就是基因序列具有高度一致性。
实验室发生说的支持者如此戏说：SARS2 病毒当然在传播给人类前先感染了某个中间宿主。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中间宿主，它就是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使用的人源化小白鼠。
3）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Furin Cleavage Site）
那么，SARS2 是如何获得其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的呢？它既可以自然地获得，也可以在功能获得实验（GOF）中将其插入 S1/S2 的交界处而获得。
先来考虑自然起源论。病毒演化靠两种方式，一是突变，二是重组。突变是个 DNA（或冠状病毒
的 RNA）随机变化的过程，其结果通常是蛋白链中的某个氨基酸被另一个所置换。这些突变大多数对病毒演化是有害的，但自然选择总会保留下若干有用的突变。SARS1 刺突蛋白的靶向偏好逐渐从蝙蝠细胞转换为灵猫细胞，然后再转到人类细胞，靠的就是这种突变。
突变似乎不太可能产生 SARS2 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尽管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可能。该位点的四个氨基酸单元聚在一起，并且都位于 S1 / S2 连接处的正确位置。突变是由复制错误（当产生成新的病毒基因组时）或部分基因组发生化学变性时随机产生的。因此，它通常会影响蛋白链上不同位置上的单个氨基酸。像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那样的一串氨基酸更有可能通过另一种流程，即所谓重组（recombination），而被整体获得。
重组是当两种病毒侵入同一细胞时，两种病毒的基因组材料发生偶然的交换时发生的，其后代是用另一个病毒的 RNA 的基因碎片组装而成的。β-冠状病毒只会与其他 β-冠状病毒结合，但可以通过重组获得共同基因池中的任何遗传要素。他们唯一无法获得的是基因池中所不存在的要素。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与 SARS 相关的 β-冠状病毒（SARS2 所属的类）具有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
自然发生说的支持者说，SARS2 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可能是从一些未知 β-冠状病毒中获得的。不过与蝙蝠 SARS 相关的 β-冠状病毒显然不需要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来感染蝙蝠细胞，因此 SARS2 不大可能真正含有这样一个位点，而且事实上目前还没有发现此位点。
自然发生说的支持者的下一个论点是，SARS2 是从人体中获得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的。他们说 SARS2 的前体可能已经在人群中传播了数月或数年，在此过程中 SARS2 从人类细胞中获得了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这时就该爆发疫情了。
果真如此的话，医院的监控系统中应有被缓慢演化的 SARS 病毒所感染的病人的记录。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记录。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该病毒起源的报告，湖北省（武汉市所在的省）的监控医院定期监测流感样疾病，但“并无任何证据表明在 2019 年 12 月爆发新冠之前的几个月中有大量 SARS-2 传播。“
因此，很难解释 SARS2 病毒是如何自然地通过突变或重组获得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的。
剩下只有功能获得实验（GOF）还没有讨论了。对于那些认为 SARS2 来自实验室逃逸的支持者而言，解释弗林蛋白酶的切割位点不是个问题。Steven Quay 博士是位对 SARS2 起源感兴趣的生物技术创业者，他写道： “自 1992 年以来病毒学界就知道，制造致命病毒的一种可靠方法就是在实验室中在 S1/S2 交界处加入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 。他还说， “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包括武汉冠状病毒研究病毒所所长石正丽在内，至少涉及 11 个功能获得实验，都是在 SARS 病毒中加入弗林蛋白切割位点使其具有更强的感染性。”
4）密码子问题
众所周知（或至少可以回想一下高中课本），遗传密码使用三个 DNA 单位来表示蛋白链上的每个氨基酸单位。当以 3 组为一组进行读取时，这 4 个不同的 DNA 可以产生 4 x 4 x 4 或 64 种不同的三联体，或称“密码子” （codons）。由于只有 20 种氨基酸，因此密码子的数量远远多余氨基酸的数量，所以相同的氨基酸可能以多个密码子来表示。例如，氨基酸中的精氨酸（arginine）可以用六个不同的密码子（CGU，CGC，CGA，CGG，AGA 或 AGG）来表示，其中的 A、U、G 和 C 代表 RNA 中的四种不同单元。
这就是有趣之处。不同的生物体具有不同的密码子偏好。人体细胞喜欢用 CGT、CGC 或 CGG 来表示精氨酸，但其中的 CGG 则是冠状病毒最不喜欢的精氨酸表示方法。在研究 SARS2 基因组中的氨基酸在弗林蛋白切割位点如何被编码时，请记住这一点。
现在从功能的角度来谈谈为什么 SARS2 带有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而其表亲病毒则无此位点。通过计算机可将 SARTS2 和其近亲冠状病毒（最接近的是 RaTG13）基因组的近 30,000 个核苷酸的序列串进行排列和比较。可见，与 RaTG13 相比，SARS2 在 S1/S2 连接处插入了 12 个核苷酸。插入物的序列是 T-CCI-CGG-CGG-GC。CCT 用以编码脯氨酸（proline），两个 CGG 用以编码两个精氨酸（arginines），而 GC 则是用来编码丙氨酸（alanine）的 GCA 的起始密码子。
这个插入物有许多奇怪的特性，但最奇怪的是两个并排的 CGG 密码子。SARS2 的精氨酸密码子中只有 5％是 CGG，而任何 β-冠状病毒中都没有发现过双 CGG CGG 密码子排列。那么 SARS2 是如何获得这 5%的 CGG 的呢？要知道，CGG 被人类细胞所偏爱，但并不为冠状病毒所偏爱。
自然发生论的支持者要解释 SARS2 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各种特征可不容易。他们必须假设在病毒基因组上极少发生重组的位点上的确发生了重组事件，还要解释为什么会在 SARS2 在 S1/S2 点位（这可是冠状病毒基因组中唯一能够大大加强病毒传染性的重组点位）插入 12 个核苷酸序列，其中还含有 β-冠状病毒库根本没有的一对精氨酸 CGG 密码子。
进化总是会产生小概率事件，Robertson 博士这句话看似正确但其实不然。病毒可以产生无数变体，但我们能看的，只是自然选择后活下来的十亿分之一。Robertson 博士的观点过于夸大了自然产生小概率事件的能力。例如，功能获得实验（GOF）的任何结果都可以解释为进化可以在时间中实现的事情。数字游戏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玩。为了让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在 SARS2 中自然发生，必须发生连续发生一系列事件。我们上面说过，这个事件链中的每一个都是小概率事件。一条带有若干小概率事件的长链是不可能完成的。
按照实验室逃逸论，SARS2 中含有一对 CGG 密码子就不奇怪了。这个人类偏爱的密码子在实验室中经常使用。因此，凡试图在病毒基因组中插入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者，就会在实验室中合成能制备 PRRA 的序列，并且很可能会使用 CGG 来实现。
病毒起源的第三种理论
自然发生说有一个变体值得考虑，即 SARS2 直接从蝙蝠跃迁到人体，而不像 SARS1 和 MERS 那样经过中间宿主。这个说法的主要倡导者是病毒学家 David Robertson。他说除了人类外，SARS2 还会攻击其他物种。他认为这种病毒是在蝙蝠体内自生演化而成的一种广谱病毒（generalistvirus）。由于受这种病毒感染的蝙蝠在中国南部和中部广泛分布，因此，该病毒才有足够的机会向人类传播，尽管似乎我们只知道有一次机会。Robertson 博士的论文解释了为何迄今没有人在任何中间宿主中发现 SARS2 的痕迹，也没有在 2019 年 12 月之前受监测的人群中发现 SARS2。这似乎也解释了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即 SARS2 自从在人体上出现后就没有发生过变化。因为它已无需改变，已经可以有效攻击人类细胞了。但是，这种说法的问题是，如果 SARS2 从蝙蝠传染人类只需一次跳跃，而且此后没有任何变化，那么它仍然应该很容易感染其它蝙蝠才对，但似乎并非如此。
“SARS-CoV-2 对受试的蝙蝠感染很低，因此不太可能是感染人类的直接来源，”一个对自然发生说表示怀疑的科学团体如此说。
不过，Robertson 博士可能还会说云南省蝙蝠冠状病毒会直接感染人。2012 年 2 月，云南墨江的 6 名矿工在清理蝙蝠鸟粪时感染了严重的肺炎，出现类似 COVID-19 的症状，最后死了 3 人。从墨江矿山分离出的一种叫做 RaTG13 的病毒，迄今仍是 SARS2 的最近的亲属。存在大量的谜团围绕着病毒的起源、报道、费解的 RaTG13 对蝙蝠细胞的低亲和度，以及石博士自己说的她在同期所收集但未发表的 8 种类似病毒的性质，尽管这些病毒与 SARS2 的祖先有高度相关性。以上这些谜团都有待今后破解，这里想说的是，蝙蝠病毒是可以直接传染人类，但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才可能。
那么，除了挖掘蝙蝠鸟粪的矿工外，还有谁与蝙蝠冠状病毒有密切接触？答案是：冠状病毒的科研人员。石博士说，她和她的团队于 2012 年至 2015 年期间 8 次探访了墨江蝙蝠洞，收集了 1300 多个病毒样本。毫无疑问，她及其团队还去过云南的很多其它山洞。
想象一下，研究人员在武汉和云南间频繁往返，在黑暗的山洞和矿洞中搅动蝙蝠粪，现在您能看到两地间那个缺失的联系了。研究人员可能在收集病毒期间或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新病毒时被感染。从实验室逃逸的病毒可能只是一种自然病毒，而非经过功能获得操作（GOF）而加工过的病毒。
蝙蝠直接传人说（direct-from-bats thesis）是自然发生说和实验室逃逸说的一个嵌合体。这个可能性虽然不能绝对排除，但此说与事实有许多矛盾之处：1）SARS2 和 RaTG13 似乎对蝙蝠细胞的亲和力都很弱，因此人们不能确信这两种病毒能够进入蝙蝠体内； 2）在解释 SARS2 如何获得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或为什么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由偏爱人的精氨酸密码子而非蝙蝠偏爱的密码子来决定方面，蝙蝠传人说并不比自然发生说更有说服力。
我们现在的处境
自然发生说和实验室逃逸说两个理论都无法排除，因为两者都没有直接的证据。因此，没有确定的结论。
虽然如此，现有的证据更倾向其中一个方向。读者会形成自己的见解。在我看来，实验室逃逸说比自然发生说在解释我们关于 SARS2 所掌握的现有事实上要容易的多。
有记录表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通过做功能获得实验（GOF）让冠状病毒能够感染人体细胞和人源化小鼠。这正是可以产生 SARS2 样病毒的那种实验。科研人员并未注射疫苗来防范他们正在研究的病毒，他们的研发工作是在最低安全标准的 BSL2 实验室中进行的。因此，病毒的逃逸根本不奇怪。全中国的病毒大流行就是始于武汉研究所。该病毒（在流行之初）就已经很好地适应了人体，正如你可以从人源化小鼠实验结果中所期望的那样。它经过非同寻常的增强，它有一个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这是任何其他已知的与 SARS 相关的 β-冠状病毒所不具有的，并且该位点还含有一对精氨酸密码子，这也是其它 β-冠状病毒中所没有的。除了目前无法获得制造 SARS2 病毒的实验室记录外，您还缺什么证据吗？
自然发生论的支持者有一个很难讲的故事。他们的故事的合理性取决于一个单一的推测，即 SARS2 的产生与 SARS1 及 MERS 的产生之间有某种平行关系（译者注：指具有类似的演化线
路）。不过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平行关系。没有人发现 SARS2 的来源是蝙蝠，或果真来自蝙蝠，那么它确实曾经感染过蝙蝠（译者注：意思是说来自蝙蝠的病毒肯定也可以感染蝙蝠）。尽管中国当局进行了广泛的搜寻，包括对 80,000 只动物进行了测试，但仍没有发现中间宿主。没有证据表明该病毒像 SARS1 和 MERS 病毒那样，从其中间宿主向人类进行了多次独立的跳跃。医院的监控记录没有证据表明随着病毒的演化，疫情在人群中的传染性变得更强。没有任何解释为什么是
在武汉而不是其它地方爆发疫情。所有与 SARS 有关的蝙蝠冠状病毒都没有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可是没有什么能解释 SARS2 病毒是如何获得这个位点的，也无法解释这个位点为什么是由偏爱人类的密码子构成的。自然发生说要和这一系列佯谬作斗争。
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一定拥有许多相关信息的记录。不过中国当局不大可能公开这些记录，因为这将极大可能背上制造疫情的罪名。如果没有勇敢的举报人出现，那么我们可能会一直就停留在已经掌握的这些信息。
因此，还是需要来说说谁应该对疫情负责，哪怕只是一个临时评估，因为最重要的还是要防止新的瘟疫流行。即使是那些不同意 SARS2 病毒实验室逃逸说的人，可能也会对目前功能获得性实验（GOF）的现行管理条例感到担忧。明显有两种不同级别的责任：第一，允许病毒学家进行功能
获得实验，基本放任自流，获益小，风险大；第二，（如果 SARS2 的确来自实验室），让病毒逃逸出实验室并造成全球性的疫情。最有可能受指责的责任人有以下几个。
1.中国病毒学家
首先最应该指责的是，中国病毒学家在 BSL2 安全级别下进行功能获得实验 GOF。管理级别如此低下，一旦出现 SARS2 这样传染性的病毒就无法管控。如果病毒确实是从该实验室中逃逸的，那么他们应该受到全世界的严厉指责，因为已有 300 万人为此可预见事故而丧命。
石博士的确受过法国病毒学家的培训，她与美国病毒学家合作密切并遵循有关管控冠状病毒的国际规则。但是她本能够也应该对所自己的工作所面临的风险做出自己的评估。她和她的同事对自己的行为应该负责。
我一直用武汉市病毒学研究所代表所有在武汉进行的病毒学研究活动。其实那里还有军事实验室和其它病毒学实验室，他们的科研人员或许也能接触石博士搜集的大量蝙蝠病毒。理论上说 SARS2 是在武汉军事实验室中制作的也是可能的，也许他们是要制作一种能够对付所有冠状病毒的疫苗。不过在其它中国病毒学家在疫情传播中所起的作用被澄清之前，因为石是中国研究冠状病毒的公众形象，所以她和她的同事们将首先受到谴责。
2.中国当局
SARS2 并不是中国当局制造的，但他们确实竭尽全力掩盖这场悲剧的性质以及中国对此应付责任。他们封锁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所有记录并关闭了其病毒数据库。他们发布些零星信息，其中多数可能就是虚假信息或为了误导舆论。他们不遗余力操纵世界卫生组织（WHO）对病毒起源的调查，并有意让调查委员会人员到处瞎跑而徒劳无功。从目前看很清楚的是，他们的兴趣更多是在转移责任，而非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预防新的疫情爆发。
3.全球的病毒学家团体
全球的病毒学家是一个松散的专业团体。他们在相同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并参加相同的会议。他们都对获得政府资金有兴趣并都不愿被安全规范过于拖累。
病毒学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功能获得研究（GOF）的危险性。但是获得制作新病毒的能力以及因此获得研究经费的诱惑太大了。他们一直在推进 GOF。他们在 2014 年积极游说反对联邦政府暂停对 GOF 的研究资助并与 2017 年再次推进此事。
迄今为止，预防未来流行病的研究所带来的好处几乎是零，但产生风险倒是巨大。如果 SARS1 和 MERS 病毒的研究只能在 BSL3 实验室中进行，那么允许新冠病毒在安全级别较低的 BSL2 实验室中进行是完全不合逻辑的。无论 SARS2 是否是从实验室逃逸的，全球的病毒学家们都在玩火。
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让其他生物学家感到震惊。 2014 年一些自称“剑桥工作组”的科学家呼吁人们在制造新病毒上要谨慎。他们对 SARS2 这类病毒的风险很有先见之明，他们写道：“新研发的可能造成瘟疫的病原体发生事故的风险引起了我们的严重关注。在实验室中制作高传染性的新型危险毒株，特别是但不限于流感毒株，大大增加了风险。在实验室中出现的意外感染可能会引发瘟疫并极难或甚至不可能被控制。”
当分子生物学家发明了一种将基因从一种生物转移到另一种生物上的技术时，他们于 1975 年在加州的 Asilomar 举行了一次公开会议讨论可能的风险。尽管内部有很多反对意见，他们还是草拟了一份清单，内容是哪些目前严格的安全措施在未来通过适当的评估后是可以放宽的。
还有，当发明了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后，生物学家召集了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国家科学院起草了一个联合报告，敦促人们克制自己对人类基因组进行遗传性改变。发明基因驱动技术（gene drives）的生物学家也对其工作的危险性持开放态度，并试图引入公众关注。
您可能会认为 SARS2 的爆发会促动病毒学家重新评估功能获得研究（GOF）的好处，甚至让公众参与讨论。但并非如此。病毒学家要么嘲笑实验室逃逸说是阴谋论，要么三缄其口。他们躲在一堵沉默墙后将自己保护起来。到目前止，这种做法有效地缓解了，或至少推迟了，记者的好奇心和公众的愤怒。一个无法自我节制的职业只能被他人所节制，这似乎是病毒学家自己对未来的选择。
4.美国在资助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中所扮演的角色
从 2014 年 6 月至 2019 年 5 月，Daszak 博士的的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获得了一笔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下属的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的研究经费，用于武汉病毒实验研究所的冠状病毒的功能获得实验（GOF）。无论 SARS2 是不是该项研究的产物，将如此高风险的研究项目分包给最低安全防范的外国实验室似乎都是个成问题的政策。如果 SARS2 病毒确实是从武汉研究所逃逸的，那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处于一个可怕的境地，即它资助了一个灾难性的实验，导致全世界超过 300 万人死亡，其中有 50 多万是本国公民。
在生态健康联盟获得资助的前三年中，其实联邦政府有法令暂停了 GOF 研究，考虑到这一点， NIAID 和 NIH 的责任更加重大。为什么这两个机构要违反法律继续提供资助呢？因为有人在此暂停令中插入了一个漏洞。
暂停令特别禁止资助任何增强流感、MERS 或 SARS 病毒传染性的 GOF 研究。但是，在暂停令第 2 页的脚注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美国政府资助机构的负责人认定迫切需要该项研究保护公共健康或国家安全，该研究可以作为暂停令的例外。”
这似乎意味着 NIAID 的负责人福奇博士（Anthony Fauci）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任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博士之一，或两人都援引了该脚注的例外，保证了资金流向石博士的 GOF 研究项目。
Richard Ebright 在接受《独立科学新闻》采访时说。“不幸的是，NIAID 和 NIH 的两位主任利用此漏洞对暂停令所禁止的项目进行了例外豁免，并通过荒谬地宣称该项目“对于保护公共卫生或国家安全具有迫切性而绕过了暂停令的限制。“
当暂停令于 2017 年结束时，它并不是简单被取消了，而是被所谓 P3CO（the Potential Pandemic Pathogens Control and Oversight，潜在流行病原体控制和监督）报告系统框架所取代，该框架要求各政府机构对希望得到资助的危险的 GOF 项目提供审查报告。
据 Ebright 博士说，Collins 和 Fauci 两位博士“拒绝标注并转发任何项目风险-收益审查报告，从而实际废除了 P3CO 框架。”
他认为者两位官员在处理暂停令和之后的 P3CO 报告制度中，“系统地挫败了任何来自白宫、国会、科学家和科学政策专家对 GOF 研究进行监管的努力。 “
也许两位官员不得不考虑不为公众所知的什么紧急事项，如国家安全问题。也许资助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一个被认为与中国军方病毒专家有联系的机构，可以让美国打开一个了解中国生物战研究的窗口。但是，无论处于什么考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资助 GOF 研究突破了底线，因为这种完全可能产生 SARS2 病毒的研究是在一个无监督的国外实验室（BSL2 的生化条件下）做的。完全可以质疑这一决定的不够审慎，无论 SARS2 的产生和 300 万人的死亡是不是该决定造成的。
结论
如果 SARS2 起源于实验室有这么多证据，为什么没有更广为人知呢？现在看来很明显，太多人有理由故意不去谈论它。这首先当然是中国当局。不过，欧美的病毒学家也无兴趣对他们从事了多年研究的 GOF 问题引发公共辩论。
其他科学家也没有出面提出此问题。申请政府研究经费是根据科学专家委员会的建议分配的，而该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各个大学。任何因提出难堪的的政治问题而闹事者都将面临其研究经费无法更新的风险，其研究生涯也将被终止。安分守己的好行为反而会收获在资金分配系统中游荡的许多好处而受到奖赏。你不要以为 Andersen 博士和 Daszak 博士因为攻击实验室逃逸论的偏袒言论会玷污其科学公正性的名誉，看看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2020 年 8 月份公布的 8200 万美元的资助清单上第二名和第三名都是谁。
美国政府与中国当局有着奇怪的共同利益，他们都避免公众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石博士的冠状病毒研究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可以想像中国当局在幕后会这么说：“如果这项研究如此危险，你们为什么还要资助它，而且是在我们的国家进行？” 美方可能会回答说：“看起来是让你让病毒逃逸了。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公开讨论这件事吗？”
Fauci 博士是一位政府的长期官员，他在特朗普总统任期老老实实提供服务，并在 Biden 当局中重返对 COVID-19 的抗疫工作的领导。完全可以理解国会也无兴趣因 Fauci 博士在资助武汉项目的研究中表现的明显判断失误而让他备受指责。
在这些重叠林立的沉默墙中还得加上主流媒体的那堵沉默墙。据我所知，尚无主流报纸或电视网络向读者提供过有关病毒实验室逃逸的深入新闻报道，如您上面读到的这些，尽管有人发了简短的社论或评论。你可能认为，对于造成 300 万人死亡的任何病毒起源理论都值得进行认真的调查。或无论病毒的起源是什么，都应该探问是不是应该继续 GOF 的研究。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美国国家国际开发署（NIAID）在暂停令期间为 GOF 项目提供研究资助应该受到调查。是什么导致主流媒体明显丧失了好奇心？
病毒学家的“缄口令（omertà）”是原因之一。不像政治记者，科学记者对消息来源的动机几乎没有本能的怀疑。大多数科学记者认为他们的作用主要就是向平民百姓群众传达了科学家的智慧。因此，当他们手头的信息不支持他们时，这些记者就变得无所适从了。
另一个原因也许是许多媒体在政治光谱上向左迁移。因为特朗普总统说过病毒是从武汉的实验室中逃逸的，所以媒体编辑们就完全不信该说法。他们与病毒学家一样将实验室逃逸说视为一种不值一提的阴谋论。在特朗普政府任期，情报部门的立场是不能排除病毒从实验室逃逸的可能性，
但他们轻易就拒绝了这个立场。当拜登总统的国家情报总监 Avril Haines 说了同样的话时，她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媒体忽略了。这并不是说媒体编辑应该认可实验室逃逸说，而是说他们应该充分、公平地探究这种可能性。
在过去一年中，世界各地的人们几乎只能被禁闭在家中，他们可能希望听到比媒体所能提供的更好的答案。也许这样一个答案不久将出现。毕竟，自然发生论缺乏任何支持证据的时间越长，这个说法就越发可疑。也许国际病毒学家团体将被人们视为虚假且自利的向导。疫情在武汉爆发也许与武汉病毒实验室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制作高危的新冠病毒相关，这种常识最终可能会取代意识形态化的固执己见，即只要特朗普说的都不可能是正确的。
之后让我们启动清算。
尼古拉斯·韦德 （Nicholas Wade）
2021年4月30日
鸣谢
第一个认真研究 SARS2 病毒起源的人是 Yuri Deigin，他是俄罗斯和加拿大的一位生物技术企业家。在一篇漫长而精彩的文章中，他用分子生物学剖析了 SARS2 病毒提出了该病毒可能被认为操控的可能性，尽管他并没有为此背书。这篇发表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的文章为任何试图了解该病毒起源的人提供了一份路线图。Deigin 在他的论文中提供了极多信息和分析，以至于有人怀疑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工作，而是有个智库在撰写此文。不过，此文写得极为轻松和幽默，让我怀疑中央情报局或克格勃的报告能写成这样，而且我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就是 Deigin 博士的一人所为。
Deigin 之后又有几位开始对病毒学家的正统说法提出质疑。Nikolai Petrovsky 对 SARS2 与 ACE2 受体的结合度做了计算，令他惊讶的是，这个 SARS2 病毒似乎已针对人类蛋白做过优化，他因此推断该病毒可能是在实验室中产生的。Alina Chan 发表了一篇论文，表明 SARS2 刚开始流行时就非常适应了人类细胞。
Richard Ebright 是为数不多的一位对病毒学家绝对排斥实验室逃逸说提出质疑的建制内成功的科学家之一，他长期以来一直在警告功能获得研究（GOF）具有危险性。另一位是斯坦福大学的 David
A. Relman。他写道：“即便有很多强烈的反对意见，以目前掌握的事实来看，无法确定地接受或排除各种可能的起源论。” 还要感谢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前主任 Robert Redfield，他在 2021 年 3 月 26 日对 CNN 表示，这种流行病的“最可能”原因是“来自实验室”，因为他怀疑蝙蝠病毒是否可以无需演化时间而在一夜之间变成一种极具传染性的病原体，像 SARS2 显示的那样。
医师兼研究人员 Steven Quay 运用统计和生物信息学工具来巧妙探索病毒的起源，例如，他展示了早期接受患者的医院如何沿武汉 2 号地铁线排列，该地铁线路一头连接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另一头连接武汉国际机场，构成一个完美的向全球输送病毒的传输带。
Milton Leitenberg 在一篇文章中很好地分析了了武汉实验室的安全问题以及中国当局如何搪塞和拖延的伎俩。
还有其它许多人为解开这个迷而做出了重要贡献。弗朗西斯·培根说：“真相是时间而非权威的女儿“。以上这些人所做的努力让这句话变得更为真实。
——是人还是自然打开了武汉的潘多拉盒子？
作者：Nicholas Wade
（作者简介：尼古拉斯韦德是著名的英籍作家和科技新闻记者，1942 年出生于英国，1964 获英国剑桥大学自然科学学士学位。他 1967 年到 1971 年间作为科学作家和编辑服务于《自然》杂志。1970 年移民美国后从 1972 年到 1982 年在《科学》杂志工作了 10 年。他 1982 年始加入《纽约时报》，作为其下属的《科学时报》的专职作家和编辑工作了 30 年，直到 2012 年退休，之后还作为自由作家经常为《纽约时报》撰稿。）
庚毒在全球肆虐已超过一年，死亡人数将很快达到 300 万人。然而，庚毒的来源至今不确定：政府和科学家的政治动机让此事蒙上阴翳，而主流媒体似乎也无助于澄清。
我将在本文通过对已掌握的科学事实进行梳理。这些事实对所发生的事情提供了许多线索，并为读者提供了自我判断的证据。 然后，我们将尝试谈谈应该由谁来负责这个复杂问题，虽然首先要谈及中国政府的责任，但责任远远不限于中国。
看完本文后您可能会学到很多有关病毒的分子生物学知识。我尽量避免读者在阅读中感到痛苦，但必要的科学解释是必须的，因为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科学仍是引领我们穿过迷宫的唯一确定的线索。
引起疫情的病毒的正式名称叫 SARS-CoV-2，但可以简称 SARS2。众所周知，关于庚毒起源有两种主要说法，一是自然地从野生动植物跃迁到人体，二是该病毒从实验室逃逸。 如果我们希望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弄清病毒来源事关重大。
我将分别介绍两种起源理论及其合理性，然后看哪种理论能对已知事实提供更好的解释。必须指出，迄今为止这两种理论都没有获得直接的证据。每种说法都取决于一组合理的假设，但均缺乏实锤证据。 因此，我目前仅有线索而无结论，不过这些线索都指向一个特定的方向。 在此方向的推断下，我将从这场灾难性的乱麻中勾勒出一些基本轮廓。
新冠疫情于 2019 年 12 月首次爆发后，中国当局报告称在武汉的一个菜市场（一个出售野生动物肉类的地方）发现了多个病例。 这使专家们想起了 2002 年 SARS1 疫情，在该次疫情中首先是蝙蝠病毒传给了在菜市场出售的果子狸，然后从果子狸传播给人类。2012 年的 MERS 疫情也是由类似的蝙蝠病毒引发，那次的中间宿主是骆驼。
病毒基因组的解码显示，SARS2 属于 β-冠状病毒家族，SARS1 和 MERS 病毒也是该家族的成员。这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 SARS2 和 SARS1 和 MERS 病毒一样，也是一种天然病毒，它成功地从蝙蝠通过某个中间宿主动物跃迁到人身上。SARS2 与菜市场相关、与 SARS1 和 MERS 病毒类似这些说法很快就不攻自破：中国科研人员在武汉发现了早先与菜市场毫无联系的病例。 可是很快在一片期待支持自然发生论证据的形势下，这个事实似乎被人有意忽视了。
不过，武汉毕竟是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所在地，而此研究所是世界领先的冠状病毒研究中心。 所以，不能排除 SARS2 从实验室逃逸的可能性。我们有两个有关病毒起源的合理解释。
在疫情初期，公众和媒体对病毒起源的舆论就被两个科学机构发表的支持自然起源说的严正声明所影响。这些声明在发表前并没有经过严格的检验。
某些病毒学家等人在 2020 年 2 月 19 的《柳叶刀》上声明道：“我们共同强烈谴责 COVID-19 是非自然起源的阴谋论”，而当时断言究竟发生了什么还为时过早。 他们说，科学家“无可置疑地得出了结论，认为该冠状病毒就是起源于野生动物”，并强烈呼吁读者与中国同行共同站在抗疫的前线。
其实认为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的意思是指因事故所致而非由阴谋所致，这与声明者的说法恰恰相反。这当然是件需要研究的事，而非一味拒绝它。优秀科学家的一个标志是，他们应不遗余力区分自己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 按此标准，在《柳叶刀》上签名的这些科学家是些不称职的科学家：他们向公众保证了他们自己也不确定的事情。
后来发现《柳叶刀》这封声明信是由纽约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 of New York）主席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组织和起草的。是 Daszak 博士所属的机构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冠状病毒研究。 如果 SARS2 病毒确实是从他资助的研究中项目中逃逸的，那么 Daszak 博士可能会被入罪。他对 这个严重的利益冲突非但没有向《柳叶刀》的读者披露，相反，在该信的结尾写道：“我们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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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健康联盟主席 Peter Daszak
究竟谁应该对庚毒的流行负责这个问题，对 Daszak 博士这样的病毒学家来说利益攸关。在 20 多年大多数时间中，他们一直躲避了公众关注在玩一个危险游戏。他们在实验室中不断地制造一些比自然界中存在的病毒更危险的病毒。他们的说辞是他们可以安全地操作，并且通过走在自然界前面研究出新病毒，他们可以预测和防止病毒的“溢出”，即从动物宿主传播给人类。 如果 SARS2 真的是从这类实验室逃逸的话，那将造成一场恐怖的反弹，公众的义愤风暴将影响世界各地的病毒学家，而不仅仅限于中国。 《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编辑安东尼奥·雷加拉多（Antonio Regalado）于 2020 年 3 月表示：“这将从上到下彻底颠覆科学大厦。”
在塑造公众意见方面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二个声明是 2020 年 3 月 17 日在《自然·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封信（也就是说，这是一篇观点陈述而非科研文章）。 它的作者是斯克里普斯研究所
（Scripps Research）的克里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G. Andersen）为首的几位病毒学家。 这五名病毒学家在该信函的第二段中宣称：“我们的分析清楚地表明，SARS2 病毒不是实验室的建构，也不是被有意操纵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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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克里普斯研究所 Kristian G. Andersen
不幸的是，按照我们上面的定义，这也属于低劣科学的一种情形。对病毒基因组进行剪切和粘贴的老方法的确会留下明显的人为痕迹。 但是，被称为“看不见”（no-see-um）或“无缝”（seamless）的新方法确可以在剪切和粘贴中不留任何痕迹。其它一些处理病毒的方法也可以不留痕迹，例如所谓连续传代技术（serial passage），即将病毒反复从一个细胞培养基转移到另一个细胞的技术。 如果某个病毒被认为操作了，无论是通过“无缝”法或“连续传代”法，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知道该病毒是否是人工制造的。Andersen 博士及其同事其实是在向读者担保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的事情。
该信的讨论部分是这样开头的：“ SARS2 不太可能在实验室中通过操控与冠状病毒 SARS-CoV 相关的冠状病毒而获得”。不过拜托等等，该信开头不是说 SARS2 很清楚没有受到操控吗？ 信件的作者在开始推理时，其确信度似乎下调了好几个等级。
一旦在论证中引入了技术语言，确信度立刻就下降了。作者提出了两个论证人为操控不可能的理由，但哪一个也无法确定。
首先，他们论证说 SARS2 的刺突蛋白与人的受体目标 ACE2 虽然结合得很好，但是该方式与物理计算所得到的最优结合方式并不同，所以该病毒一定是通过自然选择而非通过人工操作而产生的。（译者按：意思是如果是人工操控的话，其结合方式一定按最优计算方式进行）
如果你觉得这个论证难于理解，那是因为该论证过于牵强附会。作者的基本假设是（虽没有明确说明），只存在唯一一种方式（人工计算）让蝙蝠病毒与人体细胞结合，即首先计算出人类受体 ACE2 与病毒入侵的刺突蛋白之间的最强拟合方式，然后他们根据此计算来设计该刺突蛋白（通过选择构成刺突蛋白的氨基酸单元序列）。该论文说，由于 SARS2 的刺突蛋白与计算的最优设计由差异，所以它没有被操纵。
但以上说法是对病毒学家将刺突蛋白与选定靶标进行结合的实际方式的无视。刺突蛋白与靶标的结合并不是通过计算进行的，而是通过将刺突蛋白从其它病毒中进行基因剪接获得，或通过连续传代（serial passage）来完成的。对于连续传代方式，每次将病毒的后代转移到新的细胞培养物或动物上，从中选出较为成功的后代，直到出现与人类细胞紧密结合的蛋白。所有繁重的工作其实是通过自然选择完成的。Andersen 等人的文章中所说的通过计算来设计病毒刺突蛋白的推测与该病毒是否被以上两种方法所人工操纵完全无关。
信件作者反对人工操控的第二个论证更加牵强。尽管绝大多数生物的遗传物质是 DNA，但许多病毒使用的是 DNA 的化学近亲 RNA 来实现遗传。不过 RNA 很难操控，所以基于 RNA 的冠状病毒的研究人员会先将 RNA 基因组转换为 DNA 序列，然后在转换后的 DNA 版本上进行增改操作，再将修改后的 DNA 基因组转回传染性的 RNA。
科学文献中对 DNA 骨架的描述只有若干种。Andersen 小组说，任何操控 SARS2 病毒的人都“有可能”采用了其中某个已知骨架。因为 SARS2 并不源自这些骨架，所以不存在人工操控。但是这个说法显然没有定论，因为 DNA 骨架非常容易制作，因此很可能使用从未公开的 DNA 骨架来操控SARS2。
情况就是这样。这就是 Andersen 小组提出的两个论点，用以支持他们宣称 SARS2 病毒显然未被操控的声明。虽然他们结论完全基于两个毫无定论的猜测，可他们却让全世界的新闻界深信不疑， SARS2 不可能从实验室逃逸。有篇技术分析文章毫不留情地驳斥了 Andersen 的这个说法。
科学应该是个自我纠错的专家社区，其中科学家不断互检彼此的工作。可是为什么没有其他病毒学家指出 Andersen 小组充满了荒谬论证的漏洞呢？也许是因为当今在大学中发表不同的观点代价可能是及其昂贵的。你可能会因为论点出格而丧失工作。如果某位病毒学家敢于挑战本领域官宣的观点， 那么他下次申请研究经费时，可能就会被负责政府研究经费分配的专家委员会拒绝。
Daszak 和 Andersen 发表的公开信具有十足的政治性而非科学陈述，但其效果令人吃惊。主流媒体反复发文说，专家们的共识已排除了病毒从实验室逃逸的可能性。这些主流媒体作者的主要依据就是 Daszak 和 Andersen 的这两封信，可他们对信中的巨大论证漏洞却完全不懂。主流媒体以及主要网络媒体都配有专职的科学记者，这些科学记者理应能够对科学家提出质疑并对其观点进行审查。可是 Daszak 和 Andersen 的声明却基本上没有受到任何挑战。
对病毒自然涌现说的疑问
直到 2021 年 2 月左右以及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某个委员会造访中国之前，病毒的自然界涌现说一直是媒体所喜爱的理论。WTO 这个特别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进入实验室受到了中国当局的严格控制。其成员也包括无所不在的 Daszak 博士，他们在访问前、访问期间和访问后一直肯定病毒极不可能从实验室逃逸。但这个说法并不是中国当局所希望见到的宣传上的胜利。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人没能向该委员会提供支持自然涌现说的证据。
这很令人吃惊，因为无论是 SARS1 还是 MERS 病毒，都能在环境中找到大量痕迹。在 SARS1 疫情爆发后四个月内就确定了中间宿主，在 MERS 爆发后的九个月内就确定了中间宿主。然而，SARS2病毒大流行之后已经过了 15 个月，虽然经过大规模搜索，中国科研人员仍未找到该病毒的原始蝙蝠种群，也未找到 SARS2 病毒传给人体的中间宿主，也找不到任何血清学证据来证明任何包括武汉在内的中国人群曾在 2019 年 12 月之前接触过该病毒。自然涌现说到目前仍是一种假设，无论起初提出该假说的理由是否合理，事实是一年多来没有找到丝毫支持的证据。
如果一直找不到支持自然涌现说的证据，就应该认真考虑换一个假设，即 SARS2 病毒就是从实验室逃逸的。
为什么会有人想制造一种能够引发瘟疫流行的新型病毒？自从病毒学家获得了操控病毒基因的工具以来，他们就认为可以通过研究某种动物病毒跃迁到人类的可能性来预测潜在的病毒流行。病毒学家声称，在实验室中增强危险的动物病毒感染人类的能力是合理的。
以这个理由，他们重新建构了 1918 年的流感病毒，展示了如何从已发布的 DNA 序列来合成几乎已经灭绝的小儿麻痹症病毒，并将一个天花基因植入一个相关的病毒中。
这些加强病毒传染力的实验通常被称为功能获得性实验（gain-of-function experiments）。 对于冠状病毒而言，刺突蛋白尤其令人感兴趣，刺突蛋白会在病毒的球形表面四处突起并大致决定了它的靶向动物种类。 例如，在 2000 年，荷兰研究人员对小鼠的冠状病毒刺突蛋白进行了基因改造，使其只攻击猫，从而成了老鼠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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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表面的刺突蛋白决定了它感染什么动物
在发现蝙蝠的冠状病毒既是 SARS1 的起源，也是 MERS 的起源后，病毒学家才开始认真研究这类病毒。研究人员特别想了解的是，蝙蝠的刺突蛋白究竟需要发生什么变化才会感染人类。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蝙蝠病毒的首席专家、人称”蝙蝠女“的石正丽的领导下，经常前往中国南部云南的蝙蝠洞探险，并收集了约一百种不同的蝙蝠冠状病毒。
然后石博士与北卡罗来纳大学著名的冠状病毒研究者 Ralph S. Baric 进行合作。他们的工作集中于增强蝙蝠病毒攻击人类的能力，为的是发现冠状病毒大规模流传的潜能（即感染人类的潜在能
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于 2015 年 11 月构建了一个新型病毒，其方法是使用 SARS1 病毒的骨架并用一种蝙蝠病毒（SHC014-CoV）的刺突蛋白来取代其刺突蛋白。这种制作出来的病毒可以感染人的呼吸道细胞，起码可以在实验室中感染呼吸道细胞的培养基。
这种由 SHC014-CoV 的刺突蛋白加 SARS1 骨架的病毒被称为嵌合体（chimera），因为其基因组包含两种病毒的遗传物质。如果 SARS2 病毒确实是在石博士的实验室中制造的话， 则其直接的原型就是 SHC014-CoV/SARS1 嵌合体，其潜在危险引起许多观察者的关注，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巴黎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 in Paris）的病毒学家西蒙·韦恩·霍布森（Simon Wain-Hobson）说：“如果该病毒逃逸了，没有人能够预测其流行轨迹。”
Baric 博士和石博士在其论文中虽然提到存在明显的风险，但认为应考虑该研究能够预测病毒跨种跃迁的好处。他们写道，科学审查小组“可能会认为这类基于已经流行的毒株而构建的嵌合体病毒太危险而不应进行“。他们认为，鉴于对功能获得性（GOF）研究的各种限制，事情已经“进入了 GOF 研究所关注的十字路口；必须要权衡两方面的风险，一方面是应对和缓解未来可能爆发的病毒，另一方面是制造了更多的高风险病原体。在制定未来政策时，重要的是要考虑这些研究数据的价值，以及此类的嵌合型病毒研究，考虑到其固有风险，是否值得继续进行下去。”
以上声明是在 2015 年发表的。从 2021 年往回看，可以说，获得功能研究（GOF）在预防 SARS2 流行上的价值为零。如果 SARS2 病毒确实是在功能获得性实验中产生的，那么可以说，该风险是灾难性的。
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内部
Baric 博士开发过一种通用工程方法来制作对其它物种具有攻击能力的冠状病毒，他曾将这个方法传授给石博士。 他所使用的特异性靶标是培养基中和人源化小鼠（humanized mice）中的人类细胞。 这些实验室小鼠是人类受试者的一种符合医学伦理的廉价替代品，它们经基因工程改造后可携带一种被称为 ACE2 的人类蛋白，遍布于呼吸道的细胞表面。
石博士回到武汉病毒研究所她的实验室后，重启了她用基因工程改造一种用以攻击人类细胞的冠状病毒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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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正丽在最高安全级别的 BSL4 实验室。她的冠状病毒研究是在安全级别较低的 BSL2 和 BSL3 实验室中进行的
我们怎么能这么肯定？
我们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因为，不知出于什么奇怪的原因，她的工作是得到美国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资助的，这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一个分支机构。资金资助申请书是公开资料，上面列明了她申请该资助的目的。
NIAID 的研究经费下发给总承包商 Daszak 博士所属的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然后再由他们分包给石博士。下面是 2018 和 2019 财政年度资助情况的部分摘录，其中“CoV”代表冠状病毒，“S 蛋白”指病毒的刺突蛋白。
CoV 种间传播的测试预测。通过实验测试宿主范围的预测模型（即病毒爆发的可能性），包括反向遗传学、假病毒和受体结合试验，以及用来自不同物种和人源化小鼠的一组细胞培养基做病毒感染实验”。
● “我们将使用刺突蛋白的序列数据、感染性克隆技术、体外和体内感染实验以及受体结合分析来验证用刺突蛋白序列差异百分比阈值来预测病毒外溢可能性的假说。”
用非技术语言来说，这意味着石博士的目标就是制造出一种对人类细胞具有最高感染力的新型冠状病毒。她的计划是要找到对人体细胞具有高低不同亲和力的刺突蛋白的编码基因。然后她再把这些刺突蛋白的基因一个接一个地插入若干病毒基因组的骨架（即所谓“反向遗传学”和“传染性克隆技术”），从而制作出一组嵌合型病毒。然后她再测试这些嵌合病毒攻击人类细胞培养基（即“体外”）和人源化小鼠（即“体内”）的能力。这些信息将有助于预测冠状病毒从蝙蝠到人跃迁的所谓“外溢”的可能性。
就其研究方法而言，目的是要寻找能够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骨架和刺突蛋白的最佳组合。很可能该方法已经制造出了类似于 SARS2 的其它病毒，而且很可能找到了病毒骨架和刺突蛋白的最佳组合而制造出了 SARS2 本身。
尚不能确定石博士是否真的在她的实验室中制造了 SARS2，因为她的研究记录已被封存。但似乎
她确实在朝这个方向在走。罗格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和生物安全著名专家 Richard H. Ebright
说：“很明显，武汉病毒学研究所正在系统地制作一种新型的嵌合冠状病毒，并评估这些病毒感染
人类细胞和感染能够表达人的 ACE2 的小鼠的能力”。
Ebright 博士还说：“同样清楚的是，取决于分析时所选择的常基因组背景的不同，这项工作可能产生了 SARS2 本身，或 SARS2 的某个近祖”。这里说的 “基因组背景”指用于刺突蛋白的试验台的某个特定的病毒骨架。
现在已经很明显，SARS2 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逃逸这个说法并非仅仅是个粗略的猜测，这个说法根据的是一个详细的研发资金申请书，根据的是拿到 NIAID 资助的一个特定项目。
如果问即使有了上面申请资助的工作计划，但你如何知道该计划确实被执行了？对此我们可以用 Daszak 博士自己的话来回答。Daszak 博士在过去的 15 个月中不断抗议说实验室逃逸论是那些反中分子发明的一种荒谬的阴谋论。
在大流行爆发之前的 2019 年 12 月 9 日，Daszak 在接受采访时用各种溢美之词介绍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如何重新编程刺突蛋白并制作出能够感染人源化白鼠的嵌合型冠状病毒。
Daszak 在此采访进行到约 28 分钟时说，“经过 6 到 7 年的努力，我们现在已经发现，存在 100 多种与 SARS 相关的新型冠状病毒，它们和 SARS 极为相近” 。 “其中一些在实验室中能够进入人体细胞，另外一些会在人源化的小鼠模型中引起 SARS 疾病，而且该疾病无法通过单克隆抗体治愈，所以也无法通过疫苗来预防。因此，这是个明确并现实的危险...。”
“采访人：您说的这些不同的冠状病毒，既不能针对它们进行疫苗接种，也无法抗病毒，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Daszak 博士：嗯，我想是这样，冠状病毒嘛，你可以在实验室中很容易地操控它们。刺突蛋白会导致很多冠状病毒引发的畜传人风险。您可以获得基因序列，也可以构建蛋白，我们与北卡大学（UNC）的 Ralph Baric 有很多合作。我们可以在主链中插入另一种病毒并做些实验室操作。因此，当您发现一个序列时，您将有更大的预测能力。您拥有这种多样性。现在，研发疫苗的合理做法是，当你开发一款 SARS 疫苗时，会用流行性的 SARS（Pandemic SARS）来做，不过，让我们插入其他一些东西，这样就可以获得更好的疫苗。” 这里所谓插入的东西，可能含有一个被称为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的元素。下面我会谈到，该元素会大大增加病毒对人类细胞的感染性。
Daszak 博士断断续续说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旦产生了某种可以攻击人类细胞的新型冠状病毒，您就可以获取该病毒的刺突蛋白并将其作为研发疫苗的基础。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几天后 Daszak 博士听到武汉爆发疫情时的反应。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武汉研究所的目标就是如何让蝙蝠冠状病毒对人产生传染性，也清楚该所在保护本所研发人员免遭病毒感染方面的缺陷所在。
但是，他非但没有向政府卫生当局提供自己所掌握的大量病毒研发信息，而是立即发起了一场公关运动，以图让全世界相信疫情的爆发并非来自他所研制的某个病毒。他在 2020 年 4 月的一次采访中宣称， “新冠病毒从实验室逃逸的说法纯属瞎说，这根本不是真的”。
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安全措施
Daszak 博士也许没有意识到，抑或他太过了解，长期以来，即使是管理最好的实验室也很难避免病毒的逃逸。天花病毒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在英国从实验室中逃逸过 3 次，造成 80 例感染
和 3 例死亡。自那时起，几乎每年都有危险病毒从实验室泄漏的情况。近些年来，SARS1 病毒成了逃逸大师，分别从新加坡和台湾的实验室中泄漏，并从位于北京的中国国家病毒学研究所泄漏了至少四次。
SARS1 难以对付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可用的疫苗来保护实验室的工作人员。Daszak 博士在上面 12 月
19 日的采访中说，武汉病毒研究所也未能开发出疫苗来对付他们自己制造的用来感染人类细胞的冠状病毒。如果 SARS2 病毒是在武汉实验室中制作的，那么武汉的工作人员对该病毒是完全无法防护的，正如他们在北京的同事们对 SARS1 完全无法防护一样。
新型冠状病毒高危的第二个因素与实验室所需的安全等级有关。实验室的安全等级分为从 BSL1 到 BSL4 的四个等级，其中 BSL4 的防护最为严格，它是专为致命性病原体（例如埃博拉病毒）而设计的。
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一个新的 BSL4 实验室，但其管理松弛状态令美国驻北京使馆去该所检查工作的国务院检查官大为震惊。“新实验室严重缺乏安全操作所需的经过适当培训的技术人员和调查人员“，该检查员在 2018 年 1 月 19 日的电报中如此写道。
但是，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武汉 BSL4 实验室是否安全，而是全世界的病毒学家都不喜欢在 BSL4 所要求的条件下工作。您必须穿着宇航服，在密闭的橱窗中进行操作，并忍受做什么都得多花一倍时间。因此，每种病毒真正对应的安全级别总是比安全设计的标准低。
在 2020 年之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的病毒学家所遵循的规则要求在 BSL3 实验室条件下对 SARS1 和 MERS 病毒进行操作，但其它蝙蝠冠状病毒均可以在低一级的 BSL2 实验室中操作。BSL2实验室只有最起码的安全预防措施，例如戴手套、穿实验服、不在移液器中吸入液体并张贴生物危害警告标志。然而，在 BSL2 中做功能增强实验（GOF）所产生的某种媒介可能比 SARS1 或 MERS 的传染性还要强。如果出现这种情形，那么实验室工作人员将极有可能被感染，特别是如果没有接种疫苗。
如石博士在其出版物和其他文件中所描述的那样，她的功能获得性（GOF）冠状病毒研究工作很多是在 BSL2 实验室进行的。她在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说：“我们对冠状病毒的研究工作是在 BSL2 或 BSL3 实验室中进行的。”
Ebright 博士说，“显然，该工作的部分或全部工作是在生物安全等级 2 下操作的，这个标准相当于美国标准牙医诊所的生物安全等级，会对实验室工作人员在接触具有 SARS2 传染特性的病毒时造成不可接受的风险。
他补充说：“很显然，这项工作不应该得到资助，也不应该被执行。”
这就是他的观点，无论 SARS2 病毒是否真的是在该实验室中产生的。
对武汉实验室安全条件的担忧似乎并不多余。根据美国国务院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的情况通报，“美国政府有理由相信，在发现首例 COVID-19 病例之前的 2019 年秋季，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几名科研人员就已被感染，其症状与 COVID-19 和常见的季节性疾病一致。
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研究员、国务院前顾问 David Asher 在一次研讨会上提供了有关该事件的更多详细信息。他说，我们对该事件的了解一部分来自公共信息，另一部分来自情报人员收集的一些高端信息。在该研究所的 BSL3 实验室工作的三个人在一周之内都病倒了，均出现严重症状并需接受住院治疗。这是“我们所了解到的 COVID-19 的第一批已知受害者。”他说，不能完全排除流感的可能，但在当时情况下似乎不太可能。
比较 SARS2 起源的两个对立说法
上面提到的证据让我们更加相信 SARS2 病毒是在实验室中制作的并逃逸了。这说法很严重，但无论多么严重，都缺乏实锤证据。实锤证据是，SARS2 或其前体的确是在武汉病毒研究所或其相关实验室开发的。由于无法获取此类记录，另一个替代方法是列出有关 SARS2 病毒若干重要事实，然后看两个对立起源解释（自然发生论和实验室逃逸论）哪个能做出更好的解释。下面是对两种假说的四个检验，其中的两个涉及技术细节，对那些愿意深究的人来说，这些技术细节可能最具说服力。
1）起源地
让我们从地理位置开始。SARS 病毒的两个已知近属是从中国南部省份云南山洞中的蝙蝠身上收集的。如果 SARS2 病毒先感染了云南这些山洞附近地区的居民，那将强烈支持该病毒是自然传播给人类的说法。但实际情形不是这样，疫情首先在远离山洞 1500 公里外的武汉市爆发。
SARS2 所属的蝙蝠病毒家族叫 β-冠状病毒，它会感染遍布中国南部中菊头蝠（Rhinolophus
affinis）。蝙蝠的活动范围大约是 50 公里，所以不可能到达武汉。无论如何，第一波 Covid-19 爆发的时间是 2019 年 9 月，当时湖北省的气温已经很低，足以使蝙蝠进入冬眠状态。
会不会蝙蝠病毒先感染了一些中间宿主？如果如此，需要蝙蝠种群长期与中间宿主频繁接触，而此中间宿主还须经常与人接触。假设真有此病毒交换，该交换一定是在武汉这个繁华的都市之外进行的，因为我们知道武汉市并不是菊头蝠群的自然栖息地。逻辑上说，携带这种高传染性病毒的被感染者（人或动物）一定在去武汉的途中没有传染过任何其他人，而且他或她的家人中没有人发病，如果该人是乘坐火车去的武汉，也没有其他乘客被传染。
换言之，如果该病毒是在武汉以外的地方产生的话，那么该病毒必须一路不留任何痕迹，直接在武汉爆发。
用实验室逃逸说来解释的话，武汉起源说就很好理解。武汉是中国冠状病毒研究的领先研究中心，如上所述，那里的研究人员一直试图通过基因工程将蝙蝠冠状病毒改造的能够攻击人类细胞。而且他们是在安全性最低的 BSL2 实验室中做的这项工作。如果在那里做出了不曾预料的高传染性的 SARS2 的病毒，则其逃逸就不足为奇了。
2）病毒自然史与进化
瘟疫爆发的最初地点只是病毒自然史这个大问题的一小部分。病毒并不会一次接触就从一种物种跳到另一种物种。那些适变成能够攻击蝙蝠细胞的冠状病毒刺突蛋白需要反复多次跳到另一个物种（其中大多数会失败），才能获得幸运的突变。这个突变使得 RNA 单元发生了某种变化，导致某个异样的氨基酸被结合进刺突蛋白中，使其具有攻击其它物种细胞的能力。
通过多次这样的变异调整后，该病毒逐渐适应了它的新宿主，例如一些蝙蝠经常接触的动物。之后，当病毒从中间宿主向人传播时，以上过程再次被重复。
对于 SARS1，研究人员记录了其刺突蛋白的连续变化，即该病毒是如何逐步演变成危险的病原体的。SARS1 病毒从蝙蝠传给灵猫后，其刺突蛋白经 6 次突变成为一种温和的病原体后才传给人类。之后又经 14 次突变后变的更加适应人体，再经过 4 次突变后开始爆发疫情。
可是当你在 SARS2 病毒中企图寻找类似的突变路径时，会感到出奇的诧异。至少到近期，该病毒几乎没有任何变异。该病毒从出现之始就很好地适应了人类细胞。布罗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Alina Chan 所领导的研究人员将 SARS2 与后期已经适应了人体的 SARS1 进行了比较，发现这两种病毒均具有类似的人体适应性。他们写道：“当 2019 年末首次检测到 SARS2 时，它已经预先适应了人类传播，其适应程度与病毒在疫情后期的人体适应性相似。”
即使是那些反对实验室起源说的人也认为 SARS2 基因组具有不同寻常的一致性。Baric 博士写道：
“在中国武汉发现的早期菌株的遗传多样性十分有限，这表明该病毒可能出自某个单一来源。”
当然，单一来源与实验室逃逸说相吻合，而与自然发生论相矛盾，因为自然演化的基本特征就是存在大量的变异和选择。
SARS2 基因组结构的高度一致性说明不存在什么中间宿主，而且在自然中的确也没有发现有这种宿主。
自然发生论的支持者（嘲讽地）说，SARS2 在获得其传染特性前可能是在某个人群中经历过孵化，不过这个人群还不知道在哪里。或者说该病毒直接跳到了中国之外的某个中间宿主身上。
以上这些猜想都是可能的，但是很牵强。实验室泄漏说的支持者有一个简单的解释。 之所以 SARS2 从一开始就适应了人类细胞，是因为该病毒就是在实验室中用人源化小鼠中或在人类细胞培养而成的，正如 Daszak 在资助申请书中描述的那样。它的基因序列几乎没有任何多样性，因为实验室培养物的标志就是基因序列具有高度一致性。
实验室发生说的支持者如此戏说：SARS2 病毒当然在传播给人类前先感染了某个中间宿主。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中间宿主，它就是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使用的人源化小白鼠。
3）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Furin Cleavage Site）
那么，SARS2 是如何获得其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的呢？它既可以自然地获得，也可以在功能获得实验（GOF）中将其插入 S1/S2 的交界处而获得。
先来考虑自然起源论。病毒演化靠两种方式，一是突变，二是重组。突变是个 DNA（或冠状病毒
的 RNA）随机变化的过程，其结果通常是蛋白链中的某个氨基酸被另一个所置换。这些突变大多数对病毒演化是有害的，但自然选择总会保留下若干有用的突变。SARS1 刺突蛋白的靶向偏好逐渐从蝙蝠细胞转换为灵猫细胞，然后再转到人类细胞，靠的就是这种突变。
突变似乎不太可能产生 SARS2 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尽管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可能。该位点的四个氨基酸单元聚在一起，并且都位于 S1 / S2 连接处的正确位置。突变是由复制错误（当产生成新的病毒基因组时）或部分基因组发生化学变性时随机产生的。因此，它通常会影响蛋白链上不同位置上的单个氨基酸。像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那样的一串氨基酸更有可能通过另一种流程，即所谓重组（recombination），而被整体获得。
重组是当两种病毒侵入同一细胞时，两种病毒的基因组材料发生偶然的交换时发生的，其后代是用另一个病毒的 RNA 的基因碎片组装而成的。β-冠状病毒只会与其他 β-冠状病毒结合，但可以通过重组获得共同基因池中的任何遗传要素。他们唯一无法获得的是基因池中所不存在的要素。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与 SARS 相关的 β-冠状病毒（SARS2 所属的类）具有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
自然发生说的支持者说，SARS2 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可能是从一些未知 β-冠状病毒中获得的。不过与蝙蝠 SARS 相关的 β-冠状病毒显然不需要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来感染蝙蝠细胞，因此 SARS2 不大可能真正含有这样一个位点，而且事实上目前还没有发现此位点。
自然发生说的支持者的下一个论点是，SARS2 是从人体中获得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的。他们说 SARS2 的前体可能已经在人群中传播了数月或数年，在此过程中 SARS2 从人类细胞中获得了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这时就该爆发疫情了。
果真如此的话，医院的监控系统中应有被缓慢演化的 SARS 病毒所感染的病人的记录。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记录。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该病毒起源的报告，湖北省（武汉市所在的省）的监控医院定期监测流感样疾病，但“并无任何证据表明在 2019 年 12 月爆发新冠之前的几个月中有大量 SARS-2 传播。“
因此，很难解释 SARS2 病毒是如何自然地通过突变或重组获得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的。
剩下只有功能获得实验（GOF）还没有讨论了。对于那些认为 SARS2 来自实验室逃逸的支持者而言，解释弗林蛋白酶的切割位点不是个问题。Steven Quay 博士是位对 SARS2 起源感兴趣的生物技术创业者，他写道： “自 1992 年以来病毒学界就知道，制造致命病毒的一种可靠方法就是在实验室中在 S1/S2 交界处加入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 。他还说， “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包括武汉冠状病毒研究病毒所所长石正丽在内，至少涉及 11 个功能获得实验，都是在 SARS 病毒中加入弗林蛋白切割位点使其具有更强的感染性。”
4）密码子问题
众所周知（或至少可以回想一下高中课本），遗传密码使用三个 DNA 单位来表示蛋白链上的每个氨基酸单位。当以 3 组为一组进行读取时，这 4 个不同的 DNA 可以产生 4 x 4 x 4 或 64 种不同的三联体，或称“密码子” （codons）。由于只有 20 种氨基酸，因此密码子的数量远远多余氨基酸的数量，所以相同的氨基酸可能以多个密码子来表示。例如，氨基酸中的精氨酸（arginine）可以用六个不同的密码子（CGU，CGC，CGA，CGG，AGA 或 AGG）来表示，其中的 A、U、G 和 C 代表 RNA 中的四种不同单元。
这就是有趣之处。不同的生物体具有不同的密码子偏好。人体细胞喜欢用 CGT、CGC 或 CGG 来表示精氨酸，但其中的 CGG 则是冠状病毒最不喜欢的精氨酸表示方法。在研究 SARS2 基因组中的氨基酸在弗林蛋白切割位点如何被编码时，请记住这一点。
现在从功能的角度来谈谈为什么 SARS2 带有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而其表亲病毒则无此位点。通过计算机可将 SARTS2 和其近亲冠状病毒（最接近的是 RaTG13）基因组的近 30,000 个核苷酸的序列串进行排列和比较。可见，与 RaTG13 相比，SARS2 在 S1/S2 连接处插入了 12 个核苷酸。插入物的序列是 T-CCI-CGG-CGG-GC。CCT 用以编码脯氨酸（proline），两个 CGG 用以编码两个精氨酸（arginines），而 GC 则是用来编码丙氨酸（alanine）的 GCA 的起始密码子。
这个插入物有许多奇怪的特性，但最奇怪的是两个并排的 CGG 密码子。SARS2 的精氨酸密码子中只有 5％是 CGG，而任何 β-冠状病毒中都没有发现过双 CGG CGG 密码子排列。那么 SARS2 是如何获得这 5%的 CGG 的呢？要知道，CGG 被人类细胞所偏爱，但并不为冠状病毒所偏爱。
自然发生论的支持者要解释 SARS2 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各种特征可不容易。他们必须假设在病毒基因组上极少发生重组的位点上的确发生了重组事件，还要解释为什么会在 SARS2 在 S1/S2 点位（这可是冠状病毒基因组中唯一能够大大加强病毒传染性的重组点位）插入 12 个核苷酸序列，其中还含有 β-冠状病毒库根本没有的一对精氨酸 CGG 密码子。
进化总是会产生小概率事件，Robertson 博士这句话看似正确但其实不然。病毒可以产生无数变体，但我们能看的，只是自然选择后活下来的十亿分之一。Robertson 博士的观点过于夸大了自然产生小概率事件的能力。例如，功能获得实验（GOF）的任何结果都可以解释为进化可以在时间中实现的事情。数字游戏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玩。为了让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在 SARS2 中自然发生，必须发生连续发生一系列事件。我们上面说过，这个事件链中的每一个都是小概率事件。一条带有若干小概率事件的长链是不可能完成的。
按照实验室逃逸论，SARS2 中含有一对 CGG 密码子就不奇怪了。这个人类偏爱的密码子在实验室中经常使用。因此，凡试图在病毒基因组中插入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者，就会在实验室中合成能制备 PRRA 的序列，并且很可能会使用 CGG 来实现。
病毒起源的第三种理论
自然发生说有一个变体值得考虑，即 SARS2 直接从蝙蝠跃迁到人体，而不像 SARS1 和 MERS 那样经过中间宿主。这个说法的主要倡导者是病毒学家 David Robertson。他说除了人类外，SARS2 还会攻击其他物种。他认为这种病毒是在蝙蝠体内自生演化而成的一种广谱病毒（generalistvirus）。由于受这种病毒感染的蝙蝠在中国南部和中部广泛分布，因此，该病毒才有足够的机会向人类传播，尽管似乎我们只知道有一次机会。Robertson 博士的论文解释了为何迄今没有人在任何中间宿主中发现 SARS2 的痕迹，也没有在 2019 年 12 月之前受监测的人群中发现 SARS2。这似乎也解释了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即 SARS2 自从在人体上出现后就没有发生过变化。因为它已无需改变，已经可以有效攻击人类细胞了。但是，这种说法的问题是，如果 SARS2 从蝙蝠传染人类只需一次跳跃，而且此后没有任何变化，那么它仍然应该很容易感染其它蝙蝠才对，但似乎并非如此。
“SARS-CoV-2 对受试的蝙蝠感染很低，因此不太可能是感染人类的直接来源，”一个对自然发生说表示怀疑的科学团体如此说。
不过，Robertson 博士可能还会说云南省蝙蝠冠状病毒会直接感染人。2012 年 2 月，云南墨江的 6 名矿工在清理蝙蝠鸟粪时感染了严重的肺炎，出现类似 COVID-19 的症状，最后死了 3 人。从墨江矿山分离出的一种叫做 RaTG13 的病毒，迄今仍是 SARS2 的最近的亲属。存在大量的谜团围绕着病毒的起源、报道、费解的 RaTG13 对蝙蝠细胞的低亲和度，以及石博士自己说的她在同期所收集但未发表的 8 种类似病毒的性质，尽管这些病毒与 SARS2 的祖先有高度相关性。以上这些谜团都有待今后破解，这里想说的是，蝙蝠病毒是可以直接传染人类，但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才可能。
那么，除了挖掘蝙蝠鸟粪的矿工外，还有谁与蝙蝠冠状病毒有密切接触？答案是：冠状病毒的科研人员。石博士说，她和她的团队于 2012 年至 2015 年期间 8 次探访了墨江蝙蝠洞，收集了 1300 多个病毒样本。毫无疑问，她及其团队还去过云南的很多其它山洞。
想象一下，研究人员在武汉和云南间频繁往返，在黑暗的山洞和矿洞中搅动蝙蝠粪，现在您能看到两地间那个缺失的联系了。研究人员可能在收集病毒期间或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新病毒时被感染。从实验室逃逸的病毒可能只是一种自然病毒，而非经过功能获得操作（GOF）而加工过的病毒。
蝙蝠直接传人说（direct-from-bats thesis）是自然发生说和实验室逃逸说的一个嵌合体。这个可能性虽然不能绝对排除，但此说与事实有许多矛盾之处：1）SARS2 和 RaTG13 似乎对蝙蝠细胞的亲和力都很弱，因此人们不能确信这两种病毒能够进入蝙蝠体内； 2）在解释 SARS2 如何获得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或为什么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由偏爱人的精氨酸密码子而非蝙蝠偏爱的密码子来决定方面，蝙蝠传人说并不比自然发生说更有说服力。
我们现在的处境
自然发生说和实验室逃逸说两个理论都无法排除，因为两者都没有直接的证据。因此，没有确定的结论。
虽然如此，现有的证据更倾向其中一个方向。读者会形成自己的见解。在我看来，实验室逃逸说比自然发生说在解释我们关于 SARS2 所掌握的现有事实上要容易的多。
有记录表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通过做功能获得实验（GOF）让冠状病毒能够感染人体细胞和人源化小鼠。这正是可以产生 SARS2 样病毒的那种实验。科研人员并未注射疫苗来防范他们正在研究的病毒，他们的研发工作是在最低安全标准的 BSL2 实验室中进行的。因此，病毒的逃逸根本不奇怪。全中国的病毒大流行就是始于武汉研究所。该病毒（在流行之初）就已经很好地适应了人体，正如你可以从人源化小鼠实验结果中所期望的那样。它经过非同寻常的增强，它有一个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这是任何其他已知的与 SARS 相关的 β-冠状病毒所不具有的，并且该位点还含有一对精氨酸密码子，这也是其它 β-冠状病毒中所没有的。除了目前无法获得制造 SARS2 病毒的实验室记录外，您还缺什么证据吗？
自然发生论的支持者有一个很难讲的故事。他们的故事的合理性取决于一个单一的推测，即 SARS2 的产生与 SARS1 及 MERS 的产生之间有某种平行关系（译者注：指具有类似的演化线
路）。不过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平行关系。没有人发现 SARS2 的来源是蝙蝠，或果真来自蝙蝠，那么它确实曾经感染过蝙蝠（译者注：意思是说来自蝙蝠的病毒肯定也可以感染蝙蝠）。尽管中国当局进行了广泛的搜寻，包括对 80,000 只动物进行了测试，但仍没有发现中间宿主。没有证据表明该病毒像 SARS1 和 MERS 病毒那样，从其中间宿主向人类进行了多次独立的跳跃。医院的监控记录没有证据表明随着病毒的演化，疫情在人群中的传染性变得更强。没有任何解释为什么是
在武汉而不是其它地方爆发疫情。所有与 SARS 有关的蝙蝠冠状病毒都没有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可是没有什么能解释 SARS2 病毒是如何获得这个位点的，也无法解释这个位点为什么是由偏爱人类的密码子构成的。自然发生说要和这一系列佯谬作斗争。
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一定拥有许多相关信息的记录。不过中国当局不大可能公开这些记录，因为这将极大可能背上制造疫情的罪名。如果没有勇敢的举报人出现，那么我们可能会一直就停留在已经掌握的这些信息。
因此，还是需要来说说谁应该对疫情负责，哪怕只是一个临时评估，因为最重要的还是要防止新的瘟疫流行。即使是那些不同意 SARS2 病毒实验室逃逸说的人，可能也会对目前功能获得性实验（GOF）的现行管理条例感到担忧。明显有两种不同级别的责任：第一，允许病毒学家进行功能
获得实验，基本放任自流，获益小，风险大；第二，（如果 SARS2 的确来自实验室），让病毒逃逸出实验室并造成全球性的疫情。最有可能受指责的责任人有以下几个。
1.中国病毒学家
首先最应该指责的是，中国病毒学家在 BSL2 安全级别下进行功能获得实验 GOF。管理级别如此低下，一旦出现 SARS2 这样传染性的病毒就无法管控。如果病毒确实是从该实验室中逃逸的，那么他们应该受到全世界的严厉指责，因为已有 300 万人为此可预见事故而丧命。
石博士的确受过法国病毒学家的培训，她与美国病毒学家合作密切并遵循有关管控冠状病毒的国际规则。但是她本能够也应该对所自己的工作所面临的风险做出自己的评估。她和她的同事对自己的行为应该负责。
我一直用武汉市病毒学研究所代表所有在武汉进行的病毒学研究活动。其实那里还有军事实验室和其它病毒学实验室，他们的科研人员或许也能接触石博士搜集的大量蝙蝠病毒。理论上说 SARS2 是在武汉军事实验室中制作的也是可能的，也许他们是要制作一种能够对付所有冠状病毒的疫苗。不过在其它中国病毒学家在疫情传播中所起的作用被澄清之前，因为石是中国研究冠状病毒的公众形象，所以她和她的同事们将首先受到谴责。
2.中国当局
SARS2 并不是中国当局制造的，但他们确实竭尽全力掩盖这场悲剧的性质以及中国对此应付责任。他们封锁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所有记录并关闭了其病毒数据库。他们发布些零星信息，其中多数可能就是虚假信息或为了误导舆论。他们不遗余力操纵世界卫生组织（WHO）对病毒起源的调查，并有意让调查委员会人员到处瞎跑而徒劳无功。从目前看很清楚的是，他们的兴趣更多是在转移责任，而非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预防新的疫情爆发。
3.全球的病毒学家团体
全球的病毒学家是一个松散的专业团体。他们在相同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并参加相同的会议。他们都对获得政府资金有兴趣并都不愿被安全规范过于拖累。
病毒学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功能获得研究（GOF）的危险性。但是获得制作新病毒的能力以及因此获得研究经费的诱惑太大了。他们一直在推进 GOF。他们在 2014 年积极游说反对联邦政府暂停对 GOF 的研究资助并与 2017 年再次推进此事。
迄今为止，预防未来流行病的研究所带来的好处几乎是零，但产生风险倒是巨大。如果 SARS1 和 MERS 病毒的研究只能在 BSL3 实验室中进行，那么允许新冠病毒在安全级别较低的 BSL2 实验室中进行是完全不合逻辑的。无论 SARS2 是否是从实验室逃逸的，全球的病毒学家们都在玩火。
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让其他生物学家感到震惊。 2014 年一些自称“剑桥工作组”的科学家呼吁人们在制造新病毒上要谨慎。他们对 SARS2 这类病毒的风险很有先见之明，他们写道：“新研发的可能造成瘟疫的病原体发生事故的风险引起了我们的严重关注。在实验室中制作高传染性的新型危险毒株，特别是但不限于流感毒株，大大增加了风险。在实验室中出现的意外感染可能会引发瘟疫并极难或甚至不可能被控制。”
当分子生物学家发明了一种将基因从一种生物转移到另一种生物上的技术时，他们于 1975 年在加州的 Asilomar 举行了一次公开会议讨论可能的风险。尽管内部有很多反对意见，他们还是草拟了一份清单，内容是哪些目前严格的安全措施在未来通过适当的评估后是可以放宽的。
还有，当发明了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后，生物学家召集了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国家科学院起草了一个联合报告，敦促人们克制自己对人类基因组进行遗传性改变。发明基因驱动技术（gene drives）的生物学家也对其工作的危险性持开放态度，并试图引入公众关注。
您可能会认为 SARS2 的爆发会促动病毒学家重新评估功能获得研究（GOF）的好处，甚至让公众参与讨论。但并非如此。病毒学家要么嘲笑实验室逃逸说是阴谋论，要么三缄其口。他们躲在一堵沉默墙后将自己保护起来。到目前止，这种做法有效地缓解了，或至少推迟了，记者的好奇心和公众的愤怒。一个无法自我节制的职业只能被他人所节制，这似乎是病毒学家自己对未来的选择。
4.美国在资助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中所扮演的角色
从 2014 年 6 月至 2019 年 5 月，Daszak 博士的的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获得了一笔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下属的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的研究经费，用于武汉病毒实验研究所的冠状病毒的功能获得实验（GOF）。无论 SARS2 是不是该项研究的产物，将如此高风险的研究项目分包给最低安全防范的外国实验室似乎都是个成问题的政策。如果 SARS2 病毒确实是从武汉研究所逃逸的，那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处于一个可怕的境地，即它资助了一个灾难性的实验，导致全世界超过 300 万人死亡，其中有 50 多万是本国公民。
在生态健康联盟获得资助的前三年中，其实联邦政府有法令暂停了 GOF 研究，考虑到这一点， NIAID 和 NIH 的责任更加重大。为什么这两个机构要违反法律继续提供资助呢？因为有人在此暂停令中插入了一个漏洞。
暂停令特别禁止资助任何增强流感、MERS 或 SARS 病毒传染性的 GOF 研究。但是，在暂停令第 2 页的脚注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美国政府资助机构的负责人认定迫切需要该项研究保护公共健康或国家安全，该研究可以作为暂停令的例外。”
这似乎意味着 NIAID 的负责人福奇博士（Anthony Fauci）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任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博士之一，或两人都援引了该脚注的例外，保证了资金流向石博士的 GOF 研究项目。
Richard Ebright 在接受《独立科学新闻》采访时说。“不幸的是，NIAID 和 NIH 的两位主任利用此漏洞对暂停令所禁止的项目进行了例外豁免，并通过荒谬地宣称该项目“对于保护公共卫生或国家安全具有迫切性而绕过了暂停令的限制。“
当暂停令于 2017 年结束时，它并不是简单被取消了，而是被所谓 P3CO（the Potential Pandemic Pathogens Control and Oversight，潜在流行病原体控制和监督）报告系统框架所取代，该框架要求各政府机构对希望得到资助的危险的 GOF 项目提供审查报告。
据 Ebright 博士说，Collins 和 Fauci 两位博士“拒绝标注并转发任何项目风险-收益审查报告，从而实际废除了 P3CO 框架。”
他认为者两位官员在处理暂停令和之后的 P3CO 报告制度中，“系统地挫败了任何来自白宫、国会、科学家和科学政策专家对 GOF 研究进行监管的努力。 “
也许两位官员不得不考虑不为公众所知的什么紧急事项，如国家安全问题。也许资助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一个被认为与中国军方病毒专家有联系的机构，可以让美国打开一个了解中国生物战研究的窗口。但是，无论处于什么考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资助 GOF 研究突破了底线，因为这种完全可能产生 SARS2 病毒的研究是在一个无监督的国外实验室（BSL2 的生化条件下）做的。完全可以质疑这一决定的不够审慎，无论 SARS2 的产生和 300 万人的死亡是不是该决定造成的。
结论
如果 SARS2 起源于实验室有这么多证据，为什么没有更广为人知呢？现在看来很明显，太多人有理由故意不去谈论它。这首先当然是中国当局。不过，欧美的病毒学家也无兴趣对他们从事了多年研究的 GOF 问题引发公共辩论。
其他科学家也没有出面提出此问题。申请政府研究经费是根据科学专家委员会的建议分配的，而该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各个大学。任何因提出难堪的的政治问题而闹事者都将面临其研究经费无法更新的风险，其研究生涯也将被终止。安分守己的好行为反而会收获在资金分配系统中游荡的许多好处而受到奖赏。你不要以为 Andersen 博士和 Daszak 博士因为攻击实验室逃逸论的偏袒言论会玷污其科学公正性的名誉，看看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2020 年 8 月份公布的 8200 万美元的资助清单上第二名和第三名都是谁。
美国政府与中国当局有着奇怪的共同利益，他们都避免公众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石博士的冠状病毒研究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可以想像中国当局在幕后会这么说：“如果这项研究如此危险，你们为什么还要资助它，而且是在我们的国家进行？” 美方可能会回答说：“看起来是让你让病毒逃逸了。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公开讨论这件事吗？”
Fauci 博士是一位政府的长期官员，他在特朗普总统任期老老实实提供服务，并在 Biden 当局中重返对 COVID-19 的抗疫工作的领导。完全可以理解国会也无兴趣因 Fauci 博士在资助武汉项目的研究中表现的明显判断失误而让他备受指责。
在这些重叠林立的沉默墙中还得加上主流媒体的那堵沉默墙。据我所知，尚无主流报纸或电视网络向读者提供过有关病毒实验室逃逸的深入新闻报道，如您上面读到的这些，尽管有人发了简短的社论或评论。你可能认为，对于造成 300 万人死亡的任何病毒起源理论都值得进行认真的调查。或无论病毒的起源是什么，都应该探问是不是应该继续 GOF 的研究。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美国国家国际开发署（NIAID）在暂停令期间为 GOF 项目提供研究资助应该受到调查。是什么导致主流媒体明显丧失了好奇心？
病毒学家的“缄口令（omertà）”是原因之一。不像政治记者，科学记者对消息来源的动机几乎没有本能的怀疑。大多数科学记者认为他们的作用主要就是向平民百姓群众传达了科学家的智慧。因此，当他们手头的信息不支持他们时，这些记者就变得无所适从了。
另一个原因也许是许多媒体在政治光谱上向左迁移。因为特朗普总统说过病毒是从武汉的实验室中逃逸的，所以媒体编辑们就完全不信该说法。他们与病毒学家一样将实验室逃逸说视为一种不值一提的阴谋论。在特朗普政府任期，情报部门的立场是不能排除病毒从实验室逃逸的可能性，
但他们轻易就拒绝了这个立场。当拜登总统的国家情报总监 Avril Haines 说了同样的话时，她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媒体忽略了。这并不是说媒体编辑应该认可实验室逃逸说，而是说他们应该充分、公平地探究这种可能性。
在过去一年中，世界各地的人们几乎只能被禁闭在家中，他们可能希望听到比媒体所能提供的更好的答案。也许这样一个答案不久将出现。毕竟，自然发生论缺乏任何支持证据的时间越长，这个说法就越发可疑。也许国际病毒学家团体将被人们视为虚假且自利的向导。疫情在武汉爆发也许与武汉病毒实验室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制作高危的新冠病毒相关，这种常识最终可能会取代意识形态化的固执己见，即只要特朗普说的都不可能是正确的。
之后让我们启动清算。
尼古拉斯·韦德 （Nicholas Wade）
2021年4月30日
鸣谢
第一个认真研究 SARS2 病毒起源的人是 Yuri Deigin，他是俄罗斯和加拿大的一位生物技术企业家。在一篇漫长而精彩的文章中，他用分子生物学剖析了 SARS2 病毒提出了该病毒可能被认为操控的可能性，尽管他并没有为此背书。这篇发表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的文章为任何试图了解该病毒起源的人提供了一份路线图。Deigin 在他的论文中提供了极多信息和分析，以至于有人怀疑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工作，而是有个智库在撰写此文。不过，此文写得极为轻松和幽默，让我怀疑中央情报局或克格勃的报告能写成这样，而且我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就是 Deigin 博士的一人所为。
Deigin 之后又有几位开始对病毒学家的正统说法提出质疑。Nikolai Petrovsky 对 SARS2 与 ACE2 受体的结合度做了计算，令他惊讶的是，这个 SARS2 病毒似乎已针对人类蛋白做过优化，他因此推断该病毒可能是在实验室中产生的。Alina Chan 发表了一篇论文，表明 SARS2 刚开始流行时就非常适应了人类细胞。
Richard Ebright 是为数不多的一位对病毒学家绝对排斥实验室逃逸说提出质疑的建制内成功的科学家之一，他长期以来一直在警告功能获得研究（GOF）具有危险性。另一位是斯坦福大学的 David
A. Relman。他写道：“即便有很多强烈的反对意见，以目前掌握的事实来看，无法确定地接受或排除各种可能的起源论。” 还要感谢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前主任 Robert Redfield，他在 2021 年 3 月 26 日对 CNN 表示，这种流行病的“最可能”原因是“来自实验室”，因为他怀疑蝙蝠病毒是否可以无需演化时间而在一夜之间变成一种极具传染性的病原体，像 SARS2 显示的那样。
医师兼研究人员 Steven Quay 运用统计和生物信息学工具来巧妙探索病毒的起源，例如，他展示了早期接受患者的医院如何沿武汉 2 号地铁线排列，该地铁线路一头连接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另一头连接武汉国际机场，构成一个完美的向全球输送病毒的传输带。
Milton Leitenberg 在一篇文章中很好地分析了了武汉实验室的安全问题以及中国当局如何搪塞和拖延的伎俩。
还有其它许多人为解开这个迷而做出了重要贡献。弗朗西斯·培根说：“真相是时间而非权威的女儿“。以上这些人所做的努力让这句话变得更为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