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经所系与民运公知的三十年必败原因
作者：李明
摘自《揭橥民主化之正确路线以及这三十年来自由派和改良派的路线为何全败？》（——民国派与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对话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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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经所系在八九民运里的表现与以后三十年的动向
社经所及其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八九民运的作用是最大的。八九之后三十年里，这一知识分子群体也是海内外最有活动能量、论述力、影响力的。所以这里以他们为典型作一个分析，看看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体的原因以及改良主义为何一直能占据反对派、民运界、公知界的主流呢？更要深究他们如何与中共博弈屡战屡败不见前途呢？
回顾七九民运，民刊力量几乎全军覆没。王军涛、陈子明等的《北京之春》、胡平等的《沃土》虽然停刊了，但人员没有受到多少打击，可谓硕果仅存。究其原因，这既与他们温和改良的立场有关，更因为王军涛、陈子明等《北京之春》与体制内关系密切，持拥护邓小平的立场，还配合打击汪东兴（见陈子明《高瑜：记者、院外活动家、人权勇士》）。此后胡赵执政时期，陈子明等借政经宽松创办和做大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经所”），形成了中国大陆最大的一支民间知识界力量。社经所与改革派高官、体改所、社科院等保持密切关系，且吸收和邀约很多体制内知识分子，又与异议人士和大学生活跃分子保持联系。
1987年初胡耀邦下台，赵紫阳接任但孤掌难鸣，保守派力图卷土重来。陈子明、王军涛等认为“赵紫阳下台似成定局”，“当时准备以自己的思想成果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合作。”（谢小庆《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1990年香港《百姓》杂志218期）但是陈、王及社经所主张改革，所以希望改革派继续执政。1988年底社经所的《经济学周报》发表了《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对话》里，严家其主要讲不容许中国出现勃列日涅夫式的停滞。温元凯讲改革的停滞比失败还要严重。严家其忧心改革派被保守派击败，出现非程序性权力更迭。
八九学运发生后，陈子明、王军涛等指挥刘刚、王丹、陈小平等推动学运，并且有周密的计划。陈子明妹妹陈子华出版《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披露社经所在5月1日开过一个“所务委员会”，陈子明做“形势报告”，重点讲了“一主两翼”的计划，要求“以独立的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而以尽可能地接近权力中枢的咨询机构和尽可能地接近各种革命因素的民间政治活动为其强有力的两翼。”该文还说：“真正在‘政治高度共识’的基础上对所的核心层进行自觉的思想整合与组织整合，告成于此次‘香山会议’。许多单位和团体都卷入了八九民运，但他们或者是少数领导的决断，或者是完全个人性的参与，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团体像社经所那样完成了向‘政治高度共识、资源统一调度和服从纪律约束’型团体的转化，能够以集体动员的方式有组织有分工地投入到运动中。……根据社经所的内部分工，王军涛、陈小平负责与学生联系，郑棣负责与新闻界联系，闵琦负责与学术界联系，费远负责与经济界联系，谢小庆负责与政界人士联系，陈子明负责协调整合。”（见《浴火重生》第463页）史学家陈小雅着《八九民运史》将之称为“三线计划”，并作了详细研究。学运领袖、研究八九学运的权威封从德也有此类论述。另有诸多亲历者的回忆作辅证。但是陈子明等这一方则颇有异议。综合双方之论述，主要是评价和说法上的分歧，但是王军涛等较早幕后隐性推动学运，如刘刚对于学运的策划等，再如王丹等发起绝食突破北高联的温和主张而激进，后来社经所为了保改革而公然与中共博弈，在知识界与学运结合上起到最大作用，并且力图使学运配合这保改革的整体战略。这是多数史家和亲历者的史实上的共识。
社经所负责人之一谢小庆在“六四”的第二年就发表文章写道：“五月十三日学生开始绝食后，受中央委托处理学潮的阎明复、李铁映希望知识界出面斡旋……将军涛接到统战部参加学生与政府的谈判。至此，才结束了不交叉‘状况’”。谢氏对于中共要缉捕陈子明、王军涛等人愤愤不平说：“今天，当局将自己请来劝架的人关起来，实在有悖情理。”（谢小庆《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陈子明的《独立政治反对派的正义道路》（载《北京之春》2010年）写道陈子华在《浴火重生》中的一段内容：“经过表决，所务会议批准王军涛、陈小平、闵琦三人以个人名义参与中央统战部组织的斡旋活动。他们随即搭乘郑也夫带来的统战部面包车去中国政法大学，将学生对话团负责人项小吉等一部分学生领袖带到统战部会议室参加对话。由此开始，社经所被深深地卷入了运动的旋涡中心。”当年的辩护律师张思之2014年在《行者思之》里披露了王军涛之所以上天安门广场，是执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说服学生退场，为欢迎戈尔巴乔夫访华准备条件。应该确切的说，中共统战部的委托，使社经所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借机全面介入和主导知识界以及学运，又可以与中共对话谈判，为了保改革作一次博弈。
于是社经所介入八九民运从隐蔽走向公开、从关键点走向全面展开。综合整个运动中的表现，可以总结出陈子明王军涛等的总体战略是：整合知识界，力争主导学运，且交通中共，这样以对话和谈判保改革且使学运落幕。既然要谈判，就要以知识界和学运之进退为实力基础，必然要“以战促谈”。陈子明认为：“首先影响学生，再通过学生影响全国，使事态首先稳定下来，才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见《反思十年改革》，香港《当代》月刊一九九二年出版，第415页)。于是以社经所为主成立首联即“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懵懵懂懂的包遵信被推上召集人的地位，各部门都是社经所的人主导，知识接口对危局没有多想就一下子被整合起来了，社经所取得主导地位。然后北高联是学生组织中最权威最温和的，却莫名其妙被一时“骗”出广场然后被王军涛等设计劝说而没能够再返回，广场上的学运权力被广场议会和广场指挥部掌握。陈子明等企图以王丹等主导广场指挥部、广场议会，从而主导学运，但王丹缺乏声望，毫无可行性，首联又无指导广场指挥部的权力，主导学运的意图落空。
陈子明、王军涛等重视博弈，希望与中共谈判解决问题。但是以对话和谈判解决政治危机，要在实力和法治的基础上。但是中共国的法治是中共的习惯法之治，也就是中共的“家法之治”，中共国的成文法（从国法到党法）仅仅是“门面”，而且中共国宪法也明文规定坚持党的领导，党领导一切。最高领导人的一个指示、一纸红头文件可凌驾于一切法之上，一切程序之上，可以废立任何其他的领导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是如此。依中共习惯法，邓小平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最高决策者，依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党和政府、军队皆会听从于邓小平，而不是当时党总书记赵紫阳或者国家主席杨尚昆，更不是人大常委会以及委员长万里。如果打一个比方的话，邓小平如果比作理事长，陈云等中共元老构成的理事会可以发表意见但最终还要听理事长的决策，而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都只是权力有大小的秘书长而已。陈子明王军涛等主张的这种路线显然是不深刻理解中共独特的“金字塔型”权力结构，再者他们也不了解中共残暴统治的历史传统。中共镇压人民毫不手软。土改是夺财且杀人立威，村村见血。1950年代镇压反革命按人口比例杀人，杀人百万。三年大饥荒，饿死四千万人，但是没有发生大暴动，因为武装拦截使饥民不出村不出乡，使他们分散饿死在乡村。这是中共学习了俄师的经验，苏俄在乌克兰大饥荒时就采取这种措施。像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的残暴性远远不如前面列举的中共对待中下层老百姓那么残暴，但是因为打击到中共体制内的众人，所以反而被“深刻反思”且传播得很广。陈子明、王军涛等如果了解到中共的本质和根源，就不会构建那样的路线，也会预见到中共必然发动“六四屠杀”。但是红旗下长大的陈子明、王军涛等是不可能那么深了解中共本质的。同样文革后的大学生更想不到中共会这么邪恶。封从德讲得很直白，八九学运的失败在于学生的无知和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是一针见血的。学生不懂民主只有依靠革命才能获得的，红旗下成长为中共干部的知识分子只有改良意识，也无知于极权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唯有革命一途。这就是八九民运必然失败的民运方面的根本原因。这失败的根源是很深的，直到今天还有人讲“见好就收”、“和平理性非暴力”、盼望改革等等，八九民运的改良主义旧思想行为还在改革梦破的今天积习成性地发作。这值得人深思再深思。
想以对话和谈判保改革及解决政治危机，这对于极权主义的中共是不可能的事。面对镇压的危险，学生一直面临是否撤出天安门广场的问题？北高联作为各大学联合的纯粹的学生组织必然是温和的，惧怕学运入险境。多数的知识分子如陈明远等依以往中共镇压的经验怕局势恶化也是主张撤出的。而广场上的学生（特别是后来广场人数最多的“外高联”）就激进一些，但是时日一久都身心疲惫，作为不够成熟的大学生有不定性也容易受影响。然而作为最有周密的路线和最有能量的陈子明、王军涛等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大多数是要求坚守广场的。因为赵紫阳下台，中共改革派已经失势，这时再没有广场学运这最大支撑点，整个路线不仅全盘失败而且一无所保，中共保守派就会全面胜利，不会给退场作什么让步，只会全面清算，所以6月20日人大常委会开会成为使保守派作一点让步的最后机会了。但是中共没有给他们任何机会，六四屠杀发生了。要坚守广场的团体撤得比谁都快且早就安排了后路，只有学生和市民去奋战最后撤出天安门广场。
关于广场学生的坚守和撤退的问题。有两个版本，一说“社经所成员自始至终主张学生撤离广场，并以此影响了联席会议的立场”（社经所及首联群体的回忆录《浴火重生》）《王丹回忆录》也说“撤出广场的努力失败了”、“尽管动员广场学生撤出来的努力没有成功，但我还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又称五二七是“在王军涛的建议下”才议决五三○撤出广场。这些都是集体性的一面之词，是当事一方单方面的说法。从多方来看，刘晓波回忆、包遵信回忆、十七位八九学生领袖写的《回顾与反思》（德国，莱茵笔会，一九九三年六月）、封从德《六四日记》、《八九学运为何未能撤离广场？》（香港《开放》杂志2014年7月号）、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以及当时的报导等数据都可以互相印证，都可以证实社经所系知识分子影响下的首联是反对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而要坚守的。而且6月2日“四君子绝食”掀起高潮，也是王军涛等支持和刘晓波、周舵策动的。可以说陈子明、王军涛、王丹等社经所一些人的说法是与史实相反的，不但推卸责任，而且还要争话语权和道德制高点。六四之后，陈子明在秦城监狱还给党中央写了入党申请书；王军涛在被捕前的躲藏地还给邓小平写信，称理解邓小平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定海神针”……？！（陈小雅《关于『三线计划』的答问》，2013年）他们有灵活的机会主义的战略意识。
六四屠杀没有惊醒陈子明、王军涛以及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相反血腥和强大的中共国令他们畏惧。六四之后，他们继续走机会主义的改良之路，又因为他们有民间知识分子的经历，所以活动能量、论述力、影响力都比体制内知识分子大而持久，以后三十年他们在公知界和民运界继续发挥较大的作用，所谓“自由主义”、“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先求威权的自由化后求民主化）、“改革”等，都有他们的显著的作用力。例如：所谓“中国自由主义”最早理论家也是海外民运的理论家、前民联主席胡平，他在四十年前与王军涛陈子明先是民刊同道，后来“在北京高校竞选运动中，所谓‘联合行动’主要表现为原《北京之春》与《沃土》成员之间的协调配合”。陈子明推崇说：“胡平，可化名发表，形成学派，倚重”（见陈子明《独立政治反对派的正义道路》，《北京之春》2010年2、3月号）所以说胡平、王军涛、陈子明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胡平在八九学运前成为民联主席且执掌《中国之春》，当时刘晓波在美国与其关系密切，刘晓波发文要求中国大陆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支持中共开明派和《中国之春》（刘晓波《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世界日报》1989年4月22日）。刘氏还起草且由胡平等联署《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提出七条如何开展学生运动的建议。学运发生后刘晓波回国，社经所主导的首联“本身的核心层则有王军涛、王丹、包遵信、甘阳、周舵、刘晓波等人。”（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浴火重生》，2004年版第485页。）。1989年6月2日掀起广场士气的“四君子绝食”是王军涛、陈小平等支持的，刘晓波和周舵为主策动的。胡平与陈子明、王军涛、刘晓波是有很深的关系的，他们在八九时使海外与国内互相呼应。八九以后的三十年里，他们的影响力也都是很大的。八九民运失败后，胡平总结出“见好就收”论，王军涛等认为这是博弈论的金玉良言。这是改良主义的大总结。
八九之后，前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张祖桦也进入社经所。“1990年代以来，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学术研究。1991年底，闵琦、张祖桦、刘卫华等重新组建‘现代化与中国’课题组”（陈子明发文《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介绍》，独立评论网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667714）。 张祖桦后来起草了《零八宪章》，《零八宪章》影响很大，刘晓波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7年张祖桦发文宣称“中国自由主义的第三代传人，造成自由主义思潮的复兴，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政治变革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观念导向。我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当推胡平、陈子明、刘晓波。”并且宣扬《零八宪章》“既能为当下的中国民主运动提供原则性指导，又能为未来的民主中国立宪建国提供根本性的旨要”。（张祖桦《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论刘晓波的精神遗产》）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至此力图使中国“自由主义”和《零八宪章》统合起来，以求更高的地位，又为陈子明、刘晓波树立了“丰碑”，还企图为中国未来民主化定下指标。这意图和“雄心”是很大的。
社经所系的改良主义本质及其路线错误之严重后果
但是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本质上如何呢？我们先以陈子明和王军涛、王丹这三位领军人物作一分析。
陈子明的《独立政治反对派的正义道路》（《北京之春》2010年2、3月号）提到两处王军涛与胡耀邦的交往。1、《北京之春》停刊了。王军涛他们曾到胡耀邦家谈话，“胡肯定了他们的一颗赤子之心，但也告诫他们不能操之过急”。2、胡耀邦曾托二机部401所所长转告军涛，要他“不坠青云之志”。提到陈子明与胡耀邦交往一处：“我本人在79年也曾与耀邦有过一次长谈。那是当时《北京之春》代主编吕朴先生与我登门拜访耀邦。虽然我们是不速之客，耀邦还是见了我们。我力促耀邦改革，释放魏京生。耀邦先生论及改革很动情。……我还与胡启立、李瑞环、王兆国、张黎群、韩天石、袁庚等领导人接触过，他们的思想容量可以接受自由民主理念”。张思之的《行者思之》（2014年）明确讲陈子明和王军涛是“保皇党”。总而言之，八九年之前陈、王等都是不反共的改良主义的，甚至于可能是保共改良主义的。谢小庆所言更为传神，说陈子明、王军涛认为“赵紫阳下台似成定局”，“当时准备以自己的思想成果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合作。”（《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八九之后的三十年，陈、王二人加上王丹基本上还是主张改良主义的，只不过是反共还是不反共呢？陈子明色彩不清，王军涛翻来覆去，王丹有反共色彩但还是有一点变化无常。我们可以确定社经所及其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基本是改良主义的本质。王军涛认为中共是“以极权国家推行自己的理念或发展主义的威权政权”。（王军涛专访(1) |明镜杂志）胡平和陈子明也有类似的说法。尽管这种判断有逻辑上的自我矛盾，如极权国家和威权政权是水火不容的。但是这对于想走改良主义路线的人来说，算是找到了思想依据，因为对于威权政权以压力和劝谏求改良，是可以说得通的。这种判断在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里是流行观念，由此他们得以继续主张改良主义的路线。但是这个主张与世界共产党国家民主化必经颜色革命一途的普遍经验相背，也与王天成、程晓农等中国民主化和世界民主化的深入研究者的结论相违。
在八九民运时，陈、王二人是为了保改革“以战促谈”，以求对话和谈判解决危机。八九之后形势大变，王军涛、王丹先后流亡美国，陈子明守在国内。胡赵时期的宽松政治空间和政治人脉已经大为缩水了。陈子明从1989年11月21日至1990年4月6日，用“上书言事体”写了20余万字的《十年改革反思》，并且在4月12日上书。《反思》提出：“‘在最高层党政分开领导体制下，责任政府制度是无法实现的’、‘最高层领导人实行党政合一’比较有利，‘到十四大和八届人大时也未尝不可一试’。果然，经过这两次大会，江泽民身兼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几个职务……”（王之虹《风雨同行》。明报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38—39页）然后陈子明狱中发表《十年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中国之春》1992年第114期），总结出的中共改革经验如“稳定高于一切”、“和为贵”、“面向世界”等，四点教训“理论贫乏、计划阙如、组织涣散、人才匮乏”。同年陈子明出版《反思十年改革》一书（香港《当代》月刊一九九二年出版），思路都是这种机会主义的红色改革论，甚至于对于六四屠杀的说法都很有问题，引起了许良英、丁子霖天安门母亲们等批评。陈子明被中共判刑13年，实际坐牢5年左右。在狱中他可以读书和写作，在香港出书以及在反共民运刊物上发表文章，出狱可以把几百万字的文稿、几十包的书带出来（蔡咏梅《陈子明的传奇人生》），这在中共国有史以来的政治犯里恐怕是绝无仅有的。陈子明是在1991年被中共以"反革命煽动、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13年徒刑的，但是同年社经所就在北京重新运作，张祖桦等新人正式加入。以后仅仅研究成果出书就达十多本，分别在北京等地和台湾、香港等出版。陈子明用本名以及喻希来、王思睿等笔名，就出了好多部书，如：《中国跨世纪大方略——未来五年社会经济发展前景》（陈子明、王军涛主编，明镜出版社1997年版），《21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喻希来、王思睿、何家栋着，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年版），《今日中国政治思潮评析》（王思睿、何家栋着，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年版），《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中国历史、文化及现代化论纲》（喻希来着，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年版），《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喻希来主笔，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2年版）。以上资料见陈子明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介绍》（独立评论网2007年）。社经所和陈子明在1990年代以来的出书之多在民间知识界可以说无人可及的，就是体制内的自由派学者也较少可比的。异议界更是很少有人可以在北京出书的，毫无可能出这么多书。此外在2004年5月，陈子明与何家栋共同创办的改造与建设网站公开运作，直到2005年8月被当局关闭。
1998年以后学术思想界掀起“自由主义”思潮，陈子明也写了不少文章，海内外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也积极参与。他们还与李慎之关系密切，如李慎之、何家栋合作主编《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这是社经所的研究成果之一（见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介绍》）。思想界推崇李慎之为“自由主义之领军人物”，就有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何家栋、陈子明还把李慎之列为自由主义道统谱系里的代表人物之一。2008年《零八宪章》由张祖桦起草，陈子明是首批签署人。陈子明、刘晓波死后，张祖桦发文宣称：“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当推胡平、陈子明、刘晓波。”（《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论刘晓波的精神遗产》）这应该是改良主义的新宣言，也是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的再举旗。胡平、陈子明、刘晓波、张祖桦等都是社经所派系的。依张祖桦的设计，第三代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里陈子明、刘晓波逝者已往，然树起丰碑令自由主义的众生景仰，胡平还在，张祖桦还不老，还要继续拥有自由主义和《零八宪章》的话语权，继续鼓吹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合一。
八九民运前，陈子明的“一主两翼”计划，要求“以独立的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而以尽可能地接近权力中枢的咨询机构和尽可能地接近各种革命因素的民间政治活动为其强有力的两翼。”八九民运时其基本路线是：以整合知识界和学运为实力基础，以战促谈，通过与中共的对话和谈判，使中共保守派让步，保改革且使学运落幕。八九之后从陈子明的二十多年经历来看，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还是以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分别作三条线的布局，第一线是保持与中共的联结，适当输诚求和求政治空间，如陈子明狱中要求入党，向中共最高层献计献策，狱中上书20余万字的《十年改革反思》，其中提出反胡赵改革路线而“实行党政合一”。党政合一是产生以后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共权力制度的根基，很合中共最高层的心意。社经所也得以重新运作、出书等。此外王军涛等到了海外也另有表现（这留在后面谈）。第二线是保持在知识分子里的影响力。社经所派系把自由主义引向改良主义化，不仅如此还要造史为今用，以改良主义史观粉饰“梁启超时代”为“新中国”。陈子明死前一年还写出了《梁启超时代——被遮蔽的新中国》（共识网2013年）。总之要高举自由主义大旗，行改良主义之实，走“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第三线有两阶段论：1，以战促改革，2、以战促谈判。“以战促改革”就是以压力和劝谏让统治者有经济自由化、政治自由化的改革。“以战促谈判”就是在“以战促改革”有所成效后，启动追求进一步政治自由化的压力和劝谏，让统治者让步，举行朝野对话和谈判，从而实现政治自由化，然后再下一步打开民主化之门。举例而言，如暗中支持1998年组党，这是在中共经济发展政治放松时，企图借国际社会的压力寻求政治自由化，结果全面失败。在中共全面建立国家权贵资本主义后，自由化改革无望，他们发起和推动《零八宪章》，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和起草人张祖桦都是社经所系的，这场求改革的“公民上书”，结果遭遇全面打压。可以说第三线的以战促改革是失败的，以战促成与中共的对话和谈判，启动政治自由化更是无以实现。我们可以把这种路线称为“一主三线的路线”，这与社经所派系在八九民运时“三线战略”的思维是有源流关系的，其最大变化就是第三线。八九时的“三线战略”是以学运为基础开展的，追求以对话谈判保改革且使学运落幕，更远的理想是：“将民主从马路上引向人民大会堂。”（《浴火重生》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489—490页）。八九之后，没有如八九学运之势可依托，以战促改革，进而以战促谈成为了现实目标。但是“战”无实力，一切就会成为空想。然而因为奉行温和的改良主义路线使社经所派系出现思维盲区，他们意识不到“战”才是关键，唯有发动社会动员民众才有“战力”，才可能“战”出胜利之果，只有这样才能吸取八九民运的教训而追求和依靠人民力量，只有如此才能合乎共产党国家转型唯有颜色革命一途的普遍经验和理论。但是这不是改良主义而是革命派的路线了，作为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体的社经所派系不能接受，他们只好寄托走上层路线的“上书”、“宣言”的压力和劝谏，让统治者良心大发而进行政治改革，然后盼望“天赐”圆桌会议与中共谈判开启民主化。这是妨碍民主化的空想主义的，是八九之前的老朽的保共改良主义余绪“偷渡”到懦弱的自由主义里而产生的“并发症”，毁了三十年大好时光。在客观效果上（非主观的）意外帮了中共“天价”的大忙。
社经所系影响的庸俗自由派没有吸取八九民运的教训，反而沿着教训走下去。这“一主三线的路线”其实就是不要发动社会动员民众的，企图要以知识分子为主推动统治者改革的路线。为什么以思想学术界为主呢？是因为奉行改良主义，惧怕学生或者中下层人民起来冲击统治秩序，中共镇压后会再打压这些知识精英，“六四屠杀”吓住了他们。以知识分子为主，发挥他们有话语权的影响力，施压和劝谏统治者。但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党国体制控制住和利诱住、威胁住，更重要的是：没有社会力量支撑的知识分子是软弱无力的。这就注定了“一主三线的路线”必定要做“三面人”。第一面要与中共联结好，讨好中共，向中共献计献策，诱其改革，还要与人民反对力量保持距离以免中共疑心。然后一面暗中与人民反对力量联系以备作万一之利用，这就涉及到第二面了。第二面要作出独立之态，宣扬名为自由主义实为改良主义的思想，保持在知识界的影响力，还要低调与反对力量联结。第三面就是一旦改革无望要以“战”促改革，这“战”也不过是上书之类的“群体性舆论战”，借用西方媒体和国际社会加大声量和压力才形成他们的“战力”。所以改良主义要做好这“三面人”是很不容易的，犹如川剧的“变脸”，必须要为中共献计献策，讲好话，诱其从善。但是这样做就要削弱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损害独立性和所谓“自由主义者”的形象。于是在对中共做好“劝谏”后没见什么效果，就要过一段时间反过来在理论上批评中共，大讲自由主义的东西，再赢回知识界的认同。如此反复变化，或者说有执有让有讨好，一张一弛。以“战”促改革也是这样，做完了上书、宣言等之类的“群体性舆论战”，就要求和，再向中共说好话，缓和紧张关系。过后遇到中共统治不顺了，就进一步说好话和谏话的混合，诱其从善，不然再施以舆论压力，故伎重演促其改革。这就是：见好就收，见坏就上。
这改良主义“真谛”的“一主三线的路线”，其博弈术的精要总结起来是：有执有让有讨好，一张一弛，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可是这一切面对极权主义的中共是无效的，反而被中共“牵着鼻子走”，反被中共“结构性控制”，被利用统战，最后涣散掉公知和民运的力量，中共政权却因此稳固得很。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改良主义主导了民主力量和公知界三十年，那么我们离民主化是近了还是远了呢？是越来越远了，而且公知和民运的力量萎缩，师疲力衰。只有改良主义利在其中，收获颇丰，那么究竟收获了什么呢？改良主义以“自由主义”大旗收获了“教主之位”，圆了小我之梦，毁了民主化正确路线，这才是真相。而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就是其中的主要推手。他们三十年来究竟造就出什么成果呢？是一无所获的政治自由化，还是遥不可及的民主化呢？
我们再谈谈王军涛、王丹。王军涛与王丹流亡美国后皆游说美国柯林顿政府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支持“中国”加入WTO。王丹还支持中共国举办奥运。
王军涛在八九民运之前被认为是“新权威主义”的，他自白说：“我在各种场合坚持认为，中国最大的危险不在专制，而在民主化浪潮过激而导致形势失控，演变成动乱和分裂，这在《国情研究》1989年第三期（湖南出版社的一本杂志）曾公开登过。为此，国内学术界与国外舆论都曾将我列为‘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加讨伐”。“我是反对用革命的方式与政府对抗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个真正的‘反革命派’。”（刘丹红《情义无价——救助王军涛纪实》。1995年3月。电子版）王军涛其实一开始不是坚定的民主派，他如果没有民刊《北京之春》和高校竞选及其反毛泽东演讲的经历，被中共处处打压，很难想象他这样保共改良派会成为坚定的民主派。八九学运给予一些有雄心壮志而被压制的知识分子梦想翻身的“千载难逢的机会”，王军涛、陈子明等就是这样的误判机会的人。王军涛流亡美国后组建“中国战略研究所”，依靠社经所派系在八九时的作用以及八九后依然存在的活动力，以及中共例外给予的社会空间，令美方另眼相看，很快取得丰富资源。同时王军涛也经常与中共方的官员接触（王军涛专访(4) |明镜杂志2013年）。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时，王军涛还专程去中共大使馆送花圈悼念邓小平。同年获中共方之邀作为指标人物去看香港回归，王氏未去（王军涛专访(6) |明镜杂志）。同年秋天王军涛有意擅自取消抗议江泽民访美的统筹活动造成混乱，引发合作者如民联、民阵等的批评指责。1998年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据王希哲对笔者说王军涛是幕后有力支持者等。当时在北京组党的徐文立说：“陈子明曾在1997或1998年还专程让他的妻子送交给我一张字条，上写：‘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徐文立《陈子明一生不容易，请不要再强扶他上神坛了》2015年5月4日）1998年组党也是改良主义的产物，其前提是认为中共能够被改良且会接受政治自由化如结社自由等，这个幻想很快被中共严厉镇压打碎。徐文立也讲过第三共和，2009年后曾一度倾向民国派，赞成孔识仁主张的接续中华民国第一共和（临时约法确立的）和第二共和（1946年宪法奠定的），然后建立未来中国的“第三共和”，但是徐氏不赞成革命，2019年弃中华民国的“第三共和”转向混合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华联邦共和国”（这国号源于中共二大和七大的说法），与严家其相近。可见民运上层主流的改良主义路线和机会主义思维的影响力有多大！由于民运不成气候而渐渐被中共轻视，在这形势下，社经所派系的温和改良路线被日渐强大而骄横的中共所不满。2004年中共情治部门放风台湾媒体称王军涛、王丹领台湾军情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经费等等，且围攻之。王军涛在与中共联结上最终还是失败了，“现在一个科级干部都在耀武扬威”，不尊重他。王军涛只好转而赢回民主派的认可，2006年以后，“我现在转向激进化是因为共产党越来越拒绝改革”，所以“一直打到你跟我谈”（王军涛专访(1) |明镜杂志）。也就是说要以战促谈了，要发动激烈的抗议活动。2010年4月王军涛主导且宣布“中国民主党等团体从此组建为新的中国民主党”，即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做成了目前最大的海外民运组织之一，民运和政庇业务兼行。对于王军涛的“激进”，另一个反共改良派人物杨建利还表示过不解，可见改良主义思想的风行之深。其实王军涛还是改良主义者，只不过因为失败和落魄而转向了激进的改良主义，仅此而已。
王丹1998年流亡美国后很活跃，且善用媒体，善于公关。王丹和王军涛的一体合作，也缓解了王军涛因为搅乱抗议江泽民访美的活动而陷入的困境。然后王丹、王军涛与台湾建立较深关系。这依靠的还是社经所派系在民运界和公知界的地位和作用，王军涛说:“台湾看中我和陈子明，从陈王开始，后来又看上二王。”（王军涛专访(6) |明镜杂志）陈水扁第二任期时金援二王数十万美金。马英九上台后，王丹来台湾在媒体上“冲锋陷阵”，打击马英九、国民党不遗余力，然后在“太阳花学运”里推波助澜。王丹深受民进党的器重。王丹在台揭露中共统治的罪恶以及中共对台的统战，也激起了一些台湾纪念六四和支持大陆民运的声浪。
“一主三线的路线”在王丹这些年的表现里也是明显的。王丹曾经对于“胡温新政”抱有超乎情识的期待，如王丹《政治改革已呼之欲出》(自由亚洲电台11/27/2002 19:45) ，王丹“胡温任期内肯定解决西藏问题”（中央社2004年10月6日）。王丹与王军涛等游说美国柯林顿政府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支持“中国”加入WTO。王丹还支持中共举办奥运。在对于“八九六四”的评价上，当年作为社经所核心去主导首联的王军涛认为李鹏“与学生直接对话”，“电视也直播”了对话，意思说李鹏5月18日已经让步而学生不让“割据广场”。对此封从德写了《六四42个问题──与王军涛商榷》作批判。（见六四档案网,2003-05-30）同为首联核心的刘晓波认为学运“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推迟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这是名为反思学运实乃反对由下而上推动民主化的路线，本质是“保共改良主义”的谬论，当时就受到刘宾雁、王若望的严厉批判。（见刘宾雁《走出幻想（之四）──刘晓波眼中的天安门》，王若望《关于八九民运的反思——与刘晓波先生的“对话”》）相比之下王丹要收敛一点，2001年5月王丹提出对六四事件的总体评价是：“学生有错，政府有罪”。2004年王丹在《六四参加者回忆录》里写道六四死亡300人。这与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差不多，但是海外的异议界、民运界还没有人这样认可，这可能算是首例，王丹这亲历八九民运的史学专业者不知何故有如此表现呢？社经所派系在八九之后的最大特点就是与中共保持联结，保持有执有让有讨好及劝谏的战略，又在公知和民运里占据制高点企图引导民运和公知的走向，其目的就是以战促谈，追求以对话和谈判启动政治自由化，再渐进走向民主化。所以陈子明、王军涛、刘晓波、王丹等对于中共都不乏有让有讨好及劝谏的言行，充斥了机会主义的不堪入目，但是他们也有严厉批判中共的，然后也有对于自由民主作出理论阐扬和行动追求的，也有“以战促谈”如八九民运时建立首联组织、八九之后发动《零八宪章》等。但是这种改良主义的路线，遭遇极权主义的中共的结果必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涣散了民运和公知的意志，最终使他们的阵营萎缩，不成气候。这是路线错误的恶果。
改良主义的这些战略战术假设一下，如果遇上威权主义的英国国王贵族，足以打开民主化之门。或许他们“时空超越”去拜英美自由主义为祖宗为师的道理可能就在这里；如果遇上一百多年前的“族天下”的满清皇帝贵族则不灵了，维新派和立宪党的势力和手段要比他们强得多尚不得成果；如果遇上北洋军阀则或许可以赢得一些成果，有可能超过自由主义先贤的“好人政府”，或许因为这个，所以他们一直配合中共这方面的文化统战，大褒北洋政府的民国，大赞梁启超时代的“新中国”，大贬国民政府的民国，分化打击民国派，刻意抹杀国民党与北洋军阀之争的实质是民主法统和袁记法统之争、统一与割据之争。可惜了改良主义的这些大小人物们生错了时代。
社经所派系的遗憾是很多的，王军涛在海外是操盘与中共联系和对话的人。依王氏的夸张说法“他们几乎每月都会找我”（王军涛专访(4)|明镜杂志）。王军涛说90年代曾庆红“曾经在民运中布局。如果中国真的发生变化……或者他主导朝野互动。但事情总是被国安搞砸。”（王军涛专访(6)|明镜杂志）时过境迁了，中共国强大了，“现在一个科级干部都在耀武扬威”，不再尊重他了。（王军涛专访(1) |明镜杂志）王军涛哀叹道：“因为这个党已经不再是个以极权国家推行自己的理念或发展主义的威权政权了。”中共政权“如果是腐败利益驱动，你讲理没用”。他继续重弹从街头运动走向人民大会堂的老调。（王军涛专访(2)|明镜杂志）其实八九民运之前、八九民运之时，社经所派系都企图要走这个八九时证明走不通的改良路线。问题是这些改良主义者明明知道中共国是极权主义的，又为何说共产党政权是威权政权呢？这是明显的逻辑思维上的自我矛盾。这是为了维护改良的目的，不顾事实自我欺骗呢？还是为了骗取他人不反对改良呢？关于极权主义国家的本质和特征，仲维光先生阐发得很深入。极权主义国家可不可以改良成功呢？王天成深入研究世界各国的转型和中国大陆的转型问题，写有《渐进民主——知识界的玫瑰梦》，《从期待改革到呼唤革命》等。程晓农做苏俄和东欧极权主义国家转型模式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良没有出路”。（见程晓农《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模式比较》）王军涛、胡平、杨建利等改良主义者，都粉饰中共政权为威权主义的，而回避其极权主义的事实，因为威权主义政权可以有改良成功的可能性，极权主义政权是没有改良成功的可能性的，这是世界上的民主化的普遍经验确证的。但是他们为什么非要改良不可呢？因为利益乎？还是因为其他的目的呢？还是有难言之隐呢？
比起王军涛的被迫而无用的应战，王丹要年轻善“战”得多。王丹在台湾很活跃，利用蓝绿斗争格局为绿营“冲锋陷阵”，取得资源和较高知名度，又利用舆论打击中共对台的统战和台湾的红统，激起了台湾反中反共和支持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声浪。王丹在台湾的借力打力，令中共感到了威胁。其实王丹此举还是“以战促谈”的。王丹是深受王军涛等社经所派系内部的熏陶，他在脸书和推特上自称他要“致力于做一个温和，坚定，建设性的政治反对派”，2018年王丹、王军涛、胡平等建立“对话中国”智库。所以王丹还是念念不忘社经所系追求的以战促谈，最后通过对话谈判启动自由化，再走向渐进的民主化。这其实是八九时就证明走不通的路线，八九之后三十年更证明这是走不通的路线，而且使民主力量和知识分子力量在思想行为上自障自碍，不成气候，让中共窃笑了三十年。
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的胜利和改良主义互为因果
现在我们分析和诠释一下中共如何对付民主力量和知识分子力量的呢？！中共对付他们首先采取“结构性控制”，且兼行统战和高压统治。高压统治和统战是外在力量，能破其身而不能破其心，要“结构性控制”其心才是上策。如何“结构性控制”民主派和知识分子的“心”呢？所谓“结构性控制”，就是中共通过各种手段和资源来调节、影响民主派内部的结构，使民主派的结构有利于中共。而民主派因为结构错置，结果不知不觉中实行对中共威胁最小的路线，最终危及中共统治最轻的派系和人物反而占据民主阵营的主流、主导地位。然后中共再以统战和高压统治使海内外民主派不足以形成威胁，不成气候。具体直白了讲，就是压制颜色革命派，暗助改良派，这是路线上的“结构性控制”。再有就是能力上的“结构性控制”，压制能力强理念坚定者，暗助徒有高知名度而能力弱者或者机会主义者，使其居上位、占据资源。这样使民主派的路线错置、领导权错置、资源错置，其结果必然使其阵营涣散，不能成事。这就是隐蔽性的战略性的“结构性控制”，其作用远胜于统战。统战是分化其力量而打败敌人，“结构性控制”是先控制其心再控制其力，事半功倍，战必胜，不战也胜，比统战更高一筹。再进一步具体而言，“结构性控制”是借异议阵营内的竞争，力图控制民主派的路线，竭力让民主派流行错误路线，白费了力气却离民主化目的越来越远，并且暗暗促成威胁最大的对手边缘化，助成威胁较小的对手做大且成为主流者甚至于主导者。所以这三十年里，中共与民主派不战而胜负已分，战则必胜。中共这种“结构性控制”是民运和公知失败了三十年的首要原因。我们再拿昔日的西方对苏俄东欧的“和平演变”打比方说明，中共这种“结构性控制”犹如对于民运和公知的“和平演变”，使之最终走向自身的溃败。
民运界和公知界过去对于中共的渗透破坏和统战分化等反思了比较多，对于民运和公知的不团结和争权夺利也反思得比较多。其实这两者是建立在被中共“结构性控制”的基础上的，有了民运和公知的路线错置、领导权错置、资源错置，必定人心涣散，不成气候，中共的渗透破坏和统战分化必然活跃无阻，民运和公知的不团结和争权夺利必定层出不穷，无人可止。
从更大的视野来分析，六四之后中共丧失民心，党内也涌起不满，苏俄和东欧的共产党国家崩溃加剧民心思变，也令中共胆寒，且国际社会的压力较大，这是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孤立无援的中共要生存就必然要与西方和解，同时可以削弱民主派的国际支持力。中共国更要追求发展才能避免苏俄式的崩溃，需要西方的资本和技术进入中国大陆使其经济起飞，然后以经济红利和党国民族主义这“两手”安顿和收买人心，同时让西方资本家赚钱影响西方的政策，这样的内外结合更进一步化解了民主派的国内和国际的支持力，巩固自己的统治，最终使中共国崛起，使西方国家望而生惧。但是中共要达到这个目的，有一个漫长而危机四伏的发展过程，在这过程里中国大陆的社会两极分化，各种矛盾空前涌现，群体抗议事件迅速增长，腐败泛滥成灾，人心思变。中共面临统治危机，但是只要民运和公知不起领头作用，人民普遍的不满情绪和遍地开花的维权运动就不会升级化和自觉化，更不会大规模集中发作，也就是说要使社会矛盾和民心不满不能危及到中共政权，只要“擒贼先擒王”，控制住民运和公知就好了。这样做就会使人民失去指路之“火炬”，民众一旦群龙无首就会堕落成乌合之众，不能成事。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味依靠维稳力量是不够的，还要“结构性控制”住民运和公知，使其内部发生演变，形成路线错置、领导权错置、资源错置，使其不成气候，以利于中共。改良主义的盛行，改良主义占据自由主义的主流，改良主义惧“民粹”走上层路线，知名度高的机会主义者占据上位和资源，等等，这一切正是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追求的结果。但是中共毕竟是外在的，无法独力达成这些目标。所以中共的“结构性控制”战略，民运和公知里的改良主义路线，这两者既是互相斗争又是互相利用的，这两者相反相成而造就出民运和公知的结构错置，改良派利在其中，受暗助从而占据了领导权和资源，执行必定失败的路线，这一切正中共产党“结构性控制”的“下怀”。应该讲老道的改良派——社经所派系是一个典型。
再举一个例子。中共过去需要西方的资本和技术，所以要向国际社会摆出开明形象，所以例外允许民运和公知里的一些危险度小且知名度高的派系和名人有政治自由的空间，满足西方国家对中共国“自由化”的期待。同时促成其“梦寐以求”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加入WTO等，这些是达成其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无此就无以后的经济起飞。当年有多少民运名人和公知人物向美国国会和政府，表示支持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加入WTO等。这是路线错置、领导权错置等交织出的恶果。
习近平上台后自以为中共国“羽翼丰满”不惧西方，一改江胡时期的假装开明专制的“韬光养晦”，全面巩固极权主义统治，于是自由派的改良梦断而且受到打压和限制。可惜了，在过去中共的危机四伏的发展过程中，自由派的错误路线使得民运和公知没有革命意识，没有利用一时宽松空间发动社会，无所作为错过二十余年的时光和多次良机，到头来受到中共毫不怜惜的打压。
作者：李明
摘自《揭橥民主化之正确路线以及这三十年来自由派和改良派的路线为何全败？》（——民国派与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对话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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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经所系在八九民运里的表现与以后三十年的动向
社经所及其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八九民运的作用是最大的。八九之后三十年里，这一知识分子群体也是海内外最有活动能量、论述力、影响力的。所以这里以他们为典型作一个分析，看看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体的原因以及改良主义为何一直能占据反对派、民运界、公知界的主流呢？更要深究他们如何与中共博弈屡战屡败不见前途呢？
回顾七九民运，民刊力量几乎全军覆没。王军涛、陈子明等的《北京之春》、胡平等的《沃土》虽然停刊了，但人员没有受到多少打击，可谓硕果仅存。究其原因，这既与他们温和改良的立场有关，更因为王军涛、陈子明等《北京之春》与体制内关系密切，持拥护邓小平的立场，还配合打击汪东兴（见陈子明《高瑜：记者、院外活动家、人权勇士》）。此后胡赵执政时期，陈子明等借政经宽松创办和做大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经所”），形成了中国大陆最大的一支民间知识界力量。社经所与改革派高官、体改所、社科院等保持密切关系，且吸收和邀约很多体制内知识分子，又与异议人士和大学生活跃分子保持联系。
1987年初胡耀邦下台，赵紫阳接任但孤掌难鸣，保守派力图卷土重来。陈子明、王军涛等认为“赵紫阳下台似成定局”，“当时准备以自己的思想成果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合作。”（谢小庆《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1990年香港《百姓》杂志218期）但是陈、王及社经所主张改革，所以希望改革派继续执政。1988年底社经所的《经济学周报》发表了《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对话》里，严家其主要讲不容许中国出现勃列日涅夫式的停滞。温元凯讲改革的停滞比失败还要严重。严家其忧心改革派被保守派击败，出现非程序性权力更迭。
八九学运发生后，陈子明、王军涛等指挥刘刚、王丹、陈小平等推动学运，并且有周密的计划。陈子明妹妹陈子华出版《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披露社经所在5月1日开过一个“所务委员会”，陈子明做“形势报告”，重点讲了“一主两翼”的计划，要求“以独立的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而以尽可能地接近权力中枢的咨询机构和尽可能地接近各种革命因素的民间政治活动为其强有力的两翼。”该文还说：“真正在‘政治高度共识’的基础上对所的核心层进行自觉的思想整合与组织整合，告成于此次‘香山会议’。许多单位和团体都卷入了八九民运，但他们或者是少数领导的决断，或者是完全个人性的参与，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团体像社经所那样完成了向‘政治高度共识、资源统一调度和服从纪律约束’型团体的转化，能够以集体动员的方式有组织有分工地投入到运动中。……根据社经所的内部分工，王军涛、陈小平负责与学生联系，郑棣负责与新闻界联系，闵琦负责与学术界联系，费远负责与经济界联系，谢小庆负责与政界人士联系，陈子明负责协调整合。”（见《浴火重生》第463页）史学家陈小雅着《八九民运史》将之称为“三线计划”，并作了详细研究。学运领袖、研究八九学运的权威封从德也有此类论述。另有诸多亲历者的回忆作辅证。但是陈子明等这一方则颇有异议。综合双方之论述，主要是评价和说法上的分歧，但是王军涛等较早幕后隐性推动学运，如刘刚对于学运的策划等，再如王丹等发起绝食突破北高联的温和主张而激进，后来社经所为了保改革而公然与中共博弈，在知识界与学运结合上起到最大作用，并且力图使学运配合这保改革的整体战略。这是多数史家和亲历者的史实上的共识。
社经所负责人之一谢小庆在“六四”的第二年就发表文章写道：“五月十三日学生开始绝食后，受中央委托处理学潮的阎明复、李铁映希望知识界出面斡旋……将军涛接到统战部参加学生与政府的谈判。至此，才结束了不交叉‘状况’”。谢氏对于中共要缉捕陈子明、王军涛等人愤愤不平说：“今天，当局将自己请来劝架的人关起来，实在有悖情理。”（谢小庆《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陈子明的《独立政治反对派的正义道路》（载《北京之春》2010年）写道陈子华在《浴火重生》中的一段内容：“经过表决，所务会议批准王军涛、陈小平、闵琦三人以个人名义参与中央统战部组织的斡旋活动。他们随即搭乘郑也夫带来的统战部面包车去中国政法大学，将学生对话团负责人项小吉等一部分学生领袖带到统战部会议室参加对话。由此开始，社经所被深深地卷入了运动的旋涡中心。”当年的辩护律师张思之2014年在《行者思之》里披露了王军涛之所以上天安门广场，是执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说服学生退场，为欢迎戈尔巴乔夫访华准备条件。应该确切的说，中共统战部的委托，使社经所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借机全面介入和主导知识界以及学运，又可以与中共对话谈判，为了保改革作一次博弈。
于是社经所介入八九民运从隐蔽走向公开、从关键点走向全面展开。综合整个运动中的表现，可以总结出陈子明王军涛等的总体战略是：整合知识界，力争主导学运，且交通中共，这样以对话和谈判保改革且使学运落幕。既然要谈判，就要以知识界和学运之进退为实力基础，必然要“以战促谈”。陈子明认为：“首先影响学生，再通过学生影响全国，使事态首先稳定下来，才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见《反思十年改革》，香港《当代》月刊一九九二年出版，第415页)。于是以社经所为主成立首联即“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懵懵懂懂的包遵信被推上召集人的地位，各部门都是社经所的人主导，知识接口对危局没有多想就一下子被整合起来了，社经所取得主导地位。然后北高联是学生组织中最权威最温和的，却莫名其妙被一时“骗”出广场然后被王军涛等设计劝说而没能够再返回，广场上的学运权力被广场议会和广场指挥部掌握。陈子明等企图以王丹等主导广场指挥部、广场议会，从而主导学运，但王丹缺乏声望，毫无可行性，首联又无指导广场指挥部的权力，主导学运的意图落空。
陈子明、王军涛等重视博弈，希望与中共谈判解决问题。但是以对话和谈判解决政治危机，要在实力和法治的基础上。但是中共国的法治是中共的习惯法之治，也就是中共的“家法之治”，中共国的成文法（从国法到党法）仅仅是“门面”，而且中共国宪法也明文规定坚持党的领导，党领导一切。最高领导人的一个指示、一纸红头文件可凌驾于一切法之上，一切程序之上，可以废立任何其他的领导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是如此。依中共习惯法，邓小平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最高决策者，依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党和政府、军队皆会听从于邓小平，而不是当时党总书记赵紫阳或者国家主席杨尚昆，更不是人大常委会以及委员长万里。如果打一个比方的话，邓小平如果比作理事长，陈云等中共元老构成的理事会可以发表意见但最终还要听理事长的决策，而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都只是权力有大小的秘书长而已。陈子明王军涛等主张的这种路线显然是不深刻理解中共独特的“金字塔型”权力结构，再者他们也不了解中共残暴统治的历史传统。中共镇压人民毫不手软。土改是夺财且杀人立威，村村见血。1950年代镇压反革命按人口比例杀人，杀人百万。三年大饥荒，饿死四千万人，但是没有发生大暴动，因为武装拦截使饥民不出村不出乡，使他们分散饿死在乡村。这是中共学习了俄师的经验，苏俄在乌克兰大饥荒时就采取这种措施。像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的残暴性远远不如前面列举的中共对待中下层老百姓那么残暴，但是因为打击到中共体制内的众人，所以反而被“深刻反思”且传播得很广。陈子明、王军涛等如果了解到中共的本质和根源，就不会构建那样的路线，也会预见到中共必然发动“六四屠杀”。但是红旗下长大的陈子明、王军涛等是不可能那么深了解中共本质的。同样文革后的大学生更想不到中共会这么邪恶。封从德讲得很直白，八九学运的失败在于学生的无知和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是一针见血的。学生不懂民主只有依靠革命才能获得的，红旗下成长为中共干部的知识分子只有改良意识，也无知于极权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唯有革命一途。这就是八九民运必然失败的民运方面的根本原因。这失败的根源是很深的，直到今天还有人讲“见好就收”、“和平理性非暴力”、盼望改革等等，八九民运的改良主义旧思想行为还在改革梦破的今天积习成性地发作。这值得人深思再深思。
想以对话和谈判保改革及解决政治危机，这对于极权主义的中共是不可能的事。面对镇压的危险，学生一直面临是否撤出天安门广场的问题？北高联作为各大学联合的纯粹的学生组织必然是温和的，惧怕学运入险境。多数的知识分子如陈明远等依以往中共镇压的经验怕局势恶化也是主张撤出的。而广场上的学生（特别是后来广场人数最多的“外高联”）就激进一些，但是时日一久都身心疲惫，作为不够成熟的大学生有不定性也容易受影响。然而作为最有周密的路线和最有能量的陈子明、王军涛等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大多数是要求坚守广场的。因为赵紫阳下台，中共改革派已经失势，这时再没有广场学运这最大支撑点，整个路线不仅全盘失败而且一无所保，中共保守派就会全面胜利，不会给退场作什么让步，只会全面清算，所以6月20日人大常委会开会成为使保守派作一点让步的最后机会了。但是中共没有给他们任何机会，六四屠杀发生了。要坚守广场的团体撤得比谁都快且早就安排了后路，只有学生和市民去奋战最后撤出天安门广场。
关于广场学生的坚守和撤退的问题。有两个版本，一说“社经所成员自始至终主张学生撤离广场，并以此影响了联席会议的立场”（社经所及首联群体的回忆录《浴火重生》）《王丹回忆录》也说“撤出广场的努力失败了”、“尽管动员广场学生撤出来的努力没有成功，但我还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又称五二七是“在王军涛的建议下”才议决五三○撤出广场。这些都是集体性的一面之词，是当事一方单方面的说法。从多方来看，刘晓波回忆、包遵信回忆、十七位八九学生领袖写的《回顾与反思》（德国，莱茵笔会，一九九三年六月）、封从德《六四日记》、《八九学运为何未能撤离广场？》（香港《开放》杂志2014年7月号）、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以及当时的报导等数据都可以互相印证，都可以证实社经所系知识分子影响下的首联是反对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而要坚守的。而且6月2日“四君子绝食”掀起高潮，也是王军涛等支持和刘晓波、周舵策动的。可以说陈子明、王军涛、王丹等社经所一些人的说法是与史实相反的，不但推卸责任，而且还要争话语权和道德制高点。六四之后，陈子明在秦城监狱还给党中央写了入党申请书；王军涛在被捕前的躲藏地还给邓小平写信，称理解邓小平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定海神针”……？！（陈小雅《关于『三线计划』的答问》，2013年）他们有灵活的机会主义的战略意识。
六四屠杀没有惊醒陈子明、王军涛以及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相反血腥和强大的中共国令他们畏惧。六四之后，他们继续走机会主义的改良之路，又因为他们有民间知识分子的经历，所以活动能量、论述力、影响力都比体制内知识分子大而持久，以后三十年他们在公知界和民运界继续发挥较大的作用，所谓“自由主义”、“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先求威权的自由化后求民主化）、“改革”等，都有他们的显著的作用力。例如：所谓“中国自由主义”最早理论家也是海外民运的理论家、前民联主席胡平，他在四十年前与王军涛陈子明先是民刊同道，后来“在北京高校竞选运动中，所谓‘联合行动’主要表现为原《北京之春》与《沃土》成员之间的协调配合”。陈子明推崇说：“胡平，可化名发表，形成学派，倚重”（见陈子明《独立政治反对派的正义道路》，《北京之春》2010年2、3月号）所以说胡平、王军涛、陈子明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胡平在八九学运前成为民联主席且执掌《中国之春》，当时刘晓波在美国与其关系密切，刘晓波发文要求中国大陆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支持中共开明派和《中国之春》（刘晓波《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世界日报》1989年4月22日）。刘氏还起草且由胡平等联署《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提出七条如何开展学生运动的建议。学运发生后刘晓波回国，社经所主导的首联“本身的核心层则有王军涛、王丹、包遵信、甘阳、周舵、刘晓波等人。”（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浴火重生》，2004年版第485页。）。1989年6月2日掀起广场士气的“四君子绝食”是王军涛、陈小平等支持的，刘晓波和周舵为主策动的。胡平与陈子明、王军涛、刘晓波是有很深的关系的，他们在八九时使海外与国内互相呼应。八九以后的三十年里，他们的影响力也都是很大的。八九民运失败后，胡平总结出“见好就收”论，王军涛等认为这是博弈论的金玉良言。这是改良主义的大总结。
八九之后，前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张祖桦也进入社经所。“1990年代以来，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学术研究。1991年底，闵琦、张祖桦、刘卫华等重新组建‘现代化与中国’课题组”（陈子明发文《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介绍》，独立评论网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667714）。 张祖桦后来起草了《零八宪章》，《零八宪章》影响很大，刘晓波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7年张祖桦发文宣称“中国自由主义的第三代传人，造成自由主义思潮的复兴，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政治变革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观念导向。我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当推胡平、陈子明、刘晓波。”并且宣扬《零八宪章》“既能为当下的中国民主运动提供原则性指导，又能为未来的民主中国立宪建国提供根本性的旨要”。（张祖桦《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论刘晓波的精神遗产》）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至此力图使中国“自由主义”和《零八宪章》统合起来，以求更高的地位，又为陈子明、刘晓波树立了“丰碑”，还企图为中国未来民主化定下指标。这意图和“雄心”是很大的。
社经所系的改良主义本质及其路线错误之严重后果
但是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本质上如何呢？我们先以陈子明和王军涛、王丹这三位领军人物作一分析。
陈子明的《独立政治反对派的正义道路》（《北京之春》2010年2、3月号）提到两处王军涛与胡耀邦的交往。1、《北京之春》停刊了。王军涛他们曾到胡耀邦家谈话，“胡肯定了他们的一颗赤子之心，但也告诫他们不能操之过急”。2、胡耀邦曾托二机部401所所长转告军涛，要他“不坠青云之志”。提到陈子明与胡耀邦交往一处：“我本人在79年也曾与耀邦有过一次长谈。那是当时《北京之春》代主编吕朴先生与我登门拜访耀邦。虽然我们是不速之客，耀邦还是见了我们。我力促耀邦改革，释放魏京生。耀邦先生论及改革很动情。……我还与胡启立、李瑞环、王兆国、张黎群、韩天石、袁庚等领导人接触过，他们的思想容量可以接受自由民主理念”。张思之的《行者思之》（2014年）明确讲陈子明和王军涛是“保皇党”。总而言之，八九年之前陈、王等都是不反共的改良主义的，甚至于可能是保共改良主义的。谢小庆所言更为传神，说陈子明、王军涛认为“赵紫阳下台似成定局”，“当时准备以自己的思想成果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合作。”（《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八九之后的三十年，陈、王二人加上王丹基本上还是主张改良主义的，只不过是反共还是不反共呢？陈子明色彩不清，王军涛翻来覆去，王丹有反共色彩但还是有一点变化无常。我们可以确定社经所及其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基本是改良主义的本质。王军涛认为中共是“以极权国家推行自己的理念或发展主义的威权政权”。（王军涛专访(1) |明镜杂志）胡平和陈子明也有类似的说法。尽管这种判断有逻辑上的自我矛盾，如极权国家和威权政权是水火不容的。但是这对于想走改良主义路线的人来说，算是找到了思想依据，因为对于威权政权以压力和劝谏求改良，是可以说得通的。这种判断在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里是流行观念，由此他们得以继续主张改良主义的路线。但是这个主张与世界共产党国家民主化必经颜色革命一途的普遍经验相背，也与王天成、程晓农等中国民主化和世界民主化的深入研究者的结论相违。
在八九民运时，陈、王二人是为了保改革“以战促谈”，以求对话和谈判解决危机。八九之后形势大变，王军涛、王丹先后流亡美国，陈子明守在国内。胡赵时期的宽松政治空间和政治人脉已经大为缩水了。陈子明从1989年11月21日至1990年4月6日，用“上书言事体”写了20余万字的《十年改革反思》，并且在4月12日上书。《反思》提出：“‘在最高层党政分开领导体制下，责任政府制度是无法实现的’、‘最高层领导人实行党政合一’比较有利，‘到十四大和八届人大时也未尝不可一试’。果然，经过这两次大会，江泽民身兼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几个职务……”（王之虹《风雨同行》。明报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38—39页）然后陈子明狱中发表《十年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中国之春》1992年第114期），总结出的中共改革经验如“稳定高于一切”、“和为贵”、“面向世界”等，四点教训“理论贫乏、计划阙如、组织涣散、人才匮乏”。同年陈子明出版《反思十年改革》一书（香港《当代》月刊一九九二年出版），思路都是这种机会主义的红色改革论，甚至于对于六四屠杀的说法都很有问题，引起了许良英、丁子霖天安门母亲们等批评。陈子明被中共判刑13年，实际坐牢5年左右。在狱中他可以读书和写作，在香港出书以及在反共民运刊物上发表文章，出狱可以把几百万字的文稿、几十包的书带出来（蔡咏梅《陈子明的传奇人生》），这在中共国有史以来的政治犯里恐怕是绝无仅有的。陈子明是在1991年被中共以"反革命煽动、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13年徒刑的，但是同年社经所就在北京重新运作，张祖桦等新人正式加入。以后仅仅研究成果出书就达十多本，分别在北京等地和台湾、香港等出版。陈子明用本名以及喻希来、王思睿等笔名，就出了好多部书，如：《中国跨世纪大方略——未来五年社会经济发展前景》（陈子明、王军涛主编，明镜出版社1997年版），《21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喻希来、王思睿、何家栋着，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年版），《今日中国政治思潮评析》（王思睿、何家栋着，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年版），《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中国历史、文化及现代化论纲》（喻希来着，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年版），《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喻希来主笔，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2年版）。以上资料见陈子明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介绍》（独立评论网2007年）。社经所和陈子明在1990年代以来的出书之多在民间知识界可以说无人可及的，就是体制内的自由派学者也较少可比的。异议界更是很少有人可以在北京出书的，毫无可能出这么多书。此外在2004年5月，陈子明与何家栋共同创办的改造与建设网站公开运作，直到2005年8月被当局关闭。
1998年以后学术思想界掀起“自由主义”思潮，陈子明也写了不少文章，海内外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也积极参与。他们还与李慎之关系密切，如李慎之、何家栋合作主编《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这是社经所的研究成果之一（见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介绍》）。思想界推崇李慎之为“自由主义之领军人物”，就有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何家栋、陈子明还把李慎之列为自由主义道统谱系里的代表人物之一。2008年《零八宪章》由张祖桦起草，陈子明是首批签署人。陈子明、刘晓波死后，张祖桦发文宣称：“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当推胡平、陈子明、刘晓波。”（《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论刘晓波的精神遗产》）这应该是改良主义的新宣言，也是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的再举旗。胡平、陈子明、刘晓波、张祖桦等都是社经所派系的。依张祖桦的设计，第三代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里陈子明、刘晓波逝者已往，然树起丰碑令自由主义的众生景仰，胡平还在，张祖桦还不老，还要继续拥有自由主义和《零八宪章》的话语权，继续鼓吹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合一。
八九民运前，陈子明的“一主两翼”计划，要求“以独立的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而以尽可能地接近权力中枢的咨询机构和尽可能地接近各种革命因素的民间政治活动为其强有力的两翼。”八九民运时其基本路线是：以整合知识界和学运为实力基础，以战促谈，通过与中共的对话和谈判，使中共保守派让步，保改革且使学运落幕。八九之后从陈子明的二十多年经历来看，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还是以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分别作三条线的布局，第一线是保持与中共的联结，适当输诚求和求政治空间，如陈子明狱中要求入党，向中共最高层献计献策，狱中上书20余万字的《十年改革反思》，其中提出反胡赵改革路线而“实行党政合一”。党政合一是产生以后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共权力制度的根基，很合中共最高层的心意。社经所也得以重新运作、出书等。此外王军涛等到了海外也另有表现（这留在后面谈）。第二线是保持在知识分子里的影响力。社经所派系把自由主义引向改良主义化，不仅如此还要造史为今用，以改良主义史观粉饰“梁启超时代”为“新中国”。陈子明死前一年还写出了《梁启超时代——被遮蔽的新中国》（共识网2013年）。总之要高举自由主义大旗，行改良主义之实，走“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第三线有两阶段论：1，以战促改革，2、以战促谈判。“以战促改革”就是以压力和劝谏让统治者有经济自由化、政治自由化的改革。“以战促谈判”就是在“以战促改革”有所成效后，启动追求进一步政治自由化的压力和劝谏，让统治者让步，举行朝野对话和谈判，从而实现政治自由化，然后再下一步打开民主化之门。举例而言，如暗中支持1998年组党，这是在中共经济发展政治放松时，企图借国际社会的压力寻求政治自由化，结果全面失败。在中共全面建立国家权贵资本主义后，自由化改革无望，他们发起和推动《零八宪章》，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和起草人张祖桦都是社经所系的，这场求改革的“公民上书”，结果遭遇全面打压。可以说第三线的以战促改革是失败的，以战促成与中共的对话和谈判，启动政治自由化更是无以实现。我们可以把这种路线称为“一主三线的路线”，这与社经所派系在八九民运时“三线战略”的思维是有源流关系的，其最大变化就是第三线。八九时的“三线战略”是以学运为基础开展的，追求以对话谈判保改革且使学运落幕，更远的理想是：“将民主从马路上引向人民大会堂。”（《浴火重生》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489—490页）。八九之后，没有如八九学运之势可依托，以战促改革，进而以战促谈成为了现实目标。但是“战”无实力，一切就会成为空想。然而因为奉行温和的改良主义路线使社经所派系出现思维盲区，他们意识不到“战”才是关键，唯有发动社会动员民众才有“战力”，才可能“战”出胜利之果，只有这样才能吸取八九民运的教训而追求和依靠人民力量，只有如此才能合乎共产党国家转型唯有颜色革命一途的普遍经验和理论。但是这不是改良主义而是革命派的路线了，作为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体的社经所派系不能接受，他们只好寄托走上层路线的“上书”、“宣言”的压力和劝谏，让统治者良心大发而进行政治改革，然后盼望“天赐”圆桌会议与中共谈判开启民主化。这是妨碍民主化的空想主义的，是八九之前的老朽的保共改良主义余绪“偷渡”到懦弱的自由主义里而产生的“并发症”，毁了三十年大好时光。在客观效果上（非主观的）意外帮了中共“天价”的大忙。
社经所系影响的庸俗自由派没有吸取八九民运的教训，反而沿着教训走下去。这“一主三线的路线”其实就是不要发动社会动员民众的，企图要以知识分子为主推动统治者改革的路线。为什么以思想学术界为主呢？是因为奉行改良主义，惧怕学生或者中下层人民起来冲击统治秩序，中共镇压后会再打压这些知识精英，“六四屠杀”吓住了他们。以知识分子为主，发挥他们有话语权的影响力，施压和劝谏统治者。但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党国体制控制住和利诱住、威胁住，更重要的是：没有社会力量支撑的知识分子是软弱无力的。这就注定了“一主三线的路线”必定要做“三面人”。第一面要与中共联结好，讨好中共，向中共献计献策，诱其改革，还要与人民反对力量保持距离以免中共疑心。然后一面暗中与人民反对力量联系以备作万一之利用，这就涉及到第二面了。第二面要作出独立之态，宣扬名为自由主义实为改良主义的思想，保持在知识界的影响力，还要低调与反对力量联结。第三面就是一旦改革无望要以“战”促改革，这“战”也不过是上书之类的“群体性舆论战”，借用西方媒体和国际社会加大声量和压力才形成他们的“战力”。所以改良主义要做好这“三面人”是很不容易的，犹如川剧的“变脸”，必须要为中共献计献策，讲好话，诱其从善。但是这样做就要削弱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损害独立性和所谓“自由主义者”的形象。于是在对中共做好“劝谏”后没见什么效果，就要过一段时间反过来在理论上批评中共，大讲自由主义的东西，再赢回知识界的认同。如此反复变化，或者说有执有让有讨好，一张一弛。以“战”促改革也是这样，做完了上书、宣言等之类的“群体性舆论战”，就要求和，再向中共说好话，缓和紧张关系。过后遇到中共统治不顺了，就进一步说好话和谏话的混合，诱其从善，不然再施以舆论压力，故伎重演促其改革。这就是：见好就收，见坏就上。
这改良主义“真谛”的“一主三线的路线”，其博弈术的精要总结起来是：有执有让有讨好，一张一弛，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可是这一切面对极权主义的中共是无效的，反而被中共“牵着鼻子走”，反被中共“结构性控制”，被利用统战，最后涣散掉公知和民运的力量，中共政权却因此稳固得很。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改良主义主导了民主力量和公知界三十年，那么我们离民主化是近了还是远了呢？是越来越远了，而且公知和民运的力量萎缩，师疲力衰。只有改良主义利在其中，收获颇丰，那么究竟收获了什么呢？改良主义以“自由主义”大旗收获了“教主之位”，圆了小我之梦，毁了民主化正确路线，这才是真相。而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就是其中的主要推手。他们三十年来究竟造就出什么成果呢？是一无所获的政治自由化，还是遥不可及的民主化呢？
我们再谈谈王军涛、王丹。王军涛与王丹流亡美国后皆游说美国柯林顿政府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支持“中国”加入WTO。王丹还支持中共国举办奥运。
王军涛在八九民运之前被认为是“新权威主义”的，他自白说：“我在各种场合坚持认为，中国最大的危险不在专制，而在民主化浪潮过激而导致形势失控，演变成动乱和分裂，这在《国情研究》1989年第三期（湖南出版社的一本杂志）曾公开登过。为此，国内学术界与国外舆论都曾将我列为‘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加讨伐”。“我是反对用革命的方式与政府对抗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个真正的‘反革命派’。”（刘丹红《情义无价——救助王军涛纪实》。1995年3月。电子版）王军涛其实一开始不是坚定的民主派，他如果没有民刊《北京之春》和高校竞选及其反毛泽东演讲的经历，被中共处处打压，很难想象他这样保共改良派会成为坚定的民主派。八九学运给予一些有雄心壮志而被压制的知识分子梦想翻身的“千载难逢的机会”，王军涛、陈子明等就是这样的误判机会的人。王军涛流亡美国后组建“中国战略研究所”，依靠社经所派系在八九时的作用以及八九后依然存在的活动力，以及中共例外给予的社会空间，令美方另眼相看，很快取得丰富资源。同时王军涛也经常与中共方的官员接触（王军涛专访(4) |明镜杂志2013年）。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时，王军涛还专程去中共大使馆送花圈悼念邓小平。同年获中共方之邀作为指标人物去看香港回归，王氏未去（王军涛专访(6) |明镜杂志）。同年秋天王军涛有意擅自取消抗议江泽民访美的统筹活动造成混乱，引发合作者如民联、民阵等的批评指责。1998年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据王希哲对笔者说王军涛是幕后有力支持者等。当时在北京组党的徐文立说：“陈子明曾在1997或1998年还专程让他的妻子送交给我一张字条，上写：‘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徐文立《陈子明一生不容易，请不要再强扶他上神坛了》2015年5月4日）1998年组党也是改良主义的产物，其前提是认为中共能够被改良且会接受政治自由化如结社自由等，这个幻想很快被中共严厉镇压打碎。徐文立也讲过第三共和，2009年后曾一度倾向民国派，赞成孔识仁主张的接续中华民国第一共和（临时约法确立的）和第二共和（1946年宪法奠定的），然后建立未来中国的“第三共和”，但是徐氏不赞成革命，2019年弃中华民国的“第三共和”转向混合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华联邦共和国”（这国号源于中共二大和七大的说法），与严家其相近。可见民运上层主流的改良主义路线和机会主义思维的影响力有多大！由于民运不成气候而渐渐被中共轻视，在这形势下，社经所派系的温和改良路线被日渐强大而骄横的中共所不满。2004年中共情治部门放风台湾媒体称王军涛、王丹领台湾军情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经费等等，且围攻之。王军涛在与中共联结上最终还是失败了，“现在一个科级干部都在耀武扬威”，不尊重他。王军涛只好转而赢回民主派的认可，2006年以后，“我现在转向激进化是因为共产党越来越拒绝改革”，所以“一直打到你跟我谈”（王军涛专访(1) |明镜杂志）。也就是说要以战促谈了，要发动激烈的抗议活动。2010年4月王军涛主导且宣布“中国民主党等团体从此组建为新的中国民主党”，即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做成了目前最大的海外民运组织之一，民运和政庇业务兼行。对于王军涛的“激进”，另一个反共改良派人物杨建利还表示过不解，可见改良主义思想的风行之深。其实王军涛还是改良主义者，只不过因为失败和落魄而转向了激进的改良主义，仅此而已。
王丹1998年流亡美国后很活跃，且善用媒体，善于公关。王丹和王军涛的一体合作，也缓解了王军涛因为搅乱抗议江泽民访美的活动而陷入的困境。然后王丹、王军涛与台湾建立较深关系。这依靠的还是社经所派系在民运界和公知界的地位和作用，王军涛说:“台湾看中我和陈子明，从陈王开始，后来又看上二王。”（王军涛专访(6) |明镜杂志）陈水扁第二任期时金援二王数十万美金。马英九上台后，王丹来台湾在媒体上“冲锋陷阵”，打击马英九、国民党不遗余力，然后在“太阳花学运”里推波助澜。王丹深受民进党的器重。王丹在台揭露中共统治的罪恶以及中共对台的统战，也激起了一些台湾纪念六四和支持大陆民运的声浪。
“一主三线的路线”在王丹这些年的表现里也是明显的。王丹曾经对于“胡温新政”抱有超乎情识的期待，如王丹《政治改革已呼之欲出》(自由亚洲电台11/27/2002 19:45) ，王丹“胡温任期内肯定解决西藏问题”（中央社2004年10月6日）。王丹与王军涛等游说美国柯林顿政府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支持“中国”加入WTO。王丹还支持中共举办奥运。在对于“八九六四”的评价上，当年作为社经所核心去主导首联的王军涛认为李鹏“与学生直接对话”，“电视也直播”了对话，意思说李鹏5月18日已经让步而学生不让“割据广场”。对此封从德写了《六四42个问题──与王军涛商榷》作批判。（见六四档案网,2003-05-30）同为首联核心的刘晓波认为学运“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推迟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这是名为反思学运实乃反对由下而上推动民主化的路线，本质是“保共改良主义”的谬论，当时就受到刘宾雁、王若望的严厉批判。（见刘宾雁《走出幻想（之四）──刘晓波眼中的天安门》，王若望《关于八九民运的反思——与刘晓波先生的“对话”》）相比之下王丹要收敛一点，2001年5月王丹提出对六四事件的总体评价是：“学生有错，政府有罪”。2004年王丹在《六四参加者回忆录》里写道六四死亡300人。这与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差不多，但是海外的异议界、民运界还没有人这样认可，这可能算是首例，王丹这亲历八九民运的史学专业者不知何故有如此表现呢？社经所派系在八九之后的最大特点就是与中共保持联结，保持有执有让有讨好及劝谏的战略，又在公知和民运里占据制高点企图引导民运和公知的走向，其目的就是以战促谈，追求以对话和谈判启动政治自由化，再渐进走向民主化。所以陈子明、王军涛、刘晓波、王丹等对于中共都不乏有让有讨好及劝谏的言行，充斥了机会主义的不堪入目，但是他们也有严厉批判中共的，然后也有对于自由民主作出理论阐扬和行动追求的，也有“以战促谈”如八九民运时建立首联组织、八九之后发动《零八宪章》等。但是这种改良主义的路线，遭遇极权主义的中共的结果必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涣散了民运和公知的意志，最终使他们的阵营萎缩，不成气候。这是路线错误的恶果。
改良主义的这些战略战术假设一下，如果遇上威权主义的英国国王贵族，足以打开民主化之门。或许他们“时空超越”去拜英美自由主义为祖宗为师的道理可能就在这里；如果遇上一百多年前的“族天下”的满清皇帝贵族则不灵了，维新派和立宪党的势力和手段要比他们强得多尚不得成果；如果遇上北洋军阀则或许可以赢得一些成果，有可能超过自由主义先贤的“好人政府”，或许因为这个，所以他们一直配合中共这方面的文化统战，大褒北洋政府的民国，大赞梁启超时代的“新中国”，大贬国民政府的民国，分化打击民国派，刻意抹杀国民党与北洋军阀之争的实质是民主法统和袁记法统之争、统一与割据之争。可惜了改良主义的这些大小人物们生错了时代。
社经所派系的遗憾是很多的，王军涛在海外是操盘与中共联系和对话的人。依王氏的夸张说法“他们几乎每月都会找我”（王军涛专访(4)|明镜杂志）。王军涛说90年代曾庆红“曾经在民运中布局。如果中国真的发生变化……或者他主导朝野互动。但事情总是被国安搞砸。”（王军涛专访(6)|明镜杂志）时过境迁了，中共国强大了，“现在一个科级干部都在耀武扬威”，不再尊重他了。（王军涛专访(1) |明镜杂志）王军涛哀叹道：“因为这个党已经不再是个以极权国家推行自己的理念或发展主义的威权政权了。”中共政权“如果是腐败利益驱动，你讲理没用”。他继续重弹从街头运动走向人民大会堂的老调。（王军涛专访(2)|明镜杂志）其实八九民运之前、八九民运之时，社经所派系都企图要走这个八九时证明走不通的改良路线。问题是这些改良主义者明明知道中共国是极权主义的，又为何说共产党政权是威权政权呢？这是明显的逻辑思维上的自我矛盾。这是为了维护改良的目的，不顾事实自我欺骗呢？还是为了骗取他人不反对改良呢？关于极权主义国家的本质和特征，仲维光先生阐发得很深入。极权主义国家可不可以改良成功呢？王天成深入研究世界各国的转型和中国大陆的转型问题，写有《渐进民主——知识界的玫瑰梦》，《从期待改革到呼唤革命》等。程晓农做苏俄和东欧极权主义国家转型模式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良没有出路”。（见程晓农《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模式比较》）王军涛、胡平、杨建利等改良主义者，都粉饰中共政权为威权主义的，而回避其极权主义的事实，因为威权主义政权可以有改良成功的可能性，极权主义政权是没有改良成功的可能性的，这是世界上的民主化的普遍经验确证的。但是他们为什么非要改良不可呢？因为利益乎？还是因为其他的目的呢？还是有难言之隐呢？
比起王军涛的被迫而无用的应战，王丹要年轻善“战”得多。王丹在台湾很活跃，利用蓝绿斗争格局为绿营“冲锋陷阵”，取得资源和较高知名度，又利用舆论打击中共对台的统战和台湾的红统，激起了台湾反中反共和支持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声浪。王丹在台湾的借力打力，令中共感到了威胁。其实王丹此举还是“以战促谈”的。王丹是深受王军涛等社经所派系内部的熏陶，他在脸书和推特上自称他要“致力于做一个温和，坚定，建设性的政治反对派”，2018年王丹、王军涛、胡平等建立“对话中国”智库。所以王丹还是念念不忘社经所系追求的以战促谈，最后通过对话谈判启动自由化，再走向渐进的民主化。这其实是八九时就证明走不通的路线，八九之后三十年更证明这是走不通的路线，而且使民主力量和知识分子力量在思想行为上自障自碍，不成气候，让中共窃笑了三十年。
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的胜利和改良主义互为因果
现在我们分析和诠释一下中共如何对付民主力量和知识分子力量的呢？！中共对付他们首先采取“结构性控制”，且兼行统战和高压统治。高压统治和统战是外在力量，能破其身而不能破其心，要“结构性控制”其心才是上策。如何“结构性控制”民主派和知识分子的“心”呢？所谓“结构性控制”，就是中共通过各种手段和资源来调节、影响民主派内部的结构，使民主派的结构有利于中共。而民主派因为结构错置，结果不知不觉中实行对中共威胁最小的路线，最终危及中共统治最轻的派系和人物反而占据民主阵营的主流、主导地位。然后中共再以统战和高压统治使海内外民主派不足以形成威胁，不成气候。具体直白了讲，就是压制颜色革命派，暗助改良派，这是路线上的“结构性控制”。再有就是能力上的“结构性控制”，压制能力强理念坚定者，暗助徒有高知名度而能力弱者或者机会主义者，使其居上位、占据资源。这样使民主派的路线错置、领导权错置、资源错置，其结果必然使其阵营涣散，不能成事。这就是隐蔽性的战略性的“结构性控制”，其作用远胜于统战。统战是分化其力量而打败敌人，“结构性控制”是先控制其心再控制其力，事半功倍，战必胜，不战也胜，比统战更高一筹。再进一步具体而言，“结构性控制”是借异议阵营内的竞争，力图控制民主派的路线，竭力让民主派流行错误路线，白费了力气却离民主化目的越来越远，并且暗暗促成威胁最大的对手边缘化，助成威胁较小的对手做大且成为主流者甚至于主导者。所以这三十年里，中共与民主派不战而胜负已分，战则必胜。中共这种“结构性控制”是民运和公知失败了三十年的首要原因。我们再拿昔日的西方对苏俄东欧的“和平演变”打比方说明，中共这种“结构性控制”犹如对于民运和公知的“和平演变”，使之最终走向自身的溃败。
民运界和公知界过去对于中共的渗透破坏和统战分化等反思了比较多，对于民运和公知的不团结和争权夺利也反思得比较多。其实这两者是建立在被中共“结构性控制”的基础上的，有了民运和公知的路线错置、领导权错置、资源错置，必定人心涣散，不成气候，中共的渗透破坏和统战分化必然活跃无阻，民运和公知的不团结和争权夺利必定层出不穷，无人可止。
从更大的视野来分析，六四之后中共丧失民心，党内也涌起不满，苏俄和东欧的共产党国家崩溃加剧民心思变，也令中共胆寒，且国际社会的压力较大，这是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孤立无援的中共要生存就必然要与西方和解，同时可以削弱民主派的国际支持力。中共国更要追求发展才能避免苏俄式的崩溃，需要西方的资本和技术进入中国大陆使其经济起飞，然后以经济红利和党国民族主义这“两手”安顿和收买人心，同时让西方资本家赚钱影响西方的政策，这样的内外结合更进一步化解了民主派的国内和国际的支持力，巩固自己的统治，最终使中共国崛起，使西方国家望而生惧。但是中共要达到这个目的，有一个漫长而危机四伏的发展过程，在这过程里中国大陆的社会两极分化，各种矛盾空前涌现，群体抗议事件迅速增长，腐败泛滥成灾，人心思变。中共面临统治危机，但是只要民运和公知不起领头作用，人民普遍的不满情绪和遍地开花的维权运动就不会升级化和自觉化，更不会大规模集中发作，也就是说要使社会矛盾和民心不满不能危及到中共政权，只要“擒贼先擒王”，控制住民运和公知就好了。这样做就会使人民失去指路之“火炬”，民众一旦群龙无首就会堕落成乌合之众，不能成事。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味依靠维稳力量是不够的，还要“结构性控制”住民运和公知，使其内部发生演变，形成路线错置、领导权错置、资源错置，使其不成气候，以利于中共。改良主义的盛行，改良主义占据自由主义的主流，改良主义惧“民粹”走上层路线，知名度高的机会主义者占据上位和资源，等等，这一切正是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追求的结果。但是中共毕竟是外在的，无法独力达成这些目标。所以中共的“结构性控制”战略，民运和公知里的改良主义路线，这两者既是互相斗争又是互相利用的，这两者相反相成而造就出民运和公知的结构错置，改良派利在其中，受暗助从而占据了领导权和资源，执行必定失败的路线，这一切正中共产党“结构性控制”的“下怀”。应该讲老道的改良派——社经所派系是一个典型。
再举一个例子。中共过去需要西方的资本和技术，所以要向国际社会摆出开明形象，所以例外允许民运和公知里的一些危险度小且知名度高的派系和名人有政治自由的空间，满足西方国家对中共国“自由化”的期待。同时促成其“梦寐以求”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加入WTO等，这些是达成其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无此就无以后的经济起飞。当年有多少民运名人和公知人物向美国国会和政府，表示支持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加入WTO等。这是路线错置、领导权错置等交织出的恶果。
习近平上台后自以为中共国“羽翼丰满”不惧西方，一改江胡时期的假装开明专制的“韬光养晦”，全面巩固极权主义统治，于是自由派的改良梦断而且受到打压和限制。可惜了，在过去中共的危机四伏的发展过程中，自由派的错误路线使得民运和公知没有革命意识，没有利用一时宽松空间发动社会，无所作为错过二十余年的时光和多次良机，到头来受到中共毫不怜惜的打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