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好，首先說明我不是學哲學的，也沒有真正研究過儒家，只不過我們前兩次討論時，有人提出儒家在國際上並不受歡迎，影響不大，我當時說了一些西方學者對儒家有了新的研究和看法，由此引出大家想要我再多說一些。
我對儒家的興趣僅限於一個思路，就是儒家在現代社會是否仍有價值，儒家的基本性質能否在新時代繼續發展和有益於社會，這個思路源於清末民初梁啟超和嚴復的一段對話，由於此問題的功利性質，所以我說不上是儒家哲學的研究者。大家當今天之言為閒聊就好。此乃一人之言也。
這裡我向大家提供一個比較哲學的角度來看儒家哲學。也就是說從西方哲學本質， 來反觀儒家的現代化可能性。
容許我先簡單的說一下儒家在歷史上發展的脈絡：儒家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來看：
第一段，先秦儒家，專注社會關係， 論語說，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
第二段，新儒家，在西方叫 Neo-Confucianism, 指的是宋朝程頤朱熹的理學，明朝王陽明，陸象山的心學, 儒家其實從漢朝董仲舒起就開始在儒家學說裡增添了形而上哲學的元素，到了宋明，由於受到佛道的影響形而上哲學的成份更加強了，但是儒家經世致用的一方面也有所增強，比如明朝如黃宗羲，王夫之等人的民主和憲法思想等（你沒有聽錯，容後展開）
-第三段，新新儒家，西方叫 New Confucianism，始於1921年佛學學者熊十力, 與梁漱溟，馮友蘭，（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等人開建的新儒家學說，企圖尋求儒家學說與西方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融合的途徑，經過三代人的努力，成為海外新新儒家思想，目前以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為主要代表，大陸在改革開放後也發展出一個新新儒家的支流，以蔣慶為代表，蔣慶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看法，即海外新儒家仍然深深受制於形而上哲學的干擾，新儒家需要回歸先秦儒家的社會和政治關懷，才能看得出如何進化為適合現代的哲學思想。蔣慶繼而提出儒家憲政的思路。即儒家的社會關懷在現代需要配套的政治制度支撐才能落實，這個思路與明朝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裡說的想法接近。
西方有些學者（Benjamin Swartz, Theodore deBary, Daniel Bell) 在深入研究儒家學說後，發現儒家的世俗性和理性傾向非常有利其現代化，儒家的仁義觀和重修身的君子觀都可看為以人為中心的專注，沒有西方形而上哲學貶抑人的傾向，因而與西方的以法為依據的人權觀，有可以調和的空間。
西方的研究還發現了儒家的經世致用派 在歷史上一直試圖發展在皇權高壓下，一種西方認為有自由主義 liberal 意義（uplift of community, mutuality, reciprocity, cooperation, proper conduct of public affair, self respect, mutual regard, advocacy, voluntarism, local autonomy, consensual and cooperative arrangements, minimizing autocratic and bureaucratic interference, responsible leadership, share value) 的社群自發組織，如宋儒發展出來的鄉約，鄉校，書院，為士人聚集議政的場所，明儒黃宗羲更驚人地提出朝代之法乃一家之私法，是非法之法，君臣乃同僚共治也，政策應出於宰相，皇帝不能直接干預，天下利害之權在民不在君，天下治亂不在一性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公其非是於學校，學校有地方議會的雛形，全民為人主之主等制度性的安排，有憲法思想的雛形。
這一系列的發現，可以被看成為從先秦儒家的齊家治國思路有所進步，因為當國變得很大時，家與國之間的距離太大，（不再有小國寡民，雞犬相聞的局面了）因而必須要在中間發展出能夠自發組織生人社會的功能，否則社會成散沙局面，人被atomized, 西方黑格爾派的 Alexenda Kojeve 說的人在 UHS 大一統之下會被 reanimalized, 或更早，梁啟超說的朝代皇權底下的率天下而為禽獸，也是這個意思，宋儒，和明儒都在這方面努力了，新新儒家在1920年代後有梁漱溟的農村社區重建的巨大努力，梁漱溟提出在儒家的五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觀上，再加一倫，即群倫的觀點，可惜在戰亂中，梁很難達到明儒黃宗羲國家層面制度觀憲法觀的高度。
我是比較贊同蔣慶的回歸先秦儒家社會關懷和他的現代儒家憲法觀的。
最後要說一下，為什麼我不關注儒家的形而上成分，這個要從西方的形而上哲學的消亡說起，很簡單的說，西方的形而上哲學起始於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和阿里斯多德等人，蘇格拉底的 idea of the good, 柏拉圖的完美無暇的 form, 阿里斯多德的恆久不變之 being, 把形而上的虛空世界看成為完美真實的世界，我們的世界看成是醜陋模擬的膺品，之後形而上哲學與西方的 transcendental 神學合流，這一整套的西方思想重鎮，由於是建立在對虛空宇宙的關注和思辨上的（speculation )，在實證科學出現後就開始節節敗退, 到了德國唯心思想 （German Idealism) 的黑格爾可以說是到了它的末期發展只剩下幾個人的境地，之後在海德格，尼采等人對形而上哲學在西方形成虛無現象的攻擊下，開始解體，最後維根斯坦提出所有他之前的西方哲學問題都是超越人類語言所能勝任的，不能說，不要說，要說的話只能是宣傳和策略，到此西方形而上哲學轟然倒塌，那麼今天西方是怎麼看待哲學的呢，有人提出哲學只能是 hermeneutic 的， 即哲學是一種解釋學，是對事物的一種看法，一種說法， 即服務於維根斯坦所說的語言策略，今天西方大學裡的哲學課主要是嚴密的邏輯訓練。但是邏輯辯證是不會發現宇宙虛空裡有電磁波這樣的東西的。王陽明對竹子的格物致知因缺乏實證的方法也不行，邏輯辯證更無法處理微觀量子世界裡的不可測性。
西方哲學的形而上成份主要是 transcendental 的，而東方的形而上成份主要是 immanent 的，這是西方和東方哲學傳統的不同處，前者向外求，後者向內求，而正是因為西方對外在真理的追求，使得它的邏輯辯證思維不足而敗在實證科學方法的手裡，同理東方的形而上思想，其方法也是speculative 思辨性的，但是儒家哲學還有世俗性社會關懷的一面，這方面卻不是科學可以摧枯拉朽地致於死地的，只要人有社會屬性，就會使得社會關懷是永恆的，社會哲學只要與時俱進就行，這是儒家哲學與西方形而上哲學對比，不死的原因。
以上是我個人觀感，大家當故事聽聽就好，謝謝大家的寬容。
我對儒家的興趣僅限於一個思路，就是儒家在現代社會是否仍有價值，儒家的基本性質能否在新時代繼續發展和有益於社會，這個思路源於清末民初梁啟超和嚴復的一段對話，由於此問題的功利性質，所以我說不上是儒家哲學的研究者。大家當今天之言為閒聊就好。此乃一人之言也。
這裡我向大家提供一個比較哲學的角度來看儒家哲學。也就是說從西方哲學本質， 來反觀儒家的現代化可能性。
容許我先簡單的說一下儒家在歷史上發展的脈絡：儒家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來看：
第一段，先秦儒家，專注社會關係， 論語說，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
第二段，新儒家，在西方叫 Neo-Confucianism, 指的是宋朝程頤朱熹的理學，明朝王陽明，陸象山的心學, 儒家其實從漢朝董仲舒起就開始在儒家學說裡增添了形而上哲學的元素，到了宋明，由於受到佛道的影響形而上哲學的成份更加強了，但是儒家經世致用的一方面也有所增強，比如明朝如黃宗羲，王夫之等人的民主和憲法思想等（你沒有聽錯，容後展開）
-第三段，新新儒家，西方叫 New Confucianism，始於1921年佛學學者熊十力, 與梁漱溟，馮友蘭，（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等人開建的新儒家學說，企圖尋求儒家學說與西方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融合的途徑，經過三代人的努力，成為海外新新儒家思想，目前以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為主要代表，大陸在改革開放後也發展出一個新新儒家的支流，以蔣慶為代表，蔣慶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看法，即海外新儒家仍然深深受制於形而上哲學的干擾，新儒家需要回歸先秦儒家的社會和政治關懷，才能看得出如何進化為適合現代的哲學思想。蔣慶繼而提出儒家憲政的思路。即儒家的社會關懷在現代需要配套的政治制度支撐才能落實，這個思路與明朝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裡說的想法接近。
西方有些學者（Benjamin Swartz, Theodore deBary, Daniel Bell) 在深入研究儒家學說後，發現儒家的世俗性和理性傾向非常有利其現代化，儒家的仁義觀和重修身的君子觀都可看為以人為中心的專注，沒有西方形而上哲學貶抑人的傾向，因而與西方的以法為依據的人權觀，有可以調和的空間。
西方的研究還發現了儒家的經世致用派 在歷史上一直試圖發展在皇權高壓下，一種西方認為有自由主義 liberal 意義（uplift of community, mutuality, reciprocity, cooperation, proper conduct of public affair, self respect, mutual regard, advocacy, voluntarism, local autonomy, consensual and cooperative arrangements, minimizing autocratic and bureaucratic interference, responsible leadership, share value) 的社群自發組織，如宋儒發展出來的鄉約，鄉校，書院，為士人聚集議政的場所，明儒黃宗羲更驚人地提出朝代之法乃一家之私法，是非法之法，君臣乃同僚共治也，政策應出於宰相，皇帝不能直接干預，天下利害之權在民不在君，天下治亂不在一性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公其非是於學校，學校有地方議會的雛形，全民為人主之主等制度性的安排，有憲法思想的雛形。
這一系列的發現，可以被看成為從先秦儒家的齊家治國思路有所進步，因為當國變得很大時，家與國之間的距離太大，（不再有小國寡民，雞犬相聞的局面了）因而必須要在中間發展出能夠自發組織生人社會的功能，否則社會成散沙局面，人被atomized, 西方黑格爾派的 Alexenda Kojeve 說的人在 UHS 大一統之下會被 reanimalized, 或更早，梁啟超說的朝代皇權底下的率天下而為禽獸，也是這個意思，宋儒，和明儒都在這方面努力了，新新儒家在1920年代後有梁漱溟的農村社區重建的巨大努力，梁漱溟提出在儒家的五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觀上，再加一倫，即群倫的觀點，可惜在戰亂中，梁很難達到明儒黃宗羲國家層面制度觀憲法觀的高度。
我是比較贊同蔣慶的回歸先秦儒家社會關懷和他的現代儒家憲法觀的。
最後要說一下，為什麼我不關注儒家的形而上成分，這個要從西方的形而上哲學的消亡說起，很簡單的說，西方的形而上哲學起始於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和阿里斯多德等人，蘇格拉底的 idea of the good, 柏拉圖的完美無暇的 form, 阿里斯多德的恆久不變之 being, 把形而上的虛空世界看成為完美真實的世界，我們的世界看成是醜陋模擬的膺品，之後形而上哲學與西方的 transcendental 神學合流，這一整套的西方思想重鎮，由於是建立在對虛空宇宙的關注和思辨上的（speculation )，在實證科學出現後就開始節節敗退, 到了德國唯心思想 （German Idealism) 的黑格爾可以說是到了它的末期發展只剩下幾個人的境地，之後在海德格，尼采等人對形而上哲學在西方形成虛無現象的攻擊下，開始解體，最後維根斯坦提出所有他之前的西方哲學問題都是超越人類語言所能勝任的，不能說，不要說，要說的話只能是宣傳和策略，到此西方形而上哲學轟然倒塌，那麼今天西方是怎麼看待哲學的呢，有人提出哲學只能是 hermeneutic 的， 即哲學是一種解釋學，是對事物的一種看法，一種說法， 即服務於維根斯坦所說的語言策略，今天西方大學裡的哲學課主要是嚴密的邏輯訓練。但是邏輯辯證是不會發現宇宙虛空裡有電磁波這樣的東西的。王陽明對竹子的格物致知因缺乏實證的方法也不行，邏輯辯證更無法處理微觀量子世界裡的不可測性。
西方哲學的形而上成份主要是 transcendental 的，而東方的形而上成份主要是 immanent 的，這是西方和東方哲學傳統的不同處，前者向外求，後者向內求，而正是因為西方對外在真理的追求，使得它的邏輯辯證思維不足而敗在實證科學方法的手裡，同理東方的形而上思想，其方法也是speculative 思辨性的，但是儒家哲學還有世俗性社會關懷的一面，這方面卻不是科學可以摧枯拉朽地致於死地的，只要人有社會屬性，就會使得社會關懷是永恆的，社會哲學只要與時俱進就行，這是儒家哲學與西方形而上哲學對比，不死的原因。
以上是我個人觀感，大家當故事聽聽就好，謝謝大家的寬容。
锟斤拷锟洁辑时锟斤拷: 2021-05-24 12:19: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