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说我讲话中认定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认为对事情有个绝对正确的看法。我不知道此话从何说起。从理论上讲，我作为一个怀疑主义者，从不认为任何人，包括牛顿，爱因斯坦，能讲出绝对真理。怀疑主义的最简练表达法，就是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 大凡说得出的道理，就不再是永恒的真理。
从事实上讲，我把我2009年跟潘强的交流拿出来，来说明我对学生未能撤离广场的看法，省得另外再花时间去写。但是就在这篇东东中，我说明了我的怀疑主义观点，否定谁有什么绝对正确的看法或绝对真理。我说了我的观察角度，当然也不排除别人采用别的观察角度。
然而我们争论的，甚至还不是什么真理（道理），而是真相（事实）。真理和真相，虽然它们的英文都是truth，但是在中文里是不同的，前者是理论，后者是事实。好在我们是在用中文讨论。怀疑主义的怀疑（或曰批判）对象是一切理论的东西，但是并不怀疑人所共知的事实。怀疑主义认为，任何理论都不是终极真理，都应该是开放的，要准备根据新发现的事实来修正。
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学生提出了种种民主诉求，包括要求承认高自联的合法性，和学运的合法性，等等。后期坚持在广场上，其政治诉求是李鹏下台。坚持的理由是要等人大开会，讨论罢免李鹏之事。不管这些诉求是不是天真，是不是能实现或有实现的条件，它们是具体的政治诉求，而且是民主诉求，这是个事实，人所共知；而刘刚却说学生提不出具体诉求，只有青春骚动，狂欢宣泄。而老王就立即跳出了表示恍然大悟，相知恨晚。
讲刘刚此说给人的印象的同时，我也说了“这也许不是刘刚的原意”，因为作为八九学运最聪明的学生领袖和秦城铁汉，我相信刘刚的良心和记性还不至于坏到这个地步，至于老王的一拍即合，就另当别说了，只要是抹黑民运的东东，他都会很感兴趣的。
这次，刘刚还在坚持他“学生没有什么诉求”的说法，只是稍微含糊了一些，说成是对学生“动机”的探讨，也许想说，虽然学生提出了诉求，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东西，真正的动机嘛，还是狂欢宣泄！ 各位，我累了，不想再缠下去，作什么“绝对正确的看法”了。 各位自己去评价吧。
事实上，正是刘刚自己，把自己关于学生的动机是宣泄狂欢说法当做绝对正确的看法，从而否定学生还有民主诉求。而我，除了坚持认为学生有民主诉求这一绝对真相外，并没有否认刘刚所说的宣泄动机。
把课程压力等作为学生上街的动机之一，这个说法我最早是在1991年底或1992年初看到的。当时我刚刚第二次来到美国后不久，我的大学同学赵鼎新来见我。他八九民运前快要拿到加拿大某名牌大学的生物学博士了，当时生物学博士是非常吃香的，前途一片光明。但是他因为受到六四血案的刺激，变得忧国忧民，于是弃理从文，从头学起社会学。（当然他认为生物学和社会学也是相通的，人不就是社会性动物嘛。）他给我留下几页纸，记得好像是英文的，忘了是他的论文摘要呢，还是homework。我后来翻了一下，正好就看到他列举学生的各种压力，包括学业，就业的压力，把这些也作为上街游行的动力。（但是绝不是唯一动机！）当时我觉得这个观察很新鲜，很独特，因而印象深刻而难忘，但是因为刚刚来美时，见的人太多，要做的事太多，时间太少，（估计刘刚刚刚来美时也是这个感受，）因此就没再跟他交流。后来赵去了浙江大学，一直做到社会学系主任，现已退休。网上对他的评价，说他学术一流，但是人比较傲，因此学生并不都喜欢他。其实在我的印象里，他在念大学的时候蛮低调的。他的理想是在中共许可的范围内，建立尽可能西化的社会学体系，因而既要坚持学术良心，又不能过分冒犯政治正确，时时在走钢丝，用心良苦，难为人道。他后来写过一本《天安门的力量——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包括了这些内容，但是太长了，我还没有机会细读。
从事实上讲，我把我2009年跟潘强的交流拿出来，来说明我对学生未能撤离广场的看法，省得另外再花时间去写。但是就在这篇东东中，我说明了我的怀疑主义观点，否定谁有什么绝对正确的看法或绝对真理。我说了我的观察角度，当然也不排除别人采用别的观察角度。
然而我们争论的，甚至还不是什么真理（道理），而是真相（事实）。真理和真相，虽然它们的英文都是truth，但是在中文里是不同的，前者是理论，后者是事实。好在我们是在用中文讨论。怀疑主义的怀疑（或曰批判）对象是一切理论的东西，但是并不怀疑人所共知的事实。怀疑主义认为，任何理论都不是终极真理，都应该是开放的，要准备根据新发现的事实来修正。
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学生提出了种种民主诉求，包括要求承认高自联的合法性，和学运的合法性，等等。后期坚持在广场上，其政治诉求是李鹏下台。坚持的理由是要等人大开会，讨论罢免李鹏之事。不管这些诉求是不是天真，是不是能实现或有实现的条件，它们是具体的政治诉求，而且是民主诉求，这是个事实，人所共知；而刘刚却说学生提不出具体诉求，只有青春骚动，狂欢宣泄。而老王就立即跳出了表示恍然大悟，相知恨晚。
讲刘刚此说给人的印象的同时，我也说了“这也许不是刘刚的原意”，因为作为八九学运最聪明的学生领袖和秦城铁汉，我相信刘刚的良心和记性还不至于坏到这个地步，至于老王的一拍即合，就另当别说了，只要是抹黑民运的东东，他都会很感兴趣的。
这次，刘刚还在坚持他“学生没有什么诉求”的说法，只是稍微含糊了一些，说成是对学生“动机”的探讨，也许想说，虽然学生提出了诉求，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东西，真正的动机嘛，还是狂欢宣泄！ 各位，我累了，不想再缠下去，作什么“绝对正确的看法”了。 各位自己去评价吧。
事实上，正是刘刚自己，把自己关于学生的动机是宣泄狂欢说法当做绝对正确的看法，从而否定学生还有民主诉求。而我，除了坚持认为学生有民主诉求这一绝对真相外，并没有否认刘刚所说的宣泄动机。
把课程压力等作为学生上街的动机之一，这个说法我最早是在1991年底或1992年初看到的。当时我刚刚第二次来到美国后不久，我的大学同学赵鼎新来见我。他八九民运前快要拿到加拿大某名牌大学的生物学博士了，当时生物学博士是非常吃香的，前途一片光明。但是他因为受到六四血案的刺激，变得忧国忧民，于是弃理从文，从头学起社会学。（当然他认为生物学和社会学也是相通的，人不就是社会性动物嘛。）他给我留下几页纸，记得好像是英文的，忘了是他的论文摘要呢，还是homework。我后来翻了一下，正好就看到他列举学生的各种压力，包括学业，就业的压力，把这些也作为上街游行的动力。（但是绝不是唯一动机！）当时我觉得这个观察很新鲜，很独特，因而印象深刻而难忘，但是因为刚刚来美时，见的人太多，要做的事太多，时间太少，（估计刘刚刚刚来美时也是这个感受，）因此就没再跟他交流。后来赵去了浙江大学，一直做到社会学系主任，现已退休。网上对他的评价，说他学术一流，但是人比较傲，因此学生并不都喜欢他。其实在我的印象里，他在念大学的时候蛮低调的。他的理想是在中共许可的范围内，建立尽可能西化的社会学体系，因而既要坚持学术良心，又不能过分冒犯政治正确，时时在走钢丝，用心良苦，难为人道。他后来写过一本《天安门的力量——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包括了这些内容，但是太长了，我还没有机会细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