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冰雪融化 （1976．10－1978）
第一節 宮廷政變
毛澤東死後不到一個月，被稱為「四人幫」的毛夫人江青和她的幾個朋友就被抓起來了。
「四人幫」倒台的消息我們最早是從我舅舅那裡聽說的。那天我在他家，舅舅剛從北京回來，他對我們說了這個消息，這是他的一個朋友告訴他的。從來沒有看到過他那樣高興，眉開顏笑，他說：「以後知識分子要吃香了，你們一定要用功讀書。」八十歲的外婆也因此特別高興，吩咐多搞幾個菜，還喝了一點酒，好像過年一樣。
我們感興趣的是，誰做了這件功德無量的大事，從此改寫了中國歷史？不久，官方消息說是華國鋒、葉劍英，是他們決定把「四人幫」抓起來的。我們不信，我們的親友們沒有一個相信。
當然抓「四人幫」，一定經過華國鋒的同意。你也可以說這個同意就是決定，但這是個怎麼樣的決定？關鍵性的決定還是形式上的決定？而且華國鋒為什麼要決定呢？華這樣做的動機呢？華是否是在某種壓力下被迫作出這樣的決定，或者說是在壓力下不得不同意別人的決定？有沒有可能，華的決定之前，已經有人作了這樣的決定，迫使他不得不像中國的人大委員一樣蓋上橡皮的公章，給予形式上的承認？
華國鋒不是政變真正的主謀，因為他沒有政變的動機和能力。我哥哥認為以毛澤東的頭腦，在接班人的大問題上不會看錯人，華國鋒不像是忘恩負義的人。我母親則從面相上證實了我們的懷疑，她說，華看上去忠厚老實，不像是兇狠的冒險家。
這個問題是個政治智力測驗題，像數學難題一樣趣味無窮，很多年來令我們著迷，使我們深思。這麼大的歷史事件全中國人民都給蒙住了，中國人的智力不就有了問題？我們是弱智的民族嗎？
現在，歲月像流水一樣靜靜地流過，塵封的歷史真相像太陽一樣從烏雲後面慢慢地探出頭來，越來越多的資料證明我們當年的懷疑是合理的，正確的。
＊ ＊ ＊
七零年林彪的飛機墜毀於蒙古後，他的軍人集團土崩瓦解。這樣，原來毛澤東王朝的三大政治勢力集團只剩下兩個，即：周恩來為代表以政府部門為基礎的元老派，和江青為代表的以宣傳部門為基礎的文革派。兩派鬥爭的焦點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前者要否定文革，他們大多是文革時期政局變動的失利者；後者要肯定文革，他們幾乎都是文革的得利者。元老派關於治國的政策主張與毛澤東有很大分歧，這也是文革的起因之一。
毛澤東的感情和立場在文革派新人那一邊，不僅江青是他的夫人，而且因為他們更多地繼承了他的與眾不同的革命思想。文革派實質上是毛澤東思想的產物。
七二年以後，毛澤東從林彪事件的沉重打擊中緩過來，他開始為自己身後的中國重新佈局。七四年他曾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 全黨全軍要團結。」 如何安定和團結呢？他有兩個謀略使各個勢力集團互相牽制，從而操控政治局勢，實現表面上的安定團結。
一是在兩派之間搞平衡，削平過大的山頭。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就是這種平衡手法的實施。那時由於鄧小平的復出，元老派的力量一下子膨脹，毛便有意削弱周、鄧力量；二是提拔新的中間力量，形成三足鼎立之勢，這也就是一種平衡。毛一度想把王洪文培養和塑造成中間力量，但是七四年十月，王洪文到長沙見毛，狀告周恩來，從此毛認為王和江青、張春橋他們搞在一起了，失去了成為第三勢力的價值和可能。毛只能重新找人，結果找到華國鋒。在毛的謀略中，華國鋒還不是他的接班人，而只是政治鬥爭的緩衝地帶或擋箭牌。
毛主席是個政治高手，他對不同的政治集團一時打擊，一時拉攏，讓人不知他的真實用意，只能聽從他的指揮。七四年初他決定鄧小平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軍委委員， 參加軍委領導工作；同時，張春橋被委任為總政治部主任。七五年毛宣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以此防止鄧小平否定文革，同時又用黨的紀律來約束江青等人， 防止他們過激行動。
七五年十一月，全國展開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鄧小平開展的持續九個月的全面整頓就此中斷。毛說，「小平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 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 但又說，「小平他還是人民內部矛盾，批是要批的， 但不應一棍子打死。」
七六年中共中央的一號文件，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同時又決定葉劍英生病期間由陳錫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 當時葉劍英身體根本就無大病，所謂葉生病一說是毛的藉口。這之前，陳鍚聯已代替李德生接掌北京軍區的大權，毛認為陳是獨立的中間勢力，將會聽命於華國鋒，這就加強了中間派的力量。
天安門事件的發生，在毛看來，說明元老派在社會上的潛在力量太過強大， 將直接威脅到其他兩派的生存。於是進一步削減元老派的力量，作出了一系列決定：提陞華國鋒為總理，同時撤消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 但保留黨籍，還決定不讓葉出席政治局會議。毛在病榻上對江青和華國鋒等人說，「在我見馬克思之前，我幫你們做了兩件事，一是鄧小平下台，二是葉劍英退出軍委領導。我能做的就是這些。」
毛澤東對江青的感情和態度是很復雜的，首先是恨鐵不成鋼。尤其在七四年，毛澤東對江青的批評沒少說。毛澤東給江青寫信，批評道：「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體諒。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麼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請你考慮。」
因為江青反對鄧小平率團去美國出席聯合國第六次特別會議，而周持支持的態度。毛寫信給江青，態度也很嚴厲：「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小心謹慎，不要反對我的提議。」
七四年十一月，毛又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闆。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
可以看得出，對於江青，毛澤東的心里充滿了煩惱，但更多的則是憂慮。憂慮的是江青的性格脾氣，有時狂妄自大，反覆無常，有時甚至歇斯底里，大吵大鬧。這樣一個遠不是精明的女人一旦失去了毛的庇護，闖入危險的政治中去，爭奪領袖的桂冠，那後果將是可怕的。
但是我們必須為江青說句公道話，江青的這種脾氣性格是哪裡來的？
毛澤東於一九三八年秋不顧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僚的反對，與江青在延安結婚。
江青曾經是上海十里洋場的電影小姐，而且性格活潑，天性倔強，與毛澤東的革命家思想和「土包子」的生活習慣格格不入。在三十年代，江青在上海的影劇界有好些男朋友，顯然那時的江青在精神和性格方面是正常的。在一九四九年前，也有資料說江青給人普遍的印象是溫和有禮。江青性格上的變化是從嫁給毛以後發生的，尤其是在五十年代後期，毛澤東越來越像一個君臨天下的革命皇帝時發生的。毛是革命皇帝那麼江也就非成為革命的皇后不可。
要把一個上海灘的影星磨練成革命的皇后，這必然是一個粉身碎骨的痛苦過程。於是，江青的脾氣越來越壞了，性格越來越怪異了。毛澤東玩弄政治像他的抽煙一樣，吞雲吐霧，不可離開須臾，而吸入二手煙最多，中毒也最多的正是江青。
對江青精神和性格造成最大傷害的是兩人的長年分居，以及毛的眾多女友。分居之後，她長年住在靜園，那裡曾是清朝一個王妃叫珍妃的住所。那個王妃是光緒皇帝最心愛的女人，後來卻被皇太后命令扔在一口井裡，凄慘地死了。這個故事流傳很廣，家喻戶曉，江青因此也擔心自己是否也會落到珍妃的下場。為了重新得到寵幸，江願意為毛做任何的事。江青被審判時說，「我是毛澤東的一條狗，叫我咬誰我就咬誰。」這說明江青已經失去了個人評判是非的能力和要求，這是一種心理上的病態。
許多人對江青的性格變態竊竊私語。鄧小平說，「我不想看見這個婆娘，她是世界上最壞的女人。」江青最好的朋友可能是張春橋，但張私下都說江「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誰也對江青沒有辦法，因為她名義上是毛的夫人。江青的悲劇正是因為她是毛澤東的夫人。如果江青沒有去延安，一直在上海生活，她會成為能幹的家庭主婦，她會成為慈祥善良的母親，她會平靜地度過她的一生，即使各方面不算優秀但至少也很正常。
雖然毛興江的婚姻生活是不愉快的，甚至是個悲劇，但是，毛澤東作為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中國人，頭腦中的家族和夫妻觀念卻根深柢固。在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中，家族和夫妻關係是最基本的社會關係。江青在名份上終究是他的妻子。對於包括江青在內的家人，他的心中， 總是存有一份任何外人所替代不了的親情和信任。再說，在家庭生活和夫妻關係上，按照中國傳統，是毛對不起江。分居之後毛有很多女友，但沒有人說江也有婚外情。
更進一步而言，毛對江的保護和重用不僅僅是因為夫妻的名份關係，更多的是利用。在毛的心目中，比江青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事業，和他個人的歷史地位。文革是他一生中做的兩件大事中更容易招致非議的一件。而江青和文革派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是會保護文革的名譽的，保護了文革的名譽也就保護了毛的名譽。江青沒說錯，她真是毛的一條狗，狗的價值正是在於被利用。
如何保護和利用江青？毛澤東很清楚以下的利害關係：江青不是一個做領袖的人，如果硬把江青捧為領袖，或者把江青的政敵全部清除，對江青意味著滅頂之災，江青倒了台毛澤東早晚身敗名裂。所以有遠見的毛澤東時常對江青敲敲警鐘，潑潑冷水，並且為她搞一個擋風牌，就是讓華國鋒擔任國務院總理，中共黨的第一副主席。這些職務表明華國鋒將擔任國家和黨的日常工作。日後不同政治集團必有矛盾必有意見，那麼華國鋒將首先承擔責任和壓力，元老派的矛頭就不會直接指向江青。
毛澤東用心良苦，在他生命即將走向盡頭的時候，他還算對得起自己的太太。
＊ ＊ ＊
一九七六年九月這個暴君終於死了。以後發生的事件卻和毛澤東的努力正好相反，毛的平衡佈局和調和手法似乎沒有發生作用，「四人幫」一下子被逮捕了。高瞻遠矚的毛澤東下錯棋了嗎？其實不是，毛澤東生前擔心的事發生了，正說明毛澤東殫精竭慮，策劃制衡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也說明毛澤東的政治精明。如果江青能理解毛澤東對她的關照和批評，并能按照毛所說的去做，至少文革派的崩潰不會那麼快，那麼慘。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毛澤東也是人呀！
毛澤東素有知人之明，曾有詩稱謂葉劍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呂端是中國北宋大臣，曾阻止了一次有關皇位廢立的宮廷事變。葉的好處的確是大事不糊塗，首先他對文革的看法和評價是正確的，其次在毛死後動蕩的日子裡，葉沒有輕舉妄動衝鋒在前，而是甘當「後盾」和「輔助」的角色，對自己的威望有適當的估計和運用。同時，葉對毛是有感情的，這一點毛也沒有看錯，葉不屬於鄧小平那種做事絕決的人。這使得葉即使有「先下手」的本錢，他也不會自己親自動手抓了先帝爺的人。直到晚年，他在談到毛澤東的錯誤時，仍然念念不忘毛的功德。當人們提起毛澤東的名字，講述毛澤東的往事，他每每老淚縱橫，激動不已。他希望扭轉文革歷史的軌道，卻不想留下忘恩負義的名聲。
一九七六年毛死以前，葉就經常和一些肝膽相照的朋友議論國事，很自然會談到如何對付和解決文革派的問題。是不是這些談話表明葉曾經計劃運用自己軍委副主席的名位發動一場軍事政變？其實正好相反，如果葉這樣想的話，就反而是大事糊塗了。一來葉雖有威望，但無實權；二來形勢不明，不宜輕舉妄動。所以，當王震提出「把他們弄起來時」時，葉不動聲色，只是做了一個打啞謎式的手勢，伸出右手，握緊拳頭，竪起大拇指，向上晃了兩晃，然後把大拇指倒過來，往下按了按，意思是一切要等毛死了再說。 這個「再說」其實是拖延和敷衍。
文革中受衝擊和迫害的官員說幾句牢騷怨言是家常便飯，葉這樣在官場裡久煉成精的人物，怎會當真。退一萬步，即使葉有這個心，葉也不可能直接行動，因為葉沒有軍事政變或宮廷政變的手段和機會。
毫無疑問，葉對文革派是憎惡的，這在一定時機可以成為葉粉碎文革派的動機。相比而言，華和文革派的矛盾就要小的多。要說有，基本上是行事作風不同，江青難纏，雞毛蒜皮，屬於公務糾紛，所以華更沒有必要冒這個風險。況且他上台不久，雖有主席名份但沒有根基。也是退一萬步，即使華有這個心，華也不可能主動出手，因為華也沒有軍事政變或宮廷政變的手段和機會。
＊ ＊ ＊
華是軍委副主席，中央第一副主席。葉是資深軍委副主席，德高威重。他們指揮不動軍隊嗎？這要從頭說起。
中共軍隊歷來就是山頭林立，權力分散，并沒有哪一個山頭或將領占有明顯優勢，更談不上絕對優勢。這既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狀況，也符合中共黨指揮槍的原則。葉劍英在軍中有威望，但并無個人指揮軍隊的實權和可能。林彪一度作為毛的副手，又有眾多將軍是他的黨羽，但一旦出事，頃刻瓦解。林彪的兒子林立果曾經設想派人暗害毛澤東，但沒有指揮軍隊叛亂的計劃。他們都指揮不動軍隊。
原因之一，就是軍隊派系太多，軍權分散。沒有合乎程序的命令，即使作為副統帥的林彪也指揮不動解放軍。毛澤東也是如此。毛澤東在打倒劉少奇，收拾林彪時，都曾調動軍隊，其真實的用意是威脅，而非實戰。毛澤東在廬山會議時批彭德懷時，曾揚言說要上山打游擊。如果毛有信心能指揮全軍，他也不必這樣說。毛澤東曾問鄧小平，「等我死後，中國會怎麼樣？」鄧答，「天下大亂，軍閥混戰。」毛頷首稱是。他們都看到了軍權分散這個問題。
原因之二，就是將軍們的思想已今非昔比。以前，那些將軍們打慣了仗，不打仗心就庠。後來二十多年不打仗，養尊處優，人都懶散了，哪還想到打仗。文革中被批鬥，批鬥完了還是將軍待遇，所以大家都逆來順受。在將軍們的心裡真正想的是過太平日子，老婆孩子熱坑頭，貪圖享受。這是各路人馬，眾多將軍真正一致的地方。將軍們出身貧苦，都是活不下去才革命造反，革命的目的為什麼？就是為了過好日子。
原因之三，就是軍隊歷來重視政治思想工作。這是中共的一個特點，官兵平時受的教育是聽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話，解放軍就是黨軍。黨中央團結的時候，按正規系統指揮自然沒有問題，但是當黨中央分裂的時候，即使一個團，一個營也很難接受分裂後其中一派的命令。和平時期，誰都不想打仗，各級軍官和士兵都會以指揮系統的不正常為理由拒絕執行命令。
歷來人們以為在中共高層鬥爭中，軍隊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實這是中共編造的又一個神話，軍隊的實際作用遠遠不如中南海的警衛部隊──八三四一部隊。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和王明鬥爭，毛澤東就把警衛部隊當作一張權爭的王牌，曾經「頻頻向王明顯示自己一手控制的中央警衛團的力量，給王明施加壓力。」 但是毛澤東並沒有炫耀他掌握的軍隊。
中國有句成語，遠水不救近火。軍隊就是遠處的水，雖然很多，但在中共高層權爭中不起作用。
傳言說，七六年，南京軍區的司令許世友的兒子有一封信透露一個情節，說許世友誇口，「只用一個軍就能把上海民兵全吃掉，把六十軍擺在無錫， 就是盯著上海的。」但是直到「四人幫」被逮捕，許也沒有動靜。後來他又對鄧小平不滿，還是沒有動用部隊。其實以許世友的個人名義，要指揮一個連也指揮不動。
所以在中國，沒有動用正規部隊實行軍事政變的可能。
要政變只有宮廷政變。誰有發動一場宮延政變的手段和機會，只有一個人，那就是汪東興。
汪掌管著八三四一部隊。據說，當時這支部隊的人數達到五萬人，相當於一個軍。它負責中共中央的安全和中南海的警衛。不要說住在中南海的權貴政要的一舉一動都在汪的眼皮底下，就是住在西山的葉劍英也難逃汪的手心。汪還是中央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保密局局長，政治局委員。
汪很早就是江青的眼中釘肉中刺。江青如果有權殺人，以女人的天性，她第一個殺張玉凰，第二個殺汪東興。張名義上是毛的秘書，在毛的晚年，一直守在毛的身邊，取代了江青的位子。毛和江分居不和有很多年。平時毛不見江，江要見毛還要汪東興安排；而且張玉凰和毛的其他女友都是由汪來安排的。這就是江青恨死他們倆的原因。這種仇恨完全和政治無關，只能用女性的心理來解釋。
汪對江的態度平時是不冷不熱，公事公辦，能避則避。真要有事，也只有他能頂江青一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的一天，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的江蘇廳開會，身為文革小組副組長的江青來了要找周。周當時的衛士長迎了上去，請江青先休息一下。江青突然大怒說，「你是總理的一只狗，對我是一只狼，馬上給我抓起來。」這事給汪東興處理，汪不肯逮捕周的那個衛士長。周的夫人鄧穎超來告訴汪，「一定要逮捕，說明我們沒有私心。」汪仍不同意。對別人說：「那個衛士長跟了他們一輩子，他們為了保自己，可以將別人抛出去。」後來汪讓那人去了中央辦公廳所屬的五七干校勞動。 江青知道後也沒再說什麼，因為汪的背後是毛澤東。
汪東興是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鬥爭和權力分配的關鍵人物。九大召開之前， 汪被提名為政治局委員。周恩來與汪平日走得也很近，周起初也支持汪的提名。但江青反對，周也就不敢支持了，使汪的提名成為難產。後來黃永勝出面支持，兩派最後達成妥協，汪才被選上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
汪自然對林彪感激，在九大的華北組會上汪也吹捧林彪，主張設立國家主席。汪并不知道毛、林之間的爭鬥，還以為他們的關係很好。毛知道後發了大脾氣，說汪是林彪一夥的，把汪臭罵了一頓，「有人要給你大官做，但不是我給，你現在翅膀硬了，要改換門庭了。」又讓汪在家里寫檢討，閉門思過。汪把葉群找他談的話全告訴了毛，才重新取得毛的信任。
汪東興對毛死後的中國政局有清醒的認識和分析。在中共內部，表面上看，三派勢力的力量比較，文革派最大，中央常委四人中占了兩位，王洪文和張春橋；政治局中占了兩位，江青和姚文元；還有毛遠新，地位相當於政治局委員。中間派次之，中央常委占一位，華國鋒；政治局委員占六位，李德生、陳鍚聯、紀豋奎、汪東興、吳德、陳永貴。元老派最弱，中央常委占一位，葉劍英；政治局委員占四位，李先念、劉伯承、許世友、韋國清。文革派最團結，中間派最有行政實力，元老派有潛力，最得人心。
文革派是毛澤東吹大的氣球，毛一死難免漏氣。張春橋是個明白人，文革派要維持自己的影響和地位，勢必採取攻勢，打擊元老派，近期目標是把江青捧上去，當上常委，建立文革派在中央常委中的絕對優勢，這是控制政權，號令天下最簡捷的途徑。因為這最簡捷的途徑擺在面前，幾乎唾手可得，反而使文革派大意，使江青狂妄，結果讓汪東興和華國鋒政變成功。
文革派要想發動攻勢，必然會首先爭取對八三四一部隊的控制權，以求得自身的安全。汪東興清楚地認識這一點，鬥爭的焦點將落在他的身上，因此有了先下手為強的念頭。萬一江青上台，豈但是官位問題，性命也難保。
張春橋和汪的關係不錯。九大的時候，張當著大家的面對汪說，「以後右派搞政變的話，就要靠你了。」至少張不認為汪是文革派的敵人。所以毛剛死，張春橋出了主張，讓他們四個人，再加上華國鋒、汪東興、陳錫聯、毛遠新，共八人一起手拉著手，在毛的遺體旁一起照了相。 這就是張繼承毛的遺志，決定的聯盟範圍和戰略，即團結中間派，進攻元老派。
但是這只是張的一廂情願，作為中間派核心人物的汪東興不願意和江青合作。他不相信江青這個人。江青長期受毛澤東唯我獨尊思想的影響，一心想當女皇。毛死在江看來，她當女皇唯一的阻力沒有了，其他任何人江青都不放在眼裡。汪還深知江是個報復心很強的人。文革時期，江害了很多她在上海三十年代演藝界的朋友，甚至江以前的保姆都不放過。
不和文革派合作，汪東興只有和新上台的華國鋒合作。華剛被選定為毛的接班人，汪就有了和華聯盟，先發治人的愿望和計劃。汪對華的印像不錯，曾經說，「華國鋒這個人，毛選得不錯。這個人比較老練、穩當，也謙虛，不跋扈，容易與人相處。」 汪和華一樣都是文革時期的得利者，但在意識形態上和政治主張上不像文革派那樣偏激，也不願像文革派那樣圍著江青轉。
汪對元老派懷有很深的戒心。元老派講究個資歷和功績，汪是毛澤東的衛士出身，在元老派中排不上隊。元老派被毛壓了這麼多年，往後決不會重用毛以前的人，這都是可想而知的事。
九六年七月，毛已經神智不清，看來再難恢復。汪故意多次找華談心，汪先說，「萬一毛有意外，我會像尊重毛一樣來支持你的。」不久又說，「江青他們處處向你進攻，讓你為難，你要當心呀。」
這時汪東興可能和人談論過宮廷政變抓「四人幫」的可能性。在以毛澤東的保健醫生名義出版的一本書中寫道，汪東興說：「現在江青囂張得很，在政治局會上罵這個罵那個。七月裏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由上海帶頭圍攻華國鋒同志。工作已經難辦得很了，你看乘主席沒有恢復，現在把江青幹掉了，怎麼樣？」那個醫生不同意。汪又說：「我同國鋒同志講過。他說就怕弄不到江青，江青一跑就糟了。」 如果這是事實的話，說明汪、華那時已就宫廷政變交換過看法。面對汪的主動提議，華的態度表現得很被動，支支吾吾，敷衍推宕，但是又不公開揭露汪東興的陰謀。
毛曾經評議華「厚重少文，但是辦事不蠢呀」。華反復考慮各種利害關係的時候，有一點他很清楚。中共第一副主席名份雖然重要，但比不上中南海警衛部隊的實在。如果華不和汪結盟，得罪了汪，反而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可能斷送。即使華和江青他們聯合在一起，要一時撼動汪東興的八三四一部隊也難。中南海所有的電話通訊，甚至車夫、門衛、保姆都在汪的手裡，甚至華的住房也可能被安裝了竊聽器。
華國鋒因此憂心忡忡，他萬萬沒有想到形勢會這麼嚴重。如果不是汪一再催促，給他壓力，他是不會上這個船的。一是他沒有被逼到這個份上；二是江青的主要矛頭明顯是對著葉劍英和鄧小平他們。華當然會想到，等到他們兩派鬧起來，那時才出手不是更好嗎？那樣華也不會落下個對不起先帝爺的名聲。
但是汪東興不這麼想。怕就怕江青先下手。萬一開一個政治局會議，把他九大時期給毛澤東的檢查書翻出來，汪就全完了。在那個檢查書中，汪承認了他和林彪集團的友好關係。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中共黨內的鬥爭從來就是殘酷的，來不得半點馬虎，汪深知這個道理，華也不是不理解。
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毛咽下了最後一口氣。幾個小時後，政治局委員們在毛主席的屍體旁討論治喪問題。江青說毛澤東是被鄧小平氣死的，要求立即開除鄧小平的黨籍，但其他人，包括文革派的領袖們也認為治喪才是當務之急，一切事等治喪完了再說。
江青在會上得不到支持又去找張玉鳯。「從現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誰也不許進去。你把留下來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點好，交給我。」「好的，江青同志。」關係到中共最高層權力鬥爭的文件爭奪戰開始了。
江青和毛遠新向張玉鳳要毛留下來的文件，結果拿走了兩份。其中一份是七一年毛同濟南軍區司令和政委的談話，涉及毛對林彪和江青的意見。汪東興因為忙於毛的吊唁活動，一時不知這些事，等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詞向汪報告，汪大發雷霆，立即趕回中南海找張玉鳳，拉長臉下了命令，「這些文件是黨中央的，任何人不許拿。」
張玉凰找江青要回那兩份文件，江青不還。張玉凰說不是我不給你，是汪逼著我。江一聽大怒，說「啍，汪東興，他只是一個衛士，一條看門狗，都敢欺負到老娘頭上，看他能猖狂幾天。」張又告訴汪，更堅定了汪先下手除掉江青及其同伙的決心。其實汪誤會了，江青搶文件的用意首先不是要拿到對汪東興不利的檔案，而是關心與自己有關的文件，她也怕別人利用毛澤東生前對她的批評把她搞下台，她的著急是和汪東興一樣的。
華國鋒在毛死後，並沒有和「四人幫」鬥的思想準備，當時他還對陳永貴說，現在黨中央派別很多，我最擔心的是鄧小平的復辟勢力還有很大的市場，你也要幫我聽些消息，有事就告訴我，我們畢竟是山西老鄉呀。
汪找華說文件的事，華國鋒不想和江青搞僵關係，說過幾天再說吧。汪堅持說，「這些文件裡有許多人的檢討書、檢舉信。文革初期，中央領導之間也是互相揭發，幾乎人人有份。這是黨中央的核心機密，誰拿到這些文件，誰就能殺人，關係重大呀。」汪又提議，這些文件全部交給中央保密局管，汪是保密局的局長。汪真正擔心的是他自己的檢查書，幾年來一直也放在毛的文件柜裡。
在九月二十一日 江青提議召開的政治局緊急常委會上，華和汪堅持毛澤東的一切文件、材料和書籍都由汪東興負責，暫時封存。 江青正要反對，張春橋阻止了她。張建議先讓毛遠新幫張玉凰清理，華沒有同意，張也就不再說。
＊ ＊ ＊
汪東興明確向華國鋒表示要向「四人幫」發難是九月十六日，毛死後才一個星期。
可以說，汪是在和華商量，因為抛開華國鋒這個第一副主席，名不正言不順。汪相信華最終會支持他，因為華也要鞏固自己的領袖地位。也可以說，汪不是在和華商量，因為即使華不幹，汪也可能動手。汪一再強調「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話說得很死，大有與「四人幫」不共戴天的意思。這些充滿殺機的話給華很大壓力，毛已經不在了，汪隨時都會動手，到時候華就被動了。華不能不為自己的政治前途和身家性命著想。
華國鋒不能不動起來了。九月二十一日，華國鋒去找李先念。 一進李家，華就很緊張地說，「我說幾句話就走，現在「四人幫」問題已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如果不抓緊解決，就要亡黨、亡國、亡頭。請你速找葉帥商量。」 三天後，李先念給葉先打電話給葉，然後又去了葉家，把華的話說了一遍。但是生性謹慎的葉劍英沒有與李商量如何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只是很注意地聽。在沒有搞清華的真實意圖之前，他不表態。
這之後，葉去過華的住處兩次，華也去過葉住的玉泉山。華國鋒一直對葉很敬重，但是敬重還是其次，更重要的是解決「四人幫」必須借重葉的威望，必須得到葉的同意，必須有個和元老派聯合的樣子，否則的話，即使搞倒了「四人幫」，華國鋒的位子也坐不穩。他很清楚，僅僅靠中間派不可能長期維持政變後的局面。
忠厚老實的華用很濃的山西口音，主動談了最近發生的幾件麻煩事。一件是王洪文在紫光閣安了新的電話，以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名義要求全國有問題時和他聯係，這等於另搞了一個中共中央辦公廳。還有就是江青拿走毛澤東文件和毛新遠回遼寧 的事。華感嘆地說：「他們完全不把我放在眼裡，和他們共事實在是難。」「真要對付江青和那幾個人，又怕影響了團結，影響了毛主席的形像，所以左右為難。」葉表了態：「請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來，大家都是支持你的。」
華國鋒有了葉這句話仍不放心，又去試探其他中間派大員的口氣。華曾經找陳鍚聯、紀登奎和吳德，在國務院後邊的會議室裡談了話。當時華是這樣說的：「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幫」問題，怎麼解決？」紀登奎回答說，「對這些人恐怕還要區別對待。」華就不說下去。吳德和陳鍚聯則不表態。 吳德知道華說這些話必有深意，但當著其他人的面不便說真話。
吳德對「四人幫」不滿，起因於江青以前的一句話。七五年毛澤東的病情加重，生活上都是張玉鳯在照顧，那段日子毛很少見江青。為了了解毛的情況和政治形勢，江青主動拉攏張玉鳯，有時給張送禮，有時又請張吃飯。有一次吃了一半，江青情緒好，議論起政治局委員們，江說紀登奎是蘇聯特務，汪東興也是個大特務，吳德是國民黨。張玉鳯和汪關係很好，回來把江的這些話報告給汪東興，汪又告訴了吳。 江青是否真的說過這些話，吳德不知道，情理上吳德也不可能去找張玉鳯核實。
九月二十七日，華國鋒又找吳德和李先念談話，這回吳德明確表示支持華國鋒解決「四人幫」的決心。並談了自己的看法。說解決的辦法無非兩種，一種是抓起來，一種是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用投票的辦法解除文革派成員的職務。吳德認為在政治局內部，反對「四人幫」的人占多數，但在中央委員會中，能否得到多數支持則沒有把握，所以他主張用開政治局會議的辦法解決。
華說，他認為這件事事不宜遲，早比晚好，愈早愈好，對此吳德和李先念都表示贊同，這使華很高興，因為這說明中間派其他人和元老派都有迫不及待搞政變的要求。
他們還討論了全國的形勢。他們認為「四人幫」在群眾中是孤立的，在軍隊裡是沒有力量的。 談到第二天早晨五點，這幾個老人才分手告別。
華國鋒通過個別談話的方式，得到了政治局多數人的支持，這些中間派的成員大多手中有實權，像北京市委書記吳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陳錫聯，海軍司令蘇振華。以後又通過吳德和蘇振華，得到了北京衛戍司令吳忠的支持。政變要取得成功這些都是必須打通的關節。
十月二日，華國鋒還到吳德住處，就解決「四人幫」問題與吳進一步商議「四人幫」下台後事態發展的各種可能性，以及在北京的「四人幫」餘黨名單。
＊ ＊ ＊
元老派早有爭奪最高權力的準備和謀劃，他們一直密切注意中南海內外的動靜。在毛澤東還活著的時候，葉劍英就要蘇振華、秦基偉、耿彪等人和他保持聯係。即使汪東興不發難，元老派也早晚要和文革派最後攤牌。只是他們不掌握警衛部隊，所以他們不可能搞政變，而只能從長計議，蓄勢待發。
毛澤東剛死，九月中旬，元老派的各路人馬就開始秘密行動起來，四出串聯。我們所知道的姚依林這時悄悄地來到了上海，用了一個化名，住在上海市中心一家小旅館裡。他手下有一個小組。他們利用一些個人關係，專門收集上海方面的情況。這樣做是因為擔心上海和北京的電話聯係可能被文革派偷聽，所以姚依林就地指揮。後來他對他的弟媳──毛頭阿姨說：「上海老早就掌握在我們的手裡。搞地下工作我一九三五年就搞過，這次又用上了。『四人幫』哪是我們的對手，差得遠了。」
許多在文革中受過迫害的中共老幹部家庭開始嘀嘀咕咕，議論紛紛，不再是以前空發牢騷而已。他們都是經過歷次政治運動的老狐狸，憑政治舞台上的一點點風吹草動就能猜出了個大概。他們盤算，「華國鋒和江青他們有了矛盾，來找葉劍英訴苦救助，好戲還在後頭呢。」「葉帥現在公開表示對江青的不滿，這可是以前沒有的呀。」
但是，雖然葉劍英和華國鋒分別談論「四人幫」如何如何不好，等等，卻并沒有向任何人透露具體計劃，更不提汪東興是他們的主要策劃者和聯盟者。李先念雖然先前給華國鋒傳過話，知道要解決「四人幫」，會有大變動發生，但也不知真正的機密。姚依林是元老派中的一員大將，但在「四人幫」被捕之前，他都不知即將發生宮廷政變，更不知政變真正的發動者是誰。
解決「四人幫」倒底是用開會的方法還是用抓人的方法呢？華國鋒和汪東興有分歧，華覺得開會的方法好，汪卻主張用抓人的方法。華的理由很簡單，抓人的方法在中共歷史上沒有先例，說起來不好聽。汪的理由也很簡單，因為抓人沒有先例，所以才更有把握，至於名聲問題，汪認為有了權就有了好名聲，歷來如此。
十月四日下午，汪東興急不可耐，給華國鋒打了兩個電話，要華務必到汪住處去。汪住在中南海一處表面僻靜，實際上戒備森嚴的年代久遠的大院裡，那裡三面環水，只有一條路通向外面。華國鋒的車在城裏兜了兩個圈子，直到斷定沒有跟蹤，才拐進中南海。這時已經是深夜十一點了。汪東興把他當天下午和李鑫一起擬定的方案講了一遍，即在懷仁堂正廳以召集政治局常委會的名義誘召「四人幫」到場，然後一舉擒獲。
華國鋒仍然在猶豫不決，沉默了一會，華才淡淡地問，「這樣幹行嗎？」汪說沒問題。華又搖搖頭說，「群眾會不會反對，會不會指責我們搞陰謀，會不會損害主席形像？」
汪耐著性子解釋了一遍，「不是我們搞陰謀，是他們要搞政變，要篡黨奪權，而且解決「四人幫」問題，主席生前就有指示，我們正是繼承主席遺志。」
「你說他們搞政變，形勢有這麼嚴重嗎？」
汪東興從文件柜裏拿出幾頁寫滿鋼筆字的稿紙，「你看，這是江青和王洪文昨天一些心腹骨幹的談話，兩個人都公開提出在中國還有一個鄧小平集團，王洪文說，鄧小平雖然打倒了，國務院還有個王小平，領導權還在走資派手裏，他說的王小平不是指你嗎？」華國鋒接過那幾張講話紀錄，很快看了一遍，心中惶恐不安的感覺又一次生起。
華國鋒在地毯上踱了兩圈，又轉身站住，「你剛才講主席生前對解決「四人幫」有過指示，你能把主席這些話找到嗎？」汪立刻回答說，「我已全部整理好了，共有二十二條，一旦把他們抓起來，就向全黨公佈主席的講話。」
「有了主席的指示，我們就主動了，」華國鋒的臉上露出了笑容，「好，就這樣幹了。」
然後華國鋒又正色叮嘱汪說，「這個行動計劃先不要跟葉帥講，去他那裏的人太多，萬一走漏風聲就全完了。」
「不同葉帥講恐怕不行，他不僅要親自參加這個行動，而且有些話只有他講才合適。」
「那就等我們安排好了再告訴他。」
這時已是五日凌晨三點。為了預防不測，華國鋒沒回家，住在中南海一個秘密住處。華國鋒睡了幾個小時，起來後吃了午飯，稍作休息，這時，汪已經安排好了行動人選和具體部署。兩人分別乘車去玉泉山九號樓葉帥家。葉劍英被告知第二天，即十月六日，晚上八時發動政變。
汪成立了兩個小班子，一個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副團長李鑫負責，準備各種文件，另一個由汪親自從中央辦公廳和中央警衛團挑選的五十多人組成，編成了幾個行動小組，一個組負責抓一個人。 這五十多人中只要有一人向文革派告密，這場精心策劃的政變就會中途夭折。
李鑫是汪東興最重要的助手，以前他是康生 的助手。一個有關他的故事是：張春橋和江青曾經想收買李鑫，以為他曾是康生的秘書，和文革派的關係應該不錯。他們把李找來，問一些關於警衛團的事，李回答得很暢快。江青要求李每天用紅機子（保密電話）向江青報告警衛部隊的情況，李也答應了。但是李轉身就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汪，汪又告訴了華。
十月六日晚上，當汪東興和華國鋒、葉劍英兩人一起坐鎮中南海懷仁堂，指揮抓人的時候，吳德和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倪志福、常務書記丁國鈺以及吳忠緊張地守在北京市委的電話機旁，他們除了派人抓北京市的其他文革派成員外，還負有一個特殊任務，即萬一中南海內出現意外，北京衛戍區派部隊增援。
政變順利地進行，「四人幫」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成了階下囚，被捕的還有毛澤東心目中的接班人毛遠新和其他人。
政變以後，謠言和謊話滿天飛。
一個謠言是說當時毛遠新從瀋陽調來的兩個師已經到了山海關一帶。 這暗示中間派是因為文革派要搞軍事政變，才不得不搶先下手。這個謠言不攻自破，因為江青、張春橋都住在中南海，文革派如搞軍事政變會危及他們的安全。
另一個謠言和毛澤東提拔華國鋒時寫給他的幾個字有關，那幾個字是「照過去方針辦」，其實也沒有特別的意義。十月四日，政變的前兩天，《光明日報》頭版發表署名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梁效是「四人幫」手下一幫文人專用的筆名。文章把毛的手書改成「按即定方針辦」，說「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纂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政變後的官方解釋是，這篇文章是「「四人幫」篡黨奪權的總動員令」。言下之意「四人幫」既然已經總動員了，所以中間派和元老派只好先下手為強。但梁效成員後來透露說，他們寫這篇文章時，並沒有得到「四人幫」的任何指示，他們只是根據當時流行的政治話語隨意撰寫。
一個最著名的謊言是：八一年，中共中央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宣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只是不見了汪東興、李鑫和吳德。這份中共中央的重要決議是鄧小平審定的。
編造謊言以攻擊政敵，甚至不惜篡改歷史是中共慣用手法，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政權也曾謊稱林彪和他的朋友計劃到廣州另立中央。這些下流手段其實並沒有給事態帶來任何實質性的幫助，只是給原來正義的行動加上卑鄙的色彩。
在謠言和謊話中，毛澤東時代結束，鄧小平時代開始。
第二節 民眾的大會和天上飛掦的的詩篇
粉碎「四人幫」的消息給我們帶來的刺激和驚喜遠遠不如毛澤東死的消息。毛澤東一死我們就預感到「四人幫」要倒台，估計是一、二年後，只是沒想到事情發展這麼快。我們都笑毛澤東的餘黨這麼沒用，如果林彪七零年不是往蘇聯逃，而是往廣州方向跑的話，然後再搞軍事割據，公開對抗毛澤東，他可能會成功，而文革派有上海多年經營的基地，卻沒有組織起任何反抗。
後來聽說張春橋個人表現還是可以的，還算得上一條漢子。「四人幫」被捕後，汪東興、紀登奎在秦城監獄找張談話，張說，「如果你們打毛澤東旗號，我們就不談，如果你們今天說毛澤東思想是錯的，我覺得你們還是光明正大的。那麼我們還可以再談，我可以談我的看法。」「你們打這個旗號，我打什麼旗號？」張春橋以前寫的文章，蠻橫無理，狗屁不通，但是這番話卻可圈可點。政變者抓了毛澤東的夫人，還說是執行毛的「指示精神」 ，這已經不是顚倒黑白，而是根本不承認世界上還有黑白。
再後來法庭審判「四人幫」，張春橋一直保持沉默，以表示對法庭的藐視或根本不承認這個法庭的合法性，也算是明智的選擇。毛澤東生前對兩個人的能力是賞識的，一個是鄧小平，說鄧是人才難得，一個是張春橋，說張很有才幹。張落到身敗名裂的下場，有江青的關係，根本原因卻是上了毛澤東的賊船。
＊ ＊ ＊
宮廷政變的消息很快就在上海傳開了。起先在一些中共官員和他們的家人之間傳遞，然後在一般市民中傳開。十月十日以後，上海許多市民，主要是年輕的知識分子，以及中共的幹部，從不同的渠道知道了這一惊天動地的消息。大家奔走相告，毫不掩飾心中的喜悅，而上次毛澤東死，人們還不敢表達真實的感情。
中國政治上的複雜性和感情上的虛偽性，使外國人對中國的一切都無法理解。我的大哥當時在寶鋼做翻譯工作，有一個日本人曾經問他：毛澤東在世的時候，他的每一項指示都受到民眾的歡呼和支持，有報紙上的照片為證；現在毛夫人被捕了，也受到民眾的歡呼和支持，也有報紙上的照片為證，讓人無法理解，中國人倒底怎麼了？這樣做是為了騙人還是為騙自己？大哥無言可答。
十月十八日，上海市官方正式行文傳達到各級黨組織，這個宮廷政變的秘密算是公開了。
二十日在上海人民廣場召開了三十萬人的聲討「四人幫」大會，第二天上海報紙也有相應報導。北京類似的大會在二十一日召開，比上海晚了一天。這不太正常，按中共官方同常的做法，政治上的大事都由北京帶頭表態，然後上海和其它城市跟上。但是這沒有引起沉浸在歡樂中的人們的注意。我是事後過了幾天才聽說了其中的奧妙，原來這次大會雖然有上海市領導人參加，卻不是中共或政府發起的，而是民眾自發召開的，所以趕在北京的前面。
最早的發起人是上海市一個默默無聞的中學體育教師－張欣，當時他的年齡只有廿四歲。
張欣在十月十日聽說「四人幫」被捉的消息，一時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到人民廣場和外灘走走看看。那裡已經集聚許多人，傳播各式各樣有關「四人幫」倒台的小道消息。他敏銳地感到毛的時代已經結朿，一個新的非毛時代正在開始。在那裡一個上了年紀幹部模樣的人告訴張欣，上海市革委和上海民兵可能孤注一擲，準備反撲。可能這僅是那人的猜想，但這個想法很容易為群眾接受，因為毛在世時太猖狂了，所有與他為敵或可能與他為敵的人都被他打倒了，因此「四人幫」的力量也一直被誇大。關心政治的張欣立刻有了一個念頭，要召開一個聲討「四人幫」的大會，給華國鋒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一個信息，上海人民堅決支持中央對「四人幫」採取的行動，絕不能讓毛派勢力和「「四人幫」」有死灰復燃的任何可能。
沒有什麼事比這件事更重要了，張欣騎著自行車開始四處奔走。在人民廣場和外灘市革會門口，他把這個想法和周圍的人說了，大家都說好。但真要幹起來，參加的人並不多，畢竟這還可能有很大的政治風險，萬一「四人幫」復辟，參加者就會落個政治罪名。
但是，幸運的張欣找到了一個重要的合作者，他是上海虹口區新滬鋼鐵廠的鄭志浩。三十歲不到的鄭是該廠的中共黨支部書記和民兵連連長。他們兩人一起到許多單位去串聯，主要是各個大學和各區的民兵指揮部，鼓動大家一起籌辦這次大會。
他們先找到楊浦區革委會。楊浦區的民兵指揮部就在區委大樓的二樓，一個負責人接待了張欣。那人一口答應支持張的設想和行動。楊浦區民兵是上海民兵的主力部隊，王洪文所在的國棉十七廠就在楊浦區。那個民兵指揮部的領導告訴張欣說，他恨透了「四人幫」，如果陳阿大 膽敢調動他們去抵抗中央，他們就在戰場上起義。他不但積極响應張欣的建議，還派了他的民兵駕著兩輛摩托車供張欣、鄭志浩使用。這樣張欣串聯的速度快多了，對方看到他們有摩托車，有民兵護送，也更相信了，以為他們一定是官方的人。
他們到了交通大學找學生會，學生會主席態度不錯，表示支持。張欣又到了復旦大學，復旦的幹部聽說張欣僅是個中學教師，也沒有介紹信，馬上就變得態度冷淡。張欣靈機一動，他決定改變方法。當張欣和鄭志浩幾個人乘坐摩托車再次出動，來到一些大學和政府機關時，他們就謊稱自己是代表上海交大和楊浦區民兵指揮部的。沒有人再懷疑他們的身份了，也沒有人再要求他們出示官方介紹信了，甚至都以為他們作為這次會議的發起人一定有中央的政治背景。
報名參加的單位越來越多，原來設想在文化廣場召開幾千人的集會，後來因為人太多，只能改在人民廣場開，最後出席的人在三十萬人以上。
上海人民聲援中央逮捕「四人幫」的大會召開前，公安局政治保衛處就來插手過問。他們不但負責大會的安全工作，還對大會的組織者，包括張欣，一個個進行政治審查。張欣是團員，但不是黨員，按公安局的標準不能出頭露面，更不能當大會的召集人。公安局的領導人和張欣商量後，讓張欣擔任大會的聯絡工作，鄭志浩為張的副手。大會的發起人最後指定是介於個人和官方之間的上海交大學生會。這個決定來自北京，而不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它在「四人幫」被捕消息剛傳到上海時就已經癱瘓了。
參加大會的單位多了，各種意見都有，有的要求大會聲討上海的「四人幫」骨幹分子，理由是「四人幫」已被捕，上海的任務應該是揪出上海的「四人幫」分子，這樣才是對北京最實在的支持，也有人反對。經過大家的商量後，大會的政治訴求相對調和。當時北京中央，為了穩定上海局勢，沒有下命令立即逮捕上海文革派領導，還讓他們繼續工作。張欣和其他發起人也注意到中央這種巧妙的政治手法，所以最後決定讓馬天水在大會上講話，讓王秀珍、徐景賢參加大會。這個大會給外界一個暗示，似乎馬天水和王秀珍、徐景賢反戈一擊，轉而支持抓捕「四人幫」的行動，而且北京政變當局也接受了他們的投降。
開大會的那天，張欣領有一張上海市公安局發的大會通行證，可以自由進出人民廣場的主席台。從主席台望下去，廣場上人山人海，把廣場周圍的街道都占滿了，幾十萬人都是上海的工人和學生。每個大學的學生會都有各自的旗子，工廠沒有廠旗，但有民兵組織的旗，如某某廠上海民兵第幾師第幾團第幾營等等。許多與會者手裡都拿著標語，寫著聲討「四人幫」的政治口號，也有很長的橫幅，用鮮艷的顏料寫著大字。飄揚在人民廣場上的各色各樣的旗幟和標語匯成上海的政治風景。
上海市委書記，專管經濟工作的馬天水步入主席台的時候，依然是大幹部的派頭，一付自信的樣子。他是老幹部，並不是造反起家。前一時期鄧小平曾和他談過話，這時他以為北京還把他當元老派的人，而不是「四人幫」的骨幹人物。文革派在上海的主將徐景賢、王秀珍進入時，神色慌張，步履不穩，好像他們不是上海市的領導，而是囚犯。有許多人想突破公安的防線，揪打他們，被公安局政保處的便衣警察擋住了。他們不像馬天水那樣對形勢抱有幻想，「四人幫」已經被抓，下台或坐牢只是早晚的問題。王秀珍哭喪著臉低著頭，徐景賢也不看群眾，三步併作二步，趕緊溜進主席台的大門。
揪打王、徐的事絕不會發生在「四人幫」當政的時期，即使人們對文革派再恨，也不敢表露出來。中國人最擅長的是跟著起鬨和落井下石，文革初期，批鬥中共老幹部和各種當局認為的敵人時也有許多人情緒激動，狠不得打上一拳，踢上一腳。
這個大會之後，全國各省市都紛紛召開群眾大會，聲討「四人幫」的罪行，可以說是上海的大會帶了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民眾自發召開一個三十萬人參加的大會，是破天荒第一次。
大會召開同日，北京派來了以蘇振華為組長，倪志福、彭沖為副組長的中央工作組。十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蘇振華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革會主任；倪志福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市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彭沖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市革委會第二副主任。隨即，全上海各項清理「「四人幫」」人員和政治影響的工作有條不紊地開展起來。
這個張欣是個怎麼樣的人？他為什麼對打倒「四人幫」這樣積極？這些問題都深深地留在我的腦海裡。幾年以後我認識一表人才的張欣，他已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的學生，那时這些謎才逐一解開。
第一節 宮廷政變
毛澤東死後不到一個月，被稱為「四人幫」的毛夫人江青和她的幾個朋友就被抓起來了。
「四人幫」倒台的消息我們最早是從我舅舅那裡聽說的。那天我在他家，舅舅剛從北京回來，他對我們說了這個消息，這是他的一個朋友告訴他的。從來沒有看到過他那樣高興，眉開顏笑，他說：「以後知識分子要吃香了，你們一定要用功讀書。」八十歲的外婆也因此特別高興，吩咐多搞幾個菜，還喝了一點酒，好像過年一樣。
我們感興趣的是，誰做了這件功德無量的大事，從此改寫了中國歷史？不久，官方消息說是華國鋒、葉劍英，是他們決定把「四人幫」抓起來的。我們不信，我們的親友們沒有一個相信。
當然抓「四人幫」，一定經過華國鋒的同意。你也可以說這個同意就是決定，但這是個怎麼樣的決定？關鍵性的決定還是形式上的決定？而且華國鋒為什麼要決定呢？華這樣做的動機呢？華是否是在某種壓力下被迫作出這樣的決定，或者說是在壓力下不得不同意別人的決定？有沒有可能，華的決定之前，已經有人作了這樣的決定，迫使他不得不像中國的人大委員一樣蓋上橡皮的公章，給予形式上的承認？
華國鋒不是政變真正的主謀，因為他沒有政變的動機和能力。我哥哥認為以毛澤東的頭腦，在接班人的大問題上不會看錯人，華國鋒不像是忘恩負義的人。我母親則從面相上證實了我們的懷疑，她說，華看上去忠厚老實，不像是兇狠的冒險家。
這個問題是個政治智力測驗題，像數學難題一樣趣味無窮，很多年來令我們著迷，使我們深思。這麼大的歷史事件全中國人民都給蒙住了，中國人的智力不就有了問題？我們是弱智的民族嗎？
現在，歲月像流水一樣靜靜地流過，塵封的歷史真相像太陽一樣從烏雲後面慢慢地探出頭來，越來越多的資料證明我們當年的懷疑是合理的，正確的。
＊ ＊ ＊
七零年林彪的飛機墜毀於蒙古後，他的軍人集團土崩瓦解。這樣，原來毛澤東王朝的三大政治勢力集團只剩下兩個，即：周恩來為代表以政府部門為基礎的元老派，和江青為代表的以宣傳部門為基礎的文革派。兩派鬥爭的焦點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前者要否定文革，他們大多是文革時期政局變動的失利者；後者要肯定文革，他們幾乎都是文革的得利者。元老派關於治國的政策主張與毛澤東有很大分歧，這也是文革的起因之一。
毛澤東的感情和立場在文革派新人那一邊，不僅江青是他的夫人，而且因為他們更多地繼承了他的與眾不同的革命思想。文革派實質上是毛澤東思想的產物。
七二年以後，毛澤東從林彪事件的沉重打擊中緩過來，他開始為自己身後的中國重新佈局。七四年他曾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 全黨全軍要團結。」 如何安定和團結呢？他有兩個謀略使各個勢力集團互相牽制，從而操控政治局勢，實現表面上的安定團結。
一是在兩派之間搞平衡，削平過大的山頭。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就是這種平衡手法的實施。那時由於鄧小平的復出，元老派的力量一下子膨脹，毛便有意削弱周、鄧力量；二是提拔新的中間力量，形成三足鼎立之勢，這也就是一種平衡。毛一度想把王洪文培養和塑造成中間力量，但是七四年十月，王洪文到長沙見毛，狀告周恩來，從此毛認為王和江青、張春橋他們搞在一起了，失去了成為第三勢力的價值和可能。毛只能重新找人，結果找到華國鋒。在毛的謀略中，華國鋒還不是他的接班人，而只是政治鬥爭的緩衝地帶或擋箭牌。
毛主席是個政治高手，他對不同的政治集團一時打擊，一時拉攏，讓人不知他的真實用意，只能聽從他的指揮。七四年初他決定鄧小平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軍委委員， 參加軍委領導工作；同時，張春橋被委任為總政治部主任。七五年毛宣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以此防止鄧小平否定文革，同時又用黨的紀律來約束江青等人， 防止他們過激行動。
七五年十一月，全國展開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鄧小平開展的持續九個月的全面整頓就此中斷。毛說，「小平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 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 但又說，「小平他還是人民內部矛盾，批是要批的， 但不應一棍子打死。」
七六年中共中央的一號文件，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同時又決定葉劍英生病期間由陳錫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 當時葉劍英身體根本就無大病，所謂葉生病一說是毛的藉口。這之前，陳鍚聯已代替李德生接掌北京軍區的大權，毛認為陳是獨立的中間勢力，將會聽命於華國鋒，這就加強了中間派的力量。
天安門事件的發生，在毛看來，說明元老派在社會上的潛在力量太過強大， 將直接威脅到其他兩派的生存。於是進一步削減元老派的力量，作出了一系列決定：提陞華國鋒為總理，同時撤消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 但保留黨籍，還決定不讓葉出席政治局會議。毛在病榻上對江青和華國鋒等人說，「在我見馬克思之前，我幫你們做了兩件事，一是鄧小平下台，二是葉劍英退出軍委領導。我能做的就是這些。」
毛澤東對江青的感情和態度是很復雜的，首先是恨鐵不成鋼。尤其在七四年，毛澤東對江青的批評沒少說。毛澤東給江青寫信，批評道：「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體諒。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麼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請你考慮。」
因為江青反對鄧小平率團去美國出席聯合國第六次特別會議，而周持支持的態度。毛寫信給江青，態度也很嚴厲：「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小心謹慎，不要反對我的提議。」
七四年十一月，毛又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闆。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
可以看得出，對於江青，毛澤東的心里充滿了煩惱，但更多的則是憂慮。憂慮的是江青的性格脾氣，有時狂妄自大，反覆無常，有時甚至歇斯底里，大吵大鬧。這樣一個遠不是精明的女人一旦失去了毛的庇護，闖入危險的政治中去，爭奪領袖的桂冠，那後果將是可怕的。
但是我們必須為江青說句公道話，江青的這種脾氣性格是哪裡來的？
毛澤東於一九三八年秋不顧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僚的反對，與江青在延安結婚。
江青曾經是上海十里洋場的電影小姐，而且性格活潑，天性倔強，與毛澤東的革命家思想和「土包子」的生活習慣格格不入。在三十年代，江青在上海的影劇界有好些男朋友，顯然那時的江青在精神和性格方面是正常的。在一九四九年前，也有資料說江青給人普遍的印象是溫和有禮。江青性格上的變化是從嫁給毛以後發生的，尤其是在五十年代後期，毛澤東越來越像一個君臨天下的革命皇帝時發生的。毛是革命皇帝那麼江也就非成為革命的皇后不可。
要把一個上海灘的影星磨練成革命的皇后，這必然是一個粉身碎骨的痛苦過程。於是，江青的脾氣越來越壞了，性格越來越怪異了。毛澤東玩弄政治像他的抽煙一樣，吞雲吐霧，不可離開須臾，而吸入二手煙最多，中毒也最多的正是江青。
對江青精神和性格造成最大傷害的是兩人的長年分居，以及毛的眾多女友。分居之後，她長年住在靜園，那裡曾是清朝一個王妃叫珍妃的住所。那個王妃是光緒皇帝最心愛的女人，後來卻被皇太后命令扔在一口井裡，凄慘地死了。這個故事流傳很廣，家喻戶曉，江青因此也擔心自己是否也會落到珍妃的下場。為了重新得到寵幸，江願意為毛做任何的事。江青被審判時說，「我是毛澤東的一條狗，叫我咬誰我就咬誰。」這說明江青已經失去了個人評判是非的能力和要求，這是一種心理上的病態。
許多人對江青的性格變態竊竊私語。鄧小平說，「我不想看見這個婆娘，她是世界上最壞的女人。」江青最好的朋友可能是張春橋，但張私下都說江「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誰也對江青沒有辦法，因為她名義上是毛的夫人。江青的悲劇正是因為她是毛澤東的夫人。如果江青沒有去延安，一直在上海生活，她會成為能幹的家庭主婦，她會成為慈祥善良的母親，她會平靜地度過她的一生，即使各方面不算優秀但至少也很正常。
雖然毛興江的婚姻生活是不愉快的，甚至是個悲劇，但是，毛澤東作為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中國人，頭腦中的家族和夫妻觀念卻根深柢固。在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中，家族和夫妻關係是最基本的社會關係。江青在名份上終究是他的妻子。對於包括江青在內的家人，他的心中， 總是存有一份任何外人所替代不了的親情和信任。再說，在家庭生活和夫妻關係上，按照中國傳統，是毛對不起江。分居之後毛有很多女友，但沒有人說江也有婚外情。
更進一步而言，毛對江的保護和重用不僅僅是因為夫妻的名份關係，更多的是利用。在毛的心目中，比江青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事業，和他個人的歷史地位。文革是他一生中做的兩件大事中更容易招致非議的一件。而江青和文革派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是會保護文革的名譽的，保護了文革的名譽也就保護了毛的名譽。江青沒說錯，她真是毛的一條狗，狗的價值正是在於被利用。
如何保護和利用江青？毛澤東很清楚以下的利害關係：江青不是一個做領袖的人，如果硬把江青捧為領袖，或者把江青的政敵全部清除，對江青意味著滅頂之災，江青倒了台毛澤東早晚身敗名裂。所以有遠見的毛澤東時常對江青敲敲警鐘，潑潑冷水，並且為她搞一個擋風牌，就是讓華國鋒擔任國務院總理，中共黨的第一副主席。這些職務表明華國鋒將擔任國家和黨的日常工作。日後不同政治集團必有矛盾必有意見，那麼華國鋒將首先承擔責任和壓力，元老派的矛頭就不會直接指向江青。
毛澤東用心良苦，在他生命即將走向盡頭的時候，他還算對得起自己的太太。
＊ ＊ ＊
一九七六年九月這個暴君終於死了。以後發生的事件卻和毛澤東的努力正好相反，毛的平衡佈局和調和手法似乎沒有發生作用，「四人幫」一下子被逮捕了。高瞻遠矚的毛澤東下錯棋了嗎？其實不是，毛澤東生前擔心的事發生了，正說明毛澤東殫精竭慮，策劃制衡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也說明毛澤東的政治精明。如果江青能理解毛澤東對她的關照和批評，并能按照毛所說的去做，至少文革派的崩潰不會那麼快，那麼慘。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毛澤東也是人呀！
毛澤東素有知人之明，曾有詩稱謂葉劍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呂端是中國北宋大臣，曾阻止了一次有關皇位廢立的宮廷事變。葉的好處的確是大事不糊塗，首先他對文革的看法和評價是正確的，其次在毛死後動蕩的日子裡，葉沒有輕舉妄動衝鋒在前，而是甘當「後盾」和「輔助」的角色，對自己的威望有適當的估計和運用。同時，葉對毛是有感情的，這一點毛也沒有看錯，葉不屬於鄧小平那種做事絕決的人。這使得葉即使有「先下手」的本錢，他也不會自己親自動手抓了先帝爺的人。直到晚年，他在談到毛澤東的錯誤時，仍然念念不忘毛的功德。當人們提起毛澤東的名字，講述毛澤東的往事，他每每老淚縱橫，激動不已。他希望扭轉文革歷史的軌道，卻不想留下忘恩負義的名聲。
一九七六年毛死以前，葉就經常和一些肝膽相照的朋友議論國事，很自然會談到如何對付和解決文革派的問題。是不是這些談話表明葉曾經計劃運用自己軍委副主席的名位發動一場軍事政變？其實正好相反，如果葉這樣想的話，就反而是大事糊塗了。一來葉雖有威望，但無實權；二來形勢不明，不宜輕舉妄動。所以，當王震提出「把他們弄起來時」時，葉不動聲色，只是做了一個打啞謎式的手勢，伸出右手，握緊拳頭，竪起大拇指，向上晃了兩晃，然後把大拇指倒過來，往下按了按，意思是一切要等毛死了再說。 這個「再說」其實是拖延和敷衍。
文革中受衝擊和迫害的官員說幾句牢騷怨言是家常便飯，葉這樣在官場裡久煉成精的人物，怎會當真。退一萬步，即使葉有這個心，葉也不可能直接行動，因為葉沒有軍事政變或宮廷政變的手段和機會。
毫無疑問，葉對文革派是憎惡的，這在一定時機可以成為葉粉碎文革派的動機。相比而言，華和文革派的矛盾就要小的多。要說有，基本上是行事作風不同，江青難纏，雞毛蒜皮，屬於公務糾紛，所以華更沒有必要冒這個風險。況且他上台不久，雖有主席名份但沒有根基。也是退一萬步，即使華有這個心，華也不可能主動出手，因為華也沒有軍事政變或宮廷政變的手段和機會。
＊ ＊ ＊
華是軍委副主席，中央第一副主席。葉是資深軍委副主席，德高威重。他們指揮不動軍隊嗎？這要從頭說起。
中共軍隊歷來就是山頭林立，權力分散，并沒有哪一個山頭或將領占有明顯優勢，更談不上絕對優勢。這既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狀況，也符合中共黨指揮槍的原則。葉劍英在軍中有威望，但并無個人指揮軍隊的實權和可能。林彪一度作為毛的副手，又有眾多將軍是他的黨羽，但一旦出事，頃刻瓦解。林彪的兒子林立果曾經設想派人暗害毛澤東，但沒有指揮軍隊叛亂的計劃。他們都指揮不動軍隊。
原因之一，就是軍隊派系太多，軍權分散。沒有合乎程序的命令，即使作為副統帥的林彪也指揮不動解放軍。毛澤東也是如此。毛澤東在打倒劉少奇，收拾林彪時，都曾調動軍隊，其真實的用意是威脅，而非實戰。毛澤東在廬山會議時批彭德懷時，曾揚言說要上山打游擊。如果毛有信心能指揮全軍，他也不必這樣說。毛澤東曾問鄧小平，「等我死後，中國會怎麼樣？」鄧答，「天下大亂，軍閥混戰。」毛頷首稱是。他們都看到了軍權分散這個問題。
原因之二，就是將軍們的思想已今非昔比。以前，那些將軍們打慣了仗，不打仗心就庠。後來二十多年不打仗，養尊處優，人都懶散了，哪還想到打仗。文革中被批鬥，批鬥完了還是將軍待遇，所以大家都逆來順受。在將軍們的心裡真正想的是過太平日子，老婆孩子熱坑頭，貪圖享受。這是各路人馬，眾多將軍真正一致的地方。將軍們出身貧苦，都是活不下去才革命造反，革命的目的為什麼？就是為了過好日子。
原因之三，就是軍隊歷來重視政治思想工作。這是中共的一個特點，官兵平時受的教育是聽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話，解放軍就是黨軍。黨中央團結的時候，按正規系統指揮自然沒有問題，但是當黨中央分裂的時候，即使一個團，一個營也很難接受分裂後其中一派的命令。和平時期，誰都不想打仗，各級軍官和士兵都會以指揮系統的不正常為理由拒絕執行命令。
歷來人們以為在中共高層鬥爭中，軍隊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實這是中共編造的又一個神話，軍隊的實際作用遠遠不如中南海的警衛部隊──八三四一部隊。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和王明鬥爭，毛澤東就把警衛部隊當作一張權爭的王牌，曾經「頻頻向王明顯示自己一手控制的中央警衛團的力量，給王明施加壓力。」 但是毛澤東並沒有炫耀他掌握的軍隊。
中國有句成語，遠水不救近火。軍隊就是遠處的水，雖然很多，但在中共高層權爭中不起作用。
傳言說，七六年，南京軍區的司令許世友的兒子有一封信透露一個情節，說許世友誇口，「只用一個軍就能把上海民兵全吃掉，把六十軍擺在無錫， 就是盯著上海的。」但是直到「四人幫」被逮捕，許也沒有動靜。後來他又對鄧小平不滿，還是沒有動用部隊。其實以許世友的個人名義，要指揮一個連也指揮不動。
所以在中國，沒有動用正規部隊實行軍事政變的可能。
要政變只有宮廷政變。誰有發動一場宮延政變的手段和機會，只有一個人，那就是汪東興。
汪掌管著八三四一部隊。據說，當時這支部隊的人數達到五萬人，相當於一個軍。它負責中共中央的安全和中南海的警衛。不要說住在中南海的權貴政要的一舉一動都在汪的眼皮底下，就是住在西山的葉劍英也難逃汪的手心。汪還是中央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保密局局長，政治局委員。
汪很早就是江青的眼中釘肉中刺。江青如果有權殺人，以女人的天性，她第一個殺張玉凰，第二個殺汪東興。張名義上是毛的秘書，在毛的晚年，一直守在毛的身邊，取代了江青的位子。毛和江分居不和有很多年。平時毛不見江，江要見毛還要汪東興安排；而且張玉凰和毛的其他女友都是由汪來安排的。這就是江青恨死他們倆的原因。這種仇恨完全和政治無關，只能用女性的心理來解釋。
汪對江的態度平時是不冷不熱，公事公辦，能避則避。真要有事，也只有他能頂江青一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的一天，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的江蘇廳開會，身為文革小組副組長的江青來了要找周。周當時的衛士長迎了上去，請江青先休息一下。江青突然大怒說，「你是總理的一只狗，對我是一只狼，馬上給我抓起來。」這事給汪東興處理，汪不肯逮捕周的那個衛士長。周的夫人鄧穎超來告訴汪，「一定要逮捕，說明我們沒有私心。」汪仍不同意。對別人說：「那個衛士長跟了他們一輩子，他們為了保自己，可以將別人抛出去。」後來汪讓那人去了中央辦公廳所屬的五七干校勞動。 江青知道後也沒再說什麼，因為汪的背後是毛澤東。
汪東興是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鬥爭和權力分配的關鍵人物。九大召開之前， 汪被提名為政治局委員。周恩來與汪平日走得也很近，周起初也支持汪的提名。但江青反對，周也就不敢支持了，使汪的提名成為難產。後來黃永勝出面支持，兩派最後達成妥協，汪才被選上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
汪自然對林彪感激，在九大的華北組會上汪也吹捧林彪，主張設立國家主席。汪并不知道毛、林之間的爭鬥，還以為他們的關係很好。毛知道後發了大脾氣，說汪是林彪一夥的，把汪臭罵了一頓，「有人要給你大官做，但不是我給，你現在翅膀硬了，要改換門庭了。」又讓汪在家里寫檢討，閉門思過。汪把葉群找他談的話全告訴了毛，才重新取得毛的信任。
汪東興對毛死後的中國政局有清醒的認識和分析。在中共內部，表面上看，三派勢力的力量比較，文革派最大，中央常委四人中占了兩位，王洪文和張春橋；政治局中占了兩位，江青和姚文元；還有毛遠新，地位相當於政治局委員。中間派次之，中央常委占一位，華國鋒；政治局委員占六位，李德生、陳鍚聯、紀豋奎、汪東興、吳德、陳永貴。元老派最弱，中央常委占一位，葉劍英；政治局委員占四位，李先念、劉伯承、許世友、韋國清。文革派最團結，中間派最有行政實力，元老派有潛力，最得人心。
文革派是毛澤東吹大的氣球，毛一死難免漏氣。張春橋是個明白人，文革派要維持自己的影響和地位，勢必採取攻勢，打擊元老派，近期目標是把江青捧上去，當上常委，建立文革派在中央常委中的絕對優勢，這是控制政權，號令天下最簡捷的途徑。因為這最簡捷的途徑擺在面前，幾乎唾手可得，反而使文革派大意，使江青狂妄，結果讓汪東興和華國鋒政變成功。
文革派要想發動攻勢，必然會首先爭取對八三四一部隊的控制權，以求得自身的安全。汪東興清楚地認識這一點，鬥爭的焦點將落在他的身上，因此有了先下手為強的念頭。萬一江青上台，豈但是官位問題，性命也難保。
張春橋和汪的關係不錯。九大的時候，張當著大家的面對汪說，「以後右派搞政變的話，就要靠你了。」至少張不認為汪是文革派的敵人。所以毛剛死，張春橋出了主張，讓他們四個人，再加上華國鋒、汪東興、陳錫聯、毛遠新，共八人一起手拉著手，在毛的遺體旁一起照了相。 這就是張繼承毛的遺志，決定的聯盟範圍和戰略，即團結中間派，進攻元老派。
但是這只是張的一廂情願，作為中間派核心人物的汪東興不願意和江青合作。他不相信江青這個人。江青長期受毛澤東唯我獨尊思想的影響，一心想當女皇。毛死在江看來，她當女皇唯一的阻力沒有了，其他任何人江青都不放在眼裡。汪還深知江是個報復心很強的人。文革時期，江害了很多她在上海三十年代演藝界的朋友，甚至江以前的保姆都不放過。
不和文革派合作，汪東興只有和新上台的華國鋒合作。華剛被選定為毛的接班人，汪就有了和華聯盟，先發治人的愿望和計劃。汪對華的印像不錯，曾經說，「華國鋒這個人，毛選得不錯。這個人比較老練、穩當，也謙虛，不跋扈，容易與人相處。」 汪和華一樣都是文革時期的得利者，但在意識形態上和政治主張上不像文革派那樣偏激，也不願像文革派那樣圍著江青轉。
汪對元老派懷有很深的戒心。元老派講究個資歷和功績，汪是毛澤東的衛士出身，在元老派中排不上隊。元老派被毛壓了這麼多年，往後決不會重用毛以前的人，這都是可想而知的事。
九六年七月，毛已經神智不清，看來再難恢復。汪故意多次找華談心，汪先說，「萬一毛有意外，我會像尊重毛一樣來支持你的。」不久又說，「江青他們處處向你進攻，讓你為難，你要當心呀。」
這時汪東興可能和人談論過宮廷政變抓「四人幫」的可能性。在以毛澤東的保健醫生名義出版的一本書中寫道，汪東興說：「現在江青囂張得很，在政治局會上罵這個罵那個。七月裏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由上海帶頭圍攻華國鋒同志。工作已經難辦得很了，你看乘主席沒有恢復，現在把江青幹掉了，怎麼樣？」那個醫生不同意。汪又說：「我同國鋒同志講過。他說就怕弄不到江青，江青一跑就糟了。」 如果這是事實的話，說明汪、華那時已就宫廷政變交換過看法。面對汪的主動提議，華的態度表現得很被動，支支吾吾，敷衍推宕，但是又不公開揭露汪東興的陰謀。
毛曾經評議華「厚重少文，但是辦事不蠢呀」。華反復考慮各種利害關係的時候，有一點他很清楚。中共第一副主席名份雖然重要，但比不上中南海警衛部隊的實在。如果華不和汪結盟，得罪了汪，反而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可能斷送。即使華和江青他們聯合在一起，要一時撼動汪東興的八三四一部隊也難。中南海所有的電話通訊，甚至車夫、門衛、保姆都在汪的手裡，甚至華的住房也可能被安裝了竊聽器。
華國鋒因此憂心忡忡，他萬萬沒有想到形勢會這麼嚴重。如果不是汪一再催促，給他壓力，他是不會上這個船的。一是他沒有被逼到這個份上；二是江青的主要矛頭明顯是對著葉劍英和鄧小平他們。華當然會想到，等到他們兩派鬧起來，那時才出手不是更好嗎？那樣華也不會落下個對不起先帝爺的名聲。
但是汪東興不這麼想。怕就怕江青先下手。萬一開一個政治局會議，把他九大時期給毛澤東的檢查書翻出來，汪就全完了。在那個檢查書中，汪承認了他和林彪集團的友好關係。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中共黨內的鬥爭從來就是殘酷的，來不得半點馬虎，汪深知這個道理，華也不是不理解。
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毛咽下了最後一口氣。幾個小時後，政治局委員們在毛主席的屍體旁討論治喪問題。江青說毛澤東是被鄧小平氣死的，要求立即開除鄧小平的黨籍，但其他人，包括文革派的領袖們也認為治喪才是當務之急，一切事等治喪完了再說。
江青在會上得不到支持又去找張玉鳯。「從現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誰也不許進去。你把留下來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點好，交給我。」「好的，江青同志。」關係到中共最高層權力鬥爭的文件爭奪戰開始了。
江青和毛遠新向張玉鳳要毛留下來的文件，結果拿走了兩份。其中一份是七一年毛同濟南軍區司令和政委的談話，涉及毛對林彪和江青的意見。汪東興因為忙於毛的吊唁活動，一時不知這些事，等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詞向汪報告，汪大發雷霆，立即趕回中南海找張玉鳳，拉長臉下了命令，「這些文件是黨中央的，任何人不許拿。」
張玉凰找江青要回那兩份文件，江青不還。張玉凰說不是我不給你，是汪逼著我。江一聽大怒，說「啍，汪東興，他只是一個衛士，一條看門狗，都敢欺負到老娘頭上，看他能猖狂幾天。」張又告訴汪，更堅定了汪先下手除掉江青及其同伙的決心。其實汪誤會了，江青搶文件的用意首先不是要拿到對汪東興不利的檔案，而是關心與自己有關的文件，她也怕別人利用毛澤東生前對她的批評把她搞下台，她的著急是和汪東興一樣的。
華國鋒在毛死後，並沒有和「四人幫」鬥的思想準備，當時他還對陳永貴說，現在黨中央派別很多，我最擔心的是鄧小平的復辟勢力還有很大的市場，你也要幫我聽些消息，有事就告訴我，我們畢竟是山西老鄉呀。
汪找華說文件的事，華國鋒不想和江青搞僵關係，說過幾天再說吧。汪堅持說，「這些文件裡有許多人的檢討書、檢舉信。文革初期，中央領導之間也是互相揭發，幾乎人人有份。這是黨中央的核心機密，誰拿到這些文件，誰就能殺人，關係重大呀。」汪又提議，這些文件全部交給中央保密局管，汪是保密局的局長。汪真正擔心的是他自己的檢查書，幾年來一直也放在毛的文件柜裡。
在九月二十一日 江青提議召開的政治局緊急常委會上，華和汪堅持毛澤東的一切文件、材料和書籍都由汪東興負責，暫時封存。 江青正要反對，張春橋阻止了她。張建議先讓毛遠新幫張玉凰清理，華沒有同意，張也就不再說。
＊ ＊ ＊
汪東興明確向華國鋒表示要向「四人幫」發難是九月十六日，毛死後才一個星期。
可以說，汪是在和華商量，因為抛開華國鋒這個第一副主席，名不正言不順。汪相信華最終會支持他，因為華也要鞏固自己的領袖地位。也可以說，汪不是在和華商量，因為即使華不幹，汪也可能動手。汪一再強調「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話說得很死，大有與「四人幫」不共戴天的意思。這些充滿殺機的話給華很大壓力，毛已經不在了，汪隨時都會動手，到時候華就被動了。華不能不為自己的政治前途和身家性命著想。
華國鋒不能不動起來了。九月二十一日，華國鋒去找李先念。 一進李家，華就很緊張地說，「我說幾句話就走，現在「四人幫」問題已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如果不抓緊解決，就要亡黨、亡國、亡頭。請你速找葉帥商量。」 三天後，李先念給葉先打電話給葉，然後又去了葉家，把華的話說了一遍。但是生性謹慎的葉劍英沒有與李商量如何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只是很注意地聽。在沒有搞清華的真實意圖之前，他不表態。
這之後，葉去過華的住處兩次，華也去過葉住的玉泉山。華國鋒一直對葉很敬重，但是敬重還是其次，更重要的是解決「四人幫」必須借重葉的威望，必須得到葉的同意，必須有個和元老派聯合的樣子，否則的話，即使搞倒了「四人幫」，華國鋒的位子也坐不穩。他很清楚，僅僅靠中間派不可能長期維持政變後的局面。
忠厚老實的華用很濃的山西口音，主動談了最近發生的幾件麻煩事。一件是王洪文在紫光閣安了新的電話，以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名義要求全國有問題時和他聯係，這等於另搞了一個中共中央辦公廳。還有就是江青拿走毛澤東文件和毛新遠回遼寧 的事。華感嘆地說：「他們完全不把我放在眼裡，和他們共事實在是難。」「真要對付江青和那幾個人，又怕影響了團結，影響了毛主席的形像，所以左右為難。」葉表了態：「請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來，大家都是支持你的。」
華國鋒有了葉這句話仍不放心，又去試探其他中間派大員的口氣。華曾經找陳鍚聯、紀登奎和吳德，在國務院後邊的會議室裡談了話。當時華是這樣說的：「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幫」問題，怎麼解決？」紀登奎回答說，「對這些人恐怕還要區別對待。」華就不說下去。吳德和陳鍚聯則不表態。 吳德知道華說這些話必有深意，但當著其他人的面不便說真話。
吳德對「四人幫」不滿，起因於江青以前的一句話。七五年毛澤東的病情加重，生活上都是張玉鳯在照顧，那段日子毛很少見江青。為了了解毛的情況和政治形勢，江青主動拉攏張玉鳯，有時給張送禮，有時又請張吃飯。有一次吃了一半，江青情緒好，議論起政治局委員們，江說紀登奎是蘇聯特務，汪東興也是個大特務，吳德是國民黨。張玉鳯和汪關係很好，回來把江的這些話報告給汪東興，汪又告訴了吳。 江青是否真的說過這些話，吳德不知道，情理上吳德也不可能去找張玉鳯核實。
九月二十七日，華國鋒又找吳德和李先念談話，這回吳德明確表示支持華國鋒解決「四人幫」的決心。並談了自己的看法。說解決的辦法無非兩種，一種是抓起來，一種是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用投票的辦法解除文革派成員的職務。吳德認為在政治局內部，反對「四人幫」的人占多數，但在中央委員會中，能否得到多數支持則沒有把握，所以他主張用開政治局會議的辦法解決。
華說，他認為這件事事不宜遲，早比晚好，愈早愈好，對此吳德和李先念都表示贊同，這使華很高興，因為這說明中間派其他人和元老派都有迫不及待搞政變的要求。
他們還討論了全國的形勢。他們認為「四人幫」在群眾中是孤立的，在軍隊裡是沒有力量的。 談到第二天早晨五點，這幾個老人才分手告別。
華國鋒通過個別談話的方式，得到了政治局多數人的支持，這些中間派的成員大多手中有實權，像北京市委書記吳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陳錫聯，海軍司令蘇振華。以後又通過吳德和蘇振華，得到了北京衛戍司令吳忠的支持。政變要取得成功這些都是必須打通的關節。
十月二日，華國鋒還到吳德住處，就解決「四人幫」問題與吳進一步商議「四人幫」下台後事態發展的各種可能性，以及在北京的「四人幫」餘黨名單。
＊ ＊ ＊
元老派早有爭奪最高權力的準備和謀劃，他們一直密切注意中南海內外的動靜。在毛澤東還活著的時候，葉劍英就要蘇振華、秦基偉、耿彪等人和他保持聯係。即使汪東興不發難，元老派也早晚要和文革派最後攤牌。只是他們不掌握警衛部隊，所以他們不可能搞政變，而只能從長計議，蓄勢待發。
毛澤東剛死，九月中旬，元老派的各路人馬就開始秘密行動起來，四出串聯。我們所知道的姚依林這時悄悄地來到了上海，用了一個化名，住在上海市中心一家小旅館裡。他手下有一個小組。他們利用一些個人關係，專門收集上海方面的情況。這樣做是因為擔心上海和北京的電話聯係可能被文革派偷聽，所以姚依林就地指揮。後來他對他的弟媳──毛頭阿姨說：「上海老早就掌握在我們的手裡。搞地下工作我一九三五年就搞過，這次又用上了。『四人幫』哪是我們的對手，差得遠了。」
許多在文革中受過迫害的中共老幹部家庭開始嘀嘀咕咕，議論紛紛，不再是以前空發牢騷而已。他們都是經過歷次政治運動的老狐狸，憑政治舞台上的一點點風吹草動就能猜出了個大概。他們盤算，「華國鋒和江青他們有了矛盾，來找葉劍英訴苦救助，好戲還在後頭呢。」「葉帥現在公開表示對江青的不滿，這可是以前沒有的呀。」
但是，雖然葉劍英和華國鋒分別談論「四人幫」如何如何不好，等等，卻并沒有向任何人透露具體計劃，更不提汪東興是他們的主要策劃者和聯盟者。李先念雖然先前給華國鋒傳過話，知道要解決「四人幫」，會有大變動發生，但也不知真正的機密。姚依林是元老派中的一員大將，但在「四人幫」被捕之前，他都不知即將發生宮廷政變，更不知政變真正的發動者是誰。
解決「四人幫」倒底是用開會的方法還是用抓人的方法呢？華國鋒和汪東興有分歧，華覺得開會的方法好，汪卻主張用抓人的方法。華的理由很簡單，抓人的方法在中共歷史上沒有先例，說起來不好聽。汪的理由也很簡單，因為抓人沒有先例，所以才更有把握，至於名聲問題，汪認為有了權就有了好名聲，歷來如此。
十月四日下午，汪東興急不可耐，給華國鋒打了兩個電話，要華務必到汪住處去。汪住在中南海一處表面僻靜，實際上戒備森嚴的年代久遠的大院裡，那裡三面環水，只有一條路通向外面。華國鋒的車在城裏兜了兩個圈子，直到斷定沒有跟蹤，才拐進中南海。這時已經是深夜十一點了。汪東興把他當天下午和李鑫一起擬定的方案講了一遍，即在懷仁堂正廳以召集政治局常委會的名義誘召「四人幫」到場，然後一舉擒獲。
華國鋒仍然在猶豫不決，沉默了一會，華才淡淡地問，「這樣幹行嗎？」汪說沒問題。華又搖搖頭說，「群眾會不會反對，會不會指責我們搞陰謀，會不會損害主席形像？」
汪耐著性子解釋了一遍，「不是我們搞陰謀，是他們要搞政變，要篡黨奪權，而且解決「四人幫」問題，主席生前就有指示，我們正是繼承主席遺志。」
「你說他們搞政變，形勢有這麼嚴重嗎？」
汪東興從文件柜裏拿出幾頁寫滿鋼筆字的稿紙，「你看，這是江青和王洪文昨天一些心腹骨幹的談話，兩個人都公開提出在中國還有一個鄧小平集團，王洪文說，鄧小平雖然打倒了，國務院還有個王小平，領導權還在走資派手裏，他說的王小平不是指你嗎？」華國鋒接過那幾張講話紀錄，很快看了一遍，心中惶恐不安的感覺又一次生起。
華國鋒在地毯上踱了兩圈，又轉身站住，「你剛才講主席生前對解決「四人幫」有過指示，你能把主席這些話找到嗎？」汪立刻回答說，「我已全部整理好了，共有二十二條，一旦把他們抓起來，就向全黨公佈主席的講話。」
「有了主席的指示，我們就主動了，」華國鋒的臉上露出了笑容，「好，就這樣幹了。」
然後華國鋒又正色叮嘱汪說，「這個行動計劃先不要跟葉帥講，去他那裏的人太多，萬一走漏風聲就全完了。」
「不同葉帥講恐怕不行，他不僅要親自參加這個行動，而且有些話只有他講才合適。」
「那就等我們安排好了再告訴他。」
這時已是五日凌晨三點。為了預防不測，華國鋒沒回家，住在中南海一個秘密住處。華國鋒睡了幾個小時，起來後吃了午飯，稍作休息，這時，汪已經安排好了行動人選和具體部署。兩人分別乘車去玉泉山九號樓葉帥家。葉劍英被告知第二天，即十月六日，晚上八時發動政變。
汪成立了兩個小班子，一個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副團長李鑫負責，準備各種文件，另一個由汪親自從中央辦公廳和中央警衛團挑選的五十多人組成，編成了幾個行動小組，一個組負責抓一個人。 這五十多人中只要有一人向文革派告密，這場精心策劃的政變就會中途夭折。
李鑫是汪東興最重要的助手，以前他是康生 的助手。一個有關他的故事是：張春橋和江青曾經想收買李鑫，以為他曾是康生的秘書，和文革派的關係應該不錯。他們把李找來，問一些關於警衛團的事，李回答得很暢快。江青要求李每天用紅機子（保密電話）向江青報告警衛部隊的情況，李也答應了。但是李轉身就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汪，汪又告訴了華。
十月六日晚上，當汪東興和華國鋒、葉劍英兩人一起坐鎮中南海懷仁堂，指揮抓人的時候，吳德和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倪志福、常務書記丁國鈺以及吳忠緊張地守在北京市委的電話機旁，他們除了派人抓北京市的其他文革派成員外，還負有一個特殊任務，即萬一中南海內出現意外，北京衛戍區派部隊增援。
政變順利地進行，「四人幫」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成了階下囚，被捕的還有毛澤東心目中的接班人毛遠新和其他人。
政變以後，謠言和謊話滿天飛。
一個謠言是說當時毛遠新從瀋陽調來的兩個師已經到了山海關一帶。 這暗示中間派是因為文革派要搞軍事政變，才不得不搶先下手。這個謠言不攻自破，因為江青、張春橋都住在中南海，文革派如搞軍事政變會危及他們的安全。
另一個謠言和毛澤東提拔華國鋒時寫給他的幾個字有關，那幾個字是「照過去方針辦」，其實也沒有特別的意義。十月四日，政變的前兩天，《光明日報》頭版發表署名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梁效是「四人幫」手下一幫文人專用的筆名。文章把毛的手書改成「按即定方針辦」，說「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纂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政變後的官方解釋是，這篇文章是「「四人幫」篡黨奪權的總動員令」。言下之意「四人幫」既然已經總動員了，所以中間派和元老派只好先下手為強。但梁效成員後來透露說，他們寫這篇文章時，並沒有得到「四人幫」的任何指示，他們只是根據當時流行的政治話語隨意撰寫。
一個最著名的謊言是：八一年，中共中央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宣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只是不見了汪東興、李鑫和吳德。這份中共中央的重要決議是鄧小平審定的。
編造謊言以攻擊政敵，甚至不惜篡改歷史是中共慣用手法，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政權也曾謊稱林彪和他的朋友計劃到廣州另立中央。這些下流手段其實並沒有給事態帶來任何實質性的幫助，只是給原來正義的行動加上卑鄙的色彩。
在謠言和謊話中，毛澤東時代結束，鄧小平時代開始。
第二節 民眾的大會和天上飛掦的的詩篇
粉碎「四人幫」的消息給我們帶來的刺激和驚喜遠遠不如毛澤東死的消息。毛澤東一死我們就預感到「四人幫」要倒台，估計是一、二年後，只是沒想到事情發展這麼快。我們都笑毛澤東的餘黨這麼沒用，如果林彪七零年不是往蘇聯逃，而是往廣州方向跑的話，然後再搞軍事割據，公開對抗毛澤東，他可能會成功，而文革派有上海多年經營的基地，卻沒有組織起任何反抗。
後來聽說張春橋個人表現還是可以的，還算得上一條漢子。「四人幫」被捕後，汪東興、紀登奎在秦城監獄找張談話，張說，「如果你們打毛澤東旗號，我們就不談，如果你們今天說毛澤東思想是錯的，我覺得你們還是光明正大的。那麼我們還可以再談，我可以談我的看法。」「你們打這個旗號，我打什麼旗號？」張春橋以前寫的文章，蠻橫無理，狗屁不通，但是這番話卻可圈可點。政變者抓了毛澤東的夫人，還說是執行毛的「指示精神」 ，這已經不是顚倒黑白，而是根本不承認世界上還有黑白。
再後來法庭審判「四人幫」，張春橋一直保持沉默，以表示對法庭的藐視或根本不承認這個法庭的合法性，也算是明智的選擇。毛澤東生前對兩個人的能力是賞識的，一個是鄧小平，說鄧是人才難得，一個是張春橋，說張很有才幹。張落到身敗名裂的下場，有江青的關係，根本原因卻是上了毛澤東的賊船。
＊ ＊ ＊
宮廷政變的消息很快就在上海傳開了。起先在一些中共官員和他們的家人之間傳遞，然後在一般市民中傳開。十月十日以後，上海許多市民，主要是年輕的知識分子，以及中共的幹部，從不同的渠道知道了這一惊天動地的消息。大家奔走相告，毫不掩飾心中的喜悅，而上次毛澤東死，人們還不敢表達真實的感情。
中國政治上的複雜性和感情上的虛偽性，使外國人對中國的一切都無法理解。我的大哥當時在寶鋼做翻譯工作，有一個日本人曾經問他：毛澤東在世的時候，他的每一項指示都受到民眾的歡呼和支持，有報紙上的照片為證；現在毛夫人被捕了，也受到民眾的歡呼和支持，也有報紙上的照片為證，讓人無法理解，中國人倒底怎麼了？這樣做是為了騙人還是為騙自己？大哥無言可答。
十月十八日，上海市官方正式行文傳達到各級黨組織，這個宮廷政變的秘密算是公開了。
二十日在上海人民廣場召開了三十萬人的聲討「四人幫」大會，第二天上海報紙也有相應報導。北京類似的大會在二十一日召開，比上海晚了一天。這不太正常，按中共官方同常的做法，政治上的大事都由北京帶頭表態，然後上海和其它城市跟上。但是這沒有引起沉浸在歡樂中的人們的注意。我是事後過了幾天才聽說了其中的奧妙，原來這次大會雖然有上海市領導人參加，卻不是中共或政府發起的，而是民眾自發召開的，所以趕在北京的前面。
最早的發起人是上海市一個默默無聞的中學體育教師－張欣，當時他的年齡只有廿四歲。
張欣在十月十日聽說「四人幫」被捉的消息，一時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到人民廣場和外灘走走看看。那裡已經集聚許多人，傳播各式各樣有關「四人幫」倒台的小道消息。他敏銳地感到毛的時代已經結朿，一個新的非毛時代正在開始。在那裡一個上了年紀幹部模樣的人告訴張欣，上海市革委和上海民兵可能孤注一擲，準備反撲。可能這僅是那人的猜想，但這個想法很容易為群眾接受，因為毛在世時太猖狂了，所有與他為敵或可能與他為敵的人都被他打倒了，因此「四人幫」的力量也一直被誇大。關心政治的張欣立刻有了一個念頭，要召開一個聲討「四人幫」的大會，給華國鋒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一個信息，上海人民堅決支持中央對「四人幫」採取的行動，絕不能讓毛派勢力和「「四人幫」」有死灰復燃的任何可能。
沒有什麼事比這件事更重要了，張欣騎著自行車開始四處奔走。在人民廣場和外灘市革會門口，他把這個想法和周圍的人說了，大家都說好。但真要幹起來，參加的人並不多，畢竟這還可能有很大的政治風險，萬一「四人幫」復辟，參加者就會落個政治罪名。
但是，幸運的張欣找到了一個重要的合作者，他是上海虹口區新滬鋼鐵廠的鄭志浩。三十歲不到的鄭是該廠的中共黨支部書記和民兵連連長。他們兩人一起到許多單位去串聯，主要是各個大學和各區的民兵指揮部，鼓動大家一起籌辦這次大會。
他們先找到楊浦區革委會。楊浦區的民兵指揮部就在區委大樓的二樓，一個負責人接待了張欣。那人一口答應支持張的設想和行動。楊浦區民兵是上海民兵的主力部隊，王洪文所在的國棉十七廠就在楊浦區。那個民兵指揮部的領導告訴張欣說，他恨透了「四人幫」，如果陳阿大 膽敢調動他們去抵抗中央，他們就在戰場上起義。他不但積極响應張欣的建議，還派了他的民兵駕著兩輛摩托車供張欣、鄭志浩使用。這樣張欣串聯的速度快多了，對方看到他們有摩托車，有民兵護送，也更相信了，以為他們一定是官方的人。
他們到了交通大學找學生會，學生會主席態度不錯，表示支持。張欣又到了復旦大學，復旦的幹部聽說張欣僅是個中學教師，也沒有介紹信，馬上就變得態度冷淡。張欣靈機一動，他決定改變方法。當張欣和鄭志浩幾個人乘坐摩托車再次出動，來到一些大學和政府機關時，他們就謊稱自己是代表上海交大和楊浦區民兵指揮部的。沒有人再懷疑他們的身份了，也沒有人再要求他們出示官方介紹信了，甚至都以為他們作為這次會議的發起人一定有中央的政治背景。
報名參加的單位越來越多，原來設想在文化廣場召開幾千人的集會，後來因為人太多，只能改在人民廣場開，最後出席的人在三十萬人以上。
上海人民聲援中央逮捕「四人幫」的大會召開前，公安局政治保衛處就來插手過問。他們不但負責大會的安全工作，還對大會的組織者，包括張欣，一個個進行政治審查。張欣是團員，但不是黨員，按公安局的標準不能出頭露面，更不能當大會的召集人。公安局的領導人和張欣商量後，讓張欣擔任大會的聯絡工作，鄭志浩為張的副手。大會的發起人最後指定是介於個人和官方之間的上海交大學生會。這個決定來自北京，而不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它在「四人幫」被捕消息剛傳到上海時就已經癱瘓了。
參加大會的單位多了，各種意見都有，有的要求大會聲討上海的「四人幫」骨幹分子，理由是「四人幫」已被捕，上海的任務應該是揪出上海的「四人幫」分子，這樣才是對北京最實在的支持，也有人反對。經過大家的商量後，大會的政治訴求相對調和。當時北京中央，為了穩定上海局勢，沒有下命令立即逮捕上海文革派領導，還讓他們繼續工作。張欣和其他發起人也注意到中央這種巧妙的政治手法，所以最後決定讓馬天水在大會上講話，讓王秀珍、徐景賢參加大會。這個大會給外界一個暗示，似乎馬天水和王秀珍、徐景賢反戈一擊，轉而支持抓捕「四人幫」的行動，而且北京政變當局也接受了他們的投降。
開大會的那天，張欣領有一張上海市公安局發的大會通行證，可以自由進出人民廣場的主席台。從主席台望下去，廣場上人山人海，把廣場周圍的街道都占滿了，幾十萬人都是上海的工人和學生。每個大學的學生會都有各自的旗子，工廠沒有廠旗，但有民兵組織的旗，如某某廠上海民兵第幾師第幾團第幾營等等。許多與會者手裡都拿著標語，寫著聲討「四人幫」的政治口號，也有很長的橫幅，用鮮艷的顏料寫著大字。飄揚在人民廣場上的各色各樣的旗幟和標語匯成上海的政治風景。
上海市委書記，專管經濟工作的馬天水步入主席台的時候，依然是大幹部的派頭，一付自信的樣子。他是老幹部，並不是造反起家。前一時期鄧小平曾和他談過話，這時他以為北京還把他當元老派的人，而不是「四人幫」的骨幹人物。文革派在上海的主將徐景賢、王秀珍進入時，神色慌張，步履不穩，好像他們不是上海市的領導，而是囚犯。有許多人想突破公安的防線，揪打他們，被公安局政保處的便衣警察擋住了。他們不像馬天水那樣對形勢抱有幻想，「四人幫」已經被抓，下台或坐牢只是早晚的問題。王秀珍哭喪著臉低著頭，徐景賢也不看群眾，三步併作二步，趕緊溜進主席台的大門。
揪打王、徐的事絕不會發生在「四人幫」當政的時期，即使人們對文革派再恨，也不敢表露出來。中國人最擅長的是跟著起鬨和落井下石，文革初期，批鬥中共老幹部和各種當局認為的敵人時也有許多人情緒激動，狠不得打上一拳，踢上一腳。
這個大會之後，全國各省市都紛紛召開群眾大會，聲討「四人幫」的罪行，可以說是上海的大會帶了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民眾自發召開一個三十萬人參加的大會，是破天荒第一次。
大會召開同日，北京派來了以蘇振華為組長，倪志福、彭沖為副組長的中央工作組。十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蘇振華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革會主任；倪志福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市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彭沖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市革委會第二副主任。隨即，全上海各項清理「「四人幫」」人員和政治影響的工作有條不紊地開展起來。
這個張欣是個怎麼樣的人？他為什麼對打倒「四人幫」這樣積極？這些問題都深深地留在我的腦海裡。幾年以後我認識一表人才的張欣，他已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的學生，那时這些謎才逐一解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