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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东海一枭   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创建独特思想体系---《文明社会原理》读后感 2020-09-22 05:51:14  [点击:1820]
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创建独特思想体系---《文明社会原理》读后感
余东海
本文首发于2020.09.21《议报》,加编者按:“余东海先生的“仁本主义”是结合儒家思想,并且对历史和现实进行了深入思考的系统理念。跟中共创办孔子学院不同的是,中共本质上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独裁体制,仅仅把儒学当成统战工具,而像余东海这样的真正的儒家学者,则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阶级专政等理论,相反,认为自由民主是符合儒家的价值观的。不过,读者需要注意的是,作者使用的某些概念跟中共当局的解释完全不同,尤其是提到“中国模式”、“西方模式”的时候,这里仅仅是指文化上的区别,而不是中共所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区别。一个社会的文明可以体现为政治制度、科技水平以及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其中政治制度是有优劣之分,而文化则可以中西各有特色,这方面的论述请参考秦晖教授的文章《文化无高低,制度有优劣》。因此从文化而不是政治制度的角度去理解儒家,才能体现其价值所在。”

前言
拜读了戎小捷先生《文明社会原理》一书,不由得拍案叹赏,这是一本颇多真知灼见的好书。该书宗旨是发现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演化规律,以及未来发展前景与理想模式,重点回答了以下问题:

古往今来的各种人类文明社会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有的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如此迅速,而有的文明社会发展又如此缓慢? 各个人类文明社会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规则制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究竟有没有一个或几个普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如果有的话,这些最基本的普世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等等。

答案精彩纷呈,观点争奇斗艳。但本文不完全停留在赞肯层面,而是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既有认同,也有批评,或就其原观点做一些引申理解,或就其中某些不足、偏差和错误提出自己的意见。既与作者商榷,亦欢迎有识之士垂鉴。

一、《文明社会原理》内容简介
该书内容简介如下:

书中的“文明社会”是和“原始社会”相对立的一个概念。现存的所有文明社会(国家),都是靠专业化的分工协作组织起来的,这是它们的共同点。不同点在于,有的国家主要是靠行政手段来组织分工协作(如中国),有的国家主要是靠市场手段来组织分工协作(如欧美),还有的国家主要是靠理念手段(类似宗教)来组织分工协作(如阿拉伯、印度)。该书把不同的“手段”称之为不同的“社会工具”。使用任何一种社会工具,都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不同的社会工具有不同的使用规则(价值观),由此造成了世界上不同的文明类型。

该书经过详细论证,提出以下三个“均衡原理”:1、任何一个社会工具内部都有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两套规则体系,这两套规则体系之间必须保持一种大致的均衡,否则该社会工具就会失灵或瓦解。2、任何一个国家中,都会同时存在这三个社会工具。这三个工具之间也要保持一种大致的均衡。可以允许某一个工具比其他两个工具略强,但不能过强。若这三个工具之中有一个过强,其力量超过其他两个工具之和,则该国家就会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不和谐状态),长期下去就会衰亡、瓦解。3、在整个世界中,由于自然环境的复杂性,会同时存在不同类型的文明(不同社会工具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些国家之间的力量也要保持一种大致的均衡。若某个类型的国家过强,其力量超过了其他两个类型国家力量的总和,则整个世界就会处于一种不稳定(不和谐)状态,极易失序,导致灾难。

结论:1、所谓中国模式(指理想状态):就是在整个国家中,行政工具系统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另两个社会工具也相对发达。而欧美模式(理想状态)则是:在整个国家中,市场工具系统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另两个社会工具也相对发达。2、在整个世界上,必须坚持文明的多样性:若中国也变成欧美模式,则不仅对中国是一个灾难,而且对欧美国家长期来说,也是一个灾难;反过来也一样,若欧美也变成中国模式,则不仅对欧美是一个灾难,而且对中国长期来说,也是一个灾难。3、这三个社会工具由于自身的特点,导致人们对其的熟练掌握(认清该工具的使用规律)所需的时间并不相同:行政工具相对简单,所以在早期的人类文明中成熟较早;市场工具相对复杂,在中期的人类文明中才慢慢成熟;理念工具最为复杂,到现在为止还远远没有成熟(由此导致所谓“文明的冲突”)。

作者自己感到比较满意的是:三个均衡原理即符合马列的唯物辩证法,又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也回应了现在的执政党的和谐社会观点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

二、我的三点看法
对以上内容谈三点看法。

其一、三大系统中,文化系统最根本。

作者对“文明社会”的的定义是:“如果在一个社会中,行政指挥、市场交换、理念劝导这三个机制至少出现了一个,我们就说这个社会属于文明社会。换句话说,凡是至少具有这三大机制之一的社会就是文明社会。”

行政指挥、市场交换、理念劝导三个机制,即三个社会工具,又称为专业化的行政系统、或经常性的市场系统、成体系的理念系统。相对原始社会而言,只要三者有其一,就是“文明社会”。这个定义抓住了“文明社会”的根本特性,是我所见过的对“文明社会”这个概念最中肯的定义。

行政、市场、理念三大机制,分属政治、经济、文化三大体系。我认为,文化体系即意识形态最为重要,应该放在最前面。一个社会是文明还是野蛮,取决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品质。其中意识形态又是最根本的。意识形态决定政治和经济,这是东海“文化决定论”的要义。

相对于原始社会而言,三个系统有其一就是文明社会。引申一下,相对于野蛮社会而言,文明社会的三个系统,必须具有三性:正常性、正确性和正义性。

作者认为,三个社会工具中,行政工具成熟较早,市场工具次之,理念工具最迟。东海以为顺序颠倒了。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理念工具出现较早也成熟较早,其次行政工具,其次市场工具。

盖行政和市场工具产生之前,先要形成一定的意念、理义。理念先于行为故。例如,中道作为儒学原则,理论成熟较早,可以说是人世间最早熟的文化,但理论与实践难得一致,在实践上倒有不断退步之嫌。从尧舜禹公天下到夏商周家天下,是一大退步;从汉唐宋的正统到元明清的偏统,又是大退步。

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人类历史永远不变的大方向和大规律。但在大同实现、太平到来之前,在据乱世进入升平世、再升向太平世的过程中,历史发展的道路会充满曲折,会倒退乃至绕弯子。倒退和绕弯是为了更好地进步。

其二、中国模式中,文化系统占主位。

作者所谓的中国模式,实为马家模式,典型的现代极权主义模式,与儒家和中国背道而驰!

真正的中国模式(指理想状态)是,三个系统都发达,但占据主导地位是文化系统,其次才是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第三。换言之,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三统:道统政统学统,其中道统最重要和根本。道统高于政统,道统涵盖学统、指导政统。

真正的中国模式是仁本主义文明,既异于马家的物本主义文明,也异于西方中世纪的神本主义文明和西方现代的人本主义文明。

欧美模式远远优于马家模式,但又逊于中国模式。若中国变成欧美模式,从物本主义变成人本主义,是一种进步。但不如直接进入仁本主义的现代模式。

仁本主义模式,文化是仁本文化,即中道文化,以道统与学统为支柱,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道,即五个普世价值;政治是王道政治,仁政德治,德主刑辅;制度是礼乐制度,礼乐刑政兼备。

“在整个世界上必须坚持文明的多样性”,没错,这就是儒家强调的“道并行而不悖”,但请注意,文明多样性的前提必须是文明,并行不悖的必须是道,野蛮和不道的东西,不能纳入多样性的范畴。蚂䴕模式极端野蛮无道,根本不配与欧美模式相提并论,何况真正的中国模式!

其三、中国模式普适于世界。

在各种文化体系中,仁本主义品质最高,于个体可以培养圣贤君子,人世间最好的人;于社会可以建设王道政治,也是实现“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大同社会的唯一途径。大同就是天下同仁,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民主自由属于人本主义文明,虽可以“与能”,不足以“选贤”;虽可以“国家为公”,不足以“天下为公”。唯仁本主义政治,才能吸收民主自由的精华而超越之。大同理想水到渠成的过程,也是其它良性文化体系和文明模式逐渐淡化的过程。至于两极主义邪说和暴政,则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还有必要指出一点,马学包括其唯物辩证法,与中庸之道格格不入,背道而驰。辩证法本是吾家故物,但辩证法一旦唯物化,就庸俗化而且错误化了。详见东海《仁本主义辩证法》和《仁本主义世界观》二文。

以上是对该书主要内容所作的三点简评。接着选取书中一些具体观点予以点评。

三、心理由什么决定?
作者谈到“不同的个人在三大基本需求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时指出:

“就人类文明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或者就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状态而言,安全、生理、心理这三大基本需求在他们身上是均衡存在的,在一般正常情况下,不会极端地偏向某一项或某两项基本需求。但如果我们就单独的个人来考察,那么,在极少数人的身上,即使他们的成长生活的环境与其他人完全相同,但由于遗传变异方面的生物学原因,这三大基本需求并不是均衡的。在某些人身上,安全需求极其强烈(“贪生怕死”的人),在另外某些少数人身上,生理需求极其强烈(“贪图享乐”的人),而在又一些少数人身上,则是心理需求极其强烈(不肯吃“嗟来之食”的人)。进一步细分,在心理需求极其强烈的人中,又有一部分人是外在心理需求极其强烈(劳动模范),而另一部分人是内在心理需求极其强烈(坚持己见的思想家)。”

这个分析很好,唯独将三大基本需求极不均衡的原因归结于“由于遗传变异方面的生物学原因”,未免简单。我认为,文化道德方面的原因才是最根本的。而一个人道德的高低、正偏和优劣,取决于其所受的教育和所信奉的文化。

归根结底,对一个人在三大基本需求的差异性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文化,这个观点亦属于东海“文化决定论”的范畴。心理需求有正常与反常、正义与邪恶之别。真诚的邪道信徒,心理需求特别反常。如作者所说:

“行政工具系统的高层领导需要的是三大需求比较均衡、而安全需求略强的人(安全433模式)……如果是心理需求(尤其是内在心理需求)极强的人当上了最高行政首脑,那么整个行政系统就容易表现出某种偏执、狂热的特征(如希特勒的反犹心理需求近乎偏执,致使整个纳粹行政系统表现出强烈的种族迫害狂的特征)。”

希特勒的反犹心理需求近乎偏执,就是其纳粹思想所导致。纳粹者,民族社会主义也。其中民族主义即雅利安主义,对犹太人充满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

唯在儒家文化中,内在心理需求越强烈,道德越高厚中正。这样的人就是仁者,即圣贤君子。这样的人当上了最高行政首脑,整个行政系统只会好上加好,更加正常化、正义化和文明化。故孟子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孟子离娄上》)

四、与孔孟所见略同
作者阐述行政系统的时候,揭示了行政系统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共识和最根本的原则(公律)是:必须服从共同意志的命令,即一切行动听(共同意志的)指挥。”简称“必须服从公律”。由此公律可以派生发展出几个重要的行政定律、行政法则和行政规则。其中“第一行政定律”是:共同意志发布的命令是可以改变的。最高统治者(共同意志)可以反悔、可以改变自己以前所发布的命令,简称“命令可变定律”。作者接着说:

“从这条第一行政定律若进一步演化派生下去,再加上人为的因素,还可以生成政治家们可以不讲信誉的规则(传统)。行政系统之外的人们往往对政治家们的言而无信大加诟病,但身在行政系统之中的那些真正的政治家们,却是认同这条基本规则的。例如欧洲著名的政治家俾斯麦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坦承,一个行政系统(国家)是可以违反它和另一个行政系统(国家)所签订的条约的,只要这样做对其生存更有利。”

这段话为孔孟的两个教导作了很好的政治注脚。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论语》)孔子把士分为三等,“言必信,行必果”为第三等的士,虽略带贬义,并非完全否定。但这样的人不配为大人。大人,德位相称者,有大德的大政治家。

作为政治家,如果“言必信,行必果”,就会有违与时偕宜、与时消息、因地制宜的义德,甚至无法纠正方针政策方面的落后和错误。故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

注意义字。信义二德相通而有别。信近于义,但不等于义。义可以涵盖信,信不能涵盖义。信要接受义的约束。不义之信,不足为训。如尾生抱柱之信,就大不义。“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前提是合乎义德。当信与义产生冲突时,惟义是从,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无碍真诚。这就是儒家的权道。注意,行权有道,有必要的条件和前提,不能轻易食言和失信。

从“第一行政定律”又派生演化出“必须确立最高指挥者的绝对权威”这样一条行政法则。作者说:

“为了确立权威,从这个第一行政法则又派生演化出一系列的配套的行政规则。最容易想到的确立各层级指挥者权威的办法之一,同时也是从古到今各种行政系统都采取过的规则,就是利用人们强大的攀比能力,人为地建立起一套从上到下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与之相配套的礼仪制度。例如,从下到上,随着各层级大大小小的“共同意志”们的权力的不断增长,相对应地,其各种待遇(包括满足安全需求、生理需求、心理需求的各种安全保卫待遇、物质待遇和名誉待遇,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各种各样严格的礼仪待遇等)也逐步增大。一直到最上层的、最高的共同意志,其享受的各种待遇达到顶峰。只有这样,才能培养起各层级共同意志们的尊严,同时培养出上层级对下层级的绝对权威,从而使上层级下达的各种命令能更有效地、更准确地得到执行。”

制度的等级性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段话有助于理解古代礼制的有关规定,理解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那样规定的合理性必要性。例如《洪范》: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

辟指君王,包括天子和诸侯。君主时代强调君臣之纪和君王的赏罚之权,作威以遏恶,作福以赏善,礼所当然。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样,都是为了保证政令法律的统一。同时还强调君王才有美食资格。君王国家象征,最高领导,物质上特殊些,合情合理,礼所当然。如果文武百官和地方官都像天子君王那样“作福作威玉食”,必然政治无序,奢侈无度,祸家祸国,一切乱套。

注意,等级制有良性恶性之别,但任何制度都离不开等级性,民主制度也一样。礼制、民主制的等级属于良性。

五、确立权威的方式
作者指出,除了制定等级规则之外,“必须确立指挥者的权威”这条第一行政法则的表现形式还有许多。作者列举了多种树立领导者权威的方式,唯独忽略了通过提高指挥者自身德威而提高权威的方式。

德威即道德尊严和威严,这才是权威的核心。

德威一词出自《尚书》,原义是以德行威。《吕刑》:“德威惟畏。”孔颖达疏:“以德行其威罚,则民畏之而不敢为非。”这里用来指道德威严。官有官威,官威离不开权威,更离不开德威。德威加权威,道德与权位结合,德位相称,道权合一,想没有官威、想不受崇敬都不可能。

注意,在文明社会,确立指挥者的权威的方法必须具有正确性正义性,即“必须正确地确立指挥者的权威”。以任命制(与选举制对立)确立指挥者的权威,是极权主义的政治模式;以公有制(共产制、全民所有制、国家所有制)的规则确立指挥者的权威,则是极权主义的经济模式,都必须坚决反对。

通过极权主义的方式,包括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各种方式确立起来的权威,具有极大的虚假性、表层性和短暂性。自古以来极权暴君的权威,都是脆而不坚、坚而不久、不可持续的。

确立指挥者的权威,与选举制和私有制不矛盾。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财产权,相辅相成三合一,与其它人权亦密切相关。没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就没有财产权,自由权乃至生命权都会受到严重侵蚀。

作者以为君主制就是“君主个人所有制”,是历史误会。儒家君主制包括公天下禅让制和家天下世袭制,经济制度与公有制有别,与现代西方的私有制相近。详见拙文《儒家的土地所有制》。注意,马家所谓的全民所有制,其实是公有制、党有制和权有制,与西方私有制和儒家民有制皆背道而驰。

六、马家特色的工业化
在非常紧急或相当紧迫的情况下,强大的行政系统的力量优势明显。但这股力量并非越强大越好。它必须有度,守度。古今极权暴政的一大共性就是行政力量无度,没有必要的限制,恣意侵害国人的基本权利和利益。或者说,行政系统的力量有正邪善恶之别,极权主义的行政力量是邪恶的,无论大小都是祸国害民的,区别只在于祸害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作者说:

“不仅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就是在相对紧迫(但并非绝对紧急)的情况下,例如在由分工相对简单的农业国向分工相对复杂的工业国转化的过程中,一个强大的行政系统也能使这个过程大大缩短。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有前苏联,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两者均是依靠行政系统的指挥命令来强制进行新的社会分工,从而迅速改变了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协作体系,使工业化(尤其是和军事有关的工业)得以迅速推进。”

这段话问题很严重。有两种政治性质、制度模式截然不同的工业化:一是西式的自由主义工业化,一是马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前者不无可取,后者一无可取。

现代化以政治民主化为核心,包括国家工业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现代化等等。无论什么化,都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增强人民的福祉为宗旨。

毛时代的工业化,即马式工业化,不仅是过程有大问题,而是工业化本身有大问题,其本质、性质、宗旨、模式和指导思想统统不堪,其中完全没有人没有民,没有丝毫人道主义的思考和关怀。所谓的工业化,让人民和国家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人民奴隶化,国家监狱化,社会地狱化。

因为有人本、人道的原则在,西式工业化相对正常。但也是相对而已,弊端也很深重。我相信,若是以儒立国、以儒治国,在现代化方面一定会比西方做得更好。例如,一、可以更好地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不会为了现代化而牺牲传统;二、可以更好地处理工业和其它行业的关系,不会为了工业化而破坏农业和其它;三、可以为现代化和工业化提供更好的文化引导、道德关怀和制度规范。

另外,儒式的现代化,在政治上,以王道现代化、礼法现代化为核心。

七、马家政治的恶果
作者说:“行政系统从自身的定律和规则(尤其是第二行政法则)出发,还比较长于处理对整个社会群体的安全保护,以及对社会中弱势群体的救济与扶助。”没错,但作者所举之例大错特错。作者说:

“最明显的例子也许要算当代中国。自上世纪末开始“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后,在如此巨大的社会变动之中,由于有强大行政系统的关注和努力,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弱势群体活不下去的情形,更没有爆发类似19世纪欧洲市场经济大发展时出现的那种大规模的劳资矛盾和剧烈的阶级斗争。”

这段话有两大错误。首先,所谓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整个过程中贫富悬殊愈演愈烈,民不聊生的情形相当普遍而严重。读不起书、看不起病者,生活缺乏保障者,非正常死亡和死于贫困的民众,非少数也。依据美国和国际标准,多数国民处于贫困线下。这都是拜马家政治系统的强大所赐。

其次,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劳资矛盾和剧烈的阶级斗争,要因是诈力的作用。诈即欺诈,包括谎言谣语蒙骗和马毛邪说洗脑;力即暴力,包括政治恐怖和武力威慑。极权主义之下,人民受到的洗脑特别深,受到的奴役特别重,大多数人奴性也特别深重。奴隶奴才做久了,德智都会严重退化,严重丧失四端之心和创造创新能力,很多人还会丧失反抗的内力和能力。

当然,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只要还是人,就不可能全部彻底地丧失反抗精神。马帮建政以来,各种抗争包括剧烈抗争始终不断。或许规模不是很大,但中小型抗争此伏彼起。

八、儒法不两立
作者对儒学有误会。他说:

“再比如,从实际生活中观察,拿行政系统的治理来说,要想让人们遵守行政秩序,一般无外乎两条途径。一条途径就是中国历史上法家所主张的“赏罚并用”,这实际上就是从人们的安全需求和生理需求两方面着手;另一条途径就是儒家所主张的“以德治国”,从教化入手,这实际上就是诉诸了人们的内在心理需求和外在心理需求。儒法两家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有一定的效果。当然,更经常的是这两条途径同时采用,儒法并举,从人的三种需求上同时入手。”

儒家政治,德主刑辅,以德治国与赏罚并用,并行不悖,对人们的安全需求、生理需求、内在心理需求和外在心理需求有着全方位、多层次的重视关照。

马法可结合,儒法不两立。法家实行的是以君为本的君主制,纯属极权暴政;儒家实行的是以民为本的君主制,王道仁政,礼乐制度。以民为本的君主制,可以开出仁义开明的家天下君主制,也可以开出“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公天下君主制。2020-8-22余东海于南宁
首发于2020.09.21《议报》
http://www.yibaochina.com/article/display?articleId=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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