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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空椅子   中国政治研究的“理性人”假说 2020-05-12 05:58:19  [点击:4727]
中国政治研究的“理性人”假说

郑存柱

一、“经济人”和“理想人”的假说

笔者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曾经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干预政府——“经济政治学”初探》。原本是计划“再探”、“三探”继续写下去的,后来因生活所迫而下海,结束在高校的教职,也中断了原本的学术研究的人生规划。

一恍20多年过去了,这次却因“新冠病毒”疫情宅在家里,翻出了一些法学藏书阅读而打发时间。受到英美法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克拉彭公交车上的人”的假说的启发,进而写作本文,并且重新连接到20多年前的《干预政府》的写作思路。不过,不是延续当初的思路的“再探”,而是有了一个新的中国政治研究的“法学”的视角。

首先还是节选《干预》一文中与此文相关的三个段落:

经济学说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很多经济理论是建立在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式的假说的基 础上的。理性人的假说,是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分析和由此得出的经济理论关于人类经济 行为的一个基本假说。它意指经济决策的主体(居民户、厂商、政府)都充满理智,既 不会感情用事,也不会轻信盲从,而是精于判断和计算,其行为符合始终如一偏好原则, 他们所追求的经济目标体现着最优化原则。具体地说,消费者追求满足最大化,生产要 素所有者追求收入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政府则实现目标决策最优化。这种 理性人最早是以“经济人”(ECONOMIC MAN)的称谓出现在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 中。他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就是建立在此假说的基础上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种 假说,如果人们真的对生活的好坏抱着无所谓的态度,那么,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就很难 提出什么理论了。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有一个“隐性”的“理想人”假说。中国的各级政府是由代 表全体劳动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建的,政府的各种经济决策也必然考虑 全体民众的利益,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本质体现。各级政府的官员,也大多 是人民中的先进人物——共产党员,他们紧握拳头在面对鲜红的党旗宣誓之后,理所当 然地会抛弃任何私心杂念,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忠实的公仆。……基于这样的 理论逻辑和现实模范的榜样效应,我们无意识地形成了“理想人”的假说,即各级人民 政府的大小官员都是“理想”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一切为了全 体人民。从“理想人”出发,我们可以推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必要干预,也必然是为 了经济的更好的发展和更有效的运行。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落后现实使我们这一 建立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以及社会制度十分完善基础上“理想人”假说具有 非常明显的“乌托邦”色彩,而上至首都书记下至乡村一级的末品芝麻官的贪污腐败的 罪行的揭露,各省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的曝光,更让人们对政府官员的“理想人” 假说产生怀疑。
  
无论从共产党崇高的宗旨还是从政府组织职能角度出发,“理想人”假说都是政府官员 的应有之义。但是,由于信仰的淡漠,道德的滑坡,法制的漏洞,政策的失误,更由于 民主的不健全和少数利己投机分子的混入,“理想人”假说明显不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 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行为,是通过各级官员实施的,由于“理想人”不存在,那么政 府对经济的干预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偏差,这些偏差是政府选择干预手段规范市场所 必须付出的“干预成本”。问题是还有“另一只手”的存在,这只手不是以经济的有序 发展、市场的机制完善为目标,而是权欲熏天、利壑难填,把党和人民交付的权力当作 满足个人欲望和维护地方利益的工具,这在中国目前从计划向市场转轨的进程中表现得 十分露骨和触目惊心。西方经济学的“寻租”理论,也认识到来自政府的这只“看得见 的手”的存在,而中国的“另一只手”则更加肮脏,它是主要社会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

以上的三个段落,提到了两个假说。一个是理性人,也即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假说。因为理性人和法学范畴的“理性自然人”容易混淆,本文使用斯密的“经济人”。另外一个就是本人首创的“理想人”假说。以上的引文中有清楚的论述。

“经济人”假说早已为人熟知。“经济人”也和西方“自然人”的“利己”、“实用”等概念一脉相承。同样,基于这样的对自然人性的客观的认知,启蒙主义者就提出了“分权制衡”的政治主张,权力如果没有约束的笼子,必然会膨胀而独裁。目前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便是这一主张的体现。

“理想人”假说,因违反人性而变成空想。基于这个空想之上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也就无法获得坚实的现实基础。

二、“理想人”假说的另一个视觉盲点

其实,20年前,本人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的官员的“理想化”问题。今天,来自高层的越来越严厉的“反腐”措施,也从政策认知上默认了这样的“理想人”假说的不可能。既然靠主义的信仰教育和榜样的力量和党校的培训都无法保证“理想人”式的各级官员,那就只能承认人的自然本性,强化完善纪检、司法的监督和惩处的制度性建设,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失控。

但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却一直是一个盲点,也是造成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便产生的“国民劣根性”、“打到孔家店”、甚至“消灭汉字”的“丑陋的中国人”的反省认知。当下网络上类似的“从此不做中国人”的言论也随处可见。

这个盲点就是,持此种观点的人,也给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赋予了“理想人”的假说。这种理想化,既来自他们所反对的“修身养性齐家治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立德立功立言”和“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入世进取的儒家传统,也来自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榜样教育(刘胡兰式的不怕牺牲的英雄、雷锋式的好人好事、焦裕禄的人民公仆和种种爱国主义榜样)。然而现实中更多的腐败官员、南京的彭宇案例,造成今天中国世风日下、道德滑坡;国人在国际场合的种种劣迹,通过社交媒体和喧嚣的网络传播,和这些人心目中的“理想人”形成巨大的落差。于是,从反省国民性开始,到否定华人文化和儒家传统,最终极端地得出中国人的种族低下的结论。

另外一种表现,就是一些思想先锋和前卫的“先觉者”,往往会恨铁不成钢,在国人对某一特定事件发生的场合,保持沉默不语和旁袖手观而痛心疾首。他们本应该走上街头却选择下跪祈求;本应该为自己甚至他人的权利而挺身而出,要个说法,而现实中却只有“杨佳”这样的绝无仅有的异数。沉默的大多数岁月静好,隔岸观火,却不知自己也是被殃及的池鱼。因为相同的目标和价值取向而离开体制甚至离开故国,本应该抱薪取暖、团结一致,结果却互相攻击一团散沙。先觉者来自自我的主观性期待,和芸芸众生的客观性的反馈,有着落差巨大的云泥之别。于是多次的失望,积极的理想主义,一部分从零开始要进行“第二次启蒙”,更多的是选择离开,渐渐地销声匿迹于某个偏远而幽静的远郊。

无论是基于“理想人”假说的官员,还是普通的中国人,都是脱离现实基础的理想化的人物,不能说完全没有,却只能是凤毛麟角。所以建立在这一假说的经济政治制度,必然有先天的缺陷;所以建立在这一假说上对国人的主观期待,结果也必然是深深的失望。

这一认知盲点现象,在文学和美学上有类似的理论解读。接受美学、文本主义认为,一旦作者完成了自己的作品,作者的主观写作初衷,已经不是重点。作品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客观的存在,而读者只会从客观的文本中得到自己的解读,而这一解读有可能和作者的初衷大相径庭。因此,作者在写作之初,就应该了解读者的“期待视野”,这样自己的主观的意图才可以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当我们的理论前卫和实践先行者们提出自己的主张后,能不能有一呼百应,响者云集的效果,必然要对接受者有一个清醒而准确的认知。基于“理想人”的假说,是目前认知的盲点。因此必须摒弃这一假说,才可以认清民众的“期待视野”,才可以让自己的主观表达,得到应有符合预期的客观反馈。

而今天本文所受到的启发,则是来自英美法学体系中的著名的“理性自然人”的假说,因为我已经把经济学上的理性人一词用“经济人”代替,因此,我把法学上的“理性自然人”假说简化为“理性人”假说,用于对中国的政治分析之中。

三、“理性人”假说

“理性人”假说,是英美法学中常常用到的一个假说,用于一种客观性的标准的判断。英文的全文应该是“a reasonable person in the same or similar circumstances”,有的时候也会用“a reasonable person in his/her shoes”来表达相同的意思。

“理性人”假说最早来自于“克拉彭公交车上的人”(the man on the Clapham omnibus)这一假说。这里直接引用维基百科解释如下:

在英国法里,法院通过该模型判断案件当事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理性人标准。尤其对于过 失侵权的民事诉讼。克拉彭公交车上的人是一位有教养的、智慧而又聪颖的普通人。被 告的行为将以此标准予以检验。法官格里尔LJ (Greer LJ)在霍尔诉布鲁克兰兹赛车俱 乐部一案中(Hall v. Brooklands Auto-Racing Club (1933) 1 KB 205)运用了这个概念,即被 告应当符合注意标准以防被确认存在过失。

该词组由理查德·汉·科林斯MR爵士(Sir Richard Henn Collins MR)在1903年的一起涉 及诽谤的麦夸尔诉西方晨报案(McQuire v. Western Morning News)中首次用于法律用 途。他将其归功于鲍恩勋爵(Lord Bowen),后者在1871年蒂奇伯恩案(Tichborne case) 将其作为初级律师的辩护理由。布鲁尔辞典(Brewer's Dictionary)将首次使用的时点界 定于该案件。

记者沃尔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在19世纪描述伦敦的普通百姓时说道:“公共意 见就是那个坐在公交车后排秃顶男人的意见”。克拉彭当时在伦敦是一座不起眼的、人 来人往的郊区。其被视为平凡伦敦的写照。单词(omnibus)过去被用于称作公交车, 但自20世纪以后在审判领域得到广泛使用。

在加拿大,专利法就显著性的问题在著名的贝罗伊特诉维尔米特案(Beloit v. Valmet Oy (1986), C.P.R. (3d) 289)中借鉴了该词汇。在澳大利亚,“克拉彭特公交车”一词影响了新 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从而形成了“邦迪电车上的人”(the man on the Bondi tram)。 在香港,对应词汇是“筲箕湾电车上的人”(the man on the Shaukiwan Tram)。

从以上最后一段,类似的,我们也可以用“上海地铁二号线里面一位划手机的人”来指代一个当今现代化都市里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当然也可以用“早晨吃着油条送小孩上学的骑单车者”来更加具体化地指代普通的工薪阶层。

“理性人”的假说有三个要素:第一,这样的人是指各种情况都相似的一类人。比如一个成年人,一个小孩,一个医生。他们都分别指代相同情况的成年人、小孩以及医生。第二,处在相同或相似的境况下;第三,站在“他者”的立场。一个“理性人”,在以上的三个条件下做出的判断,就是一个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判断。

在英美法学中,使用最多的两个词一个是“reasonable”,“理性的”,或者“合乎常理的”;另外一个是“foreseeable”,“可以预见的”。“可以预见”也是指一个正常的“理性人”所应该预见到的。这两个词都是为了消除事实判断中可能存在的主观性和意外性的干扰,从而得到一个比较客观的正确的结论。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两个词用于以上的“先知先觉者”对普通大众的认知盲点的分析。你提出的任何主张,“可以预见”会得到来自“上海地铁二号线里面一位划手机的人”,或者来自“早晨吃着油条送小孩上学的骑单车者”的什么样的反应,则这样的反应就应该是来自普通中国人的“可以预见”的客观的真实的反应。如果没有得到你所期待的“可以预见”的反应,则表明你的主张要么是没有紧迫的现实基础,要么是自己在提出主张的时候没有预见性。也就是你没有设身处地地站在“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

除了我们要站在“他者”的角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相同或相似的“境况”、“环境”。一些政治主张的提出,往往没有考虑到“相同性”的限制。一个“理性人”在不同的境况下,是会给出不同的反应,得出不同的看法的。因此一种政治主张,在某种境况下是合乎逻辑的,然而在另外一个场合却可能无法自洽。当然,现实本身也是某种政治理论的历史产物,不是一成不变的。70年代末的中国现实和今天的中国现实有着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国内的一些理论学者和政府官员,往往一成不变的把差异性无限夸大,当作滞后甚至错误的理论的合理性存在的辩护,当作抵制拒绝前瞻性政治主张的借口。“中国特色”就是这些学者和官员万能的“挡箭牌”。

四、“中国特色”的误读

“中国特色”的最初提出,乃是来自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冲破“经典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社会主义实践进行“修正主义”批判的理论辩护和解释。理论上,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在“相同的社会条件”下应该是相同的。而中国的“特殊境况”,必然会产生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描述完全不同的现实表现。因此“中国特色”正是失去“相同的社会条件”的必然的历史产物。这一理论辩护和解释,解除了经典理论的条条框框的限制,邓小平甚至干脆用“不争论”来应对保守派的诘难。八十年代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勃勃生机,“中国特色”一词功不可没。学界和政界用“思想解放”来形容当时的理论开放和活跃,而思想一旦获得自由,各种学说和主张自然纷纷出现,为全方位的经济改革实践进行合理性辩护,也为跃跃欲试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大胆的设计和宏伟的蓝图。

新的世纪本来应该有新的曙光,然而20年以后的今天,“中国特色”却被误读:在政治领域,从推动改革前进的理论车头,变成了阻挡社会进步的最大托词;在社会领域,从丰富多样的精彩纷呈,变成落后、缺点的合理借口;在理论领域,从“走向世界”寻求他山之石,到对人类普世价值和共同的精神财富的断然拒绝。

除了以上的误读,我们也不能忽视特色的中国,的确有一些与其他国家阶段性的不同和区域性的差异。当今的中国特色,是政治理论既有底线也很模糊;是韬光养晦和世界老二的过度;有社会前进的必然趋势,也有回归文革的蠢蠢苗头;有宪法上白纸黑字保障的政治权利,也有对《方方日记》的口诛笔伐;有二代的特权基因也有新兴的利益阶层;有固有体制的福利保障也有自由发展的红利诱惑;有主义产生的“社会公平”的意识,和历史积淀的“天下为公”的传统;有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更有教育熏陶下的国内举报老师、海外齐声国骂的爱国青年……凡此种种,就是我们需要认识并考虑的中国特色的“历史和现实的境况”。

五、结语

因为早已脱离学术研究的环境,限于时间和资源,本文也只能是20多年后的另外一篇“初探”。借用法学领域中的“理性人”假说,作为分析和研究中国政治的另外一个独特的视角。我们第一步要抛弃乌托邦式的“理想人”的假说,然后基于“理性人”的假说,不要忘记理论的背景和适用的“相同的境况”的限制和“有特色”的中国社会现实;不要忘记我们的期待对象是“上海地铁二号线里面一位划手机的人”和“早晨吃着油条送小孩上学的骑单车者”这样的芸芸众生;自己再尝试去穿一下别人的“鞋”看看是不是合脚。反观一下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行动的计划,是不是地铁划手机上班或骑车送小孩上学的人当下最紧迫的想法和最实际的需求。

此文,特别献给和我一样的同类人,希望抛弃“理想人”的假说之后,基于“理性人”的视角,会不会看到不同的政治风景?

2020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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