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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所跟帖: 老王社长 张宏良先生为何要几年反复地造谣?   2019-07-04 21:29:07  


作者: 老王社长   关于“曼谷会议”,简复网友两个问题 2019-07-04 21:30:56  [点击:4089]
关于“曼谷会议”,简复网友两个问题


一、“曼谷会议”
2014年9月,习近平在中国新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讲话,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口号。他说,“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

我觉得说得好。若习主政后,在“协商民主”这点上,真认真去作了,对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是会有所突破和进步的。应该响应。既然协商民主“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我就发起先作起来罢。我发起组织国内外“各方人士国是曼谷座谈会”,向当时国内外右翼的“公知精英”,知名的左翼理论家活动家及各海外民运领袖,都发出了邀请,请他们坐到一起来座谈,协商,找出一个有关国家政治改革诉求的“公约数”(习近平语)来!

中国的政治协商,当然就应该是中国全体人民的事,不应该只是某阶层,某派,某种意见的事,更不应该只是1949后的所谓“八个民主党派”花瓶式的“万年政协”“万年人代”的事。中国的政治协商,应该与时俱进,应该及时反映出中国近数十年改开后的阶级关系变动和社会各阶层新涌现的代表性意见人物的意见。这才是真正的“协商民主”。邀请发出后,各方回复允诺赴会的知名人物很不少。

我向国内有关部门写信,谈了我的“曼谷座谈会”设想。不指望他们支持,只希望他们不要干扰。开始,他们的回应蛮积极的,建议多邀请些左派,少邀请些右派。但会议临头,又变成了全面阻扰,禁止国内人士与会。如戴晴女士已到了泰国,亦被严令不得与会。

座谈会仍如期举行。规模不大,但有代表性。那时的国内重要左翼意见人士秋石客、仲大军、项观奇等与会了,海外那时和至今的最重要右翼政见代表人物杨建利等与会了,中间道路的,“党主立宪”倡导者冯胜平等与会了。会中不乏各种论题的激烈辩论(如毛泽东评价问题等),但最后还是找到了“公约数”:中国左、中、右各社会力量,都应为敦促和推动中国政府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宪法条款而努力。然后,将这会议达成的左中右共识和政治“公约数”,写进了《国内各方国是曼谷座谈会纪要》,发布。这是曼谷座谈会最积极成就,起码,它开创了现时中国左中右人物不敌对,能坐到一起和平协商讨论国是的先例。

不知为何,会后,张宏良先生却大恼其火,开始以“最最革命”“最最左派”的吓人面孔,大肆攻击秋石客等与会的左翼人物搞所谓“左右合流”,再不断造谣,先散布一个别有用心人伪造的要求释放刘晓波的《曼谷会议纪要》,又信口雌黄,说是曼谷会议是美国中情局出钱召开,云云。被驳斥后,这谣张先生还要一直造到今天,只稍变,改成了“美国国会专门拿出一笔钱”了!张宏良先生大概不知道,美国国会给谁了钱,是网上公开可查的。

二、“给钱”问题
老王二十几年前流亡海外,就发现,海外民运必须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或各类背景基金会的金钱支助,才能维持下去。但这一来,作为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还能坚持民运初心为中国的前途,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性质吗?开始,我也接受王炳章的这种说法:“我不管钱从哪里来,我只问钱用到哪里去!”但后来发现这也许短期行,长期不行。拿了人家的钱,就最终要站到人家的立场,为人家的利益说话。典型例子是王军涛王丹。在克林顿当政辩论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时期,王军涛王丹主张“无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这就与民主党国会领袖南希.波罗西意见发生了冲撞,引起不快,受到了各方的攻击。之后,王军涛王丹便处处站到了对华极端的立场,在台湾,则完全站到了民进党台独立场,拿台独钱,说台独话。甚至为国民党所不齿。魏京生更不必说他,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办“魏京生基金会”,拿钱的。自居民运“万年主席”,为什么可以?说是因为“洋人认我!”。还真是。我发现,只要美国认他,钱给了他,无论其怎样的胡说八道,民运都只能维护他,认其为“父”(“民运之父”),为他抬轿子。这究竟是谁在“民主”?老王不愿拿这类基金会一分钱。老王只能与海外民运保持距离。

但老王又明白,任何政治运动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钱从哪里来?从政治认同你的朋友们那里争取捐助而来?一次两次,可以;长久,是不可能的。老王召集的曼谷座谈会,就来自一位商业有成的老乡的资助。其实不多。机票与会者大体自行负责外,无非也就是泰国消费水准的会期三两天的宾馆食宿,几千美元而已,对一个成功商人,这几千算不了什么。但即如此,也难启口多次要求的。

怎么办?一个革命中的政治运动,政治团体或政党,看来它长期的资金出路,就只能依靠某国的政府资助。舍此无门。孙中山没法全靠洪门,他必须寻求日本、苏俄的资助;列宁必须秘密寻求德国的资助;幼年的共产党,只能依靠莫斯科共产国际资助。于是,在满洲发生的俄华民族利益冲突中,“工人没有祖国”的中共,只好站到了苏俄利益一边,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这条“国际派”路线后虽为毛泽东所纠正,但它毕竟为中共党史留下了难堪的一页,至今,仍常作为“中共卖国”的把柄,为海内外反共反华人士所乐用。

那么,一个政治反对运动,是否可以“曲线民运”?在它幼弱时,接受和利用他国政府的金助,违心喏喏,待自己强势了,拥有资金来源了,再与金主翻脸,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呢?实话说,这个问题,真不好回答,老王至今,还没能想透!故老王自己,虽从不拿各国各基金会的钱,但又从不攻击海外民运拿钱(除非他个人贪占,如王丹),只提醒他们:注意言行的分寸,留下转圜的余地。


2019年7月4日
最后编辑时间: 2019-07-04 21:4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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