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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胡平   从“文革不是什么”来看“文革是什么” 2018-10-31 19:46:21  [点击:10363]
从“文革不是什么”来看“文革是什么”
胡平

如何给文革定性,众说纷纭。我以为,要弄清“文革是什么”,不妨从反面着手,先弄清“文革不是什么”,弄清了“文革不是什么”,“文革是什么”就比较清楚了。

一 文革不是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

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文革就是毛泽东号召“造反有理”,发动群众批斗当权派。我不赞成这种观点。

不错,文革和毛时代其他的政治运动相比,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在文革中,曾经一度,毛泽东竟然号召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在那时,群众可以写大字报办小报,组建战斗队组建战斗兵团,开大会开小会组织游行以及在全国各地大串联,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旗下,群众可以对几乎各级领导干部“炮轰”“火烧”,甚至关牛棚土劳改,甚至夺他们的权。你可以说,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是文革的最大特点;但你要是以此来为文革定性,断言文革就是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那就错了。

因为在整个文革期间,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只是其中一段而远非全部;即便按照三年文革论也只是其中的一段。此其一。第二,事实证明,毛的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只是权谋,毛只是把群众当工具而已,一旦用完就抛弃。在各级革委会纷纷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不久,毛泽东随即就发动了“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等运动。这些运动实际上就是对造反派对群众的反攻倒算,秋后算账。

这里,尤其要谈谈“清查五一六”运动。

杨继绳先生在《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一书里指出:“文革中整人时间最长、受害者最多的运动是清查'五一六'运动。这个运动发端于1967年8月,高潮是1970年和1971年,1972年基本停止,直到1976年才不了了之。受到清查的人以千万计,整死人以10万计。”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人数远远超过运动初期“五十天”打的反革命的数目;最讽刺的是,那些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然后被平反成了造反派头头乃至进入革委会的人,除了中学生造反派之外,几乎都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又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所谓“清查五一六”,实际上就是镇压造反派。这一点杨曦光(即杨小凯)早就看透了。在党中央大张旗鼓地展开“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时候,杨小凯正戴着“反革命”的罪名在监狱中服刑。杨小凯和难友交流思想,指出:“清查五一六”就是迫害造反派。“清查五一六”运动是老毛从支持造反派到迫害造反派的转变。杨小凯认为,“这次迫害造反派,表面上周恩来十分积极,但发动者却是老毛。”杨小凯还说:“按‘五一六’的罪状,所有造过反的人都可以算‘五一六’,但‘五一六’实际上是个并不著名的几十个人的北京学生组织,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所以当权派可以按他们的喜好任意将他们不喜欢的人指称为‘五一六’,加上‘五一六’是反周恩来的,老毛也可以用反‘五一六’来讨好周恩来。”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转过头来,从支持造反派变成镇压造反派呢?我以为其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当初毛泽东发动群众造反,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一伙政敌,实行大清洗,一旦这个目的达到了,作为工具的造反派就失去利用价值了。又由于要树立和维护所谓新生红色政权的权威,要重新确立党的领导不可侵犯的原则,这就需要约束和禁止种种“犯上作乱”的造反行为,可是群众造反本来是毛泽东大力鼓动的,毛不好公然的出尔反尔,于是他就借助于一个莫须有的口袋罪,对造反派严加打击,以儆效尤。另外,在前阶段的运动中,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受到冲击,现在虽然重新掌权了,但肚子里都还有很大的怨气,毛泽东要安抚他们,就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出气。而这些干部自己既然不敢直接对毛表示不满,因此也就把怨气都撒在群众身上,借“清查五一六”之名对造反派反攻倒算。

文革过去五十年了,可是有关“清查五一六”的背景和内幕,当局仍严格保密。这正好从反面证明,在“清查五一六”的问题上,林彪、四人帮并没有多大责任。仅凭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就可以断言,“清查五一六”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因为倘若没有毛的发动和认可,这场运动根本不可能搞起来,更不可能搞得这么大、这么长。此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应是这场运动的直接指挥者。因为正是周的几次讲话,把“五一六”变成了莫须有的口袋罪。外交部有一半人被打成“五一六”,而外交部一向是周的地盘,周对外交部“清查五一六”的情况不可能不知情。可见周下手之狠。如此说来,直到今天,当局仍然要对“清查五一六”的背景和内幕严加保密也就很可以理解了,因为它需要维护维护毛、周的形象。那些赞扬文革的人都故意回避“清查五一六”运动。因为他们知道,一碰到“清查五一六”运动,他们对文革、对毛的一厢情愿的美化就统统站不住脚了。

到了文革后期的1974年,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有些地方的造反派,本来已经偃旗息鼓,这下以为又可以造反了,于是重整旗鼓,蠢蠢欲动,打算再把大字报贴上街,恢复或重建造反组织,可是立即遭到当局制止。可见,就在毛泽东仍然健在的时候,毛也不让群众再造反了。

诚然,文革中的群众造反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但它也是毛泽东镇压下去的。请注意,对造反运动的压制是在各级革委会纷纷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才大力开展的,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大力开展的,因此无论如何,你不能把这笔帐算在走资派、算在官僚集团、算在反文革路线的头上;这笔帐只能算在毛泽东本人头上,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头上,算在文化大革命头上。因此,把文革定性为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是违背事实的,是不成立的。

二 文革不是反官僚集团

另一个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文革是反官僚集团。

文革最怪异的一点莫过于,身为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竟然号召和鼓励群众起来批判和冲击他所领导的共产党;毛泽东本来是最大的官,可是他却号召和鼓励群众起来批判和冲击那个支撑其权力的官僚集团。不少人正是根据这一特点,把文革定性为反官僚集团。

不难看出,这种把文革定性为反官僚集团的观点和上面提到的把文革定性为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的观点很类似,几乎是一枚铜币的两面。因此,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否定这种观点。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另外还有两点。一、把文革说成是毛泽东摧毁他仍是其最高领袖的党,摧毁他仍是其最大的官的官僚集团,这种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在当时,党是被领袖所代表的,整个官僚集团是被其最大的官所代表的。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个基本特点。整个运动都是以领袖的名义、因而也就是以党的名义进行的。在整个运动期间,党和领袖一样都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有大量党的机关和党的官员遭到清洗,但那都不是以反对党的名义,而是以保卫党的名义进行的;被清洗者都被指控犯有“反党”的罪行(所谓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另外,军队的党组织基本上未受到冲击。我们知道,1968年秋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活动的批示》,毛进而提出“吐故纳新”,党组织广泛吸收新党员,并把大批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由此可见,文革与其说是摧毁党,不如准确地说是整顿党,是对党的大换血、大整顿。

二、大独裁者都不喜欢官僚集团,然而他又深知他离不开官僚集团。在更大程度上,毛和官僚集团是一体的。毛并未打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毛时代的中国,是高度的党国一体,党政合一,因此我们可以用党来当作国家机器或官僚集团的同义词或曰党天下。我们知道,在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时,张春桥曾提议把造反夺权而成立的领导机构叫做公社,毛泽东没同意。毛泽东说:“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可见,即便在群众造反夺权的高潮期,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满天飞,在各级党委都被炮轰火烧而陷于瘫痪之际,毛泽东尚且都没打算放弃党,没打算用群众组织取代党,没打算用所谓巴黎公社取代党委,没打算放弃党的核心地位,没打算改变党天下,何况其他时候呢。

像毛泽东这样,发动广大群众对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进行批判的做法,可视为古代僭主统治术的现代运用。亚里士多德指出:“猜疑是僭主政体的特征。君王都由其朋从为之维持和拥护;至于僭主,却别有他的经纶: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谁都想推翻他,但只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们最不宜信任,对他们是应该特别注意的。”为了防范其朋从“篡党夺权”,僭主有时就要利用下层民众。僭主有时故意放纵奴隶等地位更低下的人。这些人一般不至于对僭主的威势不满,不至于参加反僭主的活动,他们往往更嫉恨主人或其他地位较高的人,因而乐于揭发主人,热衷于把大人物们扳倒或拉平。这种人也就更会乐于僭主的统治,就像乐于平民政体一样,而僭主也就乐得作出一副“小人物”保护者和“平民领袖”的姿态。共产极权制度不同于传统的君主政体而与僭主政体更相似。一方面,最高领袖必须借助于庞大的党组织或曰官僚系统才能实行对全社会的严密控制;另一方面,党组织或官僚系统——尤其是其上层——本身又可能成为领袖贯彻自己意志的某种障碍,甚至成为领袖权力的直接威胁。因此,精明的领袖就使用两套手法,一会儿利用党组织去压迫民众,一会儿又利用民众去整治党组织。毛既是党主席,是最大的官,又好像是受党组织、受官僚系统压制下的人民群众的领袖,集两种对立角色于一身,其奥秘就在于此。毛泽东是因为担心共产党的各级官员不那么顺从不那么听话了,所以才发动和利用群众起来批斗当权派,借群众之手完成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清洗,然后再重建官僚系统,使官僚系统成为他个人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并把造反的群众再打下去,从而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独裁。
三 文革不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国或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

也有人认为,文革是毛泽东实现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国,是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如果要为这种观点找根据,那么最重要的根据莫过于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封信,这封信后来就被叫做五七指示。五七指示提出,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2013年12月,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发表文章《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章写到,1966年5月13日,毛泽东在上海召见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征求他们对五七指示的意见(在座的还有江青)。

根据戚本禹的回忆,毛泽东说,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批评哥达纲领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主席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

接下来,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都对《五七指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随后,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七指示》作为重要文件正式下发。文件称《五七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1966年7月,陈伯达提出要写一篇关于《五七指示》的社论,以引起全党和广大群众的重视。在起草社论纲要时,陈伯达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共产主义蓝图”这个概念。陈伯达说,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具体的规划,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则是一个具体规划,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宏伟蓝图。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其中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戚本禹还写到,他当初对《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得还很不够,没有想到《五七指示》和文革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讲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

按理说,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五七指示》应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破”的纲领,那么,《五七指示》就是“立”的纲领。然而在现实中,在整个文革期间,五七指示的影响和作用却相当有限。在当时,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对毛的狂热崇拜与信仰,那种激情澎湃,热血沸腾,过来人记忆犹新,并留下大量的文字记述,还有许许多多的照片和影像。可是相比之下,对《五七指示》这个伟大领袖亲手描绘的共产主义蓝图,人们给予的关注和热情,却少得很不相称。

如前所说,《五七指示》首次公诸于世,是在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当时只是公布了它的内容,还没有称之为《五七指示》。在那时,文革正处在“破四旧”的高潮,一般人的注意力都没有放在《五七指示》上,直到1967年10月,中央号召大中学生“复课闹革命”,又提出《五七指示》;可那时学生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打派仗或批判当权派,基本上连“课”都没有“复”,注意力依然没有放在《五七指示》上。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为机关干部劳动锻炼的农场,取名五七干校。同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称“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并引用毛泽东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于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此后全国各地都纷纷办起了五七干校。五七干校虽然是以“五七”命名,但实际上不过是给当时大多数靠边站、即不在领导职位上或原来工作岗位上的干部们下放劳动、改造思想的农场,因此和《五七指示》的本意不一样,不是一回事了。

翻一翻这么多年来各色人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记述和回忆文字,查一查文革期间影响较大的文章和大字报,看一看当年革命小将们写的日记,我们可以发现,提到《五七指示》的很少,大多数对《五七指示》提都没提。这就是说,即便在最狂热的年代,即便在它发布的当时,《五七指示》其实也没有显示出多么令人心醉神迷的巨大魅力,也没有在现实中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和作用。

现在,人们在反思共产主义运动时常常说: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带来那么多暴行和罪恶,就是因为它许诺了一个无比美好的理想社会;正因为目的是如此美好,以至于人们认为可以为之不择手段;为了建立人间天堂,所以才修建起古拉格。可是在实际上,那个由伟大领袖亲手描绘的共产主义宏伟蓝图,当它以具体的规划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却并不曾激起过我们的无限的向往和狂热。这就为我们反思文革、反思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新课题。文革中群众表现出来的狂热,很难归结到五七指示的激励。我们没有理由把文革定性为毛泽东实现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国或曰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

四 文革主要是权力斗争,但不纯然是权力斗争

以上,我简要论述了文革不是什么。下面,我再来讲讲文革是什么。

我认为文革主要是权力斗争,但不纯然是权力斗争。

毛泽东在1958年搞大跃进,搞三面红旗,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犯下滔天大罪,从此做贼心虚,唯恐大权旁落,被别人篡党夺权,唯恐死后象斯大林一样被清算。所以毛要发动一场大清洗,以维护自己生前的权力与死后的地位。

其实,文革的这一性质在文革发动之初的两个重要文本里就已经有所透露。一是姚文元发表在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是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姚文元批判吴晗的剧本是借古讽今,他特地联系到“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帝、修、反“发动反华高潮”,“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这就不打自招,点出了毛的心病之所在,原来就是害怕别人追究三年大饥荒的罪过(毛嫌姚文没打中要害。毛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在庐山会议上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就不但坐实了毛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的做贼心虚,而且也表明了毛发动文革是为了针对党内高层同僚)。林彪的518讲话强调“反政变”。林彪说:“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其后不久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明确讲到,这次运动“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调整。”这就讲明文革是一场旨在维护毛的最高权力和身后地位的大清洗。

文革是一场权力斗争,但它不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如果纯粹是权力斗争,也就是说,斗争的双方在方针政策或曰路线上并无重大分歧,那就意味着在这场斗争中,无论谁胜谁败,除了对卷入权力斗争的人们的命运之外,对一般社会面貌和普通民众的生活都不会产生显著影响。文革显然不是这种情况。毛刘之间确有路线分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对所谓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欲加之罪”,是“莫须有”,这是需要认真分清的。刘少奇真的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显然还谈不上。此其一。第二,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应当看到,毛在文革中提出的不少主张或理念,有的只是掩饰错误的将错就错,有的则不过是权谋或权宜之计。这就是为什么毛提出的很多主张,要么大而化之,缺少具体规定;要么前后矛盾,让人无所适从;要么虎头蛇尾,脱腔走板,不了了之。

譬如在经济政策上,毛知道他在大跃进时搞的那一套行不通,但他又要证明后来刘少奇搞的是“修正主义”该否定,可是他却拿不出新的一套来取代,于是他就只好满足于提口号,增加政治运动的频度和力度。在政治方面,文革初期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原则。毛在肯定聂元梓大字报时就讲过这篇大字报是“二十世纪的北京公社宣言”,十六条里明文规定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可是等到1967年一月风暴,上海造反派夺权打算取名“上海人民公社”时,毛却表示不赞同。十六条中规定的全面选举只在一些单位成立文革会或革委会时实行过(当然,那还谈不上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地区的革委会没有一个是通过普选产生的(包括夺权样板的上海市革委会)。就在1967年3月,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谈到革委会的建立,闭口不谈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而是提出由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解放军驻军负责人和党政机关革命干部“酝酿协商”。等到了1968年2月,红旗杂志文章干脆说“迷信选举是一种保守思想”。五七指示被认为代表了毛的“立”的主张,可是这一指示并未大力贯彻认真执行,五七干校既是以该指示命名,看上去应该是五七指示的试验田,但到头来它只不过是靠边站干部的集散地罢了。

一直有人把毛发动文革说成是为了实现他的平等理想。此说实大成疑问。且不说在五一六通知等文件中总是对平等严辞批判,其实就连毛所盛赞的延安精神也和平等相去甚远。中共在延安实行的是“一国两制”,供给制祇惠及中共集团内部,并不包括边区的普通百姓。再说延安的供给制也是“衣分五色,食分九等”(王实味语),等级分明得很。共产主义理想是要消灭三大差别的,可是偏偏是在中共掌权之后才有了城乡户口二元制,扩大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并使之制度化。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奥维尔的《动物农场》里的那句口号——“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动物比另一些动物更平等。”再举一例,文革废除了高考制度,把中学生全数赶下农村,遇到推荐上大学和招工参军等机会,由于没有硬标准,凭藉关系走后门大行其道。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弟占了极高的比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要反对走后门,这时的毛却说走后门的也有好人。这实在比文革前还更不平等。再者,我们知道,关于平等主义有一个著名的悖论:一场大规模的推行平等的政治运动,需不需要领袖呢?一旦有了领袖和群众的区分,他们之间还能是平等的吗?大概没人会否认,毛时代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毛本人享有极大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文革时代的中国,权力的不平等是举世罕见的。仅此一端,就是对毛发动强调是实现其平等理想这种说法的莫大讽刺。

如果上面说的大致不错,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毛发动文革主要还是为了权力,理想和理念更多的只是藉口,是手段。毛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但文革给人的整体印象却是破多立少,只破不立。其实这正好说明毛并非有自己的一整套成熟成型的东西,他只是急于否定别人而已。

不少人问,如果文革的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那何必要采取文革这种形式呢?文革前夕,毛泽东曾当着刘少奇的面说:“我只要动一根小指头就能打倒你。”此话或许夸张,不过若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确实没有必要非搞文革不可。

但问题是,沿用49年以来党内斗争的惯例,很难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因而也就很难防止刘东山再起。在1967年1月17日,“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经响遍全国,毛在接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还假惺惺地说:“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打倒一切,对刘少奇、邓小平,我的意见,在召开下次党代表大会时,还是应该选举为中央委员。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是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注意这个“可能红卫兵不同意”:现在我们都知道,就连“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其实也是中央文革小组向红卫兵头头面授机宜才提出来的。这就是毛要摆脱党内斗争的成规而假借群众搞群众运动的原因。

说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在党内确有不少干部比较认同刘少奇。刘主持工作以来,颇有成效,势力大增,毛泽东对开展党内斗争并无把握,八大之后迟迟不敢开九大就是明证。毛的行事风格是一不做,二不休。他要一举铲除刘的体系,并借此给其他大大小小的干部一次震慑。由于要打倒的干部和陪绑的干部都太多,不可能通过传统的党内斗争达到目的。再说,毛还要大力提拔亲信和新人,而这些亲信和新人原来的职位太低,循常规不可能使他们坐直升飞机占据要津,这也是毛要采取文革这种非常手段的一个原因。


2018年7月9日于纽约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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