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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博讯螺杆   ZT 自古愤青多误国 2018-06-08 13:21:51  [点击:599]
自古愤青多误国

逆行斋主人/文

题记:有感于近期发生的一些事,遂写此文。

一、现代的“愤青”

“愤青”一词,就其来源本自西方,它的产生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欧美左翼思潮的兴起,西方媒体渐渐开始用“愤青”这个词来指谓那些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的叛逆青年。在美国的代表便是60年代的嬉皮士。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在国际上,中国却不断遭遇制裁与“遏制”。外部环境的变迁,刺激了民族主义在90年代的初潮。标志性事件便是1995年的“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和随后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全国风行。在这些强刺激下,中国的民族主义迅速崛起。而此时,愤青概念也开始异化,逐渐与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联系在一起,以反日反美为主的排外式愤青被冠以民族主义愤青之名,渐渐成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代名词。

人们惊讶地发现,不经意间,民族主义愤青已如雨后春笋般占据了互联网里大大小小的山头。而随着中国大陆的互联网迅速发展,人群的扩大,这一部分具有极端思维的人更容易吸引媒体和民众的目光,而其队伍逐渐壮大,思想日益复杂,并且有网络虚拟个体与现实实在个体关联的扩大化趋势。现在的愤青,已经不局限于网络之中,更多的人走向街头,表现自己的主张和情绪。

概括一下,“愤青”是指思想偏激、情绪化,有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沙文主义思想、言论和行动的青年。

“愤青”并不是现在独有的产物,中国从古至今,一直有类似“愤青”这样的群体存在,这就是所谓的“清流”。

二、古代的“清流”

有明确说辞的“清流”是在东汉末年。当时政治黑暗,宦官、外戚交替保持朝政,垄断仕途。这时的选举、征辟,都要按照他们的爱憎行事,这就严重地侵夺了士人的上进之路。这一时期,太学生已发展到三万余人,各郡县的儒生也很多,他们上进无门,就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 品覈公卿,裁量执政。”这就是所谓的“清议”,在当时的社会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 太学生此举引发了著名的党锢事件。

自此以后,“清流” 就成为封建朝堂上一个政治派别的名称,主要由国子监、翰林院、御史台、给事中等官员构成。他们评议时政,上疏言事,弹劾大臣,指斥宦官,对外反对列强蚕食,对内主张整饬纪纲,对朝政有很大的影响力。

从“清流”的构成成分就可以看出,这些人基本都是文人,言官,不太负责具体事物。因此,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和那些督抚、尚书等事务官员有不小的区别。“清流”们以圣人子弟自居,以卫道正风为己任,讲究气节、风骨,强调华裔之别。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持坳过甚,眼高手低,则难免于事无补,最终反而走到危害国家,或者说是祸国殃民的道路上来,特别是在异族入侵,亡国灭种危机之秋。

三、南宋、蒙古与金

蒙古崛起之后,虽然多次战胜金国,但终究无法消灭金国,只得寻求与南宋合作。如果当时南宋对蒙古的灭金战争选择不作为,至少可以赢得30年的准备时间。然而,靖康之耻激起的全国性的仇金情绪,造成南宋外交战略失误。虽然当时有清醒之人反对,但很快被弥漫全国的仇恨所淹没。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南宋不能理智地放下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的仇恨,与蒙古联合灭金,走上了自掘坟墓的灭亡之道。

一个“愤青”提出了著名的“据关阻河,光复三京”北伐蒙古议案,意思是趁蒙古在中原立足未稳,把蒙古人赶到黄河以北,再以重兵防御潼关—黄河一线,与蒙古隔河而治。南宋朝野被这封不切实际的奏折深深打动,不懂军事的文人们纷纷主战,不顾灭金战争中同蒙古并肩作战的将领们的反对,终于走出了错误的一步,南宋大军北伐蒙古。结果北伐大军全军覆没,安然南返者十中无一。蒙古大汗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略曰:“今诸国已服,唯江南一隅,尚阻声望。朕愿躬行天讨……”于是乎,蒙古三路大军南下,南宋灭亡。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宋灭亡前的德祐元年正月,文武百官只有6位大臣出现在朝堂上。当初那些主战的“愤青”们,全部逃亡,只丢下小皇帝和谢太后孤儿寡母加上6个大臣一共8个人。二十四史中如是曰:“南宋启衅,自招入侵。”(《宋史》卷四十七•本纪第四十七)可见“愤青”之误国。

四、大明、李自成与后金

到了明末,历史再一次重演。

明朝末年,朝廷面临李自成、后金两面作战的态势,而当时明王朝的国力根本无法同时支撑起两场战争。唯一的解决方法是与一方求和,集中力量进攻另一方。可朝堂上的无论东林党与阉党,还是浙党、楚党与齐党,大家都只看立场站队,不问是非对错,挥舞着“道德”与“正义”的大棒互相攻讦。不少人一开口就是“民族大义”“国家兴亡”“仁义道德”,实际却是为一己一小团体的私利,更没有人愿意为皇帝背黑锅。每次一准备和谈,群臣都像打了鸡血一样群情激奋:和谈就是“汉奸卖国贼”,宁愿大明不长草,也要收复辽东半岛!

后来,山西陷落,李自成兵锋已近京畿,火烧眉毛之际,北京眼看不保,左谕德李明睿、都御史李邦华、户部尚书倪元璐等一批人先后上疏南迁,崇祯皇帝也有这个想法,遂和和大臣商议对策。有的说既然皇帝不能走,可以让太子走。但时任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却拍案而起,“大义凛然”地痛斥这种逃跑主义、投降主义行为,认为扰乱了大明人心,应当杀李明睿以安天下。一声“投敌怕死”,就把连崇祯在内所有的的人都吓住了。是啊,面对来犯之敌,不能起身反抗,反要躲避他乡,不是贪生怕死胆小鬼又是什么?这样的道德高压,无人可与争锋。

试想一下,假使崇祯到了江南,凭借江南财赋与兵源,整军经武,大张挞伐,大明、大顺、大清究竟鹿死谁手,尤未可知。再假如太子到了江南,江南抵抗力量就有了明确的正统旗帜,弘光、隆武、永历正统之争也许会避免,南明也许会和南宋一样。

貌似最忠君爱国,实则将君国置于危险之中。

顺便说一句,当时反对南迁最激烈、最坚决的人,投降清朝时最积极。”

五、甲午战争、“九一八”与“西安事变”

近代以降,西方列强屡屡侵犯我国,在此大背景下,清谈家口中又增添了一枚最用力的武器:汉奸、卖国贼。

甲午战争前夕,了解敌我力量对比的李鸿章深知不能轻启战端,否则必定一败涂地。但他的政敌,清流翁同龢不断用汉奸、卖国贼的大帽子来压他,迫使李鸿章出战,结果是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无奈和日本签订了《甲午条约》。

而就是这个主管户部的翁同龢,宁肯动用军费给慈禧老佛爷修颐和园,也不给北洋水师拨军费。

到了二十世纪初,面对关东军的挑衅,国民政府陷入是“战”还是“和”的苦恼,蒋介石最终采取“忍辱负重”的对日退让政策。曾在日本留学并熟知日本军力的蒋介石认为,中国国力不能与日本相比,战胜日军几乎不可能,应该尽可能延迟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抢抓一切机会发展中国的工业,包括军工业,为最终的中日决战做好准备。“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都有一股力量企图把战争局限在东北。同样,也都有一股力量在积极推动战争扩大化。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的学生运动日益高涨,纷纷到南京请愿,要求对日宣战,不撤兵则不交涉。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被殴,外交部遭砸,上海市长张群挂冠以去。美国南伊利诺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天威针对此说:“凡此种种,无不为侵略者添翼。”

“九一八”事变与其说是日本侵华战争的起点,不如说是中国“黄金十年”的结束和国民革命走向失败的开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被迫将主要力量放在对抗外侮上,没有机会在兵连祸结后休养生息以图自强自立,发展民族经济,建立民主共和国家。

同样的事例还有西安事变。

由几个激进青年策划的西安事变,差点酿成大乱,险些亡国灭种。多亏国、共、苏上层稳健派占了上风,决定和平解决,才使西安事变成了改变现代中国命运的历史转折点。

西安事变是以逼蒋抗日为借口发动的,可令人搞笑的是,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大部分后来却投身日本或汪伪政权。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担任了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等。抗战后因汉奸罪被捕,1946年被国民政府处决。在西安事变中最忠实执行张学良的捉蒋命令的东北军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后来担任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1943年失去了日本人的信任被毒死。当时大名鼎鼎的“三剑客”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最终也都当了汉奸。孙铭九担任了汪精卫政权驻河南的特派员,后来又跑到山东当了伪保安副司令。应德田当了汪伪政权的河南省教育厅厅长。苗剑秋西安事变后顺利出境到了日本,当了汉奸。

六、谁是中国的脊梁?

为什么“愤青”多误国?

盖因古之“清流”,现之“愤青”,多是坐而论道之辈,自身没有处理实际事务的责任,因而可以想说啥就说啥,啥好听,啥符合大道理就说啥,反正又不用我去处理。一旦在实际中出了差错,也可以把责任推给实际操作的人。翁同龢之流,先是逼迫李鸿章出战,等战败了,又把责任全推到李鸿章和他的北洋水师身上,反正翁同龢他们是一点责任也不用承担。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招来清议纷纷。这些清议,只讲情理,全不顾国势,他们不负实际责任,只凭着一张嘴巴,一旦惹出祸来,他们都会躲得远远的,还得要做事的文武们去收拾局面。对这些空谈,本可完全不理睬,但可恼的是他们能哗众取宠,博得舆论的支持,对局中人掣肘甚剧,老辣如曾国藩者亦无计可施。后来接替曾国藩的丁日昌就这样说过:“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然一唱百和,亦足以荧视听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每读书至此,不禁痛哭流涕。”

古往今来,凡是耍嘴皮子的,总爱唱高调。古代是满口忠君爱国、忠孝节义;现代则是爱国不离口、革命不离手。凡是干实事的,都有点不识时务,明知一件事不好干,也有可能干不成,即使干成了也要背上“汉奸”、“卖国”的骂名,但也要劳神费力地去干。结果,干实事的总打不过耍嘴皮子的。

但,推动历史前进的,归根到底,要归功于干实事的。包括我们今天能在这里上网、发帖子、发牢骚,都是归功于那些埋头肯干的先贤们。

谨以鲁迅先生的一段名言为结: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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