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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曾节明   五一共振者鉴:内涵段子事件中抗争方式的不足 2018-04-16 17:46:10  [点击:462]
五一共振者鉴:内涵段子事件中抗争方式的不足




四月十日,中共习政权的广电总局,以“低俗”为名,悍然封杀“内涵段子”节目,此举激起了“九零后”群体的集体反抗,接下来的三天里,他们以汽车聚集和鸣喇叭的方式,聚集于广电总局大楼外抗议,同时在全国各地,“内涵段子”的发烧友,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了群体的抗议。

此次“内涵段子”抗议事件,以及上月发生的山西大学抗议习近平修宪的大字报,反映出国内年轻人的可喜变化:即不再局限于网络,敢于走上街头公开抗议共产党当局,这是国内“九零后”群体大优于“八零后”群体的地方,之前的大陆“八零后”群体,二十年多来有的只是愤青运动,没有任何针对当局的群体抗议行动。
走上街头,才是实质性挑战专制的第一步,因为虚拟网络的抗争,对专制者造成的威胁,是远远无法跟上街抗议相比的。因为街头的聚集,带给专制者以直接的压力,如果街头聚集的规模足够大,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就足以令专制政权瘫痪甚至崩溃。


但是光有上街是不够的,上街的抗议者,必须亮出鲜明的诉求,这才能够引发社会感染效应。
遗憾的是,此次“内涵段子”的抗议者,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够:
抗争者既没有横幅、标语,也没有口号,而只是以鸣喇叭表达诉求,据说鸣喇叭有统一的一长两短式样,一长两短的三声喇叭,代表“你流氓!”三个字。

此种方式,固然隐蔽,固然增加了当局防范和查处的难度,但也同样设置一堵影响社会的屏障。因为对外人并不能理解你鸣号的意思,甚至还以为司机素质低,乱鸣喇叭;
横幅、标语、口号全无,别人也不知道你这伙人是在干什么,甚至还以为是汽车流氓阻路聚众滋事,反而引发厌恶。
“内涵段子”的发烧友,本来就是社会的少部分人,这种汽车鸣喇叭的抗争又得不到大众的理解,甚至引发其他人的厌恶,这就无法取得社会感染效果,没有社会感染效果,就无法汇聚成足以挑战当局的压力。

试想,如果1989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时,北京的学生只是聚集起来以暗语表达悼念之情,没有联想丰富的横幅、标语、口号的话,还会有后来的“六四”运动么?肯定是不会有的。
当年终结了共产党专制的东欧多国抗议民众,都在街上打出鲜明的横幅,喊出了鲜明的口号,罗马尼亚人喊出了:“打倒齐奥塞斯库!”捷克人打出了横幅:“我们才是人民”、“把权利还给人民”...如果他们聚集起来,只是以口哨、暗语表达对共产党的反对的话,东欧是肯定不会有变天的。


提到中国人和东欧人的抗争对比话题,总有以“热血汉奸”为代表的人咋呼:
不可能,不可能!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他们不可能象东欧人那样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的!
此种看法似是而非,因为真正的规律是:压迫愈深,反抗反而越弱。中国的抗争者之所以普遍不敢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真正原因是中共的统治,要比东欧共产党的统治残暴得多、也阴毒得多。旅居波兰七年,对共产波兰历史深有心得的一平先生就告诉我:
波兰共产党统治最残暴的时期,也比中国的八十年代开明得多...

另试看:朝鲜人为什么比中国人还要惧怕共产党(劳动党)?迄今朝鲜民运,比中国民运还要不成气候...这是因为朝鲜人比中国人劣等么?当然不是,试问与朝鲜同属高丽民族的韩国人,难道比中国人劣等么?韩国的工业品牌迄今仍压倒中国。朝鲜人之所以更怕共产党,是因为朝共的统治比中共的统治更加残暴,洗脑更加彻底,以至于朝鲜国民整体上比中国人更多愚民、懦夫。

同理可知:此次为“内涵段子”而抗争的“九零后”群体,他们之所以不敢象当年“八九”一代那样,在抗争中亮出横幅、口号、标语,不是因为中国“九零后”就比“六零后”(“六四”学运主体)劣等,而是因为胡锦涛、习近平时期的中共专制,比八十年代严酷得多(八十年代很少政治警察,对异议人士、异议活动的抓捕很少、监控很松,整个社会弥漫着“自由化”的氛围)。
在胡锦涛,尤其是习近平变本加厉的专制暴政下,“九零后”群体在抗争中,要比当年“八九一代”有很多的恐惧和顾忌,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仍然要鼓励年轻人破除恐惧,亮出诉求,有些东西是绕不开的,必须突破那层窗户纸。暗语永远代替不了标语、横幅、口号的作用,因为暗语无法产生社会感染效应的。建议五一共振的参与者,一定要在街头的聚集当中,亮出鲜明的标语、横幅、口号来。





曾节明 2018.4.16无需丙辰戊申于阴雨春寒纽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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