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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所跟帖: 高玉秋 蒋日记(手稿本)[斯坦福大学藏]1917至1936/轉載   2018-01-16 10:48:02  


作者: 高玉秋   赖小刚:「苦撑待变」南京失陷到皖南事变期间的蒋介石/轉載 2018-01-16 15:04:27  [点击:742]
苦撑待变:南京失陷到皖南事变期间的蒋介石
(1937年12月-1941年1月)

赖小刚
牛津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员
2011年12月

日本海军于1941年12月8日(格林威治国际标准时间)袭击珍珠港并向英美在西太平洋的属地发起进攻后,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束了自己独力苦撑待变的阶段,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融为一体,走上了胜利的轨道。蒋介石在珍珠港事件当日的日记中写道:“本日抗 战政略之成就已达顶点,物极必反,居高临危,能不戒惧。” 他在该星期末的“上星期反省录”中,这样谈及珍珠港事件: “此为抗战四年半以来最大的效果、唯一的目的也。为之时用戒惧勿胜。” 蒋介石虽然没有料到日本会执迷不悟,孤注一掷,袭击珍珠港,但在1941年11月24日他已发现日本已频临与美国开战(或投降)的临界点。在得知美国国务卿赫尔召集中国、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代表会商、协调各国对日政策与军事部署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国至此脱离孤立之危险,而回忆十年来之苦斗与军民之牺牲惨烈,不禁慄惧系之。”
本文的目的是依据蒋介石日记及相关的文献与学术著作,分析蒋介石在1938-1940年的内外政策,对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西方学界对自己的现代中国史学史(包括民国史)的反思和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兴起的研究,做具体的案例分析。本文通过回顾蒋介石1938-1940年间内外政策,再现1940年夏中国险恶的国际局势,阐述蒋介石抗日持久战大战略的要旨及其原因与制约因素,展示中国抗战胜利与国际支援的关系。通过追朔皖南事变的起因,本文试图揭示外部势力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巨大的影响以及以及蒋介石在捍卫国家尊严与领土完整的贡献。

蒋介石抗日持久战战略及其实施
(1937年12月-1938年10日)

蒋介石于1937年8月13日发动淞沪战役后,中日两军因在卢沟桥的交火事件而漫延至平津两地的局部冲突,升级为中国的全面抗战。蒋介石的这一决策是他自九一八以来抗战持久战战略的策划与准备的自然结果。以日本关东军为首的右翼军人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东北后,继续自北向南蚕食华北,企图利用华北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之间的隔阂,远交近攻,以华制华,达到分离华北、削弱国民政府、保持中国分裂的目的。蒋介石对此曾以各种方法加以对抗,其中包括1933年年初的长城抗战。在这次战役中,蒋介石投入中央军精锐三个师,企图阻止日军于古北路新门岭。但蒋介石未料及日本志在必得, 加之两军实力相差悬殊,国军大败而归,人员损失高达三分之二。蒋介石悲愤交加,在5月5日的日记中记下“日军横行”、国军“更其俎上肉矣”的语句,被迫与日本签定屈辱的塘沽协定,失去了在华北的主权。
这些惨败也让他认识到国军与日军的战斗素质差距如此之大,不可能通过局部战争来制止日本的侵略蚕食;中国制止日本蚕食的办法只剩下总体战,依靠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辽阔的国土与世界各国政府对中国的同情,以四川为中心的大西南为总后方,以平汉线与粤汉线以西近地为主战场,以持久战拖垮日本,取得光荣的和平,捍卫国家与民族尊严,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赢得一席之地。

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京沪杭地区,暴露在日本的直接军事打击下,而偏僻的西南地区经济落后,无现代工业,国民政府须完成向西南三省的战略撤退,方可在大后方建立基本的行政与经济基础,同侵略者周旋到底。然而中国与日本国力相差悬殊,没有外援无法在总体战中持久。但中国民众貌似麻木呆滞,军队不仅百年无胜绩,而且无斗志,打仗如演戏,让人贻笑大方,令人不知中国人是否会认真抵抗日本侵略,是否值得他人帮助。因此国军必须以大规模的正面交战,证明中国军民的决心。然而,集中兵力与装备、战术、训练诸方面均居优势的日军实施大规模的正面交战,胜算很小,且会让日军在战争初期有机会一举重创、甚至围歼国军主力。此外,如果华北日军在战争初期即凭借在战术与战役上的绝对优势,沿平汉路南下直取武汉,不仅可截断国民政府的战略撤退,而且可顺江而下,陷在京沪杭地区的国军主力于绝境。为解决这一双重战略悖论,蒋介石与其幕僚制定了一整套复杂的战略方案,利用山西的位置与多山地形,以战略详动,引敌入晋,脱离平汉路。与此同时,国军精锐发动淞沪会战,以优势兵力,围歼驻沪日军,吸引敌统帅部的注意力于上海,在保卫平汉线、掩护战略撤退的同时,显示中国军民抗日御辱的英雄气概的同时,为实现光荣的和平创造条件。

由于日军于1937年7月底占领北平并对武汉构成威胁,蒋介石在于8月初发起南口战役并将华北日军引向山西后,又于8月13日发起淞沪会战(1937年8月-11月),开始了中国的全面抗战;尔后经忻口-太原会战(1937年10-11月)、徐州会战 (1938年2-5月)和武汉会战(1938年7月-10月)达成了撼敌取信、转移入川的战略目的,完成了持久抗战的战略展开。 蒋介石的对日方针与对内政策亦进入新阶段。

在蒋介石的眼中,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经济上相互依存,没有你死我活的利害冲突,都受到苏联输出共产主义的威胁,完全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纠纷;所不同的是中国是弱国,国内四分五裂,而日本是执强凌弱,不惜以武力阻止中国统一的进程,企图以控制中国、掠夺中国资源,达到抗衡苏联和美国的目的。因此,抗战的目的是推进国家的统一和现代化进程、尊严和主权的恢复,让侵略者在挫折中学会尊重中国,能与中国平等地谈判。他在1933年1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寇目的敌实在美俄。如其果与我国大规模正式开战,则其无的放矢,虽胜必败。此亦其最大之弱点,故决与之持久战斗也。”他在1933年6月20日的日记中这样分析道:“倭寇赤俄英美三者,倭寇仇我而惧我,如顺之则可交也。赤俄敌我而恨我,其目的不仅倒我而且必欲灭亡我国也。英美则欲利用我抵倭俄,但无领土野心也。” 蒋介石在1934年10月“敌乎?友乎?”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对日政策:“只要日本有诚意谋解决,中国只须要求放弃土地侵略归还东北四省,其他方式,不必拘泥。……人民应洞明大义,不作苛求,当局应忍辱负重,掬示忠诚。”蒋介石在此特别提醒国人中以日本之祸为已悦者:“至于期望国际间发生波澜,以为中国可乘此以求收获,则须知日本战胜非中国之福,日本战败以至于灭亡,也非中国及东亚之福。……。如果不是日本逼迫中国同归于尽,中国应从生路中求生存。”

蒋介石之所以发动全面抗战,是因为日本扩大卢沟桥冲突已经威胁到中国的生存,逼使中国不惜代价与之抗争。蒋介石因而一直盼望有人出面调停,让中国得到有尊严的和平,对1937年10月间的九国条约签字国的布鲁塞尔会议抱有厚望,甚至冒险不让在上海已经陷入险境 的国军撤退,蒙受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损失,自责内疚,而战略转移尚无眉目,结果令自己在南京失守前后,陷入内外交困难、进退维谷的困境,靠着日本苛刻的和平条件方转危为安。蒋介石在这时的日记笔调灰暗晦涩。他在1937年12月26日 收到德国大使转来日本和平条件后,在日记中写道:“余见此心为之大慰。以其条件与方式苛刻至此,我国无从考虑,无法接受,而我内部亦不(?)纠纷矣。” 他在1937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外战如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除抗战以外再无其他办法。” 他在是年的“杂录”中重复了这一观点:“宁对外大败,毌使国内大乱,则四分五裂,外侮更无已时,而国势更危矣。” 能让他一丝欣慰的是英美两国问及中国所需和苏联出兵的许诺。

随着津浦线南北两端的日军开始对进、企图围歼徐州地区的国军重兵集团,国民政府战略撤退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大增,蒋介石的心情开始好转并于3月22日开始考虑对日媾和的条件。 他在是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央各机关应速转移到川中,以示长期抗战之决心。……。敌人非再加二十个师不能攻我粤汉,非再加五师兵力,用三十年时间不能平定长江下游与黄河以北华北。若言和 条件如仅以东北 为限且有保障,则不惜一和。昔之不解决东北问题,以其政府不能掌握 军队,若果当时解决所仍不能免于一战,我国地位更坏也。” 在次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如敌果有和平诚意,若无致命之条件,以仅解决满洲问题为限,则不惜与之言和。然未到其时也。” 他对战争形势十分乐观,对苏联参战的抱有很大的希望。他在3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寇四月攻俄之消息如确,则如余所想像,无异是诚天父与我复兴中华之良机,应慎重考虑不可再误。” 此时国军在台儿庄一线阻敌暂时成功,有在台儿庄战役击溃敌一部的可能。蒋介石以为日军军力开始衰竭,在3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鲁南倭寇之战况实呈强弩之末之象,断定倭不敢再进矣。” 他在3月29日写道:“倭对求和问题不停顿,其故不明或待津浦线战事之解决乎?” 1938年4月7日国军取得台儿庄战役胜利后,蒋介石认为这次胜利让中国处在“可战可和”的位置。 他还认识到日本与英国美国 的关系恶化速度加快,开始给予中日和平谈判问题进一步考虑,认为谈判地点应在英国为宜。 但进入3月下旬后,蒋介石发现日苏双方有寻求妥协的迹象,而日军增兵中国,故而逐渐放弃迅速实现和平的希望,在1938年5月底认为“不能引起世界大战恐不易使倭国失败也”。

此时中国的抗战军事形势和所处的国际环境正处在急剧变化的前夕。日军未因台儿庄战役失败而放弃占领徐州的目标,于5月下旬占领徐州,完成攻取武汉的准备后于7月沿长江两岸进攻武汉。蒋介石发现日本国内舆论转向谋求和平,日本政府亦准备放弃其不与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政策。 日军于6月29日占领马当要塞、打开通向武汉的锁匙后,蒋介石认为日军向武汉进攻的目的,是逼自己下台并试探中国的停战条件,因而是“外强中干”、阵脚全乱的表现。 他对比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认为形势对日本日趋不利,在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两次战争“其时期少则数月多亦不满一年,甚以疑其战期之短促与战局之狭小为惜。此倭寇之所以幸胜也。此次战局已愈一年而倭寇弱点破绽暴露其大部。小寇气短量窄,决不能持久也。”蒋介石因而认为日本一定会设法求和,在8月18日列出各种日本的求和方式与中国回应方式及利害:“甲、挽第三国介绍或调解;乙、直接来谈;丙、真与调解之利害;丁、无调解与妥协之可能。若没有第三国解决,则必须其无条件先行撤兵。”
如此前所述,蒋介石从一开始即希望英国调停,亦知英国的首要目标是备战德国,因而密切关注欧洲局势与英国的外交动向,对其不辨是非的绥靖政策非常不满,在1938年9月14日收到英国代办转来的日本关于划汉口为安全区的建议书后,“面斥英使之不当,当受倭之要求转达。彼言法大使亦同意。可知英法帝国主义毫无公理与公义,而惟以势利是尚也。痛恶。” 此时希特勒借口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族人问题,制造战争危机,以恫哧捷克的盟国英国和法国,达到控制捷克的目的。为了挽救和平,英国首相内维尔 ˑ 张伯伦于1938年9月16日飞往德国慕尼黑与希特勒会晤。蒋介石在日记中鄙夷地写道:“英人避战求和之心理有如是者也。” 他认为欧洲战争难以避免,对中国弊大于利,会给日本“趁火打劫”之机,以“压迫中国共同对俄”。 他对英国在慕尼黑会议的表现毛骨悚然:“英法强迫捷克割让苏台区归德国,殊令人寒心。” 蒋介石还估计到慕尼黑协议对中日战争与对对日和谈的的影响。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基础是实力地位。随着国民政府从江浙地区向西南的战略转移即将完成,日本在中国将陷入没有尽头的泥潭,急于脱身,因而拖时间成为中国的武器。但慕尼黑会议及协议大大削弱了中国时间武器的力量,其原因是苏联被排除在会议之外。苏联须独立面对纳粹德国的东进侵略势头,而苏联是中国的主要武器装备供应国。由于苏联西部安全形势的恶化,苏联会减少对华援助并寻求对日妥协。中国的时间武器因而变成双刃剑,有可能伤及自身。中日战争因而宜早结束为妙。蒋介石故而写道:“欧战不致爆发,但不能久安;”“若欧战不起,则可和当和。” 至于停战条件,蒋介石写道:“要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与恢复七七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允停战。”
蒋介石1938年10月日记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与日本的秘密谈判,在10月3日的列出了对日停战时会出现的险点。 他此时对军事形势十分乐观,认为日本在武汉会战中伤亡在十万左右,高于国军,信心因而动摇。蒋介石对即将开始的广州战役抱有信心,认为国军会击退、甚至歼灭来犯日军,加快和平的到来。他在10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寇攻粤予我以灭寇良机,对寇必须以太平洋各国和平会议解决。中倭一切问题之期当不远矣。” 但国军在广州战役中溃败,日军轻易占领广州,令蒋介石非常意外。只是广州失陷未动摇依托西南、持久抗战的基础,蒋介石把日军占领广州解释为日本更加急于求和的表现。由于广州与香港近在只尺,英国只更加对日本不安,故而加快援华。蒋介石反到对未来更加乐观,在广州失陷前的10月18日在日记中写道:“寇已入我掌中矣。”

“对俄国欺凌之态应坚忍不激,以期有济也”
(1938年11月-1940年4月)

蒋介石虽然没有能在1938年实现和平,但认为中国和国民政府的状况在各个方面都要比一年前预计好得多。他回顾1938年时充满信心地写道:“一年失陷徐州、开封、广州、武汉之四大重镇,除广州余部不战而溃、丧失威信之外,其余皆予敌军以重大 打击,使敌进退维谷,攻守皆难,而我之战略与政略得以布置完成,且立于主动地位,奠定抗战胜利之自信心理。山西战局更形有利,此为战局成败之枢纽。以全局论,无形上之优胜,足偿土地有形之损失,以形势论,军事与党国之危险大时期已经过去。只要再加努力,以后之前途必得光明。” 蒋介石在日记中所列出的1938年的主要问题,一是中共的迅速扩张,二是国民政府组织不佳。 他认为这两个问题紧密关联,故把整顿组织、建立“监察严行小组会议”列为来年(1939年)的中心工作。 然而这两个问题远比蒋介石想象得复杂、棘手。其重要的原因是苏联对中国内政的干预 (支持盛世才和中共)、国民政府对苏联军事援助与战略策应的依赖 (如国军依赖苏联军事顾问),而苏联于1939年5-8月发动诺门坎战役,从北方牵制日本,支援中国。蒋介石因而不得不忍气吞声。他在日记中写道:“对俄国欺凌之态应坚忍不激,以期有济也。” 但这样忍辱负重的态度并不每每奏效。他发现苏联的政策变化无常、捉摸不定。

随着国民政府的武汉会战后把组织整顿列入重要日程,地方政府与地方部队与中共军队的摩擦与冲突急剧增加。虽然中共在1937年1月对国民政府做出了四项保证,即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蒋介石认为这四项保证是中共的输诚,但1939年9月初发现中共对这四项保证有不同的解释,是“失信反动”,远未如归顺。 当国军在淞沪和山西两个战场失利时,他又发现:“军事失利,各种反动派逐渐猖狂,共党尤为跋滬,”因而再次开始注意中共的活动,并把“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列入1937年12月的“本月大事预定表”中。 在1938年年底的“一年之回忆录”中,蒋介石把中共的急速发展与国民党组织不良相关联:“共党乘机扩张声势,实为内部之殷患,而我党干部仍未能建立青年团亦无未见成效。本年训练军官与党虽多,但系统未能建立,效果殊鲜且政治之改良与 建设皆不能注力,是为缺憾。” 两个星期后,即1939年1月中旬,蒋介石在日记中提醒自己:“共党发展甚速,其势已浸凌日汹”。 在他1939年年底的自我总结中,中共问题更为严重:“惟共党祸乱成性,叛迹日著月明,惟此为最大问题之一。倭寇实已不能再为深患矣。” 虽然在1937年年底至1939年年底的两年中,蒋介石对中共戒心的总趋势为上升,但其日记表明这种趋势并不呈直线。中共表现出合作,蒋介石或者欣慰或是困惑不解。

至1940年年初,蒋介石发现中共变换不断的行为与苏联的军火供应有关,苏联在以军火供应为手段杆,影响自己有关中共的决定。他在1940年3月的日记中写道:“俄员又以共党问题不解决、俄国不能接济之间接表示,为可痛。” 中共亦常暗示国共关系与苏联武器之间的关系。 苏联领导人与驻华外交人员反复无常的表现更蒋介石费解。他们时而食言、粗鄙、傲慢,时而彬彬有礼,举止文雅,友善守信。苏联在淞沪战役前夕许诺派遣空军助战,但其空军部队在国军开战滞留新疆四个月之久,直至南京失陷前夕才姗姗来迟。 蒋介石曾亲赴苏联使馆问询,结果发现其武官傲慢无比。 1939年5月中旬苏联对华态度突然变冷,令蒋介石莫名其妙。 蒋介石的困惑表明国民政府有关部门不了解苏联对外政策在1939年3月间发生的重大变化。希特勒于1939年3月15日撕毁慕尼黑协议、占领布拉格后,约ˑ 维ˑ 斯大林迅速得出结论认为, 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制定了一个国际反苏阴谋,与德国妥协,网开一面,引导其向东侵略,把祸水引到苏联。 他进一步得出推论:国民党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很快要以牺牲中共为代价与日本妥协。 斯大林故而于1939年5月30日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下达指示,要求中共迅速改善其军事态势,做好准备,对付国民党即将与共产党的决裂。 斯大林对中国形势的悲观估计与毛泽东的相符,而后者在1938年9月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前,已经利用自己是中共军事领导人的职位,于1938年春开始向苏北、华中方向渗透。 毛泽东在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迅即制定了先发制人、进军华中的战略决定。 随着这一战略的实施,中共军队与国民政府地方政权、地方部队之间原有的冲突即告升级,愈演愈烈,在1939年12月演变为山西省全境的内战,1940年下半年中共军在苏北对江苏省政府保安部队的攻势,最后以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为高潮而结束。然而蒋介石在1940年夏季之前并没有关注中共军队与地方保安部队之间的冲突。其原因之一是中共军队打击的目标都是远离西南大后方的地方实力派;原因之二是德国军队于1940年春夏在欧洲发动闪击战,瞬间击败法国,逼使英国远征军弃甲而逃,从而占领了整个西欧并大力轰炸英国,大有乘胜进军英伦、一举称霸欧洲的气势。蒋介石以西南为基地、依托国际援助、对日实施持久战的整个战略基础,随之动摇。无独有偶,苏联自1939年年末即中断武器供应,而国军在1940年5月的宜枣战役失利,痛失宜昌,让日军进抵四川门户。此外,四川大旱,粮食出现短缺,法币又急剧贬值,国民党腐败状况急速漫延,民变似乎在即。日军乘机火上添油,猛烈轰炸重庆,迫使法属印度支那政府关闭滇越铁路,逼使英国政府暂时关闭滇缅公路,从而切断了国民政府与外界的联系。蒋介石因而精神恍惚,无暇顾及中共对华中地方势力的打击。

欧洲战争于1939年9月1日因德国入侵波兰而爆发。蒋介石在欧战伊始即相信英法同盟国将取得胜利,因而把阻止日本加入英法同盟、获得西方支持其侵华战争,做为首要外交目标。中国因此应当在日本之前参加英法同盟,对德宣战。 蒋介石的第二个外交目标是阻止苏联与日本妥协。 他对苏德条约的看法相当正面,因为“最大的失败者为倭寇也。” 他认为 “俄德互不侵犯条约无论其对于远东是否涉及,但俄国以后政策必以亚洲化多于欧洲化,其决心专力经营重疑也。” 蒋介石进而推论:“欧战即起,俄国如对倭战争或对倭不妥协,仍取对峙态势,而与我以接济,则我应以俄为重心。如俄倭妥协,则我仍固守西南独立抗战。” 蒋介石十分关注各国的相互关联、日本国内矛盾和美国潜在的作用,努力试图找出利用的方法:“运用美国牵制英国,勿使袒倭,一面使苏俄威胁倭寇,使倭不敢行动。然欧战期间倭必有行动。若不北攻俄,必南攻英或其少壮军人自由行动以致国内革命也。我国对欧战之政策主旨在参加民主阵线,以为他日媾和时中倭战争必使欧战问题联带解决也。故绝对阻绝倭寇参加英法战线也。

时至1939年9月底,蒋介石对国际局势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他没有料到要求加入英法同盟的要求被拒绝,而苏联取得诺门坎战役的胜利后于1939年9月15日与日本订定了停火协议,随后于9月17日出兵波兰,根据苏德条约密约,占领波兰东部。蒋介石故而修正自己原来关于苏联安全重点在亚洲的想法,认为斯大林正急于集中力量于欧洲。他一方面肯定中日战争随着欧战的爆发进入新时期,“可说抗战最大之基本策略已经达成,”另一方面承认自己未料及欧战爆发会使日本处境改善。 面对转劣的国际环境,蒋介石反而比比前沉静:“此后我国自处之道反形简单,即对内建设四川根据地,对倭便作持久抗战到底,以待世界战争之结果 而已。……。外交形势虽然不利,此乃意中之事。倭寇枭张,汉奸跳梁,人心似见动摇,全赖此一片耿耿之赤忱,撑持坚定自信,必能渡达难关耳。” 蒋介石因而更加集中精力于西南建设。在他1940年初列出的四十项工作要点中,三十九项事关西南建设。 在回顾自己自1934年建设西南的大政方针时,蒋介石在1940年3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昔以剿匪为掩护国防工作,未能完成。今以抗日掩护正经建设,勿再失时。”

“惟有安毌燥,观待其变与结果也”
(1940年5月-8月)

蒋介石建设西南的重点是包括制度建设和数据采集在内的国家基础建设。当这些项目着手实施时,成都发生一系列抢米骚乱。这些事件反映出大后方隐约可见的全面危机,其中包括财政日益困难、抗战热情降低、腐败漫延和中共影响急剧增大的问题。然而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能够找出对策之前,德国于1940年4月初出兵占领了丹麦和挪威,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对英国外交与军事能力的信任,进而开始动摇他以前对欧战结局的估计。他在1940年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德国先占领丹挪是英法军界与政界最大的失败。” 在次日日记中这样说:“英国对德政策可谓着着失败。” 蒋介石还注意到日本正在觊觎荷属东印度,跃跃欲试借欧战之机南下,而苏联在与日本妥协,纵容其南进,其结果是促进英法美同盟的出现,而西方联盟又会推动日本与德国、意大利正式结盟。 蒋介石在1940年4月下旬写道:“果尔,德意倭阵线成立,而美英法阵线必起,俄将从中坐大,观帝国主义之火并矣。”

蒋介石此时已经预料到德国即将入侵西欧且为时不远,但没有想到会如此迅猛。德国于1940年5月10日开始入侵西欧,兵锋首先指向荷兰和比利时。蒋介石在5月初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四川出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以及山西 境的战事上。在德军发起进攻后的第二天,即5月11日,蒋介石发现德国空军取得了制空权,德国陆军亦调动反常, 似有迂回行动,令人怀疑。蒋介石在次日(5月12日)考虑是否应将这一情报告知英国。此时距德军在色当突破法军在缪斯河防线还有两天。 他于5月16日得知马其诺防线被迂回、英法联军面临全线崩溃时,即十分紧张焦虑。蒋介石首先担心的是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自广州失守后,这两条交通线成为维持中国抗战物质力量的大动脉。虽然中国与苏联保持有迪化--兰州--宝鸡--成都交通线,但这一线路路途遥远,设施原始且自然障碍重重,运输量十分有限。蒋介石担心日本会借法国战败的机会,逼迫法国当局关闭滇越铁路并进驻越南北部,从南翼包围中国。
在中国的战略通道受到重大威胁之际,中日战争的战场形势发生逆转。一是中共军队在华中方向的攻势,令蒋介石困惑棘手。二是日军在湖北的攻势与对重庆的战略轰炸恶化了国民政府的处境。为了摧毁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逼使国民政府投降,日军加强了对重庆的战略轰炸并在湖北发动有限攻势,以消耗国军战力并近逼重庆。因蒋介石判断日军企图失误,加之国军战力下降,国军在宜枣战役中失利,丧失重镇宜昌;日军因而进逼长江三峡。蒋介石非常沮丧,将以后的六个月称为“最难最苦时期”,“对内对外稍有不周,可以立败。” 但是中国空军表现欠佳,机场遇日军空袭,许多飞机被炸毁在地面,而苏联又迟迟不发送军火。更有甚者,苏联擅自在新疆迪化设立飞机装配厂,并禁止国民党官员检查。 在国民政府的军事形势日趋严重的同时,财政经济状况则急剧恶化。自1940年5月始,法币贬值速度加快,正在把整个经济拖向无底的深渊。虽然法币的外汇比价在5月末一度上扬,但蒋介石知道其原因是德军胜利所造成的欧洲货币下跌之故,更困难的时刻还没有来临。 他发现自己易怒暴燥,竟无法自制而掷摔茶怀。蒋介石颇为自责,在日记中自我反省:“此种暴行对强制而总不可改正,不自检束,必败国事矣。”

面对国际形势的突变和国内压力的上升,蒋介石在1940年5月间总体上相当镇静,从险境中看了未来,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上美国身上。当意大利借联军在欧陆败北之机向英法宣战后,蒋介石即意识到英国和法国将封锁地中海,切断日本与德意的联系,并在太平洋“与美国海军联合以制倭,此倭最险一着也。” 他非常欣喜地看到美国国会通过扩军和军品油料禁运的法案,称之为“两年来余时时所想念之一”,“实为远东安定最大关键;我国最后胜利更加接近,但仍赖自我努力奋勉。” 但蒋介石并不想让日本与英美在太平洋一决雌雄,只希望日本当局能够“觉悟”并改弦更张,放弃侵略政策,从中国撤军并平等对待中国。蒋介石认为:日本为抗衡英美会与德意结盟,从而引发以英美为一方,日本和德意为另一方的世界大战,而这场世界大战的唯一获益者将是苏联。他在日记中写道:“俄待双方疲竭时乃出而干涉,引起世界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独霸世界。” 但蒋介石推测苏联难以坐视轴心国获胜。如果德意日获胜,他在日记中分析道,“则其最后反共与俄为敌必比英美法为更重要耳。此俄国不能不无顾忌也。然而俄国之传统政策其目的最大之敌人厥为英国,其次乃为倭国,其或乘交战者两败俱丧之际乃一举而由高加索以出波斯湾,先谋英法油田之夺取,然后西出中欧,赤化德国,东出印度,赤化远东,可无可能 也。倭如占领南洋英法属地,则必与英法为敌。此余所大,非余必加入英美法方面参加,则最终目的仍可达到也。至于赤化之风潮则由时代与人类存亡这所关,反乎天理与人情之制度。如能成功,则世界将非人类之世界 ,故余不杞忧也。”

蒋介石对战后世界充满忧虑,但面对困难的处境亦非常现实。他迅速重新审视了自己以前的战略,并确定了新形势下的战略重点:“甲、北方重于南方;乙、后方重于前方;丙、先本国后友邦,希望这一调整能够换得巩固大后方、坚持持久战的时间。 他认为日本军政当局能够从去年在诺门坎的惨败、美国重整军备和对华久战不决中清醒过来,自知其力有限,从中国无条件撤军。 一年半之后,蒋介石的这一设想成为美日谈判中美国对日本的要求,也是美日谈判破裂、珍珠港事件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在1940年5月,轴心国的侵略势头如日中天,中国独力抗战,财力枯竭,前途黯淡。蒋介石在1940年6月初的首要问题是财政问题。他在1940年5月11日和12日连续两天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财政援助,但致6月初仍未得回复。蒋介石不知道是美国不在乎中国,还是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没有做好工作。 恰在这时罗斯福宣布对即将战败的法国提供紧急巨额援助。蒋介石怒不可遏,在日记里把罗斯福对法国主动提供的援助与对自己的置之不理,归于种族歧视,指责日本军阀固执短视,令亚洲人自相残杀:“美总统与其人民一闻英法失败,不惜接济一切,其热忱所言喻,而对我国抗战三年人民苦痛、经济困难,求其现金数千美元借款救急,彼乃置若罔闻,可知白人种族界限之严惜乎。倭阀同种相残,至死不悟。如其果能以平等互助之精神与我华诚意合作、创东亚民族,何至受白人如此之贱视哉。”

除美国外,蒋介石还向英苏两国求助,但在1940年6月的第一周均无回复。 苏联的沉默意味着中国空军的飞机越来越少,而日本对重庆的战略轰炸则日益增强。除防空外,其他方面也噩耗不断。国军企图夺回宜昌,但攻势受阻,陷入僵持。蒋介石曾希望法军能够坚守仓促沿索姆河建立的防线,保存大部国土,维持在远东与日本交涉的地位,保持滇越铁路的畅通。但当德军于6月初发动第二阶段的攻势后,法军的索姆河防线迅即崩溃,巴黎亦于6月14日失陷。毋庸赘言,滇越铁路的关闭只是时间和方式问题了。在滇越铁路即将关闭之际,英国放弃了在天津租借区问题上与日本对抗的立场,向日本移交了寄存在天津英国租借区英国银行的中国海关关银,价值相当四千万美元。英国在天津的退让预示着在滇缅公路问题上的退让。正在这时,蒋介石又得知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许多战舰即将于6月底调入到大西洋舰队。 这一调动明显是不支持英国对抗日本,英国自顾不暇,自然会在滇缅路问题上向日本让步,听任日本窒息中国。整个抗战战略布局行将崩溃,形势危若累卵。蒋介石在1940年6月底的“本月反省录”中写道:“上月与本月之艰危可谓日甚一日。此自为欧战激变、英法失败发生之总因,而气候尤旱,物价高涨,甚恐人民心理动摇失常,是为最大之忧虑。……。”

令蒋介石欣慰的是,重庆人民在日本日益猛烈的轰炸面前,没有气馁动摇。然而国内外形势在1940年7月继续恶化。首先是苏联与中共行迹可疑。苏联不仅没有运输中国急需的战斗机,反而加强了在新疆哈密的非法驻军, 还派遣特使,未经国民政府许可,在中国西北四处活动。 与苏联相对应的是,中共加强了其在华中地区打击当地地方势力的攻势,亦不在其辖区内悬挂中华民国国旗。 与此同时,国军在反攻宜昌中的表现令蒋介石大为沮丧。 然而对蒋介石打击最大得者,莫过于英国于1940年7月18日宣布暂时关闭滇缅路三个月。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倭英之缅甸停运必成事实。倭寇封锁之计已成。……。弱国处处为人轻侮,看人听人颜色,应忍之为此,拂逆叠来之时。惟有安毌燥,观待其变与结果也。” 他在次日(7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国际环境对我之恶劣,可谓至今而极矣。当德不侵犯协定成立时,既知英国外交失败,不能与德作战及欧战初起是,既知英法必败而乃不自谋外交出路,犹望英法得胜,是坐待英国失败而我亦不知自救,以致今日为英国所卖, 此余不智之至也。” 后来他承认,他在这段时间因“国际形势混沌,抗战将临绝境,以致心神恍惚”。

为了应付最坏的局面,蒋介石在英国关闭滇缅前已经开始一系列非常之举。第一项是于5月19日准备进军越南,保卫滇越铁路。 第二项是对中共陕甘宁根据地采取军事行动。直到1940年7月末,蒋介石认为中共问题只能政治解决,于7月26日决定沿边区边界建立筑垒地域。 第三项是继续与日本的秘密谈判并恢复与德国的联系。 这些非常之举其实是走头无路之措。蒋介石在1940年7月估计:英国将会退出战争而美国在三年内难以对日作战;日本不会使用武力侵略东南亚,而美国与苏联之亦不会发生战争;英国和美国因而会与日本达成妥协,日本遂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中国。 蒋介石观察到日本急于结束对华战争并把其原因做了如下解释:
“甲、中倭战争不结束,无论德意皆不重视倭寇。美俄更可以对其胁制,故其国际无活动余地也。乙、国内经济政治皆不能整个改革;丙、民心与军心厌战;丁、人力缺乏益见;戊、对美俄扩军更无法应付。此为其最大原因与困难;已、中国原料无法掠夺;庚、物力人力皆受我抗战消耗。”
蒋介石怀疑日本急于求和的背后有阴谋。这些阴谋是:“甲、停战后使我内部冲突与内乱;乙、使我士气颓丧,不敢再战;丙、乘我内乱乘机反攻或乘机要胁,违反约言不撤军。”蒋介石虽然洞察日本的议和动机与对中国的危险,但身处绝境,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发动全面抗战的目的:
“此次抗战的目的,惟在打破倭寇之传统政策及其侮华之自大心理,至于根本取消不平等条约、求得完全独立,则在战后自强自立;而于十年以内,倭美、倭俄或德俄战争之时期,我国乃能获得真正独立、自由之机。然而建国独立之基础,早奠定于抗战耳。”

蒋介石的这一解释其实是给自己1937年全面抗战的决择与今日与日本媾和,自圆其说。在证明了媾和的合理性后,蒋介石即列出了与日媾和准备的具体内容及和中国和战的利弊。他所列出的媾和基本准备如下:
“甲、重庆根据地固定,政府还迁回南京;乙、控置全国兵力充足,军队不即复员,作积极整训;丁、先订和平必要条件;子、敌宣言放弃不平等条约之特权;丑、先交还汉口租界;寅、先撤退平津至山海关驻兵;卯、限期取消内河航行权;辰、限期取消津沪租界;己、尊重海关自主,撤消洋员;午、先交还热河、琼州、青岛。”
关于和战的敝利,蒋介石罗列如下:
“甲 、内部与中共变乱乎;乙、军心与民心驰懈乎;丙、倭寇违约迁延乎;丁、倭寇乘机复仇反攻。此害也。子、倭受此次抗战教训不敢再侵华;丑、倭受此美俄军备竞赛不只不逞侵华;寅、开放封锁,我可购入机器与利用外贸;卯、我可休养生息,从事建设重整国防;我可专心统一,从事复兴,实现主义,此利也。然而敌在沪宁平津之进行布置如此积极,岂使之放弃撤退乎?”
这些条件重复了国民政府以前关于恢复七七以前状况的要求,同时为中国在近期内恢复热河以南全部国家主权留下了余地。关于“东北问题、借用港口问题、东亚联盟问题”,蒋介石的设想是“待和平完全恢复、撤兵完全实行后再谈。”

“是乃天父扶掖之力而非人事所能为也”
(1940年8月-9月)

虽然蒋介石在考虑议和,但他的议和是在以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英勇抗战为精神支柱、以西南大后方为实力地位,同日本进行地位平等的和平谈判,借日本急于结束侵华战争之机,恢复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他在1940年春夏的日记表明,蒋介石在逆境中沉着冷静,纵观全局, 审时度势,把握机会,权衡利弊,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做出了正确的决择。《蒋介石传》和《蒋经国传》的作者、美国前驻台北和北京外交官陶涵,把蒋介石处惊不乱的特点,归于他的基督教信仰、他对全能仰望与信赖,相信公义的上帝在掌管世界。

蒋介石在认真考虑与日议和的同时,继续冷静观察国际局势的变化,从1940年7月下旬的零乱、无关联的事件中,认清了国际政治的本质,也嗅出了希望。第一件事是苏联与日本签订苏联与伪满划界规章。蒋介石感到自己背后被捅了一刀,在日记中写道:“俄之狠毒极矣。” 第二件事是美国对日实施航空汽油和废钢铁禁运。蒋介石把罗斯福的这一决定称之为“亡羊补牢”。 第三件事是英国没有投降的迹象,而苏德已在巴尔干半岛明争暗斗。蒋介石在1940年7月29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德国对英伦攻击之企图当不致实现;其对巴尔干半岛与俄之暗斗已明朗化。此后德与英俄之动向应特注意。国际形势变化莫测,余不患东亚之赤化,只要自我镇定坚忍,亦不患中国之不能自强也。” 在滇缅公路关闭后不及十天,蒋介石就摆脱了最初的沮丧,变得更加现实和坚定。他在7月30日日记中写道:“敌军不仅无攻渝之实力,且无攻渝之精神。” 在7月的“本月反省录”中,他写下了自己对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观察:“倭之狂暴,俄之阴狠,英之奸狯,美之自私,际之可靠。如此今后世界惟以强权狡诈是尚,而信义公理扫地殆尽。吾惟以正义与公理为本。”

进入8月后,希望的迹象继续增多。第一个迹象英国逮捕在缅甸的日本侨民和伦敦的日本侨民组织领导人。这表明英国对日让步已到极限,决心保卫自己在东南亚的属地。 第二个迹象是美日关系继续恶化。这表明美国将增加在太平洋方向对英国的支持。 第三个迹象是法属印度支那政府拒绝日本在越南北部驻军的要求,从而堵塞了迂回中国的通道。 第三个迹象是从8月中旬开始的不列颠之战。是役一始,蒋介石即认识到其决战的性质,开始分析推测其对世界局势与中国抗战的深远影响意义:“英德决战如德能速胜,则德俄战争或接蹱而起。俄必专力于西方。如此德倭意防共协定或将复活,则英美苏或又成一线亦未可知。若德不能速胜,英国旷日持久,则俄(德)待倭南侵以后,其必回巴尔干及近东夺取英德势力,以制德矣。如此,俄仍不能兼顾远东制倭也。” 他在次日分析道:“德胜:如德俄冲突不急发动,则德仍不对联倭亦不顾让远东荷法殖民地于倭也。英国如能持久,则英美将在太平洋上联合对倭;[倭]对安南与荷印仍不能侵略。若德胜,德俄战争即起,则德将以南洋权益许倭,而倭侵入越南。是时英美或亦不敢抗倭。此则于我最不利也。然此种公算不大耳。如我能支持至本年杪或明春三月,则抗战未有不成也。”
随着欧洲战局的前景开始捉摸不定,蒋介石发现苏联与中共对自己的言行发生改变。虽然苏联仍未输送军火,但其外长维切斯拉夫 莫洛托夫在演说中称赞了自己和中国的抗战。 他在1940年8月24日和25日的日记中均提及苏联和中共对自己的言语和缓。 蒋介石特别注意到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在山西对正太铁路的全面攻击(即后来所说的“百团大战”),颇感欣喜,在8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 “八路军截断山西各铁路之行动对敌军精神与计划上必受一打击”, “中共对抗战态度表示积极。” 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亦以“晋东我军克娘子关”为标题,在8月27日头版头条报道了八路军的出击。蒋介石在1940年8月最后一周的“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第八路军袭击正太与同浦各路,予敌相当之威胁。此实抗战以来中共第一次之努力也。”
蒋介石在注意到形势有渐好的迹象的同时,还发现日本政府陷入混乱,步调不一,无法协调自己结束侵华战争的各项活动,失去诚信,令人无法辨明真伪。他对此深感忧虑:“敌阁求和步调甚乱,无孔不入。 其情报纷至叠来,令人不甚烦闷。如果其为诚意,则敌人之愚劣异甚。余敌无知无能至此,反使余生忧也。否则如变为欺诈而无诚意,则其多方诱惑,不能认识其敌,令余堪忧也。最近未有如今忧虑之甚也。” 蒋介石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就数次领教过日本外交官的软弱无力,并把其原因归于日本陆海军的干预。他因而视日本陆海军的自行其事,为日本政治在制度上致命的症结所在。

在法属印度支那政府拒绝日本军队进驻越南北部的要求后,蒋介石发现日本政府受到军方的压力,举棋不定,一方面不愿因强行开入而引起英国和美国的强烈反应,另一方面又无法抗拒军方的压力。 他在1940年9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近察倭对安南态度不敢毅然行动,是其上次御前会议决非为侵略安南而开。料其多为解决中倭战争事为主而开,而且其必有决定也”, “倭寇军人之愚拙无才,比我国尤甚。其行动之幼稚欺诈,实非常情所能想像,几乎令人倭寇有不可交手感。若理会者,必受无妄之祸也。” 一日之后,蒋介石惊喜地发现日军于1940年9月23日强行开入越南北部。他在是日的日记中写道:“倭今竟侵入越南。此为敌国侵略行动由华转移其他国家之开始,亦即对英美挑战之实现,故应特别研究,勿失时机,此实为我国对倭抗战最大之转机也。” 他进而推测认为,日本进占越南北部的行动一定得到德国的默认,“俄亦有加入英美反德倭阵线可能性也。” 蒋介石期望出现美英苏中阵线,并在1940年8月末隐约看到这种可能,但他没有料到日本为了慑止美国干涉、阻止其控制东南亚,竟于1940年9月27日与德国和意大利公开结盟,在柏林签定“钢铁条约”。

日本与德意公开结盟,解除了英国与美国对日政策上的顾忌。英国自德国重新武装后,就认识到自己在欧洲对抗德国的同时,再在东亚与日本抗衡,因而尽力与日妥协,力争美国介入,然而罗斯福政府由于国内孤立主义立法的限制,心有余而力不足。在1940年法国战败后,美国孤立主义势力迅速消退,但美国刚刚开始重整军备,需要时间。罗斯福政府因而亦不愿刺激日本,把日本赶入德国的怀抱,迫使自己两线作战。英国由于自顾不暇,远东政策完全视美国政策变化而调整,亦希望美国尽快走出孤立主义的桎梏,因此借日本施压,暂时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以试探美国的态度。结果如己所愿,美国反应强烈,要求英国三个月后开放滇缅路,并向中国派遣志愿航空队,与英国讨论向中国提供信贷、稳定法币的问题。恰在此时,日本外相松冈洋佑投鼠忌器,结盟德意,从而解除了美英的顾忌,开始对日本针锋相对,以出口许可证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对日进行出口管制,最后以贸易禁运,把日本逼上了袭击珍珠港的绝路上。

在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定时,蒋介石没有料到日本会袭击珍珠港,但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已经走了了绝路。他在1940年9月2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据报倭德意西四国防御同盟之条约,有于今上午在柏林签字之说。如此说果确,则我抗战之困难又减少一层。倭寇失败当指日可待。……。今得此息,是乃天父扶掖之力而非人事所能为也。” 蒋介石把一切荣耀归于上帝,在9月30日的日记中又这样说:“昨夜偶观二十一年九月十三与十八日日记,预定民国三十一年中秋节以前恢复东三省、解决朝鲜、收复台湾琉球一则,以天意与最近时局之发展及上帝护佑中华,不负苦心人之意,与之力测之,自有可能。只要吾人深信不惑,向天道真理勇进,未有不成之事也。”

日本军阀无视公道,得陇望蜀,蔑视中华,仗势欺人,导致深陷泥潭;尔后又趁火打劫、狐假虎威,把自己的国家带上自我毁灭的绝路上。如前所述,蒋介石认为中日两国本为相互依存的兄弟,抗战是让日本尊重中国而非毁灭日本,而日本的毁灭决非是中国之福。蒋介石在是月末的“本月反省录”中这样写了自己的宽慰与不安、无奈相交织的矛盾心情:“倭果与德意订立军事同盟,此为我所日夕期求不得者也。据其所发表三国同盟之经过,为时仅二十日即实行条约,可知倭国情势之急迫以及其无敢违抗者。此种毫无政策之国家,其根本乃在无人敢能决定政策。近卫不啻为日本亡国大夫候补之人物,不禁为敌国与东亚长叹耳。”

“应尽量宽维,一以忍字为本也”
(1940年10月-1941年1月)

在日本于1940年9月27日公开结盟德意、解除英美援华顾忌的同时,中共军队向华中先发制人的战略渗透攻势开始进入高潮。中共中央中原局在刘少奇的领导下,于1940年7月决定发起黄桥战役,以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法,消灭国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指挥的保安部队主力,打通江南新四军进军苏北的通道,与南下的八路军会师,从而把中共在北方贫瘠之地的根据地,经华中苏北,与江淮地区的各根据地连为一体。 如前所述,这一战略的根据是毛泽东在1938年2月的抗战形势的判断和斯大林在1939年5月19日给中共中央的指示,即国际资产阶级有一个反苏反共大阴谋,国民党一定会向日本妥协投降。然而1940年9月27日以后的国际形势是日本走上了向英美开战的自杀之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黄桥战役在此时已经开始并于10月8日以新四军大胜结束,导致蒋介石在1940年10月中旬重新评估中共问题,逼使他让中共做出困难的决定。为了摆脱困境,毛泽东铤而走险,企图利用苏联恢复对华军援之机,要挟蒋介石并发动曹甸战役,以巩固中共在苏北的地位,结果令蒋介石下决心消灭皖南的新四军。 蒋介石在1940年10月黄桥战役之后对中共的分析与决定采用的对策如下。

“甲、对共问题
子、共匪方鍼:在中倭相持之间力谋扩充地盘,发展势力与乘机蚕食我各地弱小部队与运动不良部队,以削弱我中央政府实力,造成其他日起而代之基础。然而最近仍以抗日为名掩护其行动,不敢明白叛乱,故其尚不肯决裂,然而决无诚意合作之望。以其目的非推倒我国民党,不能谋出路也。
丑、共匪态度硬到不至决裂,轻到不屈服,是其对我惟一之口号与态度。此时彼防中央与英美有合作之可能,故必尽力设法阻碍,以减损中央威信或受苏俄主使,不惜出以叛变行动,以破坏中国与英美合作之计划,故在苏北明白向我军进攻,一面迁移划区交涉,以随其无限扩张之阴谋。
寅、共匪兵力约三十万人,但无战斗力实力,其能集合攻击我要地者,最多不能过五万
人之数。……
乙、我军方略
子、现时英美俄之形势正在急变之中。倭军攻滇或南进之行动尚未明了以前,如我国内部此时发生叛变,则于我大为不利,故应暂时避决裂,静观国际形势为宜,一面准备兵力制阻共匪之行动,一面整补实力,以待时局变化。……
丑、我军兵力与地区对共对倭应作总计划。总兵力不宜分别为二,故对敌倭寇之游击区域,亦以游击兵力剿共,对倭寇应避战之区域,对共亦不必积极斗争,以免兵力消耗或反被其牵制,但须时觅良机与以不测打击也。
寅、中央对共态度应刚柔并用,宽猛相济,操维在我,不为一时小利小害被激怒、冲动,以乱大谋。凡无害于大者,应尽量宽维,一以忍字为本也。……

迫使蒋介石对中共忍耐的因素,除上述政治因素和对付日军进攻云南或南进要求外,还有他对苏联武器、特别是飞机和其他重武器的依赖,而苏联输送武器与否又决定于斯大林对苏联安全形势的判断和对华军事援助是否有助于苏联安全。蒋介石在1940年10月初察觉到苏联对德意日三国条约的不安,并怀疑苏联与日本是否在秘密进行谈判,与日本签定互不侵犯条约,以鼓励其南下,减少对苏联的威胁。 蒋介石1940年10月12日得出推论:“此时俄仍需要我抗倭,不致使中共叛乱。” 蒋介石开始寻找借口和时机,给中共予军事打击,于滇缅路重新开放后的次日 (即1940年10月19日)下令中共军队的活动区域为旧黄河以北,逼使中共领导人做一困难的决择:或是公然抗拒命令,或是服从命令而面对日军和国军的双重打击。
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黄桥战役前明显没有预料到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及其重大影响,在黄桥战役的胜利后方知其严重后果,不知所措。 与此同时,苏北的军事形势转而不利。韩德勤在黄桥战役失败后固守苏北曹甸,等待驻山东国军正规军救援。曹甸因而成为关系中共在苏北军事地位的重镇;刘少奇等中共当地领导人要求以军事进攻强占之。但在黄桥战役后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下,再发动军事进攻进攻江苏地方保安部队,显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会成为蒋介石对中共军队打击的好借口。毛泽东因而犹豫不决,直到1940年11月28日才同意刘少奇和黄克诚等人实施曹甸战役的建议。战役于次日发起,但一周内遭受约两千人的伤亡后被迫停止,亦令蒋介石下定发动皖南事变的决心。 在大陆出版的著作中,毛泽东在曹甸战役前的犹豫难决,清晰可见,但无人解释为何他最后不顾蒋介石定会有的军事打击,去进攻曹甸。蒋介石日记中揭示了毛泽东这一决定与苏联武器供应的关系,表明毛泽东可能企图以蒋介石对苏联武器的依赖,冒险对其胁制。

苏联于1940年11月24日通知蒋介石:对华军事援助将恢复;首批物资是250架飞机和200火炮。 蒋介石在曹甸战役结束后思考对中共打击时,考虑到自己是否还能得到这批数量可观、又急需的武器。 但毛泽东错误估计了蒋介石和斯大林,低估了蒋介石的机敏和个性,高估了他对苏联武器的依赖性,也低估了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依赖。蒋介石从莫洛托林在1940年11月10日对柏林的访问中,发现苏联与德国在近东问题的冲突已经无法调和,正在迅速走向战争。由于德国享有明显的军事优势,苏联正竭力拖延战争的爆发,不惜以绥靖方式,向德国提供战争物资,并诱使德国入侵土耳其。 为了避免两线作战,苏联还在积极与日本商议互不侵犯条约,以鼓励日本南下东南亚,同时支持中国拖住日本。 蒋介石因此认为,苏联11月24日的运送武器通知,其实是苏德关系急剧恶化的反映,是向日本提示自己的亚洲的安全利益和战略态势,使之南下,并同时向国民党表明自己全力支持国民政府领导抗战。 蒋介石由此得出结论:如果国军打击中共,苏联停运武器的可能性极小。除此之外,蒋介石还认为中共以苏联武器供应为要胁,更须训戒。 当皖南事变开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制裁新四军问题,此为抗战成败最大关键。若无最后决心,则以后中共看破我心理,彼更借俄势要胁,而俄械之已允者,亦必以此为其容共要求工具。以后国权全操在人矣。故因俄械将到未到时,以表示我对中共制裁之决心,不为俄国大炮200门、飞机250架等大量武器之故而有迁就与疑虑。此等得失存亡之大事,决不为外人物质之关系而动心也。”

如蒋介石所料,苏联的武器供应未应皖南事变而中断。在1941年1月8日国军开始围歼新四军军部后,苏联驻重庆官员无人问津此事,反倒对国民党官员示好。 苏联武官还特意通知蒋介石,苏联将增加新飞机予中国,似乎“有意在为中共无形求饶。” 直到新四军军部被消灭的前一天,苏联武官才问了一下皖南的战事。 当这批武器于1941年1月底运到后,苏联又于2月中旬运来了更多的飞机。蒋介石注意到,与德国的战争日益临近,苏联亦急需飞机和各种装备。 苏联与日本亦如蒋介石所料,于1941年4月13日在莫斯科签定中立条约。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这样评论这项条约:“俄损人利己,必有之贯技,自在意中。如果属实,于我实质上并无所几。然形式上倭国乃得一时之优胜。此为俄国信义与国际上之最大损失,而非我之害也。” 苏日中立条约签定后,斯大林亲赴火车站为日方的条约签署人松冈洋佑送行,在站台上热情拥抱亲吻。蒋介石见此报道后,“闻之对呕,不令德倭更轻侮。……。唯物史者之势利与卑屈,其患得患失。” 两个月零十一天后,德国于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入新阶段,加快了日本南进东南亚的步伐,推动了中国抗战与欧洲战争融为一体的进程,令蒋介石把中国抗战国际化战略设想,更加接近实现。

结论

中国的抗日战争源于日本对中国漫无止尽的欺凌与领土掠夺。虽然中国在人口与领土面积上胜于日本, 但两国在军事、经济和社会组织相差之大,令中日战争如同当今的不对称战争。对抗如此强敌, 蒋介石别无他择,只能依赖全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热情,以西南为大后方,以平汉路与粤汉路以西近地为主战场,依靠各国政府与人民在道义和物质上支援,发动全面抗战,抗日御辱,以时间为武器,拖垮敌人,取得光荣的和平,为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取得一席之地。简言之,中国抗战的精神力量源于中国大众渴望国家富强的民族主义与对国际公理的信任;中国的物质力量除自身的力量外,还依赖于国际社会的支援。蒋介石是这种精神力量的代表;他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与国际公理和正义结合的典范。蒋介石将中国抗战国际化的策略,符合中国国力与当时的国际与国内形势。以恢复七七前局势为谈判目标,符合中国的国力与抗日御辱的政治诉求。与日本进行对等谈判并取得光荣的和平,正是蒋介石发动八一三全面抗战的目标,因而无可非议。然而此时国际形势危机四伏,正处于世界大战的前夜,而国际友邦对中国的支援基于其自身的国家利益,为日本军阀投机取巧提供了契机。蒋介石在处理对日和平问题上,不仅受到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的左右,而且受制于受苏联影响的中共。苏联出于自身的利益,希望中日战争无限期地的拖下去,让日本深陷中国泥潭,无力与德国呼应,令苏联腹背受敌。英美国两国的政策与苏联的雷同,希望中国拖住日本,使之无力南下。苏英美三国的这种政策既给了蒋介石以力量和希望,也加大了他对日议和的困难,增大了中国抗战失败的风险。1940年5-6月间纳粹德国在欧洲的胜利,动摇了蒋介石抗日持久战战略的基石,迫使他在1940年7月考虑在不利条件下与日本媾和,第一次彰显了他败而不乱的政治家风范(第二次是1949年)。 这种风范源于中国公众不屈的抗日斗志,也来自于蒋介石倔强的性格、对公理坚定的信念、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忍辱负重的品质以及日本军阀的贪婪、狂妄与投机。蒋介石在1940年夏秋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劣势地位,分辨出中国近期与远期的敌友,对日本积极进行和平拭探,对英美奔走呼吁,对苏联和中共含垢不发, 沉着冷静,观察入微,掌握时机,果断出手,适时结束,以皖南一役,换来了国共在以后抗战岁月中的和平,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改善了国民政府在对苏交涉中的地位,为后来收复新疆创造了有利条件。

注——

1 . [December 8, 1941],ibid , [Box 41, Folder 18]
2 . [December 8, 1941], Chiang Kai-shek diaries, [Box 41, Folder 18]
3 . [November 24, 1941], ibid, [Box 41, Folder 17]
4. 皖南事变在爆发伊始即引起英美驻华使团的关注,直至今日仍被视为蒋介石以武力消灭异已的证据之一, 直接了影响了后来英美两国对中共政权性质的评判以及对国民政府态度与政策。[见:Frank McLynn, The Burma Campaign: Disaster into Triumph, 1942-1945 (London: Vitage Books, 2011): 48] 英国历史学家Gregor Benton对新四军在1938-1941年的军事行动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揭示了各个行动之间的相互关联,感知到中 共中央对新四军行动的指导,因而呼吁对中共的政策进行“更上层次的战略分析”[Gregor Benton, New Fourth Army: Communist Resistance along the Yangtze and the Huai, 1938–1941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710]。 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通过中共 的极度物质匮乏情况,揭示了其向中国东部富庶地区发动攻势的内在原因; “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 (《 抗日战争研究》, No. 4 (2002):17-22) 一文中证明了中共是国共摩擦的挑起者,在中共于1940年12月初 发起曺甸战役前,蒋介石并没有下决定消灭皖南新四军,但他没有说明毛泽东为何敢于冒国民政府军事打 击之险,在取得黄桥战役胜利后,再次进攻国军。
5 . [5, 15 29 May 14, 1933], ibid, [Box 36, Folder17]
6. 蒋纬国根据蒋介石的授意,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阐述了蒋介石抗日持久战的要旨及其原因。见[蒋纬国, “抗 日战争是怎样打胜的,” 载于秦孝仪主编,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2编 (台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1989 年): 2.536-575]。蒋纬国还以简洁、明瞭的语言在其英文版中解释了抗战持久战的原因以及这一战略实施的过程。(Wego W.K.Chiang, How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Won the Eight-Year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Taipai: Li Ming Culture Enterprice CoLt, 1979))。蒋纬国的阐述与国军的军事行动及蒋介石日记相吻合。笔者故而认为其可信。
7 . Sherman Xiaogang Lai, “Dilemmas and Solution: Chiang Kaishek’s Wuhan-Centred Grand Strategy and its Implementation,” presented at Panel 120, Chiang Kai-shek: The Unknown Story,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nual Meeting, Atlanta, April 5, 2008.
8. 徐道鄰, “敵乎?友乎 (Enemy or Friend?)” 外交評論(Diplomatic Review) 3, no.11-12 (1934):1-23 3
9 . [December 26, 1937], ibid, [Box 39, Folder 18]
10 . [November 25, 1937], ibid, [Box 39, Folder 17]
11 . [Miscellaneous, 1937],ibid, [Box 40, Folder 2]
12 . [November 25, 1937], ibid, [Box 39, Folder 17]
13 . [March 22, 1938], ibid, [Box 39, Folder 22]
14 . Ibid
15 . [March 23, 1938], ibid
16. [March 21, 1938], ibid
17 . [March 28, 1938], ibid
18. [March 29, 1938], ibid
19 . [April 9, 1938], ibid [Box 39, Folder 23]
20 . Ibid; [April 18, 1938], ibid
21 . [April 22 and 26,1938], ibid [Box 39, Folder 23]; [26 May, 1938], ibid [Box 39, Folder 24]
22. [June 7, 14 and 26, 1938], ibid [Box 39, Folder 25]
23. [July 1, 5, 9 and 13, 1938], ibid [Box 39, Folder 25]; [September 12, 1938], ibid [Box 39, Folder 28]
24 . [August 18, 1938], ibid [Box 39, Folder 27]
25 . [September 14, 1938], ibid [Box 39, Folder 28]
26 . [September 16, 1938], ibid [Box 39, Folder 28]
27. Ibid. [September8, 1938], ibid [Box 39, Folder 28]
28. [September 23, 1938], ibid [Box 39, Folder 28]
29 . [September 26, 1938], ibid [Box 39, Folder 28]
30. [September 23, 1938], ibid [Box 39, Folder 28]
31 . [October 3, 1938], ibid, [Box 39, Folder 40]; 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载于杨天石 著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香港:三联书店,2008 年):253-296
32 . [October 1, 1938], Chiang Kai-shek diaries, [Box 39, Folder 40]
33. [October 18, 1938], Chiang Kai-shek diaries, [Box 39, Folder 40]
34 . [Jan 15,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17]
35 . [Yearly Reviw, 1938], ibid, [Box 40, Folder 2]
36 . Ibid.
37 . [Annual Plan for Year 1939], ibid, [Box 40, Folder 3]
38 . [Jan 15,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17]
39 . [Jan 6, 1940], [Monthly Reflection], ibid
40 . [September 5, 1937], ibid, [Box 39, Folder 15]
41. [November 4, 5 and Monthly Plan, 1937], ibid, [Box 39, Folder 17]
42 . [Yearly Reviw, 1938], ibid, [Box 40, Folder 2]
43 . [January 16, 1939], ibid, [Box 40, Folder 4]
44 . [12 月 31 日回顾一年来之工作, 1939], ibid, [Box 40, Folder 3]
45 . [March 1,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19]
46 . [May 25,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1]; [Chronology of 1940, 1940, Vol General], ibid, [Box 40, Folder 16]
47 . [August 1, 1937], ibid, [Box 39, Folder 14]; [Sept 13, 1937], ibid, [Monthly Reflection], [Box 39, Folder 15]; [October 9, 1937], ibid, [Box 39, Folder 16]; [Nov 17, 1937], [Nov 24, 1937], ibid, [Box 39, Folder 18]; [Dec 1, 1937], ibid, [Box 39, Folder 19]
48. [December 3, 1937], [Dec 5, 1937], ibid
49 .蒋介石在1939年5月第二周的“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苏俄外交突变,为化共党,必为倭寇。吾惟有 既定方鍼,忍耐进行,所至其与倭妥协有事实表示,不可有所表示。”(见 [Weekly Reflection, May 1939], ibid, [Box 40, Folder 8])他在是年 5 月 29 日的日记中写道:“俄对我态度突变,岂为聘请法国顾问受疑 乎?”([29 May, 1939], ibid, [Box 40, Folder 8])他在是月的“俄国态度显现冷后工,其对华外交方鍼。本 来如此无足为异,凡不能自立而有求于人之时,无论何方皆无诚意可言也。英法亦然,而美国之和平与 公义之传统精神则不同耳。美国实为我中国之至友,而俄国对态度则无论如何,我应以诚意应之。” ([Monthly Reflection, May 1939],ibid, [Box 40,Folder 8])
50 . 杨奎松,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89-90. See also: “中央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 June 7, 1939,” in 中央档案馆(Central Archive)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12. 80-81; “反对投降提纲,June 10 and 13, 1939),” ibid, 82-130
51 . Yang, op.cit
52 . Ibid
53 . 54 .55. 56. 57 . 58 . 59 .
Ibid. See also: Central Archive, op.cit
“中央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 May 19, 1939,” in Central Archives, op.cit, 74-74; Sherman Xiaogang Lai, “Mao Zedong’s Manoeuvre for Power During 1937–1938” (Surrey, BC: Unpublished Paper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History Society at Kwantl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May 9, 2009); “A War within in the War: The Road to the New Fourth Army Incident in January 1941,” (Philadelphia, PA: Unpublished Paper at Annual Meeting,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March 2010)
[September 2, 1939], ibid, [Box 40, Folder 12]
Ibid.
[August 23, 1939], ibid, [Box 40, Folder 11]
[Monthly Reflection, August 1939], ibid; [Box 40, Folder 11] [Weekly Plan], ibid, [ Box 40, Folder 12]
60 .61 . 62 . 63 . 64 . 65 .
Ibid. 蒋介石对纳粹德国的态度长期暧昧。其日记表明他在欧战爆发前和爆发后与德国保持相当密切的联 系,知道德国军队内反纳粹密谋组织的存在。他得知希特勒特许蒋纬国在德国军校继续就读的消息后, 反复揣摩其中意义。在欧战爆发后,蒋介石考虑过联盟德国的可能性,虽然在日记中记有 “联德实为下 策,当无此事”的字样([August 1, 1939], ibid, [Box 40, Folder 11]),但在 1940 年 7 月非常后悔没有联德。
[Monthly Reflection, September 1939], ibid; [Box 40, Folder 12] Ibid
[Plan for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16, Vol 1, General] [March 2,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19]
[July 18, 1940],ibid, [Box 40, Folder 23]
66 . [April 11,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0]
67. [April 12, 1940], ibid
68 . Ibid; [Weekly Reflection], [April 16, 1940], ibid
69 . [Monthly Reflection, April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0] 70 . [May 12,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1]
71 . [May 19, 1940], ibid,[Box 40, Folder 21]
72 . [May 24,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1]
73. [May 25,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1]
74 . [Monthly Reflection, May 1940], ibid,[Box 40, Folder 21]
75 . [May 25, 1940], ibid,[Box 40, Folder 21]
76 . [May 27, 1940, Miscellaneous], ibid, [Box 40, Folder 28]
77 . [May 28,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1]; [Monthly Reflection, May 1940], ibid,[Box 40, Folder 21] 78 . [May 27, 1940, Miscellaneous], ibid, [Box 40, Folder 28]
79 . Ibid
80 . [May 30, 1940], ibid
81 . [June 4, 1940, Miscellaneous], ibid, [Box 40, Folder 28] 82 . [June 4,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2]
83 . [June 6, 1940], ibid
84 . [Weekly Reflection], ibid
85 . [June 23, 1940], ibid
86 . [Monthly Reflection], ibid
87 . [July 2, 1940], [July 11,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3]
88 . [July 2, 1940], [July 6, 1940], [July 13, 1940], [July 16, 1940], [Monthly Reflection], ibid
89 . [Weekly Reflection, 1940], ibid
90 . [July 18, 1940],ibid, [Box 40, Folder 23]。蒋介石在这两句之间还有一句:“余以四川为中心尚有百万军 队,倭其奈我何。”从他当日的日记和前后数日的日记看,这句话是自我安慰,故未置其于正文中。
91 . 92 . 93 .
94 .
95 . 96 .
[July 19, 1941], ibid, [Box 40, Folder 23] [September 27,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5]
[May 19,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1]; [June 22,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2]; [July 5,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3]
[Weekly Reflection, July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3]; [July 14,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3]; [July 26,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3]
[July 9, 1940], ibid
[Miscellaneous, July 25, 1941], ibid, [Box 40, Folder 28]
97. Ibid. 98 . Ibid
99 . Ibid
100 .Ibid. 蒋介石在 1940 年 7 月 7 日的日记列出了类似的和平条件。见 also [July 7, 1941], ibid, [Box 40, Folder 23]
101 . [July 7, 1941], ibid, [Box 40, Folder 23]
102 .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
103 . [July 26, 1941], ibid, [Box 40, Folder 23]
104 . [July 28, 1941], ibid, [Box 40, Folder 23]
105 . [July 29, 1941], ibid, [Box 40, Folder 23]
106. [July 30, 1941], ibid, [Box 40, Folder 23]
107 . [Monthly Reflection, July 1941], ibid, [Box 40, Folder 23] 108 . [August 5,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4]
109 . Ibid.
110 . [Weekly Reflection], ibid
111 . [August 16, 1940], [August 18,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4] 112 . [August 17,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4]
113 . [August 3,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4]
114 . [August 24 and 25,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4]
115 . [August 24, 1940], [August 29, 1940], ibid
116 . [Weekly Reflection (last week), August,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4]
117 . [August 14, 1940], ibid,[Box 40, Folder 24]
118 . [July 1, 1940], ibid,[Box 40, Folder 23]. 蒋介石在是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军部又干涉其政府外交政策且 甚激烈,逼其政府南进。以必为敌国之制命伤也。”
119 . [September 3, 1940], [September 17, 1940], [September 20, 1940], [Weekly Reflection], [September 23,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5]
120 . [September 22,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5]
121 . [September 23, 1940], ibid
122 . Ibid.
123 .蒋介石在1940年8月底的“本月大事预定表”中写道:“如英德决战后媾和,则为中国之利,亦即全世界 之利也。否则德与俄在 争霸,德意倭成为一战线,英美苏亦成一战线,此亦我中国之所期者也。” ([Monthly Plan, August,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4])
124 . Anthony Best, Britain, Japan and Pearl Harbor: Avoiding War in East Asia, 1936-41 (London: Routhedge, 1995)
125 . [September 27,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5]
126. [September 30,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5]
127 . [Monthly Reflection], ibid,[Box 40, Folder 25]
128. [中共与苏俄最近形势之变化之研究,民国二十九大事表,1940 年 10 月 12 日], ibid, [Box 41, Folder 1]
129 . Gregor Benton, op.cit.
130. 从中共官方的出版物看,毛泽东自黄桥战役结束后对局势的估计悲观,电报 语气激昂,观点 漂乎不定,与1940年初谋划进军华中时形成鲜明对比。见:“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行动
方针的指示, October 12, 194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Vol.12 (1939-1940)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504- 505; “中央关于防止执行政策中左倾错误的指示,” ibid, 518-519; “中央关于对待反共派俘虏问题的指示, October 18, 1940,” ibid, 520; “毛泽东关于动员党内一切力量制止剿共降日的指示, November 6, 1940,”ibid, 552; “中央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 , November 7, 1940,” 553-557; “目前方针是缓和摩擦强调团结, October 11, 1940,” 毛泽东军事文集,Vol.2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560-561;“新四军的行动 方针, October 11, 1940,” ibid, 562; “对目前世界形势的估计及对国民党可能进攻的对策 , October 25, 1940,” ibid, 566-568; “对付日蒋联合反共的军事部署 , November 3, 1940,” ibid, 569-570.
131. [中共与苏俄最近形势之变化之研究,民国二十九大事表,1940 年 10 月 12 日], ibid, [Box 41, Folder 1]
132 . [October 2,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6]
133 . [October 12, 1940], ibid
134 . “中宣部政治情报第六号:英美拖中国加入其战争集团, October 20, 1940” in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Vol.12 (1939-1940)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521-523;杨奎松, op.cit, 94-105. “毛泽东关于目前时 局的指示, November 1, 1940,” in Central Archives, op.cit, 540-542; “中央关于建立与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 示 , November 1, 1940,” ibid, 543-547;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反摩擦斗争中争取友军给新四军的指 示 , November 4, 1940,” ibid; 548-550; “毛泽东关于不反对蒋加入英美集团及制止投降分裂致周恩来, November 6, 1940,” ibid, 551; “毛泽东关于动员党内一切力量制止剿共降日的指示, November 6, 1940”, ibid, 552; “中央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 November 7, 1940,” ibid, 553-557;参见:注130。
135 . 杨奎松, “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 抗日战争研究, no.4 (2002): 1-39
136 . [November 24, 1940], Chiang Kai-shek diaries, [Box 40, Folder 27]; [Weekly Reflection (Second Week of
January, 1941], ibid, [Box 41, Folder 7]
137 . [December 8,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8]
138 . [November 11, 1940], [November 12,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7] 139 . [Weekly Reflection], ibid
140 . [November 24, 1940], ibid
141.蒋介石在 1941 年 1 月 13 日的日记中反映出国民党决策层内对处理中共问题的意见分歧与自己的顾虑和 能力的局限。他在这样写道:“对皖南新四军冲突实违反我意。方(?)白等坚决在此时消灭整个共党,诚 不识大体与环境之谈。明知其不可能,而强行之。其幼稚言行毫无进步,可叹。余决令放行。只要知求饶 从命足矣。”
142 . [Weekly Reflection (Second Week of January, 1941], ibid, [Box 41, Folder 7] . 蒋介石于 1941 年 12 月 9 日决 心武力处理新四军问题,在是日的日记中写道:“对朱彭毅然下令,命其向河北移动。此亦今日重大之决 心也。([December 9, 1940], ibid, [Box 40, Folder 28])
143 . [Weekly Reflection (first week of February, 1941)], ibid, [Box 41, Folder 8] 144 . [January 13, 1941], ibid, [Box 41, Folder 7]
145 . [January 16, 1941], ibid, [Box 41, Folder 7]
146 . [Weekly Reflection (second week of February, 1941)], ibid
147 . [April 13, 1941], ibid, [Box 41, Folder 10] 148 . [April 15, 1941], ibid, [Box 41, Folder 10]
最后编辑时间: 2018-01-16 23: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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