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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朱学渊   我所知道的「反右」和「右派」 2018-01-09 15:31:46  [点击:903]
我所知道的「反右」和「右派」

「反右」是毛澤東的流氓心術
一九五七年我才十五歲,但已經蒙朧地感到自己不適應那個社會,開始想知道陰暗面和外國的事情,誘因是厭倦學校的集體活動。前一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秘密報告」後,社會主義陣營的陣腳大亂。那時《文匯報》連載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的回憶錄《斯大林時代》,我每天放學走到兩里路外的閱報欄去讀它,雖然一知半解,但也知道了一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恩怨。今天回過頭來看這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覆滅的啟端,也可以認識毛澤東陰謀一生的一個側面。
早在一九四九年發誓「一邊倒」之前,毛澤東就對斯大林懷恨在心。赫魯曉夫在二十大的講話傳到西方後,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五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此文儘管說了些溢美死人的好話,但表白了毛澤東對追隨斯大林的中國教條主義者們的痛恨,它的基調是贊同批判「個人迷信」的,毛澤東是準備要在這場風波中撈點油水的,他以為接替斯大林的地位時機已經到來。
一九五六年,事態一直朝著不利蘇共的方向發展。是年六月間,波蘭發生波茲南鐵路工人鬧事[註1],毛澤東幸災樂禍。當時的新華社駐華沙首席記者謝文清[註2],在幾十年後告訴我,他曾經寫了一份「內參」,報告波共執政的錯誤和工人鬧事有理的根據。毛澤東看了這份內參後,如獲至寶,親自批示,並在黨內通報表揚謝文清。毛澤東借波茲南事件打壓蘇共,造成赫魯曉夫在波蘭問題上手軟,最後接受哥穆爾卡復出。

1956年六月波茲南工人的口號「我們要麵包」

然而,事態繼續發展。十月間發生的「匈牙利事件」,迅速地把毛澤東的「幸災樂禍」轉化為「憂心忡忡」。他一反當初認為波蘭工人「造反有理」,翻轉臉來逼迫赫魯曉夫鎮壓布達佩斯的「反革命暴亂」。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的《人民日報》社論〈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說:「在過去時期的匈牙利……反革命分子卻沒有受到應有的打擊,以致反革命分子在一九五六年十月間能夠很容易地利用群眾的不滿情緒,組織武裝叛亂。」

1956年十月坦克上的布達佩斯民眾
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的處境很困難,只能由得毛澤東任意指鹿為馬。而毛澤東就開始發明什麼「兩類矛盾」及其「轉化」的「理論」,即:「人民內部的某種矛盾,由於矛盾的一方逐步轉到敵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轉化成為對抗性的矛盾。」這不僅圓了他對波、匈事件截然相反的荒唐立場,同時也為一九五七年的「幫助黨整風」轉化為「引蛇出洞」預設了陷阱。從此愈來愈多中國人轉化為共產黨的「敵人」,第一批即是「右派分子」。這一態勢延續了二十年,直到胡耀邦搞「一風吹」。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花言巧語號召「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幫助黨整風」,中國的民主主義政治家們未能認識這個專制主義陷阱,還以為是「政治的春天」的到來。五月十五日他就向黨內發佈〈事情正在起變化〉的密示,要「誘敵深入,聚而殲之」。六月八日他在《人民日報》發出「反右」信號彈〈這是為什麼?〉,六月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說是毛澤東二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其實內容全部篡改,春天已經轉化成為寒冬。
毛澤東與生俱有惡劣的天性,後天又耳濡目染湖南農村流氓習氣。一九五七年「反右」是他的系列陰謀的一次,「文革」則是「反右」之後續,其間他年年有花樣,而且所向披靡。既然「陰謀」無往不利,當然他也可以無恥地聲稱它是「陽謀」了,這與「我是流氓,我怕誰?」沒有任何區別。
眾所周知,一九五七年夏天,毛澤東的湖南同鄉羅稷南問他,要是魯迅活著會怎樣?毛澤東回答說:「以我的估計,要麼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其實,毛澤東造就一個「無言論環境」的企圖在三十年代就發作了,江西蘇區的「富田事件」殺人如麻,殺的都是不擁護他的紅軍官兵。「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後,他則是逐次按比例地將一部分人民、一部黨內同志「轉化」為「敵人」,使整個民族分批發生恐懼,其中又以「文革」最殘酷,「反右」最卑鄙。
一九六五年,毛澤東與劉少奇為「四清」問題發生爭論,他當著一群「党和國家領導人」惡狠狠地對「少奇同志」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今天中共統治集團成員的父輩,大多見識過毛澤東流氓術,但他們的特權又是基於毛澤東流氓術造就的中華民族的恐懼,去年我們紀念「文革四十周年」,今年紀念「反右五十周年」,都旨在消除這種恐懼;而中共統治集團反對我們舊事重提,則是因為毛澤東的流氓小指頭,還有為後人牟利的價值。
「右派」的受難
「反右」剿滅了中國民主主義者,使他們的「多黨制」訴求成為「罪惡」,膽小的中國人至今聽了「多黨」還害怕。然而,「反右」又大大超越了鎮壓政治層面的制度訴求,大批科學、文化、藝術工作者,數以十萬計的中小學教師,因為對黨委、對黨支部、乃至對個別共產黨員提意見,或者對中蘇關係、民族政策等提出見解,而被打成「右派分子」,整個中國知識階層受到了無端的清洗和史無前例的恫嚇,甚至一些黨內、軍內的幹部,也沒有逃脫當「右派分子」的厄運。
毛澤東和共產黨以為階級鬥爭和計劃經濟能解決世間一切問題,一進城就打擊「反動的資產階級社會學」。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各高校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系科全部被肢解,大批接受西方訓練的學者被降級改行,人類學者潘光旦、吳文藻、費孝通被編入民族學院,人口學者吳景超被編入財經學院,「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被根除。「整風」初期有人呼籲恢復社會學系,共產黨出重拳予以打擊,「反右」期間全國的社會學學者被一網打盡。今天中國人口、民族問題之積重難返,與共產黨著重摧殘人口學、民族學等學科有密切關係。
以民族學為例。民族學家吳文藻(冰心的丈夫)在關於土家族的問題上與汪鋒(當時中央民族委員會主任)的意見相左;妻子是藏族的藏學家任乃強,對西藏問題有太多的見解。真知灼見與政令不一致,共產黨就把他們打成「右派」。

最著名的知識份子「右派」費孝通(左)潘光旦
一九五七年,我就讀的上海鐵路中學的老師中打了三個「右派」。容貌美麗的李家婉老師出身富商家庭,解放初還只是一個大學生,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她迷上了一位口若懸河的工農幹部。結婚以後,這位老幹部屢教不改地沾花拈草,她「鳴放」了「工農幹部道德敗壞」的牢騷,於是美女就「化成毒蛇」了。
一九六五年,我被分配到四川榮昌縣教書,次年文革開始,我結識了一批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瞭解了他們「向黨進攻的罪行」。其中,以張建平的「罪行」最荒誕離奇。張建平是安徽六安人,父兄曾參加紅軍。他於一九五○年隨西南服務團入川,其人雖僅有初中程度,但精明能幹,能言善文,被劃定為「右派分子」前,任榮昌縣人民法院副院長。
五十年代前期,榮昌縣峰高鋪發生一起強姦幼女案,經某女性辦案人偵定系當地一已婚育的農民所為。嫌犯被判長刑後,送某農場勞改。服刑期間,該犯從不洗澡潔身,便溺必無旁人。經農場當局查驗,該犯竟無男器,於是宣佈無罪釋放。原來嫌犯是獨子,年幼蹲便時,被餓犬咬去陰莖。家人長期隱瞞此事,乃至成年成婚,其妻與他人育子,亦未為人知。嫌犯為「無後為大」和「名正言順」,寧受冤屈,甘願勞改,亦不露身。而共產黨辦「強姦犯」,竟也不驗身。此事遂成一大笑話。張建平於「鳴放」期間,以此例批評法院的工作,引起縣「公檢法」負責人陶家賓(老幹部,江蘇東海人)不快,而將他定為「右派」。
另一名「軍內右派」孟慶臣,山東金鄉人,出身貧農,一九四四年就隨父兄參加了八路軍,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出生入死,身經百戰。孟慶臣所在冀魯豫部隊就是後來進軍西藏的十八軍。一九五○年昌都戰役俘虜阿沛·阿旺晉美,孟慶臣還參與了處置工作。五十年代初,他去張家口高級通訊學校受訓,結業後回西藏軍區,任昌都警備區通訊兵主任,兼地區郵電局局長和黨組書記。一九五五年授大尉軍銜時,年僅二十五歲。
昌都地區軍政總負責人是中共幹員,西藏軍區副政委王其梅(王在「文革」中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成員,被摧殘致死)。一九五七年,王其梅去北京經年未歸,西藏軍區傳言他有歷史問題。一九五八年西藏軍區開展「整風反右」,昌都警備區找不出「右派」。於是就無中生有,將與王其梅工作關係密切的孟慶臣隔離,組織群眾揭發他的「反黨罪行」;在王其梅返回西藏工作之前,又將孟慶臣送交軍事法庭審判,定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開除軍籍,送交地方處理。於是孟慶臣以「軍內右派」的罪身,輾轉來到榮昌。孟慶臣一生悲苦,在「文革」中又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他的五個子女無一人受過良好教育。
「左派」的報應
中華民族從「反右」得到的教訓是「禍從口出」,從此「黨天下」更加發揚光大,不僅黨委即黨、支部即黨,乃至黨員即党,群眾見到黨員噤若寒蟬,看到黨支部點燈,就以為共產黨要整人,而政治審查愈見嚴格,階級路線更加張揚,出身不好的人晉升進學愈見困難了。
有鴉雀無聲的局面,毛澤東行事就更方便了,一九五八年的人民公社、大躍進就是他的為所欲為。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繼續所向披靡;後續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了四千萬人,一九六二年七千人會議劉少奇主會,毛澤東暫時吃癟;一九六六年他反攻倒算,這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吳晗可算得上是中國第一號「左派」,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第二天,吳晗就奉命點了三個「大右派」的名,把火燒到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的身上。而翦伯贊是北京大學左派,老舍是文學藝術界的左派。這些左派幫助共產黨強化了黨天下,也就為自己挖好了的陷阱和墳墓。九年以後,上述三人統統自殺身亡。

著名「左派」知識份子吳晗(左)翦伯贊(中)老舍
我一九六○年入華東師範大學,這也是一所以出「右派」的名校,除了許傑、施蟄存、徐中玉等「大右派」外,還打了無數的學生「小右派」,那時有一部電影《大風浪裏的小故事》就是以華東師大為背景拍成的。不少「右派」在「文革」中尚能死裏逃生;而主持華東師大「反右」的黨委書記常溪萍,卻撞在「文革左派」聶元梓的槍口上,非死不可。
常溪萍,山東平度縣人,地主家庭出身,中等師範程度,抗日時期以小學教員的身份,參加共產黨,曾任中共膠東局秘書長,青島市軍管會主任,後調上海擔任「重點大學」--華東師範大學黨委書記。其人黨性堅定,視「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若寇仇。一九六三年,低我一屆的李維路等同學「聚眾聽裴多芬交響樂」,常溪萍親自組織批判,一口一個「裴多菲俱樂部」,簡直嚇死人。好在後來發現奧地利的裴多芬不是匈牙利的裴多菲,才銷了此案。
一九六五年,與學術無緣的農村小知識份子常溪萍,已榮任「上海市委教育衛生工作部」的大部長,據說還將高升中央工作,有些人開始用「馬克思主義者」的頭銜來恭維他。原因是他擔任北大「四清工作團副團長」期間,袒護北大黨委書記陸平,一九六四年底受到「馬克思主義者」、「反修戰士」彭真的接見表揚。然而,陸平和北大黨委辦公室主任彭佩雲,中年氣盛,見好不收,在北大實行反攻倒算,與「四清」積極份子聶元梓結下了冤仇。
一九六六年彭真的「性質」發生轉化,他先于劉、鄧入了毛澤東的「彭羅陸楊」陷阱。聶元梓貼出「第一張馬克思主義的大字報」後不久,就急下上海專揪「四清運動叛徒常溪萍」。常溪萍得了飛來的叛徒帽子,馬克思主義者的「捨得一身剮」精神,竟徹底崩潰,隔離期間跳樓身亡。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的陷阱挖得太多,竟至共產黨也被他坑了。毛澤東一死,他的「神」的面具就脫掉了,共產黨的神話也破滅了,「反右」製造的所謂黨委即黨、支部即黨、黨員即党等「次級神話」,更是人間不齒的笑話。由於它們太神乎、太荒唐,乃至後人幾乎要把歷史上這兇惡而愚昧的一頁遺忘了。
結論:流氓畏懼歷史
五十年前是「黨天下」,大部分中國人是把毛澤東當做「神」的。今天黨天下未變,但「道」已變,因為人們不僅知道毛澤東不是「神」,而且還知道他是一個「流氓」。如果中華民族還有什麼畏懼的話,也不過是畏懼流氓,或者畏懼「帶槍的流氓」罷了,因此「畏懼」的性質也已經轉化。
一九五七年,流氓毛澤東說的「陰謀陽謀」、「美女毒蛇」、「香花毒草」、「引蛇出洞」、「聚而殲之」,都是世世代代難以忘懷的恐怖,「反右」是永遠抹不去的歷史。死了的流氓畏懼歷史,活者的流氓更畏懼歷史。雖然,我們手中沒有槍桿子,但我們有追求真實和推崇理性的筆桿子,把流氓的惡行紀錄下來,就是使中華民族免受流氓侵害的功德。

二○○七年五月十七日



注釋

[註1]波茲南事件
一九五六年蘇共召開「二十大「,赫魯曉夫《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傳出後,六月上旬波茲南機車車輛製造廠工人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並派出三十名代表赴華沙與政府談判。二十八日一萬六千名工人舉著「要麵包和自由」的標語,來到市中心廣場請願,呼喊「打倒秘密員警」、「釋放政治犯」、「俄國佬滾回去」等口號,大量市民沿途加入。市政當局拒見群眾代表,其間又有赴華沙請願代表遭逮捕的傳言,於是群眾衝擊政府,打開監獄,奪取民兵武器,並與警察和保安部隊交火。衝突中至少有五十多人死亡,二百多人受傷。當晚波蘭政府指稱「流氓分子「和「挑釁分子「製造流血事件,次日波共機關報稱帝國主義間諜和暗藏的反革命挑動群眾反對人民政權。七月初政府改口,強調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七月十八至二十八日召開的波黨二屆七中全會承認黨和政府要對事件負大部分責任。同年十月召開的二屆八中全會則完全肯定,事件是人民對歪曲社會主義的抗議,其原因應該到党的領導和政府中去找。

[註2]謝文清
河南武陟縣人,出身貧苦而敏學,一九三八年參加八路軍,一九四一年在延安接受新聞工作訓練,長期擔任軍事記者;自五十年代初,長期任新華社駐華沙和莫斯科首席記者,文革後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改革開放高潮中出任廣播電視部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主持該部的業務和黨務。一九五六年,因如實報導波茲南事件,受到毛澤東的特別表揚,成為新華社重要幹部;但謝文清不忘公義,晚年與李銳等結為「言必誅毛」的摯友。一九八二年夏天,美國國務院邀請在香港任上的謝文清訪美,他在去黃石公園遊覽途中與我等結識,暢談通宵,針砭黨弊,結下友誼。一九八九年五月,謝文清率廣播電視部部員上街遊行,轟動京城。「六四」後被開除出黨,後來中共收回成命。一九九三年,廣播電視部假西京賓館慶祝中央電視台成立三十五周年,謝文清與吳冷西、艾知生等老舊官僚入座主席台,主會人唱名與會「老部長」、「老首長」,會場靜如死灰;惟宣佈「還有我們的老部長--謝文清同志」時,突然全場起立,爆發出經久不息的掌聲。

附:黃宗英「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摘要)

魯迅之子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寫到,一九五七年羅稷南在一次座談會上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這段「毛羅對話」,我是現場見證人,但我想不起還有哪位活著的人也聽到這段對話。我永遠忘不了「對話」在當時給我的震顫。
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忽傳毛主席晚上要接見我們……及至我們被領進一間不太大的會場,只見一張張小圓桌散散落落,一派隨意祥和氣氛。我們電影界的人紮堆坐在迎中門方向的兩三張小圓桌邊。五十年代領袖接見並沒有嚴格的規定安排……趙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後,照片右角背影是羅稷南……。
毛主席對照名單掃視會場,欣喜地發現了羅稷南,羅稷南迎上一步與主席握手,就像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他倆一個湘音一個滇腔,我聽出有「蘇區一別」的意思。還是此番為寫此稿查資料時我方得知,羅稷南曾任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廷鍇的秘書,在十九路軍被調到福建籌建「革命政府」時,他曾被派赴瑞金,與紅軍將領張雲逸簽訂共同反蔣抗日協定,並向被封鎖的蘇區供應急需的布匹、食鹽、醫療設備和藥品,當年毛澤東曾設宴款待過他。羅稷南有這番軍旅經歷,怪不得我以前總感覺到這位勤於筆耕的翻譯家身上有一股軍人的英武陽剛之氣。
我又見主席興致勃勃地問:「你現在怎麼樣啊?」羅稷南答:「現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我的心猛地一激靈,啊,若閃電馳過,空氣頓時也仿佛凝固了。這問題,文藝人二三知己談心時早就悄悄嘀咕過,「反胡風」時嘀咕的人更多了,可又有哪個人敢公開提出?還敢當著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節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曉得將會發生什麼,我尖起耳朵傾聽:「魯迅?……」毛主席不過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麼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呀,不發脾氣的脾氣,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見羅稷南和趙丹對了對默契的眼神,他倆倒坦然理解了,我卻嚇得肚裏娃娃兒險些蹦出來……

人物介紹
羅稷南
真名陳小航(1898-1971),雲南順寧人。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以「羅稷南」為筆名翻譯了不少優秀作品,如梅林的《馬克思傳》、狄更斯的《雙城記》等。

黃宗英
中國著名電影演員、作家,赵丹之妻。原籍浙江瑞安,一九二五生於北京。天津南開中學肄業。一九四一年到上海開始從事電影事業。

原載《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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