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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胡平   重贴《八九民运反思》第四章“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教训” 2014-06-12 21:01:08  [点击:1635]
《八九民运反思》第四章 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教训

一、总结经验教训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意义

在前面的文字中,我们已经说明了两点:1.八九民运遭
到了失败:2.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不可避免。这两个观点对
我们在下面要展开的对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很重要
的。如果八九民运并没有失败,总结经验教训就显得不那么必
要:如果八九民运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总结教训就是不可能
--因为要寻找出一件不可避免之事情的如何避免之道,这
在逻辑上就是自相矛盾的。
所谓总结八九民运失败的教训,意味着我们要找出我们民
运力量自身在这场运动中有何失策之处。因此,有些关于八九
民运失败原因的分析解释和我们此处要讨论的主题并不相干。


二、总结教训要避免『文不对题』

比如,有的朋友试图用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结构特点(诸如
政治上的极权、经济上的公有制等等)来解释八九民运的失
败。这种解释应该说是和总结教训无关。因为我们意欲回答的
问题恰恰是,在具有如此这般的一些结构特点的现阶段中国社
会,民主斗争应当如何开展以及如何获胜?如果你的答案是:
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民主运动之所以难以开展和未能获胜,是因
为现在社会具有如此这般的一些结构特点。那么,你其实并没
有给问题作出任何答案,你只不过是用陈述句的形式重复了一
遍问题(疑问句)本身而已。
把八九民运的失败归因于中国还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
这种解释,正好是上述『文不对题』的答案的一个典型。关于
中产阶级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此处
暂不论及。问题在于:假如在现阶段的中国,没有一个强大的
中产阶级既是一个给定的事实,又假如我们在现阶段就希望推
进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如果你甘愿把此一追求延迟到强大的
中产阶级出现之后,那自当别论),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便是:我们应该怎样在一个缺少中产阶级的社会中推动民主运
动?因此,你当然就不能把民主运动的失败再反过来归结于缺
少中产阶级这一给定的前提本身。基于同理,把八九民运的失
败归咎于中国文盲太多、缺少自由民主传统等因素,对于总结
八九民运教训而言也是文不对题的。


三、不论是失于知彼,还是失于知己,都是失误

有人说,在八九民运中,广大学生和民众表现得极其出
色。运动的失败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甚么错误,而是由于邓李杨
太凶残,或者是由于赵紫阳的太软弱。这种观点当然很有道
理,不过却依然是误解了我们提出的问题。
首先,我们说总结八九民运的教训,意思是说要从我们民
运力量的主观方面找出问题。因此,一切把原因归结到民运力
量之外的其它客观因素的说明便都是与主题无关的。
其次,假若邓李杨不是那么凶残,赵紫阳不是那么软弱,
八九民运当然就不会失败。但是问题在于,民运人士,尤其是
民运领袖,事先对此是否有准确的判断呢?如果我们原先以为
邓李杨不至于那般凶残或是赵紫阳不是那般软弱,并在此判断
的基础上拟定了我们的方针策略,那我们已然是犯了错误,而
且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如果我们原先就清醒地估计到邓李
杨可能的凶残和赵紫阳可能的软弱,那我们的求胜计划就应该
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对运动结局的消极作用,既然我们后来未
能成功,可见我们低估了它们的作用或是高估了我们自己克服
这些消极作用的力量.因而也是犯了错误。不论是失于『知
彼』,还是失放『知己』,我们都应看到自己的失误。如果你硬
是争辩说,我们早就知己知彼,并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最大努
力,但是由于敌强我弱,所以终不免于受挫。显然,这种观点
事实上又回到失败必然论上去了。
从敌强我弱的事实,并不能得出民运必败的结论。敌强我
弱,充其量表明民主力量还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全面胜利,但
那决不等于说我们不可能打赢一场又一场的『有限战争』。渐
进改革的战略,就是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假如我们在实力不
足的情况下急于进行决战,失败当然不可避免,可是在这裹难
道不正是我们自己首先犯了仓促决战的错误吗?


四、总结教训不可脱离实际

如前所说,总结八九民运失败的教训,就是要找出民运力
量自身有何失策之处,确切地说,就是要找出我们有哪些本来
可以做好,但实际上没做好的地方。因此,某些原来做不到的
缺失之处,就无需乎去检讨。这一点也是需要说明的。
比如,有不少人说,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在于当时没能形
成一个旗帜鲜明的反对派组织。这句话的意思如果是说今后我
们应致力于建设一个这种组织,那自然不错:但若是批评当时
应该有这种组织,则显然是脱离实际。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
一般学生、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觉悟和勇气都还没有达到这一高
度。我们看到,在当时,像北高联这种温和的学生自治组织尚
处于争取生存的艰难过程之中,我们又怎么能指望一种比北高
联激烈得多的政治反对派组织反而在当时会有更多的成功希望
呢?中国民联能够存在是因为它身在海外。如果说民联曾经对
运动发生过一些有益作用的话,那也在于它所提出的一些意见
和建议,能够适应当时广场上民众的觉悟程度和勇敢程度。政
治是权衡可能性的艺术。从政治上着眼,我们不但要考虑一件
事情是否正义或是否必要,而且还要考虑它是否可能。


五、重视对民运自身经验教训的总结工作

我强调,我们应该、我们必须从主观方面认真总结我们在
此次民运中的失策之处。这一类工作是极其重要的,也是长期
以来不幸被忽视的。中国的民主运动,远的不说,单从民主墙
运动算起,至今也有十年以上的历史了。十年以来,究竟有多
少人在这方面下过深入细致的功夫,有多少人注意过这一工作
呢?就拿民主墙运动来说吧,它为甚么能够破土而出,为甚么
能存在一年左右,又为甚么最后被封杀?我对此写过一些文章
(主要的一篇是《民主墙:十年后的反思》),但几乎没有引起
舆论的重视。多年来广为流行的解释是,起先,邓小平想利用
民主墙打倒『凡是派』,『凡是派』打倒后,邓小平于是就认为
民主墙不再有利用价值,故而下令封闭,于是民主墙运动便遭
到失败。这种把民主运动的盛衰仅仅归结于最高执政者意愿的
解释是十分幼稚肤浅的。像这样幼稚肤浅的解释居然能够长期
流行,许多自认是民运人士者竟然能够无批判地接受这一答案
而对更深刻的研究毫无兴趣,那难道不突出地反映出我们在理
论反思方面的不可原谅的贫乏与懒惰吗?时至今日,在民运付
出了血的代价后,如果我们还不以十分严肃的态度从事这一工
作,我们就是严重的不负责任。


六、八九民运的主要失策是未能『见好就收』

以下,我将对八九民运的主要失策之处加以分析。所谓
『主要失策之处』,就是指直接导致失败的那一个失策。在政治
上,如同在战争中,双方都会犯下一大堆错误。斗争的胜负与
其说取决于谁个不犯错误,不如说取决于谁个少犯错误,或者
说谁个不犯大错误,不犯关键性的错误。依我之见,在这次运
动中,民运人士(此处主要是指学生)的主要失策之处就在于
他们未能『见好就收』。
有人会说:既然当局一直拒不接受学生的要求,学生无功
而还,岂不意味着失败?
这裹有两个问题。
第一,应当承认,曾经一度,在学生绝食抗议及各界人士
同情声援的强大压力下,当局事实上已作出了若干让步。这包
括:1.当局虽未公开否定四.二六社论,但毕竟已经停止了
对学生运动是动乱的指责。李鹏在和学生代表对话时说:『无
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
乱。』所谓[从来没有说过』云云,显见是强词夺理:另外,在
『广大同学』这个词的背后,还留着『抓一小撮』和『抓背后长胡
子的人』的一条大尾巴。不过我们还是应该看到,李鹏这句话
是对着王丹、吾尔开希等人公开讲的,它比起四.二六社论而
言确属一种退让。其它一些温和派领导人的讲话则更明确一
些。2.当局虽然没有公开地承认北高联的合法性,但当时并
没有采取实际的取缔措施。更重要的是,当局,从阎明复到李
鹏,都和王丹、吾尔开希等北高联的负责人进行了对话,这应视
为对北高联的一种默认。并且,3.这些对话是公开进行的。
第二,在任何自下而上的而非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中,都
存在着这样一个普遍性的特点,即事实先于名义。很多新生事
物,首先是作为一个公开的事实顽强地存在了,过一段时期后
才能取得官方的正式承认。譬如承包制私人企业,先是人民自
发地搞起来了。当局最初表示反对,然后不再表示反对而不置
可否,最后才是公开表态认可。在台湾,民进党是在成立了一
年之后才获得法律上的明确承认的。苏联最近宣布放弃一党专
制,但在此前很久,不少民间的政治组织就已经活动多时了。
应该说,这种『反对--默认-一承认』的三段论,在渐
进改革过程中是一种很自然的正常现象。我们不应该、也没必
要指望当局对这些具有重大挑战意义的事物一下子采取肯定态
度。从负数过渡到正数,一般都要经过零这个点。这未必都是
坏事,因为新事物往往需要这样一种自然的、充分自发自生的
发展过程。凡是经由了逭一过程而巩固存留下来的东西,才会
具有真正的生命力。
我当然理解学生执意要求当局立即承认北高联合法性的心
情。既然当局一开始就公开指斥其为非法,而后又拒绝公开纠
正先前的错误,拒绝公开承认其合法,那固然表示了一种退
让,但是这种退让明显是出于心不甘,情不愿。在默认的背后
无疑隐藏着巨大的敌意。和民主社会不同,在民主社会中,凡
不是法律明文禁止的事便都是许可的。在专制社会中,凡不是
当局明确肯定的事,几乎都是不许可的,至少是当局随时可以
禁止的。因此,就像『文革』中群众开始起来造当权派的反
时,总是要求着被他们反对的这个当权派自己承认他们的行动
是『革命行动』,同样的,学生也总是要求当局立即表态肯定
其组织的合法性,以期去掉他们的不安全感。当局愈是拖延
着、回避着正面答复,愈是表明他们内心深处的反感,故而愈
是令人不安。这的确不只是个所谓面子放不放得下的问题。
然而,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学生不必执意要求当局的即
刻承认。固然,那将使得我们到手的胜利变得不可靠。但是,
凡是要打一场有限战争的人。他必须满足于这种不可靠的胜
利。好比打仗,你把侵略者逐出国门之外,照说你就胜利了。
可是,既然败退的敌军『人还在,心不死』,那就总是存在着
卷土重来的危险。如果你要求个彻底心安,除非你直捣黄龙
府,打得他们彻底投降。于是,有限战争就变成了全面战争。
所以,你得学会满足于那种强敌在侧的不可靠的胜利,保持戒
备,随时准备回击敢于再次入侵之敌。回到八九民运这个问题
上来,学生完全可以满足于(当然是暂时满足于)当局的对北
高联的默认态度,充分利用这种默认所留下的时间和空间巩固
自己,发展自己,然后再作新的进发。事实上,阎明复已经把
这层意思讲得很明白。他向学生解释了政府不可能公开认错,
并保证不会秋后算账,同时相当坦率地告诉学生要给改革派时
间。应该说这些话既是诚恳的,也是合乎实际的。


七、关于『秋后算账』

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当局是否可能『秋后算账』
的问题了。
有些朋友断言,不论广场上的运动在何种情况下收兵,当
局都会对民运分子『秋后算账』。这种论断的依据是,他们相
信,中共强硬派在内心深处早就打定了镇压的主意,随着广场
上运动的结束,百万民众化整为零,正好让当局各个击破:外
界舆论一旦失去了集中关注的焦点,便很难对事变作出及时有
力的反应。尤其是运动的领袖人物,在失去百万民众的坚强后
盾后,必然成孤零零的靶子,中共当局一定会本着枪打出头鸟
的原则杀一儆百。人们都注意到,当局方面一直拒不承认学生
自治组织的合法性:而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学生就无法在以
后遇到某种事变时迅速地发起统一的后援行动。如此等等。
应该说,人们的这些考虑都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我们还要
充分考虑到事件的另外一面。
首先,在这次运动中,中共领导人,甚至包括若干强硬派
领导人,都公开作出了不秋后算账的承诺。
有人一定会说,难道你以为他们的承诺是有用的吗?
对于这个貌似有力的反问,我们正可以提出另一个反问:
假如你们认定当局的承诺没有用处,那你们为甚么还要求他们
作承诺?你们为甚么要当局公开否定四.二六社论?为甚么要
当局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为甚么要当局宣布高自联
是合法组织?难道它们不会是同样的毫无用处?倘若如此,我
们何苦要提出它们?而当局又何苦不满口应承(这后一点尤其
值得大家深思)?当百万民众雄踞广场之时,当局何不立即宣
布:接受学生提出的全部条件。骗得大家满心欢喜地撤离广
场,然后再来个分而治之,秋后算总账?
显然,我们需要考虑得深入一些。
粗浅地说,我们应该懂得:有承诺总比没承诺好。苏索不
及钢索束缚力强,但总胜过没有绳索。作出承诺而后又违反承
诺,且不说在道义信誉上丢分,而且它本身会构成一个明白无
误的信号,从而客观上会起到动员民众一齐起来反对的作用。
深入地分析下去,我们会发现,在权力和诺言之间,本来
就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关联。在相当程度上,权力是受制于它的
公开承诺的。因为正是这种公开的承诺确定了发布命令者和执
行命令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从而也就规定了掌权者(即发布命
令者)的实际控制能力。
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像五七年毛泽东的『阳谋』,先是
欢迎大家给共产党提意见,后来又把提意见者打成右派?
原来,共产党的承诺一向有个含糊其词的特点,这就给了
他们以相当的灵活余地。四月三十日,李锡铭、陈希同向学生
代表保证。为要求民主改革而示威的学生将不会受到惩罚。如
果李、陈事后要搞秋后算账,他们只消说那『一小撮』被抓捕
的学生并不是为了要求民主改革,而是要推翻共产党就可以
了。毛泽东的阴谋也是阳谋,正是出于同一个手法。
但是,李、陈的承诺还是要硬性一些。因为他们的承诺毕
竟是对学生的这一次游行示威而作出的。这也就是为甚么学生
们一再要求当局具体地、明确地肯定他们的这一次运动是爱国
民主运动。因为学生--即使不是从上述理论层次上,至少
是从经验直觉中--意识到,当局的承诺愈具体明确,其有
效性便愈大。因为一旦给予了某一承诺以明确的界定。那多半
就意味着对权力本身的一种限定。我们知道,到了五月份,有
更多的中共领导人公开作出不秋后算账的承诺,其中,例如阎
明复的承诺应当说是相当明确的。
大致上说,统治者作出让步的承诺,抛开其有无诚意不
谈,其效力的大小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1.承诺的公开性。
2.承诺的确定性。这两点的意思较明确,兹不详论。
3.承诺的被动性。假如统治者的承诺是在统治者的基础
尚很巩固、统治者的气势犹处上风的条件下主动作出的,则承
诺的效力就比较小。恩赐的权利常常靠不住,也是出于同样的
道理。反过来,如果统治者的基础业已动摇,统治者是在民众
的沉重压力下被迫作出承诺,这种承诺的效力就会很大。因为
监督这个承诺履行的方面有自信、有力量。统治者意识到,一
旦违背承诺,只会激起人民更强烈更广泛的反抗.到头来必然
失去得更多,因此只好履行承诺。我们注意到,东欧各国共产
党在群众压力面前作出了让步的承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片
面撕毁的。未必都是不愿,实在出于不能,出于不敢。
中共当局关于不秋后算账的承诺,一是公开的;二是比较
确定的(但仍不十分确定):三是在群众运动的巨大压力下被
动作出的。因此具有较大的效力。
假如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及民众,在充分显示了巨大的
组织能力和坚定的理性态度,并赢得了广泛的团结与支持后胜
利撤退,当局报复的可能性实际是很小的。一般说来,当局若
要报复,只能采取以下三种较间接的方式:
1.对投身运动而又从事过比较广场上的人群主体更激进
的活动的那些人,扣上诸如『借学生运动之机进行反革命破
坏』或『与反动组织或反动势力秘密勾结』一类罪名加以监禁。
2.对参加过运动的某些活跃分子,抓住他们在与运动本
身无关的其它方面的过失进行惩罚。
3.给运动中的头面人物『穿小鞋』,也就是从组织或行政
而非专政的角度制造困扰。
对于这三种形式的报复,民运力量完全有能力进行防止与
反击。因为我们拥有若干有利条件。
第一。由于上一次运动的凯旋而归,大大增强了广大民众
的民主觉悟、斗争勇气和成功的自信。
第二,凭借着在上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横向联络渠道和协
调行动机制,我们不难再度发起大规模的统一行动。
第三,新的行动仅仅是针对着当局中强硬派的秋后算账,
背信弃义,因此师出有名,理直气壮,且顺理成章。不但『有
理』,而且『有节』,其诉求目标并未升级,这就使得当局比第
一次时还更难于下手镇压。
第四,上次运动的『见好就收』,必然会影响到中共上层
的权力格局,强硬派地位会有所下降,温和派力量会相对上
升,造就大大增加了新行动的成功率。
第五,上次运动的结果,还会对整个朝野双方的互动带来
一种深刻的变化。当代政治学者提出的所谓『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虽然并非规律,但确实是一种很普遍的政治行为特征。
倘若整个八九民运是以『见坏就上』(反四.二六社论为开始,以
『见好就收』为结局的话,那很可能从此开启了朝野双方良性互
动的新局面。在相当程度上,它也就使得后来的互动沿着类似
的规则前进。换句话,假如中共当局通过上一次运动发现,如果
他们对民间的抗争采取恶劣打击的态度,那只会使事态进一步
扩大,而如果他们采取对话和解的立场,则可能使事态较好地
解决,那么在今后的冲突中,他们就更有可能采取对话的态
度。包括一些原先持强硬态度的人也会转而采用温和的办法。


八、中共当局是理性的吗?关于『理性』的歧义性

也许有人会说,你上面的分析,特别是最后一条分析,完
全是建立在中共当局是理性的行为者这一假定之上的。因而站
不住脚。我以为并非如此。
理性一词含义很多,在有关眼下讨论的问题上。理性一词
便有两种很不相同的意义。当我们说某一政治集团是理性的,
我们的意思可能是说它是讲道理的。然而争执的双方倘能彼此
认为某方讲道理,那往往又意味着他们共同赞成某些前提。因
此,当甲方指责乙方不讲道理或不理性时,常常是由于乙方立
论的前提大不相同之故。你认为政府应该建立在民意之上,对
方却认为打天下坐天下。你说对方不讲理。实际是他的理不同
于你的理。在姚雪垠的《李白成》一书中,李自成赴土城邀张
献忠举义,张表示同意后问李:等到朱家的江山垮台后,天无
二日,你我二人该怎么办?李答曰:到那时,你我二人摆开阵
势,堂堂正正地打一场。张点头称是。在这里,李、张二人都
是讲道理的,而且讲得很坦率。但这个理在我们今人这裹就通
不过。王震说:共产党的江山是死几千万条人命换来的,谁想
夺了去,他也要花上同样的代价。我们都说王震不讲理,不过
倘若李自成、张献忠听到这话倒是会认为王震是讲道理的。不
错,你可以说『打天下坐天下』的理不合理。也就是说,双方
可以再就彼此不同的立论前提进行争论,然而这种争论又势必
离不开更深一层的立论前提。于是我们只好不断地上溯倒推。
到头来我们要么是发现有一个一切人公认的客观理性,从那个
绝对大前提出发,经过一连串的三段论推演。一直可以推出主
权在民、三权分立以及我们现今尚不得而知,后世将发现为合
理的一切绪论。要么我们就会发现并没有这样一种普遍之理,
有的只是一些互不相同的假定,区别仅在于有些假定我们认为
是善的,而另一些我们认为是恶的。到那时,两种理要分个胜
负,恐怕就无法再通过讲道理来解决了。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指责中共当局不讲理,因为共产党、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或邓小平思想原本都还是承认人民是主
人,政府是公仆这个大前提的。我们便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
盾,谴责他们不讲理。但是倘若我们意识到,中共强硬派骨子
裹信奉的是打江山坐江山这个理,而这个理与主权在民的理之
间孰是孰非又未必找得出一种靠逻辑推论能够作出最终裁决的
办法,我们就不好说他们不讲理,而只是他们的理不被我们今
天大多数人所赞同罢了。
许多人指出。中共当局是只顾自己利益罔顾其它.这种
说法倒和某些经济学或政治学中关于人是理性行为者的定义
相当接近。按照某些经济学、政治学的假定。人的一切行为
都是以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为依归,由此而把人定义为理性的
行为者(顺便一提,这种定义只是为了研究方便引入的一个抽
象的假设,它并不表明现实中每个人都必然如此。否则,这个
世界上将没有高尚邪恶之分而只有狡猾愚蠢之分了。不少朋友
对此点常有误解,引出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怪论)。我们知
道,前面提到过的『一报还一报』的原则乃是当代学者在研
究囚犯难题中提出来的。它正好表明,在双方存在着利害冲
突并且互不信任的前提下,一方通过『见坏就上,见好就收』
的策略,会诱导对方作出同样的反应,从而建立起良性互动
的关系。这并不要求对方是君子,只要求对方不是白痴或
疯子,因为白痴和疯子不知好歹,不知怎样做对自己最有
利。中共统治集团中的个别人可能是白痴是疯子,但作为一
个整体,应该说并不是毫无理性的。假如民运力量在展示了
巨大压力之后见好就收,完全可能诱导(或曰迫使)中共也
走上与我们良性互动的轨道上来。反过来。如果我们见好不
收,对方就会觉得让比不让更吃亏,就会回过头来作困兽之
斗:又如果我们当时的力量尚不足以制服这种狂兽反扑,我
们就会遭受失败。


九、续前

注意,上述分析决不等于说,八九民运的不幸结局,过错
竟在学生而不在当局,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这裹有两个层次
的问题,一是道义上的是非,一是策略上的得失。在道义上,
当然是学生对,当局错。学生的缺失是在策略上。我们在从事
政治活动时。必须要分清这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如前所说,我们确实应把中共当局视为一理性的行为
者。当我们说中共不讲理、丧失理性、不按牌理出牌,其
实都是指他们的行为逻辑与我们不一样,但并不是他们的
行为本身没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他们是坏蛋,但并不是疯
子或傻瓜。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否则,我们又如何能理性
地分析其行为、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合理地推测其未
来的走向呢?假如我们的对手不是理性的行为者,则我们
搞政治就不需要勇气、不需要智谋,而只能靠纯粹的撞大
运了。那些断言中共不是理性行为者的朋友都相信,这批
屠城元凶决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忽然心
血来潮,完全主动自愿地.甚而是满心欢喜地放弃各种压制
手段,带头实行民主,兴高采烈地等着别人审判自己。因为
那样做违反他们的利益,那也就是违反其行为的固有逻辑,
也就是不合情理。可见,包括那些否认中共当局是理性行为
者的朋友,实际上都仍然是把中共视为理性行为者(注意此
一概念的含义)。既然如此,那么我前面的第五条分析就是
站得住脚的。
以上这番说明虽然冗长,但却必要。因为许多人在讨论问
题时,不去注意『理性』、『非理性』等词的歧义性,已经使讨
论陷入混乱。所以需要加以澄清。


十、『进两步,退一步』就是成功

根据前述五条分析,我以为民运『见好就收』,当有足够
的力量对付强硬派的『秋后算账』。退而言之,即使当局仍在
某些方面进行了间接的报复,那么,这种报复的程度必定是相
当有限的。在整个民运行情大涨的背景下,少数被捕入狱者,
大致都不会受到很严酷的刑罚。至于『穿小鞋』,严格说来属
于政治歧视而非政治迫害,更没有甚么了不起。它们一般均不
足以对民运人士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有时倒会提高他们的道义
形象及加倍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慷慨悲歌
之士非但不会躲避这种惩罚,反而会勇敢地面对它并以此为
荣。与此同时,这种『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半途而废的惩
罚也不可能起到威慑吓阻作用,倒适足以激发更强烈的英雄主
义和理想主义。故而不值得过分顾虑。另外,我们也要看到,
一场群众运动,只要它还不是『一次到位』,那么当它中止下
来之后,通常总会出现某种『缩水效应』。进两步、退一步或
退半步都仍属正常。但那无碍大局(古语说:杀敌三千,自伤
八百。也是同一意思)。从整个运动着眼,民运就是实实在在
地赢得了辉煌的胜利。假定八九民运是这样一种结局,再有了
尔后东欧及苏联演变的巨大鼓舞,新的一场民主运动必然以更
大的优势地位、更强的乐观与自信、更扎实更成熟的姿态又一
次爆发在天安门前,它很可能会一举而宣告中共一党专政历史
的最后终结。今天中国大陆,早已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怎能不为八九民运功亏一篑而扼腕痛惜。


十一、群众运动为甚么常常以失败告终?

有位美国朋友曾经问我:为甚么你们中国的群众运动,每
一次都以失败为结束?我回答说:因为它不失败就不结束。
这个回答并不完全是在开玩笑,其间包含了大量冷峻的真
实。历来群众运动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缺乏必要的自我控制,
有如决堤之水一发而不可收拾,除非遇到它冲不过的障碍,很
难自行停止。在这期间,虽有不少有识之士试图让它见好就
收,但终究未能奏效。
为甚么运动做不到见好就收,这非常值得深入的探讨。
首先。整个运动缺乏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这可说是使运
动在后期成为脱缰野马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此次民运中,
民众建立起了自己的独立组织,这是一个十分伟大的成就。在
相当程度上,正是借助于这种组织的力量,天安门运动才能发
展到如此惊人的规模和取得过不止一次的辉煌胜利。但是严格
说来,广场上的组织自身都很不健全,在关键时刻缺乏有效的
统一指挥能力,也缺乏有足够威信的领导核心。普遍的情况
是,组织约束不住自己的成员。领袖指挥不动下面的群众。这
就使得广场上的组织难以胜任组织应有的功能。
其次,广场上组织太多,山头林立,谁也不服谁。这无疑
给本来就不够十分坚强的组织又增加了难以克服的外部困难。
我们都知道,有组织而不能在必要时统一行动固然等于无组
织:同样地,组织太多且各行其是,从宏观上看其效果也差不
多等于无组织。
再者,运动缺乏兼具声望与谋略的领袖也是一个突出的问
题。此次民运涌现出一大批很优秀的领袖人才,尤其是学生领
袖。不过,除王丹在学运前即有些民运经验及知名度外,大部
分领袖都是在民运过程中才脱颖而出的。而凡是在群众运动中
涌现出来的领袖,大多数是由于他们敢于带头冲闯。后起的领
袖,正如后起的组织一样,要能够崭露头角,通常是由于他们
比旧领袖或旧组织更敢冲敢闯。这就形成一种越往后来激进派
越占上风的趋势。要克服这种趋势,那些具有正确策略眼光的
人们就必须作出十分坚决而顽强的努力。可惜的是,他们差不
多都没有这么做。不少人都及时地提出了撤的主张。那是需要
勇气的。我相信.在形势正好、士气正旺的时候,提出『收』
与提出『上』相比,不仅需要更多的见识,而且常常也需要更
多的勇气(要不怕内部激进派骂『叛卖』)。可是,他们一般都
没有十分坚决、十分顽强地去推行自己的正确主张。这和共产
党内部很长一段时期内,反起右来很坚决,反起左来很软弱是
一个毛病。
上述几种缺失大概都是事实。不过严格说来,这些缺失在
当时当地的情况下都是很难避免的。以组织方面的缺失为例,
你怎么能指望一个在运动期间才仓促成军的组织能够那么统
一、那么有效率呢?民联成立了六、七年,海外其它的民运组
织也差不多都成立了半年以上,我们在组织的统一性和效率性
上又做得怎么样呢?前面说过,我们要找出八九民运中民运力
量自身的缺失教训,说到底,是要找出那些本来可以做好、但
实际上没做好的地方。如果我们去责备人家犯了一些原本就很
难避免的错误,那并不合适. 。
但是,有一种观点我是不同意的。有人说,群众运动嘛,
你怎么能要求它收放自如?问题在于,假定群众运动真的是注
定了做不到自我控制:而且你又并非不知,一个脱僵野马式的
群众运动很容易遭到悲剧结局,那你为甚么还要支持、鼓励它
的发生和发展呢?我们不准小孩子玩火,就因为小孩子自己控
制不了火势,到头来很容易烧坏自己。如果我们相信运动可以
自我控制并且致力于此但终未成功,那说明我们的能力不够:
如果我们本来就不相信运动可以自我控制但又要去鼓动风潮,
结果酿成不幸,或者是主观上不去做任何努力使运动自我控
制,从而导致失控的悲剧,那表明我们缺乏责任感。缺乏责任
感无疑是一个更大的过错。
说到责任感,我当然不是说,八九民运的悲剧结局,责任
应该由民运人士来负。八九民运的悲剧结局的全部罪责都在中
共当局。这是毫无疑义的。中共说,我们让了步,但学生得寸
进尺,越闹越大,北京城已经陷入动乱,所以我们必须军管。
这话看来也有些道理。广场后期运动的失控和混乱的确是不容
否认的。当时,不少民运人士都对此表示忧虑和无能为力。戴
晴在六月四日说:直到六月二日之前,她都是支持戒严的,认
为天安门应该军管。据我所知,持此看法的民运人士远不止戴
晴一个(顺便一提,连戴晴等民运人士到后来都赞成戒严,其
他那些由原先反对戒严而后转为支持戒严的人一定就更多,这
是戒严令终于能够实施的基本原因。这证明了强硬派压制民运
的主观意志,只有在得到相当一批人的自觉支持的条件下,才
真正有可能转化为实际的压制行动。这再次向我们揭示出权力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由此也再次证明了那种认为只要邓李杨下
定了压制的决心,压制就必然发生的观点是肤浅的)。但是,
戴晴说,她实在没想到所谓戒严会搞得那么残酷(事实上,所
谓戒严比戴晴在六月四日所意识到的还要残酷,当时她认为自
己是不会被捕的,她说,如果连她都抓,『夫复何言!』可
是,她很快就被补了).相信这也是许多一度支持戒严的人们
的共同感受。然而,如果戴晴等人事先能够思考得更深入一
些,她们本来是应该料到这种结局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中共
真的只是为了恢复秩序,那么,为了解决天安门广场上的混
乱,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那就是立即宣布接受示威者的条
件。不错,我承认,假定中共作此宣布,民众还可能得寸进
丈,受到胜利鼓舞和相信自己力量无敌的人们很可能立即提出
更高的要求。此外,由于中共这一宣布,人民对当局不再有任
何恐惧,因此很可能有更多的人群、更多的地方会发生更强大
的民主运动。不过,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那也只说明中共的
此一退让已经作出得太迟。为了克服这一情况,中共当局大概
就必须一下又作出比示威者提出的要求更多一些的让步。一九
八七年春天南朝鲜爆发学生示威,也大有无休止之势。光州屠
城事件的元凶、当时的总统全斗焕最初打算再开杀戒,遭到党
内强烈反对。以后,由执政党总裁卢泰愚出面,一下子作出了
比学生的基本要求更多的让步,遂使形势得以缓和。
当民众向政府举行巨大规模的旷日持久的抗议活动,那表
明政府的权威本身已经遭遇到极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做出令大部分民众满意的让步,要
么实行严酷的镇压。前者是用赢得人民的信任的办法重建权
威,后者是用使人民陷于恐惧的办法来重建权威。一个人民既
不信任又不恐惧的政府是无法立足的.中共既然拒绝作出令人
满意的让步,它就必然要采取严酷的镇压.所以,它的所谓戒
严,其目的决不在于仅仅是恢复广场的秩序。它必须要恢复的
是人民对它的恐惧。由于人民的勇气已经通过民运而空前提
高,因此它就必须采用空前恐怖的手段才能达到目的。
六四屠杀的滔天罪责完全在于中共。这点毋需再论。不
过,从民运方面来说,我们输掉了一场本来可以获胜的斗争,
我们应当负另外一种责任。
如前所说,八九民运到后期失去自我控制,未能见好就收
是一大失误。然而我们又承认,我们几乎不可能要求这场运动
具有坚强的组织领导和很难企求它会有享有足够威信的智勇兼
具的领袖的指挥。那又该如何看待这个责任问题呢?要了解这
个问题。我们需要再次回头去考察这场运动。


十二、缺乏足够共识是八九民运失败的基本原因

事实上,作为一场有上百万人投入的、持续近五十天的群
众运动,我们必须说,它的自我控制已经相当出色了。在很长
一段时期,运动的基本目标都是相当明确、统一的,运动的组
织纪律都是相当令人赞叹的。这靠的是甚么?靠的是共识,是
千千万万个参与者的坚强共识。正是靠着这种坚强的共识,才
使得本来很不坚强的组织一度表现出极为坚强的整体行动力
量,才使得本来缺乏足够威信的年轻领袖一度表现出相当的具
有权威。构成这种共识的观念来自何处?来自在此之前众多的
民运人士的长期的、大量的努力。一大群来自四面八方、以前
素不相识、更不曾共同排练过的演奏员,在没有一个公认的高
明指挥的情况下,竟然成功地合奏出一支支高度和谐的乐曲,
那是因为每一个演奏员早在集中之前就各自独立地把乐谱烂熟
于心了。因此,只要有人起了音,一切就像预先统一准备好似
地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了。如果说这场起先是近乎天衣无缝的
演奏后来乱了套,那道理也是简单的:因为轮到后面这几段,
各人原先的乐谱是残缺不全的。如果说一场成功的群众运动需
要有十条共识,那我们已经有了九个。所以它取得了那么惊人
的进展。所以它功亏一篑。八九民运未能做到见好就收,那是
因为在此之前大多数参与者本来就缺乏见好就收这一策略原则
的明确观念。这就是关键之所在。
长期以来,我们民运人士在研究和阐扬民主理念方面作了
大量的努力。但是,我们往往只注意了对民主的研究,而相对
地忽视了对民主化的研究:只注重了对目标的研究,而相对地
忽视了对过程的研究。我们热心于推展群众运动,我们对在现
阶段适宜提甚么口号、采用甚么行为方式,以及如何利用天时
地利等等都有过很不错的洞见,但是我们却相对地忽视了对运
动过程之中的进退动止,对于群众运动的各种政治行为特征以
及如何使运动不失去必要的控制等问题进行仔细的研讨和广泛
的传播。『行成于思毁于随』。思考上的懒惰招致行动上的报
复。甚么是运动?运动就是观念掌握了群众。运动的失误反映
了观念的不完整。在这一点上,正是我们这些具有一定理论基
础并以推动中国民主为奋斗目标的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我在一篇反思八六年学运的文章中,
提到过群众运动常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倾向。当时也计划着写
一部对民主墙以来大陆民主运动成败得失以及未来斗争的目标
策略等进行详细研讨的东西。后来因诸事缠身,时写时缀,终
未能竟。八九民运兴起时,我也只是忙于呐喊助威、广造声
势。等到五月二十三日,我匆匆写下《见坏就上,见好就收
--对当前民运策略的紧急建议》一文时,我心中已隐隐感到
为时晚矣。我并不能肯定,我要是在半年前或一年前就把我对
此类问题的系统观点公诸于世并努力使之能让国内的民运人士
见到,到底会起多大作用。但是,我没有及时地做好我能够做
好的份内之事,这不能不使我十分痛心。


十三、对『见好就收』的几点说明

对于『见好就收』这一策略原则,有人提出一个很实际的
疑问。现在回过头去看整个八九民运。我们或许可以说,如果
运动在五月十六日阎明复赴广场谈话后撤离,或者是在五月十
七日赵紫阳代表政治局发表书面讲话后撤离,当是最佳时机。
但是这个最佳时机在当时怎么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呢?四.二七
游行后的形势就是『好』了,可是后来的事态证明,在四.二
七后不是『收』而是继续『上』,完全可能得到更大的一个
『好』。因而运动若是在四.二七后便『收』未免就不合算了。
问题是,等到五.一六或五.一七时,谁个又能断定那已到达
最好?谁个又能肯定再上一步就必坏呢?
这的确是个问题。五.四之后,北高联负责人周勇军等认
为应见好就收,遂宣告五.四后复课。结果遭到很多学生反
对,被撤掉主席职务。五月十二日,一批更激进的学生开始准
备绝食。绝食行动的发起。迅速地把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在五.一七、五.一八。又有不少学生领袖(包括吾尔开希)
主张收兵,又遭到否定。五.一九中共颁布戒严令。但在此后
的几天之中,民运形势不但未见衰减,反而呈现出更为壮观的
形势。可惜这种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的形势未能持久。
那时候多数人才终于发现,最佳时点已经过去了。这样看来,
只是懂得『见好就收』的原则还是没甚么用处的,因为这条抽
象的原则本身并不能告诉你何时是『最佳时点』。
对于这个问题,我以为可从四方面予以回答。第一,大多
数策略原则。本身都是抽象的,它需要人们正确地应用于实
际。这就离不开经验和直觉了。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第二,这些抽象原则毕竟还是十分重要
的。八九民运之所以未能见好就收。在更大的程度上,还不是
因为人们对何时为最佳点有争论,而是因为有相当一些人头脑
中本来就没有见好就收的概念,而是迷信所谓『越坏越好』的
『辩证逻辑』。如果广大民运人士都对『见好就收』的原则有明
确的共识,八九民运的结局断然不致如此。另外,第三,西谚
云:『更好是好的敌人。』人们常常是贪图『更好』或『最好』而
不重视已经到手的『好』,结果反而得到了『坏』。中谚云:『过
犹不及』,是说事情做过了头和没做够都是不好的。但相比之
下,『不及』者尚可增补,『过』了很难倒退,因此我们要宁可
失之『不及』而不要失之『过』。现在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即
使学生在五.四之后就复课,其后果也肯定要比在五.一八之
后仍不撤离好得多。最后,第四,搞政治不是做一锤子买卖。
『见好就收』的意义不仅在于得到了『好』,更在于它有助于开
启一种双方良性互动的新局面。『见好就收』并不是『见最好就
收』,也就是说,它并不要求我们一定要赢得了『最好』后才
收。因为这裹的『收』并不是永远的停止,而只是一个轮次的
结束。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斗争,并不是传统的改朝换代,
而是在朝野之间建立起另一套不同的行为规范。『见坏就上,
见好就收』的真正价值在于建立新规范。逭才是至关重要的。


十四、战斗打响后我们发现:武器还没有准备好

我们未能在八九民运之前对有关民主化过程、有关运动的
进退动止、有关群体心理与行为特征、有关非暴力方式的各种
技巧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阐扬。这是我们真正
的失误。之所以是真正的失误,乃是因为这些工作本来都是有
条件去做的。海外自不必言(不要低估海外民运、海外舆论对
大陆内部的影响)。即使在国内,这种条件也是存在的。众所
周知,在前两年,国内的政治气氛还是比较宽松的。不少很
『反动』的书籍都有可能公开出版或是以『内部读物』之名流行
(例如《古拉格群岛》、《一九八四年》等)。至于各种大小讨论
会、民间沙龙,言论几乎是百无禁忌。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充
分地运用这些.条件。我们早就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老实
说,我们也是这场风暴本身的制造者之一),它果然来了,而
且比我们预想的还猛烈。我们终于等到了用武的大好机会,然
而就在逭时,我们才发现,我们还没有把武器准备好……。


十五、关于[见坏就上』

『见坏就上,见好就收』是一组配套的策略。现在海外有
一批激进的朋友,他们不赞成『见好就收』却很同意『见壤就
上』。他们认为,八九民运的失误不在于没有『见好就收』,而
在于没有[见坏没上』。其实,这种批评我早在一九八九年五
月二十一日写的《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一文中就提出过了。
在这篇文章中,我指出:中共温和派已经失势,戒严令已经颁
布,大规模的残酷镇压势在必行(我当时就相信所谓戒严令一
定会采取极为残酷的方式实行,决不仅仅是『清场』、『恢复秩
序』而已)。既然我们没能在此前形势有利时收兵,那么到了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在高压面前的撤退,只能是失
败,是前功尽弃,是血流成河。后来民众一度表现出很有力的
反抗,可惜未能持续。由于后劲不足或者说是人乏马困,广场
上的声势明显地由盛而衰。然而,我得知了刘晓波等四人计划
接力绝食,感到振奋。但是我很快就获悉他们的逭一行动并末
挽回广场上已出现的颓势。大多数人在逐渐退避,或出于疲
乏,或出于恐惧,或出于对未来事变的残酷性的低估。柴玲是
运动中的强硬派,在此前数次有利形势下其它领袖主张撤离
时,她的极力抵制起到了不少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我以为她
的意见是错误的,但到了最后阶段,我认为她和其它坚决留在
广场的人的作法是正确的。因为事已至此,不得不拚死坚持。
据后来侯德健说,他在六四凌晨劝说柴玲等撤离时,柴玲告诉
他,赵紫阳、阎明复派人传话来叫坚持到天亮。我不知道此事
是否确切。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有相当数量的人冒死坚
守,或许真有可能死裹求生,转败为胜。
对于这后一点,我需要多说几句。
在非暴力斗争中,如同在暴力斗争中一样。当情况紧急、
迫不得已,牺牲是难免的,也是必要的。非如此则不能胜利,
而且到头来仍免不了牺牲,只是徒然地使牺牲失去了它的最可
贵的价值。我当然不是说血肉之躯可以抵得过坦克机枪。但
是,倘若屠杀(所谓『清场』)一直拖延到天亮仍迟迟不能成
功,政局确有可能出现剧变。
中共强硬派之所以选择在黑夜屠杀,而且不惜采用现代化
重型武器,那是出于两个考虑。第二,它力图借用夜色的掩护
以较顺利地进行屠杀。古人说,月黑风高,杀人放火。黑夜模
糊了人的双眼,也模糊了人的良心。黑夜能减少人作恶时的犯
罪感。第二,采用重型武器是为了速战速决,争取在天亮前解
决问题。
起先,强硬派借口对话政策已经失败,下令戒严。但
由于民众顽强抵制,致使戒严令在十余天裹根本无法贯
彻。可以想见,这必然再度引发党内的尖锐斗争。强硬派深
知,除非他们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尽快地造成既成事实,
否则他们公然屠杀和平市民的作法必定会招致内部的强烈
反对,从而使自己陷于内外夹击的困境之中。在这裹,最关
键的一点是,强硬派必须在上层其它人士来不及作出强烈反
应之前便造成既成事实。在政治上,既成事实一向有很大的
作用,因为它一下子就限制了人们的选择余地。『事实』是『可
能』的克星:一旦『事实』铸成。很多『可能』就不存在了。毕
竟,党内上层中。除去强硬派和温和派这两个极端外,大部分
人的态度是犹豫的、矛盾的。他们既不愿意接受民众的要
求,又不愿意屠杀和平的民众。假如在不作出较多让步的
前提下,对话政策能够平息事态,他们就会支持对话的政
策:假如戒严令能够在流血不多的情况下贯彻成功。他们
就会支持戒严。由于对话政策未获成功,这些人转而赞成
戒严,但是倘若戒严令无法实施,他们就可能会回过头去
重新考虑对话(再度对话必然要作出更多的让步,这是十
分清楚的)。因此,假如所谓『清场』工作直到六四白天都
迟迟不能完成,天安门一带血流成河、惨不忍睹的现状令
人无法避而不见,那就很可能会迫使着这些人再一次改变
立场转而反对强硬派。到那时,党内、军内的分裂将公开
化并白热化。大局出现转机便绝非没有可能。强硬派很清
楚这种危险,所以他们借用夜色的掩护,让这批中间派『眼
不见、心不烦』地能够躲避艰难的选择,同时更用速战速
决的办法造成既成事实。这样一来,中间派人士既可以用『清
场没有死人』的谎言自欺(将来也可以用『不了解清场真相』为
词推卸历史责任),同时又感到木已成舟,反对也来不及。既
然这些人原先并没有做好公开反叛的思想准备。那么此时也
只好接受既成事实了。在温和派一面,他们当然希望『清
场』工作进行不下去并引发更大的动乱,此时他们才有机会指
控对方的错误而东山再起。一旦『清场』工作迅速地完成,那
么不管它有多么残酷,他们也很难再作反攻了。简言之,假如
屠杀不能速战速决,假如民众的抵抗能再持续一段时间,整个
局势的改观确实有可能。套用一句样板戏《沙家滨》中郭建光
引毛泽东的话:有时,战争的胜负即取决于『再坚持一下的努
力之中』。
虽然整个运动未能在最后时刻再一次『见坏就上』,但仍
有成千上万的民众表现出极大的英勇并付出了重大的牺牲。这
些牺牲都不是无谓的。无论如何,经过拚死奋战而失败要绝对
地胜过不战而溃。因为它保留了一股气势,保留了一种精神,
保留了一种追求。


十六、关于『打不赢就跑』

有人问,假如在六四之前,民众便撤离广场,后果又将如
何呢?我们知道,在五月下旬就有人建议,开展一场大规模的
示威游行,然后宣布凯旋收兵。
我认为,在戒严令之后再撤离,其后果必定要比在此之前
的撤退差。因为它已经不再具有明显的主动性。很难避免别人
产生『敬酒不吃吃罚酒』、『劝是劝不动的,一吓就吓回去了』
这种印象。其大致后果恐怕和八六年-八七年那次民运的结果
相类似。搞一个『凯旋在子夜』固然能争得几分主动,但终究
不能改变整体上的被动。八六-八七年那次学潮的最后一仗,
是北大学生冲破军警封锁深夜进军天安门,终于夺回了白天游
行被捕的同学,应该说也赢得了部分主动。但总体上讲它仍是
失败了。在戒严令之后再撤退,如果搞得漂亮,民运方面的有
生力量的损失也许不会太大,但士气影响肯定不会小。『秋后
算账』一定会发生,上层温和派的倒台也不可避免。如果搞得
不漂亮,给人的感觉是『共产党不动真格,大家就闹个没完没
了:共产党一要动真了,个个都打退堂鼓』,那么也许更糟糕。
有人或许会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有甚么
不好呢?张郎郎的一篇《逃跑学》把这点说得很明白。他的观
点,我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先说同,后说异。
我不认为搞民主就非得遭受重大牺牲不可。政治是一件需
要智慧的事业。勇敢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更确切说,我们要为
『勇敢』正名。匹夫之勇并不是最了不起的.我们欣赏的勇
敢,应该包含两个条件。其一是目标的正义性:其二是知道如
何最能获得成功。如果不问目标及手段的高尚或卑劣,『以成
败论英雄』,便是一个大谬论,如果顾及到目标及手段的正当
性,『以成败论英雄』便是大真理。一个民族倘若总是最敬服
那些悲剧英雄,那本身就是个大悲剧。它绝对是个不祥之兆。
一个悲剧的民族才会有那么多悲剧的英雄,而一个民族愈是片
面地敬服悲剧英雄,它的前途也就一定会充满悲剧。
少时读史,对汉之清流与明之东林的一批儒生甚为敬服。
成年之后,敬依然敬,服却是不那么服了。想想看,这批儒生
一度都很有力量,权奸阉宦无不畏避三分,到头来却搞得家破
人亡,让敌人几乎全盘赢了去。这等政治才能怎么能让人服?
如果一批忠贞之士把很有希望的事业给搞败了,即使他们个个
都成仁取义,从政治的角度讲我们也不能一味赞颂。那和一个
输掉了可胜之仗并英勇阵亡的将军并没有甚么两样。因此,离
开了事业本身的成败去孤立地歌颂冒险牺牲,使人们浪漫有余
而理智不足,这并不是甚么好事。
但是,『打不赢就跑』是有条件的。那要看你对失败是否
负有直接的责任。如果是因你的指挥、你的命令,才使队伍陷
入败局。见势不妙,你就开跑,还自认为是很正确、很恰当,
那总是说不过去的。你至少需要引咎自责。我所以认为搞民主
不一定非流血牺牲不可,是因为我相信一种高明的非暴力抗争
方式,基本上可以使对方无从使用其暴力工具(此观点的根
据,前文已论,后面还会补充。这裹姑且置之不论)。假如出
于种种原因,当局已经动手镇压,我们民运人士该怎么办?
应该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政治不同于军事。在战争中,敌我分明,你死我
活。在寡众不敌时,跑似乎并无不当。如果我们的每支军队在
明明打不赢的情况下都硬要全体拚死沙场,那么我们的实力会
迅速地在几次挫败中丧失殆尽,那当然是愚蠢的。然而,要是
我们的每支军队、乃至每个官兵都抱定了『打不赢就跑』的心
理,那么我们就根本打不起任何硬仗,从而注定没有赢得胜利
的可能。一支军队之不同于一群手执兵器的乌合之众,区别在
于前者有统一的指挥号令,有军法军纪。『打不赢就跑』的原
则只是对于整个战役的最高指挥军官而言,决不是对每个下属
官兵普遍适用的。都说美国佬允许军人保命投降,但那显然也
是有条件限制的。否则你很难想象美国人还有打胜仗的时候。
搞民主运动不同于打仗。参加民主运动、参加民运组织不
同于参军,后者无异于立下生死状。民运组织的纪律再严,绝
少能有权力要求其成员去坐牢杀头的,更不用说无组织的群众
了。因此,民主运动一旦遇到很大的风险,我们几乎只有听其
自然。跑掉的你无权谴责其怯懦,不跑的你不能责备其愚蠢。
戊戌变法失败,康、梁出逃,谭嗣同可走而不走。诗曰『去留
肝胆两昆仑』。他肯定了去者的意义--当然也有前提,那就
是『去者』必不当负众望,务必要将事业进行到底。谭嗣同本
人留下来从容赴义。虽然说『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而
谭的死难并没能使变法成功,但他的死难激励了多少后来者的
奋斗,那是无庸置疑的。后人也有批评谭不该赴死的。为甚么
要去死呢?为君吗?这个观念太陈旧,不值得:为维新事业
吗?据说谭嗣同早就更倾向于革命而未必信赖改良。所以有人
叹息,如果谭嗣同能逃出来直接投入革命,岂不更好。有趣的
是,似乎没有人去批评出逃的康、梁的。莫非他们真的都相信
谭氏所举程婴、杵白的故事,以为死更容易活更难吗?
在军事上,『打不赢就跑』的意思是保存实力。保存实力
和单纯的保住性命显然不是一回事。保存实力意味着你必须依
旧具有和原先差不多的战斗能力。一支军队必须依然还是一支
军队。如果一支军队丢掉了武器、其成员又星落四散转为表面
上的顺民--只有心不死,那应叫做溃败,和此处的『跑』即
转移完全不相干了。民主运动『打不赢就跑』又是甚么意思
呢?除了极少量人跑到海外共产党权力之外的地方尚可坚持抗
争--但已是另一种形式的抗争了--之外,其余绝大部分
人又将如何呢?假如大家除了心不死外,失去了以前曾经拥有
的一切--组织、公开发言的场地、相互之间的广泛而公开
的联络渠道和抗争方式,等等,这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叫做是保
住了实力呢?再假如其中不少人变得比过去更少勇气、更少自
信,更多消沉和更多恐惧,那还能算是『打不赢就跑』吗?问
题的关键就在这裹。
考虑到这一点,你就能理解民运在高压面前流血牺牲的伟
大意义了。和两方打仗不同。当一方将士宁死不逃、全部捐躯
沙场时,对方会为之震撼。对方会对你方更尊重,但他们仍然
会把你们枧为敌人--因为这是战争。然而,当一个政府派
兵镇压民众时,如果这些被称为『暴徒』、『罪犯』、『野心家』
的人们竟然不肯逃散,甘愿以和平的态度去迎接一切袭来的横
逆,那么它将产生的是另一种震撼:这种震撼足以使相当一批
政府官员和相当一批军人武警,深刻地怀疑镇压的正义性,深
刻地怀疑执政者的合法性:乃至于拒绝镇压甚而掉转枪口。其
结果决不是使镇压变得更容易(假如大家都不跑的话),而只
会使镇压变得更艰难--因为这是政治。前面说过,独裁者
的力量在于他们有成千上万的人自觉地服从他们,不是出于恶
意。而是出于无知:不是天良丧尽,充其量是有若干麻木。我
们不能去感化独裁者,但我们可以也必须去感化这成千上万的
人。否则我们休想胜利。奉行『打不赢就跑』的原则,一方面
不能免于严重地丧失战斗力,另方面又失去了感化对方(不是
指一小批独裁者)的力量。所以可能造成更不幸的结果。


十七、两种激进派

在戒严令之前,民运未能见好就收:在戒严令之后,民运
未能坚持着见坏就上。这可以说是八九民运的两大失误。但
是,严格说来,我认为八九民运只有一大失误,那便是前一个
失误。因为,要求广大民众在巨大的危险面前长盛不衰、屹立
不动,那显然超出了一般人的承受能力,因而是一种脱离实际
的过分要求。我批评柴玲的错误,决不是怀疑她的人格、她的
信念,而是说她未能准确地把握群众的承受风险的能力。柴玲
可算是广场上的激进派,但同时她又是一个坚定的非暴力主义
者。有两种激进派:主张非暴力的激进派和主张暴力的激进
派。现在海外开始出现后一种激进派,他们最不能同意的莫过
于像『和平的最高原则是牺牲』一类口号了。这深刻地揭示出
两种激进派的原则区别。前者的特点是对人们的献身精神以及
感化的作用估计过高,而后者则对这些估计过低。
十八、民主运动不仅仅是道德运动,且是政治运动
是的,当我们为八九民运未能见好就收而深表遗憾时,那
也就意味着我们对那些在关键时刻采取冒进主张的民运领袖提
出策略上的批评。我深信这种批评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回顾以
往的大多数民主运动,几乎都是越到后期冒进的思潮越占上
风。伴随着运动声势与热情的增长,差不多总会导致人们思考
水平和策略水平的下降。运动演化的过程,往往也就是更冒进
的新领袖取代较谨慎的老领袖的过程。在民运队内部的争执
中,冒进的一派常常具有一种在气势上的优势。我们知道,在
整个八九民运中,不止一次,不少人(包括一些被以往的事实
业已证明为有胆识的民运领袖)及时地提出了收兵的建议,而
他们立即被对方扣上『学贼』、『出卖』一类帽子。这无疑是不
公正的。与此相对照的是,即使到了运动结束。那些导致运动
受挫的冒进思想也很少得到批评和反省。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相反,由于激进派在道义上、勇气上和信念上都容易显得突
出,再加上这些人事后总是受到专制者更恶毒的咒骂和更严酷
的迫害,因而在众人心目中是殉道的英烈,所以对他们策略上
的失误的批评就有可能被看作是对他们伟大人格的某种不够尊
敬。这自然就妨碍了人们冷静地总结经验教训。
在此,我要提出两点重要的意见。第一,我们必须学会就
事论事。我们必须把对『人』的评价和对『事』的评价区分开
来。我们必须把对这件事的评价和对那件事的评价区分开来。
第二,我们必须强化政治意识。民主运动不仅是一个道
德运动,同时它也是一个政治运动。从事民主运动者,不但
需要秉持坚定正确的民主理念和道义原则,同时还需要具有
强烈的求胜意识或曰成功意识。我们不但要追求正义,而且
还要追求成功。民主运动,从道德的角度讲,我们需要提升
每一个人的精神素质与境界,我们需要把不完美的人变得完
美些:然而从政治的角度讲,我们则应着眼于如何使不完美
的人做出比较完美的事:我们需要的是在现实的人们的素质
基础上,如何达到我们的理想的具体政治目标。当运动后期
柴玲抱怨起中国人的素质太差时,这种错误就已然明朗化
了。或许她对中国人素质差的批评全部正确的,但那对于批
评家或道德家而言才是正确的,而对一个政治家而言便是错
误的。一个人可以在不同的问题上、不同的时期中分别担任
批评家、道德家或政治家,但他(她)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同一
问题上兼具这两种功能。


十九、持不同政见者与民主运动政治家的区别

对社会不同角色的不同功能不作区分,也许是我们长期以
来存在的一个普遍的毛病。这裹,我顺便要谈一谈一般的持不
同政见者与民主运动领袖的区别。因为有许多人似乎不明白这
二者的区别。他们往往把一个优秀的持不同政见者径直地等同
于一个民运政治家。波兰团号工会顾问米奇尼克说得好:持不
同政见者的特点是他的简单性和纯洁性。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
意味着始终坚持一种道义的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但
政治是不同的,政治总是需要妥协。对于政治家而言,如米奇尼
克所说,『要取胜这一点变得非常重要』。搞政治,你必须学会赢
得人心,赢得别人的同情和支持,包括对方营垒中尽可能多的
人的同情与支持。你必须学会寻找同盟者,也就是设法让那些
和你有不同的目的与利益的人在目前这一阶段斗争中站在你这
一边。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应当不怕孤立,『举国皆吾
敌而不改其度』: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必须要有群众,他
必须把敌人限制在最必要的和最少量的范围之内。毫无疑问。
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应当有勇气坚持正确的主张而敢于反对
流行的错误意见。但是,这裹所说的正确,不唯是指道义上的
正确,更是指政治上的正确。这又是一个人们常常不加区分的
重要区别。八九民运中,那些及时提出收兵主张的领袖在政治
上是正确的,而与之对立的一派人在政治上则是错误的。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谈谈民主墙运动。自
一九八九年一月国内知识界发起签名信呼吁释放魏京生以来,
我们欣慰地看到,作为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英勇先驱之一的魏
京生,终于赢得了世人的肯定与赞扬。可是我们也注意到,有
越来越多的人把魏京生的观点视为民主墙运动中最正确的主
张。这就把发表不同政见和从事政治活动混为一谈。作为这场
运动的参与者,我很清楚地知道,当魏京生直接批评邓小平的
大字报贴出后,我所接触到的民主墙人士几乎都感到不安。我
们并非否认其观点在道义上的正确性。民主墙人士真正信赖邓
小平的人,如果有的话,也是很少的。即使是对邓怀有某种好
感者,至少也不认为人民无权批评邓小平。使我们不安之处恰
恰在于:正因为我们不相信邓小平是个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所
以这张大字报才很有可能招致报复,并由此而招致对民主墙这
块尚未巩固的自由阵地的封杀。不错,我们修筑民主墙的目的
是为了抗击一切专制,但是,你不能指望一面刚刚筑上一部分
的还很不完整、很不坚固的墙立刻去承受最强大的打击。正如
你不能把刚刚破土的树苗立即置于风暴的中心一样。否则你永
远得不到参天挺拔的防风大树。政治的艺术就是下棋的艺术,
关键不在于你要说甚么、做甚么,而是先说甚么、先做甚么。
那些不急于『捉将』而妥善布局造势者,往往才是更高明的棋
手。『四五论坛』的朋友赶快写了一张反驳魏京生的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的要点有二:一是为邓作正面肯定,二是强调言论
自由、批评自由。凡是善于从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人,都不
难看出这张大字报旨在保护魏京生、保护民主墙的良苦用心。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不明此理。有道义感的人在
投入政治时最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他们在其中只看到道义而
没看到政治。这大概是从古代的清流、东林党直到当代的若干
民运人士的共同悲剧。我希望,我的逭番批评,不致招来一些
性急者从道义上的匆匆谴责,而有助推动大家从政治上进行更
深刻的思考。
基于同理,我们在对八九民运的领袖给予同样的道义上的
高度评价之外,还需要认真细致地对其中各种主张在政治上的
或高明或不高明作出恰当的判断。比如对高校对话团的领袖
(项小吉等),他们的主张较成熟、较正确,由于他们不那么激
烈,由于他们在后期被错误地排斥出学运中心(那正是这次学
运悲剧之所在)。反而被人们、包括舆论界所冷落和漠视。这
不仅有失于公正,更重要的,它不利于在我们这个本来就政治
智慧不足的队伍中小心翼翼地培养出一种成熟的智慧之风,从
而对我们的未来可能造成极为严重的伤害。
这裹要纠正一个普遍的误解。不少人以为,谁个在策略上
愈激进,就表明谁的斗争目标愈彻底,其实不然。我可以肯定
的是,大多数见好不收的人事先都没有料到过中共会血腥屠
杀,那恰恰表明他们本来对中共抱有过多幻想。我们必须懂
得:目标彻底不彻底是一回事,策略的激进不激进是另一回
事。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坚决彻底的斗争目标,必须通过温和
节制的策略才能实现。这一层并不深奥的道理,务必请热衷于
激进策略的朋友深长思之。


二十、关于五.一七宣言

在八九民运中,民运方面还有一些次要的失策。一批知识
分子联署的直指末代皇帝的五.一七宣言,如许多人指出的那
样,在当时情况下并非明智之举。这个宣言的出现是和赵紫阳
五.一六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一段讲话分不开的。据当时在北
京现场收看到这一讲话的不少民运人士说。他们都感到赵紫阳
的这一举动极不寻常。不少人相信这是赵向邓公开摊牌的信
号。那又使他们猜想赵一定会有后续动作或曰手中别有王牌。
『邓小平完了』,这是至少一部分人在联署五.一七宣言时的
一个念头。
根据以上情况,有人认为,五.一七宣言是试图把学运纳
入党内权力斗争的轨道。这种批评并不准确。因为宣言的签署
者并不是先就打定了拥赵的立场,然后根据赵的暗示,发动民
众去倒邓。正相反,他们是从民运的立场认定邓是改革的阻
力,认为对学运表示容忍的赵可以接受,从而愿意和赵配合一
起逼退邓小平。五.一七宣言的不智之处在于它给民运不必要
地增加了敌人:它使得一些原先可能中立的人(不是指邓本
人)对民运反感,又使得另一些原先就反对民运的人对民运更
加敌视。它的积极作用在于强化了一批民运积极分子的反抗热
情,但遗憾的是它同时也助长了大家的轻敌情绪。它显然不可
能起到进一步扩大民运力量的作用。一般来说,在运动过程
中,保持原有目标,强化抗争方式,往往可以起到增加压力
的效果:直接提升抗争目标却常常会起到减低压力的效果
--这一下子是很难判断的。因为你会听到同样高昂乃至更
为高昂的呼声,但仔细辨认便可发现,那并非喊口号的人在数
量上增加了,而是他们在音量上增加了,数量也许倒在减少。
这是对民运力量方面而言。至于它在增加敌人的数量和强度上
的消极作用则是显而易见的。故而此举得不偿失。
赵紫阳为甚么要在五.一六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讲出邓小平
仍是中共最高领袖这番话?其间是否别有深意?部分民运人士
和强硬派都认为此话寓意深长。不过,按照陈一谘的解释却并
非如此。据他讲,五.一六上午戈氏与邓会谈,晚间与赵会
谈。在与赵会谈时,戈氏说:这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最
高首脑的会谈。赵紫阳则说,事实上我们的最高首脑是邓。如
此而已。
赵紫阳说这番话的真实动机如何,外人只能作出种种推
测。依我之见,它很难说是一种成竹在胸的摊牌讯号。不如说
是一种公开的自我表白。由此,民运人士应该了解到赵实际上
同情民运但尚无力左右中共决策的困境。这既给我们一个有利
的消息--总书记是在这一边的, 又给我们一个提
醒----在中央,强硬派意见仍占上风。因此,民运人士除了
应该更坚决外,尤其要更清醒、更谨慎。当然,你可以说赵紫
阳应该更明朗、更果断些,或者,他根本不该讲这番话。不过
那是对赵而言。对民运人士来说,我们由此而更激烈,那总不
是明智的。
谈到赵紫阳在运动中的各次表态,有一件似不应忽视,那
就是他在五月十七日对绝食同学的一次书面发言(刊于次日
《人民日报》)。把这次讲话与赵在五.四亚银年会上的发言相
比,立场显然更要温和。意味深长的是,强硬派后来对赵的
五.四发言大加攻击,却根本没有提及这个书面发言。当然,
赵的五.一七书面讲话一开始就明确提到『我代表中央政治局
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学们讲几句话』。
这不可能是撒谎。真正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甚么李鹏、姚依
林等在五月十七曰还会赞同这样一个低调的讲话呢?难道不就
是在这同一时刻,强硬派的镇压方针几乎已成定局了吗?
这就又回到我此前多次指出的问题上来了。从这篇讲话我
们可以很合理地推测出:在五月十七、十八这几天,上层的力
量对比正处于一种紧张对立、但又脆弱平衡的极其微妙的阶
段。两派意见都已十分明白:是『实软』还是『实硬』?双方暂
定的共同前提是必须尽快让学运退潮,一派力称采用更正面
的、更温和的对话能够奏效,另一派则断言非镇压不可。在相
持不下的情况下只有同意先试一试软办法(因为你不能先试硬
办法)。基于『先用你的办法试试看』的心理,强硬派同意赵以
政治局常委集体的名义发表这个讲话。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倘
此举成功。温和意见也就获胜:倘此举失败,强硬主张便会决
付实行。我们看到,在上层人事布局给定的前提下,此时此
刻,不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决定了下面民运的命运,而是下面民
运的进退走向,决定了上层的权力斗争。


二十一、关于五.一八对话

这裹,我们再谈一谈五.一八学生领袖与李鹏等人的对
话。在这次对话中,学生领袖的第一个失误之处在于,他们未
能努力使已经争取到手的对话机会保持下去。应当看到,在争
取民主的过程中,民运人士必须始终要求和当局对话。我们要
求对话,表明我们的理性和自信,表明我们不希望暴力,追求
和平。一旦当局同意对话,那本身就是民运力量的一个伟大胜
利。它意味着当局对民运力量的某种认可,意味着当局中主张
暴力镇压的思潮退居下风,它使得斗争转移到对民主最有利的
领域里进行。因此,对民运人士来说,一旦我们赢得了对话的
机会,我们就务必要把这种机会保持下去。如果对话的情况不
能令人满意。我们也不应放弃对话,而必须继续坚持对话。在
这裹,正如我多次强调的那样,形式重于内容。一次谈不好,
我们就约好和他们下一次再谈:下一次谈不好,我们就约好下
一次再谈。关键是,我们要让对方接受用对话解决问题这种形
式。因为这样就可以比较有效地防止对方使用暴力。
具体谈到五.一八这场对话,我们尤其要懂得,这一对话
的举行,本身就已经宣告了民运力量的胜利。因此,学生领袖
本来要做的就是把这一争取到手边的胜利确认下来。按照王丹
的说法,绝食学生提了两条要求,一是肯定学运是爱国不是动
乱,二是对话、现场直播。第一点要求,可以说在当日《人民
日报》发表的赵紫阳书面讲话(此讲话明言是代表整个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已经得到肯定:而李鹏等人前来与学生领袖会谈
并现场直播。也等于实际上满足了第二点要求。换句话,李鹏
的到来,本身就意味着学生的胜利。但在政治上,胜利往往会
披上---件难以识别的外衣。因为失败者总是尽可能地掩饰自己
的失败。倘若你没有把它认出来,不去及时地把它抓住。你可
能就会失去它。你不能指望李鹏一上场就说:『同学们,赵紫
阳已经代表中央肯定了你们是爱国的,现在我又来和你们对话
并让现场直播。我们已经接受了你们的两个条件,你们可以撤
退了吧?』如果李鹏这么说了,很可能学生一下子就意识到自
己的胜利,那场对话恐怕一开始就结束了。但是,我们无法指
望中共当局在自己不得不接受失败的时刻还肯公开地宣布自己
的失败。迫不得已前来对话的李鹏一开口就提出:『今天见面
只谈一个题目,如何使绝食人员解除目前的困境。』用主动要
求学生撤退的说词掩饰自己被迫接受学生要求的尴尬。这就迷
惑了学生。学生发现,如果他们同意撤退,那好像是他们接受了
政府的要求而不像是政府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倒显得被动
了。出于这种感觉,学生未能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布凯旋收兵。
为了表现主动,他们只好在对话中坚持强硬态度。作为这次对
话的主角之一的吾尔开希,更提出了两点进一步的要求:l.
要求赵紫阳或李鹏亲临广场与同学直接讲话:2.要求《人民
日报》发社论公开否定四.二六社论,向全国人民道歉。吾尔
开希说,做到了这两点,学生才可能将绝食改为静坐,然后在
这种情况下继续解决问题。尽管我们可以相信,吾尔开希的这
一立场在道义上是正确的,而且很可能代表了广场上许多学生
的意愿,但是与此同时,它显然会使得某些原先中立的人们转
而对学生的得寸进尺感到不满,并且刺激党内保守势力完全放
弃对话手段而支持戒严。此外,一些学生代表在对话中所表现
出来的年轻气盛,无疑也减少了一些人对学运的同情与支持。
不错,吾尔开希在对话中的锋芒毕露,强化了他个人作为少年
英雄的形象,但反过来那却影响了整个对话的政治效果。台湾
的李敖向以言词尖刻、笑傲王侯著称,连他也指出吾尔开希的
表现有失风度。他举出当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对蒋介石的温文
有礼为例。说明学生代表欠缺成熟。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本来,在五.一八对话中,学生的地位是很主动的。这一
来是因为五.一八对话的进行,本身就意味着学生的胜利,二
来是因为学生代表的特定身份。使得他们天然地具有一种极大
的灵活性。学生领袖是作为群众性民主组织的代表、作为群众
运动的代表去谈判的,这种身份其实给了他们一种极大的便
利。当对方的答复令人满意时,代表自然可以一口应承,得胜
而归。倘若对方的答复不令人满意,代表在略加反驳的同时,
大可不必把话说死。代表可以表明:作为民主组织的代表,我
们只能应承大家预先表示过赞同的东西,如果政府方面的意见
既然和大家原来的要求有距离,那就需要大家民主讨论之后才
能作决定。学生代表应用强调民主程序、民主原则的办法避免
对政府的意见直接地、毫无商量余地的表示拒绝,以免让亲政
府的一方得出谈判破裂的责任在学生代表的不利印象。这种办
法,既在事实上否定了政府的意见,同时又赢得了进一步回旋
的时间,既保留了继续施加压力的手段,同时又保留了进一步
对话的机会。我们还记得,最初,政府只派出较低级的官员出
面与学生对话,其目的有二:其一是尽量压低学生组织的地
位:其二就是为了使政府本身具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当低级官
员与学生对话时,如果学生的要求不高,他们便可答应下来:
如果学生的要求较高,他们则可表示『把你们的意见带回去汇
报,研究研究』,以避免直接触怒士气正盛的群众运动。等到
后来,政府高级负责人不得不直接与学生对话,政府就失去了
这种便利。由此看来,政府是很懂得运用这种便利的,而天然
具有此种便利的学生却不知善用。这就使得学生不能有效地把
对话这种大好方式保持下去。当吾尔开希说广场是多数服从少
数时,那明显是个失误,它不仅不合于民主,而且显得不近情
理,似乎是只要有一个人任性执意而为,所有人都必须为之让
路。不管这少数人的主张多么正确,也是说不过去的。我们知
道,早在五月十六日阎明复来广场时,吾尔开希就主张撤,由
此可以推断他在五.一八对话中的强硬立场,并非出于他个人
意愿,而是为了代表广场上一些同学的要求。所谓『多数服从
少数』之说,说明了在广场上许多同学之所以坚持不撤,在相
当程度上是为了迁就更激烈的少数同学。沈彤曾经谈到民运领
袖的『从众性』,也就是遇事不是去引导群众,而是让群众推
着走的特性。事实上,这裹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是领袖追随
群众,另一个是群众追随少数激烈分子。这就造成了运动中少
数激烈分子主导局势的结果。由此我们应当引出一条重要的教
训。那便是,在群众运动中,民运人士、尤其是领袖人物,一
定要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不仅要敢于反对权势,而且也要敢于
反对内部的错误主张,尤其是要敢于反对那种以遇激姿态出现
的错误主张。民运队伍内部。同样需要纠正『宁左勿右』的危
险偏向。逭一教训,人们切切不可忘记。


二十二、关于六四屠杀

最后,我们还要谈一谈六四屠杀。我们知道,直到屠杀前
夕,绝大多数人都未曾料到中共当局会采取如此残酷的手段镇
压民众。这无疑表明了大多数人们对中共当局的心理与行为逻
辑的认识不清,从这裹,我们又该引出甚么教训呢?一方面,
我们似乎可以批评说,人们应该事先便对中共政权的凶残本性
有清醒的了解: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考虑到,假若人
们果然都早就预见到了中共政权的凶残,他们究竟还会不会投
入这场运动?这看来是一个矛盾。要知道,八九民运之所以能
够爆发、能够发展到如此惊人的规模,那是和人们普遍地认为
中共当局不可能对他们悍然血腥屠杀这一信念分不开的。你可
以批评这种信念是天真的幻想。然而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这种
信念,人们就不会去投入非暴力的抗争。你可以说,对付中共
这样的政权,非暴力斗争本来就是无效的.但是我们要问:那
你为甚么不从一开始就告诫人们不是去从事这种徒劳无益、白
白牺牲的斗争呢?你或许会说,非暴力斗争尽管是无效的,但
却是必需的:非暴力斗争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自我否定:非暴力
斗争必然失败,它的失败会进一步唤醒人心,教育人们放弃非
暴力手段转而从事暴力的反抗。显然,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八九
民运必败论。有关这一观点之反驳,我在前面已有论述,此处
不再重复。在我看来,大多数人们对六四屠杀深感意外,那确
实表明他们对中共政权的残忍一面缺乏清醒的估计,但它并不
意味着我们从事非暴力反抗徒劳无益,它只是说明了我们在进
行非暴力的反抗时务必要更加巧妙和谨慎。在军事上,对手越
强大,你越需要注重战术:在政治上,对手越凶残,你越需要
讲求策略。不少人在总结八九民运的教训时,总爱批评国人的
懦弱。我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一定就比其它国家的人更懦弱,
我也不知道中国人的这种懦弱究竟是中国长期陷于专制统治的
原因抑或是它的结果。从现实政治出发,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
所谓的改造国民性,而是如何在给定的国民素质的基础上,致
力于推进政治环境的转变。固然,自由的秘诀在勇敢,但我们
毕竟不能指望人人都勇敢。现在人们都已懂得,为了实现良好
的政治,我们不能指望执政者个人素质的完美,而应致力于制
度的健全.基于同理,在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中,我们也不应
指望民众都具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勇气,而应注重于恰当
的战略和策略。倘若人人都勇敢。民主运动大概就用不着考虑
策略:正因为并非人人都勇敢,所以策略问题才变得十分重
要。归根到底,人类赢得自由的历史,并不是人性改造或人们
的品质提升的历史,而是人类经验与人类理性成熟和发展的历
史。这就是为甚么我总是强调政治智慧舆民运策略的原因。一
九八五年,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宣称: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力
量,团结工会已不复存在。与此同时,瓦文萨则说:不。我们
会赢的。但是今后我们一定要做得更聪明、更巧妙。在八九民
运遭到镇压、中国民运陷于低潮的今天,我们也应抱持这样的
态度。


二十三、必须强化责任观念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指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必须要具备三项品质:判断力、热情和责任感。其中,责任感
一项最为重要。政治家不能只强调自己的良好意愿而不顾自己
主张与作为的客观效果。他必须考虑自身行动在现实世界中的
意义,必须愿意为其行动的后果承担所有的责任。民运人士的
特殊地位,常常使我们意识不到这种责任感:运动成功了,大
家都夸我们:运动失败了,大家都骂政府。结果便是,无论运
动是成是败,我们民运人士都感觉不到自己有甚么责任要负。
也许,不少人倒是从失败而能获得更多的声望。这种偏向在公
众感情上有着很自然的土壤。然而政治不能没有脑而只有心。
古往今来所有成功的运动,无一不是从自己的失利中汲取
教训。自我检讨多少是一件有点扫兴的工作,而且,它有时也
会变成没有任何积极成果的相互推诿抱怨。但是,我们终究不
能回避这项重要工作。毕竟,我们这裹的讨论是对事而不是对
人。至于谈到责任,那当然不在年轻的、初出茅庐的学生身
上。是我们这些年龄较长、阅历较多的民主运动的理论与策略
的研究者和阐扬者,应当深刻的自省。
至于那些年轻的学生,他们则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
足和缺陷,努力地提高自己、充实自己。中国的民主运动需要
一大批成熟的政治家,强化我们的责任观念便是一个有志于投
身政治者的基本训练。

。。。。。。
原载《中国之春》1990年7月号,后收入《中国民运反思》,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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