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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封从德   質疑「見好就收、見壞就上」 2014-06-11 16:17:31  [点击:9207]
樓下那個「凱源」指稱拙文「批胡平,颇有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的味道」,那是因為不了解這些「其餘」多被胡平手握民運刊物大權給封殺了吧。

下面是1995年胡平不讓刊登的文章,望「凱源」一讀。

http://64memo.com/b5/14_228.htm

《天安門之爭》
封從德 著
明鏡出版社, 1998. http://www.mirrorbooks.com/C11.htm

第三輯 質疑「見好就收、見壞就上」
見好怎麼收?
見壞怎麼上?
見好沒法收,怎麼辦?
回應胡平


第三輯:質疑「見好就收,見壞就上」


見好怎麼收?––答胡平公開信之一

胡平先生:

讓我們以朋友的姿態和公開的方式,繼續我們自去年開始的公開與私下的討論吧。用第二人稱來討論,讓我感到輕鬆一些。這樣我們更容易將對方當作朋友來交談,而不是去爭個你輸我贏。我同時又希望開始公開討論,而這也不僅僅是我的意願,因為我在去年底給你的信中提出討論的內容,也是很多人所關心的。

我們的討論,從去年七月《北京之春》上我向你質疑的那篇文章開始的。八月你撰文《回應封從德》。那時,我還不太認識你。之後,我們有了通信。我相信你是願意以朋友的態度來進行討論的。因為你在今年七月的信中說,你「相信我們一定會有更多共同的語言,共同的結論」,並「非常希望我們有機會促膝長談」。這當然也是我所極樂意的。何況你九月的信中還以「封從德友」相稱。朝著這種友好的方向,我相信我們一定能達到一些有益的共識,同時也更理性地認識到我們的分歧點。【以上第228頁】 (Memoir Tiananmen - 2004)

在繼續公開討論之前,還有二點需要交代一下。

一、為何遲答

首先,應當回顧一下我們討論的情況。

你去年八月在《北春》上刊文回應我的質疑之後,我本應當盡快作答。當時,一方面我在等待《北春》編輯部(當包括你在內)的答覆。因為此前貴社刊出拙文時出現增文,加了楊巍的名字的問題,故我當即致函詢問。另一方面因為我正在作全職的技術培訓,又同時在趕寫碩士論文,還必須在十月份之前交稿,所以沒有多少精力去催促貴編輯部的答覆。等到論文完成,讀到你的大作,更覺得問題很多,又一直未見到貴社的回音,故分別向編輯部和楊巍和你再去一函。 (六四檔案´89)

今年一月收到社長于大海覆函,但並未答應我的請求。而直到今年六四也未見到你的回音,故於六月八日,再向貴編輯部致函,全文如下:

北京之春編輯部諸君,貴刊一九九五年第七期刊出拙文「背離歷史的歷史總結––對當前爭議的幾點質疑」,一九九五年第八期則有胡平「回應封從德」一文,我本當及時撰文回覆,惟如下幾點,窒礙至今:

一、去年七月拙文刊出後,我發現當中不僅有誤植與刪節,且更有增文,我的手稿本未提及楊巍,卻在文中出現(頁三四),當時我曾致函貴編輯部,未見回音。【以上第229頁】

二、去年底再上一函,又問及此事,因為胡文正好以楊巍事作文章。于大海社長一月二十日覆函曰:「對文章作刪節在編輯部來說還屬正常,至於加上楊巍的名字,就確實有些蹊蹺了。這顯然是因為有人特意建議這樣改的,至於是誰建議的呢?現在似已難查證了。」至今未見進一步說明。

三,胡文即以楊巍事反駁我引證不確(一九九五年第八期四八頁),並建議我查閱當年《世界日報》他與楊巍的電話記錄,以證實其並未壓制楊巍當時(一九八九年五月下旬運動後期)希望民聯向廣場提議撤離的建議。我非當事人,楊巍之言是否屬實我無從判斷,亦不排除我誤會了楊巍之可能。因此,我自然願意查閱《世界日報》,惟胡平未明確日期,我在巴黎亦難以找到,便致函向胡平本人索取,至今半年無回音。 (64memo.com/2004)

四,胡平的「回應」文中,又正好利用了貴編輯部刪節拙文所造成的文意不連貫。如胡文指拙文《見壞怎麼上?見好怎麼收?》一節中「其實封從德並不是真的在那裡批評激進策略或探討八九民運中的策略得失,他只是在反唇相譏而已」(一九九五年八期四八頁)。但是,正是這節,貴編輯部在我底稿的五點內容中刪了與此相關的兩點,而作為主筆與主要編輯之一的胡平竟然不知情?我給胡平的信中亦問及此事,並其它共十八條,亦如石沉大海。

五,楊巍與我只是去年六月才初次見面,七月文中即將其涉入,我難免不安,見文即致函楊巍,他說無所謂;見胡平「回應」文,又向楊巍詢問,他稱胡文並非完全屬實。但我還沒有他的進一步說明。

另外,貴刊誤植亦造成拙文有幾處背離本意,如「阻止復食」印作「組織復食」(頁三六右)等等,還有一些微小而關鍵的刪節,皆在去年底的信中有所詳述。希望貴部或作更正,或刊此函,以示公正,亦便我對胡文作回應。特此懇請鄭重考慮。 (64memo.com/2004)

順頌 文安

封從德 上於巴黎

一九九六年六月八日

之後,我便收到了你七月二十三日寫的一紙短信。信中你完全迴避了我以前在信中提到的問題,只是簡單地講了一下你在六四以後不久急於寫《八九民運反思》的理由,並要我多讀你的書與文章,「相信我們一定會有更多的共識。」,並希望能促膝長談。八月底,我回信重申以前的問題。這一次你很重視, 九月十一日便回了一封信,並以「友」相稱。我真的很高興, 九月二十一日博士資格答辯剛通過,當天下午就著手起草此文。 (64memo.com/2004)

以上便是我們討論的大致情形。下面交代一下本文的總體思路。

二、答什麼?

胡先生,在九月十一日的信中,你對我們的討論提出了要求。你首先重申了你以前在《反思》一文中的主要觀點,即八九民運失敗並非必然,其主要失策是未能見好就收。然後,你聲稱,「我不是說你提出的問題不可以討論,但我認為首先地,主要地,我們應對我前面提出的觀點展開地討論」,「你應該先抽象地討論在當時怎樣做對怎樣做不對」。這樣看來,我以前提出的十八個問題,你似乎也不願意直接地討論,而你自己又好像忘記了你「回應」一文也主要不是討論「前面提到的觀點」,而我的問題則是直接因為你「回應」一文而提出的。 (64memo中華富強´89)

不過,為了使我們的討論能夠進行下去,我也願意尊重你現在的建議。根據你的要求,我首先對你的「見好就收,見壞就上」這一策略作一分析,然後再就你的「回應」作答。本文的大致結構如下:

一、「見好怎麼收」:分析「好」是什麼及對「好」能否有共識;

二、「見壞怎麼上」:分析「見壞就上」面臨的問題,及你自己是否有一貫的好壞標準;

三、「見好沒收怎麼辦」:分析八九學生運動組織的得失; (64memo.com/2004)

四、回應你的「回應」:逐條檢討我們之間可能達成的共識與存在的分歧。

前面三點基於這樣的觀察,即我們之間有可能已經有了相當的共識。對此我引用你《反思》中的話,並歸納如下:

1、「光有見好就收的原則是不夠的,還必須在當時就能夠準確地測量到什麼是好」,即你所謂的「最佳時機」。(四章十三節,《中春》一九九零年五月, 頁九)

2、對「見好就收」還得有「足夠的共識」,而「民眾缺乏足夠的共識是八九民運失敗的基本原因」。(十二節,頁一四)

3、如果民眾達不到「足夠的共識」,那該怎麼辦呢?那就需要「強有力的組織領導」。(十一節,頁一三)。

4、「總結經驗教訓必須注意不能脫離實際」。(四節,頁九) (64memo.com/2004)

本文便是沿著這些共識,去考察是在那些地方我們有了分歧。這樣,我們也許能達成更多的共識。而我們的討論便更是積極而具有建設性了。

「好」的分析

胡先生,「見好就收,見壞就上」八字方針,就我所知,始於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你所寫的一篇文章,題目即此八個字,不過,順序倒過來,叫「見壞就上,見好就收」但真正對此作詳盡論述的,是自你《八九民運反思》一文始,刊登在《中國之春》一九九○年四月至十月號。今年九月的信中,你向我概括了你《反思》一文的基本思路,抄錄如下:(64memo反貪倡廉´89)

「我在「反思」中提出的主要論點是,八九民運的失敗並非必然,它也和民運自身的失策有關。民運的主要失策是未能見好就收,這主要是缺少共識所致。我們必須認真總結經驗,從而重建非暴力抗爭的信心。」 (64memo.com/2004)

這樣,你便將你的「反思」濃縮在「見好就收」這一焦點上。而「八九民運的失敗並非必然」不過是討論這一焦點的鋪墊。至於總結經驗教訓,重建信心,我自然認同,不必多言。

本章便針對「見好就收」這一理論進行分析,並將它同一九八九年的實踐作一對照。

一、「好」是什麼?

「見好就收」要成為一個可行的策略,必須首先解決一個基本問題,即:「好」是什麼?怎樣才算「好」?換言之,拿什麼樣的標準去測定它呢?

在《反思》第四章十三節中,你宣稱「現在回過頭去看整個八九民運,如果運動在五一六閻明復赴廣場談話後,或在五一七趙紫陽書面講話後撤離,當是最佳時機。」但是你自己也馬上就注意到一個問題:四二七見好未收,後來反而更好,那麼,「這個最佳時機在當時怎麼能夠準確無誤地判斷呢?」

你的回答很簡單,計有四條:

一、策略性的原則多是抽象的,需要憑經驗和直覺,去正確應用於實際。「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二、抽象性原則畢竟還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一九八九年大家對「見好就收」的原則有明確的共識,結局必不至如此;

三、「更好是好的敵人」,寧可「不及」,亦勿「過」。若五四之後就復課定比五一八之後還不撤要好得多。

四、搞政治不是做一錘子買賣;「見好就收」,不是「見最好就收」。(中國之春一九九○年五月,頁一五)

下面,先分析一下,你這裡用的「好」,都指的是什麼?

你這裡的「好」至少有三個層次,五個等級的理解。一是「最高的好」,即你所謂的「最好」,也就是「成功」或「大獲全勝」;一是「最低的好」,即對方稍有鬆動就算「好」;一是「最佳的好」,或你所謂的「最佳時機」介於前二者之間。假定確實存在所謂的「最佳的好」,那麼在「最佳」與「最低」之間還有一個等級,即「偏低的好」,也就是你所謂的「不及」;類似地,在「最佳」與「最高」之間,還有一級「偏高的好」。即你所謂的「過」或「更好」。圖示如下: (64memo.com/2004)

「成功」 最高的好



「過」 │ 偏高的好 「見好不收」



「最佳時機」 ↑ 最佳的好 「見最佳時機才收」



「不及」 │ 偏低的好 「一見好就收」



對方稍有鬆動 最低的好

所謂「三個層次」,是因為「偏低的好」的下限是「最低的好」,故可包含之。同樣地「偏高的好」也可以包含「最高的好」。但是,二者不可以包含「最佳的好」。這是因為「最佳」與「偏低」或「偏高」都是相對而言的。 (64memo.com/2004)

由上圖還可以看出,「偏低的好」之上限與「偏高的好」之下限都根據「最佳的好」而上下遊移。這樣一來,所謂「最佳的好」,實際上其域值便可以涵蓋從最低到最高的一切值;也就是說,從「對方稍有鬆動」直到「大獲全勝」都可算作「最佳的好」。故而當我們籠統地用「好」來說「見好就收」之時,實際上,便可以從「最低的好」直至「最高的好」隨心所欲地取其所需,愛怎麼用就怎麼用了。這一概念上的含混不清,可以說正是你八字方針在邏輯上的各種內在矛盾的根本原因。

弄清了「好」的各個層次,現在可以回過頭來具體地看一看你是怎麼回答「如何在當時準確判斷最佳時機」這一基本問題的。

你的第三點與第四點回答祗是否定追求「偏高的好」乃至「最高的好」:「更好是好的敵人」,「過猶不及」,「見好就收」不是「見最好就收」。而你的第二點講的是抽象原則的重要性,與如何測定無關。也就是說只有你的第一點涉及「最佳時機」的測定問題。但是,對此你又只有這麼兩句話作答:「這就離不開經驗和直覺了。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就是這個意思」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你沒再說。因此這兩句話也沒有真正地解決具體如何測定的問題。由此分析,你這四點回答,其實基本上是文不對題,答非所問;至於到底「如何在當時準確判斷最佳時機」,你也只是歸之於經驗與直覺,歸之於玄之又玄的「心」。

二、「一見好就收」還是「見最佳時機才收」?

你的「見好就收」到底是「一見好就收」還是「見最佳時機才收」呢?

如果對此不加分析,是很容易混為一談的。也就是說,會將「偏低的好」與「最佳的好」籠統地稱作「好」來用。

舉例來看,就是上面你的第三點回答。本來你是要回答的是「最佳時機如何判斷」這一問題,但你的第三點卻說的是什麼呢?––「更好是好的敵人」,「過猶不及」,進而贊同追求到手的「好」,乃至「不及」都比「過」好,試圖以此來解答「最佳時機」如何測定這一問題。這實際上是用「偏低的好」來搪塞關於「最佳的好」的問題。本來是問,你怎麼在五一六至五一八就判斷出當時是最佳時機,你卻回答說:五四也不錯,比五一八不撤還要強。這顯然是答非所問。造成這一邏輯問題的根源,就是因為混淆了兩個不同層次的「好」。

曹長青早就看出你這八字方針在用詞上的模糊性:「以『好』和『壞』這樣抽象的詞做標準,隨意性太大,無法操作。例如胡平曾分析說戒嚴令前有六次『好』的機會,學生都沒有見好就收。他並把第六次『好』定性為『大好』。但一個簡單的邏輯是,如果學生在前幾次『好』時就按胡平的理論『收』了,不是就錯失了後來的『大好』了嗎?」(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一月,頁九七及中國之春一九九六年三月,頁八七)。這其實就是看出你將「偏低的好」與「最佳的好」混為一談,不知道應當是「一見好就收」還是「見最佳時機才收」?如果「一見好就收」的話,「最佳時機」豈不是不可能達到了嗎?對曹長青的批評,我看見你後來的一些簡答(前哨一九九六年二/三月號),但你完全迴避了他對你「見好就收」隨意性以及不可操作性的質疑。

另外,你說「過猶不及」,寧可「不及」也勿「過」,「五四之後就復課也比五一八之後還不撤要好」。這其實是誤解了「過猶不及」的語意。子貢問孔子:「子張與子夏孰賢?」孔子答道:子張常過,子夏又常不及,過猶不及。即二人相當,皆不得其正,有違於中庸。故此,無論「過」,還是「不及」,都沒法獲得你所希望的「最佳」的。本來你是在回答「最佳」如何獲取,五一六、五一七的「最佳時機」如何把握,你卻回答一句「寧可「不及」也勿「過」」,可謂驢唇不對馬嘴。你最多可以說,「我們寧可不要最佳時機,也應該滿足於偏低的好」。換句話說,即是:「寧可不要五一六、五一七的大好時機,在五四後就復課取得的好也還是不錯的。」但是,你真的贊同這樣的話嗎?我很懷疑(理由詳後)。「過猶不及」,也可能反過來說,「不及猶過」。

再者,你一會兒否定追求「過」,一會兒又想要「成功」。這偏高的「過」都不應當追求,哪裡還可以去爭取更高的「成功」呢?然而,不能追求「成功」,又怎麼和你《反思》中一再強調的「功利意識」相合呢?

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可嘆的是,這矛與盾都是你自己提供的哩。

三、「一見好就收」?

現在假定你所說的「見好就收」指的是「一見好就收」,即最低的好。我們來看一看這樣通不通。

如果說,「最佳時機」怎麼判斷這一問題你沒有真正解決,那麼,「一見好就收」這一問題你是否就解決了呢?上面已經提到,你的第三點回答似乎是針對「偏低的好」的答案。但是,在這一回答中,你只是答了「應該怎樣」(即「寧不及勿過」),而並未回答應「如何判斷」。也就是說,你還面臨著一個如何把握的問題。更何況,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樣,你是在用「偏低的好」來搪塞關於「最佳的好」的問題。所以,總結這兩方面的漏洞,你的這第三點的回答可以說是雙重的文不對題,答非所問。

不僅如此。

在這第三點中,你以五四復課作為「偏低」之例,說「現在大家看得很清楚,即使五四之後就復課,也要比五一八之後仍不撤離好得多」。然而,這是你「現在」即事後才搞清的,而你要回答的問題,是「當時怎麼能判斷」?顯然,這又是答非所問,是三重的文不對題﹗由此可見,因為概念的混淆而導致邏輯上的混亂,是多麼的容易;而澄清概念也就很有必要了。

關於五四復課,還得多說幾句。

退一步來講,就算憑你的「妙心」與直覺,在五四當時就判斷出了「好」,你也還是面臨三方面的問題。第一,往前看,五四見好就收了,那怎麼會有五一六至五一七的「最佳時機」呢?––這一點曹長青已論之,上節有提到。第二,退後看,又何必非得等到五四才收呢?四二二不也算「好」嗎?第三,到底是四二二更好呢還是五四更好?下面,將後二點展開來談。

四二二那天,北京十多萬大學生和市民衝破當局禁令(北京市禁止遊行集會的《十條》),佔據廣場。人數之眾,已開學運歷史之先河;而當局也派出官員與學生代表協商。你在《反思》中稱「空前規模是八九民運的最高價值」,又說寧可「不及」也勿「過」,照你的邏輯,四二二不也當算是「好」嗎?要是四二二就收了,又怎麼會有五四之「好」及四二七、五一六、五一七之「大好」呢?四二二之好,直至今日,你似乎從未去考慮;也沒說四二七應當「見好就收」。可見,從「一見好就收」這一理解而言,連你自己也沒有遵守你的「見好就收」理論,而是根據批評別人的需要,隨心所欲地發揮而已。

你只提五四,大概是因為前面有四二七之「好」,有百萬人大遊行的「勝利」,又有趙紫陽的溫和講話。但是,你似乎忘記了,當時四二六社論的緊箍咒還在頭上,它隨時都可以向同學們收緊。就此而言,你一方面把五四時稱作「好」,另一方面又把戒嚴之後稱作「壞」,二者是有明顯的內在矛盾的。比如你在《反思》中說,戒嚴之後再撤,給人以「一嚇就回去了」的懦弱印象(四章十六節,中國之春一九九○年五月,頁一六),當時應當「見壞就上」(十五節。頁一五;十七節。頁一七)。對照來看,五四時其實也有很類似的情形:政府也用了恐嚇的手段(四二六社論稱「動亂」),民眾也無視當局的威脅又蔑視其禁令(四二七大遊行;五四佔據廣場及集會示威)。但你一會兒稱五四時「好」,一會兒又定戒嚴之後再撤是「一嚇就回去」,那麼,試問,在四二六社論未推翻,「動亂」帽子未去除之後真的就收了,你不是還會加以譏諷,說「帽子沒摘去就收兵」嗎?

相反,若在四二二之後就「收」,大概會更符合你的邏輯。因為,你的《反思》第一章第九節以「八九民運的巨大規模是這場運動的最重要的意義所在」為標題,當中又明確寫道,「我強調八九民運主要在規模上而不是在內容上勝過以前幾次民主運動,這並不是貶低它的意義,恰恰是對它的偉大的意義的最充分的也是最準確的評價。」(中國之春一九九○年四月,頁一三)而在此之前一節你更是宣稱「空前規模是八九民運的最高價值所在」(頁一○)。這樣看來,規模空前本身,是你非常看重的一個標準。而四二二那天,十多萬人大學生和居民佔據了廣場,其規模在紅色中國學運史上堪稱空前,照你的「最高價值」的標準,當然是算得上是「好」了。此其一。其二,同學們以藐視當局禁令的方式佔據天安門廣場,當局卻派了官員與同學們協商。若這時同學們「見好就收」,不是更符合你的「良性互動」的理論構想了嗎?(四章十節。中國之春一九九零年五月,頁一一、一二;十三節。頁一五)更何況,第三,當時四二六社論沒有出來,形勢還沒「壞」,不存在「一嚇就回去了」、「打不贏就跑」的尷尬。因此,照你的邏輯,四二二應更接近於戒嚴之前而五四更接近於戒嚴之後的情況。但是,你一方面說戒嚴前該收,戒嚴後該上;另一方面,卻從不見你說四二二之後四二六之前就該收,你只是反覆地強調四二六之後的五四復課也不差。這一內在邏輯的自相矛盾,不又是很明顯嗎?

現在再退一步,取你兩面矛盾的邏輯中的一面,即假設認同四二二之後當「見好就收」,那麼,對這一點你自己是否又真的會贊成呢?我看未必。為什麼呢?因為這又撞上了你《反思》中的另一個自我矛盾。這來自於你對八七年元旦那次學潮的評價。

八七年元旦那次學潮,應當說是達到了你所強調的「寧可不及」的「好」。那天中午抓的學生,在廣大同學的壓力之下,當夜就放了;之後學運也就平息下來。同學們「見好」也就收了。這你是清楚的。但你卻不以為然。在《反思》中你有這樣的述評:

「八六–八七年那次學潮的最後一仗,是北大學生衝破軍警封鎖,深夜進軍天安門,終於奪回了白天遊行被捕的同學。應該說也取得了部分主動。但總體來講,它還是失敗了。」(《中國之春》一九九○年五月,頁一六)

本來,這段論述也沒什麼大問題。那次學潮的確從總體上來說,難以稱得上是什麼成功;「收」了之後不多久,胡耀邦便下了台。但問題是,你的這些評斷,恰恰證明了對於「見好就收」的結果,搞得不好連你自己也是不會滿意的。你的這段評述是在關於「打不贏就跑」那一節中給出的一個反面例證。在同一篇文章中,你一會兒說,一九八九年五四之後復課也不差,應當「見好就收」;一會兒卻又說,八七元旦「見好就收」的結果「還是失敗」。胡先生,我想知道,你究竟想要說什麼?

帶點黑色幽默味道的是,柴玲在八七元旦那天,恰恰是北大學生深夜進軍天安門中的一員。而我也正好是白天被捕的學生之一。六年前你譏評八七學潮最後「見好就收」還是失敗了;去年你又責備八九學運沒能「見好就收」。胡先生,你看究竟應該怎麼做呢?你是否可以更明確地說明一下?

總而言之,假如你的「見好就收」指的是「一見好就收」,無論五四還是四二二,都會陷入矛盾。因為你自己就是前後矛盾的。這樣一來,把「見好就收」理解為「一見好就收」這條路也給堵死了,而這還算是相對有一點可操作性的策略。更何況既便這「偏低的好」,你也未能說清楚當時怎麼「準確地測定」。五四之「好」,在《反思》中你是怎麼判斷的呢?那不過是一句事後的閑話,說什麼「現在大家看得很清楚」而已。

四、「見最佳時機才收」?

「偏高的好」,你早就認定不當追求,而追求「偏低的好」,又是那麼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現在你只剩下「最佳的好」一途可循。雖然第一節已證明,你並未能提供「如何在當時就能測定『最佳時的好』」之可靠依據,但你總算還給出了一個「最佳時機」的判斷。你是這麼說的:

「現在回過頭去看整個八九民運,我們或許可以說,如果運動在五月十六日閻明復赴廣場談話後撤離。或者是在五月十七日趙紫陽代表政治局發表書面講話後撤離,當是最佳時機。」(中國之春。一九九零年五月,頁一四)

另外,你又常提到五一八,比如上一節提到的你將五四與五一八作的對照,以及在《反思》第四章第六節中,你認為這一天李鵬已經與同學們公開對話,是「好」就該「收」。因此我曾認為你的「最佳時機」可能也包括了五一八與李鵬「對話」。但後來看到曹長青的文章,才知道不是這樣的。在前一節中引用的曹的兩篇文章中,他都轉述了你分析過的六次「好」。而最後一次是「大好」,指的是趙紫陽講話。曹先生曾是你的好朋友,他的轉述當非杜撰。要是我沒猜錯的話,你是覺得五一八李鵬「對話」後撤是給李鵬一分,而不是給趙紫陽,故也不合適。

再就是你以戒嚴為分界,說「戒嚴令之前,民運未能見好就收;在戒嚴令之後,民運未能堅持見壞就上。這可以說是八九民運的兩大失誤。」(十七節,頁一七)故你認為「見好就收」的最後期限當是在宣佈戒嚴之前。同時,你一貫認為是在「五一九中共頒佈戒嚴令」的。(十三節,頁一五;及北春一九九六年八月,頁四七)。因此,綜上所述,你認為「見好就收」的「最佳時機」是在五一六至五一八,主因是閻明復到廣場與趙紫陽的書面講話,閻明復到廣場講話是在五一六下午六點,趙講話是五一七清晨,李鵬「對話」是在五一八上午十一點。故此,稱得上「最佳時機」的,是從五一六下午六點到五一八上午十點,總共四十小時。包括一個白天,一個上午和兩個晚上。

現在來看一看你事後判斷的這段「最佳時機」有沒有什麼依據。

先說九○年你的《反思》提供的依據。《反思》中除了「現在回過頭去看」一句話以外,對於五一七趙講話後為何便是「最佳時機」,並沒有見你作出什麼具體的分析和解釋。而對於為何五一六閻明復到廣場講話之後就算「最佳時機」,其實你也未作出解釋。不過,你倒是提出三點理由,說明在絕食之後,「當局事實上已經作出了讓步」,包括閻明復與李鵬同學生們的對話,也算「好」該「收」了。(詳後)這一段可謂你在《反思》中唯一集中論證為何絕食後戒嚴前那段時間為最佳時機的地方。可嚴格地說來,你這還是算不上是在對「最佳時機」的判斷提供依據,而僅僅是在用一個籠統的「好」來搪塞,即用混淆概念的方式來蒙混過關。

比如,你在這裡爭辯道,當時「見好就收」並非「無功而回」。而且按照改革運動中官方對民間的力量「反對––默認––承認」的三段論,「從負數過渡到正數一般都要經過一個零這個點」。因而,「凡是要打一場有限戰爭的人,他必須滿足於這種不可靠的勝利。」換言之,「學生們完全可以滿足於當局對北高聯的默認態度」,停止絕食,撤離廣場了。(中國之春一九九○年五月,頁九––一○)由此可見,你又一次只針對「偏低的好」,即寧「不及」,勿「過」之好來評斷,又一次將「最佳的好」擱到一邊不予理睬,又一次文不對題。

退一步來看,你畢竟還是提供了三條理由,那怕只證明了一個籠統的,傾向於偏低的「好」,也算不錯了。但是,這一點你又真的達到了嗎?你那三條論據真的能夠證明「當局事實上已經作出若干讓步」了嗎?這得看你那三條具體怎麼說。現全文引用如下:

1)當局雖未公開否定四二六社論,但是畢竟已經停止了對學生運動的指責。李鵬在和學生代表對話時說:「無論是政府還是黨中央都從來沒有說過廣大同學是在搞動亂。」所謂「從來沒有說過」云云,顯見是強詞奪理;在「廣大同學」這個詞的背後還留著「抓一小撮」和抓「背後長鬍子的人」的一條大尾巴。不過我們還是應該看到,李鵬這句話是對王丹、吾爾開希公開講的,它比起四二六社論而言確屬一種退讓。其它一些溫和派領導人的講話則更明確一些。2)當局雖然沒有公開地承認北高聯的合法性,但當時並未採取實際的取締措施。更重要的是,當局,從閻明復到李鵬,都和王丹、吾爾開希等北高聯的負責人進行了對話,這應視為對北高聯的一種默認。並且,3)這些對話是公開進行的。(第四章第六節,中國之春一九九零年五月,頁九)

因為這三點涉及閻明復五一四的對話、李鵬五一八的「對話」、默認北高聯以及停止指責「動亂」這四個方面,因此,下面分四節來討論,看一看政府都作了些什麼樣的「事實上的讓步」,又能不能稱之為「好」。

(作者按:以下三節從略,因為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既不發表本文,也不說明理由,只好整理出來轉投它刊,分別發表於《前哨》九七年六月和《爭鳴》九七年六至七月。)

五、五一四對話是公開的嗎?

中共沒有遵守承諾實況轉播對話,因此不能說是「公開對話」。詳見拙文《五一四對話是「公開」的嗎?》

六、五一八算對話嗎?

七、李鵬讓了哪一步?

五一八既非「對話」,也不「公開」,更沒有「現場直播」;除了文字遊戲以外,李鵬一步未讓。詳見拙文《五一八李鵬與學生「公開對話」了嗎?––駁「李鵬讓步論」》。

八、當局默認了北高聯嗎?

關於當局在絕食後是否曾有讓步,你的三條依據中的二條已經被證明靠不住了。那麼,當局就真的一步沒讓嗎?你說,還有一條,當局默認了北高聯。你的理由是,「當局當時並沒有採取實際的取締措施」,而且,「更重要的是,當局,從閻明復到李鵬,都和王丹、吾爾開希等北高聯的負責人進行了對話。」這兩點看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不過還是經不住分析,也經不起與一九八九年的實際相對照。

首先,暫時沒有採取措施取締北高聯,並不一定就意味著是默認,而完全可以是因為運動的形勢所迫,當局還來不及下手。對這麼簡單的道理,我不打算在這裡多說。只提三點事實:一,四二六社論斥責「非法學生組織」,自此以後中共就從未收回社論;二,四二九對話時,開希、周勇軍以北高聯的身份參加,因官方不承認北高聯合法而退出;三,五四宣佈復課後,許多學校的自治會即刻受到壓制,詳情另述。可見當局祗是暫時沒有大規模下手而已。

其次,李鵬不能算與學生有過「公開對話」,前面一節已證之。

第三,五一四對話與五一八會談的對象,中共都刻意迴避了北高聯。《人民日報》五月十五日:「……與首都三十多所高校學生推舉出來的學生代表對話,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同學也派代表參加」;十九日:「李鵬等會見絕食學生代表」。根本不提北高聯。

第四,你列出開希與王丹的名字,說明你並不知道,在絕食之後,開希便不能代表北高聯了。甚至可以說,自五月十三日起,開希便已失去了在北高聯的身份。這有王超華與梁二的發言為證。先看超華回憶開希參加五一四對話的背景:

「……開希覺得這個協議是我們做的,為什麼只有對話團參加對話。下午我們坐在一起時就對他說,『開希你參加絕食已經違反高聯紀律了,你不要再代表高聯講話。』所以十三日晚上連坐都沒跟他坐一塊。他先說了一下,他代表北高聯。然後我發言時還說了一聲,他不代表北高聯。北高聯是另外有決議的。他們兩個在絕食行動中和北高聯不是一回事。所以十四日他整個的情緒是,我不是北高聯,我就是絕食團。而且他是以絕食團的名義要求參加沈彤他們對話團的對話。」(《回顧與反思》,頁一○一)

梁二在巴黎會議上也多次提到開希在絕食後不再是師大駐北高聯常委這件事。也許是礙於情面,梁二的發言有些含糊而前後稍有些出入。不過,總體上還是很清楚的,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大致是這樣的:絕食前夕,梁二與開希私下有個協議,即開希退出高聯,梁二加入高聯,而開希去領導絕食團(頁二九六);五一三晚上,在與閻明復會談之後,五位高聯常委開了個碰頭會,確定梁二的高聯常委身份,自此開希在北高聯便不再有職位了(頁一八二;二九六–七)。梁二還提到,「五一七那天正式罷免開希,所有常委都拒絕與開希合作,這主要由於開希當晚撤退的那種決定」也許是時間弄錯了,當是指五一四晚。當聽到開希實際上並不在北高聯任職時,李錄還奇怪地追問:那麼,五二二凌晨開希喊撤時,北高聯罷免他都罷免什麼呢?梁二坦承:「實際上開希沒有任何職務可罷免。」(頁二九七)

我不大清楚王丹的情況。但從王超華的敘述來看,王丹應當是同開希一樣,因絕食違反高聯紀律而不能再代表高聯了。上面超華說的「他們兩個」,顯然是指開希和王丹。

第五,由此可見,五一四對話根本就與北高聯隔得很遠。開希和王丹與會,並非以北高聯代表參加的,因此不能證明當局默認了北高聯。那麼,還有別的同學呢?第五節中曾引述了項小吉的回憶,他說這天對話的對話團及五位絕食同學代表,絕食團有開希負責。這五位絕食團的同學,我根據各人的回憶確定是王丹,開希,程真,柴玲和王文:正好都是絕食的主要發起人。柴玲從未參加過北高聯的工作。程真在北師大秘書處曾是開希的筆錄員,後來作用又很大(梁二,會,頁一九四),而北師大曾是北高聯的執行機構(梁二,頁三一),開希又是兩邊的主席,因此說程真曾在高聯工作也不會錯。程真自己還有一篇文章提到五一一發起絕食,就是在北高聯例會之後,他們幾個人去一個小餐館裡商定的。(新聞自由導報,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三日)。不過,她不會是高聯常委或秘書長,也就不能代表高聯。至於王文的情況則比較清楚。他確實想到高聯工作,但沒成功。梁二提到王文發動絕食的一個緣由:

「王文呢,他的動機是想混入高聯。自稱是高聯的監察委員,是獨立於常委之外的一個監察部長,北高聯監察官,當然後來被否決了。後來,又自稱是王志新的副秘書長兼助手。他是找不著事幹想鬧一鬧。」

由此可見,參加五一四對話的五位絕食同學,都不代表北高聯。其實,高聯不參加對話、只管運動的協調,對話團只管對話,這個原則本身,在五月初就確定了。因此,在五一四對話中沒有北高聯參加,反而是很正常的事。

最後,第六,退一步講,就算五一四對話與五一八會談給人以「當局默認北高聯」這種印象,你由此來證明當局就有讓步,也是偏離當時的實際的。絕食之後,同學們集中要求的是對話與平反二點。而高聯合法化這一問題已退居二線,不是當時的焦點了。無論王丹,開希,還是柴玲,以及其他同學,當時要求的,都是這二點。五一三見閻明復時,開希給沈彤寫了這二點,要他提這二點(新聞自由導報,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王丹唸的絕食宣言中提的也是這二點;柴玲在廣場上還向我講了她為什麼堅持這二點。她說,十二日計劃絕食,很多同學提出許多要求,但她堅持只提兩條最基本的要求,一來政府最能妥協,二來世人也容易明白。第三,這樣也最能贏得人民的理解與支持。因此,即便當局有過一絲默認的味道,也不能充分說明在當時情形下是一種「事實上的讓步」。人都快餓死了,向你要碗飯,你卻給口水,算什麼呢?何況,連這口水也沒有保障。

現在總結一下以上四節的要點:五一四對話算不上是「公開」,五一八連「對話」都不是,李鵬實際上一步都沒讓,而北高聯在實質上是否得到當局的默認還很成問題。總而言之,胡先生,根據以上的論證,我認為你在九○年《反思》中給出的「絕食後當局曾實際上讓步」這一論點的三條依據都靠不住。

九、五一七講話是中共集體的讓步嗎?

何以判斷五一七趙紫陽書面講話之後撤離廣場是「最佳時機」呢?雖然在九○的《反思》系列文章中你從未給出論據,但是在九五年底,你補了這個漏洞,找來趙紫陽講話的原文作為證據。雖然你並未論證何以謂之「最佳」,但這已是你很大的一個進步了,至少你這次注意到了史料的重要性。現在的問題是,你提供的史料,對於論證你提出的論點是否充分?你的分析與論證又是否堅實呢?我們來看一看。

《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上你的那篇文章,是為了回應鄭義和曹長青的批評的。他們批駁過你的「中共讓步論」,你便在這篇文章中首先全文徵引了趙書面講話的內容,並強調「這不是趙紫陽一個人的表態,而是他代表中共政治局五常委的集體表態」,由此反駁鄭義關於「中共寸步不讓」的論點。然後你說,「我敢斷言,當聽到趙紫陽五一七講話時,我們每一個人都清清楚楚地測定出那是好。當時大家不是沒覺出「好」,而是因為一個個的「好」衝昏了頭腦,指望再加把勁去得到更好的好」。不過,你還是提出,對於絕食者,認為不夠「好」和不肯收兵,你有二個「完全理解」。最後,你宣稱,「五一七講話雖然沒有明文否定四二六社論,然而它實質性地改變了四二六社論對學生運動的一切錯誤指控。我不以為在這一點上,還有什麼爭論的餘地。」(《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十二月,頁三一–三二)

但是,很對不起,胡先生,我認為還是有爭論的餘地。而且,這個餘地還不小。實際上,將四二六社論拿出來,與五一七講話對照一下,便不難看出。四二六社論的核心是指稱這次運動「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場動亂」,而五一七講話對「動亂」只字未提,反而希望「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影射「動亂」的局面;四二六社論嚴辭譴責「極少數人」,既包括社論中提到的「在一部分高等學校中」的學生,也包括袁木後來斥責的「長鬍子的」「黑手」,都「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五一七講話則只針對泛泛的「同學們」保證不秋後算帳;四二六社論宣稱「這是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而五一七講話則對此諱莫如深。因此,胡先生,至少有這三點「錯誤指控」,五一七講話沒能作出「實質性改變」,而這三點恰恰是當時問題的核心。

最後的那一點,似乎很少有人留心。然而,趙講話本身,其實就是「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的產物。趙紫陽講話的第一句宣稱他代表其他四位政治局常委,你也強調這一點來證明中共有集體性的讓步。但是,胡先生,你這種觀點應該說是只看見了文本(text),而未留心其背景(context),只見有木,未見有林。不用說「現在回過頭去看」,就是在當時,稍有政治頭腦的人,也清楚李鵬與趙紫陽的對立,而他這所謂的「代表」一說,很難說不是「此地無銀」。因為聯繫到他頭天下午見戈爾巴喬夫所說的那一番話,端端地將個鄧小平抬了出來,說什麼鄧才是「總設計師」和掌舵的,無非是要表白他對時局負不了責,至少負不了全責。我當時聽到他亮出鄧小平時,吃了一驚,覺得有二種可能:一是趙將失勢,故鋌而走險,背水一戰;一是趙已失勢,故對天放槍,留個清名。我當時還納悶,趙哪來的實力去和老鄧對抗?因此,恰恰是五一七清晨的講話,加強了我的第二個判斷:趙已失勢。等到五一九凌晨,趙的眼淚便將這一判斷明朗化了。因此,胡先生,至少有我這麼一個人,在當時聽到趙講話時,不是以「好」來解讀的。當時還有很多不以「好」解讀趙講話的人,故而你說「敢斷言我們每個人都清楚地測定那是好」我看有修正的必要。你似乎有點覺得你是那麼想的,別人也應該那麼去想。

進一步來看,五一七那天,廣場上多數的人當然還不清楚頭天深夜召開的政治局緊急會議。這個會議最能說明趙紫陽的「代表性」。中共《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對五一六會議有這樣的描述:

「常委中多數同志認為,面對當時的形勢,絕不能退讓,只能更加堅定地反對動亂,制止動亂。趙紫陽仍然堅持退讓。他當時還提出向同學承認四二六社論是錯誤的,可以說社論稿曾發到朝鮮去是經他批准的,由他承擔責任。這是他耍弄的另一手腕,受到多數同志的拒絕。」(港本,頁一○九;這一情況也可從五月十八的香港快報得到印證;吳牟人《八九民運紀實》頁二四七)。

這次會議在趙講話前沒幾個小時,由此可見,你所謂的中共集體讓步,與實際情況有多大的差別﹗而且,這也證實了五一八會談上李鵬所謂「黨中央從來沒有說過廣大同學是在搞動亂」確實是個彌天大謊。另外,所謂「另一手腕」,說明趙紫陽還有一手;至於具體是什麼,《五十六天》沒明說。這既可以指趙五一六見戈爾巴喬夫時的言論,也可以指五一七凌晨的講話。而該書在處理五一七講話內容時,對「保證絕對不秋後算帳」這一點絕口不提。連貫起來看,趙的這番話是否徵求過全體常委的意見,徵求過哪些意見,是否全體贊同,又是否經過集體討論和通過,便很值得考查了。因為該書敘述的這次會上,並未提到這篇講話,那麼,是隱去了還是根本沒討論,便很難說。無論如何,根據大量的材料顯示,至少李鵬和姚依林,是很難說會心甘情願地同意趙五一七講話內容的。因此,胡先生,你只是從趙一人講話的本文來證明中共政治局集體讓步,從論證的方法上是不充分的,從論證的內容上是不可靠的。

再者,關於「保證不秋後算帳」。的確,趙紫陽五一七講話保證不秋後算帳,至少比閻明復頭天下午的同樣保證要有份量。不過,他們是被公認是屬於「改革派」的。「改革派」的保證是否能夠兌現,這要看他們日後是否還在台上,否則只能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都難保。因此,你籠統地說,當局有所讓步,是混淆而意義不大的。因為,所謂讓了步的人,其實早就傾向於學生這一邊,無論是閻還是趙,這一點大家不是不知道。因此,要說中共真要有讓步,則必須是所謂的「保守派」那一方才會有意義。而在這種情形下,趙五一七講話給人的印象,不僅不是中共一個團結的形象出現,來作一個集體的讓步,反而是增加了一個分裂的聲音。

趙紫陽五一六、五一七兩次公開的言論,中間只隔一個晚上。但是他給出的信號實在太模糊,大家既不知道他葫蘆裡究竟賣的是什麼藥,就只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瞎猜一通。有的人以為他要跟老鄧幹一仗,五一七便「倒鄧倒李」之聲陡增,之前之後都沒有這一天這麼響亮;有的人看出他是在向廣場求救,五一七便有百萬餘人上街遊行,比頭一天高出一倍以上,也許是在這個運動中人數最多的一天。這兩種人都以為是在幫趙的忙,而無論如何,能達到你「清清楚楚地測定出那是好」,且能高瞻遠矚,「見好就收」的人,我很難相信會有多少。

奇怪的是,趙為何一直沒出來對話?更奇怪的是,這個問題後來似乎沒有多少人探討。當時和之後,許多人相信要是五一七趙不是只作一個書面講話,而是到天安門廣場去支持學生,那麼,他就會像當年毛澤東那樣掌握民眾巨大的支持這一強大的資源,而整個運動中,只有他握有這一主動權。阮銘先生認為趙當時還握有宣傳媒介和立法機構兩大主動權(《鄧小平帝國》,頁頁二五五);陳一諮先生還認為當時中央警衛團(原八三四一部隊,曾逮捕四人幫)三分之二都支持趙(BEJA等,《北京地震》,頁五二三。法文)。那麼是什麼原因讓他不出來直接與學生對話呢?又是什麼原因促使他五一六非得向戈爾巴喬夫講那一番話呢?我只能提出這一問題,以待討論。也許他是怕弄不好又搞成一場「文革」或引發內戰?

言歸正傳。現在再來看看你的二個「完全理解」。你說,

「我完全理解為什麼當初絕食者對趙紫陽五一七講話感到不滿足:共產黨既然不是靠自由選舉上的台,執政四十年又犯下那麼多錯誤以至罪行,就是要它集體下台也不為過。我也完全理解為什麼在當時絕食者不肯鳴金收兵:一場天安門運動喚起了千千萬萬民眾,我們憑什麼不乘勢追擊,爭取更大的勝利?」

胡先生,從你的「完全理解」,我倒看出了你的「完全不理解」。首先,我上面也一再說了,當時同學們急切希望的,就是滿足對話與平反二點要求,而你對此隻字不提。

其次,你的第一條「理解」似乎以為同學們希望推翻共產黨,但實際情況是什麼呢?你大概不知道當時任畹町因為喊「打倒共產黨」而遭到同學們刻意「劃清界限」之類的事實。當時同學們思想當中一個很流行的觀點是,「不參與黨派之爭」,遑論「推翻共產黨」了。也許當時大家覺悟不夠,沒能達到你所強調的「政治功利意識」,但這畢竟是當時的事實。你能舉出多少例證來證明戒嚴之前絕食者的主體思想是想推翻共產黨嗎?

最後,我也不明白,「爭取更大的勝利」是指的什麼?又從何談起?你真的覺得當時已經是勝利了嗎?

在結束本節之前,胡先生,我都有點不好意思去再次指出,你說「敢斷言五一七講話時每個人都測定出那就是好」,這個「好」還是「偏低的好」,而不是「最佳的好」。因此,你還是根本沒有回答「怎麼在當時測定出那就是最佳時機」這一根本問題。

現在小結一下:你說趙紫陽五一七講話是中共政治局集體對絕食者的讓步,這很可懷疑;你斷言當時「每個人都清清楚楚地測定出那就是好」,很不符合實際;你所宣稱五一七講話「實質性地改變了四二六社論的一切錯誤指控」,漏洞很大;你說你「完全理解絕食者的追求」,我看未必。無論如何,最關鍵的一點是,你自始至終還是沒有說明,你究竟「怎麼能夠在當時就準確測定那就是最佳時機」。

十、本章結論

本章分析了你所用過的各種各樣的「好」的情況,證明它們分屬於不同的層次,而你使用「見好就收」一詞時所用的「好」是在「偏低的好」與「最佳的好」之間隨意遊移,浮動不定。這種概念上的含混不清,導致了「見好就收」一詞上的不確定性。不知該是「一見好就收」還是「見最佳時機才收」。由此便導致了許多邏輯上的混淆和自我矛盾。

本章還證明,你既沒能真正堅持「一見好就收」,也沒能解決「最佳時機在當時如何準確測定」這一基本問題。

總之,你所謂的「好」,沒有可測量性;你所謂的「見好就收」策略,不具可操作性。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十月十二日於巴黎,一九九八年元月略有調整)

本章主要參考資料:

(1)、港支聯匯編,《八九中國民運報章頭版專輯》,一九八九年。

(2)、十七位流亡同學,《回顧與反思》(一九九一年巴黎會議記錄)。德國萊茵筆會,一九九三年。

(3)、中共,《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香港註釋本),一九九○年。

(4)、BEJA等,Le Tremblement De Terre De Pekin (北京地震),Paris, Gallimard,一九九一。

(5)、阮銘,《鄧小平帝國》,台北,時報文化,一九九二年。

(6)、吳牟人,《中國民運紀實》,紐約,一九八九年。

(7)、《新聞自由報》,洛杉磯,一九八九年至今。

(8)、《北京之春》、《中國之春》(紐約)、《前哨》(香港)等雜誌。

(9)、我一九九○年底至一九九一年初的手稿。

(作者按:此文是按胡平來信的要求而作的理論分析,繼續我們在《北京之春》上關於八九民運策略的討論,結果在一九九五年八月刊出《回應封從德》之後,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既不發表我的文章,也不說明理由。之後只好轉投《中國之春》,於一九九七年六月發表,至今未見胡平的答覆。)

?

見壞怎麼上?

––答胡平公開信之二

胡先生:

「難道我們可以責怪學生們太不知道『適可而止』嗎?不。學生們採用的手段實在是太和平了(不要忘記,五四時的學生還曾放火燒了趙家樓),他們提出的要求實在是太起碼了。」胡先生,這是你《中國:面臨著改革》一文中的一段話,寫於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當時正是絕食高潮,你還記不記得?

幾天後,你繼續鼓動廣場學生堅持下去:「中共溫和派已經失勢,戒嚴令已經頒佈,大規模的殘酷鎮壓勢在必行。……到了現在,我們已經沒有了退路。在高壓面前的撤退,只能是失敗,是前功盡棄,是血流成河。」這段話見於你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見壞就上,見好就收》一文,是不是?

到了五月二十五日夜裡,你還對楊巍強調「見壞就上」,認為形勢會好轉,鄧小平將拋出李鵬,讓李鵬下台,軍隊可能不會開槍;而楊巍則一再催促你作為民聯主席向廣場學生呼籲撤離,反覆提醒「胡平,流血的危險依然嚴重存在」,聽到你說現在應該「見壞就上」,楊巍急了,說:「只怕是越上越壞啊﹗」胡先生,這是楊巍發表的一段回憶,你還記得嗎?

甚至六四凌晨你都認為廣場上的學生不該撤:「如果有相當數量的人冒死堅守,或許真有可能死裡求生,轉敗為勝」;「犧牲是難免的,也是必要的。非如此則不能勝利,而且到頭來仍免不了犧牲,只是徒然地使犧牲失去了它的最可貴的價值。我當然不是說血肉之軀可以抵擋得過坦克機槍。但是,倘若屠殺(所謂「清場」)一直拖到天亮仍遲遲不能成功,政局確有可能出現劇變。」這是你九○年三月開始發表的《八九民運反思》中的判斷,你不否認吧?

……

怪哉﹗怪哉﹗胡先生,後來批評廣場學生「激進」、沒有「見好就收」最用力的,怎麼偏偏又是你呢?不正是你在八九民運期間「吶喊助威、廣造聲勢」(你自己的概括)不斷鼓動廣場學生們「上」的嗎?我不是說你沒有資格批評激進思潮和言行,我也並不認為這類批評完全沒有切中時弊,但是,我很奇怪,你在「反思」別人的時候,怎麼不先反省自己過去同樣的言行呢?當阮銘先生指出你前後不一自相矛盾時,你又為何矢口否認呢?

胡先生,我疑惑的重點是,即便不從做人的起碼原則上說,而單從理論上講,一個連發明者本人都反覆不定的策略,又怎能希望它適用於大眾呢?

一、你依然堅持「李鵬讓步論」和「見好就收」論嗎?

上一封公開信完成了總體架構的第一章(因為你在貴刊的壓制,只好刊於中國之春一九九七年六月),這個總體架構共有四章,它們是:

一、「見好怎麼收」:分析「好」是什麼及對好能否有共識;

二、「見壞怎麼上」:分析「見壞就上」面臨的問題,及你自己是否有一貫的好壞標準;

三、「見好沒法收該怎麼辦」:分析八九學生運動組織的得失;

四、回應你的《回應》:逐條檢討我們之間可能達成的共識與存在的分歧。

第一章分析了你所用過的各種各樣「好」的情況,證明它們分屬於不同的層次的「好」,而你使用「見好就收」一詞時所用的「好」是在「最低的好」與「最佳的好」之間隨意遊移,浮動不定。這種概念上的含混不清,導致了「見好就收」用詞上的不確定性,不知該是「一見好就收」還是「見最佳時機才收」。由此便導致了許多邏輯上的混淆和自我矛盾。第一章還證明,你既沒能真正堅持「一見好就收」,也沒能解決「最佳時機在當時如何準確測定」這一基本問題。總之,你所謂的「好」,沒有可測量性;你所謂的「見好就收」策略,不具可操作性。

這些分析,是在第一章中提供的大量史實基礎上作出的。在分析的同時,我發現支撐你的理論的許多關鍵論據極不可靠。比如為了論證應當「見好就收」,你在《八九民運反思》一文中說,「絕食後當局事實上已經作出若干讓步」,為此,你給出三條依據(《中國之春》一九九○年五月, 頁九),結果沒有一條靠得住,尤其是你所說的「五一四對話是當時公開進行的」、「五一八李鵬會見絕食同學是『公開對話』」,根本就是無稽之談,對史實本身都沒弄清楚就輕下斷言。而李鵬是否在「平反動亂」這一點上像你所說的「確屬一種退讓」,又是否算是默認了北高聯,在這些問題上,你也不過「想當然耳」。

第一封公開信的大致內容概括如上,至今未見你的回應。

關於「李鵬讓步論」,還得補充幾句。

把五一八李鵬召見學生當作「公開對話」且作了「現場直播」的,正始於你九○年的《反思》。貴文第四章第二十一節的標題就是「關於五一八對話」,你用了千餘字來闡述「李鵬讓步論」,斷定「李鵬等人前來與學生領袖會談並現場直播,也等於實際上滿足了『對話、現場直播』的要求。換句話,李鵬的到來,本身就意味著學生的勝利。」而學生卻「在對話中堅持強硬立場」、「得寸進尺」、「年輕氣盛」、「鋒芒畢露」,也就是說,李鵬有所讓步,而學生卻寸步不讓,甚至「得寸進尺」﹗(中國之春一九九○年五月,頁二○)這些論據與論點之不實與荒謬,我已有另文詳述。不過,我希望你對此有所回應;如果認為我講的是事實,就請承認它。

如此要求,不是為了迫你認錯,實在是因為你有「民運理論家」的聲譽。如果民運理論家都堅持「李鵬讓步論」和學生「得寸進尺」說,那麼李鵬鎮壓學生運動不就很有道理了嗎?希望你有聞過則喜的雅量,知錯就改。否則,「李鵬讓步論」還將謬種誤傳,貽害大方,以至於像陳小雅這樣國內少見的公正記述和評價六四的史學學者,也會掉進「李鵬讓步論」的誤區。民運與眾人受損,高興的只有李鵬。事關大局,茲固請之。

二、你依然堅持戒嚴後應當「見壞就上」嗎?

胡先生,關於「見壞就上」,你似乎有四期轉變,從你的言論與行動顯示出來。首先,你在八九民運期間的言行主要是鼓動廣場學生堅持的,尤其是在運動後期,五二○戒嚴之後,你更提出「見壞就上」的理論,堅決主張並積極推動,甚至六四凌晨你也認為廣場學生不撤死拼更好,這是第一期;六四屠殺之慘烈,你的態度也隨之而變,不到十個月,你便刊出八萬言書《八九民運反思》,偏向於指責廣場學生沒有「見好就收」,但這時你尚未完全放棄戒嚴後「見壞就上」的構想,此第二期;然而,到了九五年,當媒體猛烈批判廣場學生的激進時,你又熱切附和,批評文章比誰都多,一改過去堅持「見壞就上」的言行,轉而批評學生在戒嚴後還「不撤」,甚至宣稱你過去的主張「當然是『穩健節制』的」,此第三期。不過,你的轉向又搖擺不定,很快,在別人指出你八九民運後期力主「見壞就上」,與今日批評「激進派」自相矛盾時,你又回到原點,說戒嚴後還是應當「見壞就上」,此第四期。這樣四期三變,一波三折,下文將詳細給出證據,說明並非憑空冤枉你;若有不實或誤解,也希望你予以澄清。

時至今日,依然主張戒嚴後應當衝上去與中共死拼的人怕是不多了,而你自己也閃爍其辭。因此,在討論「見壞就上」這一策略之前,必須首先弄清楚:「如今你還堅持戒嚴後應當『見壞就上』嗎?」如果你作為策略的提出者都不再堅持,我們繼續討論的意義就不大了。由於你上述所提到的搖擺現象,我們只能具體先看一看你的這三次轉變,然後才能審視你目前的真實意圖。

三、一九八九年:你堅持「見壞就上」

胡先生,八九民運期間,你主要堅持「見壞就上」,這是一個磨滅不掉的事實。這至少有六點依據來證實。

首先,即便是戒嚴之前,你也並非主張「見好就收」,而是希望廣場學生繼續「上」的,這可從你的文章《中國:面臨著改革》中看出。該文寫於已經絕食了「四天四夜」的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照你後來的說法,當時已與閻明復等「公開對話」了,閻明復還到廣場保證不「秋後算帳」,但你呼籲了廣場學生「見好就收」嗎?完全沒有。恰恰相反,你在這時寫道,「難道我們可以責怪學生們太不知道『適可而止』嗎?不。學生們採用的手段實在是太和平了(不要忘記,五四時的學生還曾放火燒了趙家樓),他們提出的要求實在是太起碼了。」通篇文章,你高度讚揚學生的「勇敢精神」,稱「他們是長大的而不是嚇大的。他們有著我們這個過於古老、過於災難深重的民族所最需要的東西––勇氣。自由的秘訣只在於勇敢。」對於「過去,常常有人批評說,民間的民主運動給改革派『幫倒忙』」的論調你也予以回應,與你後來的說法也正相反。你當時還對形勢作了非常樂觀的估計,認為「面對著方興未艾的民主浪潮,中共當局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血腥鎮壓」,「事實上,到目前為止,事態的變化也使人們對這種非暴力式的民主演變前景抱有更樂觀的希望。決定性的步驟也許就取決於這幾天的事態之中。」「幾天之內,必有分曉。」因此,你在最後一段只有兩句話,呼應題目,再加一句強有力的祈使句:「中國:面臨著改革。讓我們全力以赴。」全力以赴「收」嗎?不,當然是要全力以赴地「上」﹗這是五月十六日,正屬你後來批評廣場學生「激進」而錯過了「見好就收」的「最佳時機」﹗這篇文章直到六四後你都讓它刊登在《中國之春》一九八九年七月號上,說明到這時你都尚未察覺,鼓動廣場學生「上」是否也有「激進」的問題。直到九三年一月,該文還被收入《中國之春文選》(頁四七二–四七五)。(64memo反貪倡廉´89)

第二,戒嚴後你明確提出「見壞就上」。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或二十三?)日《世界日報》上,有你「見壞就上,見好就收」一文。你自己說,你在文中寫道,「中共溫和派已經失勢,戒嚴令已經頒佈,大規模的殘酷鎮壓勢在必行(我當時就相信所謂戒嚴令一定會採取極為殘酷的方式實行,絕不僅僅是『清場』、『恢復秩序』而已)。……到了現在,我們已經沒有了退路。在高壓面前的撤退,只能是失敗,是前功盡棄,是血流成河。」這是你在《八九民運反思》一文中「關於『見壞就上』」一節中的記述(中國之春一九九零年五月,頁一五)。

其三,你甚至認為六四屠殺時也應當「見壞就上」。你說六四凌晨「如果有相當數量的人冒死堅守,或許真有可能死裡求生,轉敗為勝」;為此,你解釋道,「在非暴力鬥爭中,如同在暴力鬥爭中一樣,當情況緊急,迫不得已,犧牲是難免的,也是必要的。非如此則不能勝利,而且到頭來仍免不了犧牲,只是徒然地使犧牲失去了它的最可貴的價值。我當然不是說血肉之軀可以抵擋得過坦克機槍。但是,倘若屠殺(所謂「清場」)一直拖到天亮仍遲遲不能成功,政局確有可能出現劇變。」然後,你又用了七百字來論證當時中共內部可能分裂,因此最後的堅持有可能勝利。接下來你還用了整整一節,一千餘字,來論證戒嚴後不應當「打不贏就跑」,要人們「理解民運在高壓面前流血犧牲的偉大意義」。(同上,頁一五–一七)

其四,你自己也承認,「八九民運興起時,我也祗是忙於吶喊助威、廣造聲勢」,戒嚴後「才匆匆寫下『見壞就上,見好就收––對當前民運策略的緊急建議』」(同上,頁一四)。總之,按你自己的敘述,你在八九民運中公開的表現都是支持學生堅守廣場的,你所提出的策略,重點也是見戒嚴之「壞」要求學生趕快「上」的。

其五,這一點也可從《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十年簡史》中得到印證。該文載於民聯機關刊物上(中國之春一九九三年二月–五月;北京之春一九九三年六月–一九九四年六月)因此可視為民聯的正式記錄。八九民運期間,你任民聯主席,但民聯的這一記錄中滿篇遊行支持、聲援、募捐……,沒有一條是呼籲廣場學生撤退的;你事後認為「見好就收」最佳時機的五月十八日,按記錄,你所主導的「紐約的民運組織」卻在忙於拜會僑領,「希望結合僑胞的力量,以募捐的實際行動支援正在如火如荼迅速開展的大陸民主運動」;接下來還是各種遊行、聲援,五月二十六日廣場指揮部呼籲外界的支持遊行「包圍天安門廣場民主陣地」,民聯還以首先響應為榮。直到六四屠殺,只見民聯支持學生,未見呼籲撤退,胡先生,作為民聯主席,你的「穩健節制」在哪裡?

最後,第六,楊巍的回憶也證實了這一點。其中曲折,以下分兩節詳述之。

四、楊巍的回憶說明你堅持「見壞就上」

胡先生,戒嚴後你同楊巍的幾次通話,他有一篇回憶文章記述了其大致內容,茲引如下:

五二二晚:在上海的楊巍「力主民聯出面呼籲北京學生與政府談判,在一定條件下撤回校園,以避免大規模流血。胡平問:『你認為軍隊真會開槍嗎?』我說:『戒嚴令允許軍隊採取一切手段,當然是包括了殺人手段,……一旦流血就是大流血,可能會死十幾萬人,而大流血後必是很大的倒春寒,絕對不利於民運。』胡平不置可否,但亦不願和我爭論,我一廂情願地想胡平大概還是同意我的。」(中國之春一九九三年六、七月號,頁五六)

五二三晚:楊巍「向胡平報告說,『上海學生領袖已接受我的談判建議,業已派人進京。希望總部能速速呼籲北京同學與政府談判。』胡平未表示意見,只是讓我把『談判建議』的四個條件以記錄速度重複說一遍。我當時認為這次民聯將以此為基礎,作談判呼籲了,心裡很高興。」(同上一九九三年八月,頁九一)

五二五夜:楊巍問,「『我好像沒有得到什麼支持(指民聯始終未發談判呼籲),是不是你們不同意我的想法?』胡平不作正面回答,只是說:『我認為應該見好就收,見壞就上﹗』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句後來變得很著名的話,聽這意思,他是說現在是應該『見壞就上』,我便著急地說:『只怕是越上越壞啊﹗』到這時,我算是證實了我一直在懷疑的事:胡平等人根本不同意發談判呼籲……。我努力沉住氣問胡平,他對形勢怎麼看,胡平說有可能形勢會好轉,鄧小平將拋出李鵬,讓李鵬下台,以平息局勢,我們有可能爭取這一前途。我說:『李鵬不可能下台,……』。我再次強調了流血的危險的嚴重性,希望胡平等能再好好考慮一下,一小時後再回電。」(一九九三年九月,頁八八–八九)

同夜,「一個多小時後胡平回電……我沒法跟胡平解釋那麼多,就是解釋我也沒信心說服他,他還是那不置可否的樣子,但顯然他的決心是無法改變的。……絕望之中,我只好悲愴地說:『胡平,流血的危險依然嚴重存在,流血之後將是倒春寒。我只是一個普通的盟員,我能說的都已經說了。如果你們認為我的意見還有一點可取之處的話,請你們打電話給我,否則我也不想再打電話了。』沒有什麼反應,我只好放下電話,對著窗外仰天長嘆。在我看來,這場運動已經輸定了。」(同上)

胡先生,從你和楊巍的這幾次通話內容可以進一步判定,你在戒嚴後確實是力主「見壞就上」的。此前,五一九晚你似乎同意楊巍的建議,與你當時一貫主張「上」的做法相左,也是我見到的唯一一例。上面已經引證,你在五一六晚還希望廣場學生繼續「上」,因此,需要向你求證,你是否曾轉變為主「撤」?始於何時?五一九晚九點,你是否已經知道中共要戒嚴?因為這一「機密」在那天下午二點就已經傳到廣場上了,而你後來也一直說是在五一九宣佈的戒嚴(中國之春一九九○年五月,頁一五;北春一九九六年八月,頁四七)因而你也一直將五一九排除在「見好就收」的「最佳時機」之外。

五、楊巍的慨嘆說明你堅持「見壞就上」

將楊巍寄給我的原文與《中國之春》上的刊文對照,可以看出有刪節。楊巍原文題為「命中注定?」,刊載時這一悲情題目被改作「上海八九民運回憶」。該文共四次連載,九三年六月至九月刊登了前三篇,最後一次在九四年一月刊出時,有重大刪節。而所刪部分,正好是他感嘆與批評你的「見壞就上」的地方。

比如,楊巍在「六四驚心」一節開頭描述了當他聽到屠殺時的心情:「雖然流血在預料中,但我還是極度震驚;在悲憤中,罵了胡平一些很情緒化的話。」此處的後半句被刪去。

又如,文章最後一段是:「八九民運的意義是偉大的,它的教訓也是深刻的,許多人都從中得到了自己的教訓。我想胡平在其中也有了不少教益吧,他已做了不少經驗總結的工作。……」此段被全部刪除。

楊巍文章被刪得最厲害的,是「我的報告」一節。他首先提到六四後一個月與一位歸國朋友的談話。他的朋友說:「留學生一般對胡平印象較好,認為胡平是書生,王炳章是政客。」楊巍接著寫道:

我那時正在生胡平的氣,便憤憤不平地說:「這真是中國的悲哀,民主的悲哀。政治就是政客去搞的,『書生當政,害大於利』古有明訓。縱觀世界各民主國家,哪家不是政客政治,哪有書生當家的。書生只能去當學者,執國政則禍國,當黨魁則誤黨,臨陣決疑更是一無可取,因為書生講原則,政客思勝負。書生不知利害,只認死理,抓住一個公式就自以為是真理,從此油鹽不進。王炳章不管怎樣,卻深知利害。如果他還能作主,能聯繫上,我自信有把握讓他明白利害,選擇良策。這次學潮,如果幕前幕後的決策人中多幾個政客,何至於一敗塗地,血染長街。」請讀者和民運人士不要怪我說得情緒化,凡在六四中有過撕心裂膽的痛苦的,都能理解我為什麼這樣耿耿於懷。

總之,楊巍的這些感嘆既說明他對你力主「見壞就上」多麼不滿,也印證了你當時「上」的熱情是多麼高昂。正如你在《反思》中所述的,甚至到了六月二日,你「得知了劉曉波等四人計劃接力絕食,感到振奮」,還為此舉「未挽回廣場上已出現的頹勢」而惋惜。六月三日,你又同你後來所批評的「強硬派」柴玲一致起來:「到了最後階段,我認為她和其他堅決留在廣場上的人的作法是正確的。……如果有相當數量的人冒死堅守,或許真有可能死裡求生,轉敗為勝。」因為你以為趙紫陽可能會反戈一擊(中國之春一九九○年五月,頁一五)

楊巍的報告寫得很有見地,對他所接觸過的學運提出了反思,指出「學生方面,常常對形勢的嚴峻性估計不足,只進不退,勇而無謀,時驕時躁……」,並對運動中迷信「五四模式」、民主素質低下等問題提出了中肯的批評。可惜整個這一節都給刪去了。由於以上內容未能公開,徵得楊巍同意,在此引用。

現在小結一下。以上六點,足以證明你在八九民運期間鼓動學生堅守廣場、尤其是「見壞就上」是一不爭的事實。這六點依據,還祗是我從非常有限的幾篇文章中看到的。據說你在八九民運期間發表了大量文章,基本上是鼓勵學生「上」的。胡先生,你曾建議我好好讀一下你當時的文章,我曾寫信向你索取,因為巴黎的圖書館實在查不到,不知你為何沒有回音?關於楊巍的見證,還有一段故事,留在第四章再說。這裡先繼續考查你關於「見壞就上」的變化情況。

六、一變:九○年《反思》強調「見好就收」

胡先生,九○年三月至十月你在《中國之春》上連載的八萬言《八九民運反思》中,你將「見壞就上,見好就收」的策略倒了個個兒,改稱「見好就收,見壞就上」,重點放在「見好就收」上。這是你第一次變化。下面舉四個例子。

第一,你說「在戒嚴令之前,民運未能見好就收;在戒嚴令之後,民運未能見壞就上。這可以說是八九民運的兩大失誤。但是,嚴格說來,我認為八九民運只有一大失誤,那便是前一個失誤。因為,要求廣大民眾在巨大的危險面前長盛不衰,屹立不動,那顯然超出了一般人的承受能力,因而是一種脫離實際的過份要求。」(中國之春一九九○年五月,頁一七)由此可見,六四屠殺幾個月之後,你已經從六四前力主「見壞就上」轉變為強調「見好就收」了。

第二,你後來一直將此論定為你《反思》的基調。比如九六年九月十一日給我的信中,你說:「我在《反思》中提出的主要觀點是,八九民運的失敗並非必然,其主要失策是未能見好就收」。

第三,又如,你在回應阮銘先生的一篇文章中,首先重複了上述第一點的那段話,接著就說:「不難看出,我始終強調的是民運應該善於『見好就收』,因此它當然是『穩健節制』的。」(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七月,頁四四)其中的偷換概念,我後面再作評述。

最後,第四,為了配合「見好就收」,你在《反思》中開始批評八九學生的「激進」,比如上面第一那段話便見於「兩種激進派」一節。這種批評在《反思》中比比皆是,此不多引。

奇怪的是,你九○年以後的這種論調與你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的文章實在矛盾,也與你八九民運期間的整個言行相左,而在這篇以《反思》為題的文章中,卻完全看不見你對自己言行的具體反省,也不解釋自己這麼大的轉變的原由,卻在在拿別人開刀,批這人「激進」,那人「強硬」,這怎麼能叫做「反思」呢?叫「八九民運批判」不是更準確些嗎?又為何掩蓋自己在八九民運期間同樣乃至更甚的「激進」言行呢?

不過,九○年你還沒有完全轉向,留了一條尾巴,就是「見壞就上」,雖然在《反思》中比「見好就收」篇幅小多了,卻還是予以討論,上面已經提到。這條尾巴一直留著,直到九五年。

七、二變之一:九五年附和媒體

九五年四月底,媒體開始聲勢浩大地批判八九學運中的激進傾向,你便熱切附和,激烈批評「激進派學生領袖」,指責他們沒有「見好就收」,而「見壞就上」這條尾巴,你卻小心翼翼地收藏起來。

首先看一看你的附和。《紐約時報》記者邰培德Patrick Taylor以為「柴玲控制的領導集團的秘密策略是:激怒政府以暴力對付赤手空拳的學生。」就我所知,廣場指揮部並沒有這樣的「秘密策略」。奇怪的是,你竟去為該記者辯護,再添一句,「其實,那無非是指一種不便公開講出的想法或打算而已。」(《回首天安門》,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頁五二)跟真的似的。阮銘先生批評你在「為《紐約時報》圓謊」,指的是這個「秘密策略」和「激怒政府」為子虛烏有(《天安門》創刊號,一九九五年六月,頁二一,二七),你再為之辯護,用的卻是偷換概念的手法,完全迴避討論是否真有這麼一個「秘密策略」(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七月,頁四五)。

又如,《香港聯合報》記者薛曉光以「讓別人流血,自己逃生」為題報導影片《天安門》關於柴玲錄像談話的處理,你在文章中全文抄錄了報導的那兩段話,用大量的筆墨去渲染,並稱「這兩段話,既無所謂『篡改』,也談不上『斷章取義』。」你更將柴玲說的「期待流血」解為「期盼」,說「畢竟,期待不同於等待。期待兼有期盼、期望之意。」你甚至詮釋說,「柴玲認定同學們甘願為民主流血,因此讓他們流血就沒有什麼不道德」;「至於說『自己求生』,柴玲認為自己很重要,不甘心就這樣給共產黨毀掉。」用了這樣的語言,還自稱「盡量以同情的角度,對柴玲的講話作出我以為講得通的解釋」(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頁五一–五二),怎不令我莫名驚詫﹗影片《天安門》在處理柴玲那兩段話時,極其細致地隱藏了一些關鍵背景。比如那兩句話是對兩位不同的記者說的,即便在原錄像帶中也隔開有四十分鐘,刪去八千九百字而不露痕跡。「期待」應當詮釋為「等待」,因為柴玲在錄像的另一處明明說了同樣的話,用的是「等待流血」。有關詳情見拙文「獻身與求生的迷茫」及「柴玲沒有『讓別人流血,自己逃生』」。

再舉一個誤導公眾的例子,即「李鵬讓步論」。此論的根據是:李鵬已經在五月十八日與學生「公開對話」,甚至作了「電視直播」了。由此推論:政府已經讓步了,學生還不「見好就收」,過於「激進」,造成大屠殺的後果,雙方都有責任。此論源於你的《反思》,其波及之廣,危害之深,許多人對於李鵬「公開對話」、「電視直播」的虛構認定信以為真。一些人以此為據在媒體上推波助瀾,你在九五年也一直堅持這是中共讓步的重要表現。類似的,你說五一四對話是「公開進行」的,也非事實。以上澄清的細節參見拙文《五一八李鵬與學生『公開對話』了嗎?》及《五一四對話是『公開』的嗎?》。

九五年批判激進,應該說是很有價值的,我在最近的一些文章中充分肯定了這一點(如《明報月刊》一九九七年七月,頁七一)。不過,是非歸是非,真假歸真假,我寫了許多文章,基本上不是討論是非問題,而是澄清一些真假判斷。

現在來看一看你試圖掩飾「見壞就上」的情況。

八、二變之二:九五年開初只提「見好就收」

在九五年四月底構陷柴玲的「新聞」爆發後,你馬上寫了大量文章呼應。在初期的文章中,以你五月初寫的《回首天安門》最具代表性。這篇文章五次提到「見好就收」,卻只字未提「見壞就上」。這五次很說明問題,茲引其所在的段落如下:

(一)在四月三十日《紐約時報》的文章中,該報駐北京記者Patrick Tyler寫道:這場辯論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在那六周期間穩健節制是否曾向激進強硬讓步,以及比較激進的學生領袖是否因為不肯結束示威而破壞了學生們見好就收而宣稱勝利的機會。」(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頁五○)

(二)這是一個核心問題,但並不是一個現在才提出的新問題。……在九○年三月–十月,我發表了一篇八萬餘字的長文《八九民運反思》(連載於《中國之春》雜誌)。文章指出:八九民運的主要失敗是未能「見好就收」。激進派學生領袖過高估計了群眾承受風險的能力,或者更準確地說,過於低估計了中共當局的殘忍程度;故而導致了運動的失敗結局。……也許我可以說,這種觀點早已成為民運界大多數人的共同結論。(同上)

(三)其實,在最近這些天,由《世界日報》和《紐約時報》的文章引發的熱烈討論,其焦點已經不在於Tyler所說的那個「核心問題」,即廣場上的激進派是否壓倒了穩健派而破壞了運動見好就收的勝利機會。現在最熱門的話題是,少數激進派學生領袖在廣場上究竟做了些什麼?對他們的某些言行,以至於對他們的政治品德,究竟該做出何種評價?(同上)

(四、五)李祿說:「我一再回憶那些日子,思考我們是否應該在屠殺之前就離開天安門廣場。但是我覺得離開與否,後來的情況也不會有什麼兩樣。」怎麼會沒有兩樣呢?就算運動注定了會失敗,會流血,那也有一個由誰––是由民運人士、民運領袖,還是由一般參與者、由支持民運的普通老百姓––來付代價的區別;而這對於維繫民運的道義感召力絕不是無足輕重的。再者,你不能把撤與不撤之爭只限定在屠殺之前的時刻。因為在此之前出現過不止一次的有利時機,使得民運能夠贏得見好就收的勝利,起碼是會使民運方面的損失大為減輕。除非你斷言八九民運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失敗流血的結局。倘如此,民運豈不真的成了給民主改革「幫倒忙」?……有關八九民運是否有過見好就收的機會,我在《反思》一文中作過詳細的分析,茲不贅述。我看不出李祿在作此表白時曾經認真考慮過別人的論證。(同上,頁五四)

前面三段進一步可看出你與媒體相呼應的情況,此不再多言。最後一段,可與另一段互為補充:

四月三十日《紐約時報》的文章引用了激進派學生領袖李祿的話。他認為,「假如我們撤離廣場,將發生的事會非常簡單。政府仍會大肆搜捕、秘密殺人和迫害。」這話是否正確,我以為要依撤離選定的時間而定。曾經有過這樣的時刻,民運佔據上風;此時撤離意味著民運的勝利,並由此開啟朝野雙方良性互動的局面。在另外一些時刻撤離,效果就不會如此美妙;而拖到運動末期,撤離確實會引出李祿所說的後果。但即便在那時,「撤」很可能猶勝於「不撤」,因為「壞」總比「更壞」略好。有關這一問題,我在《反思》一文中有更細致的分析,有興趣的讀者不妨翻閱。(同上,頁五一)

以上引證都表明,在九五年批評「廣場後期激進派」的熱潮中,你實際上放棄了你一九八九年和九○年關於戒嚴後應當「見壞就上」的主張,轉而支持「撤」了;與此相配合,你更將撤離的最佳時間模糊化,不再提頒佈戒嚴這一「收」和「上」的分水嶺,而只提「運動末期」,試圖掩蓋《反思》一文的真相。(64memo反貪倡廉´89)

九、二變之三:掩蓋曾經主張「見壞就上」

你對李祿的批駁,平心而論,說得不無道理。問題是這與你過去說的也太對不上號了:「學生們太不知道『適可而止』嗎?不。」、「學生們採用的手段實在是太和平了」、「五四還燒了趙家樓」、「中共當局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血腥鎮壓」,這不都是你在戒嚴前說的嗎?你不是還對民運給改革派「幫倒忙」一說予以駁正嗎?「戒嚴令已經頒佈,大規模的殘酷鎮壓勢在必行……到了現在,我們已經沒有了退路。在高壓面前的撤退,只能是失敗,是前功盡棄,是血流成河。」這不是你戒嚴後更加主張「上」所提供的理由嗎?李祿的傾向不正好同你一致嗎?何以責人甚嚴而不自責呢?

不僅沒有自責,而且混淆與偷換概念,以掩蓋自己曾經力主「見壞就上」。把李祿說的主要意思,即當時即便撤也免不了流血失敗,偷換為「由誰來承擔」這樣的問題,你便迴避了自己也有同樣問題的尷尬,又能立於道德的高處去評判別人,以至於最後你竟能完全站到李祿的對立面,兩段末尾你都冒充說「我在《反思》一文中有更細致的分析」,似乎你早就是主「撤」的「穩健派」了。這樣蒙混過關,是你的一貫手法,無論是九○年的「反思」還是九五年別的文章。

掩蓋了「見壞就上」,再混淆「流血」的概念,這是更大的問題。同學們以為法不治眾,只能「槍打出頭鳥」,「四人幫」也不過對四五天安門廣場的民眾用棍棒,當時電視裡常見的南韓警察也只用催淚瓦斯和橡皮子彈,對中共殘暴性的估計普遍偏低,這確實是應當吸取教訓的地方。子彈打到身上,許多人還以為是橡皮子彈,傷亡的也是普通市民和學生,而非所謂「領袖」們。相反,你說早已預測到「大規模的殘酷鎮壓勢在必行」、「血流成河」、「絕不僅僅是『清場』」,大大超出了同學們的想像,可以說是八九民運期間少有的先知先覺。明知會殘酷鎮壓還要別人「見壞就上」,胡先生,你說誰更應當反思?你「反思」別人「激進」,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嗎?––不,應當說是「一百步笑五十步」。笑完之後,為何又把那條「見壞就上」的尾巴小心翼翼地藏起來呢?

十、三變之一:九五年被迫再提「見壞就上」

此地無銀三百兩,隔壁阿二不曾偷。胡先生,你捉迷藏的遊戲很快就碰到了明眼人。九五年五月十九日,阮銘先生寫了「末日審判前的賭博」一文,提到你過去那篇「見壞就上,見好就收」,指出你前後的矛盾。阮先生提到一些朋友評論你的八字方針的「好」與「壞」難以測定,「好比在拉斯維加斯賭博,贏多少才算好?至於見壞就上,更是凶險莫測,非賭到傾家蕩產焉有止時?」阮先生接著寫道:

譬如胡平說他在五月二十一日文中就指出:「中共溫和派已經失勢,戒嚴令已經頒佈,大規模的殘酷鎮壓勢在必行。既然我們沒有能在此前形勢有利時收兵,那麼到了現在,我們已經沒有了退路。在高壓面前的撤退,只能是失敗,是前功盡棄,是血流成河。」

接著他又說:「在非暴力鬥爭中,如同在暴力鬥爭中一樣。當情況緊急,迫不得已,犧牲是難免的,也是必要的。非如此則不能勝利。而且到頭來仍免不了犧牲,祗是徒然地使犧牲失去了它的最可貴的價值。我當然不是說血肉之軀可以抵的過坦克機槍。但是倘若屠殺一直拖延到天亮仍遲遲不能成功,政局確有可能出現劇變。」

我於是想,假如是胡平而不是柴玲在天安門廣場,他將怎樣見壞就上,讓屠殺一直拖到天亮?政局又將出現怎樣的劇變?先不去說這場難以預測的賭博結局如何,我實在看不出這策略的「穩健節制」在哪裡?(《爭鳴》一九九五年六月)

六月三日,在北京之春編輯部開的討論會上,我也據此向你質疑:

––如果「見壞就上」的話,那麼戒嚴以後也就要上啊。

––那個你可以細細地看一看,對不對?

細細地看甚麼呢?數次追問,你皆閃爍其辭。你的《反思》我當然「細細地看」了,當中明明白白不是說「戒嚴後應當見壞就上」嗎?在阮銘先生和我的追問下,你才被迫回到原點,重提「見壞就上」,卻強調說「嚴格說來我們只犯了這一個錯誤,沒有見好就收。」(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七月,頁九○)六三會議上有二十幾人,沒法細致討論,你又用老辦法說你以前的文章裡面已經寫得很清楚云云。你後來的文章對我作回應,對此也一筆帶過,說是與阮銘一樣,將你「歸入激進派,顯然是誤解」。因此,先來看看你對阮銘質疑的回應。

十一、三變之二:賴帳不認「見壞就上」

你對阮先生的回應,是典型的賴帳。你這樣「澄清」道:

阮銘還引用了我《反思》中的一段話。其中講到犧牲的意義,講到「倘若屠殺一直拖延到天亮仍遲遲不能成功,政局確有可能出現劇變。」阮銘大概是想暗示讀者我其實是更大的激進派,是不惜流血換取勝利的更熱烈的倡導者。然而在實際上,我這段話並不是出自五月二十一日那篇文章。它並不是我的主張,並不是我的結論,而只是我對別人提出的一種可能性作出的理論分析。(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七月,頁四五)

青天白日、黑紙白字的抵賴莫過於此。事實正相反,「見壞就上」恰恰就是你的主張,就是你的結論,絕不止是你對別人理論的分析,這清清楚楚寫在你的《反思》中。對於六四後海外一些人認為「八九民運的失誤不在於沒有『見好就收』,而在於沒有『見壞就上』」,你說:

其實,這種批評我早在去年五月二十一日寫的《見壞就上,見好就收》一文中就提出過。在這篇文章中,我指出:中共溫和派已經失勢……。(中國之春一九九○年五月,頁一五)

接下來就是阮銘引用的那兩段話,你明明白白引述了五二一那篇文章中試圖證明「見壞就上」必要性的論點,怎麼可以說不是你自己的主張呢?此其一。

其二,你賴帳的手法也實在高超。你說,「倘若屠殺一直拖延……」那段話「並不是出自五月二十一日那篇文章」。這話一點也不會錯,對六四凌晨的評議怎麼會在五二一就作出了呢?你的反駁似乎很站得住腳。但是,胡先生,你把讀者當傻瓜了。否則,是阮銘先生說傻話?當然不是。阮銘引你《反思》中的話可不只一段,我們在前面看得很清楚,他是明確將你五二一文章與後面的話分作兩段來引用的,兩段引用之前的說明也有分別,一是「譬如胡平說他在五月二十一日文中就指出」,是間接引你《反思》中的引語,一是「接著他又說」,是直接引你的「反思」,可見阮先生的嚴謹。而你的反駁卻故意混淆,將直接引用你九○年《反思》中的話與間接引你一九八九年的話混為一談,用心何其良苦﹗

由此可見,胡先生真是偷樑換柱的高手。

十二、三變之三:偷梁換柱、蒙混過關

偷樑換柱、蒙混過關的地方還有很多。比如你又說:

阮銘提到我的「見壞就上,見好就收」策略,不過他並沒有正面評論過這一策略。他只是說對於「好」或「壞」的判定,對「上」或「收」的時機把握都是很難測定的。這一點我在《反思》第四章第十三節已經作出細致的分析,建議阮銘再讀一讀。(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七月,頁四四)

《反思》真的分析清楚了嗎?其中不也是說「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只好憑藉「經驗和直覺」嗎?上一章已論證了你自己多次判定「好」時就自相矛盾、忽東忽西。而你說阮先生沒有「正面評論」你的策略,難道說「難以測定」、「見壞就上」太冒險等等,就不算評論嗎?也許你是想說那只能算「負面評論」因而不算數吧。

接下來,你對《反思》的論述作了改頭換面的新詮釋。你說先見壞就上才能再見好就收;如果沒能見好就收,「理論上較好的辦法就是:再上一次或幾次,贏回部分主動,然後再撤退。」這番新詮釋也許不失為一種可取的策略,可視為你在《反思》基礎上的修正與發展,很值得深入下去。奇怪的是,你接著又說:

我提到「凱旋在子夜」的計劃,提到八六––八七年學運,北大學生深夜進軍天安門救回被捕同學一事,它們都不失為在困境中求得一種相對較好或曰相對不太壞的結局的辦法。因此那和我在五月二十一日提出的觀點並不矛盾。(同上,頁四五)

又是公然賴帳﹗《反思》中的「凱旋在子夜」,不是被當作一個反面例證來用的嗎?「搞一個『凱旋在子夜』固然能爭得幾分主動,但終究不能改變整體上的被動。」胡先生,這不是你說的嗎?而八六––八七年學運怎麼就成了「相對較好的辦法」了呢?你不是說「總體來講,它還是失敗了」嗎?(《中國之春》一九九○年五月,頁一六)這不是你在「關於『打不贏就跑』」那一節中用來論證「很難避免別人產生『敬酒不吃吃罰酒』、『勸是勸不動的,一嚇就嚇回去了』這種印象」的嗎?這些說法怎麼就與你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提出的觀點並不矛盾」呢?

可見,你是多麼善於在不經意間,扭轉你過去的說法,重作詮釋,還給人以「早就如此」的英明形象。不是嗎?你就在這一段裡誇獎起自己來:「不難看出,我始終強調的是民運應該善於『見好就收』,因此它當然是『穩健節制』的。」……原來如此。

十三、三變之四:以攻為守,倒打一耙

賴帳之後,胡先生,你又倒打一耙,似乎自己一貫正確。請看你接下來對白夢的批判:

在《天安門審判》中白夢寫道:「我以為,我們不能因為最後的屠殺去認定堅守廣場在策略上就一定是錯誤的。如果當時真的堅持到了人大常委會的召開,或者軍隊中的某一將領為了順乎民意而反戈一擊,八九民運中的一些現實目標不就達成了嗎?要知道,這種情況在當時是很有可能發生的。」這個觀點是白夢所有觀點中最有份量的一個觀點,也是最能表露他激進特色的一個觀點。如前所言,我可以承認這種可能性的確是存在的,但我仍然認為這種觀點是不可取的,因為它太過冒險。除非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否則,誰會認為把全部身家性命去作一次成功率不高的投資是明智的呢?……(同上,頁四五)

噫,胡先生,白夢「最有份量的觀點」不正好與你的《反思》不謀而合嗎?怎麼又「不可取」、「太過冒險」了呢?何況白夢說的還不是「最後階段」,更沒有像你那樣「當時就估計到是血流成河的殘酷方式」,如果這就表露了白夢的「激進特色」,你不就更激進了嗎?至少不能自吹「穩健節制」了吧?

這樣倒打一耙的手法,在你九五年的文章中比比皆是,你對李祿的某些批評,也正好可以用到你自己身上,而我們卻完全看不見你有何自省。篇幅有限,茲不多印證。忘了誰說的,「謊言可能欺騙所有人一段時間,也可能永遠欺騙一部分人,但你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的人。」胡先生,讓我們引以為戒。

十四、本章結語

總之,胡先生,本章證明:戒嚴後你極力主張「見壞就上」,之前也並未提出「見好就收」;六四屠殺之後,你卻將「見壞就上,見好就收」的次序倒轉過來,開始強調「見好就收」,批判激進;九五年媒體構陷柴玲時,你更附擁而上,連篇累牘批判激進,同時卻極力掩蓋自己曾經鼓動「見壞就上」,甚至不惜公然抵賴。

現在回到我們爭論的原點。「見壞就上、見好就收」是否能夠作為民主運動的一個基本策略,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從這兩章的分析可知,你有關「見好就收」的論述,不僅論據嚴重違背史實,論證也概念不清、前後矛盾,不知應該如何操作;而在如何「見壞就上」這一方面,你自己更是隨風向而變,以今日之是否定昨日之是,令人無所適從,因此更難以確定其可操作性。

因此,二章總的結論是,對於「見壞就上、見好就收」這一配套策略,你的證明不充分,不具可操作性。

(一九九六年十月初稿於巴黎,一九九七年九月二稿於巴黎,一九九八年二月刪改與修訂。作者按:本文曾投給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結果既未發表,也不說明理由。)

?

見好沒法收,怎麼辦?

––答胡平公開信之三

胡先生:

上二封公開信完成了總體架構四章中的前二章,本文是第三章。前兩章重點在「破」,即證明:「好」、「壞」難以測量,因而「見好就收,見壞就上」也難以操作,你自己就常常自相矛盾,尤其是在戒嚴後主張「見壞就上」,幾年後卻批判別人激進,沒有「見好就收」;本章重點在「立」,即論證一點:民主機制不健全,才是民運組織的根本問題,一九八九年不能收放自如,教訓主要在此。

你《反思》中的「見好就收」論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只是太表面,把問題太簡化,因為當時並非沒有「收」的打算和嘗試,而是收不下來;尤其是「見好就收」若是與「見壞就上」作為配套策略,還可能壞事。其實,我很贊同你的一個論點,即「光有見好就收的原則是不夠的,還必需在當時就能夠準確地測量到什麼是好」;如果民眾達不到「足夠的共識」,那就需要「強有力的組織領導」。可惜你未能展開論述。

在這一思路的基礎上,本文首先探討「為何八九民運沒能做到見好就收」,然後從組織結構上討論一下如何才能收放自如,這對未來民運,也許有所借鑒。

一、撤出廣場的呼聲

廣場上並非沒有「見好就收」的打算和嘗試,這是首先要說明的。這有兩方面,正式的表決和一般的勸撤。首先列舉表決撤離的情況:

五一四晚:幾十所高校自治會負責人表決撤離,吾爾開希喊東移;

五二一下午:北高聯四十多北京高校代表三十二票贊成撤離;

五二二凌晨:吾爾開希喊撤,之前曾得到高聯常委的支持;

五二二:王超華統計到二百多個學校同意撤退的名單;

五二六傍晚:楊濤到廣場指揮部商定「空校運動」計劃;

五二七晨:高聯常委會決定在五二八「全球華人大遊行」後光榮撤退;

五二七下午: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建議五月三十日撤離;

五二八凌晨:廣場指揮部五常委四:一希望撤;

六四凌晨五點:留在廣場紀念碑上的人員全體口頭表決,通過撤離。

除了最後在士兵的刺刀下撤出之外,前面的努力皆不奏效。以上雖只能算一個不完全統計,也許還不完全準確,卻是我幾年來收集的結果,詳情見拙文《絕食後的表決與廣場撤留之爭》。

另一方面,還有許多知名人士的勸撤。陳小雅的《八九民運史》有一些記載,比如絕食初期的十二學者尤其是戴晴、李澤厚,五一九薊門會議上的陳明遠、五二二北高聯籌備會上的蘇紹智、嚴家其、高瑜等人,以及五二九的何維凌,當然還有政府開明派如閻明復等人,都是明確希望同學們撤離廣場的,雖然其中有的也不是一貫這麼主張,而且常常帶有對政府的批評和對學運的同情。另有資料顯示,清華、人大等校撤出廣場的時間比較早,北大籌委會也一直主張撤。

二、撤出廣場的可能

撤出廣場不是沒人努力,那麼,有沒有可能呢?這就得進一步解決一個問題,即廣場上是不是真的只有群眾沒有領導,換句話說:學運組織是不是真的一點都不能左右局勢?我認為不是這樣。五一九復食最能顯示指揮部的作用。五一九傍晚召集學生代表大會之前,指揮部已經知道即將戒嚴,但沒向代表們透露,張伯笠在巴黎會議上反覆強調這一點。復食是在指揮部的影響下由代表大會通過的,但無論王超華、辛苦還是剛從醫院回來的我,都發現廣場上反對復食的同學很多,李祿與柴玲也說當時指揮車都差點兒被推倒。我主持了第二次表決,結果是百分之八十堅持絕食,但已無濟於事。(《回顧與反思》頁二○四–二○六)可見指揮部對局勢不是完全沒有控制力。

現在再看一看最可能撤離的時機。你的《反思》認為最佳時機是在戒嚴前的五一六至五一八,但近幾年你也不怎麼提了。實際上從廣場上的情緒來看,要在戒嚴前或剛戒嚴時撤,難度很大;但是戒嚴一週後,這種可能性就不能說不存在了。特別是五二七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上商定的五三零撤離的建議,應該是最好的一次機會。其實,五二七聯席會議上既有知識分子(包遵信、王軍濤、陳子明等人),也有北高聯(邵江、梁二)和指揮部(柴玲與我),總共號稱十個組織,而三十號撤是會上的共識,怎麼就沒法施行呢?

關鍵卡在廣場上的「營地聯席會議」。當時北京學生多已撤回,最大阻力來自於外地同學。他們到北京就是支持學運來的,一兩天也摸不清形勢,自然要堅守廣場。有的在赴京之前已是當地學運骨幹,無功而歸不僅沒面子,還可能受打壓。另外,廣場上有吃有住,撤了反而無處可去。而呆了幾天真覺得該撤的,許多就自動離開了北京。幾個因素一綜合,留在廣場上的自然多是堅守派。由這麼一個群體的代表組成的「廣場營地聯席會議」當然作不出撤離的決議。再加上其「代表」的流動性很大,其代表性就大打折扣。李祿以此「民主程序」抗衡首聯的撤離建議,我和柴玲都沒看出問題,連王軍濤也被說服,首都聯席會議第二天就把建議改回「堅持到六月二十日」。(《回顧與反思》頁二三八–二三九)有人認為李祿之所以一直反對撤,也和外地同學的心態一樣,因為撤了沒地方可去,更會失去在運動中的地位,這可能是他與北京學運骨幹最大的不同。沒充分意識到廣場上的成分變化所帶來的問題,這也是我很大的失誤。

現在回過頭來想,如果「廣場營地聯席會議」的局限性在當時就被普遍意識到,再依靠幾大組織的通力合作,首聯作為北京各界的權威機構,北高聯作為北京高校的權威機構,並從個院校調集各校代表到廣場上,與指揮部攜手召集代表大會,通過撤離的決議,同時從各校調集大批糾察隊,外地同學在組織鬆散的情況下是可能跟著北京同學撤回各校的。這時再採用北大籌委會的「空校」方案,學生各回原籍,將北京的運動分散到全國,在北京唱個空城計,戒嚴也就失去意義,而回到老家的同學每個星期天中午在各大城市聚會,保持組織的存在和對政府的壓力,運動也許可能取得進一步的成果。

可惜,這一理想狀態的假設太多,當時都難以達到。



三、一面倒的支持

為何這些假設當時達不到?為何見好沒法收?這有外因也有內因。外因有二:各界一面倒的支持和政治派別的介入。內因也有二:主撤派的無力與運動組織的民主機制不健全。以下分四節來逐條分析。

先看一面倒的支持。這也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隨便翻一翻當時的報章,翻一翻《八九民運史》,甚至中共出版的記載,都不難看出,毋庸贅述。我個人接觸到的有影響力的勸撤微乎其微,在廣場上聽到的幾乎都是一面倒的支持,尤其在戒嚴前和戒嚴初期。六四之後,一些人見流了血,調子馬上壓低,講起「理性」來。有的甚至轉過來「反思」別人的激進,偏偏忘了自己當年的言行。胡先生,這當中你算一個典型,上封公開信有詳細分析。簡而言之,你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就撰文,說不該責怪學生們不知「適可而止」:「五四還燒了趙家樓」。戒嚴後,你更提出「見壞就上」,五二五楊巍與你通電話時就急了,對著話筒直喊:「只怕是越上越壞啊﹗」六月二日你「得知了劉曉波等四人計劃接力絕食,感到振奮」;後來甚至認為六四凌晨同學們都不該撤出廣場,「如果有相當數量的人冒死堅守,或許真有可能死裡求生,轉敗為勝。」但是,六四不到一年,你《反思》的調子就變了,九五年柴玲受到媒體構陷時,批判文章數你最多。阮銘先生和我都質疑:你自己當年「見壞就上」算甚麼呢?答曰:那不過是對別人理論的分析﹗以上的引用都取自楊巍和你自己的文章。

劉曉波與吾爾開希也有類似的轉變。劉曉波現在在國內坐牢,我不多說;開希我真懶得細說。我較詳細舉你的例子,是為了說明當時輿論一邊倒的情形,遠遠不是後來許多人為自己洗刷的那樣有那麼多人勸撤。如果有,最多也不過私下動動心眼動動嘴唇。動動心眼誰不會,拿到決策會議上的有幾個?又有幾人打標語或到廣播站說應該撤的呢?有,可惜太少,完全淹沒在激情的海洋之中,即所謂「廣場效應」。

四、政治派別的介入

除了普通民眾、新聞界、知識界的大力聲援以外,各種政治勢力也介入了學運。部分學運骨幹也準備與黨內政治勢力結合,吾爾開希五月底就公開這麼說;柴玲也用了「打倒李鵬偽政府」之類的詞語,實際上已經偏離了學運「不介入黨派之爭」的原則。這個原則是否正確、又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遵守,都是值得討論的課題。

影響學運的政治勢力主要有四方面。一是體制外,介入最深的是陳子明、王軍濤為核心的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及其周圍朋友,最明顯的表現是創立「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差點兒成為運動後期的最高機構。二是體制內,趙紫陽手下的一班人為核心的某些行動,最突出的是陳一諮等人三所一會發的「六點聲明」,陳小雅稱之為「集體自殺」式的壯舉;以及嚴家其等人發的反鄧宣言,鮑彤也有一些行動,但具體情況尚不清楚。三是鄧樸方殘聯周圍的努力。吾爾開希五二二喊撤與他們有關;鄧樸方的同學和好友何維凌可能暗中也起重要作用,五二九他透過包遵信找首都各界聯席會議,自稱能代表鄧小平和楊尚昆,結果當晚就被捕了。

最後,第四,學運的對立面,即以李鵬、陳希同、李錫銘等人為前鋒的中共強硬派,許多人早已洞察到,這其實是真正左右了學運的政治力量。他們不斷刺激學生,從四二六社論到四二九假對話,從五一四違背承諾不實況轉播對話到五一八見面會時威脅王丹等人要對動亂負責,從不顧絕食同學的生命安危到公然違背法律程序宣佈戒嚴……一環扣一環,每當學運稍微平靜一些的時候便加強刺激。更有甚者,強硬派還直接派人介入了學運,張伯笠和李祿的回憶都提到中辦、國辦甚至戒嚴部隊的代表與指揮部的幾次秘密接觸,作種種暗示與威脅;他們還暗示收買了廣場上的一些外地同學,條件是宣佈撤退。

由此可見,黨內鬥爭的兩派也各有明暗兩面。明的都是勸撤,只是一個溫和一個強硬;暗的在指揮部聽來,鄧李楊強硬派比趙系人馬和體制外民主派更希望撤,甚至不惜威逼利誘也要學生們撤出廣場。這種解讀是否準確有待討論,但確是當時指揮部的反應。這樣一來,不撤又加了一條理由。(64memo反貪倡廉´89)

五、激昂中的婉約

撤不下來的第三個原因是主撤派的無力。雖然有第一節所顯示的撤離表決,但堅守廣場的表決卻要多得多。粗略數一數拙文《絕食後的表決與廣場撤留之爭》中堅守廣場的表決,不撤的至少比主撤的多一倍,許多還在廣場上同時出現,或是先表決撤離隨即又被否決。

這些眾所周知的情況可被大量材料所證實,毋庸贅述。八九民運中的主流是激越高昂的,但其中並非沒有溫和妥協的聲音,可惜完全被淹沒了。就我個人的瞭解,這些婉約的聲音可以說前後還比較一貫的,有王超華、戴晴和楊濤。當然還有其他人,但這三位曾對學運有較大直接影響,又是我稍微知情的。從他們的行為,正好可以看出激越中的婉約聲是如何被淹沒的。

王超華在八九學運骨幹中可能是最穩健而實幹的一個。她當時是社科院的研究生,學生當中她年齡也最大,有文革、上山下鄉和機關工作等社會經驗,又熱情、實幹、具有獻身精神,自然受到同學們的擁戴。四二五進北高聯,三天後成為常委,五月後還任副主席,一直是高聯的核心人物。超華本來反對發起絕食,與柴玲有過激烈爭執,絕食後又反對發起絕食的吾爾開希和王丹再代表高聯。她覺得趙紫陽的五四講話比較溫和,學運也應該溫和地回應,不宜再發起大規模抗議活動。這一觀點在絕食前兩天已經成為高聯的決議,但是等不及或不相信趙紫陽的同學還是以悲天憫人的激情斷然絕食,以促對話。

絕食後,超華更成為高聯在廣場上的核心,她時常見機行事,召集北京各校代表會,希望撤離廣場。戒嚴前後,這樣的代表會好幾次都已決定撤離,結果廣場同學還是不答應。尤其是戒嚴後外地同學過半,更不願聽北京同學的決定。這是超華的大體情形,其中也不乏變化,比如又常常在廣播中宣佈「高聯支持堅持廣場」,照她後來的解釋,其「目的就是讓大家跟高聯認同」。這種變化成為她的致命弱點,連溫和的王有才都說,「怎麼你這個反對絕食的整天泡在廣場?」更何況本來就與超華有爭執的柴玲了。當時有位社科院的同學就在指揮部說超華是特務,我們雖然不信,但對超華確實有抵觸情緒。這種情緒加在策略分歧之中,高聯與指揮部便越來越勢不兩立,結果超華的努力也被消磨殆盡。

超華不固執己見,尊重民主程序,哪怕導致自己的不一致也服從大多數的意見,這也是她受到尊敬的原因。五一四晚十二學者來廣場勸撤本來是她請的,之後同學們不答應,她便代表高聯在廣播中宣佈「北高聯、對話團和絕食團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堅持到最後勝利﹗」五一九指揮部組織代表會通過復食,超華發現許多同學還在堅持絕食,於是又在廣播站呼籲「大家一定要堅守……目的還沒達到,我們不能撤。」五二二凌晨開希喊撤,全場嘩然,超華也在廣播中馬上宣佈「高聯常委沒作出這樣的決議」。這些情況或採自廣場錄音,或見《回顧與反思》頁二○五與頁二六七她的回憶。超華當然不是「激進派」,恰恰相反,這些細節證明所謂「不撤=激進,撤=穩健」的邏輯是多麼的簡化與不實。

類似的戲劇性變化也發生在楊濤身上。楊濤是另一個實際作用很大而外界不甚瞭解的同學。他與王丹是同班同宿舍的同學,學運前就在一起辦「民主沙龍」,也同是北大籌委會第一批委員,五月以後還是籌委會主席,五二六來廣場找指揮部時更是北高聯主席。那天他向柴玲和我等指揮部成員正式提出「空校」方案,我還補充了撤後定期在各大城市集會的技術細節,詳情見《廣場備忘錄》一章。就在第二天,柴玲還在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上提出「空校」,這在批評柴玲的劉曉波的回憶中都有提到。五二八中午柴玲在做那個後來闖大禍的錄像談話時,已準備親自南下;晚上廣場學生聯席會議上,她辭職時又提了一次「空校」。為什麼說楊濤戲劇性呢?正是在這晚的會上,本來提「空校運動」的楊濤反而被廣場同學的熱情所感動,決心留在廣場,並馬上被大家推舉為「整頓廣場總指揮」。可見到了廣場,那點溫和婉約的聲音是多麼微弱,多麼容易被淹沒,而後來把柴玲作替罪羊送上承擔流血責任的祭壇又是多麼荒謬。

至於戴晴,也許只有她堅持勸撤的立場始終如一。她面對面勸廣場學生撤大概就五一四晚那一次,可惜她提出的條件在當時的氛圍中實在顯得荒唐:只要李鵬或趙紫陽來廣場說聲「同學們好」,大家便撤。戴晴說到這裡,全場先愣了一下,接著就有許多人喊「不好﹗」。這樣輕巧,同學們當然不答應。絕食剛宣了誓的兩個條件,平反「動亂」與直播對話,怎麼可以就此罷休?不平反,戴著「動亂」帽子,不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了嗎?有壓力,中共還說話不算數,今天下午的對話答應了轉播結果也沒兌現,那麼在壓力減弱時又會怎麼欉,不是很明顯嗎?剛剛被騙,憑甚麼還要相信?何況祗是一句話「同學們好」,連不秋後算帳的擔保都算不上。因此,那怕事後看來戴晴再「理性」,當時卻很難被接受。不是嗎?連請他們來的王超華在他們走後都與堅守廣場的同學站到了一起,更何況別的人。

關於戴晴的建議,有好幾個版本的說法。包遵信的回憶說,戴晴建議的是李、趙來廣場宣佈「同學們是愛國的」,且在建議前與學者們商量過(《未完成的涅槃》頁一一二–一一三)。但蘇煒、王超華和我的記憶中只有「同學們好」而無「愛國」二字(《民主中國》一九九二年六月,頁八四;《百姓》一九九三年二月一日,頁四八;《回顧與反思》頁一○八,一三二,一三三);劉曉波則說是「來廣場與學生們見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頁一二一–一二二);陳小雅更說是「只要來站一下,不說什麼」(《八九民運史》頁二八一)。連戴晴自己也這麼說:「讀畢《緊急呼籲》,由我宣佈撤出條件:總理和總書記來看望大家,同學們從廣場撤出。」(《百姓》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六,頁三三)沒提商量的事。蘇煒也不記得戴晴與大家商量過,而且「李洪林還在喃喃地說:戴晴那樣說很不好,她不應該把學生當小孩一樣的哄,她說的那番代表我們十二人的話,也並不是大家早先商量好的。這個事情這樣一弄僵,往後這個中間斡旋的角色是誰也沒法當了。」(《民主中國》一九九二年六月,頁八四)到了五二二知識界遊行時,香港記者見到戴晴「顯得有些落寞」,還聽她說「蘇煒已疏遠我」。她打著「首都知識界」的大旗,卻被遊行總指揮、《強國夢》的作者趙瑜呵斥離開。(《人民不會忘記》頁二五四)可見,戴晴的意圖連十二學者和知識界內部也沒接受,那還怎麼勸學生?

六、運動組織的散亂

最後,撤不下來最重要的原因,是學運組織的鬆散與不統一。前三個原因都可遇不可求,組織卻要看我們的本事。組織問題我在《八九學運組織結構的反思》中已談到,本節僅簡述一下當時組織不統一的源流,說明撤不下來的癥結。

非常粗略地劃分,整個運動中的統一指揮機構,名義上和實際上的各有兩個:北高聯、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偏於名義,北大籌委會和廣場上的指揮部的實際作用較多。具體來說,從四一九到四二四,主導八九學運方向的組織可以說是北大籌委會;四二四以後直到五一三絕食,當數北高聯;五一五到五一七,絕食團指揮部成為廣場上的核心,也就是整個運動的核心;大約從五一八到五二二,北高聯又佔上風;五二三,在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的認可下,廣場指揮部再居核心地位,直至六四。

再強調一下,以上劃分是相當粗糙的,尤其是北高聯也有相當長的時間是實際上的統一指揮機構;說她是名義上的,主要是相對於指揮部而言。另外,北大籌委會有一段時期強調自主權,比如不執行高聯宣佈的五四復課。因此,從名義上看,北高聯與首都各界聯席會議應該是當然的最高機構,但實際上在它們遇到北大籌委會和指揮部時,又承認自己「不過是協調機構」,這樣一來,運動實際上常常處於群龍無首、政出多頭的狀態。於是導致一系列嚴重後果,絕食是一個,高聯沒有權威阻止;從廣場上撤不下來,則是本文要探討的。

細究撤不下來的組織上的原因,還得從兩方面探索: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組織方式。自下而上的組織方式因其自發性,容易造成斷裂與混亂。比如五一五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就造成了三個斷裂:一是統一組織的斷層,至此北高聯不再是運動的唯一最高機構;二是核心成員沒有連貫性,尤其是李祿的介入,開始以全新的人物掌握運動的決策核心;第三,權力更替的斷層,或曰極端組織方式的開始,尤其是以「自焚」為旗號,而掌權後又馬上取消,原先許多學運骨承認為不合法,於是圍繞著李祿的「自焚」建議及其個人,「政變」與「反政變」層出不窮。詳細討論見拙文《「自焚」與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 (64memo中華富強´89)

另一方面,自上而下方式的組織則可能造成懸空,名義上佔據運動領導地位,實際上卻無力領導。這樣的組織有兩個,北高聯與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北高聯沒能成功阻止絕食,到了廣場後也沒能將同學們撤下來,其中的根本弱點就在於這種自上而下的組織方式造成的懸空。高聯在四二三圓明園會議上成立時,有二十多個院校的「代表」,但是當時已成立自治會的院校卻很少,也就是說還沒有地基就建了高樓。因此北大一直認為其代表性有問題,這是北大強調自主權的根源,與北大部分同學的老大心理加在一起,便削弱了高聯的影響力。因此在發起絕食時,柴玲可以對高聯常委會說:「高聯只是一個協調組織,我們有權決定自己的生命。」

自上而下的組織方式到了戒嚴後達到頂峰,即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同樣的原因,首聯也名實難符,並非運動的最高決策機構,因此,五二七面對決定三十號撤的「決議」,李祿也可以對王軍濤、對柴玲和我說「首聯只是一個協調機構,廣場聯席會議才有權力決定撤不撤。」(《回顧與反思》頁二三八–九)

七、收放自如的條件

現在,胡先生,可以回到我們爭論的主題:八九民運失敗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由上述分析可見,廣場學生撤不下來,除了別的原因,群龍無首可以說是組織上的原因。我十分同意你在《反思》中的一個說法:如果民眾達不到「足夠的共識」,那麼就需要「強有力的組織領導」。這確是一個洞見,可惜你沒有進一步展開,而停留在「沒有對『見好就收』的共識所以失敗」這麼一個粗淺的認識上。實際上,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要達成這一共識在當時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強有力的組織領導」便成為解決問題的根本。

問題是這種「強有力的組織領導」急不來,而當時又形勢逼人。該「民主」還是該「集權」?這就是八九民運在組織過程中最深刻的矛盾。急於自上而下建立最高統一領導機構的典型是吾爾開希的做法。比如在四二一貼張大字報宣佈師大自治會的成立,「簽名:主席吾爾開希」;同樣的大字報複印了貼在三十多個院校,祗是改為「北京高校學生臨時自治聯合會」宣告成立,同樣的「簽名:臨時主席吾爾開希」。這是一年後開希向法國學者的自述,還自豪地說「當時就我一個光桿司令」。劉燕、沈彤和常勁在巴黎會議上都異口同聲地見證「開希的主席是自封的」。之後他便不斷為自己製造新聞形象,私自召開各種「個人記者招待會」。更不顧高聯的反對擅自發起絕食,絕食後卻向閻明復打保票「一定能將同學撤出廣場」。高聯常委因其僭越而讓梁二取代他在高聯的位置,但開希端端靠了媒體所造成的「北高聯主席」的形象,繼續發揮「學運領袖」的作用,以至於五二二喊撤。被「罷免」後,開希一度低落,但在劉曉波的鼓動下,又在五二七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上急切要做運動最高的「人民發言人」,他自認能勝任的理由竟然是「我最有知名度,也最有個人魅力」﹗……

顯然,這種自上而下的組織方式有違民主原則,而代表性與合法性恰恰是這場「民主」運動中同學們非常強調的。這也就是八九民運中的上層組織懸空,遇到內部實力派的挑戰時只能甘居「協調機構」而不能發揮統一領導的根源。而這些自上而下的漏洞又給自下而上的組織的集權帶來方便,廣場上的指揮部便是這種典型(另文詳述)。結果,無論北高聯、絕食團指揮部、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還是廣場指揮部,都不名正言順:高聯無力指揮全北京的學運,首聯也不能對首都的民運作決議,而絕食團與廣場指揮部領導的實際上並不限於絕食同學或廣場人員,而成為整個運動的實際核心。所謂運動的最高統一領導機構,有此名義的則沒有實力,有實力的卻又無這一名義,而兩邊又沒能通力合作,這才是八九民運組織上的根本教訓。

由此可見,統一領導與民主程序是八九民運中的一個基本矛盾,也就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種組織方式的矛盾。要做到收放自如,必須有一個統一的「強有力的組織領導」,而要能統一,又必須是自下而上具有堅實的民主基礎。王超華勸撤的無力原因在此,首聯撤離建議的無力也在此。八九民運的問題是來得太突然,大家都沒有準備,尤其是組織,基本上都是臨時搭建的;而原來已經有組織的如「民主沙龍」、「圓明園沙龍」和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等試圖嚐試的自上而下的組織,與自發而起的基層組織,雙方的骨幹又沒來得及互相認可。內部核心成員多不相識,瞭解和信任都需要一段時間,這恰恰是運動中最欠缺的。

最後提出一個疑惑,即這兩種方式的組織能否真正結合,可能還有更深一層的困難,因為兩邊的實力人物一般都不會輕易露面,而這恰恰又植根於我們的文化心理背景,諸葛亮一般都隱而不現。這樣一來,在緊張的運動中,兩邊的實質性接觸就很難達成。這可能是中國人試行民主時的一個基本問題。

八、本章結論

綜上所述,八九民運失敗的根源並不是因為沒能「見好就收」;見好沒法收的根本原因在於組織混亂,在於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兩種方式的組織沒能來得及密切結合,也就是說,雙方都未找到對方的核心階層。

針對八九民運的組織過程中的教訓,有幾點值得總結:

一、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組織應該盡快結合;

二、結合的關鍵在於趕緊找準自下而上實力派的核心成員,建立信任,形成真正有代表性的統一領導組織;

三、必須杜絕「開希作風」,排斥華而不實利用媒體作秀的人;

四、破除大民主觀念,民主選舉出來的組織應該加強執行的權威。

(一九九六年十月初稿於巴黎,一九九八年元月補正於巴黎。作者按:本文曾投給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結果既未發表,也不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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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胡平

––答胡平公開信之四

胡先生,九五年七月號的《北京之春》刊登了拙文《背離歷史的歷史總結––對當前爭議的幾點質疑》(以下簡稱《質疑》),接下來的一期,你發表《回應封從德》一文(以下簡稱《回應》)。以下是我的回應。

一、為何壓制我的文章?

胡先生,你的《回應》中許多話很有道理,比如你在文末建議:

在眼下這場反思八九的討論中,我們應該放下歷史的包袱,拋開個人的得失之心,面對真理,面對未來。自己過去有過什麼失誤,認識到就好了。別人提出了什麼有價值的見解,我們要認真地加以思考。只要別人講的有道理,我們就應該欣然接受;別人有幾分正確,我們就該承認幾分。如果我們出於面子而不肯坦承自己的過失,出於意氣而不肯承認別人的正確,還要對別人耿耿於懷,反唇相譏,我們就會把一場嚴肅的理性的討論變成一種無聊的以至惡性的相互攻訐。

但這些話是否有誠意,卻是一個問題。比如你開篇便說,「讀了封從德的文章,我第一個感覺是:怎麼這樣不經誇。」這種高高在上教訓人的口氣,不正是在「反唇相譏」麼?在要求別人的時候,自己先要做到,這樣才算得上有誠意。此其一,還不太要緊。

其二,最要緊的是你壓制我的言論,令人疑惑你是不是在說一套做一套。除了上段話呼籲接受他人意見以外,你的《回應》還特別強調了爭論的必要性:「沒有了爭論,還有什麼民主?民主的精髓不在於票決,而在於自由的公開的爭論」、「良好的民主風度不是體現在有意見不提或不公開地提,而是體現在能夠用恰當的語詞、恰當的言談方式去公開地陳述和爭辯」。但我發現你非但沒有「欣然接受」別人的見解,而且斷然壓制了我的言論,完全阻斷了進行「一場嚴肅的理性的討論」的可能,很難看出你的「良好的民主風度」在哪裡。

以下是被你壓制過的文章:一、《背離歷史的歷史總結》;二、《見好怎麼收?––答胡平公開信之一》;三、《見壞怎麼上?––答胡平公開信之二》;四、《見好沒法收,怎麼辦?––答胡平公開信之三》;五、《回應胡平––答胡平公開信之四》;六、《讀丁子霖老師六四七週年祭文有感》;七、《廣場日誌: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八、《柴玲「最後的話」––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錄影談話》。另外還有收入本書的《五一四對話是「公開」的嗎?》、《五一八李鵬與學生「公開對話」了嗎?》兩篇本來在《公開信之一》當中,因為你一直扣而不發,半年後我才只好重新整理出來,交香港兩家雜誌刊出。

只有第一篇是個例外,在你百般壓制無效後才勉強發表(北春一九九五年七月)。我聽當時在北春編輯部的人介紹,你用了種種理由阻撓該文發表,比如說我對你的引文不實,編輯部其他人就逐條對照證明無誤,你才不得不承認。該文刊登後我發現有增文、誤植又刪掉兩段,詳見《公開信之一》。而且,自你的《回應》在下一期刊登之後,我向貴刊投的所有文章就全部被壓,也不說明原因。

接下來四篇,是按照你來信的要求進行的理論分析,和對你《回應封從德》的回覆。若說其中有所批評,也都是出於討論的需要,或是我們觀點不同、或是指出你背離史實、自相矛盾、或言行不一之處,沒有甚麼地方涉及我們的私事,何以只登你批評我的文章,之後就不再登我的回覆呢?我又沒有作人身攻擊,討論的都是民運公案,何以民運刊物就不能刊登呢?是不夠水準麼?何以轉投它刊,又都發表了呢?我首先投給你們,就是因為貴刊是海外民運的公器。

如果說不能批評你,批評你就是批評民運,而「民運刊物不應該刊登批評民運的文章」,那麼第七第八篇只是民運史料和整理,完全沒有對你的批評。尤其是柴玲講話全文正是九五年爭論的一個基本材料,且從未全文發表過,竟然也被壓制,我真不明白:《北京之春》是民運刊物還是你的私人刊物?你在七九年「民主牆」時期就寫了《論言論自由》,何以有了一點權力就去壓制言論?你《回應》中說的道理,你自己是否準備實行?

總之,我看不出你的誠意。

二、斷章取義的情況

在分析與評述別人的言論時,斷章取義是一個大忌。犯此錯誤的人,通常將別人的話掐頭去尾、前後拼接,故而扭曲其原意。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些記者對柴玲五二八錄像談話的處理,把本來對不同記者說的兩句話拼在一起,刪去八千九百字而不露痕跡,結果變成「讓別人流血,自己逃生」。而你卻辯護說,「這兩段話,既無所謂『竄改』,也談不上『斷章取義』。」(我有另文詳述,參見《公開信之二》「九五年附和媒體」一節)看來你對「斷章取義」有不同尋常的理解。

其實,你的《回應》就常常犯此錯誤。比如,為了證明我「不經誇」、「失去了心平氣和的態度」,你舉出的兩個例子就是斷章取義的結果。以下是我《質疑》中的有關段落,下劃線處是你引用的兩句話:

其實,最令我為海外民運捏一把汗的是胡平的功利意識。胡平在《反思》中,反覆強調「民運應有強烈的功利意識」,「沒有這種強烈的、自覺的、清醒的、現實的功利意識,我們就不是在搞政治而只是在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成。」(《中國之春》八十三期十六頁)

恰恰正是這種現實功利意識,這種政治化的總結歷史之指導思想,導致了《反思》一文的匆促上馬,也致使該文漏洞百出,而至今還貽害大方。這一指導思想,從胡文一開篇便是赤裸裸的,他說,雖然運動的許多重大事實尚未弄清,缺乏足夠的第一手資料,「然而,作為一場現實運動的投入者,我們有必要及時地對這場運動作出我們的回顧。」胡平對八九民運(尤其對學運)能作多少回顧,又作了多少,很難說,他實質上作的,恰是總結,而且是歷史的總結,這在《中國民運反思》一書的封面文字中,一目了然:「……我們必須要有自己書寫的歷史。」

要自己書寫歷史,野心也太大了一點,這是以前皇帝想做也沒有做到的。而胡平有此雄心,可見其「現實功利」與「政治」了。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太史公記「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二十四史,皆述前而戒後,沒見過要「自己書寫歷史」的。於是,我愕然,在現代「黨史」、「派史」之後,竟然見識了「自己書寫的歷史」﹗

我想,我夠不上「強烈的、自覺的、清醒的、現實的功利意識」,我也不懂怎麼「搞政治」,我只希望一條––實事求是。

顯而易見,我反對的重點在於「這種現實功利意識,這種政治化的總結歷史之指導思想」,是針對你對八九民運的「反思」而說的。結果呢,你卻截斷我的兩句話,不著邊際地反問:「奇怪的是,為什麼我們抱有改進生存環境、讓所有的人能夠生活得更好的意識竟然會讓封從德『捏一把汗』呢?」真是雞同鴨講,還由此「證明」我「在鬧意氣」、「多半是情緒化的反應而已」,實在看不出有何邏輯。

三、倉促總結歷史的功利意識

所謂「皇帝想做也沒有做到」,是因為中國很早就有了優良的史官制度。史官之良,可從二千六百多年前春秋時期的一個故事看出:襄公二十五年,齊國大夫崔杼弒其國君。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杼殺之。太史之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捨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弒」是以下犯上,非禮;「殺」則沒問題。也就是說,掌朝權臣為一字連殺二史,見老三照樣記作「弒」才作罷;不罷休也沒用,因為外地史官聽說朝廷殺了太史,也冒死趕來要秉筆直書。後來中國有了皇帝,都是本朝史官修前朝正史,皇帝無權干預,連唐太宗希望讀一讀魏徵正在寫的隋書都遭拒絕。而起居註、實錄之類則保證本朝史料的客觀性,甚至有皇帝若擅自闖入記錄起居註的辦公室也要罰款的規定。當然,我不是說官方正史沒有篡改的情況,但相對而言,沒有人能否認中國史學曾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地位。

因此,我對「自己書寫歷史」的批評,主要是針對現代「黨史」、「派史」之風而發的。我們知道,中共是編造歷史的能手。無論是黨史、國史、世界史,皆得符合其理論框架,而不是理論符合實際,因為他們自以為已經找到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這樣,中國自秦以降便成了「封建社會」;這樣,日本是中共打跑的。……國民黨史的問題大概程度輕一些,但據侯德健說,他曾統計過台灣教科書中殲滅的「共軍」數字,各處加起來竟然上億。這就是為什麼我反感黨史、派史的原因。

可惜,胡先生,你在倉促總結和反思八九民運的歷史時,也出現了同樣的問題:你似乎也找到了一個絕對真理,即「見好就收,見壞就上」;你的「真理」也同樣不可質疑,於是一面宣稱它「早已成為民運界大多數人的共同結論」,一面壓制我的異議;你也同樣要求歷史符合自己的預設框架。這裡僅舉兩個例子。例一,以「李鵬讓步論」支撐「見好就收」論,不惜編造李鵬與學生「公開對話」而且「現場直播」的「史實」。例二,竭力掩蓋自己當年鼓動「見壞就上」的真相,不惜公然對阮銘先生和我抵賴。這在前面的公開信中已有詳述。

怎麼會這樣呢?這裡不能不進一步問:是不是你的功利意識在作怪?

你的《反思》在虛構歷史的同時,又竭力頌揚「強烈的、自覺的、清醒的、現實的功利意識」。當時會有甚麼現實功利呢?答案似乎可以從你在《反思》連載期間接受的一個採訪中找到。在這篇「孤獨的自由主義者––民聯主席胡平訪問記」中,你反覆批評了民陣。當時民陣如日中天,排斥其它團體,比如民陣籌備會時你往巴黎就被拒之門外,只是在「以個人身份、不能代表組織」的條件下才得以參加。於是你在採訪中大聲疾呼:「『新資格』在排斥『老資格』﹗作為先行者,並不能佔很多便宜。」採訪時值民陣二大前夕,正是醞釀民陣民聯合並忙著尋找「領袖」的時刻。你指責民陣中許多是前共產黨人,利用在「體制內」的名望和資歷「搖身一變」而佔據了民運中的主導地位;你舉出「在原共產黨體制內沒有顯赫的位置」的瓦文薩,感慨中國人沒有識別領袖的能力,暗示海外民運「如果有了瓦文薩,你會去擁護他嗎?」,又列舉作領袖的三條要求,最後乾脆說:「政治活動家最重要的力量來源於他的理想與觀念的力量。就這一點而言,我對自己有相當的自信」。因此你萬分感嘆別人對你的重視不夠,聽說自己的《論言論自由》受到表揚,馬上感嘆道:「這個讚揚來得太遲了。」……(安琪,《痛苦的民主》頁一○三–一一八;新聞自由導報一九九○年十月十二日)

可見,你當時最大的「現實功利」是與民陣的較量。自己是「先行者」,而民陣的人不過是「佔了便宜」。「例如《論言論自由》是我在民主牆時期時發表的,十年之後了,關心這件事的人仍然認為這篇論文是最好的」;「事實上我對中國民運十多年來操了許多心,而且看法和實際活動、見解和主張的深度以及涉及問題的廣度,我想在中國從事民運的人中是沒有多少人能比得上的,但我個人在這方面所受到的重視則是不夠的」;「後投入的人反而有更高的知名度」,「而人們又不去考慮知名度是從哪裡來的」……。(同上)

平心而論,這番孤芳自賞與憤憤不平也不無道理。民陣確曾「掛羊頭賣狗肉」,本來以未來「民主中國」的聯合「陣線」為號召,以團體會員為架構,結果卻成了個人會員架構的「八九民運流亡者俱樂部」,奠定了不讓其它組織分享資源的結構基礎。結果,以千百人的生命為代價、以全中國的未來作抵押而換來的滾滾捐款,僅保障了十來個人的工資,而未來「民主中國」的總理、部長人選和待遇不僅是私下的玩笑,也正而八經地拿到五星賓館的會議廳裡討論,連國旗都設計好了,赫然登在機關刊物《民主中國》的創刊號上。在某些藉六四鮮血而炫耀一時的政治明星自我陶醉之時,確實需要一些醒酒的藥。

四、「反思」背後的功利意識

遺憾的是,你這時發表的《反思》不是這類醒酒藥。一方面你要證明八九民運並不那麼輝煌,無論「體制內」還是「體制外」;另一方面你卻不敢直接批評你所不滿的人和事,而拿你曾極力支持的八九學生作替罪羊,尤其是當時尚在國內逃亡的柴玲。這樣避實就虛,大概也是所謂「功利意識」吧。

為什麼說八九民運並不那麼輝煌呢?《反思》第一章論證了「八九民運的巨大規模是這場運動的最重要的意義之所在」,而內容則不怎麼樣;第二章則是「關於八九民運失敗的結局」,第三章更是「八九民運的失敗並非必然」,第四章則總結出這個並非必然的失敗的主要教訓是沒有「見好就收」。就是說,沒有遵照你的理論當然就失敗了,而本來這是可以避免的,怎麼還有輝煌可言?至於你自己曾是怎樣「見壞就上」的,當然就無關弘旨了。

又為什麼說八九民運只「是在規模上而不是內容上勝過以往的幾次民主運動」的呢?因為「八九民運的歷史文獻中,其內容本身精闢豐富者確實沒有幾篇。然而在民主牆運動和自由競選運動中,我們倒是真有一批佳作傳世的。」就差沒點你自己的《論言論自由》了,而按照對你的採訪,那自然又是這批「傳世佳作」中的最佳。八九民運時你在海外,而民主牆與自由競選運動卻是你直接參與過的,加上海外民運,後來有人批評你的攀比心態時就指出,何以你對自己參與過的運動沒有反思,卻偏偏寫了一篇八萬字的《八九民運反思》呢?這一批評不能說是無的放矢吧。

採訪中進一步透露出這種攀比心態背後的「現實功利」:當時你有「推銷自己」的需要。你總結了作為先行者卻知名度不夠的教訓,開始選擇不再「作好人」而要「搞政治」。「搞政治就是要善於推銷自己的主張」,你說,「如果你不採取某些必要的手段,就很難取得某種位置或者權力」,而「權力的爭奪難免把人性中很不好的部分召喚出來」,但「必須要獲得成功」,否則「倒是保持了追求的純潔性,但在政治上卻是失敗者」。為此你還作了「檢討」:民主牆時期「我明明知道我的主張顯然比別人的更深入更正確,但我不會很強有力地推銷自己的主張。」直讓我想起吾爾開希的「檢討」,即一九八九年他的錯誤就是沒能糾正別人的錯誤。你進一步認為自己還「有些東西比較欠缺」,即別人的「敬畏」,那怕「許多人對我的觀點比較信服」,但對於一個「在搞政治」的人來說顯然不夠。於是,「名氣」或「知名度」便十分必要了,問題是「後投入的人反而有更高的知名度」。因此,「如果這時你不提出資歷問題,人們就會對先行者的功績採取一種不公正的態度」,而「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會留很多後患」。果真,後患無窮。

後患之一,民運分裂。民聯與民陣的分歧在採訪中已見端倪。除了民陣在籌備會時拒你之外,那篇採訪的按語說:「人們在憂慮海外民運的領袖危機的同時,將尋覓的目光移到了胡平身上。然而,『辭職風波』使這種『熱點』迅即消融,並引起了一種強烈的『系列反應』,民陣民聯合併一事也因一方擔心『同床異夢』,一方不願做『小老婆』而暫告無望。」所謂「辭職風波」,採訪中你試圖迴避,卻被記者點出:「你曾應萬潤南之邀在普林斯頓密商組閣之事,據悉萬潤南意欲拉你一起競選民陣主席,而你也曾間接地表示倘若你做民陣副主席,民聯的人會有意見,認為民聯成了民陣的『小老婆』,這至少也說明你並非沒有競選民陣主席之念吧?」對此你再沒否認。我沒有參加任何組織,也無意追究「民聯民陣聯合受挫應該歸咎於誰」。我只是讀到一些文章說你以前就有「不能做主席就不加入民聯」的競選綱領,也讀到你後來在民聯民陣「合併」出三個組織的過程中的作用。這些說法是否屬實我也無法核對。但這也難說不是爭資歷的「強烈的功利意識」留下的後患。

後患之二,輕斷歷史。在採訪中你表達了自己的歷史哲學,不斷強調民運也得講先來後到之後,你說:「應該建立起我們自己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倫理,就是順序問題。必須對他們(先行者)有一個新的正確的估價。換句話說,當代的中國歷史應該由我們來寫。」不難看出,這與《反思》中的歷史觀如出一轍:哪怕第一手材料不足,「然而,作為一場現實運動的投入者,我們有必要及時地對這場運動作出我們的回顧」、「我們必須要有自己書寫的歷史。」為了抬高自己的資歷而寫的歷史,其結果必然是扭曲歷史,乃至編造歷史,如上節之二例。

後患之三,打壓學生。但何至於虛構「李鵬讓步論」來替中共辯護的地步呢?我一直在巴黎,不瞭解柴玲在美國對你有何得罪。唯一見到的是有一篇文章提到柴玲曾在一個公開場合指責你的家務事(《前哨》一九九三年一月,頁七七)。公開說人私生活當然不對,但我想報復學生也不至於要到幫李鵬的程度吧。百思不得其解,九五年聽到一個解釋才恍然大悟。與你甚近、也是一位資深的民運領袖,當著我和另一位朋友勸導柴玲:「你知道大家為何打你而不打別人?就是因為你擋了大家的路。比如媒體上的影響力和捐款……。」這話應該說不是特別指你,但你九○年的「反思」和九五年批判「激進學生」確實最突出,而那本來就是「強烈的、自覺的、清醒的、現實的功利意識」使然,要「及時地對這場運動作出我們的回顧」而可以不待史實––正如《反思》開篇所聲明的那樣。

總而言之,後患雖然如此,看來你的推銷卻不成功。海外民運「主席」沒做成,你的《反思》卻常常遭到反思,六四學生也沒銷聲匿跡。因此,即便從功利角度而言,你的「功利意識」恐怕也不可取。望你三思。

五、歷史假定法的問題

對功利意識的不同態度也導致了我們對史證方法的分歧。首先,總結歷史在先還是整理史料在先?我認為「在史實不清楚的情況下,可能很難作評價。要現在就想對一九八九年這麼一場運動作評價,我覺得好像為時還早。歷史一般來說不是當事人自己來評,而是後人來評價的。」這麼簡單的道理,你卻拿來上綱上線,說只有中共才會高興用「為時過早」為理由拒絕人民要求重新評價八九和六四的呼聲。我強調應該先整理史料再作總結的原意,卻被你偷換概念,與中共阻止重新評價六四混為一談,真不知道你的邏輯在哪裡?

誰會讓中共高興呢?難道我希望你先弄清李鵬並未與學生「公開對話」和「現場直播」的史實,會讓中共高興?難道揭示五一四對話並非「公開進行的」,中共會更高興?恐怕你同中共一樣,都不會太高興吧。其實,為了政治功利,可以不顧史實,在這一點上,你們真有相似之處。用混淆概念的手法對我的反駁,不過是繼續在為總結可以先於史料作辯護。

第二個分歧是關於「歷史假定法」的使用範圍。你說「為了徹底駁倒我,封從德又提出了一個論斷,他聲稱不能依據假設來討論歷史評價歷史」。我沒有這樣的「論斷」。我對此有兩句話,一是「我覺得從史學的觀點來說,歷史是很難作假設的。」一是「對歷史能否作假設來展開推論,史學界多取否定或懷疑態度。對於歷史假定方法,若不是說絕對不可用,也小心為妙。」與你說的「論斷」相去甚遠:一個是斷然否定,一個只是懷疑,希望你謹慎一些。我所強調的重點還是「史料先於史評」,還舉了二個例子證明你自己就糊里糊塗,假設來假設去,結果自相矛盾。很遺憾,你的《回應》對此避而不談,更荒唐的是,為了說明我真有「論斷」,你又引用了白夢的話。請問,你是在「回應封從德」還是在「回應白夢」?你還要不要講理?

邏輯如此混亂,怕是與「民運理論家」和「學者」不相稱。

六、關於「第二手材料」

在四、五兩節中,你回應「慣於用第二手材料,又懶於求證」的批評。你指我「對『第一手材料』的理解過於狹隘」,「以為只有當事者的敘述或回憶才叫第一手材料」。這是對我的曲解。我不僅完全同意「各種媒體的現場報導和採訪記錄也是第一手材料;而且它們並不一定比當事者的敘述或回憶更不可靠」,而且事實上我自己也常用這類材料。而你接下來辯護自己並非「懶於求證」的說法問題就更大了。逐條反駁如下。

一,你說「《反思》一書依據的事實大體上只限於那些最一般、最基本的事實。這些事實經由多種獨立的媒體而加以披露和相互印證,因此具有相當的可信性。迄今為止,我尚未發現任何有份量的反證,足以動搖我在《反思》中對八九民運的敘述與分析。」但是,你斷言李鵬與學生「公開對話」而且「現場直播」了,又是根據哪些「獨立媒體」的呢?我在第一封公開信中已經詳細引用各種媒體,論證你的各種不實,那麼明確的反證,你又為何壓制發表、不敢正面回答呢?

二,你拿柴玲錄像談話與美國總統談論政策的文字來比,更透露你對求證「第一手材料」缺乏一些基本訓練。顯然,柴玲不是美國總統,廣場不是白宮,哪有像美國總統的秘書班子及和平時期的從容來起草和處理她的講話?而從聯經版《天安門一九八九》中的「柴玲講話全文」推論她曾有那麼險惡的意圖,你怎麼就一點也不對「全文」的可靠性作點求證呢?沒有條件嗎?九○年三月你開始發表《反思》,可以說是來不及核對,因為柴玲四月才逃到西方。但之後呢?到你九二年出版成書之前,有兩年時間,你又問過她嗎?她在普林斯頓,你在紐約,離得那麼近,又不是沒有見面的機會。九○年五月我們第一次見面,你根本不提此事,我們也完全不知道你的傑作正在連載。《回應》中你說,「迄今為止,當事者們均不曾對該書中柴玲五?二八講話一文提出過任何更正聲明。」這也不是事實,早在六三會上我就當眾指出那不是全文,沒有準確反映柴玲錄像談話的原貌。(北春一九九五年七月,頁八五)我當時還問誰看過錄像帶,你沒吭聲。你在五月的文章中就聲稱聯經本為「全文」(北春九五年六月,頁五一);到了八月發的《回應》中還以之為「第一手材料」,說明你還是沒有去找錄像來看。給你指出來你也不去核對一下,這不是「慣於用第二手材料,又懶於求證」又是甚麼?後來,我又有文章指出你的《反思》史實上的錯誤,你卻壓制我的文章,確實不能以一個「懶」字了事。現寄上柴玲錄像談話的全文一萬三千字,其中七千字為聯經本所遺漏與誤植,請貴刊發表,亦請你承認一下以前所謂的「全文」是第二手的。

三、你說《反思》中引用的幾句話,「僅僅是說明柴玲曾經有過『以流血犧牲喚起民眾』的意圖,這和今日『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的版本顯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沒有斷章取義。這個說法不能成立,因為第一,我說的是「最初版本」,與後來有「有很大的不同」並不奇怪,更何況你也沒否認我後面的質疑:「五年後的今天,胡平在《回首天安門》一文中大事渲染柴玲『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第二,你的引用也不止柴玲這一段話。譬如關於「激進革命家」,你更在斷章取義後又偷換概念,將柴玲對知識分子的悲哀偷換為對整個中國人的抱怨。你的引用是:「五月二十八日後我越來越悲哀。……我想說,但一直不願說,但有時不得不說,那就是,中國人我不值得為你奮鬥,為你獻身。」但即便聯經本中,你引用的那段話之前也有「那天我從知識界聯合會,就是昨天,回來的時候,我哭了。」有「這些人為爭奪這權力,而發起一次一次的攻勢。我就是想說中國人,我們作為這個民族太不幸了,不要再自相殘殺了,中國的機會已經不多了。」有「我感覺到我那麼熱愛廣場上這幾萬萬的孩子們。我有責任用我們的生命堅持到底,但是我又覺得我很悲哀,我實在是無力回天。」之後更有「可是我又想到這次運動的確還有很多,很多的,正直的,有良心的學生,工人,市民,也有知識界的人。」很明顯,柴玲是將學生與某些知識分子對立起來,而你卻在刪去這些地方之後說「柴玲抱怨起了中國人」。這不是斷章取義又是甚麼?

四、同樣,關於「五二一」,你的回應也證明你缺乏求實精神。《質疑》舉證說明你顛倒了當時指揮部與北高聯的重要性,以為北高聯「不負有領導廣場的同學們的直接責任」而指揮部「負有直接責任」。你在《回應》中卻硬說「我引用的事實決無偏差,分析批評也不失為中肯周全;我看不出封從德的指責有什麼根據。」不是很滑稽嗎?更嚴重的是,你又指控絕食團指揮部「在獲悉軍隊要鎮壓的消息後,也不和大家打聲招呼就各自躲避起來」,幾乎到了「莫須有」的程度。開希喊撤時我在廣場上,王丹、郭海峰也在廣場上,李祿說那晚他也沒走,還有其他一些同學如王文、王超華也曾是絕食團常委。許多歷史細節確實值得討論,包括五二一還有許多沒有公開的內情,不瞭解當時的歷史環境確實很難理解,我也一直努力出版我的備忘錄。但是,像你這樣捕風捉影橫加指責,非但於事無補,反而會妨礙對史實的挖掘。總而言之,指揮部不僅因復食而自然失去了「領導廣場的直接責任」,而且也不是你想像的那樣都「擅離職守而獨自求生」。這麼沒有根據,怎麼還能自許「事實決無偏差」?你「引用的事實」在哪兒?你可以幫李鵬辯護,卻指責你曾支持的學生,怎麼還能標榜「中肯周全」呢?

五、關於「五一九復食」一段,更暴露了你對八九民運驚人的無知:你一直以為宣佈戒嚴是在五一九,而且是在指揮部宣佈復食之前﹗所以你才會反問:「絕食團指揮部既然是在宣佈戒嚴的五一九才宣佈復食即收,這和我所說的應當在戒嚴之前收一話分明是兩回事,前者如何能構成對後者的反駁?」且再次自許「並沒有錯」。事實上呢,正式宣佈戒嚴是在二十日十時,最早也不早於二十日凌晨四十五分,即廣場上播放的李鵬在萬人大會上的講話。而宣佈復食是在十九日晚二十一點十五分。也就是說,宣佈復食比宣佈戒嚴至少早了三個半小時。可見你引用「第二手材料」粗心到何種程度﹗而從九○年《反思》你就一直這麼以為,其中也說「這話和事實並無出入」,自我感覺之好,又這麼「懶於求證」,令人瞠目。你能說我們的「民運理論家」不是在為李鵬辯護?連中共都一再承認復食在戒嚴之前,而你卻對曾是「同一條戰壕裡的戰友」這麼不寬容,這大概也只能從前面提到的「政治功利意識」中尋找答案了。

七、關於楊巍的見證

楊巍有文字見證你在八九民運後期力主「見壞就上」,我在第二封公開信《見壞怎麼上?》中已有詳述。但楊巍見證背後還有許多故事,也值得一提。

九五年六月三日北春討論會上,我質疑你為何自己主張「見壞就上」卻批評別人「激進」,你顧左右而言它,就是不正面回答,許多人都看不下去。會後楊巍找到我,說你在八九民運後期也曾不顧他的反對而力主「見壞就上」,更印證了我的疑點。我在《質疑》中提到這一問題,但未提楊巍的名字。一來初次見面不瞭解;二來也擔心給他添麻煩。因此僅曰「據當時民聯的一位骨幹說……」。但在你主持的北春上刊出時,卻被改為「據當時的民聯骨幹楊巍說……」,又刪去二段(一九九五年七月,頁三四)。我讀到後覺得奇怪,怎麼隨意加上楊巍的名字也不徵求作者同意?又怎麼知道是楊巍的呢?寫信去問,貴社于大海回道:「……編輯部的同仁雖然一起回憶了一下,還是想不起細節。對文章作刪節在編輯部來說還屬正常,至於加上楊巍的名字,就確實有些蹊蹺了。這顯然是因為有人特意建議這樣改的,至於是誰建議的呢?現在似已難查證了。」同樣的問題也數次寫信問你,你的回信皆避而不答。

然而,你的《回應》卻很好地利用了對我文章的添字和刪節。你用楊巍一事來證明我的「敘述與事實不合」,即「戒嚴後,民聯內部對胡平『見壞就上』的主張深為不安,要他以民聯主席的身份向國內建議撤離廣場,卻遭到胡平的壓制。」你回應道:你其實很重視楊巍的建議,而且為了保護他,更將「通話迅速地公諸於世,可見全無壓制之意」。你迴避了楊巍反對的「見壞就上」,只說他有「幾點建議」。雖然你聲稱「以為他的建議不錯」,但也承認「沒有答應他以民聯總部的名義向學生們正式提出這些建議」。我實在看不出我的引述(注意並非「敘述」)哪一點「與事實不合」?

這裡,你又兩次偷換了概念。即把我引述中的兩個概念的外延偷偷縮小:一是將民聯內部深為不安的胡平見壞就上的「主張」偷換為你那篇《見壞就上,見好就收》的文章;一是將要你以民聯主席的身份向國內發出的撤離廣場的「建議」偷換為你所公諸於世的和楊巍的「通話」。將「主張」偷換為「文章」,你當然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說:「對我那篇文章,我並未聽到民聯內部有誰表示過反對意見」;將「建議」偷換為「通話」,你就更有道理:「把和楊巍的通話迅速地公諸於世,可見全無壓制之意」。因此,我的引述也就「與事實不合」了。

然而,這無異於掩耳盜鈴:楊巍當時在國內,不可能馬上看到和反對你的文章,但他反對你「見壞就上」,而且還認為當時民聯內部反對你「見壞就上」的不止他一個。實際上,如果不將「主張」偷換成「文章」,就勢必把楊巍排斥在「民聯內部」之外。此其一。其二,楊巍的「建議」可不止五二三被你「公諸於世」的那一次「通話」,從五二二到五二五,你們有四次通話,尤其是最後兩次,楊巍聽你說應該「見壞就上」,急得大叫:「只怕是越上越壞啊﹗」又悲愴地說:「胡平,流血的危險依然嚴重存在,流血之後將是倒春寒。」他說:到這時,我算是證實了我一直在懷疑的事:胡平等人根本不同意發談判呼籲。(中國之春一九九三年八月頁九一;及拙文《見壞怎麼上?》)你對楊巍的這些記載一直沒有回應,包括《回應》這裡提到楊巍一事也無澄清,看來是默認了。默認,但避而不談,還偷換概念,又反過頭來指我「引述與事實不合」。豈有此理。

再說,你將通話登報前後的做法,實際上楊巍及其家人也非常不滿意。有人指你「為了出名不擇手段」,利用自己的地位與國內剛出獄的異議人士通話,卻常常在未徵求對方同意的情況下拿到西方媒體作為對談發表,同王丹如此,同魏京生如此,同楊巍也如此。(曹常青,中春一九九六年三月,頁九一)我也未見你駁正。實際上,對我的《回應》中你也承認,「楊巍的妹夫擔心這段報導會給楊巍招致危險。」你回答說公開通話內容是為了保護楊巍。但是,楊巍的親人怎麼看呢?曹曾是你的好友,但他卻說:

……當時楊巍的妻子車少莉是民聯聯委委員,從打字員那裡得知消息非常震驚,立即打電話給胡平,認為發表「通話」,會給身在國內的丈夫帶來危險,要求不要發表,並懇求胡平說,如果楊巍是你的弟弟,你能不考慮他的安全嗎?胡平竟回答說︰有的人要當烈士,別人不能拒絕。隨後把「通話」發表在次日的紐約《世界日報》上。車少莉後來退出民聯,從此不再參加民運,這是原因之一。而楊巍在美國的妹夫見到報上刊登的「通話」後,給胡平打來電話,也認為這樣做「會給楊巍招致危險」。胡平不僅沒有任何歉意,還搪塞說,只有公開發表通話,才能更好地保護楊巍。(同上)

「有人要當烈士,別人不能拒絕」與「公佈是為了保護楊巍」,二說法相距甚遠。未見你的澄清,大概是默認了。難怪楊巍及其家人對你有那麼大的情緒。按:查「歷屆民聯代表大會選舉結果」,車少莉在八八年一月的三大當選總部委員,一九八九年六月的四大以後均不再現。

極其有趣的是,你又重複了蒙混過關的手法,建議我「查閱一下當年那份報導,相信會改變自己的看法。」好像你真的有根有據。但我數次寫信索求,你卻從來不屑於回答,不知有否誠意。

最後,胡先生,可以告訴你一個情況:我向楊巍求證了整整兩年,也沒輕易引證。收到他的原文,證實你確曾堅持「見壞就上」,並獲准引用,也都一直未用。後來得知該文已發表過,但連載中關鍵的一篇卻一直找不到。九七年六四在紐約找到後才放心引用,加進《見壞怎麼上?》中。談這一情況是說明:一是擔心以不實之辭傷害你,二也無意急於抓你的辮子。而楊巍也一再對我說,雖然他對你有意見,但還是朋友,還是常見面,還是佩服你的一些文章。

八、其它一些細節

關於你《回應》中提到的對阮銘先生的回應、對柴玲錄像的分析、對丁子霖老師文章的引用,我在別的文章中已有詳述;加上其它一些細節,這裡一並簡答如下。

一,你用「和阮銘一樣,封從德沒有分清在我的有關文字中,哪些話是我自己的主張,哪些話是我對別人提出的一種可能性作出的理論分析」來搪塞我對你曾堅持「見壞就上」的質疑,和你回應阮銘先生的一樣,是在公然賴帳。詳見第二封公開信《見壞怎麼上?》「三變之二:賴帳不認『見壞就上』」。

二,我對柴玲的五?二八講話所作的背景介紹,可不僅僅是我「自己的一套解釋」。這套「解釋」有旁證,如金培力、梁淑英,還有王力和一位女僑。詳情可參考拙文《柴玲沒有「讓別人流血,自己逃生」》。至於「小人之心」,是對一些不顧史實,始終以為柴玲打算偷偷溜走的人說的。而《回應》卻還在說:「柴玲講話最引人非議的一點是:為什麼她明知堅守廣場會導致流血並打算自己求生的同時,卻不向她所領導的廣大同學講明。恰恰是在這一點上,不論是柴玲自己,還是為她辯護的封從德等人卻避口不談。」但我的文章回顧的情況,你都看過嗎?請弄清事實再批評。

三、你也誤解了丁子霖老師的文章。丁老師九六年的六四祭文說:「我發現,我兩年前的那段話竟一再被某些民運理論家引用來支持自己的論點,似乎我也是主張把運動導致鎮壓的後果歸咎於激進派學生的。這完全是一種誤解。」「現在去爭論運動是否『激進』,是否需要『見好就收』,以及學生領袖的功過究竟應該是『三七開』還是『二八開』之類問題,總讓人有一種『隔』的感覺。」「我不知道爭鳴者能拿出什麼有分量、有說服力的事實去同別人爭鳴。比如有爭鳴者說如果當時學生能『見好就收』就可以避免流血,我就覺得此論缺乏有力的事實根據。」不知你作何感想?我對此寫了一篇文章寄給貴社也被壓(《讀丁子霖老師「六?四」七週年祭文有感》)。

四、關於「激進」。你說吾爾開希只是「被動激進」,那他發動絕食、公開對記者說「學運也要利用黨內鬥爭」、五一九還想當總指揮、五二七又自薦「人民發言人」、直到六三還趕到廣場爭當副總指揮、晚上又在廣播站呼籲「堅守廣場,與廣場共存亡」……你又怎麼解釋呢?你認定「激進與穩健兩派之分乃不容否認的事實」,雖然沒明確講過「不撤=激進,撤=穩健」,但除了喊撤,你還有甚麼根據把他和「主動激進」區分開來呢?只有一個例外:你說五一八與李鵬「對話」中,吾爾開希說了「廣場上是多數服從少數」,因此是「為了遷就更激烈的少數同學」。然而,王丹在「對話」中馬上糾正他,說剛有統計,「百分之九十九?九的同學投票表示不撤離廣場」,那麼照你的邏輯王丹不就成了十足的「主動激進」了?我《質疑》中也舉了另外幾人的例子,你也有誤解,這裡就不多說了。

五、我在任何文章中都沒有「指責別人是叛徒,是野心家」。你說「封從德否認八九民運中有激進派與穩健派兩種策略之爭,但他又附和柴玲五?二八講話,一味指責其它學生領袖是『野心家』」,倒像是故意為我提供一個「客觀上是在學運骨幹中製造分裂與敵對」的證據了。另外,你揶揄說:「即便我們想說封從德不是激進派,只怕他本人也堅決不答應。」但我在五四後辭職復課做論文,五一三也沒參加絕食,五二六支持以「空校運動」撤,五二七在首聯會上贊同五三○撤,六四凌晨主持口頭表決果斷宣佈撤離,你又作何詮釋?我既無意標榜「穩健」,也不否認曾經「激進」,而這樣截然二分本來就是問題。我反對的是你在不瞭解實情就妄作論斷,尤其是你採用雙重標準,對自己曾經力主「見壞就上」的事實不但從無反省還公然抵賴。

九、誤解和曲解

最後簡要澄清二個被你誤解和曲解的概念。

一、「新民主啟蒙運動」是針對八九學運說的,你的回應誤解為對整個民運:「封從德堅持把八九民運定位為『新民主的啟蒙運動』」,說是引用六?三會上我的發言。但我兩次提到的都是「八九學運」。其一,「學生運動的基本定位是一場新民主啟蒙運動,不是一場政治運動。我們既不是希望李鵬下台,也不是希望趙紫陽上台,而這是社會其他階層根據他們的政治需要可以去作的。學生的基本的定位只是為民請願。」其二,「當時的學生運動一直把它定位成是一種新民主的啟蒙運動,所以我們覺得能夠達到一種啟蒙的效果,那麼才能夠解釋我們為什麼會堅持在廣場。」因此,你把「學運」偷換成「民運」後的一番議論就顯得無的放矢。另外,你說「言下之意是,只要發揮了啟蒙的作用,其餘一切均可不計。」是對我的意思的隨意延伸,也屬曲解。

二,關於「二元對立」與「鬥爭哲學」的關係,你的回應也有誤解,對此需要多說幾句。我們知道,西方文化中的二元對立觀念植根於希伯來宗教信仰,比如上帝與魔鬼、天堂與地獄等等的對立。中世紀的歐洲經院哲學家們首先就是神學家,自然走不出這一思維模式;宗教改革、文藝復興之後,哲學家們雖然逐步獨立於教會,但這一思維模式依舊,其理論更發展到頂峰,即黑格爾哲學。黑格爾在《邏輯學》中探討人們思考所用的根本概念,最普遍的是關係,而一切關係中最普遍的則是相反的關係,即對立。於是就有了黑格爾辯證法:各種思想和事物按照「正–反–合」(Thesis–Antithesis–Synthesis)的規律,本身都蘊含其反面,正反相抗,終於新生力量戰勝舊勢力,達到一更高的「正」面,如此往復而發展下去。黑格爾是路德派新教徒,在《歷史哲學》中頌揚國家,高標德意志民族,而國家與民族的觀念正是歐洲北方新教幫主們用來對抗羅馬教廷與拉丁民族的有力武器。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只是將「民族」換成「階級」,再加上唯物論和進化論,便形成了「辯證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學說。所以說共產黨的鬥爭哲學源於二元對立觀。

回到我們的爭論。我質疑你「要在八九學運中尋找『激進派』和『穩健派』的決然對立,客觀上是在學運骨幹中製造分裂與敵對,用一種斷然的二分法來形成二元對立,從理論的深處講,並沒有跳出共產黨的『鬥爭哲學』」。你的回應引用這段話時故意漏掉「二元對立」那一句,然後說「共產黨鬥爭哲學的基礎並非歧異或多元,而是統一、一致。」顯然沒有明白共產黨的統一並非將二元統一起來,而是用統一的一元去消滅另一元。你接著又說,共產黨「認定在人民內部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它才把任何不同的政見都打成敵對勢力而堅決鎮壓。」說明你也瞭解其「統一」正是為了「對立」,卻又強詞奪理,思路實在混亂。這裡導致歧解的根源又是偷換概念,即不提我說的「二元」,卻改頭換面成「多元」,再自說自話。我不明白,偷換概念如此頻繁,到底是你明知故犯呢,還是真的糊塗?或兼而有之?

實際上,你的「見好就收」論正是作為「統一、一致」的真理來要求八九民運的。你反覆強調「八九民運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對『見好就收』缺少共識」,即缺乏思想上的統一和一致。這種思維模式怎麼能說跳出了共產黨的框限呢?你有沒有想過:要求八九民運在戒嚴前在三天內達到「共識」並做到「見好就收、見壞就上」,除了一套嚴密而集權的組織和一群「全黨服從中央」的群體,誰還能辦到?而這本身既不現實,也不民主,反倒像一群「小共產黨」,忽略了的,恰恰是「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要知道,一個自由的群體是難以在倉促間達成共識的,而民主原則正是解決沒有共識的情況下的一個有效辦法,那怕多數人的選擇並非最佳。作為「民運理論家」,這點民主常識你應該是瞭解的,但遇到具體問題時又糊塗了,能不說是這種黑白二分、責求統一的「共產黨鬥爭哲學」的思維模式在作怪?而你當年主要鼓動「見壞就上」,事後又苛責「見好就收」,這與中共出爾反爾的行為,在「現實政治功利意識」這一點上不是也有某些相似之處嗎?

最後,回到開頭引用你的話,希望我們「拋開個人得失之心,面對真理,面對未來」,「只要別人講的有道理,我們就應該欣然接受;別人有幾分正確,我們就該承認幾分。」

(一九九六年十月初稿於巴黎,一九九八年元月修訂於巴黎。作者按:本文曾投給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結果既未發表,也不說明理由。)



背離歷史的歷史總結

––對當前爭議的幾點質疑

《北京之春》九五年六月號辟出大量篇幅,討論一九八九年五、六月在天安門廣場上所發生的學運內部情況,在六年後的今天,難能可貴。作為其中諸多事件的當事人或見證人,我首先要感謝貴刊的努力。其次希望能將此探討深入下去,以便對未來中國的民主事業總結出一些經驗和教訓,好讓中國人不再在一個坑裡跌兩跤。這裡,謹就一些基本史實作一澄清。

(一)關於柴玲錄影帶的三條線索

六月三日,在貴社主辦的討論會上,我指出柴玲錄影帶(簡稱「遺言」,作於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有三條內在線索,而柴玲只明說了一條:求生的意志。

這一條線索直接與民主自由的理念相聯。民主與自由,不是求死,而是求生,是爭取生命更加充實,更有尊嚴。柴玲在絕食前唸的《絕食書》不知激發了多少人的崇高情感。當中,一句話––「我們以死的氣概,為了生而戰﹗」––柴玲曾在許多場合,包括「遺言」錄像中,一再重複,當年聽柴玲這些話而落淚的,不計其數;今天,卻有人將柴玲的話前後拼接,論證她是「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只要看過錄像全文,聽她用那麼大篇幅談自己的成長過程,談父母、家庭,談與便衣交談的情況,談她不甘於十七年的「反革命」刑期……自然對此線索了然。

(二)「期待流血」與「掌握權力」

第二條線索柴玲沒說清楚:廣場上的奪權壓力。其實,柴玲「期待流血」指的正是這個情況:高壓之下,內部才會更加團結。六四凌晨,屠城之後,學生撤離廣場的那一刻,劉曉波對柴玲說:「吾爾開希不是個東西,還是指揮部不錯。」柴玲後來,念念於斯,認為六三之夜,終於達成了廣泛的團結。

因為,就在一周前,即作「遺言」錄像的頭一天,五?二七「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上,劉曉波還竭力保舉吾爾開希作「人民發言人」––「中國的瓦文薩」,欲形成另一個代表整個運動的最高權力。而吾爾開希則一直力圖掌握運動最高權力。比如沈彤在九一年巴黎會議上回憶,五?一九下午在統戰部復食,氣氛活躍,「開希踢碎了三個暖壺。就在這時,開希突然宣佈成立廣場總指揮部,總指揮全局。我問這總指揮部幹什麼?開希就說:我當總指揮。我說具體怎麼和絕食團協調呢?開希就說:我當總指揮。我說下一步成立總指揮部,怎麼組織撤離呢?開希說:我當總指揮。回答了我三句。所以在此情況下,大家高高興興地去廣場,邊走邊在路上說,一定要停止絕食,最擔心絕食團不同意。」(《回顧與反思》二零三頁)因此,在五?二七聯席會議上,開希還嫌劉曉波的褒獎不力,甚至說出他最有「個人魅力」,最有「知名度」云云,來爭取作「中國的瓦文薩」。

會後,柴玲哭了,對我說,真沒想到,參加運動的「精英」和「領袖」竟有這許多私貨﹗第二天,柴玲在錄像中,說她不願將權力交給野心家,指的就是此事。可惜柴玲欲言又止,未將事情明說,反揹黑鍋。

奪權壓力的來源複雜又繁瑣,為外界難以想像。巴黎會議對此有較充分的討論(《回顧與反思》二七九––二九○頁),而就在柴玲作錄像那天凌晨,還有一些外高聯的同學「衝進學生廣播站,要找柴玲等北京學生領袖理論」(見《大公報》二十九日)。廣場後期的權力爭奪當時報刊有大量報導。其實,當時指揮部夾在撤與不撤之間,是真正的「中間派」。

(三)「離開廣場」與「南下計劃」

第三條線索,柴玲更不能在錄像中明說,她準備去南方發動「聯省自治」。此議當時雖已有醞釀,但真要實施,卻是件十分有風險的事。比起留在廣場,萬人保護之中,不知危險多少倍。不知情的,以為柴玲說了「不會留在廣場」,便是「讓別人流血,而自己逃生」,未免小人之心。至於少數明知此計劃者,還要故意這麼推斷,真不知安了什麼心。

那天下午,柴玲作完錄像,找到我,要求一道辭職南下,發動自治。這是我第一次聽說錄影的事––當時柴玲說的就是「作了個遺言」––她亦明白此舉之冒險,亦證明她並非要抓權不放,南下亦多少出於無奈。我因為二個原因未同意:一、指揮部剛從北高聯接管廣場,廣場秩序尚未恢復,走不開,輕率離任更不負責,可能導致廣場更加混亂;二、聯省自治乃政治以至軍事行為,可能偏離學運「不參與黨派之爭」及「非暴力」原則。柴玲見勸不走我,沒堅持,晚上還是在三百代表前請求辭職,未准,此後一直在廣場,直至六四凌晨,帶領幾千同學撤出廣場,她與指揮部走在第一排。史跡昭然。哪裡是「讓別人流血,而自己逃生」﹗

給柴玲作錄像的是一個美國留學生(金培力),事後寫了一個回憶,卡瑪見過其手稿,對我印證說,金培力作錄像時,就已經知道了南下計劃,是柴玲在採訪前對他說的。當時情況已很緊張,卡瑪說,金培力是將磁帶綁在腿上,才躲過便衣的監視,傳到外面的。而複製的另一盤據另一當事人王力同學稱,確被公安局抄走。可見,當時情勢,不許柴玲在錄影中說出她「不會留在廣場」的真正動機,導致今日之聚訟,亦柴玲之天真與不慎––她實在不是個成熟的政治人物。

(四)見壞怎麼上?見好怎麼收?

《北京之春》六月號胡平在《回首天安門》中稱:「在『八九民運反思』中,我對激進策略提出了分析與批評」,對於廣場後期是否應當撤離,胡平說:「但即便到那時,『撤』很可能猶勝於『不撤』,『壞』總比『更壞』略好。有關這一問題,我在『反思』一文中有更細致的分析,有興趣的讀者不妨翻閱。」

我「翻閱」了《反思》,大惑不解。

我們知道,世稱「民運理論家」的胡平,有一個著名的理論,說八九民運之失敗在於未能「見壞就上,見好就收」。九○年三月起,胡平在《中國之春》上發表系列文章「八九民運的反思」,評述此論。當中,他還提到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寫的文章,就叫「見壞就上,見好就收」。他說,當時他已清醒地意識到,「所謂戒嚴令,一定會採取極為殘酷的方式實行」。下面,具體看胡平當時怎麼說:

「到了現在,我們已經沒有了退路。在高壓面前的撤退,只能是失敗,是前功盡棄,是血流成河。」接著,九○年五月胡平在文章中又解釋說:「在非暴力鬥爭中,如同在暴力鬥爭中一樣,當情況緊急,迫不得已,犧牲是難免的,也是必要的。非如此則不能勝利,而且到頭來仍免不了犧牲,只是徒然地使犧牲失去了它的最可貴的價值。我當然不是說血肉之軀可以抵擋得過坦克機槍。但是,倘若屠夫(所謂「清場」)一直拖到天亮仍遲遲不能成功,政局確有可能出現劇變。」(《中國之春》八十四期十五頁)。

問題是,若按胡平的策略,見壞就上,死守廣場,讓市民和學生與中共軍隊拼死到底,以期待「政局確實有可能出現劇變」,那麼,這不正是今天胡平所竭力撻伐的極端激進嗎?胡平在一九八九年的言論,不是比他今天所批判的「激進學生」還要激進千百倍嗎?我之不解,此其一。

其二,胡平早在六四屠殺前二周(戒嚴第二天)便已驚人準確地預見到八九民運將出現「血流成河」的「極為殘酷」的結局,其政治智商,怕是無出其右。柴玲說「期待流血」,不過是期待在高壓下的內部團結,她能想像到的最殘酷的事情,充其量不過是「四五」那樣的「血流成河」,南韓那樣的「橡皮子彈」和對她的十七年「反革命罪刑期」(見柴玲錄像);而胡平預見的「血流成河」,有幾人在「六四」前想像得到呢?胡平「六四」前有如此殘酷的預見,又如此激進地主張「見壞就上」,又憑什麼在「六四」之後去指摘別人的「激進」和政治道德呢?怪哉﹗怪哉﹗

其三,更有甚者,胡平一九八九年極端的激進,不僅停留在言論上,而且努力落實在行動中。據當時的民聯骨幹楊巍說(我的原文是:「據當時民聯的一位骨幹說」––作者按),戒嚴後,民聯內部對胡平「見壞就上」的主張深為不安,要他以民聯主席的身份,向國內建議撤離廣場,卻遭到胡平的壓制。其一意孤行,正如他在《反思》中所說,「然後我得知了劉曉波等四人計劃接力絕食,感到振奮。」(《中國之春》八十四期十五頁)而劉曉波據說也是民聯成員,且正好是從胡平所在的紐約,在學運期間匆匆回國的。胡平在廣場後期,對「堅持不撤」的片面主張到底有沒有影響?有多大影響?這些史實,需民聯來澄清。

(以下兩段刊出時被刪去––作者按)

其四,而今的胡平,卻完全倒向另一個極端,使出渾身解數,來口誅筆伐他冠以的「激進學生」。今天的《回首天安門》,胡平只提「見好就收」,閉口不談「見壞就上」,把自己當年的言行「忘」得一乾二淨,反過頭來把自己當年極力堅持的激進主張栽到別人頭上,大加鞭笞,這哪裡具備一個「民運理論家」的嚴謹?又哪裡具有一個「學者」的嚴肅?我百思不得其解。

其五,再說,「見好就收」,如何算「好」?又怎麼「收」?––一個脫離實際的理論,比沒有理論還要糟糕。比如說,如果我們照著胡平當年的理論,在六三之夜「見壞就上」,死守廣場,拚命到底,後果當如何,不是很明顯嗎?(胡平在《八九民運反思》一文中對同學們沒有堅持到天亮大為不滿)胡文曰,四二七算「好」,該「收」,那麼,五四復課時不也算「好」嗎?同學們不是「收」了嗎?「收」了之後,效果真的像胡平所推想的那麼理想嗎?再者,四二二在廣場上有十幾萬大學生,粉碎了北京市「十條」,不也該算「好」嗎?這時如果徹底「收」了,又怎麼會有四二七大遊行的巨大勝利呢?至於五一六、五二八,更不知胡平的根據是甚麼,是否可以全面闡述一下?

(五)對卡瑪質疑的質疑

卡瑪·韓丁在《北京之春》六月號的文章「對影片《移山》的幾點質疑」,引用了大量史料,來論證《移山》之偏頗,很具說服力。令我特別感動的是,卡瑪是第一位仔細參考過九一年巴黎會議的學者。(有關巴黎會議記錄《回顧與反思》,參見序二)卡瑪五六年來,一直致力於拍攝《天安門》,參考了大量資料,可謂八九學運史的專家之一。因此,她在北春上撰文指出《移山》一片有不合史實之處,分量很重。

可惜的是,卡瑪引用的史料,也有靠不住的地方。

比如說,為了證明李祿用畫外音來配當時選舉場面是在抬高自己,卡瑪說:「事實上,影片中的畫面取自四月二十八日北大原官方研究生會的臨時代表大會的場面」,「可見這次選舉是為產生與政府對話的代表機構而舉行的。從影片中所包含的學生發言的片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會議是根據原來研究生會的章程進行的,結果是選出了一些新的代表機構成員。像這樣注重民主程序的選舉在一九八九年的運動中實屬罕見。而所有經過某種程序選舉出來的學運負責人在運動的過程中都先後被主張更激烈行動的人取代了。尤其是李祿和柴玲,根本就不是由本校同學選舉產生的。」

卡瑪這段論證,問題很多。

第一,首先時間搞錯了,不是四月二十八日,而是三十日。

第二,不僅是為了對話,而且是對北大研究生會主席團作根本改造,具長期性。

第三,結果並非「選出了新的代表機構成員」,而是以北大籌委會中的研究生接替原研究生會主席團,比如王遲英、孔慶東、熊焱、王有才、郭海鋒、丁小平、張志勇和我。

為了說明前面這三點,我們先看一九八九年四月三十日北大研究生會監委會的公告:

……鑒於目前形勢緊迫,決定今天上午召開臨時研究生代表大會,對現任研究生會主席團投信任票。代表證每個宿舍一張,共三百零四張。上午九時召開臨時研究生代表大會,到會代表二百四十四人。投票結果,同意罷免主席團的為二百四十一票,同意選舉北大學生自治會籌委會的研究生成員作為研究生會臨時主席團成員的贊成票二百九十九張。表決有效。要求校研究生會主席團在十二小時內(從上午十點起)向臨時主席團移交權力及有關事項。(中共《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六十頁)。

印象中,當時有委托代投票,故投籌委會贊成票的,比實到代表多。

接下來,還有三個問題:

第四,「像這樣注重民主程序的選舉在一九八九年的運動中實屬罕見」,卡瑪當是漏了說:「據我所參考的資料。」首先,卡瑪不是當事人,其次,她是否參考了全部史料,很難說;再次,即便她參考了全部史料,是否涵蓋整場運動,更難說;最後,就我的經歷而言,類似的選舉在一九八九年並不罕見,相反,「校園民主」是學運的首要目標,比如北大四二五籌委會競選及其之前的各系籌委會的選舉、同日清華籌委會選舉、北高聯四三○改選、北大籌委會五一改選……因此,卡瑪說「罕見」,不知何據。

第五,接下一句,「所有經過某種程序選出來的學運負責人在運動的過程中都先後被主張更激烈行動的人取代了」,問題更大。更不知卡瑪憑什麼能說「所有」––卡瑪的「罕見」論與「所有」論,到底是根據什麼研究,憑藉什麼原始材料做出如此斷然的結論呢?那麼一大批堅持到運動最後的「經過某種程序選舉出來的學運負責人」,怎麼能一筆勾銷呢?卡瑪是專家,此言必有所本,懇此請教。

第六,最後一句,「尤其是李祿和柴玲,根本就不是由本校同學選舉產生的」,更令我驚訝––卡瑪作為八九學運史的專家,怎麼能不知當時情勢,而像一般人那樣想當然呢?比如柴玲,絕非有些人想像的,「在運動後期才不知從什麼地方冒了出來」,正相反,柴玲恰是運動中最早受到外界注意的學運骨幹之一。例如,《香港時報》與《大公報》四月二十四日皆引述「法新社北京二十三日電」:「北大新成立的學生聯合會發言人蔡玲(譯音)說……」。

其實,四月二十三日的北大籌委會上大家推選柴玲作召集人,只是由於我說:「她已不是北大學生」,大家才讓她作了秘書長。雖然柴玲當時是北師大研究生,但之前四年她在北大本科,我們八八年結婚後,她也一直同我住在北大,因此,整個運動中,柴玲的群眾基礎主要在北大,決非一些記者臆想的那樣,「柴玲老提北大,是虛榮。」運動中,特別在初期,哪能有那麼多名利虛榮?誰又想到運動會發展得如此驚天動地?當時那麼危險的情況下,只要你敢幹,能幹,大家自然推選你,名利的東西,只是在後來運動大了,許多人以為要成功了,尤其到了海外有了現實利益,才跑出來的。用名利的眼光看八九學運,我只好說,對不起,這是小人之心。

這些情況,我在巴黎會議及一些文章中已有說明,卡瑪作為學者、專家,從這次她的「質疑」一文也可看出,她是詳細考查了大量史料的,尤其《回顧與反思》會議記錄。那麼,卡瑪之引用史料,有如許問題,是她的學問沒有做到家,調查研究不深入,還是根本上就不客觀公允,明知故犯,同樣犯了她所批評的「主觀片面情緒化」的毛病?我質疑。

(六)關於五月二十一日

從對五月二十一日史料引用的方式上,我更要質疑––卡瑪用史料,是否客觀公允?胡平在引用第二手材料時是否太著急了?其根本的問題是:卡瑪與胡平,是否在故意割裂史實,混淆概念?

卡瑪引用《回顧與反思》二○七、二○八、二二三、二二四頁,張伯笠、柴玲、李祿的話,證明「在從上層渠道得到了軍隊準備屠城的消息後,他們決定讓指揮人員離開廣場躲藏起來。」(《北京之春》六月號五十七頁)

問題出在「指揮人員」一詞太含混,而實際上絕食團已隨兩天前的復食而結束。卡瑪徵引《回顧與反思》,用得那麼仔細,不可能沒有讀到,張伯笠那段話前,頭一句便是:「五月二十日北京宣佈部分地區戒嚴以後,絕食團指揮部就基本上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高聯這時在廣場的介入是非常強的,王超華、鄭旭光、梁二,很多人都在廣場。相對來講,絕食團指揮部在廣場就失去了控制的地位。」

要是卡瑪漏掉一次,尚有情可原,但在引用柴玲的話時,卡瑪又裁掉了類似的見證,且就在引用的那句話前,我便不能相信卡瑪是沒有看見了。柴玲前面那句話是:「當時指揮部作出了暫時撤離的決定,認為當時絕食同學已經大部分送到學校和醫院裡去,絕食團的任務基本完成。」同樣,李祿在《回顧與反思》中也說:「我說,絕食已經結束了,我們的領導時期也已經結束了。」(二一九頁)卡瑪又沒看見嗎?還是明知故犯?

更有甚者,卡瑪接下來引用劉燕的話:「我和開希到了廣場指揮部之後,找人都找不著。」並以此來作對照,開希首先想到的不是保存自己這個「火種」。此證亦問題多多。首先,五月二十一日,「廣場指揮部」根本還沒成立;其次,如果劉燕只是口誤,而是說沒有找到「絕食團指揮部」的話,也有問題,因為絕食團指揮部設在絕食團廣播站,劉燕和開希去的是「學運之聲」廣播站,不存在找不到指揮部人員的問題,劉燕最多只能說「找不到北高聯的常委」,因為「學運之聲」是北高聯主要去的地方,而且,凌晨三四點,吾爾開希喊撤退前後,我就在絕食團廣播站,也沒見到她和開希來這邊。

最後,也最嚴重的是,卡瑪明知劉燕所稱的「廣場指揮部」不實––這一點,卡瑪在一次電話中也對我承認了,說她引用時也注意到這個細節––卻還要強行引用,又不作註解,為了證明吾爾開希的英明,以與指揮部作對照,是一時不慎呢,還是偏向一方?––無論如何,卡瑪用這種手法引用史料,選料是否公允,論證是否客觀?我質疑。

卡瑪徵引第一手材料,還算明智,沒下太多武斷的結論,只是在選材與論證上有偏頗之嫌;胡平引用第二手材料,急於總結別人的「道德」與「責任」,問題就更大了。

例如《北京之春》六月號上,胡平說:「重要的是領袖不能擅離職守而獨自求生。其它組織的領袖,由於不負有領導廣場的同學們的直接責任,若各自躲避,倒並無不可;負有直接責任的領袖們又怎麼能這樣做呢?」(五十三頁)此話不錯,但是,接著,胡平便提到五月二十一日那個決議,並指責柴玲「身為廣場示威者的直接領袖」,不該獨自求生。此言差矣。看來,從九○年三月起,胡平就從不放過任何機會,要把「讓別人流血,卻自己求生」的帽子,牢牢地扣在柴玲和指揮部的頭上,又在另一側面,去證明吾爾開希與北高聯的合理性。

可惜,這次胡平又搞錯了。其上述的論證,只說明他所採用的第二手材料一點也靠不住,說明胡平對八九學運所知有限,他正好把話說顛倒了––因為,五月二十一日的廣場上,柴玲和絕食團指揮部,早已隨著十九日的復食而不再是「廣場示威者的直接領袖」,而在當時夠得上這一稱號的,實際上正好是吾爾開希和北高聯,而廣場指揮部之接任,是在五月二十三號。

(七)胡平與鬥爭哲學

胡平在五年前的《反思》中,也有同樣的混淆和顛倒,比如他說戒嚴之前應當「見好就收」,尤其五?一八與李鵬「對話」就應當收,並把帳算到指揮部頭上,說沒能收是由於指揮部的阻撓。這也是顛倒的。實際上,正是絕食團指揮部(李祿和柴玲)在五?一九宣佈了復食,而我和北高聯的實際運作者王超華卻是在阻止復食的。

王超華當時聽到復食時,立即在學運之聲廣播:「現在雖然有一部分同學說復食了,實際上還有很多同學在堅持絕食。大家一定要堅守,我們要和這些同學在一起,為了保證這些同學的生命健康,為了我們的目的還沒達到,我們不能撤。」(《回顧與反思》第二百零五頁)

因此,廣場上的情況,遠遠超出了胡平的想像,哪裡是「不撤=激進,撤=穩健」這麼簡單的公式可以涵蓋?依此公式,王超華算激進還是穩健?王丹在吾爾開希喊撤退後十分鐘,當場宣佈開希喊撤,既不代表北高聯,也不代表絕食團。王丹是這兩個組織的骨幹,他又反對開希喊撤,那麼王丹算是激進還是穩健?最傾向於堅守廣場的外高聯主席連勝德,卻在六一早晨開記者會宣佈撤,也該算穩健派嘍﹗

胡平一心一意要在八九學運中尋找「激進派」和「穩健派」的決然對立,客觀上是在學運骨幹中製造分裂與敵對,是以為大家都有深重的名利心和懼怕擔責任,再用一種斷然的二分法來形成二元對立,從理論的深處講,並沒有跳出共產黨的「鬥爭哲學」,望胡平深思,望八九同學自重。

其實,八九學運一點也不像胡平所用的二分法那麼簡單。比如王丹,該分到哪一邊呢?又如我,雖在指揮部,之前也曾是北高聯的主席,又該分到哪一邊呢?王超華一直在北高聯,又真是與吾爾開希意見一致嗎?要知道,王超華最初通過北大籌委會去北高聯,正是由於柴玲在北大籌委會的引薦;而四月二十九日超華把我從北大叫去北高聯,也明說要我以北大常委身份換下開希,而且第二天改選果真換了下來,直到五月六日,我辭職復課。……

這些情況,希望胡平先生在深入調查研究之後,再來作總結不遲。此一諫胡平。

(八)四諫胡平

除了胡平二分法的問題以外,我對胡平的史證方法還有三點質疑:

第二,「歷史假設」問題。對歷史能否作假設來展開推論,史學界多取否定或懷疑態度。例如當代知名史學家余英時先生,在接受美國之音「六四」採訪時,便斷然否定了對歷史的假定的方法,特別是對「六四」的其它歷史可能性的假定。

然而,胡平則向來以歷史假定或假想為依據,來作推論和總結。如其五、六年前說「倘若屠殺(所謂「清場」)一直拖到天亮仍是遲遲不能成功,政局確有可能出現劇變」,因此在當時「見壞就上」才正確。又如今年他又說:「撤」很可能猶勝於「不撤」,因為「壞」總比「更壞」略好。並由此來論證廣場上要堅持不撤,便是「激進」,應該負有責任。

但是,正是胡平自己的歷史假定方法,將他自己陷入了矛盾的深淵。比如上述二句假定,便是自相矛盾的:胡平當年假定不撤才好,後來又假定撤了才好,結果是自毀長城,將他處心積慮構想出來的一套「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的理論,搞得連他自己也沒能自圓其說,不知該如何應用才好。

因此,對於歷史假定方法,若不是說絕對不可用,也小心為妙。此二諫胡平。

第三,「第二手材料」問題。胡平的理論,除了以歷史假定作空談與假想以外,還有另一面更嚴重的問題:慣於用第二手材料,又懶於求證,急於批評。

比如九○年三月,「六四」還不到一年,我和柴玲還在國內逃亡,胡平便匆匆在《中國之春》上發表了他那篇漏洞百出的《八九民運反思》。當中便對柴玲那個「遺言」作斷章取義的評論,乃今日「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之最初版本,是今日漸成氣候的聲討柴玲之始作俑者。然而,胡平那麼早引用柴玲的話,卻從來沒有看過柴玲的錄像本身﹗甚至連柴玲和任何指揮部成員,胡平也沒有對他立論之論據作過任何求證。這是今年六月三日《北京之春》主辦的討論會上,我當眾問知的。

胡平如果九○年找不到我們也罷了(當時李祿其實也在紐約),九二年胡平又將該文放進其巨著《中國民運反思》一書中,並在序言中稱他在出版前「又重新檢查了一遍,並糾正了原先排印中的一些錯誤,對文章內容未作修改。」依然對其論據之求證毫不放在心上。而那時柴玲就在離紐約不遠的普林斯頓﹗

而五年後的今天,胡平在《回首天安門》一文中大肆渲染柴玲「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堅持九○年《反思》一文的論證,對其論證方法還認為「談不上『斷章取義』」,「至少算不上什麼大毛病」,也依然在發文前不去向當事人求證,那麼,作為學者,胡平是否應該更加嚴肅一點呢?作為「民運理論家」是否應該更嚴謹一點呢?此三諫胡平。

第四,其實,最令我為海外民運捏一把汗的是胡平的功利意識。胡平在《反思》中,反覆強調「民運應有強烈的功利意識」,「沒有這種強烈的、自覺的、清醒的、現實的功利意識,我們就不是在搞政治而只是在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成。」(《中國之春》八十三期十六頁)

恰恰正是這種現實功利意識,這種政治化的總結歷史之指導思想,導致了《反思》一文的匆促上馬,也致使該文漏洞百出,而至今還貽害大方。這一指導思想,從胡文一開篇便是赤裸裸的,他說,雖然運動的許多重大事實尚未弄清,缺乏足夠的第一手資料,「然而,作為一場現實運動的投入者,我們有必要及時地對這場運動作出我們的回顧。」胡平對八九民運(尤其對學運)能作多少回顧,又作了多少,很難說,他實質上作的,恰是總結,而且是歷史的總結,這在《中國民運反思》一書的封面文字中,一目了然:「……我們必須要有自己書寫的歷史。」

要自己書寫歷史,野心也太大了一點,這是以前皇帝想做也沒有做到的。而胡平有此雄心,可見其「現實功利」與「政治」了。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太史公史記「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二十四史,皆述前而戒後,沒見過要「自己書寫歷史」的。於是,我愕然,在現代「黨史」、「派史」之後,竟然見識了民運理論家「自己書寫的歷史」﹗

我想,我夠不上「強烈的、自覺的、清醒的、現實的功利意識」,我也不懂怎麼「搞政治」,我只希望一條––實事求是。此四諫胡平。

(九)三點倡議

因此,我建議:

一、適時召集一個討論會,對柴玲錄像、李祿《移山》、卡瑪《天安門》作一深入的探討,由當事人和學者等諸方共同以嚴謹的態度盡可能地對一九八九年的歷史作些澄清和深入核實。此會建議由《北京之春》發起和主持。

二、民運團體成立長期的歷史調查機構,長期作下去,至少可以廣泛收集「六四」死難者的情況,及一九八九年的一些關鍵史實。

三、希望社會各界關注八九學生對史實的整理工作,並予應有的支持。最富歷史諷刺意味的是,一九八九年捐給學生的全球上千萬美元的捐款,皆落到了形形色色的非學生的政治團體手中,而九一年「巴黎會議」的八九學生只得到一九八九年捐款中來自全美學自聯轉交的幾千美元,連會議資料也無錢出版,最後由德國萊茵筆會整理出版,竟只印了二、三百本(《回顧與反思》),且多由幾位德國同學捐助﹗

今年五月二十七日,全球三十位八九同學開電話會議,共同發起一個「八九檔案」的全球電腦網絡,收集八九史料的計劃,望慧者助之。我受大家信托,承擔其籌建工作,茲留下我的E–mail地址:feng@ext.jussieu.fr望有心者聯絡。

一九九五年六月八日作於巴黎,一九九八年元月補正於巴黎

(作者按:九五年本文投給《北京之春》,胡平千方百計阻攔;七月號發表時又有刪節,尤其是第四節的其四與其五。一些詞句嚴重誤植,另外又將我沒有提到的「楊巍」也增加進去,實在令人難以置信。曾再三去函要求更正與說明,以便進一步與胡平作平等的討論,卻被置之不理。今據底稿補正。)
最后编辑时间: 2014-06-11 19: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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