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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封从德   質疑《天安門》 2012-06-04 17:45:08  [点击:51096]
小記:
這篇文章作於1997年5月,“六四”八週年紀念日在《世界日報週刊》發表。其中第一句「《天安門》是至今為止取材最為全面、剖析最為透徹的一部影片」,是那個時候說的。如今十五年過去了,有些刊物單獨取出這一句,卻隻字不提文章中大量的質疑(如轉述變自述、顛倒時序、移花接木等等不合紀錄片基本職業規範的手法),在推特和別的互聯網空間廣為流傳,是不是斷章取義、故意誤導,相信讀者自能明鑑。

封從德 記於2012年6月4日


獻身與求生的迷茫——對影片《天安門》史料根據的質疑

封從德
作於1997年


在有關八九民運的資料片當中,《天安門》是至今為止取材最為全面、剖析最為透徹的一部影片,這一點是本文作者一直在各種場合所肯定的。用了五年多的時間、花了一百六十萬美元,作者們的心血在讚譽面前是當之無愧的。本文不再進一步重複這一公認的褒揚,而是提出幾點質疑,與影片作者及有心人商榷。

首先需要說明我進行質疑的資料基礎。影片作者卡瑪九六年秋通過一位朋友轉給我該片的英文原版,共長三個小時八分多。雖然一年前我已從新聞中得知影片在美國上映的消息,但我首先看到的是十月初在法國電視台播出的法文版,我錄了下來,長二小時二十分鐘,比英文版短一些,總體印象也較溫和一些,祗是在一些關鍵字眼上的翻譯似又更為強烈。後來在無意間發現卡瑪他們在電腦國際網絡上的網面,從中取下影片的文本,與英文原版對照幾乎沒有差別。最近(今年四月)也是偶然讀到《九十年代》二月刊中的一篇文章,才知道又出了中文版,我托朋友從香港購來與影片同名的書,是明鏡出版社三月份才出版的,當中也有影片中文版的全文,與英文原版也幾乎無異,個別字眼似乎還要激烈些。為了讀者查詢方便,以下便主要參照這本書中的文本內容和頁碼。


一、用「蒙太奇」作「大手術」

蒙太奇(Montage)是電影製作中最平常的一種手法,說白了就是剪輯,將不同來源或同一來源不同段落的影視資料拼接在一起。這是節省篇幅、增強效果、突出作者觀點的一個常用技巧。《天安門》一片採用這種技術本來無可非議。不過它不是一部普通的電影,而是探討歷史真相的記錄片,並且影片作者又在各種場合都說這是一部「客觀的、理性的、照顧到了各個方面觀點的」作品,因此,它在運用「蒙太奇」手法時,就應當具有比一般電影更嚴格的前提條件,比如應該較為細致地介紹剪輯在一起的各個片段的基本背景情況,尤其是在作「大手術」時。

這種「大手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柴玲被某些記者抓住而簡化為「讓別人流血、自己逃生」的那兩段話。我們來看一看它是否作了必要的背景介紹。

先看剪輯的情況。

影片中柴玲那兩段話其實是由五個片段組成,為了敘述方便,姑且標為甲乙丙丁戊。以下是它們的全文:

(甲):最近我一直感覺到特別悲哀,而且同學,就他們本身的民主素質也是相當差的。而且說句實在的,在我倡議發起絕食這一天我心裡就很明白,不會有任何成果的﹗我早就知道,有些人,有些事業注定是失敗的。我一直清楚這一點,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在給大家一個堅定的形象——我們在爭取勝利。但我心裡很明白。

(乙):我就是越幹越悲哀。大該四月二十幾號時我就開始感覺到了。那時我想,我現在也想說但一直不願說,因為中國人不能罵中國人,但我不得不說,就是,有時候我想,中國人,我不值得為你奮鬥﹗(哭)我不值得為你獻身﹗(哭)可是我又想到這次運動的確還有很多很多的、正直的、有良心的學生、工人、市民,也有知識界的人……

(丙):同學們一直在問,「我們下一步要幹什麼?我們能達到什麼要求?」我心裡覺得很悲哀,我沒辦法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讓政府最後無賴至極的時候它用屠刀來對著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們真正才能團結起來。但是這種話怎麼能跟同學們說?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學,有一些什麼上層人士,什麼什麼人物名流,他們居然為了達到個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這個工作,就是幫助政府,不讓政府採取這種措施,而在政府最終狗急跳牆之前把我們瓦解掉,分化掉,讓我們撤離廣場。如果是這種同學們自我崩潰、自我瓦解這樣一種情況下,我們要撤回原地的話,他們就會把一大批這次運動中的先進的領袖,還有一些黨內的、軍內的、能與他們相抵制的、代表一些人民利益和呼聲的這樣一些人全部清洗乾淨。

(丁):所以,我覺得很悲哀。這些話,沒有辦法直接跟同學們講——就是說,我們就是要在這裡流血,用鮮血和生命來喚起民眾。同學們會這樣做,但是他們是年輕的孩子們……(哽咽)

(戊):記者你自己會繼續在廣場上堅持嗎?

柴玲:我想我不會的。

記者:為什麼呢?

柴玲:因為我跟大家不一樣。我是上了黑名單的人。被這樣的政府殘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這樣想。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說自私什麼的,但是我覺得,我的這些工作,應該有人來接著幹下去,因為這種民主運動不是一個人能幹成的。(《天安門》頁一七五至一七七)

這是影片中剪輯後的順序,而在原錄像中的卻是丙–丁–乙–甲–戊。前四段構成「讓別人流血」,尤其在丙段中;戊則是「自己逃生」。前四段相隔並不遠,丙–丁–乙–甲之間剪斷的時間分別是一分十七秒、二分四十秒和六分鐘,意思較為一致,我不明白有何必要這樣倒置,或許是為了拉近「期待流血」(丙)與(戊)「我要求生」兩處的距離,以增強反差效果吧。

問題最大的是在丁戊二段之間,剪掉的時間長達三十九分鐘,中間刪去八千多字。如果按丙處「期待流血」一句與戊「我要求生」一句來算,相差則是四十三分鐘,隔了八千九百字。(順便說一句,許多人將聯合報出版的《天安門一九八九》一書中的柴玲錄像談話當全文來看待。其實該書的這個文本只有七千字,而柴玲錄像全文卻是一萬三千字,刪掉近半;更不用說這個文本沒有介紹錄像的背景,也沒採用原來的對話體。)這麼大的刪節拼接,用上「蒙太奇」手法,一般觀眾是不易察覺柴玲那兩句話本來是隔得那麼遠的;而影片又沒在任何地方作出說明,這就導致了下面一系列的問題。

有趣的是,甲、乙、戊三段在一九九六年夏的法文版中消失,可能影片作者們也已感到剪裁得不妥。但是,在後來的中文版中又都重新出現了,因此,我要質疑:這麼長的剪輯拼接卻不作說明,是否符合歷史記錄片的標準?


二、作「大手術」而沒作必要的背景介紹

這還不是最嚴重的。如果說用「蒙太奇」作「大手術」而不作說明也不算犯規的話,那麼下面的情況可能就難說沒有問題了。很不幸,我也是最近才瞭解到這些情況的,這才大致弄清整個錄像事件的癥結所在。

癥結就在於影片作者對一些背景情況秘而不宣。首先是沒有介紹柴玲「期待流血」與「我要求生」那兩句話是對兩位不同的記者說的。(見「兩個採訪者,思路不一致」一節)

由此可見,柴玲「期待流血」和「我要求生」的那兩段話,本來是對兩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思路下說的,隔得又那麼遠;而影片和一些記者將它們剪裁在一起,卻又不向觀眾和讀者作必要的背景介紹,這種做法是否誠實、是否是對觀眾與讀者的知情權的蔑視,這是我所質疑的

順便提一句,十分有趣的是,法文的名詞分得出陰陽性,而該片的法文版又恰恰刪去了最後這一段(戊)對話,否則觀眾就會奇怪到底有幾位記者、是男是女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巧合。為何分不出陰陽性的英文與中文的版本沒有刪呢?


三、顛倒時間順序

卡瑪讀過金培力的手稿,應該清楚柴玲告訴金培力「南下計劃」在先,錄像在後。有關「南下計劃」的詳情與背景,我在影片定稿前的一些文章中已作介紹(《柴玲「遺言」之所指及其背景》和《背離歷史的歷史總結》其中對卡瑪有質疑)。但是,影片中卻是在引用錄像過後才說,「在採訪結束之後,柴玲委托這位美國記者將採訪錄像向世界公佈。她說,她即將離開北京轉入地下。」(頁一七八)明顯是將這一關鍵的時間順序顛倒了過來。

時序的顛倒可以導致問題實質的顛倒。比如中共的宣傳片說六三之夜是「先暴後鎮」,將軍隊開槍與市民燒軍車的時序顛倒過來,這樣一來,「鎮壓反革命暴亂」就不是沒有道理的了。同樣,在影片《天安門》當中,美國記者知道柴玲的「南下計劃」是在錄像之前還是之後,也並非無關緊要。如果金培力早已知道柴玲要離開北京是為了南下去發動全國更大規模的反對戒嚴、支援北京學生的運動,那麼,他對柴玲在錄像中的許多話就很容易理解了,尤其是考慮到她不能直接在這即將公開的錄像中透露這一保密而危險的計劃。這一時序是確定金培力與梁淑英在與柴玲對話時是否有同一思路的關鍵,也就是說,柴玲那兩句話是否可以剪輯在一起的關鍵。影片作者一方面對有二位記者的情況秘而不宣,將柴玲對不同的人說的兩句不同的話剪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在時序上作了顛倒的說明,客觀上進一步掩蓋了兩句話是不同思路的實質。

這一時序的顛倒因為影片下面的處理手法而得到進一步加強。影片接下說,柴玲在第二天夜間有個採訪,當中這麼一段對話:

記者:你是否想到今後通過什麼其他的方式來推動目前的運動呢?

柴玲:對,我有這樣的考慮,因為我覺得工作的重點已經不在廣場了,而應是在全國各地上。本來我有一點心願,我想我很希望到全國各地去走一走,甚至有可能到香港或別的地方看一看,究竟外面是怎麼一種局面,我要親自去看一看,然後決定廣場這個戰役究竟應該打多久,有可能出現一種什麼樣的效果。

和前面柴玲「說她即將離開北京轉入地下」一句相呼應。但是,這一段其實也正好可以用來說明柴玲五二八的錄像談話中隱含的「南下計劃」的思路。我不明白為何影片作者就是不把這一關鍵情況明確地向觀眾講出來。


四、用詞與翻譯的問題

《天安門》一片中用了許多模棱兩可的詞。比如上面的柴玲「說她即將離開北京轉入地下(Go underground)」。「轉入地下」既可理解為進行秘密工作,也可理解為私下開溜。尤其在影片剪輯的「我要求生」那一段之後馬上就說柴玲準備「轉入地下」,觀眾可能很難不理解為柴玲準備逃跑;加之南下計劃又被隱秘起來,「轉入地下」被大家理解為「進行秘密工作」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最嚴重的用詞問題是「期待」的翻譯。這在九五年五月已引起爭議,許多人批評《紐約時報》將「期待流血」中的「期待」譯作「期望」(hope for)而不是「等待」(wait for)。意味深長的是,有的民運理論家還去為這樣的譯法作辯護。他們的根據是:字典裡面的「期待」就是有「期望」的意思。有這個意思,但這個意思是不是「期待」一詞的全部含義呢?辯護者們不再說了,似乎解讀文本(text)全然可以不顧及背景(context)而任取一義。

影片作者卡瑪一直堅持這樣的譯法。實際上,早在九五年五月她便給我寄來美國廣播公司(ABC)Ted Koppel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底對柴玲錄像的引用文稿,當中譯的是「等待」(Waiting for);卡瑪在信中向我指出,這個譯法不對,應當譯作「期望」(Hoping for)。最近我從新出的《天安門》一書中讀到,也是在九五年五月,卡瑪給《中國時報週刊》的採訪中也持同一看法(頁三○○、三○六)。

說來很慚愧,我是最近才發現不能這麼翻譯的證據。許多人雖然直覺到這種譯法不會是柴玲的本意,但是因為沒有仔細研究過柴玲談話的全文,就不知道當時讀到的文本是經過刪節的;而恰恰是在這些被刪節的文本中漏掉了一段很關鍵的話,與「期待流血」那句話同一結構、同樣意思,當中用的字眼是「等待血洗」。因此,按照漢學考據方法或西方文本批判(Textual Criticism)中「以經解經」的原理,用同一文本中的「等待」來詮釋「期待」要比用字典裡的另一含義「期望」應該優先得多。

為「期望」譯法作辯護的人怕是更沒有耐心去研究柴玲錄像談話的全文。比如九五年六月三日在北京之春編輯部召開的討論會上,我驚訝地發現,就連那位早在九○年便在其《八九民運反思》一文中引用柴玲錄像談話內容並作深入批評的民運理論家也根本沒看過錄像全文﹗於是我對其「反思」提出質疑:反思要不要根據史實?

不過,最令人不解的是,仔細研究過柴玲錄像全文的影片作者卻自始至終都堅持將「期待」譯作「期望」,在影片的英文版中用Hoping bloodshed(希望流血、殺戮),而在法文版中竟然成了「盼望殘殺」(Espérons le carnage)﹗

至於「等待流血」,「等待鎮壓」,「不怕犧牲」,「獻身」之類,這是黨文化下的一些平常概念,一九八九年是天天掛在學生和知識分子嘴邊的,翻一翻當時的資料就不難看出的。遠的不說,即便是影片中令人感覺非常理性的梁曉燕老師,也提到五月十四日晚大家等待軍警清場時「焦慮不安的心情」:「怎麼還不來呀?」(頁一二六)影片在許多方面都有歷史性的透視和對共產黨文化的深入剖析,可惜對這種「等待流血」的心理似乎理解不深。而對「流血」的理解從其譯法來看,要比當時廣場上人們的理解嚴重了幾千倍——這樣說還不準確,因為「流血」與「屠殺」、「殘殺」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概念。


五、轉述變成了自述

柴玲在影片中的突出形象是「激進」。這一形象得到了一些特殊手法的加強,比如將間接引語變成直接引語。例如影片介紹絕食團指揮部成立經過時引用的柴玲錄像當中的一段(頁一二六):

「如果政府看著同學一個個消耗生命的話,那麼我們就採取更極端的措施,我們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夠忍心看著這些孩子一個一個餓死的話,那麼我們就作第一個死掉的人﹗」

這句話其實是李祿說的。我們來對照一下柴玲錄像中這一段的全文就很清楚了:

第二天早上我,還有李祿找到我,就是現在的副總指揮。他很痛心,他說,「如果政府如此無賴下去,這樣看著同學一個個這樣消耗生命的話,那我們就採取更極端的措施」,他說,「我們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夠忍心眼看著這些孩子一個一個死掉的話,那麼我們就作第一個死掉的人。」

可見,柴玲轉述的一句話被當作柴玲自己說的了。影片作者甚至極為細心地去掉了這段話中央的「他說」二字。把轉述變成自述在史料分析上應該是最忌諱的了,而且卡瑪自己就曾對李祿的影片《移山》有這方面的質疑(《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頁五十八–五十九),為何在自己的影片中又明知故犯呢?


六、李鵬與學生有「電視直播」的「公開對話」嗎?

李鵬既未與學生「對話」,那次見面也不是像民運理論家編造的那樣「現場直播」了。對「李鵬讓步論」、尤其是「李鵬與北高聯負責人公開對話了」之類的說法的駁正,見拙文《五一八李鵬與學生「公開對話」了嗎?》給出的九條根據,這裡不再重複。當時我還未讀到影片的中文版,祗是根據英文版判斷說:「影片《天安門》在這一點上要謹慎一些。」現在看來需要作些修正。

該片中文版中沒有用「公開對話」的字眼,確實比《八九民運反思》等文章要嚴謹許多。但是影片中卻說,「這次會見通過電視向全國廣播」(頁一三七;英文版和Internet網面都是a televised meeting),同時給出李鵬與吾爾開希的兩個畫面,許多人以為這就是一場「電視直播的公開對話」了。特別是這一段放在閻明復與學生的對話之後,更加強了這一印象。


七、五一四有「公開」對話嗎?

參見本書《五一四對話是「公開」的嗎?》


八、戴晴提了甚麼條件?

五一四晚,知識分子來廣場向同學們勸撤的情況,影片也隱匿了一個關鍵的地方。我們先看影片採用的當時的一組鏡頭(頁一二一–一二四):

戴晴:為了避免發生親痛仇快的事情,為了使中蘇最高級會晤能夠順利地進行,我們懇請同學們發揚這次學潮中最可貴的理性精神——一會兒我再說條件,如果條件符合的話——暫時離開天安門廣場。

影片在這裡插入吾爾開希的訪談,對知識分子將學生當小孩極為不滿。然後是蘇曉康面對廣場上十幾萬人的一個鏡頭:

蘇曉康:我們還有沒有這樣的理性啊?﹗

眾 人:有﹗﹗﹗

蘇曉康:那好﹗如果在政府作出讓步以後,我們能不能用我們的理性來回答他們呢?

眾 人:能﹗﹗﹗

蘇曉康:我的話完了﹗

接下來又是吾爾開希及王丹對知識分子不滿的話,當中王丹說「對不起,我沒有那麼高的理性,因為我沒有面對理性的對手﹗」最後是戴晴受訪時的總結:「我們當時的勸說失敗了﹗我說過這樣的話,我們知識分子夾在兩批人中間——那就是毫無理性的學生和毫無理性的政府。我們不知道怎麼辦。」

這樣,影片成功地塑造了「毫無理性的學生」的形象。但是,這一塑造本身是不是理性的呢?我們發現它缺了關鍵的一環:戴晴提出的撤離條件究竟是甚麼呢?如果戴晴提出的條件(即蘇曉康說的政府的「讓步」)符合情理的話,那麼學生當然就有「非理性」的問題了。然而,影片卻對此守口如瓶。實際上,當時戴晴提出的是:要李鵬或趙紫陽來廣場說一聲「同學們好﹗」,絕食便停止,大家就撤出廣場。難怪吾爾開希要抗議這是把同學當小孩來耍﹗

關於戴晴的建議,有好幾個版本的說法,但差異都不大,可以相互印證。戴晴:「讀畢《緊急呼籲》,由我宣佈撤出條件:總理和總書記來看望大家,同學們從廣場撤出」;陳小雅:「只要來站一下,不說什麼」;劉曉波:「來廣場與學生們見面」;蘇煒、王超華和我的記憶中也都只有「同學們好」。唯一的例外是包遵信的回憶,他說戴晴建議的是李、趙來廣場宣佈「同學們是愛國的」,且在建議前與學者們商量過。但戴晴自己都沒提到「愛國」二字,也沒提商量的事,蘇煒更因此而說大家都埋怨她,比如離開廣場後「李洪林還在喃喃地說:戴晴那樣說很不好,她不應該把學生當小孩一樣地哄,她說的那番代表我們十二人的話,也並不是大家早先商量好的。這個事情這樣一弄僵,往後這個中間斡旋的角色是誰也沒法當了。」可見,連十二學者內部也沒達成一致,那還怎麼勸學生?(詳情見《見好沒法收,怎麼辦?——答胡平公開信之三》第五節)

因此,影片刻畫學生「非理性」的處理方式是很值得商榷的。影片在後面批評「廣場營地聯席會議」不具備可靠的代表性,因為廣場後期的人員流動性太大(頁一三七),這很有道理。而在絕食之初的五月十四日,這個問題並不存在,柴玲在九一年的巴黎會議上兩次強調:十二學者到廣場後,各校代表六十四票中四十六票決定不撤(《回顧與反思》頁一三一,一三三)。這一情況未見報導,有待進一步的考察。不過根據最近發現的一盤當時的錄音帶顯示,就連目前大家公認的最為溫和、最有理性的王超華也認同了堅守廣場的意見。以下是超華當時在廣播站的聲明的全文:

王超華:同學們,由於政府現在這種態度——我是北高聯的常委——我希望同學們都提高警惕,做好一切準備。現在北高聯、對話代表團和絕食請願團以及廣大聲援的同學、以及市民們、各校的教師聲援機構,我們現在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我們的基本態度也是一致的: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堅持到最後勝利﹗

眾喝彩:好﹗﹗﹗

根據錄音判斷,時間是在錄音者標定的十五日零點零六分之後半個小時以內。在超華講話之前,有個同學代表幾位北大研究生還認為十二學者的建議很有理性,應當把他們請回來,但從錄音聽來,受到的響應遠不如超華。可見柴玲說的表決不是不可能。

總而言之,戴晴提出的建議太過輕巧,不僅勸不動學生,就連請他們來的王超華以及知識分子內部都沒完全認同。


九、其他問題

影片還有一些值得商討的地方,比如有一段用對比手法:先用一段柴玲六月八日的錄音講話對廣場屠殺的描述,然後馬上是侯德健那一段很有名且極有道理的話:「我們是不是需要用謊言去打擊那些說謊的敵人,難道事實還不夠有力嗎?」(頁二三二)這樣反襯的客觀效果是,《九十年代》的一位專欄作家在今年二月號上發表觀感:「影片直指柴玲說謊……」。實際上卡瑪在九五年就對柴玲在李祿那部影片《移山》中用直接引語方式轉述他人對屠殺情況的描述提出了質疑(《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頁五八–五九)。那是關於一個女孩擋坦克被碾的情況,是一位北大的博士生親眼所見而對我和柴玲講的。他是我的朋友,從當時他義憤而平靜的語氣來看,不會對我們說謊,因為那實在沒有必要。柴玲在六月八日的錄音中明確提到了這位博士生,說是聽他說的,這也許就是影片《天安門》最終沒有採用這段曾被質疑的話的原因吧。其實影片拿來與侯德健的話作反襯的柴玲的那句話裡,也都有「我們事後才知道……有人說……也有人講……具體的數字到現在我也不知道」這樣的申明,可見是不可以當作柴玲親眼所見來指責她說謊的。而許多觀眾依然覺得是柴玲在說謊,可見影片這種對比是多麼的強烈和不當了。

與影片作者的理解相反,柴玲作這個錄音的本意恰恰是希望外界不要誇大對屠殺的描述。六四之後我們一起逃亡,途中聽美國之音等電台,覺得有些離譜。我當時就有侯德健那種「難道事實還不夠有力嗎」的感觸。這也就是柴玲為何在錄音一開始就強調自己作為廣場總指揮「是最有資格的評論家」的原因。順便說一句,這個錄音是在武漢大學自治會主席李海濤的宿舍裡作的,是在我們要轉移之前一個小時才臨時決定的,因此倉促之中錯誤難免,柴玲也一直說對這個錄音不太滿意。李海濤立即複製和散發了一百盤錄音磁帶,為此他坐了三年牢。另一位自治會負責人很快將其中一盤帶到了香港,他就是大家知道的蔡崇國。

柴玲「聽說」的死亡數字從二百多到四千是相當寬泛的,今天看來,真實數字應當就在這個範圍內。如果與當時的一些報導對照一下便可看出,柴玲用間接引語的描述在當時還是較溫和的。吾爾開希幾個星期之後還在講:「六月四日那天,我在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時候,我清楚地看到了很多我的同學、我的同胞,他們被喪盡天良的,喪失人性的野獸、法西斯軍隊打的,用槍用木棍打的,很多人在天安門廣場死去了。我清楚地看見就在送我走的那輛救護車上,有一個同學腦袋、頭部和腹部中彈,頭部已經被他們打碎了,肚子還在咕嘟咕嘟地冒血。」這是香港電視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播出吾爾開希在離開中國後的首次錄影帶,影響也不算不小,又是「親眼所見」,又是現成的影視材料,內容也正好與侯德健否認看見廣場上死人的說法相對立;而柴玲的那段,不僅是轉述,而且還祗是錄音,我不明白為何影片作者就選用了後者。

影片系統性的偏向,我將另文詳述。其它一些更細致的問題,比如忽略了知識分子激進思潮對廣場上的激進傾向的影響,也幾乎看不到「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的作用等等,限於篇幅,這裡從略,以後有機會再詳細分析。

影片作者的Internet網面上也有一些問題,比如英文版那一面沒有柴玲錄像談話的全文,卻有成百上千人批評柴玲的觀感,也就是說,他們當中絕大多數也是沒有機會瞭解談話全文的情況下發的議論,影片作者卻正而八經地收集在一起。而在中文版這一面,「全文」也不全,刪掉了柴玲講述家庭與父母的一段話,當中有一句:「我很想活下去,都是為了他們(父母)」。這一句對於理解柴玲為何希望求生不能說沒有意義。影片作者在這個刪節處註明了一句,「因柴玲要求,此處刪去約二百五十字」。我還很奇怪,不是說柴玲拒絕卡瑪的採訪嗎,何以又去要求甚麼呢?我一直以為柴玲真的為此與卡瑪有交涉,但最近要將整理的全文發表而去詢問柴玲是否同意全文照發時,才聽她說根本沒有那麼一回事。這裡所謂「因柴玲要求」,其實就是錄像原文中的話,這樣的要求在錄像原文中又不是只有這一處(特別是「我要求生」那一段),為何別的地方不刪,偏偏刪去含有這麼關鍵的一句話的段落呢


十、對柴玲錄像談話的幾點批評

如果只對影片進行批評也是不公正的。這裡我要重複文章開頭的話:《天安門》是至今為止取材最為全面、剖析最為透徹的一部有關八九民運的資料片。實際上它也很正確地指出了八九學運中的許多缺失。這裡就提出我的一些理解。

影片的一個重大貢獻是為八九民運提供了一個較大尺度的歷史透視,尤其是與二十多年前的文革和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的對照。稍有欠缺的是沒有指出許多廣場學生(包括我)激進的「救亡」、「啟蒙」與全盤西化思潮的直接來源,即八十年代中後期一些知識分子的言論,尤其以劉曉波、方勵之、《河殤》、《醜陋的中國人》等為代表。影片中知識分子這方面的言論幾乎看不見,在一九一九年五四的「救亡」之後,陡然就跳到一九八九年柴玲「這個國家快亡了」的呼喊,大有空穴來風的感覺。

廣場學生正是從八十年代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價值轉型期的混亂造成我們思想上的迷茫。柴玲錄像談話正是這種混亂最好的例證。比如「獻身」與「求生」的衝突,前者是黨文化下的產物,而後者則不能不說與開放後新來的個人主義思潮有關,哪怕是對個人主義的誤解。柴玲也是絕食書的主要作者,當中有一句向父母告別的話:「別了,父母﹗忠孝不能兩全。」「忠」是對國家和民族的,與「獻身」相連;「孝」則是對父母的。顯然當柴玲在五月十三日唸絕食書時是將為國獻身的「忠」看得高於「孝」的,但是,十五天後,她在錄像談話中則發出「我要求生」的呼叫,並且說「我很想活下去,都是為了他們(父母)」。可見柴玲當時價值觀的混亂。

這一混亂造成了「忠」的對象的模糊不清。一方面在尋找中國的「希望」,要「喚醒民眾」;另一方面卻對「中國」、「民眾」這些「忠」的對象又無徹底的信任。錄像中柴玲重複了《絕食書》的一句話,「我們要看一看人民的面孔,看看中國到底還有沒有良心」;因為運動中的一些人和事,導致柴玲在錄像中發出「中國人,我不值得為你獻身﹗」的哭訴。

這種價值觀的混亂,並非柴玲所特有,九一年拙文《反思中的困惑》曾就缺乏堅定的價值系統和信仰發出感嘆:我們祗是在一堆矛盾的選擇中避重就輕。實際上,當時許多「學生領袖」也是徘徊在「獻身」與「求生」兩難選擇之間的,具體事例這裡從略。

柴玲錄像談話中另一個明顯的矛盾是:一方面批判中共的「封建大一統統治」,另一方面卻說「維護廣場指揮部的統一領導這是對的」。其它思維混亂的地方還不少,暫也從略。總之,柴玲似乎是將成長過程中吸收的許多思潮都濃縮在這篇談話裡了,也許當時她自己都沒感覺到自相矛盾的地方是那麼多。

問題是,柴玲這些激進思想和混雜的觀念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影片《天安門》可能限於篇幅,無法面面俱到,這是不應當吹毛求疵的。不過,這確實是以後類似的史料片或論著值得留心的地方。

(一九九七年五月七日於荷蘭萊頓大學,一九九八年元月補正於巴黎南Cachan)
《世界日報•世界週刊》一九九七年六月四日
《天安門之爭》(香港,明鏡出版社,1998)第35-46頁。

最后编辑时间: 2012-06-04 21: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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