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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封从德   民主如何鞏固?——試析辛亥革命中的「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論 2012-05-23 10:58:28  [点击:22135]
民主如何鞏固?——試析辛亥革命中的「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論

作者:封從德

民主轉型大體可分三個階段:自由化、民主化、民主鞏固。中國即將進入民主化階段,這是很多人的感知。如何爭取民主化的早日到來?建立起民主又如何鞏固之?參考歷史的經驗教訓,許多人做出各種思考。近年來一個比較普遍的誤讀,是對百年前辛亥革命過程中孫文及其學說的作用的「反思」。我在2011年初《黃花崗》雜誌第35-36合期上曾發表一篇長文「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細論孫文在辛亥革命的前期及初期的具體作用,尤其是武昌起義中的骨干隊伍及指導思想與他的深厚關係。本文將處理的是孫文在百年前中國進入民主化中期的作用,主要分析為何其作用未能充分發揮,以至於剛建立起來的民主未能鞏固,很快就坍塌了。這裡面的因素很多,本文僅就「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論略作分析。

「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論由章太炎提出。章是古文經學學者,性情極古怪。他將四個女兒分別以叕、㸚、㠭、㗊命名,據說當中三個很晚未能出嫁,沒人敢提親,怕讀不出這些字,老頭急了,才借一次宴會說出名字的唸法。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對宣揚民族革命有相當大的貢獻。如今知道《訄書》的人恐怕不多,但對《革命軍》則耳熟能詳。章為這本類似美國革命前《常識》一書的小冊子作序,並在《蘇報》發表,同時刊出〈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高倡排滿革命痛斥保皇改良,直呼清帝「載湉小丑」,為此繫獄三年。1906年夏出獄後,章太炎赴日參加了同盟會,並任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的主筆。

由於性情古怪自視甚高,章太炎與大凡交往之人皆易鬧翻。譬如和康有為、孫文。章在1898年底曾尊康為「哲人」、「君子」、「老聃」,貶孫文「瑣隸」、「不足齒」、「馬醫祠祆之徒」。又將二人比作「輿薪」與「秋毫」,稱康更為世人矚目,「百日之政,粲然見於記載」,一旦「柄用」,保皇改良必將大行其道;而貶低孫文「醫藥小技」,即便「鼓動黔粵之民,一旦果能揭竿而起,其有益於中國與否,尚未可知」。此時,章太炎尊保皇貶革命的立場顯而易見。然而不過一年多,章即與康鬧翻,轉而投向孫文革命黨,於是就有〈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主筆《民報》等等。可是又不到一年,稍不如意便對孫文惡語相向。1907年初,日本受清庭壓力驅逐孫文,但給了孫一萬七千元。孫當時急於發動起義(那年一口氣發動了四次起義),只留二千給《民報》。章勃然大怒,滿世界寫信指控孫文「貪污」,阻止各地捐款,從此與孫對立,甚至從同盟會分裂出光復會並自任會長,直至孫去世時的追悼會也不放過,還送對聯惡語譏諷。

「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論在武昌起義後一兩個月流傳開來。1911年11月15日章太炎從日本回到上海,不久便高唱此論,得到原體制內的立憲派、舊官僚、舊軍人如張謇、湯壽潛等人同聲附和,造成相當影響,唱衰同盟會,吹捧袁世凱,以至許多革命黨人也動搖了。比如汪精衛。汪此時聲望極高,謀刺攝政王的義舉及獄中賦詩,一時為人傳誦。汪出獄後與袁世凱交往甚深,在袁及楊度等人面前與袁長子結拜,無異於認袁為干爹。汪自稱民主立憲黨人,和君主立憲党人楊度聯合發佈國事共濟會宣言,與「軍起黨消」論不謀而合。汪表面是南方議和參贊,實則偏向袁世凱,並影響到革命黨高層如黃興等人。汪指責孫文「你不贊成和議,是捨不得總統嗎?」黃興則「忍辱勸孫將總統禪位於袁」。

後來孫文回憶道:「十二月間我到上海,有一種很可怪的意氣,此意氣為何?即是一班官僚某某等及革命黨某某等人所倡言的『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是也。當時這種言論的意氣充塞四圍,一倡百和,牢不可破,我實是莫名其妙,無論如何大聲疾呼,總喚不醒。所以後來革命黨的失敗,都是在這句話上面,這是我們大家不可不徹底覺悟的。現在的中華民國只有一塊假招牌,以後應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夠做成一個真中華民國。但是我以為無論何時,革命軍起了,革命黨總萬不可消。」

孫文這番話,提出了「辛亥革命帶來的民主化為何未能鞏固」這一重大議題。同盟會本有既定方略,早在1906年《軍政府宣言》中,孫文就把民主革命程序劃分為軍法之治、約法之治和憲法之治三個階段。軍法階段乃「軍政府督率國民掃除舊污之時代」,約法階段則由「軍政府授地方自治權於人民,而自總攬國事」,憲法階段以憲法為據還政於民,「軍政府解除權柄,在憲法上國家機關分掌國事」。比照辛亥革命時的情況,顯然不堅定的革命黨人及附議革命的立憲黨人,拋開孫文的三階段論,在革命軍政府尚未穩固,尚未做到「率國民掃除舊污」之時,便急切向舊官僚過度妥協,幻想着直接進入約法之治,結果給舊官僚以可乘之機,致使專制一再復辟,民主最終坍塌。近年來,中共專制體制內文人大規模「反思」孫文,在缺乏學術自由的大陸「學術刊物」上發表大量文章,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論背書。下面就百年前此論鼓吹者及近年背書者的大致論點稍作分析。

一、兵力不濟說——革命黨武力不足以與袁世凱北洋軍對抗。此論似是而非,未能動態地看問題,只知初一不知十五。實際上,「軍起黨消」論興起前,11月4日上海已經光復;此論發出當日(12月2日),南京即已光復;不久後南北議和,18行省中13個獨立,袁世凱只能控制5省,而其中3個都曾獨立(山西、山東、甘肅境內寧夏地區)。北洋軍雖精銳強悍,但清廷已是強弩之末。其一,海軍幾乎全軍倒戈,長江流域和東南沿海可由革命軍牢牢掌握;二,北洋軍內部也有很多革命黨,如吳祿貞(第六鎮統制)、張紹曾(第二十鎮統制)、藍天蔚(第二混成協協統),他們在北方發展的同盟會掌握着三萬以上的新軍,另外還有一些地方武裝,雖然他們發動的灤州兵諫失敗,但革命黨勢力仍在,隨時可能反正;三,北洋軍也開始動搖,逃降民軍者「不計其數,軍心已失,萬難續戰」(段祺瑞告清廷電),無法續戰應屬誇張,逃降卻是事實;四,與孫文歸國途中外交努力及之前同盟會《革命方略》中正確的外交政策有關,列強一直保持中立,並停止貸款給清廷,袁世凱「借款屢議,迄無所成」,北洋軍喪失了繼續作戰的財力,而革命軍坐擁南方富庶地區,持久戰對革命軍較為有利;五,綁在皇權專制戰車上的袁世凱北洋軍逆歷史潮流而動,在政治上處於劣勢,如果革命軍堅持下去,北洋軍必將人心渙散分崩離析。



二、避免流血說——革命黨的妥協以很少流血的代價,換來迅速推翻清廷。此說雖從短期來看確有一定道理,但就長期而言,其負面後果卻很嚴重,致使廣義的辛亥革命並未完全成功,三大主義只完成了民族主義,剛建立起來的民主卻未能鞏固,最終竟至崩潰,集權專制肅殺的陰霾至今籠罩着中國大陸。由於舊官僚和軍閥勢力未消,反倒是革命黨消、革命軍也消了,結果為隨後專制的不斷復辟、軍閥混戰、蘇俄介入、日本入侵、中共崛起,埋下了禍根。可以說,辛亥革命「成也民族主義,敗也民族主義」,推翻滿清達成民族主義的迅速成功,反倒障礙了民權主義的申張,最終也未解決好民生問題。提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論的章太炎,其實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除了濃郁的排滿情結和簡單片面的種族革命主張,對民主政治並無深刻認知與信念。和章一樣,許多革命黨人和倒向革命的改良派,滿足於「光復漢族」(光復會綱領),卻對民權主義缺乏信念與追求,因此對袁世凱一類舊官僚缺少警惕,甚至混跡其間以圖分一杯羹。後來革命黨乃至改良派的慘痛遭遇證明這是多麼的糊塗,也印證了孫文確有先見之明。對比美國革命,七年戰爭美國人民雖付出巨大代價,但終能「畢其功於一役」,民族獨立,民主鞏固,從此便能突飛猛進,民生幸福。反之,設若美國革命黨人在戰略相持階段的1778年接受了英國皇室的和平使者(這時英皇已滿足美國革命初期的要求,廢除了強製法令和茶稅法),何以有美國今日之成就?

三、民主政黨說——同盟會屬革命黨,而革命黨非政黨,應該天下為公,反對一黨專政。此論不僅似是而非,而且是對章太炎的憑空拔高。章追求的並非憲政民主,他在《民報》發表〈五無論〉,提倡「無政府、無聚落、無人類、無眾生、無世界」的虛無社會。章甚至認為共和政體不如專制政體,推翻清朝後中國還是行君主專制為好。就在提出「軍起黨消」論的前一個月,章還連續發表〈誅政黨〉,猛烈抨擊政黨政治;而出此論後不久,便又跳到另一極端,另組了擁護袁世凱的一系列政黨。如此極端跳轉,除性格因素外,或與其無政府主義難以找到着陸點有關。章確也曾倡言直接民權,但因無政府,不過是空想的大民主,而大民主在實踐中往往是協助時代強人奔向專制的直通車。「軍起黨消」論也並非「反對一黨專政」,實際是要取消同盟會,取消革命黨,甚至取消革命軍,卻獨獨不取消袁世凱的北洋軍及其政黨勢力——1912年1月,張謇致函黃興稱「統一最要之前提,則章太炎所主張銷去黨名為第一」;2月,黎元洪則進一步要求「革命軍消」。章太炎反對同盟會,主張「黨消」的同時,自己卻與倒向革命的立憲派和舊官僚,如張謇、湯壽潛、程德全、黎元洪、湯化龍等人,相繼組建中華民國聯合會、統一黨、共和黨、進步黨等政黨並擔任要職。章在袁世凱政府中謀得職務一段時間後,才發現袁並非「天下為公」,最終也和袁鬧翻。

通觀辛亥革命的全過程,起初革命黨鼓動新軍反正,吸收立憲派和舊官僚參與革命,以推翻清廷,本是正確的策略;但後來革命黨不應將領導地位拱手相讓,革命軍不應過早解散;而應該立即加強政治動員、完善各獨立省份的稅收系統、沒收舊官僚的大部分財產來提供充足的財源,以維護軍政府,加強革命軍,從而有實力在對等條件下和北洋軍一道將軍隊國家化,並應堅持定都南京、用臨時約法牢牢限制獲取大總統職位的袁世凱膨脹的野心。可惜,後面這幾點在當時未能做到,究其原因,一是當時太多人滿足於達成民族主義,而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尚未深入人心;二是當時中國社會民主根基太薄,美國革命前美洲殖民地已有地方自治的民主架構,因此革命後民主較易鞏固,而中國則缺此優越條件;三是革命組織缺乏強有力的中央,以至各自為政,同盟會的革命方略未能切實執行;四是倒向革命的立憲派和舊官僚的搖擺與投機心理。

鑑古以察今。百年後的今天,我們檢視歷史,還是為了在即將到來的新時代民主革命中,吸取經驗教訓。這裡,我想提出一些想法,就正於大家。一,孫文提出的完成民主革命的三階段論,即軍政、訓政、憲政,有其重大的現實意義。中華民國在台灣最終走完了三階段的全過程,證明是走得通的。而這三個階段每步都得走穩(但不必時間很長),才不至於亂了陣腳,給強人野心家以可乘之機。二,「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論在軍政時期尚未成功、舊官僚掌握的私家軍並未置於國家憲法之下,也就是軍隊國家化尚未達成之時,就冒然取消革命黨的領導地位,歷史已經給我們展示了血的教訓。革命黨轉化為民主政黨,應在訓政時期開始,在憲政時期完成;而在軍政時期則應該牢牢掌握民主化的主導權。否則,不僅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出現舊官僚復辟專制的教訓,蘇聯解體後也大量出現舊官僚操縱民主的現象,以至於難以達成完整的憲政。三,穩步的三階段民主革命,是社會各階層多贏的方案,而舊官僚復辟則會導致多輸的結局。其實,辛亥革命民主未能鞏固,不僅革命黨受挫,民眾遭殃,原體制內的改良派亦最終得禍。如今的中國,需要的正是孫文所倡導的國民革命這樣溫和理性的民主革命,以達成社會和解與轉型正義。我們應該避免兩方面的惡質轉化:新的強人專制,或暴力復仇革命。四,回歸1946年憲法,可能是民主革命前最易達成的共識,及民主革命中最易落實的法統回歸;而以驅逐馬列、復興中華、民族平等、國家統一為核心內容的新時代民族主義,及憲政民主、轉型正義、均富公正為核心內容的新時代民權、民生主義,則將是新時代民主革命的主要動力。因為直接繼承辛亥革命法統,加之在台灣的成功實踐,四六憲法最易成為新時代民主革命的共識,屆時必將有益於迅速穩定局勢、鞏固民主。

長期以來,中共對中山先生一直採取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策略,抽象肯定是為了爭奪正統,具體否定則是為了防止革命。仔細檢閱近年來有關「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論文,我們會看到幾乎都是中共體制內文人在憑空拔高章太炎、袁世凱,而貶低孫文等堅定的革命黨人。這可能源於對民主轉型的焦慮,擔心爆炸式革命的清算;也可能是在為奪取民主革命果實做鋪墊,首先唱衰革命,唱衰不成則篡奪革命果實,讓體制內舊官僚佔據革命主導權。中共體制內文人對「軍起黨消」論牽強地作「民主政黨說」解讀,甚至宣稱是為了「反對一黨專政」,這實在是對中共一黨專制的極大諷刺,其實還是為了否定民主革命,鼓吹取消革命黨對民主革命的領導地位,試圖為舊官僚權貴留一席之地甚至喧賓奪主、復辟集權專制而製造的輿論準備。這些輿論聲勢浩大,很多民運人士也深受影響,甚至輕率附和。對這一傾向,民主革命者應予以充分重視。相應地,新時代民主革命應盡快爭取事先達成、並大力宣揚兩項基本共識——結束一黨專制、回歸四六憲法。

民國101年5月於舊金山灣區

(作者是八九民運參與者、「六四檔案」主持人、「孫文學校」創辦人)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May 2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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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编辑时间: 2012-05-23 15: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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