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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下里巴人2   昭明:官场观察工作室的昭明是谁——答朱学渊兄 2012-02-22 10:19:59  [点击:6974]
官场观察工作室的昭明是谁——答朱学渊兄/昭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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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场观察工作室 昭明
    
    (作者前言:本篇文章旨在回应朱老对于本人另一篇文章的评论,早就写好,压了一段时间。迟迟未发的顾虑,是因为文章涉及到一段关于胡锦涛与曾庆红的党内密史,知之者甚少,当事人又都守口如瓶。在胡锦涛彻底整垮上海帮与太子党之前,讲出这一段党内密史,时机是否合适,是笔者的主要顾虑。但再不回应朱老的评论,就要一年了,显然太不恭敬了。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朱老比胡锦涛与曾庆红更为重要,所以干脆发吧,对于涉及胡、曾的那一段党内密史,多少透露一些,但还是作了不少保留,留待以后找机会再讲。)
    
    朱老(朱学渊)的学问大,连法国总统总统萨科齐是中国北方民族少皞氏的后代,都能考据出来,佩服!很爱看学渊兄的评论,用语简练,但均能打中要害。年初,习近平在墨西哥口出狂燥之言后,学渊兄就下了断言,此人的接班地位要出问题。果不其然,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接班军委未遂。原本应涉及下届党代会人事安排的四中全会,居然不涉及高层人事安排,本身就能说明其中的问题之大。所以,能成功预言习近平接班地位几成问题,有学渊兄一份功劳。
    
    
官场观察工作室的昭明是谁——答朱学渊兄/昭明

    著名旅美学者朱学渊标准照
    
    也是在年初,习近平外交失分前,笔者随笔写下文章《论党内斗争残酷性》,分上、下集,()放在博讯上。学渊兄以《昭明奇論,春秋微義》为题,作了一个简短评论(见附后文章),将《论残酷性》一文形容为“奸佞本色”,将作者本人定性为“诲淫诲盗”。在此,向学渊兄表示,完全接受这个定性与定义。
    
    可能是学渊兄觉得单以‘上、下’二字来形容文章的两个部分,不足以表达文章里人物事件的奸佞本色,倒是更愿意将文章以‘春、秋’二字来作比拟分割。好吧,也罢!这在笔者看来,已经是高看本文了。但学渊兄接着又以‘微义’二字定性,无论是定性本文,还是定性文中涉及到的我们党的脏滥事,都已‘过’了。
    
    何为‘春秋’?是孔子对发生于当时国内外大事的重点记载与定性,并非是单纯地书写记载历史,所以孔子特别取了个名字叫‘春秋’。后人对孔子的‘春秋’定性为‘微言大义’,是指孔子往往只用一个字(也就是微言),将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物,定在历史的光荣榜,或是耻辱柱上。孔子的‘春秋’,突出的是‘微言’。失去了‘微言’,就不叫‘春秋’了。然而,在‘微言’的背后,却体现了一套孔子建立的价值标准。孔子著‘春秋’的目的,就是要将这一套价值标准流传后世。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并没有将这一套价值观直白地书写出来,并没有落实在一页纸几行文字中。这同时也就是老子讲的‘不言之教’的道理,因为孔子预见到了,那样一来,摆在明处,又得被那些道貌岸然的什么帝王将象、主席呀、领袖们、什么第一、二、三、四代核心们盗用,给后世领导们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脑子男盗女娼的机会。相反,孔子将这一套价值标准(也就是大义)镌刻在‘微言’中,用之于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定性,使之无法被盗用,或是私挪它用,这更能体现圣人的情义——‘著春秋,乱臣贼子惧’。如此看来,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的一席话,他是听进去了。这也是为什么孔子在易经系辞中的感慨,“作《易》者,其知盗乎?……。慢藏诲盗,冶容诲淫。”这句话也是学渊兄称本文作者‘诲淫诲盗’的出处。
    
    孔子自己讲“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这是指《春秋》内涵了孔子欲流传后世的一套价值标准,所以叫‘知我者春秋’。如果后人对这套价值标准产生质疑,那么《春秋》也就成了批判、定罪孔子的历史证据了,所以叫‘罪我者春秋’。大家还记得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吗,就是这个道理。毛主席,一方面的确不同意孔子的价值标准,恐惧后人会按这套价值标准评价毛自己(刘少奇曾专门利用此点恐吓毛主席,‘大跃进中死了那么多人,你我是都要上史书的’);一方面是借批周公、孔子,批残留在周恩来骨子里的那一点点的儒家的传统价值观,来达到防止总理日后从组织上否定自己。毛主席对王海容讲话,“总理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这个结论,就是从周恩来思想深处残留的那一点点难以完全割舍的儒家传统价值观而来。只要周恩来在思想上有这那怕一点点的价值标准残留,毛死后,周在组织上是必反。但周恩来来了一手以柔克刚,明知这场运动是冲着他来的,但却故意不捅破,作明知故问状,“批一个两千多年前的死人干什么?”。这场运动中,总理竟然未被打倒。毛主席,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既然运动无法打倒总理,就从其健康、医疗方案入手,最终得让总理死在主席前面。以上,有关对‘春秋微义’的引伸讲法,独此一家,别无分号。有心的读者,注意以上这几段的引伸讲法,反复阅读,理解并记住,人死后虽不能保证一定能升得天堂或是渡达彼岸,但最起码可以去天堂转一圈,作为面见孔子他老人家的敲门砖。
    
    活了这把年纪,有些事看得太清楚太明白,反而觉得人生就这么回事,没什么味道了。原本想把这些压箱子底的玩意都带进棺材里,没想到让学渊兄的一篇评论给引出来了。啰嗦这么多,就是想说明,孔子用语简练,但却饱含情义,仅一两个字就可以将复杂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定性,体现出孔子欲流传后世的一套价值观、价值标准。反观笔者的所有文章,啰啰嗦嗦,讲了这么多,事情还没搞掂,所以实在称不上‘微言’。当然,笔者的文章,更不要提有什么价值观与价值标准,通篇的权力争斗、阴谋、权术、诡计、奸佞,所以哪里来的‘大义’。
    
    再看孔子的文章,流传后世二千五百年,超越时间障碍的限制,读者数十亿遍及世界,超越空间物理障碍的限制,这就是‘微言大义’的魅力。而笔者的文章,读者就那么一两个,其中还包括朱学渊,剩下那一个估计是博讯的韦石,所以实在不可用‘微义’二字形容笔者,或是笔者文章中涉及到的党的那些脏烂事。用‘春、秋’来比拟分割笔者的文章,就已经是诚惶诚恐了,哪敢受之以‘微义’二字。圣人就是圣人,俗子就是俗子,俗子岂可冒用圣人的名号!
    
    尽管后世许多史学家效仿孔子‘春秋微义’的笔法,但在笔者看来,能称得上‘微言’的只有一位,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他在《留候世家》一卷里,最后讲到:
    
    “会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强听而食。”“后八年卒,謚为文成侯。”
    
    司马迁用一个‘强’字,一是吕后‘强食之’,二是张良‘强听而食’,指明了加害张良的凶手,是吕后,为张良之死这一段公案画上句号。
    
    张良其人,运筹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屡出奇谋,屡屡将刘邦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出奇制胜。刘邦一统天下称帝,张良也因此封万户,位列侯。然而原本是君臣共享富贵的时候,张良却‘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乃学辟谷,道引轻身’。刘邦也明白,这是张良对他和他老婆有看法,怕日后伴君引祸上身,所以闪了。好在高帝是个明白人,张良要害他早就加害了,不必等到帮助自己成就帝业后再加害。再加上自己身边文有陈平,武有周勃,所以并没有为难张良,而是随其自由。这多少也体现出高帝的为人,有明白、厚道的一面。
    
    然而,吕雉就不同了,个人大权力欲极大,深恐刘邦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自己也就会因废立太子,而在刘邦死后失去对权力的控制。吕雉命自己的兄弟吕泽劫持留侯张良强问计策,“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
    
    张良不想搀和刘邦的家务事,推脱到:“情急之中身困险境,刘邦还会用我的计策,但现在天下安定,废立太子是刘邦的个人喜好之事,都是父子骨肉之情,就是有一百个张良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吕泽一看张良耍滑头,不依不饶,威逼张良,“为我画计”。张良一看躲不过去了,否则会有性命之灾,被迫献计,要吕后请来商山四皓,为吕雉的儿子站脚助威。
    
    刘邦见到此四人,大惊。自己屡请不到的四位大贤,如今被太子请来,对戚夫人讲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
    
    吕雉明白,张良已经预看自己日后会擅权,这次如果不是威逼张良,他是不会出此奇谋的。这个张良,运筹帷幄、决策千里,有这么大本事,但却不肯为自己所用。若是刘邦死后,自己要篡权,这种人自己怎么驾驭得了。张良能为刘邦出奇谋灭掉楚霸王项羽,又能出奇谋使得刘邦放弃废太子的念头,但却对自己兄怀怨望,还会辟谷长生不老术,一来是自己活不过他,二来若是日后再为刘邦其他儿子出个奇谋,自己不是要死在他的计谋里,所以刘邦若驾崩之后,张良必除。
    
    吕雉有了这个加害张良的想法,但在语言上却另有一套。刘邦一死,她立刻把张良召来,对外宣称,张良对刘家功劳大,为了感激他对刘家的恩德,专门宴请张良,专门摆了一桌子酒肉。张良最初以为吕雉不明白,还向吕雉解释,修炼辟谷术的人不能进食,尤其不能进食油腻荤腥的食物,否则对身体不利。然而吕雉早就有备而来,巧言到:人生一世,正如白驹过隙,何必自讨苦吃到如此地步。翻译过来就是,今天你吃也得给我吃,不吃也得给我吃。你张良想长生不老,想活过我,没门。今天你是死也得给我死,不死也得给我死。你规规矩矩按照领导的意图,你死了,我会厚葬你。若是不按我的意图,我会诛你九族,你别自讨苦吃。
    
    张良是何等聪明之人,立刻体会了领导的用意,吕雉若真是出于善意,要感谢自己对刘家的恩德,就不会强人所难。今天吕雉强人所难,根本不是什么感恩,分明是饱藏祸心。这是自己大限将至,只能应劫,所以张良‘强听而食’。果不其然,大鱼大肉吃完,张良身体就垮了,道家卫生、养身、长生功力尽废,八年后就去世了。吕雉感到少一威胁、除一心病,所以厚葬张良,授其谥号文成侯,以掩盖其饱藏的祸机。所以这就是司马迁的春秋笔法,尽管吕雉花言巧语,用感恩的名义宴请张良,尽管吕雉厚葬张良,谥号文成侯,但用一个‘强’字,将整个案子翻了过来,将吕雉定性为加害张良的凶手。后世人大骂吕雉,也就不足为奇。如此看来吕雉的这一手,让一个辟谷之人专食油腻荤腥的食物,是身边的中央保健局医疗专家教的。
    
    两千年后,也就是1972年5月,毛主席得知周总理患病膀胱癌,尚属早期,如及时治疗,会有百分之九十的治愈率,一旦错过时机,发展成晚期,就任谁没救。但是党内却有一条不成文的奇怪的高级干部保健制度规定,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病方案,必须经由毛主席批准后才能实施。然而毛主席的态度令人玩味,透过汪东兴强压负责周恩来保健的专家组: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二、不要检查;三、不要开刀;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这里的疑点颇多:一、若是癌症晚期,此人根本无药可救,对其本人保密,还能算是出于善意。问题是,总理的癌症是早期,治愈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正是开刀积极治疗的好时机。而此时毛主席透过汪东兴要求对总理与大姐保密,坐看周的癌症病状从早期转变成中晚期,谁都知道晚期癌症患者大限也就是三个月,所以毛的对周保密这一手,恐怕不能说是善意吧!
    
    二、毛明确讲“不要检查、不要开刀”,说白了就是给医生们的一道禁令,不许给周治疗。人有了病,还不让治疗,不要说是对于一国之总理了,就是对老百姓也不能这样啊!从逻辑上讲不通啊!毛主席晚年患了白内障,不仅自己积极主动治疗,更是先让医生们在老百姓身上反复做实验,确信医疗方案没问题,自己才接受。为什么主席自己生了病,就可以积极主动治疗,而总理生了病,就不许医生们给治疗?!所以能说这是善意吗?!
    
    三、“要加强护理和营养”,在对癌症不检查、不治疗的前提下,加强营养,只能使癌症发展得更快,人死得更快。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道理,能说智力过人、身边大批医疗专家的毛主席不懂这个道理?!恐怕毛主席深知这个道理,才透过汪东兴下四条指示强压医生。
    
    说来说去,主席无非是象当年吕雉深恐张良一样深恐周总理,所以毛的这一手让总理先走一步,并且在语言上另有一套,就是从两千年前吕雉那里学来的。
    
    以上这几段内容,加一些废话,扩编成二三十万字的文章,就是一篇不错的历史专业博士论文。
    
    学渊兄想知道昭明是谁,但结论是不可知。其实谁都有一个从‘不可知’到‘可知’的过程,只不过是个时机的问题。既然如此,在此多少透露一点消息吧。人的一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都会遇上许多老师。然而这些老师中,总会有一个是对自己的影响最大。从这个意义上讲,说起来,昭明与胡锦涛、曾庆红的老师还是同一个。说到这里,胡锦涛、曾庆红都应该是心中有数了。所以特务们也想知道昭明是谁,尽管去问胡锦涛与曾庆红好了。但昭明保证胡、曾都不会告诉你们,连自己的老师是谁都不会告诉你们,因为这又涉及到另一段党内秘史。严格意义讲,曾庆红只能算是老师的半个学生,因为是他自己积极主动要跟老师学,但老师当年实际是收了胡锦涛作门生的,水火不两立,接班人只能有一个,所以曾庆红最后只能在实力上屈居第二。胡锦涛的名字里有‘月’有‘水’,所以擅长韬晦、阴柔术,曾庆红的名字里有‘日’,有‘红’,火气旺,所以性格是咄咄逼人,擅长刚强、主动进攻。但中国的权术史上往往是以柔克刚,所以胡锦涛能以韬晦术骗过江泽民,打掉陈良宇,气死黄菊,逼退曾庆红。这涉及到中国文化里的玄学,不能不说是命局里的定数,老师也是看到了,故才成全的胡锦涛。当然命局里是定数,最终是要通过后天的什么个人学习、努力、迹遇,什么阴谋、权术来体现。等以后,胡锦涛彻底整垮上海帮与太子党之后,找个机会再讲这段颇具传奇性的党内秘史吧!
    
    当然咱们作特务们的,现在叫情报作业,但反观历史,古今中外,搞情报的下场都不会太好。为什么?从形式的角度讲,就是情报作业涉及太多的阴谋、诡计,说穿了就是业障太多,是报应的结果。从有形的物质世界角度来讲,就是知道的太多,为领导干的坏事太多,得罪的人太多,最后双方都不会放过自己。咱们作特务的怎么办?有个捷径可以走,就是多读圣人的书,不仅要看得明白领导们的阴谋、权术、诡计,更要懂得圣人们的价值标准,党的宣传机器是愚弄老百姓与党的中下级干部的,但咱们特务们不能也跟着被愚弄,要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虎狼丛中也立身!什么换总书记、军委主席,什么换核心,最后要做到的是换领导不换咱们特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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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百度百科关于朱学渊老的介绍:
    
    朱学渊
    
    朱学渊是一位很特别的科学家。他学的是物理,得的是物理学博士学位,可他却“越俎代庖”,闯入人文学科的“领地”,在那里搞起研究探索来。
    
    他的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启迪性的意义。他的治学精神,获得了人们由衷的赞赏。
      朱学渊1942年生于广西桂林,父亲朱其培是铁路工程师,刚直而有胆识,朝鲜族的母亲宋莲卿是一个美丽贤淑而敏于思考的知识妇女。朱学渊自幼善学,思想独立,196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曾于四川、南京等地任中学教师十余年,1978年进入人才济济、开风气之先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充满朝气、欢乐、正义和积极进取的氛围中,他师从世界著名力学家谈镐生院士,并曾亲聆彭桓武、李政道、黄昆、李佩等著名学者贤人的教诲。1980年,朱学渊移学美国,1983年于蒙大拿(Montana)州立大学以多篇论文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1985年前曾于能源部属下的Ames实验室作博士后研究,课题涉及“过渡元素表面的磁性现象”等理论固体物理学问题。
      现代人类的祖先通过数十万年的跋涉,至少在一万年或数万年前就已经遍布全球。而那些包括传说在内的历史记载仅仅起步于四、五千年前,因此,在漫长的史前期内,人类的多元种属和语言的分裂和形成机制,始终是人类认识自身的最艰深课题。朱学渊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探索人文科学的疑难课题,创立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近年来,在夫人张宁华的支持下,他潜心从事研究,从中国史料中的星星寥寥的语言记载切入,为解决世代争论不休的人类科学的难题,洞察出了许多至关重要的线索。
      亚洲北方诸族对世界人类、语言和历史的伟大影响是无法低估的。朱学渊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地处中欧而语言特异的匈牙利民族的祖源,世人一直众说纷纭,望文生义者多以为他们是“匈奴”的裔族。朱学渊发现古女真语词汇与匈牙利语词汇有着惊人的关联,匈牙利的族名、国名Magyar(马扎尔),应即是女真-满族之祖名“靺鞨”或“勿吉”,西迁欧洲的Magyar人不仅保存了相当数量的祖源语辞和语法,而且还几近完美地保留了一个以靺鞨诸姓为主体的北方诸族姓氏系统。再辅之以大量与语言相关的历史故事和人名姓氏的佐证,他指出具有辉煌历史成就的女真O满族的祖先靺鞨人,对于现代匈牙利人来说,应是他们更为重要的远东祖源。这一精彩发现引起了各国学术界和匈牙利学者的高度重视。
      对于东西方人类交汇的中亚地区,历代先贤们留下了丰富的知识遗产。然而张骞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所记载的“月氏”、“乌孙”、“大宛”、“大夏”等大量西域族国名的起源,却一直是古今中外令人费解的学术论题。朱学渊基于对北方诸族族名和地名分布态势的解析研究,逐一指出这些族国名,就是东北亚民族部落名“兀者”、“爱新”、“达斡尔”等。他认为始于远早于春秋的时代,一些“北狄”部落便陆续进入了陕甘宁青地区,并在那里演变成“西戎”民族。由于特定机遇,它的“周”、“秦”部落,成为了中原民族的主人;亦由于种种动因,许多部落集团被推入了中亚沙漠中的绿洲,成为了那里的统治者。这又为中亚人种形成机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朱学渊认为,那些无处不在的古代族名、人名、地名记载,都是重构古代人类活动的最重要的语言信息。最近,他又从春秋时代齐鲁地区人名、地名研究出发,探讨了中原古代居民的语言和血缘。他认为,已被学界广泛认同的“汉-藏缅语系”理论,忽视汉语中的通古斯、蒙古、突厥语成分,是非常不合理的。他以物理学的术语形象地指出:如“洁白透明”的白光可以分解成红、橙、黄、绿诸色一样;“纯洁无瑕”的汉语中也有戎、狄、夷、蛮诸语的可比成分。而北方诸族语言则是认识汉语祖源的又一面重要的镜子。
     朱学渊认为,虽然中国传统学术非常博大精深,但其方法亦有顽劣之弊端。近百年来,在西方学术方法、观点和成就的显著优势面前,中国学者往往显得缺乏自信,精通西学方法者少,盲目迷信其结论者多。在“古人的”和“洋人的”双重游戏规则中,只能作些效果不彰的咀嚼式的考证,以至许多本该由中国人作出判断的重大课题,都任由别人去说了,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几乎处于一种“失声”的状态。那种“有一分根据,说一分话”(与“有一分钱,做一分钱生意”一样荒谬)的繁琐考据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前人没有留下更完备的史料的事实,也是无法抱怨的“历史”的一部分。这个现实,为后人预留了一片施展思辨、想象和洞察力的广阔空间。而“过去”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精确地去重现了,历史科学的使命,应该是去解析这些现成的史料,发现新证据,调用新方法,来重构一个较合理的模型,去逼近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真实过程。正是以这种历史观和方法论,兼以坚韧自信的毅力和敢想敢言的勇气,朱学渊在研究历史语言课题中作出了若干具有开创性的建树。
    
    离开华夏大地二十余年,始终保持着一颗眷恋祖国游子心的朱学渊,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1996年,著名的戴维生学院(Davidson College)举办中国问题讨论会,美国各校的专家教授和卸任官员聚集一堂,畅所欲言。每每涉及中国之主权和台湾问题时,朱学渊在听众席间的幽默的插话,常常引发哄堂大笑;他的逼人的发问,又令言者窘迫;他对美国历史和外交事务的熟习,则博得全场听众的注目和尊敬。一位服务于该校、出生于美国的华裔女士激动地对他说:“我为你感到骄傲,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象你一样”。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理民(Freeman)则称赞他的发言为“精彩的评论(Excellent comments)”。在这场倾向逆转的会议结束时,许多与会者竟相与这位敢言的听众握手。应该说,崇尚幽默直言的美国民众是乐于倾听合理的声音的,而朱学渊正是一位有见地、有声音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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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學淵評】昭明奇論,春秋微義……
    
    【朱學淵評】昭明︰胡、江、曾攤牌前論黨內斗爭的殘酷性
    
    作者 : 昭明
    
    2009-02-02
    5:00 AM
    
    學淵評︰每讀‘官場觀察工作室昭明’的文章,總令我想起十多年前讀的《毛澤東執政春秋》,昭明莫非就是《毛春秋》的作者單少杰?不可知。他若是青年,我要表揚他少年老成;如他是老人,我反而要罵他誨淫誨盜了。這篇文章本來分‘上、下’兩集,因其奸佞的本色,我干脆將它割成‘春、秋’兩段。何為‘春秋’?它本來是魯國的一部政治歷史,實際是一個大時代的陰謀集成。中華民族早熟了五千年,但什麼像樣的東西都沒有,唯獨可取的就是‘華夏春秋’。再問,什麼是‘華夏春秋’?那就是‘有專制特色的政治’,或曰‘有中國特色的陰謀詭計’了。中國共產黨快九十歲了,得天下也六十年了,權力交替了好幾代,可是搞的還是‘春秋微義’(據說‘搞’字,本是湖南話里‘性交’的動作,經毛澤東先生的推廣,成為中國政治的術語了)。從事‘官場觀察’的昭明先生揭示一位‘政治上不成熟’的太子黨領袖因私心而輸給了一個茶販的兒子;而這位市井之子又不能如‘茅賊追窮寇’ ……。既未殺盡,必遺後患,于是他預言‘黨內斗爭的殘酷性’將繼續下去,我想共產黨能如期望活一萬年,劉少奇的死于非命,陳良宇的牢獄之災,依然將是中國政治的萬年常青家常便飯……,不過他尚有一條積極的建議給李克強同志︰趕快把老婆孩子移民澳大利亞……赤身裸體地為錦濤同志戰斗下去。
    
    昭明︰胡、江、曾攤牌前論黨內斗爭的殘酷性(春)
    
    本文,《论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有几个论点:第一,专制政权内的最高统治权争斗,向来是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第二,党的历史,就是最高权力斗争的历史,往往以路线、反腐败为旗帜,以派系为核心,以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为目标;第三,党内斗争可能会达成派别间的暂时妥协,但其目的是为了麻痹对手,暗中调整力量对比,最终达到彻底击溃对手的目的;第四,剪草还要锄根,彻底击溃政治对手后,还要大规模清洗对手的部下,防止未来翻案;第五,对党内对手的斗争迫害,往往要残酷于对党外对手。
    
    以党史为鉴,则可知现今团派胡锦涛与江家帮党内斗争的兴衰规律。
    
    还是以毛主席与刘少奇为例,因为这是典型的专制政权内最高统治权争斗。这一惊心动魄的党内斗争,大致分如下几个过程:一、欲分庭抗礼,取而代之,针对对手的暗中组织活动;二、从意识形态入手,公开党内矛盾与分歧,争取党员干部支持;三、暂时的妥协退让以麻痹对手,暗中改变力量对比,寻找或创造有利时机;四、反复设置圈套,引诱对手上钩犯错,再出奇不意给对手致命一击,致对手于死地;五、剪草之后,还要锄根,大规模清洗对手的干部,防止未来出现为对手翻案的可能,彻底解除对手及其手下人马的威胁。
    
    一、少奇同志针对毛主席的有组织特务侦察活动
    
    首先,毛主席的一系列决策失误,如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等,导致党与国家生命与财产重大损失,党内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对毛产生不满情绪,党内接班人少奇同志遂起“取而代之”之心。少奇同志在思想上有了这个“取而代之”的想法,就必然要落实到组织行动上,也就是党内著名的1961年的“窃听器事件”与1962年的“畅观楼事件”,前者是暗中的,后者是半暗半明的。
    
    叶、华发动宫廷政变抓捕“四人帮”,以及小平同志“拨乱反正”后,“窃听器事件”已经被官方平反,称作是“录音”。那事实真相到底是“秘密暗中窃听”还是“光明正大的录音”,有几个标准可以衡量。
    
    (1)录音设备如果是大体积的,且放在表面,让被录音的人一目了然,可以说是录音。但问题在于,用于侦听毛主席的录音设备,是公安部负责技术的部门从香港专门购买来、体积非常小的袖珍设备,可以隐藏在花瓶、天花板、沙发、写字台内,毛主席根本看不到,也不知道。所以事件的性质是窃听,不是录音。
    
    (2)如果毛主席没有明确指示过不让录音,还可以勉强称是录音。但毛泽东曾对叶子龙明确说过:“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我叫录时可以录,我不叫录时不能录”。中办主任杨尚昆是知道这个指示的。
    
    (3)如果只在会议场所安装录音设备,只录中央会议,还可以勉强称为录音。但关键是连毛主席的专列,以及毛主席的私人住所杭州汪庄,都安装有被录音者察觉不到的录音设备。录音内容无所不包,而且专门录制毛主席与女服务员性交做爱的场景。所以,所谓的录音,其实就是赤裸裸的窃听特务活动。从政治上很难搞倒的强人,就要从生活作风入手,从男女关系入手。这是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搞臭一个政治强人的最便捷的惯用伎俩。
    
    (4)事后无论是杨尚昆,还是叶子龙,总是含糊地强调录音是“中央”的决策,是机要室会议科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后好写党史。但问题在于,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主席,在党中央主席都不知情、没参与的情况下作出的决策,根本就不能称是“中央”,如果要称,也只能是党内另立的中央,是另一个司令部的命令。谁有这么大胆量,当然是党内2号人物、接班人刘少奇同志了,书记处的彭真、陆定一、安子文是刘的坚定追随者。邓小平虽无取代之心,但对毛的政策严重不满,且公开站在刘少奇一边。罗瑞卿、杨尚昆在中间观望,哪派获胜跟哪派,总之在决出胜负前是不能向毛主席报告的。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抛开谁对谁错的简单标准,单从事物的逻辑来看,所谓的录音事件,只能是对毛主席的窃听特务活动,也就是江青同志所称“专政专到我们头上来了”。毛主席是何等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定性:“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鲁晓夫式的黑报告?以窃听我私人对话方式撰写的‘党史’,只有可能是‘黑报告’。”
    
    如果说“窃听器事件”是少奇同志暗中特务活动的话,那么“畅观楼事件”则是刘对毛的半暗半明的有组织活动。
    
    七千人大会前夕,当时前台的刘少奇与邓小平责成书记处的彭真组织一个班子,集中住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查阅大跃进以来中央下发的文件,看其中提出过哪些不切实际的“左”倾口号,提出过哪些不切实际的根本无法完成的高指标,制定过哪些不切实际的损害群众利益的极左政策,名曰“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进行总结,主要是检查缺点和和吸取教训”,但彭真一不留神说了实话:要冷静地研究“三面红旗究竟是红旗?还是灰旗?白旗?”
    
    检查缺点和吸取教训可以,毛主席不是个不可理喻的人,但组织一批人马,集中在一起,整天查阅大跃进以来中央下发的文件,事务的性质就变了,这是要查中央最高决策错误的责任,从而证明路线完全错了。毛主席是何等的明白,党内历来承认路线错误的,肯定要失去实权,最终会被清算。所以一旦真负了这个责任,自己党中央主席一把手的地位就再也保不住了,政治生命就会终结。
    
    结合“窃听器事件”考虑,“畅观楼事件”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要毛主席为“大跃进”以来发生的恶果,从最高决策层面,负具体路线责任的有组织活动,是刘、邓、彭在组织方面要清算毛的信号。
    
    二、刘少奇从意识形态入手,在“七千人大会”与“四清运动”中公开自己与毛的党内矛盾分歧,公然打出自己的旗帜,争取党员干部支持。
    
    由于经过长时间的窃听准备与畅观楼中央决策纠责,在“七千人大会”上唱主角的刘少奇是有备而来。报告的基调是“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各方面的工作正在不断地改”,以至于“七千人大会”最后开成了“出气会”。
    
    本来毛主席是希望中央的几个常委都能与他一起分担一些责任,维系党内团结,解释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第一是天灾,第二是苏联逼债,第三才是工作中的缺点。但刘少奇拒绝与毛分担责任,公然打出自己的旗帜,擅自取消“苏联逼债”这一条,将“1958年以来,中央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放在第一的位置上,大讲什么“天灾是一片,人祸是一国,要记取这个教训。”
    
    刘少奇乍着胆子突破了毛主席的关于缺点与成绩的“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并借湖南农民之口说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关于“三面红旗”,刘少奇还讲到,“三面红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要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原来是现在不取消,将来要取消,这刘少奇是要从路线上根本否定毛主席。这就是主席后来讲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
    
    当然“七千人大会”也有为毛主席解围的,就是林彪同志,他讲的精彩之处:“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是,就会发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因此,在困难时期,党更需要团结,越要跟着毛主席走。只有这样,党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国家才能更好起来。”
    
    林彪这席话如醍醐灌顶,把毛主席说得五体通泰,六神皆安,有军队支持就不怕这个刘少奇了。事后毛主席考验罗瑞卿:“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作不作得出来?”罗瑞卿事后选择了沉默。这表明负责政权半臂江山、毛的大警卫员罗瑞卿,在思想上已经被刘少奇拉走了,在毛主席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在行动上选择了观望。尤其是“窃听器事件”,是公安部从香港买来的袖珍设备,秘密窃听录音毛主席私生活,罗不可能不知道,但却知情不报。这就注定了罗瑞卿下场,挨整被批。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声称整罗瑞卿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这是栽赃。
    
    “窃听器事件”、“畅观楼事件”、“七千人大会”,完全暴露了刘少奇欲从组织上取代毛主席的企图,这是刘少奇反毛主席在先。如果从动机手段来看,毛主席的确是个复杂人物,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策略是:老子不为天下,退避三舍,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来而不往非礼也。先不急于反击,而是暂时的妥协退让,麻痹对手,并设置圈套,等待对手上钩,这就是“四清运动”。
    
    三、毛主席妥协退让以麻痹对手,暗中改变力量对比,发动四清运动,试图创造有利战机机;刘少奇识破毛诡计,偷梁换柱,改变四清运动性质;毛刘党内分歧全面公开。
    
    毛主席懂得,七千人大会上的这七千人,是中共各级政权的四梁八柱,一旦脱离党的这些干部,就会成为孤家寡人,所以采取了勇于承担责任的高姿态:“……,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任的应当是我。……,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这最后一句是双关语,表明了毛的决心,要摸刘少奇的屁股了,可七千人大会,除了林彪,其他人就没一个能听懂。
    
    毛主席发动了“四清运动”,为了将运动的性质定性成“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制定了十条意见,史称“前十条”。刘少奇也深知自己“取毛代之”的企图暴露了,毛主席在耍花招,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当然不可能指已经退居幕后的毛主席自己,只能是指对毛构成最大威胁的在前台的他刘少奇了,所以立刻利用自己掌握的书记处,制定了一个“后十条”,美其名曰,“后十条”高度评价了“前十条”,而实际上则是刘妄图转变毛对“四清运动”的定性。
    
    更为精彩的是,刘少奇不仅没有上毛的圈套,反而将计就计,让自己的老婆王光美搞了个“桃园经验”,在全党内推广,成功地架空了毛对“四清运动”的控制。毛主席号召党的各级干部下乡去抓四清工作,但讲话不管用,而刘少奇一句话,全体中央委员闻风而动,都下去蹲点。这回,毛的愤怒可想而知,大权旁落了!终于,1964年12月至来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刘矛盾分歧全面公开化。会前,邓小平怕毛泽东又玩新花样,通知毛,身体不好可以不用参加。
    
    毛主席终于忍耐不住,明确讲到,“四清”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说:“先告豺狼,后搞狐狸,……,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根本问题就在这里。”“首先要抓敌我性质的问题,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当然明白,当权派邓小平、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安子文等都是他自己的干部,连毛的死党罗瑞卿都被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带走了。毛这是发动总攻前的序幕,欲剪其羽翼。刘打断毛的讲话,反驳到:“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矛盾,各种矛盾交叉。”刘又进一步将毛主席的军:“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这回真忍耐不住了,12月17日来到会场,发言到:“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会场气愤冻结,沉默难耐。刘少奇看到四清运动的性质已完全搅乱了,目的达到了,对毛作了个轻描淡写的检查。“四清运动”,在毛、刘矛盾完全公开化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四清”的正式名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主席的本意是利用广大农民对共产党干部(被刘少奇从思想上带跑的那七千人,正是这些县处级干部在大跃进后拼命向农民征粮)的不满,展开对干部们的批判,从而将愤怒之火由基层干部烧到刘少奇的中央与邓小平的书记处。但毛没想到,农民已经被大跃进折腾得没了劲头,对四清运动根本没积极性,且刘、邓成功控制了中央,控制了对运动的定性,尤其“桃园经验”,竟然使“四清运动”成了为刘少奇夫妇歌功颂德的政治资本,所以毛的愤怒可想而知。
    
    四、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毛主席发动文革,设置“派工作组”圈套,引诱刘、邓、彭上钩犯错,再出奇不意给对手致命一击,致对手于死地。
    
    见“四清运动”无法达成自己的战略构想,毛主席一计不成再生一计。1966年1月毛主席对身边的随从保健医生李志绥讲到:“四清虽然没有完,也差不多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四清了,要比四清大得多。”这个比四清大得多的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回毛依靠的,不再是老实巴交的中国农民,而是血气方刚的年轻学生。
    
    这一回毛改变策略,先从意识形态领域入手,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切入点,在文、史、哲学、法学、经济学等文科领域展开新一轮攻势。刘少奇一伙不是要控制对运动的定性吗,防止把火烧到自己吗,好,咱们就将计就计。毛任命刘的死党彭真、陆定一进文革五人小组。这是毛的拿手好戏,引蛇出洞。
    
    毛借康生之口欲把吴晗的《海瑞罢官》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故意试探彭真、陆定一:“当然,不同的意见都可以‘放’出来,可以比较鉴别,好坏自明。你们可以放,让各种意见都可以放出来。”
    
    彭真、陆定一自持有刘少奇撑腰,且在四清运动中成功破坏了老毛对运动的定性,并完全左右了运动,这次又想故伎重演。彭真说:“学术问题还是照主席的指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使学术空气活跃起来。”彭更进一步借刘、邓控制的政治局压主席:“中央政治局已讨论同意这一提纲,就等主席批准。”陆定一随声附和:“学术讨论和批判不能随意提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否则就鸦雀无声了。”
    
    彭真、陆定一强迫毛主席按照他们的意志写一个“中央批语”,即后来所谓的“二月提纲”,毛表示:“你们去写,我不看了。”
    
    彭、陆自以为又一次成功控制了对文革运动的定性,他们不知这是毛事先布置好的战略口袋,就等他俩去落套。这时的毛已经不同于四清时期,早就做好了战役打击准备,已经成功布置好了康生、江青、春桥、恩来、林彪等人马,与刘、邓等中央常委、政治局和书记处唱对台戏。毛抓住“二月提纲”大作文章,定性为混淆阶级阵线,让周恩来出面向刘、邓表态,要么牺牲书记处四位书记“彭、罗、陆、扬”,要么与毛主席公开决裂,刘的接班人地位不保。刘、邓上当了,自以为牺牲“彭、罗、陆、扬”可以保住自己。毛主席在剪其羽翼的同时,成功地麻痹了刘少奇、邓小平。刘、邓也自以为这个交易,已经令毛主席解气了,可以息事宁人了。
    
    刘、邓大错特错了。在“海瑞罢官”与“二月提纲”战役中,毛剪掉了刘、邓最有力的四个左膀右臂。紧接着,毛发动第二战役,抛出“五.一六通知”,即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纲领。各大学乱了,年轻学生当然希望要自由,不希望党的专制管教,毛号召学生造反,这非常符合学生的口味,尤其是毛亲自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失去了左膀右臂“彭、罗、陆、扬”,刘、邓只好自己亲自出马,决定向学校派工作组,镇压被毛鼓动起来的学生,维持学校党委的领导秩序。毛到杭州的汪庄和湖南的“滴水洞”隐居起来,故意不表态。刘邓上当受骗,误以为毛撒手不管了。刘、邓急忙要恢复各院校中党委对学生的领导,将造反的学生组织打成反革命。
    
    这回落入圈套的是刘、邓自己了,毛已经成功地将自己与刘、邓之间的矛盾对立,转化成广大造反学生与刘、邓中央的矛盾对立。
    
    时机已经成熟,是对刘少奇、邓小平发动总攻的时候了,毛还是要周恩来出面,要刘、邓围绕“向学校派工作组”问题,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检讨。刘试图蒙混过关:“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对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不知道。”毛私下嗤之以鼻:“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
    
    然而毛在语言上确另有一套,这是为了进一步麻痹刘、邓,防止垂死前的反扑。在1966年8月1日至12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作宽宏状:“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又说:“要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
    
    毛的这一席经典麻痹之言,使刘、邓产生了放弃反抗的侥幸心理。这席话好象不同派别的存在,是自然的,而且只要刘认真检讨认错,毛是会宽恕刘的,刘少奇还可以保住其中央委员的地位。
    
    经过几个月观察,刘知道文革是毛冲着自己来的,干脆不如自己主动提出下台,保住性命,也保住同情自己的广大干部,尽快结束文革,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刘决定主动退下,以麻痹毛主席,弱化毛主席对自己的打击意志。
    
    毛离开北京,但却暗中吩咐江青,组织中南海中直机关的造反派揪斗刘少奇。刘少奇在批斗会中,既被打嘴巴又被踹,鞋都打丢了。
    
    1967年1月13日,是毛考察刘是否认错服输、缴械投降的最后一次机会,这次毛、刘会谈结果将直接决定毛对刘的处理决定,到底是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还是开除党籍肉体消灭。毛并非是个全然的无情无义之徒,毕竟延安整风运动中,是刘少奇、彭真、安子文等人为毛冲锋陷阵斗倒了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整服了以周恩来、彭德怀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并发明了毛泽东思想,树立起对毛的个人崇拜。然而刘少奇再次耍小聪明,妄图麻痹、欺骗毛主席:
    
    “一、这次路线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
    
    “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主席是何等敏锐的明白人,从刘少奇的表态看,原来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冤枉了刘少奇,还冤枉了许多无辜干部,使党和国家遭受重大损失了。刘少奇这是不甘心认罪服输,妄图以自己全身而退做交易,换取平安着陆,麻痹毛主席,放弃对刘的打击决心。刘少奇这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静制动,保存实力,积蓄能量,等待毛主席进一步犯错误,好暗中改变力量对比,到时候再反扑,再为自己翻案否定毛。刘少奇的表态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
    
    面对刘少奇的小聪明,毛主席以麻痹反麻痹,以伪善对付伪善,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毛决定了,不仅要让刘少奇身败名裂,还要从肉体上消灭掉刘。但在对刘实施致命打击前,还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要麻痹对手,使其放松警惕,放弃对抗的意志。毛吸着烟,静静地听着,沉默了一会儿,讲到:“认真读几本书吧,德国人海格雨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器人》值得一读。”临别,毛还把刘送到门口,嘱咐:“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毛的一席话翻译过来,就是你刘少奇还太嫩,想跟我耍花招,得再历练历练,咱们就看看,你的意志与肉体能否经受住我毛某无情的专政打击。
    
    怎么消灭掉刘,具体事实策略要具有艺术性,既不能公开下令杀他,在历史上落下口实,也不能让他自杀,人死了就没有斗头了。最好是让他欲生不能,欲死不成,留有充分的时间将其批倒斗臭,再让他在郁闷中因疾病折磨慢慢地死去,这样历史学家与人们就不能说是毛的手上沾血了。
    
    办法很简单,取消对刘的保健,让群众天天批斗刘,不仅触及精神还要触及肉体,天长日久其精神就要崩溃,免疫力自然会下降,这样刘就会百病缠身,医生当然不会为党内头号走资派治疗。在刘的七十寿辰那天,为刘播放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播放《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撤消刘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及其同伙的叛党叛国罪行。
    
    刘少奇听完,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血压升高,口吐鲜血,体温40度。一年后,刘插着鼻饲,浑身瘫痪,大小便失禁,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鼻子、嘴扭曲变形,死时嘴角留着血。这是毛主席对付党内背叛自己的政治强敌的拿手好戏——杀人不见血。
    
    五、斗臭斗死刘少奇,文革并未结束,毛发动全面内战,意在剪草之后还要锄根,大规模清洗对手的干部,防止未来出现为对手翻案的可能,彻底解除对手及其手下人马的威胁。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撤消了刘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永远开除党籍。1969年11月,刘少奇在精神与肉体的痛苦中死去。能威胁党内毛地位的刘少奇已死,但毛并未结束文化大革命,毛称之为“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的叛党叛国罪行”,一直持续到1976年毛本人去世,华、叶发动政变抓捕了毛的四个亲信追随者为止。
    
    毛主席是不是疯了,自毁江山?一点也没有,早在1966年成功发动文革之初,毛就对江青、春桥、王力等干将明确表示过,“为全面内战干杯”。毛的目的很明确,不仅要斗倒刘少奇,还要斗倒被刘少奇从思想上带走的那七千人,以及那七千人的同僚,给他们按上走资派的罪名,统统打倒,毛要重新建立一个政权。就算刘少奇死了,还要防止那在思想上被刘带走的七千人日后为刘少奇翻案。实际上毛主席发动四清运动之初,目的就很明确了,就是要把在大跃进中饿死两千万人,损失一千两百亿圆的这样一笔历史债,转嫁到刘,以及这七千人身上。是他们歪曲了毛的“三面红旗”,把事情搞遭了。所以当时的毛讲到:“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先告豺狼,后搞狐狸,……,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根本问题就在这里。”“首先要抓敌我性质的问题,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防止有人为刘少奇翻案,只能说成功了一半,因为毛成功阻止了在其生前有人为刘翻案,但未能阻止自己死后有人为刘翻案,这个人就是小平同志。
    
    六、刘少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毛主席为什么会区别对待党内不同的对手。
    
    被平反过来的刘少奇被誉为一贯正确,毛整错人了,刘是党和国家的忠良。那么事实是不是如此?答案其实就在那里,用一句话可以形容——“见微知变”。如果说毛的另一对手彭德怀是党内忠良的话,那么刘少奇就是个党内大奸,毛并没有整错人。客观上,刘少奇的某些思想与政策是符合实际的,但主观上他存在极强的个人野心,在组织行动上完全是以个人政治利益为出发点。
    
    首先,刘在党内的2号历史地位,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借助发明宣传毛泽东思想,树立全党对毛泽东的绝对个人崇拜来的。因此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组织上,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刘少奇。然而在党的八大上,带头反对对毛的个人崇拜的正是这个刘少奇。因此毛主席在五八年的成都工作会议上才讲,“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指的正是刘少奇,当他党内地位不高时,借助树立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来树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因为他刘少奇需要毛主席这根政治拐棍。一旦自己是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时,刘便觉得可以摔掉这根政治拐棍了,因此毛主席的任何错误他都会抓住不放。
    
    在毛主席看来,全党全国谁都可以反毛主席,唯独刘少奇不可以,因为刘是吃“毛泽东思想”这碗饭上来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你带头树立的,反对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你刘少奇又带头,这就是“忘恩负义”,是背叛。所以毛日后定性刘为叛党一点没错,因为毛就是党,没有毛就没有共产党在1949年成功夺取政权,这一点邓小平即使是在毛死后,拨乱反正后,还是认帐的。所以邓即使挨过毛的整,吃过毛的苦头,但还是要把毛泽东思想放在党章内,要求党员学习遵循,不能忘记。
    
    刘少奇根本不象人们认为的那样一贯正确,因为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耿直建言时,刘少奇一不留神失言了,讲了这么一段实话:
    
    “我这个人历来就是提倡‘个人崇拜’的……,我是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要在中国反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完全错误的,是一种破坏活动,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破坏活动。党要有领袖,领袖要有威信……。破坏这种威信,就等于破坏革命和建设,为反动派效劳。”
    
    “揭穿底,我看是这样的:彭德怀同志也不完全反对‘个人崇拜’。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他要反对。对于彭德怀的个人崇拜他是不是反对?那就很难说。实际上,我看他是高兴哪个东西。这几天揭露的也是这个事实。与其你搞个人崇拜,就不如毛泽东同志以及他的同志搞个人崇拜好。彭德怀同志说我篡党,你也这样讲:与其你篡党,我看还不如我篡党好。老实说,你篡党我不赞成,如果你要篡,我一定篡。你不篡,那好,我也可以不篡党。”
    
    少奇同志一时激动,讲了实话。原来不是篡党不可以,而是由谁来篡的问题。要篡党也不能是别人如彭德怀,而只能是由他自己刘少奇来篡。
    
    还有一条很能表明刘少奇的为人,就是毛的秘书叶子龙事件。1960年,毛主席对叶子龙的一些作法有意见,叶也感觉到了不妙,讲到:“毛不明讲让我走,可是办什么事不让我办,同一组的人讲我这不好那不好,使我没有办法待下去了。给他干了一辈子的丑事,到头来落这么个下场。”叶到处宣扬毛的“桃色新闻”,终于祸从口出。这事让刘少奇知道了。刘说:“这是污蔑我们党,把他拘捕,枪毙。”后来周恩来、彭真一再开脱,才没有执行。叶去了彭真的北京市委。
    
    这个刘少奇已经有了分庭抗礼,取代毛主席的心思,为何还要维护毛主席的声誉?其实这正是刘伪善一面的暴露。叶子龙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处理也得是毛说了算,刘这一手是狗拿蚝子取悦、麻痹猫(毛),是狗要置猫于死地之前对猫(毛)的麻痹。要是真想维护毛的声誉,就要尽量限制对毛的桃色新闻。如果把叶子龙拘捕了,叶一定更觉得委屈,讲毛的桃色新闻会更多。枪毙毛的秘书,会引来党内外、国内外对毛桃色新闻的更大关注。毛的声誉败坏了,当不了党的主席,他刘少奇就可以省去篡党的麻烦,成为一把手了。所以刘少奇这一手是典型的牺牲他人性命来换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刘少奇的大将彭真尽管不同意毛的政策,但却是真心维护毛的声誉,是站在党的利益上考虑的,所以将叶子龙安放在北京市委内。叶有了安全着陆的去处,自然就不会再去到处发对毛的牢骚。这些毛主席是心中有数,所以在文革中区别对待自己的政治对手,非常有分寸。
    
    刘少奇,反毛主席完全是出于自身对权力的私心,所以不仅要触及灵魂更要触及皮肉,必须死。
    
    邓小平,尽管也跟着刘少奇反毛主席,但是出于公心,没有个人野心,所以要斗一斗,但只能触及灵魂,不能触及皮肉。如果能认识自己的错误,未来还是要用的。
    
    彭、罗、陆、杨,虽然在思想和组织上被刘少奇带走了,但毕竟不是想取代毛,只是刘少奇政策的执行者,所以既要触及灵魂也要触及皮肉,但要保留性命,经受住考验之后,或许可以留待他用。
    
    给毛主席安装窃听器这么大罪行,毛还是在文革中保留住书记处四位书记彭、罗、陆、杨的性命,这说明毛在认识对手、区别对待对手时非常有分寸。
    
    所以综上所述,党的历史就是权力斗争的历史,要想理解现在胡锦涛与江泽民、曾庆红的争斗,就要研究党史,抓住权力斗争这条纲。
    
    
    昭明:胡、江、曾攤牌前論黨內斗爭的殘酷性(秋)
    
    胡锦涛与江泽民、曾庆红的矛盾,是专制政权内就最高统治权的争斗。打击黄菊、陈良宇就是打击江泽民。“七上八下”,就是要彻底消除曾庆红的威胁。谁掌权意味着维护谁的政治经济利益,无论是黄菊、陈良宇,还是曾庆红,他们维护的都是江泽民集团的既得利益。
    
    在坚持党的领导,也就是共产党一党专制这一条上,胡锦涛与江、曾并没有本质区别,他们的认识是相同的。但为什么江泽民会对胡锦涛不放心呢?其实江泽民最不放心的就是,其接班人能不能继续维护江及其手下人马的既得政治经济利益。
    
    事实证明江泽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胡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获取军委主席的职务后,在十七大前对江泽民旗下的上海势力大打出手,气死政治局常委黄菊,抓捕黄菊秘书王维工,审判了江泽民退休后在上海的大总管陈良宇。
    
    其实对胡锦涛这一手,江泽民早有防范,曾经有意在党内树立两个军委主席。一个是明的,胡锦涛;一个是暗的,曾庆红。对于胡锦涛,江泽民没办法,那是邓小平隔代指定好的。曾庆红才是江泽民放得下心的政治经济利益守护人。
    
    谁是军委主席?能管辖军委副主席的就是军委主席。十七大之前,中央有两个人可以管辖军委副主席,一个是胡锦涛,一个是曾庆红。曾庆红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分管书记处,控制着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又控制着分管武警、公检法的书记处书记周永康。所以毫不夸张地讲,曾庆红是当之无愧的地下军委主席。
    
    曾庆红阴谋控制军委,分两步走:一、2002年十六大上,让身为总政治部主任的徐才厚进书记处;二、2004年江泽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交出军委主席的职务前,内定书记处书记徐才厚升任军委副主席。这样一来,曾庆红就可以对军委副主席发号施令,俨然又一个军委主席。这是为曾庆红有朝一日取代胡锦涛所做的军事准备。
    曾庆红取代未遂那是后话,但曾庆红染指军委主席,表明江、曾的确有此心。
    
    综上所述,江泽民、曾庆红势力与胡锦涛团派的争斗,是关于党内最高统治权的权力斗争,这就注定是“你死我活”的性质。这里的死不一定是肉体上的,但绝对是政治上的。前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政治生命的终结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胡锦涛在十七大前只选择打击黄菊与陈良宇,是模仿毛主席在打击刘、邓前先剪其羽翼“彭、罗、陆、杨”。黄菊、陈良宇与“彭、罗、陆、杨”一样,无论从客观政治实力上,还是主观意识上,都不是最高权力的取代者,他们背后的老板才是。
    
    
    可能有人会说,曾庆红同志都已经退下了,他怎么会有取代之心?这话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退跟退不一样,象吴仪一样“裸退”,完全不提条件,才是真退。而曾庆红就不一样,首先是自己想留任政治局常委,留任不成就想当国家主席,主席当不成不得不退就提政治条件“一下三上”。
    
    胡锦涛打击黄、陈成功的关键,就是分化瓦解江泽民势力中的“上海帮”与曾庆红的“太子党”。打击黄、陈一定要获取曾庆红人马的同意,否则阻力太大。所以胡锦涛打击江、曾既得利益集团的策略,就是有麻痹有打击有交易,交易是为了麻痹,麻痹是为了更大限度地杀伤对手的政治实力,反正是反复设置圈套引诱对手上当受骗。
    
    胡锦涛成功利用了曾庆红的弱点,一是曾、黄在上海一起共事时期就有很大的摩擦;二是让曾庆红产生错觉,牺牲黄、陈,曾庆红可以在十七大继续留在常委会内。曾庆红哪里知道,胡锦涛玩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办掉黄、陈之后,玩了个“七上八下”,以李瑞环67岁退出十六大常委会为例,成功阻止了同样67岁的曾庆红继续留任十七大的企图。为了不使曾庆红恼羞成怒,胡锦涛让曾庆红提条件,这就有了“一下三上”,习近平、贺国强、周永康代表曾庆红政治利益进常委会。为了增加党内外反感曾庆红提政治调件的作法,胡锦涛安排吴仪高调“裸退”,这纯粹是出曾庆红的丑。
    
    如果曾庆红能象吴仪一样裸退,不提任何政治条件,帮助胡锦涛办掉黄、陈就无条件退下,胡锦涛说不定还真会感激他,从此还真就既往不咎了。但曾庆红偏偏让“三个代表”(习、贺、周)进常委会,这说明了他对胡主席的真实心态——太不放心了。这种作法同时也将曾庆红自己与团派根深蒂固的矛盾遗传到新的常委会班子。就党的权力斗争史的规律来看,交战双方的老板——胡锦涛与江、曾不把一方斗倒是不会罢休的。这是为什么曾庆红为什么安排儿子曾伟迅速移民澳大利亚的考虑,因为党的最高权力斗争是残酷的,结果是难以预料的,就算自己这把老骨头豁出去了,但无论如何还是要保住自己的后代,这大概可以算作是虎毒不食子式的父爱天性。曾伟成功移民海外暴露了曾庆红是豁出去了,要与胡主席较量到底的决心。
    
    也难怪胡、曾双方的较量决心,不要说是眼前几十年的毛、刘党史斗争经验,就是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显示出最高权力斗争的残酷规律。吴王夫差击败越王勾践,勾践装老实装可怜,又献美女西施,又亲自品尝夫差的臭屎,成功麻痹了胜利者,弱化了吴王对勾践的打击意志。夫差是千不该万不该留下勾践的活口,放任其归国卧薪尝胆,自以为与勾践的妥协交易很划算。二十年后,勾践卷土重来,俘虏了吴王夫差,这回夫差明白了妥协交易麻痹对手的策略,欲估计重演,勾践差点上当,然而范蠡讲话了:“会稽山越国屈膝投降吴国的事,是上天要把越国赐给吴国,吴国不接受;现在上天把吴国赐给越国,越国难道可以违逆天意吗?况且您君主每天一早起来上朝,很晚才休息,不就是为了征服吴国吗?谋划了二十二年,一旦计划抛弃可以吗?何况天赐给你,你不接受,一定反而受到上天惩罚。《诗经》云:好像砍伐树干,斧柄的大小模样就在近前。您忘记在会稽山投降时的灾难了吗?”范蠡说完就击鼓进兵,吴王见计谋已被识破,以自杀为吴越相争划上句号。
    
    范蠡的一席话,算是政治成熟的表现,正因为政治成熟,越国才能反败为胜。反过来,正因为吴王夫差的政治不成熟,最后才反胜为败,实在是不可不鉴。毛主席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也是从范蠡这里来的。这个“穷寇”,一是指党外当年妄图划江而治的蒋介石,二是指党内当年妄图以辞职来麻痹毛主席的刘少奇。正因为毛主席的政治成熟,才能做到打败党内外无敌手。
    
    曾庆红政治不成熟,江主席已经为其做好了取代胡锦涛的军事准备工作,让其透过书记处掌控军委副主席与公检法。江主席顶住压力,十六大后保留军委主席两年,就是希望曾庆红能在政治局常委会站稳脚跟,染指军队、公安与情治。只要曾庆红以政治稳定的名义坚决不同意胡锦涛打击黄菊、陈良宇,并获得上海势力的全面支持,坚决留在十七大常委会内,只要再坚持半年,坚持到汶川大地震与团派胡扬统战贩毒案事发,到时候就可以在党内展开对胡锦涛的大批判。一是胡锦涛拍板决策隐瞒大地震预报,造成人民生命财产巨大损失;二是胡锦涛亲自栽培大毒枭胡扬,涉毒并破坏了我国与澳洲的国际外交关系,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声誉损失。这两条足以将胡锦涛从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的职务上拉下马。然而曾庆红偏偏认为牺牲黄菊、陈良宇可以使自己留在常委会内,这就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最终被胡锦涛玩了个“七上八下”。这就是范蠡讲的话“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以吴赐越,越其可逆乎天。”翻译过来就是:上天以胡锦涛团派赐给曾庆红太子党,曾不取。今以曾赐胡锦涛,胡岂可逆天乎。七上八下!
    
    为何胡锦涛根本不可能维护江泽民的既得政治、经济利益?为何胡锦涛要对江系上海势力大打出手?
    
    首先,胡锦涛的接班人地位是小平同志钦点的结果,因此,对胡有恩的是邓小平,不是最后不得不让位的江泽民。
    
    其次,胡锦涛不是江泽民执政时期的既得利益者,因此胡锦涛根本没有义务为保护江泽民派系的利益承担任何政治骂名。
    
    第三,江泽民的几员手下大将,曾庆红、黄菊、吴邦国、贾庆林、陈良宇等,内心里都不服胡锦涛,认为胡锦涛是坐直升机上来的,不是靠政绩、业绩上来的,尤其没有为江主席立过显赫战功,就坐在大家的头上,怎么能叫人心服。
    
    第四,江泽民心理尤其不舒服,邓小平不仅能指定自己的接班人,还能指定接班人的接班人,这分明是对江本人不放心,对胡锦涛这个没有任何战功的人却很放心。到了江泽民执政时期,为何江本人就不能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所以江泽民一怒之下与曾庆红合谋,效仿邓小平,隔代指定了胡锦涛的接班人习近平。这分明是江主席对胡锦涛极其不放心的表现。
    
    根据以上四项总结,我们可以预测一下未来党内权力斗争轨迹:
    
    第一,习近平的接班人地位是江、曾隔代指定的结果,因此对习有恩的是江、曾,而不是被动接受江、曾政治条件的胡锦涛。
    
    第二,习近平不是胡锦涛执政时期的团派既得利益者,因此不会为维护团派的利益而承担任何政治责任。
    
    第三,胡锦涛手下的团派大将,李源潮、李克强、刘延东、令狐计划、汪洋、刘奇葆等,内心里不会服习近平。官场内已经有许多对习的不利传言,说什么习近平在福建、浙江的政绩平庸,讲话没水平。甚至传出习近平阳萎,所以与太太彭丽媛长期分居,但却极好美食。这分明是骂习近平是个吃货、饭桶、无用之辈。
    
    第四,习近平在成功接班之前,一定会学习胡近涛十二年韬光养晦的经验,隐藏、掩盖自己真实的政治意图,对胡的讲话吩咐唯命是从,自己的言行也会中规中矩,绝不越线。
    
    第五,胡锦涛会象江泽民用“三个代表”考验他自己一样,去用“科学发展观”考验习近平。习近平会模仿胡锦涛成功通过江泽民考验一样,去试图通过胡锦涛的考验。
    
    第六,胡锦涛是为了逼退曾庆红才勉强同意“一下三上”,习近平接班完全是江、曾强加于胡,胡锦涛心头是不会舒服的。而习近平一旦十八大成功接班,大权在握,就会露出真实面目,必定会象他胡锦涛本人清算上海帮一样,去清算团派中不服自己、自以为有功的大将。
    
    第七,为了报答江主席的知遇之恩,习近平会立刻去除江主席的心头病,以为陈良宇平反的方式威慑团派。就象胡锦涛一样,大权在握后,就立刻保外就医陈希同。毕竟是陈良宇反胡锦涛,获益的是习近平。说起来啊,陈良宇对习近平的上台还有功哩。
    
    以上七条完全是前车之鉴。
    
    毛泽东思想至今仍在党章中,是党员要学习的理论。但按照毛泽东思想来衡量胡锦涛与曾庆红,这两人政治都不够成熟。曾庆红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讲胡锦涛。毛泽东思想也分台面上的规则,和台面下的规则,也就是现在官场十分流行的潜规则。毛泽东思想的潜规则之一,就是不得罪则已,要得罪就得罪到底。
    
    胡锦涛大权在握前,唯江主席的马首是瞻,一旦大权在握就立刻秘密窃听所有江系势力,不仅监听上海,还监听曾庆红的太子党。胡锦涛打击黄菊、陈良宇是党内最高权力斗争的必然规律。但胡锦涛的打击不彻底,只打击了陈良宇和他的那几个人,上海市委班子的基础并没有动,吴志明还在,韩正、龚学平还在。因为曾庆红只同意动到黄菊、陈良宇为止,绝不同意动江泽民、及其家人。
    
    胡锦涛打击了江系势力,但远不彻底,对手已经高度警觉,很难再实施出其不意、功其不备式的袭击。对手打而不死,势必养精蓄锐,调整力量对比,伺机反扑。这就是剪草未能锄根的后患,只要江系势力不被彻底锄掉,为陈良宇平反只是时间的问题。
    
    一千四百年前,秦王李世民在喋血玄武门击杀自己的政治强敌李建成、李元吉前,犹豫不决。尉迟敬德见秦王临大祸,仍迟疑不定,急得大叫:“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有以为忧。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居留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长孙无忌接言:“不从敬德之言,事今败矣。敬德等必不为王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复事大王矣!”
    
    尉迟敬德、长孙无忌可谓政治成熟,知道领导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领导既无决心先发制人,彻底解除后患,当部下的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了。现在面临胡锦涛与江泽民、曾庆红等手下人马的也是一样,知道这是一场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权力斗争,但主帅如果没有勇气决斗到底,等待咱们做下属的只能是“交手受戮”。当然也不能说党的干部政治都不成熟,有一位成熟的,就是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民,2008年10月赴法滞留不归。忻伟民正是看到在胡锦涛与江泽民、曾庆红、黄菊、陈良宇的争斗中,无论谁胜谁负,上海干部最终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所以才决定趁出国考察之机一走了之。但无奈因准备工作不充分,于11月又回到上海,上海当局对他的去归的动机至今未有明确解释。
    
    所以咱们作领导下属的,在现在权力斗争激烈之时,如果领导处事有疑,临难不决,就赶快跑,跑得越远越好,但准备工作要充分,多准备几本护照。如果真是走不开,想与领导共存亡,那也要把老婆、孩子办到国外,财产转移出去,在国内“裸体”作官,最后真要是交手受戮,至少还能留后。
    
    当年,拿破仑进攻俄国,拒绝发动解放农奴的运动,最终被沙俄库图佐夫的游击骑兵击败。这说明拿破仑要在欧洲建立的扔是个专制帝国,根本不是什么“自由、平等”的政权。胡锦涛在2006年、2007年清算上海黄菊、陈良宇,回避上海的土地腐败与金融腐败,牺牲广大上海人民群众利益,这说明胡锦涛比上海帮好不了哪去,他要维护的仍然是个掠夺人民的专制政权。
    
    翻开党史看,毛主席对党内对手的斗争要残酷于那些被斗败了的党外对手,为什么?就因为被斗败了的党外对手,在党内没有影响力,没有干部基础,不会出现日后有人为他翻案的可能。但党内对手就不一样了,刘少奇从思想上带走了党的七千干部。中共执政党的地位怎么体现?党的领导这么体现?就是靠这党的七千干部。这就注定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有这七千干部的存在,就有为刘少奇日后平反的七千个可能。所以毛发动文革,斗死刘少奇仍不结束,毛要让文革小组取代中央书记处,让由新上来的造反派组成的革委会取代各级政府,这就是全面内战的实质。所以对党内对手的斗争能不残酷吗?!江泽民的上海帮与太子党的干部不只七千,多得难以统计,在胡锦涛战上海的战役中就办了那么一二十人,其余的人不服,仍在为陈良宇叫嚣,这是未来习近平掌权后清算胡锦涛与团派干将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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