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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所跟帖: 王容芬 杨佳三年祭   2011-11-25 13:00:38  


作者: 王容芬   公、检、法、辩,合谋构陷——杨佳案剖析 2011-11-25 13:03:11  [点击: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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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警方有法无天
1.杨佳与警方前嫌
2.侦破过程违背回避规定
3.强行搜查,抢夺证据,隐匿证人
4.神奇大案
5.受杨佳案牵连被警方传唤、拘捕的人士
II. 检察院涉嫌谋陷
1.提前介入案件
2.指示胁迫精神病人签名聘请律师
3.无理拒绝杨佳父亲聘请的律师
4.合谋嫁祸
III. 法院枉法
1.一审定罪
2.涉案物证
3.检验报告
4.证人证言
5.质疑
(1)底楼倪景荣等四人被杀案
(2)9层王凌云被刺作案
(3)10层徐维亚被杀案
(4)11层李坷被杀案
(5)21层吴钰骅被刺案
(5)21层2113室李伟被刺伤案
(6)《张建平尸体检验报告》
(7) 验证结论
6.中二院玩弄被告人亲属
7.高院二审连通作弊
(1) 拒不传唤主要证人
(2) 杨佳电子投诉邮件涉嫌伪造
(3)杨佳当庭质询
IV. 律师出卖当事人
1.一审律师谢有明
(1)隐瞒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身份,欺骗杨佳
(2)骗取杨佳母亲签名
(3)预言杨佳死刑,火上添柴
(4)默认当事人杀人
2.二审律师翟建
(1)利用媒体,巧妙地支持一审判决
(2)施暗示疗法,让杨佳相信杀了人
(3)法庭上狠下毒手
(4)二审宣判后,继续为警方找补
(5)散布杨佳母亲自杀流言
V. 结语

附录
附录1 上海警方新闻发布会
附录2 一审刑 事 判 决 书
附录3 二审刑 事 判 决 书
附录4 翟建答记者
附录5 杜青艳致胡锦涛信
附录6 王静荣回忆见王静梅
附录7 王静梅和王静荣的谈话记录
附录8 王静荣给最高人民法院的信
附录9 上海袭警案续


本文质疑中国公、检、法、辩在杨佳案中的弊端。


I.警方有法无天

1.杨佳与警方前嫌

① 了结了的太原警察打人案

2008年7月1日早上杨佳去闸北公安分局时,腰包里带着7000多元现金,信用卡上有2万多元。杨佳后来告诉他的二审律师翟建,这些钱是太原警方的赔偿金。

2006年11月,杨佳在太原火车站被指控买火车票插队,与警察发生口角,结果被请到派出所, 十多个警察拳打脚踢教训了他一顿,打掉了三个门牙,造成脑震盪。杨佳看病补牙花了几千块钱,母子俩执拗地逐级上访, 控告太原火车站警察的违法行为,一直告到公安部, 最后当地警方赔礼道歉。杨佳上访的目的是要打人的派出所出具一份打人证明,他给这起名叫“责任认定书”,说太原警方就出过这样一份“责任认定书”,还赔了36000块钱。这说明中国不是无法可依,《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② 没能了结的上海警察打人案

不到一年,杨佳在上海又被警察带到派出所,在派出所发生的事情与太原大同小异。2007年10月5日晚骑一辆租来的自行车,途经上海市芷江西路、普善路路口,被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巡逻警察薛耀怀疑偷自行车,截住盘查。有了上次在太原的经验,杨佳拨打114查询上海市公安局督察队电话,并通知远在北京的母亲。从薛耀的证词可以看出杨佳如何寻求法律保护: " 2007 年 10 月 5 日晚 8 时 30 分左右,有一个男子骑一辆自行车沿芷江西路由东向西到普善路时,我看见他骑得很慢,四处张望。因为当时芷江西路附近失窃自行车的情况比较多,我就将其拦下检查。该男子将自行车停下后,我发现他的自行车没有牌证,于是我就问他自行车来源。他说自行车是租来的,我让他出示租车凭证,他拒绝提供,并说我无权检查,且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过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他才拿出一张纸说是租赁凭证,我说天黑看不清,叫他把凭证交给我。他拒绝,只用手举着一张纸。我说看不清楚,他说我连字也看不清,做什么警察,并开始拨打‘ 114 ’查询上海市公安局督察队电话,我告诉了他我的警号,将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队电话告诉他。他拨打了督察队电话,投诉我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并对我的身份表示怀疑。”(见一审判决书证言第23条)薛耀没有出示警察证,杨佳怀疑他的身份,向督察队投诉。尽管如此,杨佳还是给他看了租车凭证,只是不肯交给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没了凭证,他得赔人家车,还有可能被当成偷车贼抓起来。

既然有租车证,盘查该结束了,可是薛耀把事做大,打电话给派出所,要求增强。警车来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杨佳被四个警察强行押上警车,带到芷江西路派出所盘查。杨佳的母亲王静梅说,杨佳在上海派出所给她打电话,说警察把杨佳直接拉到一个小黑屋子里面打了。还说上海警方当天晚上给她打电话说:“你还别这么横!我现在找个证人就可以把杨佳拘了!”(见刘晓源律师笔录《王静荣回忆见王静梅》)

在是否打了杨佳这个事实上,三个警察证词不一,薛耀保证自己没动手,陈银桥称看见杨佳打了警察高铁军,(见一审判决书证言第24条),陈红彬称: “我所的值班人员查实杨佳骑的自行车处于正常状态,进行解释后让杨佳自行离开。但是杨佳声称有民警在执勤过程中对其进行了殴打,拒绝离开派出所。” (见一审判决书证言第25条)第二天凌晨一点以后,杨佳离开派出所,从被警察盘查到离开警察,其间近5个小时,闸北分局督察大队的吴钰骅接到杨佳电话投诉后前去处理。杨佳就向吴要一张证明,证明他们打过他。吴说:“不可能”。杨佳说:“不给解决,就继续投诉”。吴说:“你这么点事情搞那么大,你投诉就是了,最后不是你顶死我,就是我顶死你!”杨佳在二审法庭上说,他当时“是被七、八个民警抬进里屋,摁倒在地,拳打脚踢了两三分钟,身上有好几处淤青,衣服、裤子都被撕破弄脏了,后来我坐在那里理包的时候那个巡警又当胸打了我两拳。” 当辩护人、检察员问及其当时伤势时,杨佳说“当时两胳膊上有瘀青,后来回去发现背上也有,表皮没有擦破,没有去验伤。”(见李劲松、刘晓源律师:《杨佳案二审庭审情况综合介绍》吴钰骅没有看见警察打杨佳,但如果看到杨佳身上的淤青和撕破弄脏的衣裤,而不拍照取证,就是枉法了。杨佳两次庭审申请传唤吴钰骅出庭作证,吴都没有出庭。

杨佳对吴钰骅的处理不满意,从此走了漫长的上访路。这个有芷江西路派出所陈红彬的证词为证:“事后杨佳通过信访市公安局督察部门投诉我所民警。派出所为了妥善处置此事,就多次电话联系杨佳及其母亲,进行解释和疏导工作,但是杨佳及其母亲声称派出所在执勤过程中存在过错,要求派出所对杨佳进行赔偿。”陈红彬还提到芷江西路派出所在 2007 年 10 月中旬和2008 年 3 月间,两次派人赴北京与杨佳及其母亲见面,“但是杨佳及其母亲提出还要派出所出具没有打人的书面证明等无理要求。因为我所民警在处置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就拒绝了杨佳及其母亲的无理要求。” (见一审判决书证言第25条)

上海市公安局督察部门把杨佳的投诉转给被投诉单位,触犯了《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十条:“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对信访人提出的属于本级公安机关管辖范围的信访事项应当受理,不得推诿、敷衍、拖延;不得歧视、刁难和打击报复信访人;不得将信访人的检举、揭发材料或者有关情况透露给被检举、揭发的人员或者单位。”市局的失职导致杨佳不断上访,始终得不到解决。杨佳最后亲自去闸北分局大楼21层,找督察大队吴钰骅要说法。

2.侦破过程违背回避规定 

2008年7月1日上午9时45分,杨佳在上海市闸北公安分局办公大楼2113室督察大队办公室被抓。《新京报》7月5日据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提供的消息报道:1. 杨佳已被刑事拘留,单独关押在看守所的一个房间,有专人24小时看守;2. 杨佳案已于7月4日移交检察院;3. 上海市公安局已成立专案组,有关该案最新信息,将通过公安局网站或新闻媒体统一发布。又据《新京报》7月6日报道,7月1日被刺伤腹部的闸北分局纪委副书记孔中卫“在单位处理此案”,就是说,闸北分局大楼凶杀案由闸北分局负责处理,除了受害人孔中卫,其他参与侦查工作的闸北公安分局侦查人员,与几位被害人是同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闸北分区毫不回避,包揽侦破,为自己收集的证人证言,明显违法。一审辩护人也指出违规收集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立案证据。
一审判决则认为:“关于闸北公安分局侦查人员参与本案部分侦查工作,所收集的相关证人证言是否合法。经查,本案发生后,由上海市公安局立案并负责侦查,闸北公安分局侦查人员虽参与收集相关证人证言,但没有证据证明上述侦查人员和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事实存在,故辩护人关于闸北公安分局侦查人员收集的证人证言违反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 第二十八条之规定,相关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证据的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同事关系和上下级关系不在回避之列?作为闸北分局纪委副书记的孔中卫不仅是所有受害人的上级,本身也是受害人,难道不该回避?

3.强行搜查,抢夺证据,隐匿证人

上海警方7月1日派人前往北京,晚上强行进入杨家,据邻居说,来了好多警察,一直呆到凌晨两点多才走。7月2日深夜,杨佳母亲王静梅被关进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中心,直到11月8日才有消息。据王静梅说,7月1日-2日警察在她家搜查时没有搜查证,抢走了上海芷江派出所警察来京与杨佳母子谈判的录音,钥匙也拿走了。二审时检察院出示的证据之一是从杨佳电脑里查获的所谓上诉信,亦是此次强行搜查所获。王静梅没有提到电脑被警方带走,她是7月2日被带走的,上海警方人员7月4日返沪。

4.神奇大案

闸北分局三天破了六死四伤的大案,上海市公安局又准备了三天,7月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袭警案详细经过。警方把7月1日闸北分局大楼惨案一股脑扣在“无正当职业者”杨佳身上,为了置杨佳于必死之地,一上来先定下“杨佳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接着警方给出杨佳等了九个月的“说法“:2007年10月5日闸北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对他的处理“依法有据,无不当之处。督察支队两次赴京对杨佳进行法制宣传和疏导劝解工作,但杨均不予置理,还决定采取极端手段报复闸北公安分局民警。”由此,杨佳杀警被逻辑化了:蓄谋已久,精心策划,伺机报复。按照警方安排的逻辑,杨佳于7月1日上午9时40分许赴闸北分局作案,在大门口扔汽油瓶子放火,砸裂保安顾建明的头部;然后一手持刀,一手持催泪瓦斯在底楼大厅过道和治安值班室等不同处,先后分别袭击了正在工作的民警倪景荣、方福新、张义阶、张建平,致使四人失血过多倒地身亡。9时42分,杨佳已从一楼南侧消防楼梯爬上9楼,杨持刀向徐维亚徐发起突然袭击,徐维亚全身多处被刺倒地,后经抢救无效死亡。随后,杨佳从消防梯至10楼,举刀刺王凌云,王右肩部和右胸部等处受伤。接着,杨佳上11楼,对着李珂连刺数刀,李珂胸腹部受到重创,后因伤重不治身亡。后面杨佳在21层伤人、被擒略。

简言之,一个人在9时40分 – 9时42分之间伤1人,杀4人,爬了9层楼;在9时42分 – 9时45分之间在9层、10层和11层分别杀2人,伤1人,并爬完10层楼,又伤2人,在总共5分钟内完成上海警方设计的杀6人、伤4人、爬21层楼的全部动作。这个三天凑材料、三天写出的神奇脚本只需一个主角,他的名字就是那个跑到21楼督察队要说法的杨佳了,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人物,天造地和。

5.受杨佳案牵连被警方传唤、拘捕的人士

① 王静梅,1955年4月13日出生,杨佳之母,户籍所在地北京市东城区,住朝阳区慧忠里小区47号楼。2008年7月1日杨佳被拘当晚,上海警方到北京传唤。王静梅被当地警察传到大屯派出所,从此王静梅没有再回家。王静梅的姐姐王静荣于7月13日向朝阳公安分局大屯派出所报了王静梅失踪案。派出所民警答复说,“王静梅在7月4日,自行离开了派出所”。王静荣又于7月14日、17日三次前往大屯派出所报王静梅失踪案,终于7月17日立案。由于派出所不寻找王静梅,王静荣9月11日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控告大屯派出所不作为。立案庭法官不给立案,也不给不予受理裁定书,王静荣的律师与法官交涉,竟被法警强行带出立案庭。

王静梅的失踪引起极大关注,在外界巨大压力下,真相终于披露:王静梅被关在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王静荣11月9日在居委会主任陪同下去见了王静梅。王静梅告诉她,7月1号,北京大屯派出所的人搜查了她的家,没有搜查证,7月2号晚上就把她关进精神病院,改名刘亚玲关到一个小黑屋里面,好几个月吃饭都得站着,谢有明律师曾到过医院找她签订委托书,10月31号上海方去了两个人给她判决书。

根据《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第31条规定,当精神疾病患者有危害或者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时,公安机关才可以将其送至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强制治疗,并要及时通知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又据《北京市精神疾病患者强制治疗实施办法》第9条规定,精神疾病患者送至医疗卫生机构后,公安机关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并做工作记录;无法通知监护人或者近亲属的,公安机关应当在工作记录中注明原因。

② 郏啸寅,男,1986年6月17日生,2008年7月6日深夜被警察从家中带走,7月7日上午10时被上海市公安局以寻衅滋事罪拘留,刑拘通知书编号沪公告字2008第1号,关入闸北区灵石路900 号上海市第二看守所。7月14日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批准逮捕郏啸寅,为上海警方代诉,罪名是涉嫌造谣诽谤,利用互联网捏造事实严重损害了执法民警的名誉和公安机关的形象,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246条。逮捕通知书编号沪公刑字2008第18号。曾广为转载的“大胆刁民”的500字网文《上海袭警案事件内幕》被作为罪证删得一干二净,郏啸寅用这个网名发表的所有帖子都被删除。如此侵犯公民言论的上海警方却自诉受到诽谤,在刑诉法规定的两个月羁押期限和一个月延长期都已经超过后仍不放人,也不取保候审。郏啸寅捕后被关入上海浦东新区沪南路1760 号上海市看守所,其父母得不到探视证,不能探望。

③ 项文寅,男,46岁,上海市民,身份证号310110196205154651 2008年10月13日,上海警方在杨佳二审法庭外拘捕项文寅(见附录:项文寅妻子杜青艳致胡锦涛信),其他被拘人士不详。

④ 许正清,上海市民,2008年10月15日被上海警方以"诋毁当局、诋毁人民警察"的罪名,抓走。16日传唤,警方讯问许正清:是否到高院呼喊"打倒共产党"?是否在幕后策划了该声援活动?由于许正清13日未在上海市高等法院门前,17日下午获释。

⑤ 陈恩娟,上海市民,2008年10月16日,被警方以"扰乱公共社会秩序"的罪名拘留,警方提问,她13日在上海市高等法院门前穿的“杨佳体恤衣”是谁给的?怎么来的?谁组织的这个事情?陈恩娟于被警方留置24小时。

⑥ 魏琴,上海市民,2008年10月16日被警方以“扰乱社会秩序”为名传唤拘留,11月3日获释。据魏琴说,关押她的徐汇区看守所 “人满为患,没地方睡觉了,连睡觉还要挨着睡,在监狱是排队睡觉的。”

2008年10月14日起上海公安局全面查处追究13日在上海市高等法院门前关注杨佳案二审判决的人,大量传唤、关押,具体人数不详。

II. 检察院涉嫌谋陷

1.提前介入案件

2008年7月1日上午10时40分,杨佳在闸北分局大楼21层被擒不到一小时内,闸北检察院就把指示闸北政府律师谢有明到闸北分局,这次他不是闸北政府的法律顾问,而是应杨佳的要求当律师,没有律师,杨佳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参见《闸北袭警案续》)。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在警方侦破阶段把自己的法律顾问派去充当嫌犯律师,欺骗杨佳,陷律师违法。

还在侦破阶段,谢有明律师就透露,沪检察院已经提前介入此案。这显然不是指检察院委派他当杨佳律师一事。发生在闸北分局大楼里的六死一伤案破成那样子,检察院介入侦破,起了什么作用?

2.指示胁迫精神病人签名聘请律师

2008年7月4日上海警方侦查终结,将杨佳案移交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

7月6日谢有明作为杨佳一审辩护律师通过媒体放风:杨佳难逃死刑。此前他到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死磨硬赖,让做精神病强制治疗的杨佳母亲王静梅在律师聘书上签字。没有检察院指示,谢有明不会找到神秘失踪的王静梅。

3.无理拒绝杨佳父亲聘请的律师

7月12日,杨佳父亲杨福生解聘上海律师谢有明,并委托北京雄志律师事务所律师熊烈锁为儿子的辩护律师。7月14日晚间,熊烈锁和同所律师孔建赴上海。15日开始,他们四次进出看守所,出示律师证,都被需要检察院批准为由挡驾。16日下午上海市第二人民检察院正式拒绝熊烈锁律师会见杨佳,出具了15日的杨佳笔录,声明拒绝母亲之外任何人为其提供辩护,笔录特别注明,这包括他的父亲,笔录有杨佳本人的亲笔签名。熊烈锁坚持只有和杨佳面谈,才能确定杨佳是否愿意接受自己作为辩护律师。这一要求被检察院当场拒绝。(见多维社:《专访熊烈锁律师:杨佳案上海检察院违法》)

检察院拒绝杨福生聘请的律师,不准会见当事人,违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规定: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可以自己聘请,也可以由其亲属代为聘请。

4.合谋嫁祸

7月17日,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对杨佳提起公诉,称:“依照法律规定对案件进行审查,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告知被害人或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等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审查了案卷全部材料,复核了主要证据。现查明2007年10月5日晚,被告人杨佳因在沪骑一辆无牌照自行车而受到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巡逻民警询问和盘查。之后,杨佳向公安机关投诉并提出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一万元等要求,未被公安机关接受,竟预谋作案。查明2008年7月1日上午9时40分许,犯罪嫌疑人杨佳携带刀具、喷雾器、榔头等作案工具,至闸北区政法大楼附近警车停放处点燃装有汽油的啤酒瓶,头戴防毒面具从闸北分局便民服务通道冲入大楼,用刀砸伤保安并冲进一楼治安值班室,趁民警不备猛刺乱戳,后沿大楼楼梯向21楼督察室跑去,先后在9楼、10楼、11梯、21楼电梯口处对毫无戒备的民警胸、腹部等处挥刀戳砍,并冲进2113室继续持刀行凶,被在场民警合力制伏,作案工具亦被当场缴获。犯罪嫌疑人杨佳持刀行凶共造成6人死亡4人受伤,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涉嫌故意杀人罪。

检察院把上海警方的5分钟凶杀案版本包括所附证人证言及检验报告原封不动抄入起诉书。25位证人中没有一个是在主要发案地点大楼底层办公的警察,似乎案发时整层只有4个人在办公,被杨佳一把刀全部歼灭。上诉书只能解读为检察院与警方串通合谋,通过嫁祸杨佳掩盖凶杀案真相。

III. 法院枉法

1.一审定罪

两审判决认定杨佳故意杀死杀死民警方福新、倪景荣、张义阶、张建平、徐维亚、李坷等六人,伤害保安顾建明及民警王凌云、吴钰骅、李伟等四人,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

判决认定杨佳作案时间为2008年7月1日上午9点40分至9点45分。

判决认定杨佳作案地点为:

① 上海市天目中路 578 号闸北公安分局办公大楼门前(投掷装有汽油的啤酒瓶引起燃烧);

② 办公大楼底层北大门接待大厅(用刀砍击保安员顾建明头部);

③-④ 底楼治安支队值班室和大厅过道(杀死民警方福新、倪景荣、张义阶、张建平);

⑤ 9 楼消防通道电梯口(杀死民警徐维亚);

⑥ 第 9 至 10 层楼梯(刺伤民警王凌云)

⑦ 1101室外楼道上(杀死民警李坷);

⑧ 21楼电梯口(刺伤督察吴钰骅);

⑨ 2113室(刺伤督察李伟)。

2.涉案物证

物证分别提取于闸北公安分局大楼外和制伏杨佳的21楼督察队办公室。

在大楼外提取的物证为破碎瓶口及碎片;烧灼过的酒瓶玻璃碎片;登山杖一根;“ 3M ”面具包装袋一只。

在督察队办公室提取物证为:

“onePol ar ”腰包一只、沾满血迹的“鹰达”牌剔骨刀一把、榔头一把、望远镜一副、望远镜套一只、催泪喷射器一支、摩托罗拉手机一部、霖碧矿泉水瓶一瓶、红柄折叠式水果刀一把、“ 3M”面具一只。

3.检验报告

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 检验报告》 中与杨佳有关的:

① 不能排除嫌疑人杨佳左手食指、左手中指、右手拇指、右手中指、右手腕内侧、杨佳汗衫右上臂前端、汗衫上臂处血迹、杨佳裤子左前口袋处、后右口袋处血迹、现场刀柄上的血迹及闸北公安分局大堂、一楼至二十一楼的消防楼梯、通道、电梯门口、地面上等处的血迹为犯罪嫌疑人杨佳所留。

② 不能排除嫌疑人杨佳汗衫左肩上血迹为被害人张义阶所留。

③ 不能排除嫌疑人杨佳左脚鞋子鞋尖处血迹为被害人倪景荣所留。

④ 不能排除3M 面罩上血迹 1为被害人方福新所留。

⑤ 不能排除嫌疑人杨佳裤子前右裤下缘血迹、刀尖上血迹、嫌疑人杨佳的右脚鞋子鞋尖处血迹、嫌疑人右脚鞋子外侧鞋帮处血迹为被害人李伟所留。

⑥ 不能排除3M 面罩上血迹 4 为被害人李坷所留。

⑦ 不能排除刀刃处血迹、刀身根部血迹(有字面)血迹为被害人张建平所留。

⑧不能排除3M 面罩上血迹 5 为被害人徐维亚所留。

关键证物是刀上的血迹,《 检验报告 》 鉴定刀尖上血迹被害人李伟所留,刀刃处血迹、刀身根部血迹(有字面)为被害人张建平所留。

4.证人证言

一审判决书附录了25位证人的证言:

① 保安人员顾建明、童佳骏、佘长富、石金根、惠立生和闸北公安分局临时工陶文瑾为案发时他们看到闸北分局大门外和底楼大厅的事提供了证言,见一审判决书“法庭确认”第1、5、6条;

② 交警支队民警黄骏远为案发时他在10楼消防楼梯所见提供了证言,见一审判决书“法庭确认”第7条;

③ 交警支队民警王凌云为案发时他在10楼遇刺提供了证言,见一审判决书“法庭确认”第2条;

④ 交警支队民警柯璟为案发时他在9楼楼梯和10楼楼道所见提供了证言,见一审判决书“法庭确认”第8条;

⑤ 交警支队民警乔军为案发时他在9楼楼梯和11楼1101室门口所见提供了证言,见一审判决书“法庭确认”第9条

⑥ 警务督察支队民警吴钰骅、李伟、黄兆泉、容侃敏、陈伟、林玮和闸北公安分局纪委副书记孔中卫为在21楼制伏杨佳提供了证言,李伟和吴钰骅还为他们本人遇刺提供了证言,见一审判决书“法庭确认”第3、4、10、11、12条;

⑦ 另有杨佳提供的李秀英、李金英、江玉英、陈舟等证人分别为他在上海市长安路 33 号梅园招待所投诉及在张小泉刀剪总店购买鹰达牌料理刀和在滁全经贸有限公司购买3M防毒面具提供了证言,见一审判决书“法庭确认”第18 - 20条。

⑧ 芷江西路派出所民警薛耀、陈银桥、陈红彬、顾海奇为先后处理15日杨佳自行车事件提供了证词,见一审判决书“法庭确认”第23 - 26条。

公诉人当庭播放的闸北公安分局北大门口、底楼接待大厅、该分局治安支队值班室的监控录像显示,见一审判决书“法庭确认”第13条。

5.质疑

(1)底楼倪景荣等四人被杀案

① 证人顾建明 2008 年 7 月 2 日陈述:“ 2008 年 7 月 1 日上午 10 时许,我听见天目西路大门外有人在喊:‘有人放火,快报警呀。’我一听有人放火就往外看,看到分局围墙右侧处有两处明火,其中一处火势相当大。我想打电话到指挥中心汇报情况。我刚拨完电话还未通话,有一个人对我说了一句:‘你敢打电话,’接着就举起右手向我头部敲过来,我用手一摸血流出来了。这个人当时戴着一个防毒面具,身高 1 . 70 米左右,上身穿浅色衣服,右手拿了一把刀,刀长约十几公分,宽 5、6 公分。我回头看到他右手拿着刀冲进底楼治安支队值班室,一会儿的功夫,就看到民警倪景荣从值班室走出来,全身是血,到了底楼女厕所门口仰面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接着,又看到那个砍伤我的人出治安值班室大门后左转朝分局电梯方向走去。这时,有人对我说 104 室门口还有一个人躺着,我走近一看是民警张义阶,当时他也是仰面躺在地上,全身是血。” (见一审判决书“法庭确认”第1条)

鉴于检验报告中杨佳右手以及涉案工具的刀和榔头和面具上面都没有顾建明的血迹,排除了伤害顾建明的是杨佳,也排除了执刀冲进底楼治安支队值班室作案的是杨佳。顾建明见到作案人并听到那人说话,法庭为什么没有让他出庭分辨杨佳及其声音呢?

② 证人童佳骏 2008 年 7 月 1 日陈述: " 2008 年 7 月 1 日上午,我在天目中路 578 号巡视时,听到一声玻璃瓶砸碎的声音,还发现分局正门东北处的花坛烧起来,地上有砸碎的深咖啡色的玻璃瓶,旁边站着一名男子。于是,我就问他:‘你在干什么?’他没有回答我,而是迎面朝我大步走来。我准备去叫几个保安来制止他,这名男子就用玻璃瓶砸我。我退到警卫室旁边,同时叫另外几个保安打 110 报警。此时,我看见民警倪景荣倒在女厕所门口的地上,身下有很多血。我还看到顾建明捂着头部,并对我说:‘我头上也被刺了一刀。’这名男子身上背了一只黑色小方包。” (见一审判决书“法庭确认”第5条)

没收的涉案证物中没有身上背的“黑色小方包”,只有一只系在腰里的“ one Pol ar ”腰包。童佳骏没有提到面具,对于迎面朝他走来并用玻璃瓶砸过他的人,证人应该能辨认。法庭为什么没有让童佳骏作为证人出庭辨认杨佳呢?
③证人佘长富、石金根、惠立生、陶文瑾于 2008 年 7 月 1 日、 2 日分别作了陈述,其内容证实一头戴面具,手持尖刀的男子杀害倪景荣等四名民警的事实经过(见一审判决书“法庭确认”第6条)。证人没有出庭辨认,不能证明“头戴面具,手持尖刀的男子”是杨佳。

没收的鹰达刀上没有倪景荣、张义阶、方福新的血迹,排除杨佳杀死三人。

④监控录像,公诉人当庭播放的闸北公安分局北大门口、底楼接待大厅、该分局治安支队值班室的监控录像显示,被告人杨佳在该分局大门口外投掷汽油燃烧瓶后,头戴防毒面具,手持尖刀闯入接待大厅和治安支队值班室,先后对保安人员顾建明及民警方福新、倪景荣、张义阶、张建平实施了加害的全部过程。(见一审判决书“法庭确认”第13条)

庭审中出示了三段录像,包括在法院大门口,闸北公安分局底楼和值班室内的监控录像。该录像显示,7月1日9时46分许,一位带防毒面具的男子7秒钟内在值班室内连续刺死4人。这时间在杨佳9时45分于21层被擒之后,杨佳作案的可能性被录像本身排除。

(2)9层王凌云被刺作案

被害人王凌云2008 年 7 月 1 日陈述称: " 2008 年 7 月 1 日上午 9 时 45 分左右,我从 10 楼的楼梯处向下走,刚走了几步,听到 9 楼发出几声尖叫声。于是我快步朝下走,看到一持刀男子由下往上冲上来,没说一句话,就挥刀朝我的胸、头部劈来。我胸部先被刺中一刀,即朝后退回到 10 楼的木门处,而这男子冲上来,用刀刺中我的右后背。我用手去抓他的刀,结果右手食指被刺伤。当我退回到 10 楼的楼面,遇到浑身是血的徐维亚。当时我遇到这名持刀男子时,他戴一副防毒面具,是黑色的。此人身高 1 . 73 米,体形较结实,上身穿淡颜色的短袖 T 恤。” (见一审判决书“法庭确认”第2条)
《 检验报告 》中没有提到杨佳身上和没收的涉案证物上有王凌云的血迹,可以排除刺伤王凌云的戴面具男子是杨佳。

(3)10层徐维亚被杀案

① 证人黄骏远(闸北公安分局交警支队民警) 2008 年 7 月 1 日陈述:“今天上午 9 时 40 分许,我的同事徐维亚离开办公室后不久,我就听到几声惨叫,我出去看见一个男子头上戴了一个深色的防毒面具,上身穿白色 T 恤衫,右手拿了一把类似匕首的刀具,刀身约长 20 厘米左右。此人正从 9 楼的消防通道往 10 楼走来。等我拿了警棍出来,看见民警柏伟良在 9 楼电梯处扶着我的同事王凌云,王凌云的警服上有很多血,左手托住右手,对我说他的手不行了。” (见一审判决书“法庭确认”第7条)

黄骏远看到的从9楼消防通道往 10 楼走来的男子头上戴了一个深色的防毒面具,上身穿白色 T 恤衫,右手拿了一把类似匕首的刀具,但没有看到刀具、面具和衣服上有血迹,他只看到王凌云的警服上有很多血。没收的刀具上没有徐维亚的血迹,黄骏远的证词也不能证明徐维亚之死与杨佳有关系。

按照该男子在9 – 10楼消防通道上出现的时间,很可能和5分钟后在21楼消防通道上出现的是同一人。

(4)11层李坷被杀案

①证人柯璟2008 年 7 月 1 日陈述: " 2008 年 7 月 1 日上午 9 时 40 分许,我和同事徐维亚、仓定骏、王凌云等都在办公室工作,徐维亚准备下楼,我也走了出去。我听见楼梯口处传来嘈杂声,看见从 9 楼冲上来一个男子,头戴像防毒面具一样的面罩,中等身材,右手持一把长约 20 多公分的匕首。后我在 1101室外楼道上碰到李坷,告诉他有一个持刀的男子戴面具冲上来。李坷叫我到他办公室去坐一会儿。后来我听到李坷叫‘你干什么?’, 接着外面很吵。后我打开门看见李坷倒在地上,身上和地上都是血。” (见一审判决书“法庭确认”第8条)

证人没有看见持刀戴面具的男子对李坷行凶,也没有看到该男子的刀具、面具和身上有血迹。

② 证人乔军(身份同上) 2008 年 7 月 7 日陈述: " 2008 年 7 月 1 日上午,我在 905 室办公,突然黄骏远进办公室讲:‘有人杀人了。’我听后立即冲出去,跑到 9 楼楼梯口处,看见王凌云捂着肩处的伤口蹲在地上,我见他伤的不是太重就继续往上跑,跑到 11楼见李坷倒在 1101 室门口,地下都是血。” (见一审判决书“法庭确认”第9条)

证人连嫌疑犯的影子都没看到,这样的证言能证明李坷系杨佳所杀、王凌云系杨佳所伤?

(5)21层吴钰骅被刺案

① 被害人吴钰骅 2008 年 7 月 2 日陈述: " 2008 年 7 月 1 日 9 时 30 分至 10 时之间,我准备外出工作,到电梯间时,看见在 2112 室门口有一个人,头戴防毒面具,穿淡色衣服,我就问了他一句‘你在干什么? ’那个人就突然向我猛扑过来,右手横握刺刀刺我右胸部。我赶紧后退,他转身朝 2112 室跑去。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告诉同事自己被刺了,并打电话给分局的指挥中心。不久,那个蒙面的人持刀推门而入并行凶。我的同事就拿起椅子将他围住,最后将他制伏。” (见一审判决书“法庭确认”第3条)

② 证人孔中卫 2008 年 7 月 1 日陈述称: " 7 月 1 日 9 时 45 分左右,我在吴钰骅办公室门口,看见吴身上有血迹,左手捂在右胸口处。后我看到一个男子,身高 170 厘米左右,他左手拿着喷雾器,右手拿着一把刀,穿白色汗衫,深色长裤,脚下穿一双运动鞋,头上带着头罩,手上还戴着手套。他一边对民警使用喷雾器一边挥刀。在我们的合力下,用椅子将该男子顶在墙面上,之后缴下刀和喷雾器,然后把他拷起来。制伏该男子后,由特警队的同志带了出去。他当时说‘我够本了,你们一枪崩了我吧。” (见一审判决书“法庭确认”第10条)

2007年10月5日,杨佳被上海市闸北公安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扣留,吴钰骅作为督察前去疏导杨佳,两人见过面,对过话。杨佳也曾请求吴钰骅一审出庭作证,但这一请求未获法庭批准。吴钰骅在证词里没有指证7月1日上午在21楼电梯口刺伤他右胸的凶手是他认识的杨佳,作为证物的刀上也没有他的血迹。孔中卫的证词也不能证明被他们制伏的男子是刺伤吴钰骅的人。

后面提到的证人黄兆泉、容侃敏、陈伟的证言(见一审判决书“法庭确认”第11条)也不能证明对吴钰骅行凶的是杨佳。

(5)21层2113室李伟被刺伤案

① 被害人李伟(身份同上) 2008 年 7 月 2 日陈述称: " 2008 年 7 月 1 日 9 时 45 分许,我在自己办公室 2113 室工作,同事吴钰骅冲进来说:‘我被人捅了一刀。’这时,突然冲进来一男青年,头戴防毒面具,穿一件白色短袖圆领衫,右手举一把尖刀,向我们冲了上来。这时,我们的纪委副书记孔中卫和其他人也冲进来。我和同事林玮、孔中卫合力将他夹住,他右手拿刀朝我头上砍来,我的右脸侧被刀划伤。这时同事们都围上来,将这名男青年制伏。” (见一审判决书“法庭确认”第4条)

② 证人黄兆泉、容侃敏、陈伟(均为闸北公安分局警务督察支队民警)于 2008 年 7 月 1 日、 2 日分别作了陈述,其内容分别印证了被害人李伟的陈述。(见一审判决书“法庭确认”第11条)
③ 证人林玮(闸北公安分局警务督察支队民警)就被告人杨佳在闸北公安分局 21 楼向民警行凶一节当庭作证,其证言内容与孔中卫、黄兆泉、容侃敏、陈伟等人的证言内容基本一致。此外,林玮还当庭指认了杨佳就是被当场制伏并被摘下面具的那个男子,林玮还对从杨佳处查获的尖刀、防毒面具、喷射器进行了辨认并予确认。(见一审判决书“法庭确认”第12条)

④ 《检验报告》称:不能排除嫌疑人杨佳裤子前右裤下缘血迹、电梯口血迹、督察办公室 5 号标牌处血迹、督察办公室 6 号标牌处血迹、督察办公室 7 号标牌处血迹、督察办公室 4 号标牌处血迹、刀尖上血迹、嫌疑人杨佳的右脚鞋子鞋尖处血迹、嫌疑人右脚鞋子外侧鞋帮处血迹为被害人李伟所留。 (见《检验报告》第5条)

以上证实杨佳2008年7月1日上午9时45分许持刀进入闸北公安分局警务督察支队2113室。李伟、林玮、孔中卫合力将杨佳夹住,杨佳反抗时手里的刀划破李伟右脸。

⑤《检验报告》称:不能排除嫌疑人杨佳左手食指、左手中指、右手拇指、右手中指、右手腕内侧、杨佳汗衫右上臂前端、汗衫上臂处血迹、杨佳裤子左前口袋处、后右口袋处血迹、现场刀柄上的血迹及闸北公安分局大堂、一楼至二十一楼的消防楼梯、通道、电梯门口、地面上等处的血迹为犯罪嫌疑人杨佳所留。(见《检验报告》第1条)

①、②、③条李伟等在场全部七人证言均未指出杨佳在2113室出现时从头到脚任何地方有血迹。《检验报告》所称杨佳左手食指、左手中指、右手拇指、右手中指、右手腕内侧、杨佳汗衫右上臂前端、汗衫上臂处血迹、杨佳裤子左前口袋处、后右口袋处血迹、现场刀柄上的血迹是他被七人所伤的证据。至于“闸北公安分局大堂、一楼至二十一楼的消防楼梯、通道、电梯门口、地面上等处的血迹为犯罪嫌疑人杨佳所留”则与李伟等七人证言相左,一个身上没有血迹的人怎么会在所有发案地点留下自己的血迹?除非是押杨佳下楼时让他在这些地方一一走过,这又说明纪委副书记孔中卫等七人对杨佳伤害及其严重,造成他一路失血。

(6)《张建平尸体检验报告 》

法庭放映的监控录像已经排除了杨佳在底楼作案的可能性,但《检验报告》第8条认定杨佳所持刀身根部血迹是死者张建平所留,有必要验证张建平的尸体检验报告 。

《尸体检验报告 》称:死者张建平头面、颈项部:左颈部有长为 9 厘米的缝合创口,深及头皮下。躯干、四肢部:左肩背部有长 21 厘米的缝合创口,深及肌肉层;左乳头上由第二肋间有长 13 厘米的缝合创口,深及胸腔。右乳头下锁骨中线至腋中线处有长 18 厘米的缝合创口,深及胸腔,其下有长为 3 厘米的缝合创口,深及胸腔;右腋中线第六- 第七肋间有长为 7 . 5 厘米的缝合创口,深及胸腔。两侧胸腔有积血,以右侧为重,右肺下叶有贯穿性创口,探查隔肌右侧以及其下肝脏有破裂。以上创口均创缘整齐、创壁较光滑、创腔组织间桥不明显。

张建平全身共有六处伤口,长3 – 21厘米不等,深及头皮下、肌肉层、胸腔、肺叶及肝脏。左颈部长为 9 厘米的创口系刀尖、划伤,其余创口系刀尖、刀刃深刺、剖拉形成。没有刀根砍出的伤口。张建平身上的六处纵深伤口,杨佳衣、裤、鞋和面罩上没有留下一滴张建平的血迹。

张建平是北站派出所民警,与杨佳毫无干系。杨佳要找的是处理他与芷江西路派出所巡逻民警纠纷的督察支队督察吴钰骅,他对二审律师翟建说:“当时在1楼看了一眼,找到督察室在21楼,就往21楼跑。”这也是他此次来上海的目的 -- 要个说法。

(7) 验证结论

公民杨佳千里迢迢来上海要说法,以往被警察欺负的经验让他带上防身刀,结果被警察生擒,搏斗时警察李伟面部受轻伤, 杨佳左手食指、左手中指、右手拇指、右手中指、右手腕内侧、右上臂前端和上臂受伤。

6.中二院玩弄被告人亲属

9月1日,杨佳故意杀人案宣判。由于杨佳母亲一直下落不明,杨佳的父亲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再次聘请熊烈锁和孔建两位律师,征求杨佳他是否同意由其父代为上诉。 两位律师9月3日到上海要求会见杨佳,被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拒绝,理由是要想会见需取得上海二中法院同意,并提供法院的判决书。两位律师去了上海二中法院,法院表示律师会见与本院无关,判决书已给了一份杨佳母亲,不能再给了。法院将死刑判决书发给接受精神病强制治疗的杨佳母亲,激化病情,有意犯罪;拒绝杨佳父亲聘请的律师,违反《刑事诉讼法》关于亲属可代为聘请律师的规定。这种做法和一审一样,有明显犯罪动机,试图关起门杀人,逼疯逼死家属。杨佳父亲根据《看守所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申请去看守所见杨佳最后一面,也被法院拒绝。

7.高院二审连通作弊

10月3日开庭的二审只审未判,10越2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上诉人杨佳因对公安民警就其所骑无牌照自行车依法进行盘查及对公安机关就其投诉的处理不满,蓄意行凶报复,经充分准备,携带尖刀等作案工具闯入公安机关,连续捅刺、砍击数名民警及保安人员,造成六人死亡、二人轻伤、二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且无法定从轻情节,应依法惩处。原判认定被告人杨佳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杨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意见正确,应予支持。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令人质疑之处有:

(1) 拒不传唤主要证人

一审时,主要证人未出庭。对此,杨佳以一言不发表示抗议。杨佳上诉的原因之一是,薛耀、陈银桥、吴钰骅未出庭。二审时这三位主要证人仍未到庭。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双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证人作证,法官应当告知他要如实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法律责任。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以上法律条文都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为证人出庭作证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三位证人都是国家公职人员,必须服从调遣。他们不到庭,责任在二审法庭认为没必要传唤。

法庭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八条规定,‘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一审法院的审判程序,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就是说,一审法庭未加当庭询问质正的证人证言可以作为定案根据。二审增加了寿绪光和吴钰骅的证言,它们都旨在补充和印证一审薛耀的证言,这不正说明薛耀的证言不足以作为定案证据吗?

(2) 杨佳电子投诉邮件涉嫌伪造

法庭出示的从杨佳电脑里查获的杨佳投诉的电子邮件,邮件中,杨佳没有提到遭过殴打,却提出了要一万元赔偿。杨佳则说,自己投诉中提出了遭殴打问题,但没有要求一万元赔偿。邮件内容有人作了改动。7月1日以来一直关在杨佳的母亲王静梅说到上海警方两次来京:“他们想私了,他们还来了两次北京,第一次我没见着,杨佳要求要处理这些事的回执,他们没有达成协议。上海警察就回去了。后来第二次又来,说没有回执,赔偿你1500块钱,杨佳说不行,我们要处理回执文件。然后,上海警察说,那你说私了怎么办?10000块钱行吗?杨佳说,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们不是为了钱,我们就要回执。等于没有达成协议,他们上海警察又走了。”(见刘晓源律师笔录《王静荣回忆见王静梅》)据王静梅说,上海警方第二次来北京找她与杨佳谈话时,她曾经用MP3做过录音。案发后被派出所搜查走了。这是一份关键证据,可以证明上海警方来北京处理杨佳被打事件,要求私下了结的真实情况。(见《王静荣给最高人民法院的信》)这正是王静梅必须失踪的原因。

(3)杨佳当庭质询

① 2007年10月15日晚芷江西路派出所监控录像涉嫌剪接

录像只有八分多钟。从录像中可以看到,杨佳与警察在大厅里争执,后来被数名警察强拉硬拖到派出所内工作区。此后,就没有录像了。警方称,工作区内没有监控录像。杨佳坚称,在工作区内遭到了殴打,并说应有监控录像。当杨佳被要求提供挨打的证据时,他说:“你们现在要我拿证据,我当时要求做笔录,拍照,但督察(吴钰骅)只拍了自行车和复印了合同,我要求拍身上的伤和被撕破的衣服,吴督察说没必要。说二周后就给你答复……”

② 2008年7月1日闸北分局大楼底层监控录像涉嫌伪造

这部录像显示一个带面罩的人在9:46分只用7秒钟连杀4个人。杨佳当庭质询:“怎么证明那人就是我杨佳呢?”

③ 作案现场和证物上的血迹涉嫌作弊

杨佳质疑现场和证物上有他的血迹,因为在被捕时他没有受伤,并否认在证物清单和证物照片上签过字。

IV. 律师出卖当事人

1. 一审律师谢有明

(1)隐瞒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身份

谢有明是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他的律师事务所离闸北政法大楼很近。

杨佳在闸北分局2113室被擒后不到一小时内,他就接受闸北检察院指示,和下属谢晋一起充当了杨佳的律师。 杨佳仔细验看了他们的律师证,但是谢有明没有亮明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的身份,有意欺骗了当事人。 (见附录 9上海袭警案续)
杨佳问谢有明是从事哪方面的律师?律师服务费多少钱?为什么可以免费?法律上规定他有哪些权利? 警察采集杨佳手上所沾血样时,杨佳问谢有明,这样做可不可以。在谈话过程中,有记者进来拍照,杨佳又中止谈话,询问律师是否有权利不让记者拍。

以上都是谢有明向媒体散布的。杨佳要求律师援助,是为了有效地保护自己,他不会想到谢有明是警方的法律顾问。

(2)骗取杨佳母亲签名

谢有明受检察院指使,到北京市公安局下属的强制治疗中心,在众多医护人员围观下,逼着正在接受治疗的杨佳母亲王静梅在聘书上签字,聘他为杨佳的一审律师。王静荣回忆11月9日见到王静梅说到签字的情形:“王静梅说:‘来了之后就逼着我签字。’谢律师还说给杨佳买了两身衣服,那意思还很可怜他呢,后来,王静梅一看这么多人都等着,护士大夫都等着到时候也不给人家面子,王静梅说,‘也是为了我儿子,我在这也出不去,也找不到律师,得了!我就给签了,签完就走了。’”(见刘晓源律师笔录《王静荣回忆见王静梅》)

谢有明知法犯罪,情节严重,后果恶劣。

(3)预言杨佳死刑,火上添柴

开庭之前,谢有明就为控方造势,对媒体散布:“像杨佳犯罪情节这么严重的,一般来说,在量刑上几乎没什么疑问,不出意外的话,估计是死刑。”谢有明出卖当事人利益,反复强调杨佳思维严谨、头脑清醒、逻辑明晰、法律意识强,严重违反《律师法》,丧失职业道德。

(4)默认当事人杀人

谢有明在一审法庭辩论时只提出杨佳可能在芷江西路派出所被打了,杨佳可能存在着精神方面的异常,以到案后有一定的悔罪表现为由,请求法庭对杨佳慎用极刑。(参见一审判决书)根本不敢涉及公诉中的大量疑点,更不敢碰置杨佳于死地的六条人命案。在杨佳拒绝开口的一审法庭上,律师没有为他说话。谢有明是公检法的工具,不是当事人的辩护律师。

2. 二审律师翟建

号称东方大律师的翟建是上海法律援助中心推荐给杨佳的,杨佳只见到了翟建,他父亲为他请的律师被关在看守所大门外。

翟建完全清楚杨佳案的黑幕,他不相信7秒钟杀四个人的奇迹,看透了杨佳母亲失踪极不正常。但是利益权衡让他牺牲杨佳,他的做法比谢有明恶毒,手段比谢有明下作。

(1)利用媒体,巧妙地支持一审判决。

翟建把他四次见杨佳的印象告诉媒体,强调杨佳“身手非常敏捷”。他看见杨佳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戴着手铐、脚镣。脚镣的长度不是太长,他不是走下来的,就那么一个一个台阶,蹦蹦跳跳地下来的,脚镣“哗啦啦”地响,看得出身手非常敏捷。这个下楼的动作给翟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从案发当天的录像里看到,那个戴着防毒面具的人,在闸北区公安分局的底楼值班室,从进门连捅4个警察,到出门,只用了7秒钟。这是翟建第一次看到杨佳。这以后,他又三次会见杨佳,每次下楼的时候,杨佳都是一蹦一跳地下来,翟建提醒他慢点,他说没事。(见翟建:我为杨佳生死辩)

这样一个动作,一个印象,轻松地给出了7秒杀4人神话的合理性。东方大律师的联想力给我的震惊不亚于7秒杀4人。脚镣是一种防止犯人逃跑的刑具,一条铁链连着两个铁箍,铁箍套在双脚踝子骨上。笔者领略过这种刑具,中国看守所通用的脚镣有两种,一种是链环较多的轻镣,一种是只有三个环的重镣,40斤重。按照翟建的描述,“脚镣的长度不是太长”,死囚杨佳脚上戴的是重镣。三个铁环,不能迈步下楼,杨佳只能蹦蹦跳跳。即使走平路,每拉扯一步,铁箍都磨着肉皮。作为杨佳的律师,从最基本的人权角度出发,翟建应该要求看守所给杨佳卸镣,至少在出来接见时要卸掉妨碍人走路,特别是上下楼梯的刑具。可是翟建根本不知道上刑的杨佳的痛苦,反而看他轻松无比。在二审法庭上看到杀人录像,立即想到每一次看到杨佳蹦蹦跳跳下楼。这样一个人性泯灭的律师,怎么能为当事人的生死辩护呢?

(2)施暗示疗法,让杨佳相信杀了人

翟建全部工作的意图是让杨佳承认杀人罪,配合二审法庭。他这样做杨佳的工作:“有时,人的病是自己发现不了的,有些病不是说精神分裂症,就是痴呆傻子一样,其实有时只有某些方面是病态的,而在其他方面正常。” (见翟建:我为杨佳生死辩)

怕杨佳不听,翟建把一篇《试论司法精神病学中“偏执性精神病”》的文章拿给他看。文章说,偏执性精神病病人 “通常有个性缺陷,表现为主观固执、敏感多疑,容易激动、自尊心强、自命不凡,这一性格特征,导致他遇事爱认死理,喜欢抗上,不服从领导、为追求自己认定的真理,哪怕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偏执型精神病人的妄想内容不荒唐、不泛化,系统性强,病人的精神活动和现实社会保持较好的联系,所以其辨认能力、控制能力几乎接近正常。”

在翟建的暗示疗法诱导下,杨佳动摇了,开始怀疑自己。翟建把杨佳对他说的话在媒体曝光:“进了分局以后。他说自己确实记不清楚了,在第一次庭审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还在一楼杀了4个人。他说,当时在1楼看了一眼,找到督察室在21楼,就往21楼跑,一路上好像碰到一二十个人,遇上挡道的就捅。在21楼电梯口刺伤了吴,但没认出他来。”杨佳这些话明显是催眠状态下的胡话,他竟然相信在一楼杀了四个人,只是记不清楚了。那把作为证物的刀上没有吴钰骅的血迹,他却相信刺伤了吴钰骅,只是没认出来。他来的目的就是找吴,怎么会认不出来?

更糟糕的是,在二审法庭上,杨佳不否认杀人,只说“不知道”,“不记得了”。自我暗示的效果之大,可以让一个正常人断送自己。翟建就是这样苦口婆心把杨佳推向刑场的。

(3)法庭上狠下毒手

① 到了二审法庭,翟建突然改变对当事人、亲属和媒体许下的辩护计划,虚晃一枪,质疑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资质,建议对杨佳重新进行精神病司法医学鉴定。控方心领神会,当场拿出《司法鉴定许可证》挡了回去:上海市司法局颁发给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许可证》的有效期限为2006年9月28日至2011年9月28日,鉴定业务范围包括法医精神病鉴定等。翟建问过杨佳鉴定过程,知道就是到看守所问了几个问题,完全清楚没有仪器检查和一定时期观察,短短的谈话不能作出鉴定,可是他偏偏避重就轻,不去质疑鉴定方法和过程。

② 对于杨佳,翟建不再提精神病,而是说人格障碍,而且是以猜疑和偏执为主要特点的偏执型人格障碍。偏执性人格障碍虽然近似精神病的表现,但不被看成疾病。翟建狠毒之处在于,他借偏执性人格障碍的行为模式为控方添补了杨佳恶性杀人的可信性,因为具有偏执型人格障碍的人对环境适应不良,常影响其社会功能,不计后果,甚至与社会发生冲突,给自己或社会造成恶果。

③ 对于法庭出示的杨佳恶性杀人的证物、证据以及宣读的证人证词,翟建均表示无异议。

④ 对杨佳非常看重的警察打人一事,翟建的辩护词是:1. 民警的执法是规范的,耐心的,并无侮辱和谩骂杨佳的任何举动;2. 杨佳的情绪是比较冲动的,对警察正常盘查的反映是过激的,并确有大声骂警察“他妈的”之类的语言。翟建到底是谁的辩护律师?

⑤ 更有甚者,翟建在法庭上演起戏来,一步一步把杨佳逼上刑场:

“六条鲜活的生命因你而逝去,你现在觉得做得过分吗?”

“不过分!”

“你感到愧疚吗?”

“不愧疚!”

究竟是什么鬼驱使翟建对杨佳如此穷追猛打? 站在人命法庭上,这位东方大律师对他的当事人捅出最后一刀。这在人类庭辩史上绝无仅有,连谢有明也没无耻狠毒到这个地步。

(4)二审宣判后,继续为警方找补

审了判了,翟建意尤未尽,对媒体信口开河:“估计十七大期间,闸北公安对他说,有人出差在北京,你可以去找。杨佳在上海驻京办附近,与到北京开会的警官见面了,但这个人对事件不是很了解,就说,这样吧,你不是说打电话有很多费用,给你三百元人民币(约四十三美元)长途电话费。杨佳说不行,你要出一份责任认定书,你不出,要私了,就要给一万元。对方一听就不谈了。两会期间,闸北方面又跟他联络,有人在北京开两会,叫他去见一下,但最后也不能解决什麼问题。”

① 证人陈红彬在25号证词里说:“派出所在 2007 年 10 月中旬派民警周英赴北京进行疏导工作”,“2008 年 3 月间,所里再次派民警顾海奇赴北京与杨佳及其母亲见面并进行疏导工作”,顾海奇还出庭作证,他2008 年 3 月赴京见过杨佳母子。翟建别有用心,篡改两次赴京的人员和理由,是闸北分局通知杨佳,有人去北京开会,17大和两会。这样就打消了人们的怀疑:小小的芷江派出所有多少经费?为什么劳民伤财,四个月内两次派人去北京找杨佳?翟建虽非政府法律顾问,但对政府的体贴可谓无微不至。拳拳之心,苍天可鉴。

② 杨佳在二审法庭上专门指出从他电脑里拿来的投诉邮件被警方做了手脚,强调他只要警察承认打人的证明,没有要钱。杨佳的母亲为上海警方的第二次谈判录了音,警方提出一万元私了,杨佳坚持只要证明。如今杨佳为了这一纸打人证明要搭上性命了,翟建还要借媒体诬他诈钱。一个律师,为了讨好控方,不惜对自己的当事人落井下石,实在是太卑鄙下作了。

(4)散布杨佳母亲自杀流言

翟建多次对媒体说,杨佳母亲失踪极不正常,关键的话却假别人之口,说杨母死了,很可能是自杀,一审律师谢有明是唯一见过杨母的人,他最了解。嫁祸同行也罢了,干嘛要这么恶毒诅咒杨佳的母亲呢?死囚杨佳即使不被公检法合谋杀死,也要被他的律师宰了。杨佳本来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听到母亲死了的流言会作出什么样的事来呢?
这位满口使命、正义、胆识、超人品格的东方大律师,原来是个催死的无常。难怪艾未未说:“如果警察没有打死你,请个律师你就死定了!”人之如翟建者,鲜矣!

V. 结语

杨佳成为六条人命故意杀人犯,是公、检、法、辩联合作弊的结果,是中共操纵司法制度的特产。精神病鉴定不用仪器,凶器鉴定不验指纹,作案现场不取DNA、纤维、脚印,破案不用警犬。五分钟血洗公安大楼,六条命强加一介草民,惊险似小说,滑稽如动画。

我和5000多老百姓在一封以特赦杨佳、废除死刑为目的公民建议书上签了名。建议书立足于国内外各界对该案的审判程序存在的明显不公的质疑、中国腐败的司法制度以及中国作为警察国家面临的社会危机,提请中央政府对该案进行特别审查,依据法定程序对受到普遍同情和关注的杨佳先生实行特别赦免。现在看来,对杨佳先生不是特赦,而是证据不足,立即释放,同时重新侦破闸北分局血案,缉拿真凶。对那些合谋构陷的公检法赃官和律师败类,必须绳之以法。

杨佳案已经转到最高人民法院,命运会如何呢?中国像在写传奇小说,杨佳二审宣判没几天,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大法官被人大常委罢了,据传院长肖扬大法官也下了,他们是一个500法官贪腐集团的要犯,数目大得常人无法想像,手段也是常人无法想像的,居然是出售开设司法黑市,无本万利,买卖司法权、裁判文书等等。难怪杨佳案黑得不见底!

面对一个有法无天的原始法庭,杨佳说:

“我是无罪的,是他们违法,有罪的是他们。”

“这些警察之所以敢这样,都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你们。”

“被这样的警察管理着的国家,一个遵纪守法二十几年的公民最后都会被判刑坐牢。”

杨佳案侦破、立案、审判全过程里,只有一个真正的人,他是这个阴谋集团的受害人杨佳,一个遵纪守法二十几年的公民,一个为寻求正义而陷冤狱的人。

2008年11月14日


附录

附录1
上海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袭警案详细经过

来源:2008年07月07日 11:10:12  新民晚报

上海袭警案犯罪嫌疑人杨佳被依法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今天上午10时,上海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对闸北袭警案发生经过和前因后果作出详细解答。
据警方介绍,此案犯罪嫌疑人杨佳,男,1980年8月27日生,汉族,北京市人。中专文化程度,未婚,无正当职业。据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杨佳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2007年10月5日晚,杨佳骑一辆无牌无证自行车途经闸北区芷江西路普善路口时,闸北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巡逻民警盘查,因其拒绝出示身份证件和提供所骑自行车来源证明,造成市民围观、影响交通,被带至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
在查清杨佳真实身份及自行车是租用等情况后,尽管杨在盘查询问过程中一直不予配合,且多次辱骂民警,阻碍民警正常执法,但民警还是对其进行耐心教育后予以放行。事后,杨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并提出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的无理要求。
闸北分局督察支队经过认真核查,认为民警执法依法有据,无不当之处。督察支队两次赴京对杨佳进行法制宣传和疏导劝解工作,但杨均不予置理,还决定采取极端手段报复闸北公安分局民警。
今年7月1日上午9时40分许,杨佳携8个装有汽油的啤酒瓶,在天目西路警车停放处摔了2个啤酒瓶(未燃烧),在大门西侧三四米左右的花坛处投掷了5个瓶子并燃烧起火。保安见状后,立刻前往制止并组织救火。杨佳又向保安扔出1个啤酒瓶,并趁保安救火之隙,右手持一把单刃刀具(一把长十几公分的单刃剔骨刀,非常锋利),头戴防尘面具,腰间挎一腰包(内有榔头、催泪瓦斯喷雾器、登山杖等物),由闸北分局便民服务通道窜进大楼。
进门后,杨佳看见保安顾建明正在打电话,即上前用刀柄猛砸其头部,造成顾头部裂伤,缝合4针。随后,杨佳一手持刀,一手持催泪瓦斯在底楼大厅过道和治安值班室等不同处,先后分别袭击了正在工作的民警倪景荣(47岁,后保处服务中心主任)、方福新(50岁,治安支队)、张义阶(56岁,治安支队)、张建平(47岁,北站派出所)。4位民警猝不及防,失血过多倒地身亡。
经法医鉴定,民警张建平左肩创口达21厘米;左胸创口达13厘米、右胸创口达1 8厘米、右腋创口达7.5厘米,3处刺伤深及胸腔;民警方福新左胸创口达1 6厘米并贯穿左胸左肺;民警张义阶左腋创口达11厘米并深达胸腔、左手左膝均有被刺伤口;民警倪景荣左颈部砍伤达9厘米且颈动脉、颈静脉多处血管破裂。
9时42分,110指挥中心接到报告,立即发布调警指令,指令北站派出所、分局就近GPS巡逻车和特警支队民警立即进入大楼搜捕,并通知相关部门,同时通知“120”救护车到现场救治受伤民警。
这时,杨佳已从一楼窜入南侧消防楼梯爬上9楼,遇上民警徐维亚(48岁,交警支队),杨持刀向徐发起突然袭击,徐维亚全身多处被刺倒地,左面颊创口达14厘米、前额创口达5厘米;右胸及腹部多处刺伤,其中右乳下至剑突处创口1 8厘米、剑突至脐处28厘米;右肘关节创口8厘米、右膝关节创口12厘米,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随后,杨佳从消防梯窜至10楼,遇民警王凌云(27岁,交警支队),举刀刺王,王凌云右肩部和右胸部等处受伤。接着,杨佳窜上11楼,遭遇民警李珂(49岁,科技科),他对着李珂连刺数刀,李珂胸腹部受到重创,右胸创口达5厘米、右腋创口达8.5厘米、右胸创口达2l厘米,上述3处创口均深及胸腔:左手拇指和食指分别划伤,后因伤重不治身亡。
此时,杨佳返回消防楼梯跑到21楼,在2113办公室门口刺伤正在等电梯的督察支队民警吴钰骅。吴钰骅受伤后一边高声呼叫提醒同事注意,一边返回办公室寻找反击武器。正在室内工作的督察支队民警林玮和李伟见状立即起身准备围捕。杨佳闯入办公室挥舞着匕首冲向林玮,林玮顺势操起办公椅奋力抵挡。隔壁纪委监察室主任孔中卫闻讯冲了进来,奋不顾身上前抱住杨佳。孔中卫、李伟、林玮、吴钰骅以及随后赶到的督察支队副支队长陈伟、民警容侃敏、纪委干部黄兆泉齐心协力,用办公椅将杨佳牢牢顶在了墙角边上,夺下其手中的凶器,给他上了手铐。携枪开展搜索的特警队员此时也赶到现场,配合将凶残的犯罪嫌疑人制服。
根据杨佳交代,专案组专门调取了2007年10月5日民警盘查工作时所携录音笔及派出所监控录像的音像资料,证实杨在接受盘查时拒绝配合民警工作、态度极为恶劣,到派出所后大声辱骂民警,并不断拨打投诉电话谎称遭到民警殴打。而派出所民警当时执法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程序,执法行为正当。
案发后,警方经调查了解到,今年6月12日至23日,杨来沪居住在距离芷江西路派出所仅20米的某旅馆,并使用望远镜观察派出所情况。6月26日其再次来沪居住在闸北公安分局附近的某招待所。期间,他购买了催泪瓦斯喷雾剂和单刃刀具、榔头、登山杖、防尘面具、橡胶手套、打火机等物。
7月1日上午,杨佳携带上述作案工具窜至闸北区政法办公大楼,实施了故意杀人犯罪行为,致6名公安民警牺牲,3名民警和1名保安员受伤。杨佳对以上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交代,他点燃燃烧瓶目的是“想把此事的社会影响搞大”,戴上防尘面具和橡胶手套是为了防止催泪瓦斯伤到自己。(潘高峰 忻文轲)
来源:2008年07月07日新民晚报

附录2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08)沪二中刑初字第 99 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被告人杨佳,男,1980 年 8 月 27 日出生于北京市,汉族,中专文化程度,无业,户籍所在地北京市东城区前圆恩寺胡同 17 号,住北京市朝阳区慧忠里 407 楼 1 单元 152 号。因本案于 2008 年 7 月 1 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7 月 7 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看守所。
辩护人谢有明、谢晋,上海名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沪检二分刑诉[2008]123 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佳犯故意杀人罪,于 2008 年7月1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 8 月 26 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派副检察长袁汉钧、代理检察员陈宏、倪伟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杨佳及其辩护人谢有明、谢晋,证人林玮、顾海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 2007 年 10 月 5 日晚,被告人杨佳在沪骑一辆无牌照自行车而受到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以下简称“闸北公安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以下简称“芷江西路派出所”)巡逻民警询问和盘查。之后,杨佳向公安机关投诉并提出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一万元等要求。闸北公安分局派员疏导劝解。杨佳因要求未被接受,而决意对闸北公安分局民警行凶报复。
2008 年 6 月 26 日,杨佳来沪后购买了“鹰达”牌单刃刀(刀全长29厘米,其中刀刃长 17 厘米)、催泪喷射器、防毒面具、汽油、铁锤、手套等犯罪工具。
同年 7 月 1 日上午 9 时 40 分许,杨佳携带上述犯罪工具,至本市天目中路 578 号闸北公安分局办公大楼门前,投掷装有汽油的啤酒瓶引起燃烧,并趁保安员灭火之际,杨佳头戴防毒面具闯入闸北公安分局办公大楼。在闸北公安分局办公大楼底层大厅等处,杨佳先用刀砍击保安员顾建明头部,继而持刀分别猛刺正在工作且赤手空拳、毫无防备的民警方福新、倪景荣、张义阶、张建平的头、颈、胸腹等要害部位,致四名民警当场受伤倒地。之后,杨佳沿消防楼梯至九楼至十一楼途中,又持刀先后猛刺、猛砍赤手空拳且猝不及防的民警徐维亚、王凌云、李坷的头、胸腹等要害部位,致徐维亚、李坷当场受伤倒地,并致王凌云受伤。杨佳继续冲上二十一楼后,又持刀刺伤正在等候电梯的民警吴钰骅,并闯入 2113 室行凶,致民警李伟受伤,被在场民警林玮等人当场捕获。
民警方福新、倪景荣、张义阶、张建平、徐维亚、李坷虽经急送医院抢救,终因失血性休克而于案发当日死亡。民警王凌云、李伟构成轻伤。民警吴钰骅、保安员顾建明构成轻微伤。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针对上述指控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被害人的陈述、证人证言、有关书证、物证和录像资料,公安机关的 《 现场勘查笔录 》 、 《 尸体检验报告 》 、 《 鉴定书 》 ,司法科学技术研究所的 《 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 》 ,被告人杨佳的供述等证据。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认为,被告人杨佳因其无理要求未被公安机关接受,携带犯罪工具,闯入公安机关办公场所,持刀连续故意杀害六名民警,还致其他毫无防备的三名民警和一名保安员受伤,其行为已触犯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第二百三十二条,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
被告人杨佳以辩护人申请传唤薛耀、陈银桥、吴钰骅等证人出庭作证未获法庭准许,诉讼程序有失公正为由,拒绝回答法庭审理中的讯问和发问;对控辩双方宣读或出示的证据不发表意见,也没有为自己作辩护。
被告人杨佳的辩护人当庭宣读了 2008 年 7 月 29 日会见杨佳的笔录,请求法庭播放了芷江西路派出所对杨佳盘查时的相关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并经法庭同意,还申请法庭传唤证人顾海奇出庭作证,据此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1 、芷江西路派出所民警对杨佳的盘查缺乏法律依据,且不能排除杨佳在接受盘查的过程中遭公安人员殴打的可能性,而警方对杨佳的投诉处置不当是引起本案发生的重要因素。
2 、杨佳认为,闸北公安分局警务督察支队民警吴钰骅对杨佳的投诉处理不当。杨欲对吴进行报复伤害,其间遭到其他被害人的阻拦。被害人的死亡是出于杨佳的意料之外,且杨佳未对保安人员实施加害。因此,杨佳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3 、参与部分侦查工作的闸北公安分局的侦查人员,与本案被害人是同事,没有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 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进行回避,因此,所收集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4 、杨佳很有可能存在精神方面的异常,具有精神疾病,故有必要对其精神状态和刑事责任能力重新进行鉴定和评定。
此外,辩护人还以杨佳案发前表现良好,到案后有一定的悔罪表现等为由,请求法庭对杨佳慎用极刑。
公诉人答辩认为:
1 、被告人杨佳使用足以致人死亡的尖刀,朝被害人的要害部位连续刺戳,其追求的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目的,且在被制服后声称“够本”,充分表明杨佳有杀人的故意。
2 、参与本案侦查工作的闸北公安分局侦查人员,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不存在需要回避的情形,因此所收集的相关证人证言合法有效。
3 、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及参与对杨佳作精神状态鉴定和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的人员均具有法定资质,因此,其鉴定结论具有法律效力。
4 、公安人员对杨佳骑无牌照自行车进行盘查合法有据,杨佳被盘查一节不能成为杨对被害人行凶,造成六人死亡、四人受伤的理由。
5 、杨佳以极其残忍的手段非法剥夺六名无辜民警的生命,还致其他三名民警和一名保安员受伤,社会危害特别严重,且无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应予严惩。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杨佳于 2007 年 10 月 5 日晚骑一辆无牌照自行车途经本市芷江西路、普善路路口时,受到芷江西路派出所巡逻民警依法盘查,由于杨佳不配合,被带至派出所询问,以查明其所骑自行车的来源。杨佳因对公安民警的盘查不满,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多次向公安机关投诉。闸北公安分局派员对杨佳进行了释明和劝导。杨在所提要求未被公安机关接受后,又提出补偿人民币一万元。杨因投诉要求未获满足,遂起意行凶报复。
2008 年 6 月 26 日,杨来沪后购买了单刃尖刀、防毒面具、催泪喷射器等工具,并制作了若干个汽油燃烧瓶。
同年 7 月 1 日上午 9 时 40 分许,杨佳携带上述作案工具至本市天目中路 578 号闸北公安分局北大门前投掷燃烧瓶,并戴防毒面具,持尖刀闯入该分局底楼接待大厅,朝门内东侧办公桌前打电话的保安员顾建明头部砍击。随后,杨闯入大厅东侧的治安支队值班室,分别朝正在办公的方福新、倪景荣、张义阶、张建平等四位民警的头面、颈项、胸、腹等部位捅刺、砍击。接着,杨沿大楼北侧消防楼梯至第 9 层,在消防通道电梯口处遇见正在下楼的民警徐维亚后,持尖刀朝徐的头、颈、胸、腹等部位捅刺。后杨佳继续沿大楼北侧消防楼梯上楼,在第 9 至 10 层楼梯处遇见下楼的民警王凌云,杨即用尖刀朝王的右肩背、右胸等部位捅刺。杨佳至 11楼后,在 1101 室门外持尖刀朝民警李坷的头、胸等部位捅刺。此后,杨佳沿大楼北侧消防楼梯至第 21 层,在大楼北侧电梯口朝正在等候电梯的民警吴钰骅胸部捅刺。吴钰骅被刺后退回 2113 办公室。杨闯入该室持刀继续对民警实施加害。室内的民警李伟、林玮、吴钰骅等人遂与之搏斗,并与闻讯赶来的容侃敏、孔中卫、陈伟、黄兆泉等民警将杨佳制服。其间,民警李伟右侧面部被刺伤。
被害人方福新、张义阶、李坷、张建平因被锐器戳刺胸部伤及肺等致失血性休克,被害人倪景荣被锐器戳刺颈部伤及血管、气管等致失血性休克,被害人徐维亚被锐器戳刺胸腹部伤及肺、肝脏等致失血性休克,经抢救无效而相继死亡。被害人李伟外伤致面部遗留两处缝创,长度累计达 9 . 9 厘米,并伤及右侧腮腺;被害人王凌云外伤致躯干部遗留缝创,长度累计大于 15 厘米,右手食指与中指皮肤裂伤伴伸指肌键断裂,李、王两人均构成轻伤;被害人吴钰骅外伤致右上胸部软组织裂创长为 3 厘米;被害人顾建明外伤致头皮裂创长为 5.1 厘米,吴、顾两人均构成轻微伤。
以上事实,有公诉人、辩护人当庭举证并经法庭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 、被害人顾建明(上海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闸北区公司保安员) 2008 年 7 月 2 日陈述称: " 2008 年 7 月 1 日上午 10 时许,我听见天目西路大门外有人在喊:‘有人放火,快报警呀。’我一听有人放火就往外看,看到分局围墙右侧处有两处明火,其中一处火势相当大。我想打电话到指挥中心汇报情况。我刚拨完电话还未通话,有一个人对我说了一句:‘你敢打电话,’接着就举起右手向我头部敲过来,我用手一摸血流出来了。这个人当时戴着一个防毒面具,身高 1 . 70 米左右,上身穿浅色衣服,右手拿了一把刀,刀长约十几公分,宽 5、6 公分。我回头看到他右手拿着刀冲进底楼治安支队值班室,一会儿的功夫,就看到民警倪景荣从值班室走出来,全身是血,到了底楼女厕所门口仰面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接着,又看到那个砍伤我的人出治安值班室大门后左转朝分局电梯方向走去。这时,有人对我说 104 室门口还有一个人躺着,我走近一看是民警张义阶,当时他也是仰面躺在地上,全身是血。”
2 、被害人王凌云(闸北公安分局交警支队民警) 2008 年 7 月 1 日陈述称: " 2008 年 7 月 1 日上午 9 时 45 分左右,我从 10 楼的楼梯处向下走,刚走了几步,听到 9 楼发出几声尖叫声。于是我快步朝下走,看到一持刀男子由下往上冲上来,没说一句话,就挥刀朝我的胸、头部劈来。我胸部先被刺中一刀,即朝后退回到 10 楼的木门处,而这男子冲上来,用刀刺中我的右后背。我用手去抓他的刀,结果右手食指被刺伤。当我退回到 10 楼的楼面,遇到浑身是血的徐维亚。当时我遇到这名持刀男子时,他戴一副防毒面具,是黑色的。此人身高 1 . 73 米,体形较结实,上身穿淡颜色的短袖 T 恤。”
3 、被害人吴钰骅(闸北公安分局警务督察支队民警) 2 008 年 7 月 2 日陈述称: " 2008 年 7 月 1 日 9 时 30 分至 10 时之间,我准备外出工作,到电梯间时,看见在 2112 室门口有一个人,头戴防毒面具,穿淡色衣服,我就问了他一句‘你在干什么? ' ,那个人就突然向我猛扑过来,右手横握刺刀刺我右胸部。我赶紧后退,他转身朝 2112 室跑去。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告诉同事自己被刺了,并打电话给分局的指挥中心。不久,那个蒙面的人持刀推门而入并行凶。我的同事就拿起椅子将他围住,最后将他制服。”
4 、被害人李伟(身份同上) 2008 年 7 月 2 日陈述称: " 2008 年 7 月 1 日 9 时 45 分许,我在自己办公室 2113 室工作,同事吴钰骅冲进来说:‘我被人捅了一刀。’这时,突然冲进来一男青年,头戴防毒面具,穿一件白色短袖圆领衫,右手举一把尖刀,向我们冲了上来。这时,我们的纪委副书记孔中卫和其他人也冲进来。我和同事林玮、孔中卫合力将他夹住,他右手拿刀朝我头上砍来,我的右脸侧被刀划伤。这时同事们都围上来,将这名男青年制服。”
5 、证人童佳骏(系被害人顾建明的同事) 2008 年 7 月 1 日陈述称: " 2008 年 7 月 1 日上午,我在天目中路 578 号巡视时,听到一声玻璃瓶砸碎的声音,还发现分局正门东北处的花坛烧起来,地上有砸碎的深咖啡色的玻璃瓶,旁边站着一名男子。于是,我就问他:‘你在干什么?’他没有回答我,而是迎面朝我大步走来。我准备去叫几个保安来制止他,这名男子就用玻璃瓶砸我。我退到警卫室旁边,同时叫另外几个保安打 110 报警。此时,我看见民警倪景荣倒在女厕所门口的地上,身下有很多血。我还看到顾建明捂着头部,并对我说:‘我头上也被刺了一刀。’这名男子身上背了一只黑色小方包。”
6 、证人佘长富、石金根、惠立生(均系顾建明的同事)、陶文瑾(闸北公安分局临时工)于 2008 年 7 月 1 日、 2 日分别作了陈述,其内容证实一头戴面具,手持尖刀的男子杀害倪景荣等四名民警的事实经过。这四名证人的证言与前述被害人陈述及证人证言能相互印证。
7 、证人黄骏远(闸北公安分局交警支队民警) 2008 年 7 月 1 日陈述称:“今天上午 9 时 40 分许,我的同事徐维亚离开办公室后不久,我就听到几声惨叫,我出去看见一个男子头上戴了一个深色的防毒面具,上身穿白色 T 恤衫,右手拿了一把类似匕首的刀具,刀身约长 20 厘米左右。此人正从 9 楼的消防通道往 10 楼走来。等我拿了警棍出来,看见民警柏伟良在 9 楼电梯处扶着我的同事王凌云,王凌云的警服上有很多血,左手托住右手,对我说他的手不行了。”
8 、证人柯璟(身份同上) 2008 年 7 月 1 日陈述称: " 2008 年 7 月 1 日上午 9 时 40 分许,我和同事徐维亚、仓定骏、王凌云等都在办公室工作,徐维亚准备下楼,我也走了出去。我听见楼梯口处传来嘈杂声,看见从 9 楼冲上来一个男子,头戴像防毒面具一样的面罩,中等身材,右手持一把长约 20 多公分的匕首。后我在 1101室外楼道上碰到李坷,告诉他有一个持刀的男子戴面具冲上来。李坷叫我到他办公室去坐一会儿。后来我听到李坷叫‘你干什么?’, 接着外面很吵。后我打开门看见李坷倒在地上,身上和地上都是血。”
9 、证人乔军(身份同上) 2008 年 7 月 7 日陈述称: " 2008 年 7 月 1 日上午,我在 905 室办公,突然黄骏远进办公室讲:‘有人杀人了。’我听后立即冲出去,跑到 9 楼楼梯口处,看见王凌云捂着肩处的伤口蹲在地上,我见他伤的不是太重就继续往上跑,跑到 11楼见李坷倒在 1101 室门口,地下都是血。”
10 、证人孔中卫(闸北公安分局纪委副书记) 2008 年 7 月 1 日陈述称: " 7 月 1 日 9 时 45 分左右,我在吴钰骅办公室门口,看见吴身上有血迹,左手捂在右胸口处。后我看到一个男子,身高 170 厘米左右,他左手拿着喷雾器,右手拿着一把刀,穿白色汗衫,深色长裤,脚下穿一双运动鞋,头上带着头罩,手上还戴着手套。他一边对民警使用喷雾器一边挥刀。在我们的合力下,用椅子将该男子顶在墙面上,之后缴下刀和喷雾器,然后把他拷起来。制服该男子后,由特警队的同志带了出去。他当时说‘我够本了,你们一枪崩了我吧。”
11、证人黄兆泉、容侃敏、陈伟(均为闸北公安分局警务督察支队民警)于 2008 年 7 月 1 日、 2 日分别作了陈述,其内容分别印证了被害人吴钰骅、李伟的陈述和证人孔中卫的证言。
12 、证人林玮(闸北公安分局警务督察支队民警)就被告人杨佳在闸北公安分局 21 楼向民警行凶一节当庭作证,其证言内容与孔中卫、黄兆泉、容侃敏、陈伟等人的证言内容基本一致。此外,林玮还当庭指认了杨佳就是被当场制服并被摘下面具的那个男子,林玮还对从杨佳处查获的尖刀、防毒面具、喷射器进行了辨认并予确认。
13 、公诉人当庭播放的闸北公安分局北大门口、底楼接待大厅、该分局治安支队值班室的监控录像显示,被告人杨佳在该分局大门口外投掷汽油燃烧瓶后,头戴防毒面具,手持尖刀闯入接待大厅和治安支队值班室,先后对保安人员顾建明及民警方福新、倪景荣、张义阶、张建平实施了加害的全部过程。
14 、上海市公安局( 2008 )沪公刑技痕勘字第 0069 号、( 2008 ) 沪公闸刑技勘字第 1841 号 《 现场勘查笔录 》 记载:
现场位于南星路东面,天目中路南侧的天目中路 600 号闸北政法大楼内。位于天目中路 578 号系闸北公安分局北大门(门朝北)、位于大统路199号系闸北公安分局南大门(门朝东南)。中心现场位于该大楼的一楼、九楼、十楼、十一楼、二十一楼,勘查按中心向外围的顺序进行。
对一楼勘查:闸北公安分局北大门接待大厅内靠西侧通道处(距大厅玻璃门 260 厘米、距西墙 90 厘米)地面上有一处 110 厘米 * 80 厘米的血迹。从北大门接待大厅向东经接待休息室至治安支队值班室的地面上有大小不等成趟点状血迹。在接待休息室内有四排接待椅子,在部分椅子上有血迹;室内的西北墙角距地面 110 厘米高度的墙面上有擦拭状血迹;在治安值班室靠南墙处办公桌的桌面、本子、电话机等物品上均有点状血迹。值班室门口内侧地面上有两只翻倒的椅子,木椅上下均有血迹;在值班室靠门西墙处距地面 90 厘米高度的墙面上有擦血。
从北大门接待大厅北侧消防电梯通道至北侧电梯大厅的地面上有成趟点状血迹,从大厅的走道靠东墙处距地面 110 厘米高度的墙面上有擦拭状血迹;在距北侧消防电梯垂直距离 429 厘米、距接待大厅玻璃门 930 厘米通向北侧电梯大厅的走道上有一倒卧的木椅,木椅上有大量血迹。从北大门接待大厅向西的走道上、地面上、向南至闸北区政法大楼底楼大厅及大厅内羽毛球场地面上、向南经 7 号走道至闸北公安分局南大门底楼大厅地面上、再向北经警苑文化展示厅至大楼北侧电梯大厅及南侧消防通道地面上均有点状血迹。
对九楼勘查:在九楼北侧消防电梯口地面上发现有血迹,该血迹向东经北侧消防电梯延伸至九楼北侧电梯大厅处。
对十楼勘查:在九楼通向十楼的消防电梯上发现有成趟的点状血迹,在通向十楼楼梯通道靠东墙侧距地面 150 厘米高度墙面上有擦拭状血迹。在十楼北侧电梯大厅中央距离南面电梯门 180 厘米、距 1006 室房门 300 厘米的地面上有一处血迹,该血迹由北向南经 1006 室延伸至交警支队综合科科长室,在该科长室西墙处距地面 1 的厘米高度的墙面上有擦拭状血迹。
对十一楼勘查:在十一楼北侧消防电梯通道地面上有大量血迹,该血迹由西向东延伸至 1101 室腰门处,在距地面 120 厘米高度的腰门上有擦拭状血迹,该血迹在由腰门处向南延伸至十一楼北侧电梯口,在北侧电梯大厅的北墙处距地面 130 厘米高度墙面上有擦血。
对二十一楼勘查:在位于大楼西面 2110 室门口与南侧电梯之间的地面上有一处 60 厘米 * 50 厘米的血迹,该血迹由北向西南延伸至 2113 室督察队办公室,在督察队办公室地面上有较多点状血迹,室内中央有一张椭圆形会议桌,在会议桌上有一只“ onePolar " 腰包,室内共有六把办公椅倒地。督察队办公室北墙下由西向东放着三人沙发、电视柜。在电视柜南侧地面上有鹰达牌剔骨刀一把(刀全长 29 厘米,刀柄长 12 厘米,刀刃长 17 厘米,刀刃最宽平面 5 厘米,刀背宽 0 . 8 厘米,刀上有血迹)、橡皮手套一只(在剔骨刀下)、榔头一把(全长 33 厘米,锤面 2 . 6 厘米 * 2 . 6 厘米)、望远镜一副、望远镜套一只、警用催泪喷射器一支、摩托罗拉手机一部、霖碧矿泉水瓶一瓶、红柄折叠式水果刀一把。在室内东墙下有一跑步机,在跑步机上有一只“ 3M ”面具,面具上有血迹。
另外,在底楼至二楼楼梯地面上、四楼至五楼楼梯地面上、十楼至二十一楼楼梯地面上均发现有点状血迹分布。
对外围现场勘查:由北大门接待大厅玻璃门至分局北侧围墙大门(天目中路 578 号)处地面上有成趟点状血迹。在南北高架天目路乌镇路下匝道的停车场内(紧靠北侧铁栅栏)有一处 110 厘米/ 140 厘米棕色酒瓶玻璃碎片,该碎片距 2 号桥墩 510 厘米,其中破碎瓶口上有用绳子捆扎的白色布片。在分局北侧围墙大门向东 670 厘米处的人行道花坛之间的空地上有一堆 110 厘米/ 45 厘米的烧灼过的酒瓶玻璃碎片,两侧花坛围墙及花木有烧灼痕。在天目中路 538 弄 1 号有一扇铁门,在铁门距地面 100厘米高度处的栅栏上有一根 70 厘米的登山杖,在该门下方地面上有一只“ 3M”包装袋。在南星路北站医院正门北侧 10 米处的人行道上有一辆东西方向停放的捷安特自行车。
公安机关对现场勘查后,对现场及相关物证予以照相、录像的方法固定,提取了血迹及痕迹。另外,还依法提取涉案物证:其中在二十一楼督察队办公室提取了“ onePol ar ”腰包一只、沾满血迹的“鹰达”牌剔骨刀一把、榔头一把、望远镜一副、望远镜套一只、催泪喷射器一支、摩托罗拉手机一部、霖碧矿泉水瓶一瓶、红柄折叠式水果刀一把、“ 3M ' ’面具一只;在南北高架下匝道的停车场内提取了破碎瓶口及碎片;在闸北公安分局东侧人行道花坛之间提取烧灼过的酒瓶玻璃碎片;在天目中路 538 弄 1 号铁门上及地面上分别提取登山杖一根、“ 3M ”面具包装袋一只。
15 、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沪公刑技物字( 2008 ) 0091 号 《 检验报告 》 的结论为:
( 1 )不能排除嫌疑人杨佳左手食指、左手中指、右手拇指、右手中指、右手腕内侧、杨佳汗衫右上臂前端、汗衫上臂处血迹、杨佳裤子左前口袋处、后右口袋处血迹、现场刀柄上的血迹及闸北公安分局大堂、一楼至二十一楼的消防楼梯、通道、电梯门口、地面上等处的血迹为犯罪嫌疑人杨佳所留。
( 2 )不能排除 1 楼治安值班室值班本上血迹、 1 楼治安值班室台上烟蒂、 1 楼大厅椅子上血迹、 1 楼大厅标牌 3 处墙上血迹、嫌疑人杨佳汗衫左肩上血迹为被害人张义阶所留。
( 3 )不能排除 1 楼治安值班室地上血迹、 1 楼大厅提取的鞋子底部血迹、 1 楼大厅标牌 1 处地面血迹、 1 楼大厅进门楼梯处血迹、嫌疑人杨佳左脚鞋子鞋尖处血迹、天目中路 578 号门大堂走道 12 号标牌处血迹为被害人倪景荣所留。
( 4 )不能排除 1 楼大厅过道标牌 8 处地面血迹、 3M 面罩上血迹 1 、天目中路 578 号门大堂走道 7 号标牌处血迹为被害人方福新所留。
( 5 )不能排除嫌疑人杨佳裤子前右裤下缘血迹、电梯口血迹、督察办公室 5 号标牌处血迹、督察办公室 6 号标牌处血迹、督察办公室 7 号标牌处血迹、督察办公室 4 号标牌处血迹、刀尖上血迹、嫌疑人杨佳的右脚鞋子鞋尖处血迹、嫌疑人右脚鞋子外侧鞋帮处血迹为被害人李伟所留。
( 6 )不能排除 10 楼消防楼梯处血迹、 9 至 10 楼消防楼梯处血迹、 9 楼消防通道门口处血迹为被害人王凌云所留。
( 7 )不能排除 11楼消防楼梯口处血迹、11 楼消防通道与走廊交汇处血迹、 11 楼 1104 室门口处血迹、 11楼电梯口处血迹、 1105 室门口血迹、 1104 室至 1101 室走廊之间的门上的血迹、 11楼消防栓旁墙上的血迹、 3M 面罩上血迹 4 为被害人李坷所留。
( 8 )不能排除刀刃处血迹、刀身根部血迹(有字面)、天目中路 578 号门大堂走道 1 号标牌处血迹、天目中路 578 号门大堂走道 2 号标牌处血迹为被害人张建平所留。
( 9 )不能排除 10 楼 1005 室门口血迹、 10 楼电梯门口白色毛巾上血迹、 10 楼电梯门口格子状花纹毛巾上血迹、 10 楼 1006 室门口血迹、 10 楼消防通道门口血迹、 10 楼消防通道楼梯口血迹、 9 楼消防通道电梯口处血迹、 9 楼消防通道入口处血迹、 1006 室门内地面血迹、 1006 室室内过道血迹、 1006 室综合科科长室内血迹、 3M 面罩上血迹 5 为被害人徐维亚所留。
16 、上海市公安局沪公刑技法检字( 2008 ) 00293 号 《 尸体检验报告 》 确认:
死者方福新左胸部于左乳头处下第四一第五肋间由胸骨至左腋前线处有长为 16 厘米的缝合创口,创缘整齐、创壁较光滑、创腔无组织间桥,相应处胸廓壁肋间呈洞状创口,创道深及左胸腔、左肺,左侧胸腔有积血,左肺下叶有贯穿性创口。
死者李坷头面、颈项部:左额部有长为 4 厘米的皮肤划创,左唇处有长为 2 厘米的皮肤划创,左下领处有长为 3 厘米的皮肤划创,此三处均仅深及皮下,创缘整齐、创腔无组织间桥。躯干、四肢部:右胸于锁骨中线第三肋处有长为 5 厘米的缝合创口,深及胸腔;右腋前线第三一第四肋间有长为 8 . 5 厘米的缝合创口,深及胸腔;右乳头下由胸骨旁线至腋中线处有长 21 厘米的缝合创口,深及胸腔。右胸腔有积血,右肺上叶见贯穿性损伤,右肺动静脉裂伤。左手拇指近节腹侧有长为 3 . 5 厘米的缝合创口,左手食指近侧指间关节腹侧有长为 3 厘米的缝合创口。以上创口均创缘整齐、创壁较光滑、创腔组织间桥不明显。
死者张建平头面、颈项部:左颈部有长为 9 厘米的缝合创口,深及头皮下。躯干、四肢部:左肩背部有长 21 厘米的缝合创口,深及肌肉层;左乳头上由第二肋间有长 13 厘米的缝合创口,深及胸腔。右乳头下锁骨中线至腋中线处有长 18 厘米的缝合创口,深及胸腔,其下有长为 3 厘米的缝合创口,深及胸腔;右腋中线第六一第七肋间有长为 7 . 5 厘米的缝合创口,深及胸腔。两侧胸腔有积血,以右侧为重,右肺下叶有贯穿性创口,探查隔肌右侧以及其下肝脏有破裂。以上创口均创缘整齐、创壁较光滑、创腔组织间桥不明显。
死者倪景荣颏部见有长 6 . 5 厘米的皮瓣创。颏下至左颈部见长 9 厘米的创口,创腔内见颈静脉、颈动脉多处血管破裂,甲状软骨断裂深及气管腔,创腔内相应颈部肌肉断裂。创口具有创缘整齐、创壁光滑、创腔内未见组织间桥等特点。
死者张义阶左腋前见长为 11厘米的创口,深达左侧胸腔,左胸腔积血,左肺有破裂口。左腋下平乳头处见长 3 厘米的创口,深达肌层。左手无名指末节掌侧见长 1.5 厘米的创口。左膝关节前侧见 0 . 4 *1 . 2 厘米、 1 * 1 . 5 厘米的表皮剥脱。右踩关节内侧上方见 2 . 3 厘米的创口。以上创口具有创缘整齐、创壁光滑、创腔内未见组织间桥等特点。
死者徐维亚头面、颈项部:前额部有长 5 厘米的缝合创口,深及皮下;左颊至左颞有长为 14 厘米的缝合创口,深及肌层。两处创口均创缘整齐、创壁光滑、创腔内未见组织间桥。躯干、四肢部:左颈下有长为 1 厘米的缝合创口。右胸第二肋、锁骨中线处有长为 2 厘米的缝合创口。右胸及腹部有呈倒“L”型缝合创口:于右乳下右腋前线左至剑突出处长为 18 厘米,剑突处至脐处纵形长为 28 厘米,深及胸腹,探查胸腔、腹腔积血,左侧肺脏、肝脏均有破裂口。右腋中线第六肋间有长为 2 厘米的缝合创口。两侧腹股沟有长为 1 一 2 厘米的缝合创口,并伴有皮下淤血。左上肢 1 *2 一 4 * 5 厘米的散在皮下出血斑,左上臂略肿胀。右肘关节处有长为 12 厘米的缝合创口。左股下段外侧有 3 / 5 厘米皮下出血。以上创口均创缘整齐、创壁较光滑、创腔内未见组织间桥的特点。
结论为:
被害人方福新、李坷、张建平、张义阶系被他人用锐器戳刺胸部伤及肺等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倪景荣系被他人用锐器戳刺颈部伤及血管、气管等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徐维亚系被他人用锐器戳刺胸腹部伤及肺脏、肝脏等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
17 、上海市公安局损伤伤残鉴定中心沪公刑技伤字 ( 2008 ) 01899 号、 01900 号、 01901 号、 01902 号《鉴定书》 分别确认:
被鉴定人李伟外伤致面部遗留两处缝创,长度累计达 9 . 9 厘米,并伤及右侧腮腺,参照 《 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 ) )第十四条、第十二条(四)规定,构成轻伤;
被鉴定人王凌云外伤致躯干部遗留缝创,长度累计大于 15 厘米,右手食指与中指皮肤裂伤伴伸指肌腹断裂,经清创缝合并修复伸指肌键,参照 《 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 》 第二十八条及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构成轻伤;
被鉴定人吴钰骅外伤致右上胸部软组织裂创长为 3 厘米,创深未达胸腔,参照 《 人体轻微伤的鉴定 》 4 . 2 规定,构成轻微伤;
被鉴定人顾建明外伤致头皮裂创长为 5 . 1 厘米,参照 《 人体轻微伤的鉴定 》 3 . 2 规定,构成轻微伤。
18 、证人李秀英、李金英(均为本市梅园招待所服务员)于 2008 年 7 月 1 日所作的陈述笔录及其辨认笔录证实,被告人杨佳于 2008 年 6 月 26 日入住本市长安路 33 号梅园招待所 202 一 2 房间。
19 、江玉英(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营业员) 2008 年 7 月 2 日陈述称: " 2008 年 6 月 29 日下午 4 点多钟,有一个男的来我柜台前说要买刀。他自己看中并买了一把标价 160 元的鹰达牌料理刀。”
证人江玉英在作上述陈述的当天对公安人员出示的一组十张照片进行了辨认,确认该组照片中 8 号(杨佳)即为 2008 年 6 月 29 日下午来其商店购买刀具的人。
20 、证人陈舟(上海滁全经贸有限公司员工) 2008 年 7 月 2 日陈述称:“我们单位生产并销售防毒面具,牌子是‘ 3M’的。 2008 年 6 月 28 日下午 4 时许,有个叫‘行天下’的人上网求购防毒面具,并留了我的手机号。 6 月 30 日中午 11 时许,他用 13162590196 的电话打我手机,告诉我来取 6800 型面具的货,我称可以。当日下午,此人以 1 , 224 元的价格从我处购买一个 6800 型防毒面具。”
证人陈舟在作上述陈述的当天对公安人员出示的一组十张照片进行了辨认,确认该组照片中的 8 号(杨佳)即为 2008 年 6 月 30 日下午前往约定的地点向其购买防毒面具的人。
21 、上海市公安局( 2008 )沪公刑技痕勘字第 0069 号、( 2008 ) 沪公闸刑技勘字第 1841 号 《 现场勘查笔录 》 记载:
梅园招待所位于大统路西侧、长安路北侧的长安路 33 号,中心现场位于该招待所二楼的 202 一 2 室。室内床上有一个蓝色的旅行袋、一个标有“ 3M ”字样的白色防毒面具盒子、一把兆升牌强力剪刀、一把标有“鹰达料理庖丁”字样的刀具盒及各类发票(刀具发票、防毒面具发票等)。
22 、上海市公安局编号为 4008930 、 4008932 ( (扣押物品、文件清单 》 连同 《 现场勘查笔录 》 证实,公安人员在对本案案发现场及被告人杨佳在梅园招待所的暂住处提取了“鹰达”牌单刃刀、 " 3M ”防毒面具、催泪喷射器、铁锤、标有“ 3M ”字样的白色防毒面具盒子等相关物证,被告人杨佳在相关清单中以物品持有人的身份签名捺印。
23 、证人薛耀(芷江西路派出所民警) 2008 年 7 月 21 日陈述称: " 2007 年 10 月 5 日晚 8 时 30 分左右,有一个男子骑一辆自行车沿芷江西路由东向西到普善路时,我看见他骑得很慢,四处张望。因为当时芷江西路附近失窃自行车的情况比较多,我就将其拦下检查。该男子将自行车停下后,我发现他的自行车没有牌证,于是我就问他自行车来源。他说自行车是租来的,我让他出示租车凭证,他拒绝提供,并说我无权检查,且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过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他才拿出一张纸说是租赁凭证,我说天黑看不清,叫他把凭证交给我。他拒绝,只用手举着一张纸。我说看不清楚,他说我连字也看不清,做什么警察,并开始拨打‘ 114 ’查询上海市公安局督察队电话,我告诉了他我的警号,将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队电话告诉他。他拨打了督察队电话,投诉我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并对我的身份表示怀疑。后来我呼叫当班的警长陈银桥增援。过了一会,陈银桥带了三四个民警过来,向该男子了解情况。该男子将我检查他自行车的事情告诉了陈银桥。陈银桥说现在自行车横在马路当中影响交通,希望该男子到派出所解决纠纷。该男子表示不愿到派出所,经解释后才坐上警车到了芷江西路派出所,自行车由社保队员骑回派出所。我先疏导当时围观的群众,在我回到芷江西路派出所时,看见民警高铁军在对该男子做解释工作,该男子说高铁军向其吐唾沫,并冲到派出所门口,高铁军就去拦他,他抓住高铁军的手。后来我和陈银桥、高铁军将该男子架进里面的工作区域,让他坐在椅子上,并由陈银桥、高铁军继续做解释工作。我就上二楼叫值班民警给我作笔录,然后将当时记录我执法过程的录音复制到派出所电脑里。整个过程大概半个小时。我后来回到一楼,看见分局督察队吴钰骅仍在对该男子做解释工作。我就向当晚值班所长寿绪光汇报了这件事。吴钰骅也向我询问了有关情况。我除了将该男子架进派出所的工作区域之外,没有接触过该男子。我肯定没有动手打过该男子。”
24 、证人陈银桥(身份同上) 2008 年 7 月 21 日陈述称: " 2007 年 10 月 5 日晚我是值班警长,我接到薛耀请求增援,立即赶至芷江西路、普善路路口,看见有十多名群众在围观。我走过去看见一个男青年坐在自行车上,民警薛耀向我陈述要检查该男青年自行车来源,因为自行车没有牌照,但该男青年不配合。我问该男青年自行车凭证,该男青年说他不相信民警薛耀的身份,我回答:‘你现在应该相信我是民警了吧,请将自行车凭证给我看看。’他就拿出一张纸说是租车单,并在手里晃了晃。我说:‘你这样晃,我根本看不见,你拿给我看。’该男青年仍然不肯,于是我们劝他回芷江西路派出所询问情况。后来他坐警车去派出所,自行车由社保队员骑回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后,我和高铁军向该男青年做解释工作,告知民警依法可以盘查他自行车来源,他突然说高铁军用唾沫吐他脸,并说有口臭。后来该男青年说他要走了,就朝派出所门口走去,高铁军拦他,他一下子扳高铁军手指。我看见他打民警就与高铁军等人将该男青年架进派出所内工作区域,让他坐下。我又向他作解释教育工作。几分钟后,我将该男青年交值班民警处理,我就离开到街面巡逻了。”
25 、证人陈红彬(身份同上) 2008 年 7 月 3 日陈述称: " 2007 年 10 月 5 日晚,我所的值班人员查实杨佳骑的自行车处于正常状态,进行解释后让杨佳自行离开。但是杨佳声称有民警在执勤过程中对其进行了殴打,拒绝离开派出所。后所内值班人员接到杨佳母亲的电话,通话中要求协助对杨佳进行说服、疏导,之后杨佳自行离开。事后杨佳通过信访、市公安局督察部门投诉我所民警。派出所为了妥善处置此事,就多次电话联系杨佳及其母亲,进行解释和疏导工作,但是杨佳及其母亲声称派出所在执勤过程中存在过错,要求派出所对杨佳进行赔偿。
之后,派出所在 2007 年 10 月中旬派民警周英赴北京进行疏导工作,并提出支付给杨佳 300 元钱补偿他的长途电话费,但是杨佳拒绝接受,并提出要求赔偿一万元人民币的无理要求。后杨佳及其母亲还是通过信访途径继续投诉我所民警。在正常信访回复之后, 2008 年 3 月间,所里再次派民警顾海奇赴北京与杨佳及其母亲见面并进行疏导工作,但是杨佳及其母亲提出还要派出所出具没有打人的书面证明等无理要求。因为我所民警在处置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就拒绝了杨佳及其母亲的无理要求。”
26 、证人顾海奇(芷江西路派出所民警)就其根据芷江西路派出所领导的指示,前往北京同被告人杨佳及其母亲就执法依据进行解释和疏导的事实向法庭作了陈述,其陈述内容与陈红彬的证言内容基本一致。
27 、公诉人当庭出示了被告人杨佳于 2007 年 10 月 25 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上海市公安局有关部门发送的投诉信并予以宣读。该投诉信中的内容结合相关证人的证言可以证实杨佳接受盘查的事实。
28 、法庭当庭播放由本院根据辩护人的申请,依法向公安机关调取的芷江西路派出所在对杨佳实施盘查过程中形成的录音及监控录像,该视听资料反映了民警在对杨佳实施盘查时的对话内容以及杨佳被带至芷江西路派出所接受进一步盘查的事实。
29 、公诉人和辩护人当庭分别宣读了被告人杨佳于 2008 年 7 月 1 日、 11 日分别接受公安、公诉机关讯问的供述笔录及同年 7 月 29 日同辩护人会见的笔录。杨佳在该三份笔录中就其持刀对方福新、倪景荣等实施加害的事实均作了供认。
此外,公诉人宣读的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鉴中心[2008]精鉴字第205号 《 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 》 确认,被鉴定人杨佳无精神病,在本案中应评定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关于杨佳是否加害过保安人员。经查,被害人顾建明受伤的时间与方福新、倪景荣、张义阶、张建平等四名民警遇害的时间基本相同,顾受到不法侵害的地点处于闸北公安分局治安支队值班室外,顾头部的创口系锐器作用所致,且顾建明确认对其加害者为一头戴防毒面具,手持尖刀的人,而童佳骏、佘长富等证人的证言证实当时一头戴防毒面具,手持尖刀的人在底楼接待大厅行凶时,顾建明也同时受了伤。证人吴钰骅、李伟、孔中卫、林玮均证实抓获杨佳时,杨头戴防毒面具,手持尖刀。以上事实足以证明顾建明头部的伤系被告人杨佳行为所致。杨佳认为其没有加害保安人员,与事实不符。
关于闸北公安分局侦查人员参与本案部分侦查工作,所收集的相关证人证言是否合法。经查,本案发生后,由上海市公安局立案并负责侦查,闸北公安分局侦查人员虽参与收集相关证人证言,但没有证据证明上述侦查人员和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事实存在,故辩护人关于闸北公安分局侦查人员收集的证人证言违反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 第二十八条之规定,相关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证据的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对杨佳作案时的精神状态和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结论是否有效。经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及参与对杨佳作精神状态鉴定和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的人员均具有法定资质,鉴定结论具有法律效力,且与本案的其他证据互相印证,应予采信。辩护人没有提供杨佳精神状态异常,具有精神疾病的相关依据。因此,辩护人申请重新鉴定的意见,理由不足,本院不予准许。
关于本案的起因。被告人杨佳因对公安人员就其所骑无牌照的自行车依法进行盘查及处理结果不满,而起意行凶报复的事实,证据确实、充分。辩护人提出,不能排除公安人员在盘查杨佳时,对杨实施殴打的意见,没有证据支持。
本院认为,被告人杨佳为泄愤报复,经预谋,携带尖刀等作案工具闯入公安机关,并持尖刀朝数名公安民警及保安人员连续捅刺,造成六人死亡,两人轻伤,两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杨佳持刀刃长达 10 余厘米的单刃尖刀对公安民警及保安人员的头、颈、胸、腹等要害部位连续猛刺, 《 尸体检验报告 》 证实被害人胸腹部的创口深达胸腔、腹腔,上述事实和证据足以证明杨佳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主观故意,其行为符合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故辩护人提出杨佳的行为仅构成故意伤害罪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人杨佳故意杀人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且无法定或酌情从轻处罚情节,应依法惩处。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和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杨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作案工具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 判 长 王智刚
审 判 员 叶建民
人民陪审员 孙国瑛

二〇〇八年九月一日

书 记 员 赵晖兵
书 记 员 李 琼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2008)沪高刑终字第131号

  原公诉机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佳,男,1980年8月27日出生于北京市,汉族,中专文化程度,无业。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2008年7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看守所。

  辩护人翟建,上海市翟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吉剑青,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杨佳犯故意杀人罪一案,于二○○八年九月一日作出(2008)沪二中刑初字第9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杨佳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季刚、郭菲力、代理检察员金为群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杨佳及其委托的辩护人翟建、吉剑青,鉴定人管唯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

  被告人杨佳于2007年10月5日晚骑一辆无牌照自行车途经上海市芷江西路、普善路路口时,受到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以下简称闸北公安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巡逻民警依法盘查,由于杨佳不配合,被带至该所询问,以查明其所骑自行车的来源。杨佳因对公安民警的盘查不满,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多次向公安机关投诉。闸北公安分局派员对杨佳进行了释明和劝导。杨在所提要求未被公安机关接受后,又提出补偿人民币一万元。杨因投诉要求未获满足,遂起意行凶报复。

  2008年6月26日,杨佳来沪后购买了单刃尖刀、防毒面具、催泪喷射器等工具,并制作了若干个汽油燃烧瓶。

  同年7月1日上午9时40分许,杨佳携带上述作案工具至上海市天目中路578号闸北公安分局北大门前投掷燃烧瓶,并戴防毒面具,持尖刀闯入该分局底楼接待大厅,朝在门内东侧办公桌前打电话的保安员顾建明头部砍击。随后,杨佳闯入大厅东侧的治安支队值班室,持尖刀分别朝方福新、倪景荣、张义阶、张建平等四名民警的头面、颈项、胸、腹等部位捅刺、砍击。接着,杨佳沿大楼北侧消防楼梯至第9层,在消防通道电梯口处遇见民警徐维亚,持尖刀朝徐的头、颈、胸、腹等部位捅刺。后杨佳继续沿大楼北侧消防楼梯上楼,在第9至10层楼梯处遇见民警王凌云,持尖刀朝王的右肩背、右胸等部位捅刺。杨佳至第11层后,在1101室门外,持尖刀朝民警李珂的头、胸等部位捅刺。此后,杨佳沿大楼北侧消防楼梯至第21层,在大楼北侧电梯口,持尖刀朝民警吴钰骅胸部捅刺。吴钰骅被刺后退回2113室。杨佳闯入该室,持尖刀继续对民警实施加害,室内的李伟、林玮、吴钰骅等民警遂与杨佳搏斗,并与闻讯赶来的容侃敏、孔中卫、陈伟、黄兆泉等民警将杨佳制服。其间,民警李伟右侧面部被刺伤。

  被害人方福新、张义阶、李珂、张建平被锐器戳刺胸部伤及肺等致失血性休克;被害人倪景荣被锐器戳刺颈部伤及血管、气管等致失血性休克;被害人徐维亚被锐器戳刺胸腹部伤及肺、肝脏等致失血性休克,上述六名被害人经抢救无效而相继死亡。被害人李伟外伤致面部遗留两处缝创,长度累计达9.9厘米,并伤及右侧腮腺;被害人王凌云外伤致躯干部遗留缝创,长度累计大于15厘米,右手食指与中指皮肤裂伤伴伸指肌腱断裂,李、王二人均构成轻伤。被害人吴钰骅外伤致右上胸部软组织裂创长为3厘米;被害人顾建明外伤致头皮裂创长为5.1厘米,吴、顾二人均构成轻微伤。

  以上事实,由公诉人、辩护人当庭举证并经法庭质证,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第一、证实被告人杨佳故意杀人的证据有:查获的尖刀、防毒面具、催泪喷射器等作案工具;上海市公安局(2008)沪公刑技痕勘字第0069号、(2008)沪公闸刑技勘字第1841号《现场勘查笔录》;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沪公刑技物字(2008)0091号《检验报告》;上海市公安局沪公刑技法检字(2008)00293号《尸体检验报告》;上海市公安局损伤伤残鉴定中心沪公刑技伤字(2008)01899号、01900号、01901号、01902号《鉴定书》;上海市公安局4008930号、4008932号《扣押物品、文件清单》;闸北公安分局北大门口、底楼接待大厅、治安支队值班室的监控录像;被害人顾建明、王凌云、吴钰骅、李伟的陈述,证人童佳骏、佘长富、石金根、惠立生、陶文瑾、黄骏远、柯璟、乔军、孔中卫、黄兆泉、容侃敏、陈伟、李秀英、李金英、江玉英、陈舟等人的证言和相关辨认笔录,证人林玮的当庭陈述以及被告人杨佳的相关供述。

  第二、证实被告人杨佳作案动机的证据有:芷江西路派出所民警在对杨佳依法盘查过程中形成的相关录音及监控录像;证人薛耀、陈银桥、陈红彬等人的证言,证人顾海奇的当庭陈述;被告人杨佳的相关供述以及杨佳发送给本市公安机关的《投诉信》。

  第三、证实被告人杨佳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据有: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鉴中心[2008]精鉴字第205号《鉴定意见书》。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佳为泄愤报复,持尖刀朝数名公安民警及保安人员连续捅刺,造成六人死亡,二人轻伤,二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应依法惩处。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和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杨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作案工具予以没收。  杨佳上诉辩称:其闯入闸北公安分局大楼时无杀人故意,造成多名民警死亡,实属意外;在芷江西路派出所接受盘查时,被数名民警按倒在地殴打;要求相关民警出庭未获准许,一审审判程序不公正。

  辩护人认为:公安机关未能提供杨佳在芷江西路派出所接受盘查时的完整录像,不能排除杨佳曾遭公安民警殴打;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不具备鉴定资质,该中心对杨佳所作的鉴定结论不具有法律效力;杨佳可能存在精神异常情况,建议对杨佳重新进行精神病司法医学鉴定。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杨佳犯故意杀人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杨佳犯罪动机清楚,杀人行为系在其意志支配、控制下实施,经依法鉴定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民警对杨佳的盘查依法有据,杨佳所称遭民警殴打,没有证据支持;一审开庭符合公开审判的原则,所有证人证言均经当庭质证,未准许杨佳申请的证人出庭于法有据,法庭保障了其质证权利,杨佳在一审庭审中不回答法庭提问,不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一审审判程序合法;杨佳故意杀人,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且无法定从轻、减轻情节,一审判决量刑恰当。综上,杨佳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建议二审法院驳回杨佳的上诉,维持原判,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本院在开庭审理时,检察员就上诉人杨佳的作案动机和刑事责任能力宣读和出示了相关证据,并申请对杨佳进行精神病司法医学鉴定的鉴定人之一管唯出庭作证。

  关于杨佳的作案动机,检察员宣读和出示了下列证据:

  1、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鉴中心[2008]技鉴字第504号《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为,未发现芷江西路派出所民警现场执法的录音经过剪辑处理。

  2、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沪公刑技文鉴字[2008]第0687号《鉴定书》的结论为,杨佳笔记本中的“20:30左右芷江西路.由东向西.遇一警察拦车,检查,停车(车上有东西,不能下车),警:你的身份证,答:在旅店里.为什么要查身份证,J:把身份证拿出来,靠边停车”字迹是杨佳本人所写。

  3、证人寿绪光(芷江西路派出所副所长)2008年9月24日陈述:2007年10月5日晚,因杨佳骑一辆无牌照自行车,且不配合民警盘查,民警将杨口头传唤至派出所,派出所民警在盘查过程中未殴打过杨佳。

  证人高铁军(芷江西路派出所民警)2008年9月24日陈述:2007年10月5日晚,民警将杨佳带进派出所工作区域后未殴打过杨佳。

  证人吴钰骅(闸北公安分局督察支队民警)2008年9月28日陈述:2007年10月5日晚,其先后接到上海市公安局警务督察处和芷江西路派出所的电话,遂赶至芷江西路派出所,听取了杨佳的意见,向所内民警了解了情况,审查了当晚的执法录音和监控录像,没有发现民警殴打杨佳的证据,并将调查结果告知了杨佳,同时做了说服工作。

  关于杨佳的刑事责任能力,鉴定人管唯当庭对杨佳进行精神病司法医学鉴定的程序、鉴定结论的依据向法庭作了说明。检察员还宣读和出示了下列证据:

  1、《司法鉴定许可证》记载:上海市司法局颁发给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许可证》的有效期限为2006年9月28日至2011年9月28日,鉴定业务范围包括法医精神病鉴定等。

  2、《司法部关于撤消“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的批复》记载: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司法部于2005年9月22日同意撤消“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

  3、《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记载: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系事业单位法人,业务范围包括司法鉴定与检验等。

  4、证人朱广友(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机构负责人)2008年9月27日陈述:司法鉴定中心系由公益性事业单位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设立的机构,经上海市司法局审核,编入司法鉴定机构名册并予公告。   原判确认的证据及检察员提供的证据,均经二审当庭质证,查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相同。

  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辩护人和检察机关的意见,结合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关于杨佳上诉称其没有杀人故意,且在本院开庭审理时,对其行凶杀人的事实辩称记不清或不是事实。经查,杨佳在闸北公安分局持刀行凶杀人的事实,有查获的作案工具、《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相关《鉴定书》和闸北公安分局大楼监控录像、被害人的陈述、目击证人的证言等大量证据证实,杨佳到案后亦曾供认在案。根据杨佳持刀行凶过程及捅刺被害人身体的部位、力度和结果,已充分证实杨佳具有明显的杀人故意。因此,杨佳的相关辩解,与事实不符。

  关于杨佳上诉称在芷江西路派出所接受盘查时,被数名民警按倒在地殴打。经查,现场执法录音以及相关证人证言证实,芷江西路派出所巡逻民警依法盘查杨佳时,由于杨佳不配合,即将杨带至派出所询问;芷江西路派出所的监控录像中未反映出民警对杨佳实施殴打;杨佳本人笔记本记载及给本市公安机关的《投诉信》中均未提及被数名民警按倒在地殴打;相关民警陈述,在芷江西路派出所内对杨佳进行盘查时没有殴打过杨佳。因此,杨佳上诉称其在芷江西路派出所被数名民警按倒在地殴打,没有证据证实。

  关于杨佳上诉称部分证人未出庭作证,一审审判程序不公正。经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针对本案的起因,公诉人宣读了相关民警的证言,出示了杨佳的《投诉信》;法庭还根据辩护人的申请,通知证人顾海奇到庭作证,播放了芷江西路派出所的现场执法录音和监控录像,上述证据均经当庭质证,查证属实,作为定案根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八条规定,“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一审法院的审判程序,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关于辩护人提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不具备鉴定资质,建议对杨佳重新进行精神病司法医学鉴定的意见。

  经查,《司法鉴定许可证》和证人朱广友的证言等证据证实,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的规定,经司法行政部门审核后予以登记并公告,取得了包括法医精神病鉴定等业务范围的《司法鉴定许可证》。因此,该鉴定中心依法具备鉴定资质。

  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及鉴定人管唯的当庭说明反映,该鉴定中心接受公安机关的委托后,鉴定人审查了本案的有关材料,结合送检材料及精神检查所见,杨佳有现实的作案动机,对作案行为的性质、后果有客观的认识,根据有关诊断标准,杨佳无精神病,作案时对自己的行为存在完整的辨认和控制能力,按照有关技术规范,应评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现有证据表明,本案对杨佳进行司法鉴定的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均有资质,鉴定人除对杨佳进行检查性谈话外,还审查了本案相关材料,鉴定程序规范、合法,鉴定依据的材料客观,鉴定结论符合杨佳的作案实际情况。本案无证据证实存在鉴定人不具备相关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鉴定材料有虚假、鉴定方法有缺陷、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相矛盾或者鉴定人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等情形。杨佳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结论,符合刑事证据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的基本特征,应予采信。辩护人申请对杨佳重新进行精神病司法医学鉴定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认为,上诉人杨佳因对公安民警就其所骑无牌照自行车依法进行盘查及对公安机关就其投诉的处理不满,蓄意行凶报复,经充分准备,携带尖刀等作案工具闯入公安机关,连续捅刺、砍击数名民警及保安人员,造成六人死亡、二人轻伤、二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且无法定从轻情节,应依法惩处。原判认定被告人杨佳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杨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意见正确,应予支持。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本裁定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审判长 徐伟

  代理审判员 瞿崎

  代理审判员 孟猛

  二OO八年十月二十日

  书记员 费琦
  
附录4 刑案律师翟建:我为杨佳生死辩

2008年10月18日1南都周刊

作者:谢海涛 刘传雷

10月13日,8点50分左右,翟建开车,带着吉剑青,在肇嘉浜路的苏浙汇附近,接到了杨佳的父亲杨福生、阿姨王静荣,以及杨福生的一个朋友。
9点,他们到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肇嘉浜路与襄阳南路路口处,高院公告信息屏显著地滚动着几行字:“本院定于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三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第五法庭公开审理上诉人杨佳故意杀人上诉一案。审判长:徐伟”。这天,上海高院六点就提前上班,七点开始接受预约旁听。
翟建看到高院侧门所在的襄阳南路上,马路两边人头涌涌,警察和保安如临大敌。在侧门旁边的马路上,北京律师刘晓原,正被一群记者和市民围在当中,情绪激动地诉说着:
“我们找不到他的母亲。我们一直没有见过杨佳,本来按照法律的规定,他父亲有权为他聘请辩护律师,即使杨佳不同意。我认为,看守所应该按照法律规定,让他父亲聘请的律师会见一下杨佳,由杨佳当面向律师表示……”
翟建走进法庭时,走在他前面的是几个法院的代表,其中一个西装革履的律师,回头和他握手,自我介绍说是李劲松,他是杨佳父亲聘请的辩护律师之一。翟建看到,旁听席上已经坐满了人,他看到几个认识的朋友。王静荣说,他们北京的朋友也都进来了。不过,一直“失踪”的杨佳母亲未见踪影。
与8月26日一审时的高度封闭相比,二审法庭开放很多,获准旁听者达130多人。而第五法庭只有60个旁听座位,其余的被安排在法庭旁边的实时录像间。到场的有中央和地方媒体30多家,包括3家香港媒体。
此次担任杨佳二审主辩护律师的,不再是一审中被业界认为“辩护到位”但身份颇受争议的谢有明律师,而是上海知名刑案律师翟建和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吉剑青。
9点半开庭,杨佳被警察带上法庭时,翟建注意到,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放松。而之前,作为杨佳二审辩护律师的翟建,见过杨佳四次面。
不是很想接这个案子
“翟律师,你明天是不是抽个时间见一下杨佳?”
9月22日上午,上海翟建律师事务所主任翟建,接到上海市律师协会打来的这个电话时,觉得有些奇怪。
这一天,距杨佳袭警案一审宣判,已过去了21天。这宗发生于2008年7月1日的血案,造成上海闸北区公安分局6名民警死亡,2名民警轻伤,1名民警和1名保安人员轻微伤。
上海律师协会工作人员在电话里透露:一审宣判死刑后,杨佳提出上诉,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准备为杨佳安排新的辩护人,上海市律师协会想到了翟建。
2007年当选为上海首届“东方大律师”的翟建,1984年从业以来,专攻刑事辩护,1989年被评为上海市“十佳刑事辩护律师”,2002年,创办上海第一家个人开业的律师事务所,并将其定位为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事务所。200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刑辩律师”,此外,他还担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
9月22日,翟建在准备上海“炒房区长”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夫妇一案的开庭,这同样是个影响不小的案件。按照法律规定,律师要接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任务,这是义务。翟建说他出山没问题,但是说老实话,他不是很想接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太复杂了。自发生后,因当事一方的特殊身份,而在程序方面在全国广受争议:先是7月29日原定的庭审取消,再是8月26日庭审时并未对外发放旁听证;一审的辩护律师上海市名江律师事务所的谢有明,则因为“闸北区人民政府的法律顾问”的官方头衔饱受质疑,而他在最初接触该案后发表的一些不利于杨佳的言论,招致北京16位律师联名致信司法部、上海市司法局、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上海市律师协会,认为其言论严重违反律师法和律师执业纪律中要求律师审慎评论的义务,请求对其紧急调查处理。
此外,杨佳的父亲为杨佳所请的律师得不到杨佳认可的事情,也引来各方猜测。谁来为杨佳聘请律师,一时成为考验程序正义的焦点之一。
虽然,因案件的复杂,翟建觉得为杨佳辩护不太合适,但考虑到法律义务,最后还是决定去了,但因为明天要开庭,他问能不能改时间再去见杨佳。当天晚上,上海市律师协会又打电话过来。翟建回忆说:电话里说这个案子在时间上挺急的,高院那边也重视,而且杨佳自己对律师也提出了要求,明天去就是先听听他的意见,杨佳说不要的话,还要换律师。
明天9点,“康慧军一案”就要开庭。
上海市律师协会对翟建说:“你8点去吧。”
“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杨佳面试我。”翟建事后说。

一见杨佳:没见过这样放松的杀人疑犯
9月23日8点,翟建在上海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陪同下,去上海市看守所见杨佳,同去的还有另一名接受面试者,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吉剑青。
在路上,翟建就想好了:我要去做的话,就一定要杨佳自己本人愿意请我。如果是法律协会指定的律师,人们就会另有看法:你是指定的,是政府的法律顾问,你不合适为杨佳辩护。这案子当中其实蕴含着老百姓对政府的某种不满。
在上海看守所,杨佳很快被带出来了。他好像被关在三楼,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戴着手铐、脚镣。脚镣的长度不是太长,他不是走下来的,就那么一个一个台阶,蹦蹦跳跳地下来的,脚镣“哗啦啦”地响,看得出身手非常敏捷。
这个下楼的动作给翟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从案发当天的录像里看到,那个戴着防毒面具的人,在闸北区公安分局的底楼值班室,从进门连捅4个警察,到出门,只用了7秒钟。
这是翟建第一次看到杨佳。这以后,他共四次会见杨佳,每次下楼的时候,杨佳都是一蹦一跳地下来,翟建提醒他慢点,他说没事;每次都是穿一件短裤和无袖T恤,露着腿、膀子,显得身体非常结实。翟建有时问他冷不冷啊?他说他不冷,习惯这样的。
那天,杨佳精神上非常放松,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一丝对死亡的恐惧,完全不像一个一审被判死刑者的精神状态。从业24年,办案千余宗的翟建,可谓阅人无数,但从来没见过这样放松的杀人者。
当天,上海法律援助中心的同志向杨佳介绍了翟建的身份。此前,杨佳对新律师提出了4点要求:一要专业,二要身体好,三要能和他做坦诚的交流,四是普通话要好。而51岁的翟建,身材高大,壮实,普通话流利。
翟建对杨佳说:根据律师法的规定,我有义务接受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承担法律援助的工作。但是,我十分希望,如果你能跟我聊一聊,能信得过我,那么你就自己聘请我。然后,又说:“杨佳,我作为一个律师,被当事人面试然后决定要不要请我,这还是第一次。”
在翟建的印象里,杨佳几乎不假思索:行,我相信你。但接着,他提出了一个很实质性的问题:你给我做辩护,能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翟建说:这个案子,我尽管听说了很多,但是根本、实质的问题我一点也不知道。你想我作为一个律师,材料都没看过,现在就跟你说能做到什么结果,你说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太不负责任了?你要得到我的说法呢,可以,等我看完材料之后,我们再探讨。
杨佳说:“行,我就委托你。”他很爽快地签了委托书,交给翟建和吉剑青。翟建走出会见室的时候,康慧军案的两个当事人,也正被拉上警车,准备去法院??他看了下表,8:30左右。这次面试仅半个小时。
二见杨佳:他到底在派出所挨打了没有?
  9月24日,翟建结束了康慧军案庭审后,开始着手准备杨佳案。在杨佳签名写于9月10日的上诉书中,翟建看到,上诉理由有三:一是,故意杀人罪不成立,自己没有故意杀人,多名公安人员死亡在意料之外;二是,多名证人没到庭做证,证词与事实不符;三是,自己从未提过无理要求。
  翟建发现,上诉状漏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只提出了上诉理由,而对于想要达到的结果只字未提。
  9月25日上午,翟建和吉剑青再次去见杨佳。
  首先问他:“这个上诉状是不是你写的?”
  在得到肯定答复后,再问上诉状为何没提要达到的结果时,杨佳的回答再次让翟建惊讶——“我对判决结果看得不重要,我只是讨个说法:警察到底打过我没有?”
  翟建一听以后,就对杨佳说:3条理由中,第一个是定性的问题。第二个是程序问题。证人,按照法律规定,尤其是关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作为辩护律师我不得不问你:你认为这些证人出庭会承认他们打过你吗?你为什么不在法庭上明确说清楚他们怎么打你的?这是纠纷,各执一词,应让法官判定谁说的更具有合理性。第三个是事实问题。你说没有提过无理要求,其实也可以做两种解释,一种根本没有提过要求,一种是提过,自己认为是合理的。
  在这次会见中,翟建进一步了解该案的经过。按照杨佳的说法,2007年10月5日,他在芷江西路因骑无牌自行车,受到巡警盘查,一直到警车赶到,他和警察没有任何肢体上的冲突。
  他曾经说过,当时在马路上,一个警察骂他:你是从你妈裤裆里出来的。后来开庭审理时,当庭播放了他跟警察僵持的34分钟的录音,翟建听得出:当时杨佳说了句“他妈的”。警察就回了一句:你也是从你妈妈的肚子里出来的,你又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这句话,翟建说他记得清清楚楚的。
  据杨佳向翟建讲,到了派出所以后,有一个警察“喷着唾沫跟他讲话”。杨佳认为他是故意的,然后他遭派出所多名警察殴打。“上来几个警察,就把我抬手抬脚架到里边一间房间,拳打脚踢,打了两三分钟。” 后来二审法庭有录像显示,杨被数名警察强行拉扯到另一个房间。
  杨佳就开始投诉。翟建后来从录像中看到,杨佳从进派出所的大堂开始,手中拿着电话,一直在打。杨佳说:“我给我妈妈打电话,说自己又被带到派出所了。”
  看守所里,翟建问他这里的“又”是什么意思?杨佳说,2006年11月,他曾经在山西太原,被警察殴打,打掉三颗门牙,以及轻微脑震荡。后来,他去验伤了,和妈妈一起交涉,对方赔偿3000多元。
  据杨佳向翟建讲:当天晚上,上海闸北区公安分局的督察来了,杨佳就向警察要一张证明,证明他们打过他,督察讲“不可能”。杨佳说不给解决,就继续投诉。吴姓督察说:你这么点事情搞那么大,你投诉就是了,最后不是你顶死我,就是我顶死你!翟建说,这句话,当时没有录音,吴对此是否认的。
  凌晨一两点,杨佳离开了派出所。他跟吴姓督察的接触仅限于此,吴没有打过他。当天,杨佳没有去验伤,他的解释之一是,伤得不重,两个胳膊上有淤青,回去之后才发现背上也有。在看守所,翟建问了敏感的话题:你的生殖器有没有问题?他回答说:“没有,绝对没有”。还反问道:“你怎么这么说?”
  回北京以后,杨佳就不断投诉。他说给上海公安局发过E-mail,给公安部打过电话,后来想到要向媒体投诉,就买了1000个信封、1000套邮票、一箱复印纸。
  然后是2008年6月12日,他再次来到上海,却是约网友来旅游的,一直玩到24日。翟建问:那次来上海,是不是想去问问投诉的结果?杨佳答:没有想过。又问:有没有去闸北公安局门口看看,认认路什么的?回答:骑车时路过,但是没有注意太多。又问:既然来了,为什么不去问一下呢?杨佳说就是来玩的啊。
  6月24日,杨佳回北京,他说行李带得太多了,要送回去。6月26日,他又回到了上海。随后几天,他从网上买了催泪瓦斯、防毒面具,在店里买了刀、登山手杖、锤子、医用塑胶手套,捡了一个塑胶桶,从修车场买了汽油,在垃圾箱里捡了8个啤酒瓶。
  7月1日早上7点多,他奔往闸北公安分局,随身带着现金7000多元,信用卡上有2万多元。
  后来翟建问:为什么要点燃汽油瓶?杨佳说制造点声势,让大家知道这里有人对公安局很不满。又问为什么不去派出所?他说他对分局的处理不满!那个督察不好好处理,就去找他!
  杨佳还向翟建说:进了分局以后。他说自己确实记不清楚了,在第一次庭审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还在一楼杀了4个人。他说,当时在1楼看了一眼,找到督察室在21楼,就往21楼跑,一路上好像碰到一二十个人,遇上挡道的就捅。在21楼电梯口刺伤了吴,但没认出他来。
  在第二次谈话中,翟建觉得杨佳精神有些异常:在派出所挨打,伤得并不重,几个月过去了,他还来上海旅游,突然想起来了,就搞出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这不是正常人的思维。
三见杨佳:他有没有精神病?
  在9月25日的会见中,杨佳提供了他阿姨的电话。这是他唯一愿意联系的亲人。
  在第一次会面时,翟建了解到,杨佳已经知道自己的妈妈找不到了。他曾坚持要妈妈为他找律师,但后来法院告诉他,已经把相关的函发到了他妈妈那里,就是找不到人。但令人奇怪的是,杨佳对妈妈的失踪一直没有深究。
  国庆长假期间,翟建仔细地研究该案一审的所有材料,结合对原司法鉴定的鉴定依据——《中国精神病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的研究,认为杨佳的行为几乎完全符合该标准中有关“偏执性人格障碍”等数种人格障碍的表现。
  10月6日,长假一结束,翟建正式向上海高院递交了对杨佳重新进行精神鉴定的申请。当天下午,翟建和吉剑青去见杨佳,向他说明了要从精神病的角度辩护。翟建担心,杨佳是很倔的,如果不事先沟通,就在法庭上讲他有精神病,他会认为是对他的侮辱,会当庭顶起来。
  果然,杨佳不接受自己有精神病。翟建就做他的工作:有时,人的病是自己发现不了的,有些病不是说精神分裂症,就是痴呆傻子一样,其实有时只有某些方面是病态的,而在其他方面正常。
  当天,翟建把一篇《试论司法精神病学中“偏执性精神病”》的文章拿给杨佳看。作者何恬,医学学士,法学硕士,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司法精神病学的教学和鉴定工作。
  在这篇文章中,何恬提到偏执性精神病病人 “通常有个性缺陷,表现为主观固执、敏感多疑,容易激动、自尊心强、自命不凡,这一性格特征,导致他遇事爱认死理,喜欢抗上,不服从领导、为追求自己认定的真理,哪怕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文章还提到,“偏执型精神病人的妄想内容不荒唐、不泛化,系统性强,病人的精神活动和现实社会保持较好的联系,所以其辨认能力、控制能力几乎接近正常。”
经过做工作,杨佳表示理解,保证在法庭上不呛起来,但他要发表自己的意见,“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四见杨佳:辩护律师之争
  10月9日,翟建接到了上海高院的通知,10月13日开庭。他知道法院不准备再做司法鉴定了。当天晚上,翟建把开庭的消息通知了王静荣,并将杨佳的家人要来旁听的事情,跟法院交涉。
  前一天,王静荣和杨福生上书上海市政法委、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委托上海高院强行指定的上海律师”。
  谁来为杨佳聘请律师,在该案一审宣判之后,就成为争论的话题。此前,9月26日一早,翟建打电话给王静荣,告之自己接受杨佳委托成为其律师的原因。从王静荣那里,他了解到,杨佳爸爸杨福生也为此请了两名律师——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的李劲松、刘晓原律师。而当时在电话里,王静荣并没有告诉翟建,自己也为杨佳请了个律师,李和平。当天,翟建先后打电话,和李劲松、李和平做了沟通。
  在9月25日的会见,翟建曾问过杨佳,你爸爸给你请律师,你知不知道?他说知道,但拒绝在委托书上签字。他没有说理由。翟建又问,一审的律师是不是你妈妈给你请的?他说当时是签字同意的。翟回忆说,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对一审律师表示不满。
  在10月6日的会见中,翟建又问杨佳:你不要你爸爸请的律师,但是他要是来旁听你会不会接受?杨佳说没关系,其实他听不听都无所谓。
10月10日,翟建又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为了对杨佳的精神状况做出准确的判断,进而确认其导致六名民警死亡的行为究竟是一种病态的表现,还是网上流传的这是一个反政府的“英雄行为”?建议在开庭时,邀请部分精神病诊疗专家参加旁听,庭后听取这些专家的意见,从而决定是否对杨佳的精神状况重新鉴定。
  10月12日早上,王静荣和杨福生到了上海。翟建给他们打电话,这是他和杨福生第一次通话。杨福生首先表示了感谢,然后提了两点要求:
1、能不能让杨佳写个条,亲自说明一下为什么不接受我请的律师。2、要他在法庭上实事求是地讲,别像一审那样什么都不讲。
翟建说:第二条要求,我保证带到。第一条我不敢保证,不过我有折中的方法——我通过做笔录的方式,可以表达这层意思。
10月12日上午,翟建和吉剑青律师在开庭前,最后一次会见杨佳。为杨佳做了笔录,部分内容如下:
杨佳:我爸给我请律师,我是知道的,拒绝也是我自己的决定。
律师:你爸对你不错,一直供你读书到毕业。
杨佳:是的,在我中专毕业之前,他是给钱的,在毕业以后,半年内也是给钱的,后来就不给了。
律师:没再给过你钱吗?
杨佳:起码我没有拿到过。我妈住院的时候,他给过我妈钱。给多少不清楚。
律师:为什么不要他请的律师呢?
杨佳:我以为他知道。我想他应该知道。
律师:我后来听说你阿姨也为你请律师,我与她联系过,对此你怎么看?
杨佳:我和你们两个律师沟通得很好,我是信任你们的,没必要另外请律师。
  这份笔录,最后经过了杨佳的签字,修改过的地方都按上了红手印。当天下午,翟建把笔录拿给杨佳的爸爸看了,杨福生看后说:我也没有话说了,我也确实看到了。
法庭内外
  10月13日法庭上的杨佳,身穿一件天蓝色T恤,比一审时稍胖,当被法庭问及姓名、住址、籍贯时,回答敏捷,显机械但不恐慌。
  担任主公诉人的季刚,是上海市检察院公诉处处长,也是全国首届十佳公诉人。因此,此次庭审,被认为是“王牌碰对碰”。
  上午是法庭调查阶段,翟建详细询问了杨佳3次来上海的经过,尤其是引发袭警案的起因。他一如既往的风格,列出提纲,即兴发言;另一名律师吉剑青则询问了杨佳接受司法鉴定的过程,并发问2006年杨佳在山西与民警发生纠纷的情况。而检察官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对杨佳一一询问,杨佳有的认可,有的否认,涉及到作案当天情况时,一概回答“记不清楚了”。
  下午进入了辩论阶段。焦点集中在是否有必要重新对杨佳作精神病鉴定;一审出具鉴定的鉴定机构是否有合法资格;警察是否打了杨佳。
  翟建主要做了两部分辩护。一是关于案件的起因,质疑杨佳当天在派出所并未遭到殴打的说法。二是关于杨佳的精神状态。翟建举例说明,在与杨佳的几次长谈,深感其精神状态和行为异于常人:
  他与父亲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冲突,甚至说不出他父亲对他个人有什么对不住之处,但就是坚决不同意接受其父亲为其聘请的律师;
  他对一审的死刑判决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不在乎,并称在看守所里非常舒服,“伙食不错,跟单位吃食堂没啥两样”, “你们不要为我争取改变一审判决,要不我在里面呆到50多岁才出来也没意思。”
  与翟建辩护内容相对应的是,杨佳在法庭上表现出异常的轻松,甚至称那些受害警察“他们不是无辜的”,当检察员问他此话怎讲时,他略加思索后笑眯眯地问:我可不可以拒绝回答。
法庭上,翟建提出为杨佳重做精神鉴定的理由:原司法鉴定的依据——《中国精神病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中所确定的人格障碍——偏执性人格障碍中有关病态描述,几乎全符合杨佳的表现和情形。
  人格障碍的症状标准:个人的内心体验与行为特征(不限于精神障碍发作期)在整体上与其文化所期望和所接受的范围明显偏离,这种偏离是广泛、稳定和长期的,并至少有下列1项:认知(感知,及解释人和事物,由此形成对自我及他人的态度和形象的方式)的异常偏离;情感(范围、强度、及适切的情感唤起和反应)的异常偏离;控制冲动及对满足个人需要的异常偏离;人际关系的异常偏离。
翟建发问:杨佳在马路上骑车,遇到巡警正常盘查便产生如此强烈的对立情绪而不予配合,当属认知的异常偏离吧?
  杨佳对其父亲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态度,当属情感的异常偏离吧?
  杨所有的袭警行为,当属控制冲动及对满足个人需要的异常偏离吧?
  杨佳本人及其母亲都称杨佳没有贴心的朋友,杨佳本人也认为从来没有一个可以无话不说的朋友,当属人际关系的异常偏离吧?
  最后,翟建在结论中总结发言:杨佳有没有病,这是一个需要求证的案件基本事实,而假如有病是不是依然具备完全或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则应当由鉴定机关作出相关的结论,而最终是否追究杨佳的刑事责任及追究怎样的刑事责任,则由人民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来加以裁判。起码这样的过程,才能体现出一个具备了公正程序的过程,而辩护人及所有关注杨佳案件的公民,期盼的就是这样一个公正程序的过程。
  检察院的应对,则是请参与一审精神病鉴定者之一出庭,证人讲述了鉴定经过,结论是杨佳没有精神病。
  杨佳对此表现轻松,他说:我没有精神病,有病的是派出所的巡警。
  法庭随后宣布,“因律师要求对杨佳重新做精神鉴定的理由不充分,予以驳回”。
  ?18:30,在历时7个半小时的庭审后,法官宣布将择日宣判。翟建走出法庭,他回忆说,杨佳的爸爸、阿姨对他说:作为律师能做到这份上,我们已是非常满意了。
  他们一起坐车离开法院时,天已经黑了下来,襄阳南路上,还是人头涌涌。旁听出来的李劲松,被人群围得走不了,他说:维持原判的可能性大。但我相信,经过这次开庭审理,有些事情,因为双方都说得比较透了,我相信法官也会更慎重一些,做出准确客观公正的判断。
  关于庭审的情况还在马路上争论着。有人说律师怎么不让杨佳的妈妈出来作证呢?翟建后来说:对于杨佳妈妈的突然失踪表示吃惊,这极不正常。但是从证据学上讲,杨佳的妈妈最多就是能证明:杨佳告诉过自己他被打了,怎么能直接证明杨佳被打了呢?至于为什么不请几个警察作证,我认为无需出庭。
  这天,翟建回到家后倍感疲惫,媒体记者的电话已经追踪到了家里。他说:“个人感觉除非重新鉴定,否则推翻原判的可能几乎为零。我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有些遗憾,又有些期待!”

附录5
杜青艳致胡锦涛信

尊敬的胡锦涛主席:
您好!
我丈夫项文寅10月13日上午去人民法院旁听杨佳案被公安抓走,按法律规定公安应通知家属,家属有知情权。然而,公安不但不通知家属,且还拒不让家属知道亲人被抓的事。
自丈夫被抓那天起。我就天天向政府、公安等有关部门和领导去信去电,结果要么不理睬,要么回答不知道。
直到五天后的晚上(前晚)我丈夫的妹妹来电话说:派出所民警(丈夫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民警)打电话告诉她项文寅被拘留三十天,关在徐汇区某拘留所。我立即打电话问该派出所,回答说不知道;我又打电话问该民警,回答说:是被拘留了,但不知道被拘留几天,也不清楚是为什么事,好像是说他参加游行。
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是不知丈夫为什么事犯什么法被拘留,拘留几天?我还是担心丈夫已不在人世了,已被打死了,因为两年前在国务院人民来访接待室的后园,我和我公爹及其他访民亲眼目睹警察及其雇用的打手们暴打毒打我丈夫的情景,那场面真是残无人道,凶狠无比,没一点人性,比野兽还野兽!
心急如焚的我只得再次求您了!
我是个有身孕六个月,患病不能堕胎,无钱看病,完全失去土地和房子,无一点保障,无一点经济收入,病贫交迫的孕妇。
动迁公司拆了我们的住房,不但没给予我们一点安置,反而开车撞伤我丈夫和八旬公爹,并把我夫兄害死。
上海市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的信访领导、警察及其雇用的打手们到国务院人民来访接待室“接访”,把我丈夫往死里打,打得满头起包,遍体鳞伤,肋骨断裂。
前几天,我丈夫回上海打官司,10月13日近中午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门外的马路边被一伙警察又打又拖地抓进去。据被抓进去放出来的人说,抓进去后警察和打手们叫你蹲下,你不蹲下,不论男女老少都要被好几个打手猛打。我知道丈夫的性格,非常倔强,他不会接受这种污辱,因此他不但被打,且一定打得很残,甚至被打死!
七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有关部门告知我丈夫的下落和情况。
我丈夫究竟为什么事犯什么法被拘留,拘留几天?人是否还活着?请有关部门告诉我。

我丈夫叫项文寅,身份证号:310110196205154651 户籍:上海市楊浦区长白二村34号4室(住房已被拆除)

急盼!

杜青艳 身份证号:232302197407263861

附录 6

08.11.11 王静荣回忆见王静梅 (2008-11-11 09:59:57)
11月9号,王静荣回忆见王静梅的情景,在妹妹王静梅“丢失”一百三十二天之后,昨天被通知去见面。见面的地方是北京公安下属的“精神病强制治疗中心”。
王静荣自述:
星期三的下午我们居委会主任给我打电话,说找我有事情。
我说,你什么事情说吧。
他说是关于你妹妹的事情。
我说那我找你去吧。我就问我去哪啊?
他说,你来东风乡政府街道办事处吧,乡政府武装部的江部长打电话,说要找你一下,你是我们社区的居民,又是党员,又是属于我们这儿管辖的,你妹妹受了刺激在医院治疗呢。你想不想看?你想看的话我给你联系。
我说我当然想看了!
然后居委会就给江部长打电话:“江部长你给我的任务我都完成了啊!我跟王姐(王静荣)说了,她说她去。”他说,他给联系,就把电话挂了,后来他说那你等信吧!我就从居委会出来了。
等到星期五的晚上五点了,居委会又给我电话说联系好了,说星期日的早上9点,在你们小区大门口你等着。后来我们老两口一块去了。居委会主任说:江部长也让我一起去。我说可以啊。
到了星期天早晨9点,一辆捷达车,我和我爱人,司机,居委会主任。我们四个人就上去了,也不告诉我上哪?不告诉我去哪个医院,一直往东走。后来过了五环吧?我说,这是东五环吧?居委会主任也不告诉我。然后司机就问主任,咱们去哪啊?主任说我也不知道去哪啊!后来下了机场高速以后,这车就不开了停下了,我就想,可能还有人在等着呢,后来我们车后面来了一辆黑色本田车,也在路边等着,等了7分钟左右。后来又来了一辆黑色车在我们两个车前面打着蹦灯带路,后来就开啊开的,我就知道是在顺义。
后来,拐到一大门口,那立着一个大牌子: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在里面的套院里的牌子上写着:安康医院。我们前面的车里面下来几个年轻人,挺高挺壮的,有一个好象也提着一个摄像机的东西,给大夫介绍说这是我们主任,我们跟大夫进去了。
我就问大夫:怎么样?是不是神志都不清楚了?他说 “也不是特别严重,就是情绪上有点不稳定,一会闹啊什么的,再一个啊,她是人格障碍”。我就问什么时候送来的啊,谁送来的啊?大夫答:7月2号晚上,应该是大屯派出所送来的。
后来,主任就把王静梅带到办公室来了。
我一看情况,跟原来情况没有太大的变化,跟原来的急脾气一样。她说:“你们说我把关在这好几个月,这个叫什么事啊?这叫什么事啊?我儿子这么大的事情,我是最了解事情的人,为什么不让我出去?还给我关到一个小黑屋里面,好几个月吃饭都得站着。”我问大夫为什么让她站着吃饭?大夫也没有说话。

然后就说杨佳的事情。
王静梅说,就是因为一辆自行车,“上海警方当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你还别这么横!我现在找个证人就可以把杨佳拘了!’王静梅说:‘你敢!你敢拘的话我就跟你没完!’后来上海警方就把杨佳给放了。
他们想私了,他们还来了两次北京,第一次我(王静梅)没见着,杨佳要求要处理这些事的回执,他们没有达成协议。上海警察就回去了。后来第二次又来,说没有回执,赔偿你1500块钱,杨佳说不行,我们要处理回执文件。然后,上海警察说,那你说私了怎么办?10000块钱行吗?杨佳说,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们不是为了钱,我们就要回执。等于没有达成协议,他们上海警察又走了。”
杨佳在上海派出所给王静梅打电话,说警察把杨佳直接拉到一个小黑屋子里面打了。

王静梅说:“杨佳最后一次去上海,我不知道。”
“后来出事了之后,北京大屯派出所的人就来找我来了,把我们家翻的乱七八糟的,我现在出去,还跟他们没完呢!你有搜查证吗?他们把我家翻的那么乱,7月2号大晚上就把我送到这来了,他们什么意思啊?”

后来我问她,有没有上海的姓谢的律师来找你来了?
王静梅说“来了之后就逼着我签字”。谢律师还说给杨佳买了两身衣服,那意思还很可怜他呢,后来,王静梅一看这么多人都等着,护士大夫都等着到时候也不给人家面子,王静梅说,“也是为了我儿子,我在这也出不去,也找不到律师,得了!我就给签了,签完就走了”。

10月31号上海方去了两个人给王静梅判决书,王静梅说到关于杨佳捅刺姓吴的督察,“杨佳追到21楼以后捅刺这个姓吴的,姓吴的躲到屋里面,杨佳又追到屋里面接着捅刺,这么捅刺的话能有3厘米的口子吗?可能吗这事?”
后来,王静梅说,杨佳孩子就是有病,“我(王静梅)不是要说带杨佳去看病了吗?后来没有去”。
后来我就安慰王静梅说,你别担心好好在这待着吧,杨佳没什么事。他在里面白胖白胖的,他觉得还好。你在这儿别着急,外面替你说话,同情你的人太多了。后来这个居委会主任就进来说,怎么,差不多了吧?我就说,好了。“那我以后还能来看她吗?”主任说,“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后来,主任就把我们拉回来了。
当时在车上的时候主任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江部长打来的,说这个地方别说出去,要保密。
我说行,我明白了。
2008年11月10日
根据王静荣自述录音整理

附录7 王静梅和王静荣的谈话记录

南方网2008年11月11日报道:2008年11月9日,王静梅和王静荣的谈话记录:“我就跟你说吧,你看她们是什么事?把我放这儿好几个月,我什么都干不了,我儿子这么大的事,我不出面谁出面?我最了解他。把我关在这儿,这几个月,给我关一个小黑屋里头,也不给我椅子。我要求出去,也不让我出去,软禁我,这是怎么回事!后来,她就拉着我说,我不行了,我必须得出去,我必须得办点事。……我和上海民警的谈话有MP3录音,但这MP3录音现在警察手里,被警察拿走了。……等到警察找我来了,才说这事,后来警察把家里翻的乱七八糟。……我还没完呢,我出去以后也没完,你有搜查证吗?就翻我的家,我有什么罪?你这么翻我?……(我家的钥匙)在派出所呢,派出所给我拿走了。……深更半夜的给我送到这儿来,弄一个车就给我拉这儿来了,什么事这叫,给我强制弄这儿来了。是从派出所把我带到这个医院的。你看给我骗这儿,我也没想到这么长时间啊,我家里冰箱什么东西不都坏了?我临出来的时候还买了一条鱼准备做呢,你说我出来了鱼还不臭成鱼干?什么都没做,全部都放坏了,这叫什么事啊。把我打成精神病,幸亏我这人有主见,我明白。你想给我打成精神病,不可能的事。我自己掌握着呢,谁敢把我怎么着!……有一个姓谢的律师来了,他说,杨佳,也挺可怜的,我给他买了两件衣裳,先给我说这个,然后就逼着我签字。把我关在这出不去,我也没有办法出去请律师,当时又那么多大夫都在旁边等着,也耽误人家的时间,耽误人家的事,就算了,后来怕,儿子到时候真是没有人辩护也麻烦,就签了。你就告诉我儿子,在里面好好锻炼身体,别的我没说的,在里头待一天,就得好好锻炼一天。……我儿子要是没有了,我也不活了……来了以后还给我用假名! 叫刘亚玲,我说怎么叫我刘亚玲啊,那是一个假名,后来用假名用了两个多礼拜,才给我改过来,还给我用假名!……我必须得出去,我得把这事说清楚了,我要请律师。为什么,因为,杨佳的事情我是最清楚的,我是唯一了解他的人。我必须得替我儿子说话,我说了,我把我的责任尽到了,他们爱怎么判那是他们的问题了,但是我必须尽力……派出所当天去了以后,整个把家里都照相了,但阳台上有一个大箱子没照。这个大箱子里面一千个信封,一千张邮票,他是准备去投诉的,他是不准备杀人的,这是不是,可以证明,他是要投诉的,他根本没想杀人的,所以,怎么能叫故意杀人呢……”
王静梅住在一个单独的不到十平米的小病房里。病房里面就是一个床,连椅子都没有,有一张桌子,有一个长桌子,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附录8

王静荣给最高人民法院的信

最高人民法院:
我是被告人杨佳的姨母王静荣,11月5日有关部门通知我说,被告人杨佳母亲在顺义区——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的安康医院住院治疗精神病。
11月9日,我在居委会王主任陪同下,来到安康医院见到了失踪四个多月的妹妹王静梅。
袭警案发生后,王静梅被带到北京朝阳区公安分局大屯派出所协助调查,从此就下落不明了。
我曾在7月13日向朝阳公安分局大屯派出所报了王静梅失踪案。派出所民警答复说,“王静梅在7月4日,自行离开了派出所”。
由于派出所不寻找王静梅,我在9月11日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可是立案庭法官不给立案,也不给不予受理裁定书,我的律师在与法官交涉过程中,法警竟然强行把他带出了立案庭。
此后,我们家属再也无法寻找王静梅下落。想不到的是,事过四个多月后,王静梅突然显身精神病医院,在那里接受强制治疗。
负责王静梅治疗的潘主任告诉我,王静梅是在7月2日被大屯派出所送来安康医院治疗的。王静梅患的是偏执性精神病,病情已经有多年了,因儿子一案受到刺激病情突然加重。
按照《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第31条和《北京市精神疾病患者强制治疗实施办法》第9条规定,精神疾病患者送到医疗卫生机构后,公安机关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并做工作记录。
将王静梅送到精神病医院后,一开始竟然还对她使用“刘亚铃”的化名,在长达四个多月时间里,公安机关也不按规定通知家属,一直隐瞒着王静梅的下落,以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质疑。
王静梅是杨佳袭警案的一个重要证人,她不仅了解案件的起因,而且还知道杨佳的精神状态。我真不知道,公安机关隐瞒王静梅在精神病医院接受强制治疗,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如果王静梅是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公安机关就应当在将她送进安康医院治疗的二十四个小时内通知家属。如果王静梅不是一个精神病人,而将她送到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这完全是变相的非法拘禁。
如果公安机关及时通知了家属,一、二审法院也许不会以没有证据证明杨佳可能是精神病患者为由,而驳回重做精神病鉴定的申请。
11月9日,我在安康医院见到王静梅后,她告诉我说,上海警方第二次来北京找她与杨佳谈话时,她曾经用MP3做过录音。案发后被派出所搜查走了。这是一份关键证据,可以证明上海警方来北京处理杨佳被打事件,要求私下了结的真实情况。
王静梅还说,7月中旬时,一审辩护律师谢有明、谢晋到过安康医院找她办理授权委托。
那时,王静梅已是一个精神病人,接受各种药物强制治疗。谢律师到精神病医院找王静梅,他理应知道她是一个精神病人。因此,律师接受精神病人的委托,不仅违反了律师职业道德,更违反了《民法通则》规定。因此,从法律上来看,两个谢律师取得的是无效授权。
安康医院位于顺义区的郊区,地理位置十分偏僻,上海的两个谢律师,如果不是司法机关叫他们来找王静梅,怎么可能找到她的下落?何况她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时,一开始还是使用的“刘亚铃”化名呢?
让律师找精神病人办理授权委托,这难道不是司法史上的奇闻吗?
11月11日上午,我第二次到安康医院要求会见王静梅。医院潘主任说,王静梅在9日见我之后,情绪反复无常,心情不稳定,还是不要再会见了。当我要求复印病历时,潘主任称治疗没有终结,现不方便给复印。
由于要不到病历,我又要求给王静梅的诊断证明书。
按照《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第43条规定,家属是有权复印病历,了解相关病情。
潘主任说,可以给王静梅的精神病诊断证明书,但必须由居委会出具证明,还必须要写明用途和作用。我告诉潘主任,这份精神病诊断证明书,是为了提交给最高人民法院。
当天中午,我找到了居委会王主任。王主任说,要请示乡政府江部长。她还说,江部长可能还得请示上级领导。当晚,居委会王主任给我打电话,说上面有指示,只能为我开一份是本居委会的居民证明。
没有领导的批准,无法开到有效证明。没有有效证明,安康医院不给疾病诊断证明书。对公安机关和安康医院的违法行为,我们家属将会按照法律规定追究责任。
这是一个死刑案件,请求最高人民法院负责杨佳案的法官,到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的安康医院,调查王静梅患精神问题,调取她的相关病历。到朝阳区公安分局大屯派出所,调取本案关键证据MP3录音。
11月10日,我给贵院的《杨佳一案紧急情况反映》信中,提出过杨佳可能患有精神病的种种疑点,恳请最高法院法官能引起重视。因担心最高人民法院没有收到此信,现我随同这封信件一并寄来。
王静梅在安康医院经过了四个多月强制治疗,我认为,这完全可证明被告人杨佳母亲会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精神病是一种遗传性疾病,我们家族上也有遗传史。我的亲叔叔、杨佳的叔外公王锡义,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也患过精神疾病。他久居河北省博野县,邻居都知道他曾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个事实可以派人去调查了解。本来,这次我是要亲自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上访途径约见法官,当面递交这封信件,但是老家来电话说,王锡义不幸在11月10日晚去世了(享年76岁),我必须回老家为他办理丧事,现只能通过特快专递寄交给最高法院。
杨佳案中疑点重重,杨佳很可能是精神病患者,作为杨佳的亲属,我恳请最高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原判,将案件发回重审,避免错杀精神病人。
此致
被告人杨佳的姨母:王静荣
2008年11月11日


附录9 上海袭警案续

2008年07月08日 07:17:26  来源:京华时报

上海市警方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致6死4伤的闸北袭警案的案发原因:犯罪嫌疑人杨佳2007年10月短期来沪期间,因骑一辆无牌无证自行车途经闸北时被闸北警方盘查,在警局接受6个小时的讯问后,警方判定杨佳的车系“租用”后对其放行。此后,心生不满的杨佳多次投诉,并向公安机关提出相关赔偿要求无果,直至惨案发生。
被拘后要求律师到场
谢有明是闸北区名江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亦是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他的律师事务所离闸北政法大楼只有5分钟的车程。
7月1日上午10点40分,在医院看病的谢有明接到闸北检察院的电话,让他迅速赶到政法大楼。11点左右,谢有明开车到政法大楼门前,看到密布的警察和警戒线——“出大事了”。
在闸北公安分局二楼的特别审讯室外,谢有明被简单告知了上午发生的袭警案件,叫他来,是因为嫌疑人杨佳拒绝接受警方审问,要求要有律师到场。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只有嫌疑人被采取了强制措施后即在看守所里才能见律师,或者要在第一次讯问结束后。警方和检察院当场商量后,认为刚才杨佳拒绝回答的那次已经可以算作第一次讯问。
质疑律师身份查看证件
对于应该嫌疑人和律师单独会见的规定,杨佳却表示不在意有警方在场。由于刑事案件必须两名律师在场,谢有明赶紧打电话叫来了同事谢晋。
做了20年律师的谢有明对杨佳的法律意识感到惊讶。由于杨佳对谢有明身份的质疑,双方见面后第一件事,是谢有明二人将自己的律师证一页一页翻给杨佳看。
杨佳紧接着连续抛出问题:谢有明是从事哪方面的律师?律师服务费多少钱?为什么可以免费?法律上规定他有哪些权利?
在民警采集杨佳手上所沾血样时,杨佳赶紧问谢有明,这样做可不可以。在谈话过程中,有记者进来拍照,杨佳又中止谈话,询问律师是否有权利不让记者拍。
否认自己有精神病史
为了稳定杨佳情绪,谢有明和民警都没有告诉他袭警案的死伤情况,民警在一旁也没有过多参与两人的对话。谢有明和杨佳谈了两个小时,感觉杨非常平静,叙述事情很流畅,也没有感情上的波动,似乎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只有谈到他的母亲很早就和他父亲离异,一个人很辛苦把他拉扯大,是个很普通很底层的退休女职工时,杨佳才有些动容”。谢有明说,杨佳也提到了自己的父亲,说父亲对他很好,只是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
谢有明曾委婉地询问杨佳是否有精神病史,杨佳很坚决地否认,同时表示很清楚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杨佳刻意回避自己的袭警过程,只是说来分局“看看”;而那把剔骨刀,他说是在21楼捡到的。
最后结束谈话时,谢有明问杨佳是否有要求。杨佳思考了好一会儿,委托谢有明打电话通知他的母亲,并留下了自家的电话号码。
2008年11月18日
最后编辑时间: 2011-11-25 13: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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