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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八卦   ZT明报:中国暴乱潮:危险中的机遇? 2011-06-20 12:53:20  [点击:546]
最近中国可谓骚乱四起,遍地开炸。5月底,内蒙一位牧民被运矿车碾死,学生牧民抗议,暴乱一周;6月初,广东潮州一名工人讨薪被斩伤手脚,引发骚乱,戒严一周;6月9日,因为一名得罪上司的法院官员离奇死亡,湖北利川万余人聚集政府,特警坦克才得以平息;10日,广东增城一个孕妇被城管殴打,群众起哄,数万人聚集,骚乱数天;这段时间还有发生在江西抚州、河南郑州、天津等地的数起政府机关爆炸事件……

这几起骚乱事件的主体是民工、拆迁户、牧民和一些围观者。问题再明显不过了,他们都是这些年经济改革里的受迫害者。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从中央高度集权的统一的体制转化为各地方政府围绕GDP进行激烈竞争的体制,意识形态上则从极左的马-毛思想迅速转变为新自由主义,或者“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主义。这种体制和意识形态下,各地方政府成为企业化了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市场主体,又高效率地调动集权体制下所掌握的资源,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和原材料,吸引外来资本,参与国际和与国内其他地方政府的竞争。

支持这种“高效率”调配的,是集权政治体制和对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等资源的掠夺。学者秦晖说,资本主义要获得资本积累和发展,就不可避免地要实行压迫掠夺。西方是通过早期的殖民主义对东方压迫和掠夺,如今中国不能再行殖民主义。再参与国家竞争,只能压迫自己人,这就是中国底层的民工、农民。

只有在这种“威权”体制下,政府才有可能绕开劳动法规,低价、不提供福利、不提供安全保障、不限制工时地使用劳动力;只有在这种体制下,政府才有可能使上访制度流于形式、工会组织难以生长,而后肆意征地拆迁,工人、农民和拆迁户无法组成一个有效的博弈参与者与政府、资方讨价还价;只有在这种体制下,政府才有可能表面上说保护环境,而实际上工具主义地以发展为硬指标,不顾环境破坏受害者的利益诉求;只有在这种体制下,政府才有可能为了一个城市形象而至事实上无法消除而且数量巨大的民工、小市民的经济来源、栖身之地于不顾,将他们赶得走投无路。

正是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各地方政府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微弱的环境治理成本获得了在西方国家难以想象的“比较优势”,吸引了大量外资,成为世界工厂。与此相对的是,中国两亿多的农民工备受压迫,没有工资保障,没有户口,没有医保,没有安全工作环境,没有适宜居住地,子女没有上学权利;是数量难以统计的拆迁户和土地被建设侵占的农民没有得到应有补偿,因为失去土地和住房他们走投无路;是中国日渐干枯的淡水湖、消失的草原和恶劣的气候;是远超国际警戒线的基尼系数。

更进一步,威权体制和发展主义的意识导致的官僚主义、腐败问题,是造成政府公信力丧失的重要原因。这种事实上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又与口头表达上的社会主义,或者新版的和谐社会、公平尊严意识形态严重背离,引起更多的人对政府反感。官民对立是这些骚乱的最大诱因,只要想想增城事件中造谣者为什么要造谣,并且迅速引来大量参与者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可以笼统地说,造就中国过去三十多年间的经济“奇迹”的这种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同时也造就了上述的民工、拆迁户、环境破坏和政府公信力丧失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抗议、爆炸、暴乱等社会危机。经济奇迹和社会危机,乃是这种体制和意识这枚硬币的两面。

而这种体制和意识,不能说完全是外界强压给中国或者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更不是地方政府欺瞒中央所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源于一个威权国家强力推动。

默认地方政府无视劳动法规和上访制度、禁止组织工会、围绕GDP的政绩审核制度,以及执行这些制度的力度,或者说对底层压迫的力度,这些都是中央的自主选择。

因此,社会危机的解决之道也在于这种改变体制和意识。强力镇压-物质补偿这种技术手段只能治标,若不治本,暴乱有可能明天就发生在你家隔壁。在意识形态上,放弃发展主义,改变围绕GDP的政绩考核制度,将农民、工人应有的权利、利益放还他们;转变为了发展而视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允许一定的事实上无法避免的集体表达,并认真处理,形成良性的疏解制度,而不是一味打压造成更大危机隐患。给民以应有利益、福利,也能带动国内消费,降低对出口的依赖,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

这些意识形态上的调整是不太难做到的,貌似中共也在进行这样的调整,但对于中国的威权体制如何?中国这次暴乱潮后,确有不少人说当前体制框架内无法避免社会动乱,高呼中国民主就要到来。依我浅见,想借此声浪推动中国民主值得尊敬,但若真以为解决危机的办法只有民主制度,因而预言大变革的来临,那未免太理想化了些。

民主制度无疑能给政府的社会危机控制提供有效性和合理性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手段层面的管控会面临合法性问题、公信力问题、执行效率问题等而有失灵的危险。但笔者认为当局不会为了追求消除这个风险而进行大变。转变意识形态,给民众以一定权力和福利,但仍在威权体制下进行政策调整,只允许一定的利益表达,放开一些自治组织作为政府和民众之间冲突的缓冲带,是可以化解大的社会动乱压力而让中共维持统治的。这是个更大的问题,总之,像当年马恩不能小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能力而预言其灭亡一样,今天也不能小视中共的顽固性和调整能力。不知道这是幸事还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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