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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欧阳发   一篇很好的社会调查:农村,退回原始,还是融入现代?(老农 2011-05-20 20:36:31  [点击:936]
一篇很好的社会调查:农村,退回原始,还是融入现代?(老农民也评论了薄熙来)



农村,退回原始,还是融入现代?


作者: 右而左


(前略。作者在北京南苑机场为一位四川老农民带路而闲聊起来)


老哥于是一步不离跟在我后面,上到2楼,做安检。完了,我把他带到候机楼,和我坐在一起。为了消除他的紧张感,我就主动和他攀谈起来。


“您这是第一次坐飞机吧?”我问。
“对嘛!”老哥回答。
“没有人送您?”
“有嘛。我女婿,他小车送我来的。还给我买了票,我给他钱,他不要。”
“是您女婿,那他哪能要您的钱,他要孝敬您的。”


从初步交谈,我知道老哥1952年生人,今年快60,有一儿一女。女婿在北京郊区一家企业做事,女儿在杭州,女儿女婿两地分居;还有个儿子在广州,搞物流,收入还不错。他本人在承德一个建筑工地打工。这次,儿子要他去广州,他便取道北京,来看看女婿。因为是第一次来北京,女婿花了一天时间,陪他游览了天安门,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然后把他送到南苑机场,给他买了一张机票,做了一些交代,事忙,就走了。老哥谈到女婿小车送他的来的时候,把“小车”两个字,说的特别有力,透着一种自豪。我心底明白,对于无数农民来说,坐“小车”还是一种奢侈,而女婿用“小车”送老丈人,对于一个地道的农民而言,更是一种特别的荣耀。老哥说到参观毛主席遗容的时候,特别强调了“毛主席的胡子还在长”。我笑着说:“毛主席睡着了,胡子当然还要长的”。老哥笑了笑,不知道如何回答。

“老家还有老伴吧!您这出来打工,老伴一个人在家?”我问。
“对嘛!”
“建筑工地打工,身子骨,行吗?那是年轻人干的活。”
“年轻人?不行,不行,他们耐不何!”


老哥边说,边摆手,断然否定年轻人比他强。“耐不何”意思是“力量不行,干不动”。我老家是湖北,也这样说的。


“家农村的?”我又问。
“对嘛?”
“那老家哪儿的?”
“万州!你晓得吧?”
“晓得!以前是万县,离湖北宜昌不远,在三峡库区”
“对对对!”老哥看到我知道的这样清楚,明显有点惊讶,连说了三个“对”。
“听说,三峡库区移民100多万,您老家移民了吗?”
“没得嘛!我们那里,在山里,高;水,去不到!”
“移民100多万,那里人口很多喔?”
“没得嘛!没得那么多!”
“国家说有100多万,不会有错的吧。”
“我们晓得的,没得那么多。”
“为什么没得那么多?”
“当官的往多里讲嘛。有补钱的嘛。讲多了,他们能多拿钱的嘛。”


这个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我不过是无话找话跟他随便聊聊,我对三峡移民关心其实不多,问这个问题,不是因为知道什么,要去从一个当地老百姓口里验证。这个回答,倒是让我多了一份思考,显然是存在虚报搬迁人头的可能,才有这样的传言在当地百姓之间流传。我去年底到汶川地震的外围地区去过一次,听当地接待人说,当地老百姓因祸得福,要是没有地震,那些地方本该还一派荒凉,现在却高楼大厦,公路宽阔。不过,最高兴的还是当官的,因为重建,他们油水捞大了。这样一联想,我倒相信,这个库区移民数量很可能是真的存在虚报。这就好比旧军队里,军官虚报编制,吃空饷。


我随身带了一袋酸牛奶,一根香蕉,打算候机时候吃的。这时,我拿了出来。问他要哪个,他开始客气。我一再坚持一起吃,他就选了香蕉。我们边吃边聊。


“在老家,您还种地吗?”
“种嘛。都是旱地,水田没得人种喽。”
“为啥?”
“种不动嘛。田要犁的,没有年轻人搞不起的”。
“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这个我知道。你们村里,现在多少人?”
“全部加起来,120多。在家里的只有40几个,都是小孩子和老人。没得年轻人,中年人也没有了。死了一个人,都搞不到山上去。我都要60了,是年轻人了。村里,80多岁的人,还在种地。”
“种什么呢?”
“苞谷。划不来!万把块钱,一年。化肥,一小包,80多,农药,一小袋,80多。苞谷种子,一斤50多,一斤,不是一公斤嘞。划不来嘛。打工好。划得来。一年2万多,有的还有3万多嘞。”
“那抛荒的地不少吧?”
“多!田,全部荒了嘛。地,远的,也不要了嘛。”


抛荒!20世纪最后20年里,一个农业大国,出现的一大奇观,一直延续到21世纪来了。土地革命的成功,曾经是毛泽东革命成功的关键之一。但是,现在,国家一方面要确保18亿亩耕地底线,一方面却没有合适的办法,阻止许多地方土地的抛荒。


“孩子们读书怎么办呢?”
“到街(gai,意思是城里)上读书嘛。老人在街上买个房,住下,给小孩子做饭。星期六就回乡下。”
“那不是很不方便,也增加开支。”
“没得办法嘛。村里没得学校。”


记得1970年代,我国很多农村地区,例如我们老家,基础教育不仅免费,还入读十分方便,基本上大队(现在的村)有小学,公社(现在的乡)有中学。几岁的孩子,自己上学,无需父母看管。时隔40年之后,在农村,基础教育,反倒成了一个困难的事。村里没有小学,乡里也没有了中学。这是我10来年前,从中学同学那里就知道了的。看来,这不是我家乡特有的现象。消灭城乡差别,曾经取得过巨大的成就,基础教育的普及和方便适龄儿童入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标志。现在,农村对于城市的依赖,如此的扭曲。城市化是不是走了歧途?可能有人要说,农村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教育成本角度考虑,只有在城市进行规模教育,才是最经济的,最符合市场原则。但是,这不应该是一个合适的理由。任何政府都不是商业机构,不能用商人的算盘,来管理一个国家。中国的问题,过去是,现在是,今后依然是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如此市场化,改变农村基础教育的结构状态,势必造成农村人口,恶性的向城市集中,一方面加大城市的负担,一方面却是农村变成不只是土地意义上的荒芜。凡有所作为的政府,决不能总只是一味迎合这种自发势力。


我喝完了酸牛奶,空袋子捏在手里。他吃完了香蕉,顺手把皮扔在地上。我没有批评他,而是起身捡起来,和我手里的酸牛奶袋子,一起放进了大概5米外的一个垃圾桶。我想,他的自尊心,没有受到伤害,而以后,至少在这样的场合,他是不会再随地扔垃圾的。一个善意的示范教育,比高高在上的批评管用,我这样认为。

“现在还要交什么给国家和村里乡里吗?”
“不嘛。都不要了。”
“那乡里,村里干部的工资靠什么发?”
“国家发吧?不晓得。”


国家免农业税我是知道的,是否还要交其他什么费用,例如以前“三提五统”是不是还有什么是延续下来,我一点不知道,就有此一问。乡村干部的工资怎么解决?老哥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难道乡镇干部工资已经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开支?不知道有哪位可以给我答案。建国初年,国家通过粮食统购统销等方式,有意识压低农业产品的价格,同时抬高向农村输出的工业品的价格,把农村该得的积累,通过价格“剪刀差”的方式,向城市转移,一方面是保证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发展,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的生活需要。即使这样,到1970年底中期,农村不仅没有荒芜,反倒是处处生机勃勃,尤其是社队企业(农村改革后,演变为乡镇企业)的普遍出现,对于缩小城乡物质文化的差别,作出过重要的贡献。现在,城市现代化的步伐,越来越快。免去农业税,反补农村,当然值得肯定。但是,这一项政策,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它的作用,似乎在被其他不作为的政策抵消。


“听说现在乡村干部都比较富有,你们那里怎么样?”
“对嘛。干部有钱。皮鞋都是2000多块钱一双,穿的漂亮的很呐!他们吃饭,这里搞一桌,完了,走几步,又搞一桌,走了几步,又搞一桌。”
“他们自己花钱?”
“不要他们花钱嘛。他们想吃随便就吃呃,不想吃,也有人请他们吃呃。”
“你说他们很有钱,钱哪里来的?”
“搞的嘛。退耕还林,国家政策好哇,可是钱没有多少花对的哟,都让他们搞了。还有直补基金(这个直补二字,他发音为zi bu, 我是问了几次才搞清楚是“直接补助”的意思),也都给他们搞了。我们的村书记,家里一个苞谷也没有种,报了79亩苞谷地,成了专业户,搞了很多直补。”
“那农民也没有意见?”
“没得用。官官相护(护,他方言念成fu,在这里别有韵味)!告也没得用,他们把乡里的干部搞了嘛。还有呃,他们都不是自己搞给自己的,都有别人的名字。你查又查不到证据呃,上面也查不到证据呃。他们很会搞,那个办法,多得很哪。这样搞,把国家要搞穷的啊。现在的干部,比国民党还坏,坏多了哇。国家要给他们搞穷啊。”


老哥说到国家要给他们搞穷的,说了两遍,气愤之情溢于言表。


“您是1952年生人。后来搞公社,您应该很熟悉的。”
“对嘛。”
“您觉得当时的干部怎们样呢?”
“毛主席时代的干部,没得说!那个时候,也没有好搞的。也没得哪个敢搞的。最多在家里,搞两个菜,不得了喽。”
“那么,要是再搞公社,您还愿意吗?”
“搞不起来嘛。不自由,不愿意嘛。”
“那干部把钱都搞走了,你愿意吗?”
“没得法子嘛!”


什么是小生产者习惯势力?什么是迎合小生产者习惯势力?这几句话了,全包含了。城里的朋友们,或许会以为我这样说,是在蔑视这位老哥。错了!我对他的尊重,胜过对于任何高喊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和位高权重的政客。政治家对于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如果只知道迎合,而不知道改造,任何拥有这样政治家的国家,都是不幸的。


“万州是重庆的。那您知道重庆的唱红打黑吧?你们那里的农民怎么看这个事儿?”我的问话还没有完,老哥已经举起了大拇指。
“好哇。薄熙来,有本事!那个时候,我天天看电视,生怕丢掉了东西,看不到。杀了好几个。厉害。以前重庆哪,夜里不敢走路哇。抢你呀,哪里都有抢的。现在好了。不敢了。公共汽车上,以前没得人让座,现在老人来,孩子来,就有人马上让座。好哇。”
“唱红歌怎么样?”
“我不会唱!打黑好哇。那个不怕死啊,不敢喽!”老哥再次举起了大拇指。称赞薄熙来。
“要是薄熙来走了,会怎么样呢?”


老哥没有想到我会问这么个问题,一时间语塞,沉默了一会儿,还是说不出什么来。我笑着继续等待,看着他脸上密深的皱纹、浓厚的胡须,欣赏着他那刀雕斧刻一般棱角分明而沧桑的脸。


“薄熙来要在重庆久了,有危险的。有人会害他的。”过了很一会儿,他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显然这个问题超出了他的思考和给出答案的能力),却来了这么一句。


我知道我的问题为难了他。为了让他放松下来,我问他老家叫什么村。

“ge lin ”
“哪两个字?”
“革命的革,树林子的林。”


差不多就在这时候,一个老年旅游团进到候机室,他们是到成都的。一位老人让我看看她的座位几排,几号,我拿过登机牌,告诉她20排D座,老人不明白。我解释了一下,还是不明白,我就告诉他,上飞机后,把登机牌给服务员看,服务员会带她去座位的,老人放心了。我和老哥的话题就此岔开了,老哥和这些去成都的老人们攀起了老乡:大家原来都是四川的,现在分了,也还是老乡。他们方言谈话,很投机,不多时,我们登机时间到,我带老哥登机,送他到座位上,就去自己座位了。到了广洲之后,先告诉他怎么知道自己的行李在那个传送带。然后,帮他提起行李,知道他儿子接他,就道别先走了。

我自从母亲去世之后,因为家里没有什么直系亲属在老家,就再没有回过老家,一晃就5、6年了,对农村的情况已经显得生疏。平日,也没有机会和地道的农民,坐在一起,说说农村的事。我的《远逝的钟声和逼近的贫困》写了也有6年了,写的情形也是多年前的,从更广大的视觉看农村,现状如何,我无从获得答案。这次,和这位老哥的聊天,让我对农村又有一个基本的印象,它比任何关于农村的报道来得直接。我基本没有对问到的任何事情发表评论,这显然不合适的,弄不好,会让他觉得我高高在上,什么也不敢说了。一个农民的几十分钟的话,不可能给出一部完整的农村画卷。但是,这不多的话里,已经透露了足够多的信息:不发达地区农村土地在加快荒芜,那里农民的生活状态正在复归原始;由于人口结构出现令人忧虑的变化,年轻人的离开,农村正在死亡,这不光是人数减少的问题,而是优质劳动力丧失,导致农村破败衰落之后再无起死回生自我发展的问题;农村的基础教育基本瘫痪,完全依赖于城市,这将是对农村未来最残酷的扼杀;农村干部贪污腐化,干群关系没有了彼此的基本信任基础;农民除了“自由自在”,食无忧虑,对于其它一切,完全没有自主权……。归纳起来,也许可以这样说:中央政府对于农村的支配,经济的手段,还有微薄的影响力,政治的约束则是已经丧失殆尽。如果继续这样,国家要发展农村,即使把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都用上,也不见得有多少效果,反正农村三级干部都会“搞掉的,他们会搞,办法有的是”。那么,农村到底是退回原始,还是融入现代,就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我去过东南沿海许多发达地区的农村,如广东,浙江,即便是这些地区,放眼望去,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局部的荒芜和原始化,也是显而易见的,粤南和粤北,就是两个世界,而粤南,即便是佛山,南海地区,被遗忘的角落,也比比皆是。即便是开篇提到的北京南苑机场地区,离天安门不过20-30公里的距离,两相对比,一个是肯尼亚,一个是美国。现代化,我们何其任重道远啊!


2011-5-19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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