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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所跟帖: 封从德 阿洪女兒鋼琴伴唱的三首歌   2011-01-10 10:21:35  


作者: 封从德   「阿洪——無名氏散記」全文 2011-01-10 12:22:13  [点击:1346]
作者註:這篇文章作於一九九五年三月,發表於同年四月香港《前哨》雜誌上,並收入拙著《天安門之爭》(1998,明鏡),出版編輯將標題改為「柴玲逃亡的故事」,大概是為了讀者和銷量的考量(包括該書封皮,合同規定由出版社負責)。後來有些媒體加以轉載,基本上採用改後的標題,而且內容作了大量壓縮。

這裡以原標題公佈其全文。

封從德 20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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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洪——無名氏散記


阿洪這個名字,即使是在巴黎,知道的人也不算多。而知道他是五年前將我和柴玲救出中國的人就更少了。至今,為了國內朋友的安全起見,他還依然不得用其真名,地地道道成了一個「無名英雄」。前年「六四」,我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說一九八九年的精神不主要表現在我們那班「領袖」、「精英」們形形色色的「英雄氣概」上,而更多地体現於千千萬萬個「無名氏」默默的情怀和高貴的人格之中。今年的四月一日,將是阿洪同我們一道抵達巴黎的五週年,謹以此文作為六四無名氏研究之一號,期於為光大八九精神有所貢獻。

「是你的朋友我就幫」

六四屠殺後,柴玲與我在國內的逃亡將近十個月,靠的全是一群萍水相逢的義氣朋友。其中一位與阿洪情義深重,可謂兩肋插刀的知交,他知道阿洪有條件合法出入香港,便去找他﹕

——能不能幫個忙?
——說吧。
——幫兩個朋友偷渡去香港。
——是你的朋友,我就幫。究竟怎麼回事?
——六四的人。
——行,你的朋友一定幫,更何況因為六四。給我些時間,想好辦法就去找你,也叫那兩位朋友準備好隨時動身。

接下來的幾個月,阿洪不知探問了多少條路。自然也想過花錢走「黑道」,但他一打聽,每人二十萬,也就只好作罷。屢試不中,腦汁絞盡,終於,摸索出一條自認有把握的路,他立即去找朋友。

當那位朋友找到我問是否願意出去,此時,我對這群義士真是依依不捨,他們皆佛道中人,一直帶我練功。起初兩個月,我心氣浮搖,六四強烈的衝擊,對海外民運熱切的關注,加上十幾年的科學教育,皆使我對他們那一套「東方神秘主義」有隔膜。然而,一次闖邊境的經歷,動搖了我持之當然的科學主義的信念。當時,他們又是「唸咒」,又是「佈氣場」,還要求我也不斷求觀音菩薩,唸六字大明咒,說我是當事人,不唸,他們再用功也白費。結果,三次幾乎落在士兵手中,三次皆得逃脫。雖說不能就此證明甚麼,卻亦難以輕易否認了。科學不是講實事求是嗎?從此,我開始認真地跟隨他們練功,其間還有三個月是在森林中度過。

準備在不測時自殺

我們是在最後階段才給交到阿洪手中的,此前他全然不知要搭救的究竟是誰,這種單線聯絡的方式,全然模仿當年中共的地下活動。唯一的差別,是阿洪的行為,憑的不是甚麼主義理念,完全是朋友間的義氣,這與那批佛道朋友一樣。雖然他們都同情受到鎮壓的六四學生,卻並不十分贊同運動中的西化目標,然而依然冒死相救,不過是要實踐「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之類積善積德的修行精神和朋友之間君子之交的義氣罷了。

一見到阿洪,我便感到其為人的沉著與穩重,雖萍水相逢初相識,心也踏實極了,整個行動中,一點也沒覺得心跳。

阿洪個兒不算高,卻很壯。年齡與我相若,練洪家拳卻已二十個年頭了。因為練拳的關係,兩眼炯炯有神,渾身剛健有力,壯實得如一頭小熊。中國武術防身健体,講武更講德,武功離不開武德,武中常帶文氣。阿洪受其薰染,為人極謙讓,後來甚至發現,有些話題還能令他臉紅害羞。不知就裡的人,還以為他文弱可欺呢。

當時阿洪也不多話,沉著幹練,動作敏捷麻利,很快將我們藏進一個極隱蔽的地方,看來,事先的準備極充分。然而,這次行動一點也不似預計的那麼單純,頭一天便被迫將行程延遲、更改,中途又兩度邊防軍攔截和突擊搜查。事後阿洪直感嘆﹕本來並不打算將我們藏到一個那麼密蔽的地方,幸虧當時一閃念,否則早就被發現了。

整個行動中,無論遇到何種意外,阿洪皆從容不迫。實際上,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作好了最壞的打算。行動前一天,他將貴重物留下,卻偷偷帶上一把小火槍,這是他事先就置辦好的準備在不測之時自殺,以免中共嚴刑逼供,搜出他人的線索。由於行動的第一天,行程就被迫更改推延,他覺得此行凶多吉少,便去給一個親人打電話﹕

——要是我有甚麼意外,請好好照顧我媽媽,就當我是個不孝子,或乾脆沒我這麼個兒子。
——甚麼?甚麼!

對方一頭霧水,又驚又急。阿洪沒更多話,將電話掛斷。


在裡面藏了四天五夜

我和柴玲藏在裡面,全不知情。本以為很快便能到香港,沒想到在裡面悶了三天還沒動靜。

情況逼迫,既進了去便不能隨便出來,平添無數困難,尤其吃喝拉撒,真讓阿洪費盡心機。

天黑時,他設法遞了張紙條進來,要我們準備長期堅持。秘藏的地方既憋悶,又特多蚊子,嗡嗡聲不停。因為吃素煉功的關係,又不得殺生,實在難受極了,只好來個「精神勝利法」——調心靜氣,漸入氣功狀態。說也奇怪,這麼一試,還真管用﹕起初奇痒難熬的感覺,漸漸化為一股清涼之氣,宛如夏天烈日之下在山谷中受涼風一吹那種爽快。等出來時一看,渾身上下雖然滿是小黑點,卻沒有一處紅腫起來。看來氣功真的不光是改變了主觀感受,客觀上也起了作用。在艱難時刻,氣功幫了大忙。

在裡面憋到第三天,外面終於有了動靜。我們一直懸著的心稍稍放下,心想,這下該快到香港了。沒想到,中途又停了下來,不一會兒,一陣響動,聽不太清楚,只隱約感覺是幾個人在大聲說話。我們藏的地方也被撞了幾下,過一會,又恢复了平靜。又是一天過去了,才又啟程。不久,又停下,又有人來,不過這次沒等很長時間,便又啟行。等到了香港,我們出來時一算時間,我們在裡面整整呆了四天五夜一百零八個小時。阿洪說他當時真擔心我們會在這裡悶死……這一百零八個小時,他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壓力啊,然而,阿洪卻總是從容不迫,整個行動中沒讓我們感到一絲緊張。


一眼就能看出是「大圈客」

到了香港,一出來,阿洪便問我們接應的人在哪裡。我說,我這裡有他們的地址。阿洪聽了愣了一下。隨即,就近找了一間咖啡吧,給我們點了熱粥和叉燒包。老闆向他擠擠眼﹕「哇!大圈客(港語﹕大陸偷渡客)!」阿洪覺得事情有些不妙,叫我們赶快吃完就走。本來,照原定計劃,阿洪只要將我們送到香港便完成任務,因此,我將剩下的最後一千多元人民幣塞到他手裡,要他帶回去。阿洪手一推,說﹕「你以後可能還有很多困難,還是留著吧﹔要不就捐給民運。」他分文不取。

阿洪很快便意識到我們和國內那些朋友對香港沒有起碼的了解,不明白這麼一身衣衫襤褸、披頭散髮的樣子,在香港大街上行走極易引人怀疑。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偷渡客,一張口便會露餡。無論警察、記者還是黑道乃至中共人員,隨時可能給我們帶來不必要的麻煩。他不得不「送佛送到西」,陪我們去找那位聯絡人——實際上,只是國內朋友的一位表親,事先也並不知情。

阿洪先帶我們去附近的市場,買一身衣服換上,然後才敢乘坐巴士地鐵。一路上,阿洪買票問路,環顧左右,又讓我們盡量沿路邊不顯眼的地方走。我心想,嗨,都到香港了,怎麼還這麼緊張兮兮的?找到那人住處,他正巧在。由於事先一點心理準備也沒有,顯得顧慮重重。

——唉,九七快到了,共產黨眼看就要來,我還有一家老小啊。過去在中國,我家就是地主成份,現在又做反共的事,以後可怎麼辦哦?……

阿洪一聽話不投機,便連聲道「打擾,對唔住!」便拉我們出門。當時我們聽不大明白廣東話,柴玲一時不解,見剛找到人又要走,還直問﹕「怎麼回事?」


找到中大的同學

外面的天陰沉沉的,毛毛細雨紛紛揚揚地隨風飄落,弄得頭髮濕漉漉的。我們躲在一座天橋下,何去何從,一下子有些茫然,對香港溫柔的春意,也沒一點心思。這時阿洪陪我們出來的時間已過長,回去一定會受盤問,而我們出來時已被人看見,倉促間又來不及收拾好躲藏地點的雜物﹔聯絡人又是這副樣子,我們又講不好廣東話,幾重因素加在一起,阿洪毅然決定不照原計劃回中國,而護送我們到底。他提議我們直接去美國領事館,但我擔心就這麼從大門進去,免不了生麻煩。當時身上除了那位「聯絡人」,沒有別的地址,幸好還記得廣場上有位香港同學的學校叫中文大學,這才乘了地鐵、火車去投奔。

找到中文大學學生會,我們還不敢直報身份,自稱是從天津逃出來的學生。還好,不太費力,我們很快便見到了廣場上認識的那位香港同學,然後再與有關機構取得聯絡,以後的事,一切順理成章,四月一日,我們便到了巴黎。


岑建勳見到我們大喜過望

補充一點,在直到中文大學之前,我們在國內近十個月的逃亡,依靠的完全是國內的人力財力,由一群素昧平生的俠義之士相助,一分一毫也未自外來。實際上我們幾乎沒有向外聯絡,更談不上「地下通道」、「黃雀行動」、「中央情報局」之類聳人聽聞的名目。

當岑建勳突然見到我們突然出現在香港,大喜過望,一面覺得我們就這麼空手乘巴士、地鐵到中文大學有些不可思議,一面直感嘆﹕「你們至少節省了四十萬港紙!」後來據局內人言,有些六四人士走「地下通道」,一人花了四十萬,皆來自港人私下捐款。港人對「六四」真是義重如山。我們為省去這許多費用而高興,再為阿洪和國內那批義士而自豪。

逃亡後期,我們的經濟相當拮据,他們中有人甚至將準備結婚的存款拿了出來。雖然並不十分贊同運動的西化目標,但他們依然本著佛道的修行精神捨生取義,冒死相救。臨行前,他們對我和柴玲說﹕出去之後,一定不要宣揚我們。外面的世界紛亂不堪,你們最好也不要從政,多讀些書,充實自己。以後回了國,要是再有甚麼急難,還可以來找我們。

國內朋友的情義、港人深厚的愛心和西方外交機構的機智,皆永世難忘。由於眾所周知的顧慮,在此暫不細表,本文記述的偷渡過程亦作了適當的模糊處理和順序安排,請讀者不必擔心。唯有一事,想藉此五週年之機,向公眾和盤道出——當時台灣中國時報記者是如何搶到頭號新聞的。


台灣記者成了「張如大姐姐」

從香港啟程西行之前,我們已與一位西方外交翻譯見過一面,知道是由他陪同我們通過海關。臨行那天,一切手續齊備,各級人物離去後,那位翻譯給我們介紹了一位女士,四十來歲,打扮得光艷入時。她自稱是來「路上照顧柴玲的大姐姐」,「叫張如,在香港開服裝店」。我們因為一直受到最嚴密的保護,一絲防備也沒有。一路上,她想盡辦法向我們探聽逃亡經歷,還問我們是否收到一筆兩萬五千美元的港人營救捐款,使我們甚覺蹊蹺。當時柴玲因長期奔波勞累,又暈又吐,這位「來照顧柴玲的大姐姐」卻緊追不捨,喋喋不休。我終於忍不住,只好老實不客氣地對她說﹕「柴玲身体不好,請原諒!」硬是將她弄開去。然而,她還不罷休,轉而向我和阿洪問長問短,又利用時機拍了不少照片,信誓旦旦地說,只是為了留個紀念,擺在自己的書房,絕不作他用——因為見到柴玲覺得十分榮幸。

到達西方,她赶緊告辭。不久,香港媒体便滿城風雨,世界各地記者雲集巴黎,將巴黎大小醫院搜了個遍,鬧得柴玲毫無喘息之機,連身体檢查都沒來得及做,便不得不面對記者了。《中國時報》搶先登出的頭條新聞下署名﹕「本報特派員江XX」。後來,那位翻譯很快便丟了飯碗,而光艷的江XX卻棄文從政升了官。事後不久,「張如」來了一封信,依然以「大姐姐」自居,說當時那麼做,「是為了保護」我們,甚至又提出要我們寫一本書,她可「保證出版,賺到至少五十萬美元」。你說噁心不噁心?

這封信,我們一直留著。這是我們在「自由世界」遇到的第一位享有「新聞自由」的記者,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近些年來,無論國內海外,多「有感於中國人的騙」,希望本文多少能撫慰一些受傷的靈魂,知道中國人之間尚有真情和大義在,明白甚麼才是真正的中國人,企望國人能夠珍惜我們自家的文化自身的根。


阿洪讓出住房和獎學金

都說當初六四「民運人士」在巴黎領了大筆港紙台幣美鈔,優哉悠哉,這大約除了那班一出來便忙著設計「未來中國國旗」,忙於討論「分部主席回國後相當於局級還是部級」,每月領八千法郎工資(加上稅共一萬二)的「精英」、「領袖」」們之外,別人是沒有這份悠閒的。尤其阿洪,他除了一筆微薄的為期一年的生活補貼之外(當時我們還以為是法方獎學金),實際上,由於他謙讓的品性,還使他丟掉了許多本當屬於他的東西,譬如住房和獎學金等等。

到巴黎後不久,巴黎市政府照慣例要為我們三人安排一套低租金住房(HLM),這是一般低收入階層的理想居處,因為有政府補貼,房租比一般的租金低許多。很多「六四」人士先我們而到,住的正是這類房屋。由於我和柴玲很快便去美國參加「六四週年祭」,這個安排便告吹了。阿洪對此既不清楚,性格又極謙讓,從不知為自己的利益去計較,我們當時初來乍到,正處於媒体焦點,又很快要去美國,加上對西方現實生活毫不了解,心思精力皆尚不能落回生活的實處,於此便忽略了,結果,阿洪的生活以後完全是靠自己掙扎解決。本來一般難民可住在免費的難民營半年到一年,裡面還有許多對難民的針對性照顧,結果因為我們的關係和各種陰差陽錯,他連這點起碼的東西也沒得到。

另一方面,在獎學金問題上,更能看出阿洪的謙讓和為此付出的代價。阿洪從不利用任何機會取巧謀利。幫助他們領身份證的法國朋友善意向他提議,既然他的意願是上學,最好乘機將年齡報低幾歲,因為對年輕學生的照顧較多。阿洪沒有從命,並不指望甚麼不屬於他的東西,正相反,他還將本屬於他的一份獎學金讓給了另一位六四學生,因為聽說那位同學比他還困難。這麼一讓,義氣是義氣,阿洪卻為此付出了頗大的代價。原來,這筆獎學金因為是法國政府提供的,其有效性便不止是學法文的頭一年,以後只要成績過得去,至少可以供到大學畢業甚至更高的學位,除學費全免,每月還有三四千生活費。而阿洪當時僅有的那點生活補貼只有一年不說,交了學費,便所剩無幾了,連頭一年學法文都不能維持,阿洪實際上是借錢去外省學的法文(柴玲給了他很大的幫助,將當時的獎金、稿費寄給他)。尤其是到了外省的法文學校,他才了解到,原來那位同學並不比他困難,也有其他渠道的生活費,而且比阿洪的還多一半,再加上獎學金,簡直是個學生貴族了。然而阿洪卻從來沒有在那位同學面前流露過一絲怨言。而我也是直到這次為了寫此文,向他追問其經濟細節時,才得知的。阿洪與那位同學至今一直保持朋友關係。


阿洪打工從負數做起

從九一年五月起,阿洪被迫中斷在外省的法文學習,回巴黎半工半讀。生活補貼到期,沒有獎學金、沒有低租金住房,沒有正常工作,語言還半通不通,甚至不能告訴別人他的真實身份和經歷,這種隱姓埋名的狀況,更讓他在流亡者中得不到應有的照顧。實際上,他比國內的自費留學生還要艱難——既沒有流亡者應得的許多照顧,又有家不能回,不似留學生那樣還有一個同齡人群体稍解異鄉幽情。因緣際會,阿洪成了一個徹底的「無名英雄」,他要從零乃至負數(譬如語言、文化)從頭做起!

巴黎六區,法式餐館Petit Zinc(小吧柜台),繁華的蒙巴拉茲車站旁。從九一年五月至九三年六月,每個周末兩天,每天十個小時,阿洪都在這裡洗杯、倒酒、沏咖啡。一天下來,精疲力竭,換得二百七十法郎,得用來支付每月一千法郎的法文課學費,再加上房租和衣食,非常拮据。後來做到侍者,一天也不過三百法郎。有時工作太晚,赶不及末班地鐵,還得掏錢「打的」。整整三年多,只有兩個暑假稍有變化——由周末工改為全工,九三年暑假是在一家快餐店(Berger King),收入沒甚麼差別,都是法國法定的最低工資(SMIC)。

說到住的地方,就更不像國內的人想像的那麼天堂。巴黎最窮的學生一般住一種叫Chambre de bonne的頂層閣樓,從前是樓下富人家的僕傭睡房,因吃飯洗澡皆在主人家,故這類房間簡陋至極。阿洪住的閣樓,又是這類房間中最簡陋的﹕七層高,沒電梯得自己爬,室內沒有自來水,須到樓下去提﹕廁所在走廊外與人共用﹔裡面空間極小,從門到窗五步,從左到右三步,比伏契克的牢房還不如﹔一張床就佔了小半面積,加上衣櫃桌椅,就剩不下多少可以蹬打的餘地,還得除去憑窗的斜樑所佔的空間。法國人美其名曰「鴿子籠」。窮學生住這樣的地方,不外一個原因﹕便宜。阿洪那時每月租金五百法郎,整個巴黎,沒比這更低的房租了。

住在這裡的兩年,是阿洪生命的最低谷。他為了朋友義氣,拋棄國內的一切「當時他的月收入達一千五百元人民幣,在大陸是難得的高薪)﹔他捨命救出的人舉世矚目,他卻幾乎沒人知道﹔他既回不了家,又回不了國﹔既非留學生,又還得在流亡團体中隱姓埋名﹔中國離他那麼遙遠,法國又不屬於他,卻不得不在其中謀生存。他就像一隻斷線的風箏,隨風漂泊……


阿洪在商學院的遭遇

然而,阿洪還是憑著自己的頑強毅力掙扎了出來。九三年秋,他終於進入了巴黎大學商學院(I.U.T),專修國際貿易,已順利通過了第一年的法律基礎課程的十幾門考試,這對五年前一句法文不會、又無深厚英文底子的阿洪來說,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同今日大陸一般,商學院在西方異常熱門,阿洪是憑著他不屈的毅力拖著陌生的法文在與法國學生競爭的。而且,困難遠不止於此,許多情況是他的法國同學做夢也想不到的。譬如一次與一位系主任作入學面試,問及年齡﹕

——二十八。
——哦呵!你可以做Grand–Pèrc(祖父)了,怎麼還來上學?

阿洪愕然了。這完全不是法國人的幽默。百分之二十的法國人投極右的「民族陣線」的票,就是覺得白種人比其他人種優越,而法國現今的衰落當歸罪於來法的外國人。這類人完全忘了他們的父輩跑到別人的國土上所做的壞事。你要問東印度公司、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是怎麼回事,沒有幾個西方人清楚。相反,在巴黎大學中文系的課程中,卻有「二十世紀中國史﹕洪水、飢饉、搶劫、賣淫、吸毒和幫會」這麼一門,屬高年級的「中國文明」課程。

更令阿洪難過的是公關課老師。她喜歡當眾嘲笑阿洪的口音,挑剔他的法文,後來阿洪發憤,有了進步,她又冷嘲熱諷。有一次作文,阿洪按要求寫的自我介紹信極為通暢友善,文法也不差,這位公關老師竟跑到另一個班上去說﹕「有一個MEC(男人,極不禮貌的法文),話都說不清,信卻寫得那麼漂亮,沒有搗鬼作弊,怎麼可能?」可想阿洪聽說後的心情。

諸如此類莫名其妙的遭遇,阿洪從不去計較,對人依然以誠相待,因為他有足夠的內斂忍耐功夫。後來他逐漸發現許多法國人的異常言行和不平衡的心態,多來自他們從小缺乏母愛、長大一直孤獨的生活經歷。家庭危機是現代法國諸多社會問題的本源,而阿洪反倒在這方面極「富有」——他每月都同國內的家人通信去電話,雖然萬里之遙,卻一直是他這幾年艱難歷程中的支柱。因此,他對那些輕率冒犯他的法國人反倒有一層怜憫。這真是文化史上的一個奇蹟——一位流浪異鄉的孤客,反倒同情起當地人的孤獨。


踏進一個法國家庭作客

九二年初的一天,阿洪下了課在地鐵等車,手中玩弄著一隻破碎的石蛋發愣。那是他同學借去弄碎的。當時阿洪心境極沮喪,心想﹕好好的,怎麼就給弄碎了呢?或許聯想到自己的漂泊與零丁,平添幾絲愁緒。正發呆,一位五十來歲的法國人走了過來。

——年輕人,有甚麼傷心的呢?
——你看,蛋破了。
——年輕人,我可以請你去喝一杯咖啡嗎?

原來,法國人是一位養雞賣蛋的農場主,年輕時也曾艱難奮鬥過。他一見阿洪便覺投緣。在咖啡館裡,更仔細地詢問了他過去的身世、在巴黎打工上學的現狀和未來的打算。阿洪皆如實相告。臨別,他邀請阿洪去他的農場。不久,陽春三月的一個明媚日子,阿洪利用假期應邀去三百公里的外省去拜訪。他永遠忘不了那一天的情形﹕和煦的春光下,過了小橋,小山丘上一幢洋房,乳白的台階,雪白的牆壁,右邊是幾棵小樹——竟與他十年前的一個夢境如出一轍,他在那裡呆住了。法國人迎他進屋時,他依然感覺渾身輕飄飄的。他只聽主人說﹕我想不到你真的會來,我們萍水相逢,你還是接受了我的邀請,這太好了。對於真誠善心的人,我的家門永遠敞開。

這是一個和睦的六口之家,之後的三天,阿洪在他們的熱情款待中,又品味到了一種家庭的溫暖,這是他三年來在法國的第一次。對於一個浪跡天涯的遊子,是一種何等的撫慰啊!雖然素昧平生,卻能互道真情,以誠相待,這種真誠的氣氛 ,三年來是何等的匱乏啊。臨別時,依依不捨,大家都掉了淚。他們為阿洪的艱辛與奮鬥精神而感動,阿洪則被他們的熱情與無私的愛心所感動。因為這一家人都信天主教,阿洪便稱那法國人「教父」(法文也是「監護人」之義)。


可敬的法國「教母」

阿洪的「教母」與「教父」並不是一家人,她是一位「修女」。前年冬天我病重住院時,阿洪介紹她來幫助我,因此現在我們都極熟悉,常常周末在她家聚會。她不是修道院中的那種修女,同一般人一樣有自己的工作,只是發過願終生不嫁,將一生獻給上帝,工作的大部分收入則獻給教會。她早已退休,六十八歲的人了,卻滿面紅光,心寬体胖。第一次見面時我吃了一驚,覺得不過四十來歲,比我那初入花甲的道士教授顯得還要年輕。後來,我說給她聽,只見她張大了嘴哈哈一笑﹕「修道成仙又幹何用?」因為我常對她說一些道家氣功延年益壽之類的話。看來,無論甚麼宗教,只要真信真修真行,自然就是氣功狀態,身心自然康泰,對不對呢?

「教母」曾在香港教過十七年法文,會說一口廣東話,因此從阿洪一來法國,便幫他學法文,又幫他出入各種機構辦理五花八門的證件,卻從來不主動向我們佈道傳教,不使我們感到壓力與窘迫。這是一個真信教的態度,她對自己所信奉的神有信心,相信神自會在所有人心中做工,信徒的義務主要在善行而不在辭令上。相熟了,阿洪同她甚至有過激烈的爭論,譬如前蘇聯車臣獨立問題。阿洪認為鬧獨立結果必起戰爭,兩敗俱傷不應該﹔「教母」立即從西方「民主」、「人權」角度指阿洪「支持獨裁」。實際上,阿洪更為擔憂的是中國一些地方的獨立﹕「西方就是想把中國搞亂,弄成蘇聯、南斯拉夫的樣子,永遠不能富強。達賴喇嘛不也說只要自治嗎?幹嘛西方人反倒更起勁要西藏獨立?」


阿洪身上的六四真精神

其實,阿洪對於政治與宗教的興趣,遠不如其希望日後在貿易方面謀發展﹕「天下太平,大家安居樂業,我們才好做生意嘛。」阿洪的生活狀況,自九三年秋住進了大學宿舍之後,已大有好轉。他正在努力完成商學院的學業,這樣日後的生活亦算有了保障。國內的親友為他的婚事著急,要在大陸給他找個對象,他卻私下對我說﹕「不要了。這裡的苦要再多一個來吃,真不應該啊。許多大陸的留學生在這裡千辛萬苦也不向家裡說,國內的人還以為我們在這裡享甚麼福呢。不要了,我吃過的苦,不希望別人也來嚐。」其實阿洪正是有苦從不向家裡人說。

五年後的今天,才向大家介紹救我和柴玲逃出中國的阿洪,對他本身早已沒有多少「現實利益」了﹔憑著自身的毅力和友人的真誠幫助,阿洪早已走出了低谷。雖然沒甚麼人將阿洪看作「六四」人士,然而,從阿洪的身上,我又看到了「六四」的真精神——為道義為國運而忘我獻身、自強不息。我想,這個精神值得發揚光大,可以鼓舞振作千萬人的心。但是,在我的眼裡,阿洪並不是「英雄」,更不是「領袖」、「精英」,他只是一個平常人,做的也是平常人可以做到的平常事﹔可是,在他的平常當中,正見其不平常而又是許多人難以做到的。我想,是時候了,讓我們把眼光從那些「英雄」、「領袖」、「精英」們身上挪開,重新來認識「六四」的精神。

——我永遠不會忘記,廣場上三千一百四十四位絕食同學,他們在絕食棚上寫道﹕「只要中華富強,我們一無所求。」他們大多數的名字,已經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
——我永遠不會忘記,長安街上千百位烈士,他們面對士兵和坦克,手挽著手齊聲高喊﹕「活著都不怕,還怕死嗎!?」他們大多數的名字,至今還未公諸於眾。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北京以外的絕食學生、市民和烈士,他們更鮮為人知。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掩護傷員和逃亡人士的千萬義人,他們更不能公開。
——我們還不要忘記,港、台、海外全体華人當時心連心的義氣,他們為海外民運做了不知多少默默的奉獻。
——還有千百流亡人士,他們不僅受「理想幻滅」的煎熬,還要默默承受自己「領袖」們不負責的後果,更被西方政客所玩弄與出賣。然而「求仁得仁」,又更有何求?

千千萬萬的無名氏,早已回到了他們的平常生活當中。「六四」的動力,已經從現代西方政治的幻象中移開,轉而注入振興中國經濟的洪流和弘揚中華文化的大業中——一切皆將過去,惟有真情永存。——阿洪從未忘記洪家拳師傳的教訓﹕「仁義為先」。

(封從德作於一九九五年三月,法國巴黎)

最后编辑时间: 2011-01-10 12: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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