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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封从德   首次公佈《六四日記》六月四日全文文字電子版 2011-01-03 10:55:20  [点击:6792]
這裡首次公佈【《六四日記》六月四日全文】文字電子版。1991年初寫完「八九學運備忘錄」後,曾將該日單獨整理出來,於1992年6月4日在香港《星島日報》發表一個獨家專稿,題目是「六四血夜——廣場燈滅的一刻」。2008-2009年重新整理「備忘錄」,根據十八年的資料收集整理經驗,在該日加了21個註。

近日因為劉曉波獲獎事,八九年六四凌晨在天安門廣場上到底發生了什麼,又引起眾說紛紜。這裡將拙著《六四日記》中六月四日正文及註釋的全文發表於此,以便大家參考、引用。

另外,我還整理了一個視頻【"六四"淩晨天安門廣場撤離過程錄音(劉曉波、周舵、封從德)】,見: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106080

封從德 2010年1月3日

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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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指揮部新建廣播站
紀念碑上堅持非暴力
同仇敵愾,死守廣場
「談判」還是「斡旋」?
四點正,廣場燈滅
四君子勸撤
口頭表決,撤離廣場
心理分析
他最希望是我死了
李祿帶隊折回廣場
六部口坦克壓死11同學
西四路口無力組織
青天白日,四具橫屍
怒燒《解放軍報》社標語
死亡數字二千七?
解散指揮部 疏散外地同學
北大博士生的故事
去導師和丁校長家求助
小白兔


封從德著 《六四日記》 六月四日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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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 星期日 陰,下午雷陣雨 晝30℃夜20℃

轉移指揮部新建廣播站

凌晨一點。轉移了財務部之後,我鬆了一口氣。下一步要轉移指揮部。我建議將廣場上所有同學都集中到紀念碑周圍,並在那邊安一個廣播站,憑藉地勢作最後抵抗。李錄與柴玲留在絕食團廣播站,在廣播中請求同學們向紀念碑匯聚,並批駁了「拿起武器」的言論,強調學生運動歷來堅持的「非暴力」原則和「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紀律。[1]

我很清楚自己要做甚麼:在紀念碑上重建指揮部。兩個廣播站都在平地,很容易受到攻擊,因此都不能繼續作指揮部。我讓李錄和柴玲等人二個小時之後到紀念碑三層去找我,便告辭開始行動。

新的廣播站(也就是新的指揮部)建在紀念碑三層西南角,即原先財務部所在的地方,角上有一項帳蓬。這個方位最不容易受到軍隊攻擊––我估計軍隊主要從西面和北面來。而確保軍隊找不到學生的指揮系統,是我重建廣播站和指揮部的主要原則。重建廣播站,技術並不複雜,只須將「學運之聲」的廣播器材搬上來即可。我們啟用了那台長期不用的發電機來供電,以防軍方突然斷電。有兩桶汽油,足夠燒一夜。我請了一位懂行的同學專門看管發電機,並讓人將汽油隱藏到子彈打不著的地方,以防不測。[2]


紀念碑上堅持非暴力

凌晨二點過,柴玲、李錄等人撤到紀念碑三層上來,絕食團廣播站的站長王童告訴我,他將那裡所有的器材都砸爛了,衹帶了一隻收錄機上來。[3]

隨著指揮部轉移過來,各種情報、爭議和混亂也隨之而來。流血事件的報告依然不絕於耳,紀念碑上的市民和學生便出現了巨大的意見分歧,而這些分歧都戲劇性地匯聚到柴玲的頭上——一個工人拿一隻手槍頂著柴玲:「我的兄弟已經被打死了,你們學生要是還要說甚麼『非暴力』的屁話,我就一槍崩了你!」另一個學生則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衝她喊道:「誰對軍隊動手就是害大家的命,誰要是說拿起武器,我就先和他拚!」[4]

當時的緊張氣氛難以描述。實際上,在紀念碑上同時有好幾起不止於「文鬥」的兩派爭執,也不盡是市民要以牙還牙,血債血償,也不是所有學生都堅持「非暴力」。在擁擠的人群中,不時爆發陣陣騷動,新的廣播兩度險些被衝垮。那個拿槍的工人大約是「工人敢死隊」的,後來這班人馬乾脆離開紀念碑,紅著眼去跟軍隊拼命去了。後來聽說沒有一個有下落。(64memo/祖國萬歲)

我竭力維護指揮部的秩序,一面在廣播中不斷呼叫○○八和北大二十八支隊來虛張聲勢,一面將帶上來的那二箱「北京大學」T恤衫分發給守衛在廣播站周圍的同學,實際上無論是誰,套上這身「號衣」便自然成了廣播站的糾察。廣播站周圍立即一圈的白色,如此氣勢之下,再也沒人搗亂了。一個簡單的技術,往往可以起決定性的作用。

新開放的廣播,採用「自由論壇」的形式,讓大家自由辯論,實際上還有發泄與穩定情緒的作用。經過一段激烈的辯論,「非暴 力」的原則得到了捍衛。這個原則最有說服力的論點是:眼下,大軍壓境,一個人的暴力反抗等於是全體遭殃;長遠來說,我們從一開始便堅持非暴力,不讓血仇一環接一環地反覆下去,便等於是拯救了無數無辜的生命和祖國的安寧。一個市民拿過話筒說﹕“原來我不懂甚麼是非暴力,現在我明白了,這才是對付軍隊最明智的辦法。”


同仇敵愾,死守廣場

三點左右,侯德健、劉曉波等絕食四君子趕到廣播站,要勸說同學們撤離。[5] 侯德健是我很推崇的詞曲作家,我不光覺得《龍的傳人》唱出了中國人的屈辱與希望,也十分欣賞他其它一些歌曲的深沉。在大陸共產黨允許的文化氛圍之內,他是少有的具有思想與個性的藝術家。而劉曉波在激進反傳統的大學生中,也頗有影響。因而,他們的勸說,最初引起許多同學的驚訝與反感:知識分子的軟骨病。這背後的潛意識大概是:你們當然很清楚,夾在學生最中間,是無法臨陣脫逃的。

共同抵禦外強的決心,促成了內部的團結。與指揮部講和的,還有那些平時總來與我作對的人。劉強近日常常反叛,穿件T恤衫自稱「無領無袖」,這時也到廣播站來,重重地點點頭,說:嗯,烈火見真金。工人糾察隊和市民敢死隊的人也站到指揮部一邊。大林和程真上到紀念碑來同我們擁抱,說要與我們死守到底。劉曉波低聲地對柴玲說:「吾爾開希真不是個東西!我現在才理解你們。」[6]

「絕食四君子」最初在廣播中勸說大家的,尚是關於堅持非暴力原則的重要性。他們依然習慣長篇大論,但我記得很深的是劉曉波說:「……請你們放下手中的不成武器的武器,否則等於是謀害大家的性命,也給政府製造口實,損害整個學生運動的形象。」口才最好的還數侯德健,他說:「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我們追求的是真的生命!」

這時,柴玲和李祿去北面巡視,我在廣播中配合他們,請大家將手中的磚塊、木棍、汽油瓶和槍枝交給指揮部。我重申了學運一貫堅持的非暴力原則,及這個原則與達到我們追求的必要性,也強調了指揮部的權威和同學們應遵守的紀律。我要求○○八的下屬、北大二十八支隊和所有在場的糾察隊員配合指揮部的收槍行動。(64memo.com / 反貪倡廉)

一個工人含著眼淚交出一挺重機槍,辛苦和其它同學抬到毛主席紀念堂前的群雕下給砸了。木棍、磚塊、槍械集中到一個帳篷中,由專人看守。劉曉波也收了一些槍砸了。

二個來自法國的記者傳口信到指揮部:「我們一定與同學們堅持到最後!」我很感動地在廣播中向大家宣佈這個情況,紀念碑上一陣掌聲。這時只有極少的外國記者敢於到廣場上來。


「談判」還是「斡旋」?

接下來,「四君子」開始勸撤了。滔滔不絕有半個小時。停頓之間,紀念碑上一片沉寂;凝重的夜色中,火光與槍聲如除夕的炮丈,從遠處傳來。

自然也有同學操起話筒表示反對,最主要的理由是:一,北京市民冒死堵軍車,我們在最後關頭主動撤出陣地,日後無顏見江東父老;二,軍隊不一定能夠立即佔領廣場,只要堅持二個小時到天亮,百萬市民就會湧到廣場上來,我們就有希望堅持下去;而一旦撤出廣場,一切便無可挽回了。[7]

這時,許多同學並沒有真切地意識到,軍隊決心且已經採用了最為殘酷的手段。大家還不能相信,這些「人民子弟兵」會不用木棍和橡皮子彈來驅趕人群,而會用惡毒的開花子彈(達姆彈)。許多人設想到的最壞情況不過是頭上挨兩棍子,最多打傷打殘抓進監牢。在同學們的頭腦中,南韓學生與警察對峙時的催淚彈、警棍和橡皮子彈的印象太深刻了,這兩年在大陸電視裡,幾乎天天都有這樣的新聞鏡頭。

在辯論過程中,指揮部除了堅持提倡非暴力原則以外,並沒有加入。我作為廣播站的主持人,更不宜加入辯論的任何一方。四君子有點著急了,侯德健過來向我提議:由他們四人出面,與軍方談判,要求和平撤離廣場,要求戒嚴部隊在大家撤出時保證安全,他希望徵得指揮部的同意。(自由萬歲 / 64memo.com)

我沉吟片刻,對侯德健說:

「你們願意做甚麼,是你們的自由;你們若希望以第三方的姿態去與戒嚴部隊交涉,我個人表示欽佩;但是,你們絕不能說是代表學生指揮部去與軍方談判。與軍方交涉的結果也必須經過同學們的表決才能生效。」

我記得很清楚,侯德健是在明確得到我的這樣界定之後,才與另三個走下紀念碑,去與軍方交涉的。因此,這次所謂「談判」,勿寧稱為「斡旋」。

這時是凌晨3點3刻。


四點正,廣場燈滅

凌晨4點正,廣場上的燈全滅了。驚駭之中,大家感到死神在黑暗中披著一道道閃光向紀念碑襲來。剎那間,一切都像是凝固了,廣場上靜得怕人。為了安定大家的情緒,我將已經準備好的《國際歌》和《義勇軍進行曲》等錄音在廣播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

突然,從南面的紀念堂方向傳來一陣猛烈的槍響,是士兵在向紀念碑點射,大概用的是自動步槍。當時我是站著的,面向東北,劉光一下子將我的頭按下,後來他說,當時一顆子彈就在我們倆的頭頂上空穿過,語氣神情,頗有責備之色。而當時我覺得要蹲下身來躲槍彈,簡直是一種羞辱。(64memo/89)

點射斷斷續續地持續了十幾分鐘,目標主要是紀念碑上安置的高音喇叭,這些喇叭離我們頭頂不足一米。很快,他們便將喇叭殼打成蜂窩一般,但是並沒完全擊中連到廣播站的導線。我實在驚詫於這些「人民子弟兵」竟毫無顧忌地向「人民英雄紀念碑」開槍!

而這黑暗中,又有多少罪惡發生?


四君子勸撤

4點半,廣場上的燈又亮了。侯德健等人「談判」回來,繼續紀念碑上的去留之爭。侯德健在廣播中對大家說,戒嚴部隊願意在 廣場東南角留出一條通道,讓同學們和平撤走,保證不向和平的同學開槍。記得他提到,戒嚴部隊的唯一要求是:早晨7點之前務必撤出廣場,這是他們接到的命令中清場的最後期限。[8]

侯德健接下來要勸大家趕快走,這時,從四面八方傳來陣陣的咒罵:

「軟骨頭!投降派!」

「侯德健,你滾開!怕死鬼,要走你自己走,沒人攔你!」

……

有人衝到廣播站前,揪住侯德健要揍他,說是不許他再動搖軍心,周圍的糾察隊員死死地圍住廣播站,保護四君子與指揮部成員。

劉曉波抓住話筒,急了就結巴:

「同學們,我是,劉曉波!我是劉曉波!請大家相信我們,不要犧牲了!我們已經流了太多的血!一滴血和更多的血是一樣的。」

咒罵的勢頭稍微平息下來,侯德健緩過一口氣,接著對大家勸說道:

「同學們,我相信,現在留在紀念碑上的沒有一個怕死的!我們都不怕死!」在靜聽的人群中傳來陣陣輕微的哭聲。「但是,我們死得要有意義!眼前的事實說明,現在的政府已經不值得我們為之犧牲了!我再說一遍: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我們追求的是真的生命!同學們,請相信我們,趕快撤走!我會留到最後一個同學撤走為止!」

是侯德健這番英雄主義氣概感動了大家,為最後決定撤走作好了心理準備。

口頭表決,撤離廣場

但是,要大家撤走,這時還缺少一種形式。沒有人願意站起身來率先撤走。四個知識分子顯然沒有組織的經驗。

一片寂靜。

這時,劉光非常清醒地催促我:「必須作個表決!趕快!趕快!」話筒在我手裡。柴玲蜷在我旁邊似乎睡著了,我不忍心去驚動她。[9] 李錄顯得很沉默。靜默之中,我用期盼的目光看了李錄好一會兒,要把話筒給他,以為他會像往常一樣,來主持這個重大的表決。但是,不知何故,李錄似乎並沒領會我的意思,照舊的沉默。

就在這一瞬間,我忽然感到內心異樣的平靜,宛如一汪清潭。這是我從未體驗過的奇妙時刻。在我平常最應該睏倦的時刻,我的頭腦中異常清醒地產生了一個計劃:口頭表決。我這時感到最強烈的責任是作個表決,而並不十分在乎表決的結果如何。“馬上!必須快!”

是這股力量和意念支配我主持了紀念碑的表決,事後想起都覺得奇妙,因為我當時對形勢的險惡並無切身感受。從一點左右,我就在紀念碑三層東南角上,幾乎寸步不離,擔心廣播站被人奪走或毀壞。而北面廣場和長安街的一切情況我都沒看,既不清楚戒嚴部開槍殺人到何等程度,也不知這一時刻廣場實際上已布滿士兵,離我們最近的已經到了紀念碑北面的台階下。我甚至沒注意到廣場上中共發佈的一道道通告。

表決,必須有個表決。我確信,表決本身,比表決結果還要重要。這既因經驗形成的對於民主程序的信念,又與我當時的矛盾心情有關:這時我已不再堅持死守,原因不僅是因為侯德健的說服力,而是原先大家「堅守廣場」的優勢意識已經被打破,軍心已經不穩。在兩種對立的意見僵持不下時,任何群體都是脆弱而不足以抵禦攻擊的。

於是,我站穩腳根,握住話筒,憑藉生命的力,主持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表決:

「同學們,大家安靜一下,這裡是廣場指揮部。我們現在把廣場上的決定權交給在場的全體同學。現在情況不允許召開各校代表大會,我們就用喊聲大小來作口頭表決––我數一,二,三,然後願意留守廣場的喊『留守』;再數一,二,三,同意撤離的喊『撤離』。重複一遍,……」(64memo/1989)

沒人質疑這樣的表決方法。我就此執行。結果,我聽到兩次喊聲大小不相上下,無法作絕對的分辨。但是,這時的情形不容許我們指揮人員有任何遲疑,於是,我緊握話筒,向在場的三五千學生和市民,宣佈了這一決斷:

「指揮部認為,『撤離』的聲音較大,因此所有的人從現在起,馬上撤離廣場!請大家少數服從多數,馬上撤離廣場!」沒有歡呼,也沒有咒罵,但隱約聽到有人抽泣。我進一步宣佈了撤退方案:「同學們、工人、市民們,請分批有秩序地離開紀念碑,各校旗幟先打起來走在前面,從廣場東南角,撤到海澱區去。」


心理分析

關於撤離決定,進一步說明原因如下:

一,這一決議雖然幾乎祗是由我一人主持,但作了口頭表決之後,我同身邊的人小聲徵詢了幾句,沒有人說留,而劉光非常堅決地在我耳邊催促說「喊撤的大聲,喊撤的大聲!」他絕不是個膽小鬼。李祿也不再反對撤離。

二,心理分析。喊「撤離」的人應當不如喊「堅守」的人那麼理直氣壯,既然聽起來一樣大聲,自然判斷喊撤的人更多。

三,戰術分析。即使雙方各佔一半,我也傾向於撤。因為若決定留,那麼對喊撤的人,撤也不是,留也不是——若半數的人自行散去,實際的後果只能是更加動搖軍心,使紀念碑上的組織結構疏鬆;弄不好,一旦形成人流,造成趨勢,還是會把大部分甚至全部帶走,而其混亂局面將不堪設想。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讓這部分人留下,因為有這麼多人要撤,一旦受到軍隊的攻擊,哪怕是只有少數人撒腿開跑,整個場面必然大亂。無論哪種情形,我都十分擔憂軍隊乘虛而入,而在混亂中要是再自己踩死幾個弱小者,必然被中共當作笑柄,說死傷的學生是被同學自己踩的,玷污學生運動的形象。這樣的判斷來自幾次親身觀察,[10] 這樣的預計結果是我最不願意見到的。

四,戰略分析。斷然決定「撤」,也與當時的理論有關。即所謂「啟蒙運動」,這是運動中許多言論和大字報的主調。既是「啟蒙」,目光就要放遠些,收效也不指望一朝一夕。而這三千同學的生命,絕不應當像有的人希望的那樣,拿去換取甚麼政治功效。我將他們視為未來中國民主之光。這一批人,更加上那些在各處堵軍車的同學和市民,他們來自祖國四面八方,必然將再遍布全國各地,經過北京血與火的洗禮,爭取自由的意志與 追求民主的理念,必將牢牢在心中紮根。十年、二十年之後,這些促使中國走向自由、民主與富強的希望的種子,必將在祖國的秀麗山川之間,開花、結果、繁衍不息。(64memo/祖國萬歲)

自然,作此決斷時,我也有不少顧慮。最大的顧慮是覺得對不起阻擋軍隊的民眾,擔憂北京市民將怎樣看待學生,也擔心政府會怎樣加以利用。因此,在說「指揮部認為撤離的聲音更大」時,我已經準備好了,讓歷史來作評價吧。當時內心異常的平靜與堅定,使我能義無反顧地走下去。

撤離的決定剛宣佈,軍方便加緊了行動。一排點射,喇叭被徹底打啞了。當我和柴玲、李祿等人隨隊伍走下紀念碑三層南側的台階時,十來個穿迷彩服的士兵已經佔領了第三層,離我們不到五米遠。他們頭戴鋼盔,有的手持木棍,有的舉著小型衝鋒槍,在三層上得意地來回走動,或是忙於收查廣播站的器材與文件——自然,他們所獲有限,一切重要物件早已轉移。

這時是4點50分,離7點的期限還差2個多小時。

軍方沒有遵守承諾。


他最希望是我死了

撤離時同學們非常沉默,速度十分緩慢。走下紀念碑,向東南形成一股龐大而緩滯的人流。我夾在這人流中,默默然,一種決戰後的疲憊,幾絲對未來的茫然。劉光與我寸步不離,隨時警惕地環顧左右。離開紀念碑不到一百米時,柴玲和李祿過來,說:「為了穩定軍心,我們指揮部應該走到隊伍最前列帶領同學們,也讓同學們知道,指揮部依然和大家在一起。」於是我們向前趕,邊趕邊對同學們說:「這裡是指揮部,我們同大家在一起。」周圍逐漸匯集了一些失散的護衛人員和秘書處的同學。

紀念堂北側集中了好幾百士兵,到了南側時,則見成千上萬黑壓壓一片鋼盔。但是,同學們從廣場東南角向前門方向走時,並沒任何阻礙。大家照舊在兩側拉起了糾察線,近處有零星的市民圍觀。大家邊走邊唱《國際歌》,聲音低沉,眼含熱淚。有的市民安慰說:「同學們,好樣的。我們都能理解。」「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也有的市民習慣地鼓起掌來,隨即便有同學去攔道,「還鼓甚麼掌啊。」然後是一片抽泣。(64memo/反腐倡廉)

悲憤、壓抑的情緒到了極點。

到前門大街時,遇到許多隊士兵,或嚴陣以待,或頻頻調動。這時,同學們終於爆發了:「狗!」「法西斯!」……軍隊中無人理睬同學們的咒罵。

李錄很是沮喪,說「我要是死在廣場上就好了!」柴玲悄悄地告訴我:「他覺得我們幾個總指揮至少死一個在廣場上才好,」她頓了一下,聲音更低,「他最希望是我死了。」這大概出自內疚,覺得對不住保護我們廣場的同學而拼死堵軍車的市民。[11]

我默然無言,心情愈加沉重。


李祿帶隊折回廣場

繞過正陽門樓,向西走到前門大街時,我們趕到了隊伍的前頭。前面就是堂皇的「肯塔基燒雞店」。指揮部成員在隊伍前列一字排開,柴玲居中,我與李錄護其左右,大家手挽著手,迎接前面的危險與挑戰。

李錄建議說:「我們帶著同學們走那條『血路』,一直走到首都首鋼去,發動罷工。」所謂「血路」是指西長安街,這是流血最多的地段,從天安門向西數,主要的流血衝突發生在六部口、西單、民族飯店、復興門、木樨地、軍事博物館、公主墳和五棵松。

然而,當我們穿過狹窄的北新華街,上到六部口時,竟沒能見到任何慘烈的景象。空曠的長安街上,沒有屍體,沒有士兵,除了幾輛被燒的軍車還在冒著煙,地上撒滿了瓦礫、碎磚。大街上空空如也,只有兩邊佇立垂淚的零星市民。

這時,指揮部中形成一股衝動,李祿要帶領同學向東折回廣場。這時,不知從哪裡冒出許多市民來,攔在同學們前面,哭著說:「同學們,不要再犧牲了。前面的士兵架著機槍排在路上。」[12]

於是,大家繼續向西撤。


六部口坦克壓死11同學

從六部口街口到電報大街約300米,我們快到電報大樓時,隊伍後方突然一陣騷動,嘩嘩的如浪如潮地向前湧。我們在隊伍第一排,穩住陣勢。但是幾分鐘後,我們得到後面來的匯報:幾輛坦克從東面衝來,闖進隊伍,當場壓死11個同學![13] 【見插圖63、64】

我震驚而憤怒,發誓要報仇。

接著,有市民將此前在六部口與西單死難者的部分名單交給我們。記得那是寫在幾頁通訊錄上的,兩處分別有二十幾個和十幾個名字與單位,是在送往醫院時收集的。(64memo/反腐倡廉)

再向西就是西單路口。十分嗆鼻的毒氣彈煙霧還沒散盡,證明這裡也發生過激戰。這時,我才注意到,天空是那麼陰沉,空氣是那麼滯悶。猛然間,發現一個商店的玻璃的窗上,赫然畫著幾個烏紅的字:【見插圖65】

「這不是墨寫的,是人血!」

這時6點半,天已蒙蒙亮,市民們仿佛都回家去了,往日繁華的街面上,再也見不到人影。一片死一般的沉寂。

在這沉寂中,又有多少母親在垂淚!


西四路口無力組織

我一路上沉悶地思考著眼下的種種情景,對軍隊的行動大惑不解。最讓我費解的是,為甚麼要在周末採取流血鎮壓行動?“六四”是星期天,市民們都在家休息,聚眾反抗的風險比平日大得多——以前大遊行多在星期天——那麼為何偏偏選這時鎮壓呢?為何不能等一兩天呢?反正已經十幾天了都不能實施戒嚴,也不著急一兩天。另外,顯然不同的軍隊各有區別,有的部隊相當克制,有的卻那麼兇殘。這又是為什麼?看來,軍政高層很可能出現了大分裂,比趙紫陽更進一步的分裂,而這次鎮壓背後實際上極有可能是一次政變!我又想到了鄧小平在4月底便讓38軍帶棉衣,楊尚昆說「軍隊進城,絕不是為了對付學生的。」許多內幕,都在迷霧之中。

內疚感越來越強。看到「這不是墨寫的,是人血」的文字,想像昨夜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做出的巨大犧牲;又看到空曠的街面,顯然戒嚴部隊並沒有完全控制整個北京,而我們卻在撤回學校;這時,紀念碑上的爭議又在我耳中回想,我感到無顏向北京市民交代。這時我想,大屠殺後民眾會不會起來抗暴,大規模的遊行罷工會不會發生?我決定一試,準備重返廣場,回去路上正好在市內遊行,吸引民眾參加。

但是,在西四路口,我終於明白,指揮部已經無力組織任何行動了。我帶著最前面的開路糾察向東折,北師大、政法大學等校校的同學卻往北走,而混亂之中,北大、人大和清華等隊伍則向西奔海澱方向。我趕快放棄向東折回的嘗試,找了半天才在西邊找到指揮部,而這時已經有至少三分之一的同學分流到北面去了。


青天白日,四具橫屍

西四向西二里,是白塔寺路口。柴玲、李錄帶著隊伍向西來與我匯合,奔海澱方向。許多人不斷鑽到第一排,儼然以指揮部成員自居。我和劉光都受不了,便到前面去探路。這時,開始有市民站在路邊,遞給同學們油條、饅頭做早點。這時,有幾個同學手中提著血衣攤著子彈,向市民展示軍隊的罪惡,邊走邊敘述:

「你們看看!你們看看!」

路旁的男女老少,見了學生,個個垂淚,有的女人經不住,就「嗚嗚」地哭起來。一路上都是這樣。

白塔寺路口聚了不少市民,約有20來人站在路當間議論著甚麼。我猛然見到十字路口當中,青天白日之下,竟然橫躺著四具屍體!急忙跑到市民當中,拉著一個過路的三輪車工人的手,央求他將屍體收起來拉走,在那工人的躲閃中,我說願出錢買他的三輪車。

這時,市民們圍了過來,一個中年壯漢將我推到一邊,憤憤地粗聲對我喊道:

「你們學生要敢作這樣的事,我就跟你們沒完了!」

我大惑不解。一位長者提示我說:「學生,這幾個人都是解放軍啊!昨晚這裡百姓死了四十多個,可比他們慘。你看那邊(他指著東面一家醫院,有幾個護士出入),連穿白大褂的都不願救這班凶手啊!」

我這才仔細打量了一番,這些屍首渾身黑乎乎的,分不出是血還是泥。有一個似乎還抽搐幾下卻沒有呻吟。我實在不忍再看下去。在幾分內疚和十分無奈之中,棄之而去。後隊的同學繞過他們,不知最後有沒有人將他們收殮起來。


怒燒《解放軍報》社標語

再往西不久,到了《解放軍報》社門口,因為是星期天,裡面空無一人。大家也走累了,索性坐在街上,有幾個同學翻過鐵柵門,爬到裡面的建築上將牆上掛垂著的「堅決擁護黨中央的英明決定」、「實施戒嚴,維護首都人民的安定團結」之類的紅布標語點上火,燒了。一路上,同學們一見到這樣的標語就要發瘋似地燒掉。

從阜城門外立交橋向北,沿展覽路到了西苑飯店,幾十層高的大樓上也掛有這樣的巨幅標語。同學們費了較長時間,才爬到樓頂,將標語卸下,用火燒掉。我實在睏得要命,躺在馬路上便睡著了。

李祿將我拍醒,隊伍要繼續開拔。這時我意識到自己的責任,要趕快與北大籌委會聯繫,安排這批外地同學食宿。於是,在西苑飯店外想找輛出租,劉光攔住了我:「你得同大家一道走回學校!」我只好找了一個騎自行車的同學先回北大報信。


死亡數字二千七?

自白塔寺之後,便不斷聽到死亡數字在不斷增大:二千、二千六、二千七……每次我都十分驚詫:怎麼會這麼快就有了統計數字?對其可靠性十分懷疑。到了西苑,見同學抱著一台收音機,這才恍然大悟:地球對面的「美國之音」在收集北京城的傷亡情況方面,可能比我們廣場指揮部還要詳盡而迅速。從收音機中聽到,「美國之音」報導死了二千七百人,說是紅十字會負責人透露的。另一家很清晰的電台叫「中廣新聞網」,後來才知是台灣新辦的,也有類似的報導。我告訴周圍的同學,在指揮部查實之前,不要再傳播這樣的數字,否則記者又會從同學們口中「引證」死亡數字。[14]

隊伍在人大又分走一批,到北大時,只剩下五百人左右。許多是外地同學。臨近黃莊時,老廣——我那個黨員同學——十分興奮地跳到我和柴玲跟前:「你們還活著!」

張伯笠這一夜沒同指揮部在一起,撤退途中不知何時歸隊。[15] 到中關村時有上千市民圍觀,伯笠十分起勁地施展了他的演講才華。到北大校門口時,籌委會在這裡組織了一個歡迎儀式,幾百北大師生圍著廣場同學,聽柴玲和伯笠向他們控訴軍隊的暴行。【見插圖66、67】

我無法記錄那麼多的眼淚。沿途總有婦女號啕大哭,無人不掩面而泣。這時我才明白,這一夜全城的人都沒睡,他們很清楚長安街上的慘狀。


解散指揮部 疏散外地同學

回到北大,已臨近中午。我們將隊伍帶到29樓外面,北大籌委會安排了這些同學的食宿。有許多教師、市民願意將外地同學領回家中,以躲避軍隊的搜捕。我與籌委會的常勁等人談了幾句,便帶著廣場指揮部的人到二十八樓廣播站去,在廣播中,我向廣場回來的同學宣佈廣場指揮部解散,對他們的安排由北大籌委會接替。(64memo/祖國萬歲)

然後,和指揮部幾個人在238室商量下一步怎麼辦。屋裏有柴玲、李祿、我、辛苦、劉光、馬斌及李祿的二個保安。

這時,有一個台灣女記者跑進來,[16] 拿著一張條子要請柴玲看。柴玲已趴在床上睡著了,我接過條子看了看,說:「對不起,我們不認識這個人。柴玲累得不行,能不看嗎?」記者十分理解地不再說甚麼。李錄好像與她很熟絡,同她聊了一會,得知竟有一個台灣記者脖子上挨了一槍,另一個下巴挨一槍,他們真夠勇的。[17]

大家都睏得不行,我和李錄商量著下一步行動計劃。現在必須逃亡或組織地下活動了。我堅持大家必須分散行動,「總不能讓他們一網打盡」。於是,商定好聯絡方案之後,我們分成了三組,辛苦、李錄及其保安一組,他們只要了六百元!他們竟是靠著這麼點錢,最先逃離了大陸。


北大博士生的故事

我叫醒柴玲,準備我們的逃亡。首先要換衣服,我們到29樓找到那個博士生,他給我和柴玲各找了一件換上。我將一些文件留在博士生那裡,請他保留或處置。[18]

從這位計算機博士生的口中,我們又聽到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原來,他昨晚也到了西長安街上堵軍車,「我們一隊學生糾察,排在路當中,後面是市民,前面是坦克。大家喊甚麼?『活著都不怕,還怕死嗎?!』子彈打來,我左手挽著的同學,一槍倒了;右手的同學,一槍也倒了——我是從死人堆中跑出來的。這時我看見甚麼?一個女孩,不到二十,左手插腰,右手揮動著(博士學給我們看),站在路當間,她竟相信坦克會在她面前停下 !但是,坦克就是在她身上碾了過去。……」

他沒有哭,只是低著頭說,他已不再激動,如其平常一般的泰然。

出來時,聽雷雨之中,有籌委會在廣播中放羅大佑的歌: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
黃色的面孔有紅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
西風在東方唱著悲傷的歌曲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
沒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遊戲
每個人都想要你心愛的玩具
親愛的孩子,你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尋那解不開的問題
多少人在黑夜裡無奈地嘆息
多少人的眼淚在無言中抹去
親愛的母親,這是甚麼道理?

……


去導師和丁校長家求助

柴玲從睏倦中醒來後,見我已經讓馬斌走了,而我並沒有甚麼現實的出逃計劃,她很不滿意。當時我還堅持認為在校園內比哪兒都安全。找了幾處皆無法藏身。最初我想去國際關係學院,想到辦托福班的老師那裏去躲躲,但到海澱出租車卻沒有車。柴玲很煩,在我們這樣的不和之中,劉光失望地走了。他相信我倆單獨走更安全。我很惋惜,要給他一點錢,但他愣是堅持分文不要![19]

國關去不了,我們只好再去蔚秀園找我導師,希望她能收留我們躲藏。我的導師驚訝地問﹕“真殺人了嗎?”她家住有親戚,不便收留,於是她打電話找丁石孫校長。丁校長還記得我,約我們去他那裏。從我導師所在的蔚秀園到丁校長的中關園,要穿過校園,有三四里路。途中下起傾盆大雨,卻將我淋清醒了一些。到了丁校長那裏,他也衹能對我們說﹕“我現在是無能為力,你們要留在學校,我可以保證你們三天的安全。三天之後,我也難料。”他認為他不公然反對當局,留在校長任內,對北大同學更有好處,至少可多保護一些師生。[20]

幾個小時之後,我們終於失望,在雨後的校園內漫無目的地遊蕩。一切已成過去,前途卻很渺茫。一種深深的失落與無力感,向我們襲來。

在電教東面,意外碰到了天安門民主大學的一個籌辦人。他說知識分子要在某校集合,已經準備好了幾十本護照,問我們要不要去。柴玲沉默不語,我卻很生氣,冷冷地說「謝謝,不必了。」他沒多加勸說,拎著一隻小手提箱要走。突然,又轉過身來,對柴玲說:

「你等著瞧,以後我的名氣會比你更大。」

說完就走了。我幾乎不敢相信,這竟是我們同伴的臨別贈言!但當時,我簡直沒有甚麼知覺,心已麻木。柴玲也極其平靜,好像沒聽見似的。


小白兔

下午北大的校園,經過暴雨的洗禮,空氣異常清新,與籌委會廣播站中的緊張氣氛宛如兩個世界。我們繼續在電教北面躑躅,突然柴玲臉上一副歡欣,宛如幼兒天真的笑:

「小白兔!」

青草叢中,一隻小白兔蹦來蹦去。昨夜的槍聲並不影響它迎接新的陽光。小白兔是我們結婚前的寵物,我們曾一道養了幾隻,常常拿到北大的草地上去放。她已經對未來完全放棄了希望?還是依然對生命有執著的頑強?她並不怨我沒有為自己準備一條後路,而將未來的安排暫時放下,還是完全信托於我?她因我而參加運動,現在卻……這時我鼻子一酸,摟住她,含著淚說:

「我對不住你。我完全沒有準備後路。」

柴玲一聽,眼淚也落下來,我們就在這個草地邊發誓:活下去!

從此,我們振作起來。具體辦法依然沒有,我想到同學那裡借兩部自行車,走到了29樓外時,常勁十分驚異地看著我們:

「你們怎麼還沒跑!40人黑名單上有你們,知道嗎?李鵬說見到這些人可就地處決!」這時我才慚愧地說,我們沒甚麼辦法可想。危難之中,還是北大籌委會幫助了我們,給了我們五千元人民幣和兩部自行車,以及一些朋友的地址,讓我們去那裡躲避。[21]

天已濛濛黑,我們騎上自行車離開北大,懷裡揣著八千元錢,從此踏上了長達十個月的逃亡之路。

註釋:
=====================================================================================

[1] 廣場最後幾個小時最好的錄像記錄是西班牙電視臺的記者拍攝的,後來在日本NHK電視臺播放過。

[2] 最後的廣播站沒有甚麼帳篷,而是穿北大體恤衫“制服”的糾察隊圍成的一圈。邊上有個小帳篷,但我們不在裏面。

[3] 目前確切知道的廣場上的“六四”死亡案例有二:1)程仁興,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的雙學士生,被戒嚴部隊槍殺於天安門廣場旗杆下﹔2)戴金平,北京農業大學園藝系碩士研究生,在毛澤東紀念堂附近遇難。另外,凌晨兩點半左右,學生糾察總指揮張健在廣場東北角被一團級軍官近距離連開三槍,中彈倒地,被送往同仁醫院。最近,留在他體內的子彈才動手術取出2/3,還有1/3與骨肉連在一起永遠留在體內了。

[4] 李祿也記得類似的場面,但在子夜前。見《回顧與反思》第309頁。

[5] 據幾位當事人的回憶,此前邵江從屠殺現場跑回廣場,請四人勸同學們撤,劉曉波起初反對但被說服,於是四人到絕食團廣播站勸柴玲和李祿無果,這時“好在紀念碑上還有另一個廣播站,好在同學們都集中在碑的四周,一位聲音非常穩健,也相當沉得住氣的男同學(也許是李祿,或封從德——作者註:李祿當時在絕食團廣播站),是他在這最後關頭一直還能自我控制,儘量以自己的平穩的聲音安定大家,也是他帶著我們再度衝上紀念碑接過其他同學正在播音的話筒,把我們四人介紹出來,於是我們開始了第一步:以和平非暴力的理想勸說大家放下一切可能被當作是武器的東西。”見侯德健『我的親身經歷』(《天安門民主運動資料彙編》第339頁)。

[6] 劉曉波的回憶裏面也有這句話,但變成柴玲對他講的。這句話是撤到半路上柴玲告訴我的,意思是很感安慰:大家在最後關頭終於團結一致,而劉曉波也終於明白吾爾開希是怎麼一回事。

[7] 有一個流傳很廣的無稽之談,說柴玲對劉曉波、侯德健講:“趙紫陽派人來傳話,要求學生在廣場堅持到天明”。這應該是編造的,因為我一直在廣播站,寸步不離,完全沒見到這樣的戲劇化場景,最後的現場錄音中也沒有;而最後宣佈撤離的是我,如果柴玲有這個想法,至少也應該告訴我。這應該是甚麼人故意編造的或以訛傳訛。李祿在自傳中說是一個逼迫柴玲不撤的人說的,當時拿了一把手槍對著柴玲說:“我們必須堅持到天亮,趙紫陽會帶軍隊起義來支持學生……”見《Moving the Mountain》第197頁。

[8] 當時在場的《星島日報》記者蔡淑芳也聽到最後期限是早晨7點,見她在該報6月7日7版“天安門廣場最恐怖之夜”一文中的記述。李祿自傳中也記為7點,見《Moving the Mountain》第199、201頁。

[9] 劉曉波在書中說,“在封從德主持廣場上的人就撤留問題表決時,柴玲趴在我的身上,不住地抽泣。她最後趴在我耳邊說:「劉老師,吾爾開希真是個王八蛋。」”這不可能,因為我記得那時柴玲就躺在我身邊。

[10]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4月18日夜間新華門那次。

[11] 直到寫備忘錄時我還不知道5月15日成立指揮部時,李祿和柴玲設定的加入指揮部的條件:在同學死去之前先作犧牲。他們的話大概與此有關。另外,和平撤離廣場的學生隊伍走到前門之前也有傷亡,當時在隊伍中的程真和王磊各自目擊了2-3人的中彈情況,王磊(西北大學學生)還抬了兩個傷亡同學去前門醫院。見六四檔案網站上二人的“六四口述實錄”。

[12] 張伯笠在1998年出版的《逃亡者》一書及其英文版中,這樣描寫當時的情景:坦克碾壓11個同學之後,“李錄突然說:‘站住,我們應該回廣場去,我們沒有權力把廣場丟掉!’柴玲、封從德沒有表態。人們堅決反對,也認為這太不現實,而且中共肯定會下毒手,近百輛坦克,十幾萬軍隊守在天安門,我們回去不是送死嗎?我認為人的生命應是最高準則,我們的責任是讓他們安全地回到學校去。糾察隊長墨軒只能說:你們是指揮,你們說去哪我就帶隊伍去哪!結果我和柴玲、封從德帶隊伍回北大,而李錄、墨軒帶著一部分隊伍重新向廣場折回,也許他們看見跟隨他們的旗幟太少,後來又回來了,不過可以看出同學們是多麼痛苦地離開廣場。”我記得李祿帶隊伍向東是在之前,我們剛上長安街時,但我完全沒有印象當時張伯笠在場,尤其是對他和李祿的爭議更沒印象。

[13] 據丁子霖『瘋狂的坦克』一文,六四清晨“六部口死者5人,傷者9人,一共14人。這14人中的13人都有姓名、年齡、單位及受傷、致死部位。”五位遇難者是林仁富(30歲,北京科技大學應屆畢業博士生)、董曉軍(20歲,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工作系86級)、王培文(21歲,中國青年政治學院86級)、田道民(22歲,北京科技大學管理系85級)、龔紀芳(19歲,北京商學院企業管理專業88級)。受傷的9人是方政(北京體育學院85級)、王寬寶(北京科技大學研究生)、中國青年政治學院4學生(蘇文魁、趙國慶、錢奕新、單連軍)、權錫平(北京鐵路局南口機務段工人)、劉華(北京某民營公司職員)及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女生(北京某大學)。見丁子霖《尋訪六四受難者》第194-199頁。最近查到香港《明報》6月15日頭版刊出的三幅六部口坦克殺戮的照片,其中一張明確寫道照片上的死者中有兩個是北航的,一男一女,男同學是北航糾察隊員。對照《丁子霖名單》,可以判定這位男同學就是其中的47號虢安民,23歲,已通過考研,“6.4.凌晨,頭部中彈﹐當即死亡﹐半邊臉被炸飛﹐遺體於當日停放在政法大學主樓大廳﹐數日後由北航領回。”這樣,六部口死者至少7人,而從當時指揮部得到的報告以及大量其他人的見證(如吳仁華、高新、蔡崇國),應該是11位死者,中間差了4人,我推測很可能是外地同學,因為:1,上述16位死傷者全是在北京的學生和市民;2,廣場外地同學比例很高,最後撤離時也應有一半左右;3,外地同學零散,辨認身份較難,親人無法及時趕到,很多從此就成為“六四失蹤者”。從《丁子霖名單》目前188人的描述看,外地同學只有1位是明確在北京遇難,另有2人失蹤,總共只有3個外地同學,這個比例顯然有問題。

[14] 我當時並不太相信二千七這個數字,尤其是那些說有五六千甚至上萬的,所以8日到武漢大學時還讓柴玲留個錄音以正視聽。但後來暸解到紅十字會這個數字可能還是比較準確,因為它與另外兩個來源的數字吻合:一、北大籌委會和北高联派出28辆校车數百人去几十家医院的调查结果,將近三千;二、美国学者Timothy Brook书中有六四当天11家医院的死亡数字共478人,据此他推测整个北京124家医院应有2800人死亡。見常勁、王有才“六四口述實錄”及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161-162。“六四”後不久,吾爾開希在香港電視上說“廣場死亡數以千計,北京,我想數以萬計,我這是比較保守的估計”(廣見6月29日港臺各種報紙),但後來承認那是夸大,又說“我相信廣場有死人但不多,至少有一人死亡。[整個六四死亡]大約是一千人左右”(《開放》1995年6月11頁)。戴晴也有類似轉變,她在“六四”當天說“最少有兩千群眾及學生在軍隊衝突中死亡”(《聯合報》6月5日2版),後來則說“我估計不會超過一千人”(《開放》1993年2月46頁)。李祿則在7月12日對外稱“親眼所見,以人格擔保,廣場上至少死亡數百人,街道上至六四凌晨則在二到三千,以後無法估計”(《聯合報》7月14日2版)。

[15] 張伯笠多次回憶他在“六四”凌晨的活動,每次說法都有不同。他在1993年5月28日《新聞自由導報》上的文章中說,民主大學開幕式一結束他就“帶領十幾名同學迎著槍聲向包圍廣場的軍隊衝去”,在前門肯塔基燒雞店與士兵對峙,後又在前門附近的急救站見到很多傷員和死者。但在2004年5月接受BBC採訪時,張伯笠則說民主大學開幕式一結束他就帶領同學們去了紀念碑,而且繪聲繪色地描述了紀念碑上撤離的全過程。兩個說法顯然矛盾,其中許多錯誤也說明他當時並不在現場,如我最後進行口頭投票是用廣播而非“一個小喇嘛”;又如他說撤退時和指揮部一起走在第一排,但我清楚記得當時李祿和柴玲對他的消失還頗有微詞;尤其是他說“我們第一排出來迎接軍隊,解放軍的槍口都對著你,所以侯德建就過來說:‘能不能把槍口抬高一點兒,對著天,好不好?’”這根本不是當時的情形,而據侯德健的自述,侯並不在那里,他既沒從東南角走(而是去了歷史博物館前)、也不是早幾批撤出來的。另外,張伯笠在1998年出版的《逃亡者》一書及其英文版中,雖然第一章便是描寫六四的情況,但完全沒提及前門的經歷,而是從廣場撤離開始講起,並說走出廣場時還“回頭望去,民主女神像被坦克推倒”。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兩三個小時前女神像就被推倒了。隨後對六部口的敘述也有許多類似問題,都說明他當時並不在現場。另外,1994年張伯笠在“回憶天安門民主大學”一文中提到,那晚他哥哥張翹就在民主大學臺下,“一個兢兢業業廉法剛正的共產黨幹部,值得信賴的兄長”,張伯笠受他的影響很大,鐵道部領導專程讓他來帶弟弟回去,但文中未提是否跟他走了。見《中國之春》1994年1月87頁。

[16] 徐璐,臺灣《自立晚報》記者。

[17] 臺灣《中國時報》記者徐宗懋。六四凌晨學生撤離、軍隊進去時,徐宗懋在廣場南邊遭槍擊,當時滿身是血,子彈從頸部打進去,穿過喉嚨,從嘴巴出來,隨即被送往同仁醫院。後來他的前排牙齒被換成假牙。

[18] 這位博士生的名字在1990年的手稿中沒有記下來,現在我已經忘記了,也許就是常勁說的嚴勇。據常勁修訂補充,當時北大校方請他到校長辦公室“以對同學們負責任的方式”正式通告已確認北大死亡四人,並要求籌委會解散以保護校園不被戒嚴部隊進駐,當時北大校黨委副書記說,“如果戒嚴部隊強行進入北大校園,北大百年光榮傳統會毀於一旦”。常勁記得名單上有化學系的講師蕭波、學生孫輝和概率系的嚴文。常勁對嚴文印象很深,他哥哥嚴勇是計算機系博士生,很活躍很支持籌委會,而嚴文在5月29日左右從常勁那裏得到批準借到攝像機,六三晚上就去屠殺現場拍攝,為歷史作證。那臺攝像機是丁健從美國帶回來捐贈給籌委會的,丁健代表美國留學生送來大筆的捐款(“六四”丁健曾任全美學自聯副主席,後回國下海,任亞信科技董事長)。據丁子霖名單描述,嚴文當時23歲,六四凌晨一時許,在木樨地幫助攝像時被打中右大腿根部動脈,送海軍醫院搶救不治身亡。嚴文為記錄歷史揭示真相而付出了最為高昂的代價。

[19] 劉光後來去了四川都江堰,去找我父母,告訴他們我還活著。他後來被捕入獄,關在武漢。

[20] 當時我不知道丁石孫校長“為了作出抗議,已經辭去黨籍”(《香港時報》6月5日引述北大校內的一張告示)。

[21] 據常勁修訂補充,他當時給了我們五百元,然後找到謝劍,謝劍又讓籌委會財務部的劉蓉(北大圖書館系學生)取五千元和一千元兌換劵,並把他們的自行車送給我們。我們完全沒用他們給的朋友地址,而是另有安全策略。

最后编辑时间: 2011-01-03 11: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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