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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封从德   关于复食——《六四日记》5月19日全文 2010-05-18 20:48:45  [点击:2015]
《六四日记》第348-357页

1989年5月19日 星期四 多雲 晝26℃夜12℃

北大第一醫院

從昏睡中醒來,已是中午。躺在病床上真舒服。我已經好多天沒在床上睡覺了。

這是一間急救病房,衹有兩個床位,另一個病人已經走了,只剩我一人。床邊支架上掛著一瓶點滴,垂下一根乳黃色的橡皮管,針頭插進我左胳膊的血管中。記得昨晚“搶救”我時,醫生見我抽搐得很厲害,大約用了高濃度的鹽水,順著我的血管流向全身時,所到之處都伴著一陣火辣辣燒灼的疼痛,讓我幾乎叫起來,呲牙咧嘴,醫生換了兩次液體,才將濃度減到我能忍受的程度。

床邊打瞌睡同學這時也醒了。他叫劉瑩,北大化學系86級的,是昨晚專門來陪我的。我既感動又覺得沒有必要。這時進來了一個年輕的護士,於是我們有了一次暖融融的談話,使我第一次感受到在陌生人中間也能感到就像回家的溫暖。我堅持自己身體已經恢復,需要立即回到廣場,但她都在一種略帶不經意的安慰言詞中,輕輕地將我的要求擋了回去,微笑中似乎在說﹕你這樣的病號我見多了。

護士告訴我這裏是“北大一院”, 我聽成“北大醫院”,嚇了一跳,以為回了北大,怎麼跑這麼老遠,莫非城裏的醫院已經裝滿了絕食同學?她見我驚訝的樣子,微笑著解釋,幾十年前北大在沙灘附近,這家醫院確實是北大的附屬醫院,離廣場並不遠。

劉瑩向人介紹我時,總稱我副總指揮,護士自然將我視作英雄。當時所有絕食同學都有一層光環,可以想像醫護人員是怎麼看待昏倒的同學。護士同我講,醫生很擔心我病情,又笑我固執。在我表現順服時,她以為我是羞愧了,又拿平和的語氣來安慰我。這時我便好奇地問起昨夜讓我發痛的點滴液體是甚麼樣的成分,才知道醫院用了一種最好的進口藥,名稱我記不得了。

熟悉一點,便聊開了。她家住清華,父母是老師。每天清早起來上班,騎車要一個鐘頭。她說,這些天從來沒這麼大的勁頭,院裏的大夫、護士都是這樣,加班加點地護理絕食同學,不再有人報怨甚麼。藥房將各種最好的藥都拿了出來,但是,市裏卻來了通知,這些藥都得記清帳,以後很可能是要醫生護士出錢的!我想起廣場上的大量捐款,我以為這些錢是應該付相當部分給醫院。

拜托護士藏好文件

有同學送來一封柴玲的短信,希望我好好休息,不要急著回廣場。幾個醫生進了病房,給我再次作身體檢查。血壓已接近正常,並無甚麼危險的症狀,於是我又提出要回廣場,他們並沒堅決地阻攔,卻堅持要我再輸二瓶液再走。我高興地順從了,請那護士滴液的速度加到我正好能忍受的程度,又睡過去。能有一張乾凈舒軟的床,真是幸福。

下午五點我再次醒來,點滴已快完了。劉瑩幫助我收拾東西準備回廣場。我西服口袋裏裝滿了各式廣播稿、宣傳單、名單和一些會議記錄,亂糟糟的一團,我用塑料袋裝起來交給護士,請她代為保存。這時我已完全信託她。我又想起在海澱家中書桌上放著我四二七那天寫的文章,也請她回家時到那裏將它取走。我覺得前途未卜,凶多吉少,難有機會回家。拜托她收藏這些文件時,護士眼睛發亮,表情嚴肅,似乎在接受一項莊嚴的任務。後來她真的去了我家。

理想的旋風,在廣場上颳起而加劇。它的能量使每一個到過廣場的人暈眩,又向全國四面八方輻射。

在醫院裏勸同學復食

離開北大一院前,我洗了個澡,身上多日的污垢一掃而光。護士端來一碗粥加兩只雞蛋,非讓我吃了再走。醫院的主任大夫和院長也來了,他們得知我是副總指揮,便希望我去勸隔壁的那些不肯進食的同學。

他們帶我到隔壁一間重病房,有個同學滿身的輸液管,似乎是被護士綁在病床上的,嘴裏嚷著“絕不復食!”掙扎著要起身回廣場。我們進屋後,他用戒備的目光看著我們,仿佛遭綁架要灌他毒藥似的。他顯然是外地同學。院長介紹我的身份時,我將學生證和足以證明我是副總指揮的證件給他看,安慰他,使他明白進了醫院聽從醫生的治療不算違反絕食團的紀律,而且出了院不能再絕食,“這是指揮部的決定,否則如此下去對同學們身體有危險。誰這樣耗下去,誰就是不顧其他絕食同學的死活!而願意輪替絕食的人多的是。”在勉強與疑惑中,他終於接過了護士遞給他的那碗粥。

院長鬆了一口氣。克服了最頭痛的堡壘,其他同學就好辦了。

新聞聯播李鵬與學生會談

這時已傍晚七點。我聽說李鵬與絕食同學的會談已在電視裏放了,便與劉瑩到隔壁看《新聞聯播》。這是一間20平米的大房間,原來可能不是病房,因為有許多病情稍輕的同學都躺在地板上,下面祗墊了一床棉墊。大家都在專心地看電視。

我們來晚了,衹看到李鵬昨天與絕食同學會談很短的一節,[1]聽到李鵬說﹕“無論是政府,還是黨中央,從來沒有說過學生是在搞動亂。”我還以為李鵬已經軟下來,是準備向同學們妥協的信號。當時我還不知道趙紫陽清晨到廣場落淚的事。[2] 【見插圖43】

看完李鵬與學生昨天會談的新聞,我同劉瑩告別了醫生護士,下樓在大廳裏等了半個小時,才等到一輛開往廣場的救護車。司機的神色非常不好,旁邊的醫生一個勁地誇他,他已經三天三夜沒怎麼閤眼了,而又無法找到替代的司機。司機說﹕“再要我這麼著開下去,非出車禍不可!咱了不打緊,人家父母辛辛苦苦拉扯出個大學生,不容易。”

大部分同學堅持絕食

急救車到歷史博物館前停下,我們下了車,謝別醫生和司機,向紀念碑方向走去。我沒急著去廣播站與指揮車,更情願在廣場同學中泡一陣——好不容易有段清閑的時間,正好暸解一下同學們的心態。

與十幾個清華、人大和北師大同學交談的結果,大部分同學要堅持絕食與留守廣場。大家甚至有一種樂觀氣氛,認為勝利在望了。連日來上百萬人的聲援遊行,包括中共機關、各報社,甚至士兵、警察、法官都到來聲援絕食,大家相信黨心民心都在學生一邊,沒有任何理由相信政府不會讓步,而且有些同學說李鵬與學生會談就是一個信號——第一次真正與學生代表會談,而且全國電視上都看見了。

半小時前宣佈了復食

但當我回到指揮部時,一盆涼水從指揮內部潑來﹕絕食團指揮部剛剛宣佈了“復食”![3]

當時大約晚上十點,我穿過幾層糾察線,上到停在廣場北部的指揮車時。我見柴玲、張伯笠、李祿和幾個秘書、廣播員在指揮車裏,氣氛十分惶然。我質問他們為何宣佈復食,語氣很不客氣。李祿上前來,壓抑著情緒同我解釋,這並不是指揮部幾個人的決定,他們如何招集各校的絕食代表,如何多的多數贊同復食。[4]

我好像不認識眼前這個李祿了,絕不相信多數絕食同學願意在堅持了七天絕食、沒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的時候,會投復食的票。我要求他拿選票給我看,李祿又解釋說這是幾十個代表作的口頭表決,沒有選票作記錄,這更讓我覺得有問題。[5] 按絕食團的民主程序,重大決策都應該徵求每一個在廣場的絕食成員意見,且都應有書面記錄,通過各校代表回本校去逐一詢問後,統計匯總上來,且以往開會的代表,動轍三百。而這樣的程序,以前正是李祿所積極推行和堅持的。

我覺得指揮部的行動全亂套了,真恨自己留在醫院裏的時間太長,晚來了一步。如果我在,我相信能阻攔這樣的非程序行為。

李祿得到密報

在我的追問下,李祿終於講了這樣決策的背景:他得到絕對可靠人物的密報,李鵬很快就會宣佈“軍管”,[6] 很可能明天早晨清場。因此李祿構想﹕學生絕食是“軍管”的根據,若我們宣佈停止絕食而李鵬依然宣佈“軍管”,則能將李鵬政府毫無道理和人性的一面昭然揭露於世人面前。這一點當時我聽了覺得有點甚麼不對勁,卻又一時不知如何說。李錄又說,由於這樣的情報與策略是秘密的,不能讓李鵬政府知道,因此他才招集了這個秘密的緊急會議,在一輛客車上,同幾十個學校的代表共同作出了這樣的決議。

正當李祿同我解釋的時候,“砰”的一聲,指揮車外的絕食同學為發泄不滿,用石頭將車窗砸壞了一塊,接著傳來他們憤怒的聲音。他們既不滿意宣佈的復食決議,更不滿意這決議並沒徵詢他們的意見便作出了。這股強悍的憤怒,讓人感到指揮部似乎已出賣了三千絕食者七天的艱難奮鬥。

這正是我所擔憂的:指揮部這樣非程序的行為,將失去它的民意基礎。

我與李錄的分歧

對李祿的這套作法,我不能贊同,我們的分歧主要有四。首先,要不要堅持民主程序。我更相信“重大決策須由全體直接投票”,衹有三千多人的絕食團,在是否復食、是否撤離廣場這樣根本性的決策上更得如此。既是每個成員都直接參與的重大決策,指揮部便是穩定而有權威的,一般成員也清楚要做甚麼。“參與感與公開性”是我當時所追求的;而李祿相對於我這種直接民主而言,便較有集權的趨向。

其次,民主是目的還是手段。相對而言,在我更堅持民主是目的,而李祿則將民主視作手段。既是手段,便可根據實際效力將這手段施用或收回——這正是沈老師那次演講中所批評共產黨之處,而我很傾向沈的思想。

第三,是否介入政治運作。我認為學運不應該、也不能夠追求短期的政治功效。學運衹是將社會矛盾表面化,而這矛盾的結果要看雙方的實力對比。具體來說,中國的民主化是否能在這次運動中爭取到,完全看民主力量與保守力量間的較量,而這較量本身不是學生應做或能做的事,我們衹做自己的能做而應做的事。這便是堅持這次學運是“新啟蒙運動”和“不參與任何黨派之爭”的認識根源。但是,李祿的認識與行動,實際上已經超出了這個範圍,他要以學生運動作為一股力量,參與到中國社會的政治運作中。

第四,此前的曲折。“五四”周勇軍擅自宣佈復課,這也是影響我很深的一個經歷。當時全國學運正在蓬勃興起,而北京卻偃旗息鼓了,這對全國都是一個打擊。當局正好利用,馬上將消息播向全國,使我們無力回天。而這樣非正常形成的低潮並不會將學運降溫帶入校園民主的構想,反而強力反彈,導致非程序的絕食,從而形成學運的失控局面,個人大於組織,組織出現分裂,加上極度擴大的場面,再要組織好就難了。我不願意這樣的惡夢再次發生,而李祿則對這些曲折體會不深。[7]

這些就是我當時的認識基礎,而在指揮車上並沒有時間多想。當時衹是感到形勢緊迫,車外有憤怒的同學,也有政府的便衣,他們隨時可以將這樣的消息向政府通報,然後廣播、電視一齊宣佈﹕“學生復食了!”我能想像各地跟進同學的沮喪。

重新投票大多堅持絕食

我決心立即扭轉這樣的局面。我不能看著絕食同學唾棄指揮部,不能看著民主程序遭破壞,於是對李祿和柴玲吼道﹕我剛做過調查,多數同學是堅持絕食的,我要重新組織投票。我抓過指揮車上的話筒,宣佈了同樣的意思。車外同學一片歡呼。

李祿雖然阻攔我,卻並不使勁。他似乎很有把握,說“你可以重新招集代表來作決議”。但柴玲顯得卻怒不可遏,撲來搶我的話筒。她說,不能容忍我脫離指揮部的多數而擅自行動,而我卻是鐵了心要維持絕食團的民主程序。柴玲認為我瘋了,說我身體不正常﹔而我則認定她的輕信使她幻想著李祿所設計的“悲壯場面”。

我迅速在車上宣佈重新投票的辦法,招集各校代表到指揮車來後,找了一衹電動話筒便下了指揮車。車下很快便聚集了黑壓壓一大片代表。為了確保代表的合法身份,我設置了兩道糾察線。外圈將絕食車整個包圍,並在北面圈出一大空場,第二道糾察線便在空場中心圈出開會的場地。代表們持學生證進了外圈,等來得差不多了,我才將裏圈的糾察線開一入口,指定幾個北大同學守門,嚴格檢查代表資格。

代表進完後,我讓大家坐在空地上,要發言辯論的同學舉手起立,講完便坐下,這樣保證了會場的秩序,這在情緒激動的同學中是很重要的。復食和絕食兩方面的論證都有,我宣佈開始表決。首先統計參加投票的學校,以保證代表不重複投票。我讓大家將自己的校名寫在一張紙上,然後交上來逐個核對,這樣排除了好些重複的代表。統計結果,記得有八十來個學校,北京大約三十多,外地五十左右。然後進行初步的估計投票,即各校將絕食總人數和堅持絕食的百分數的估計數分別報上來。在代表們作估計時,我提醒他們將會逐校公佈代表的估計以作核查。如果某校絕食同學認為代表的估計與實際相左(如多數愿意復食說成多數堅持絕食),可以馬上投訴,指揮部到該校查實後將取消該代表的資格,由投訴人取代。因形勢緊迫,我採取這種估計投票的方式,以爭取時間。我相信代表們會作一個客觀公正的判斷。

投票的結果,80%多的學校代表估計他們學校的90%─95%的同學會堅持絕食。北京的高校相對保守一些,記得清華代表甚至認為多數同學是要復食了。用各校人數乘以估計百分比,得出80%以上的絕食同學堅持絕食,與李祿主持的投票結果正好相反!

有了這樣的結果,我卻上不了指揮車去廣播新的投票結果,於是就到絕食團廣播站去。[8] 絕食團廣播站是我組建的,這時廣播站站長是王童,主編是白夢與何貴芳,他們非常信任和支持我。當我宣佈新的投票結果——多數堅持繼續絕食時,廣場上一片歡騰。我又作了各校代表情況的詳細匯報,報出代表姓名、所報本校在廣場絕食總數、估計支持繼續絕食的百分數,請在場的同學查證。沒有學校來投訴或更正。據此,我相信手中的一張張投票具有合法效力,足以證明多數同學願意堅持絕食,至少比李祿所主持的代表會的投票更具權威。

學生組織對局勢的影響力

這兩次投票的區別,顯示學運並非如外界想象的那樣完全一盤散沙只顧往前衝,學運組織也並非如外界想象的那樣對運動完全沒有控制力。李祿利用“秘密情報”和指揮部的統一意志來影響投票結果,這說明如果學生領導層能夠統一意見達成共識,還是有足夠的影響力來中止絕食甚至撤出廣場。雖然同學們已絕食到第七天,但絕食團指揮部還是能夠宣佈停止絕食。而我採用的是更直接更基層的民主,在戰略上相對容易盲目,卻更能統一眾人的意志,誰是誰非,留待歷史評說。問題的關鍵在於,缺乏代表性與合法性的組織便缺乏權威。絕食同學幾乎每天都有一次參與重大決策的投票機會,因此絕食團指揮部的權威是建立在“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之上的,而這原則正是同學們的基本理念。

李鵬楊尚昆宣佈戒嚴

在絕食團廣播站第二次播出投票結果之後,大約過了半個多小時,政府在廣場上的廣播系統便開始播出了李鵬與楊尚昆在“首都黨政軍機關幹部大會”上的講話摘要。

這時是12點15分。政府的廣播系統遍布廣場,包括幾百盞華燈柱上的豎式音箱。我們暫停了廣播站播音,好聽清講話內容。李鵬高喊“緊急動員起來,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而幾個小時前我在電視中還聽他說“從來沒有說過學生是在搞動亂”!楊尚昆則用四川口音抑揚頓挫地說“軍隊進城,絕對不是用來對付學生的”。話外有音,使我想起一個月前鄧小平指示調到北京的38軍帶上棉衣。他們在做“對付學生”以外的準備。[9]

李鵬與楊尚昆的講話在廣場上不斷重複播放,試圖威懾學生;絕食團廣播站則一遍遍播放《義勇軍進行曲》和《國際歌》,廣場上的同學們也跟著齊聲高唱,以鼓舞士氣,壓倒政府的廣播。

又過了半小時,傳來指揮部宣佈“廣場上20萬人大絕食!”[10] 我聽到了很不以為然﹕這又是何苦?!剛宣佈復食又宣佈大絕食,想製造悲壯氣氛嗎?難道幾千人七天的絕食還不夠悲壯嗎?二十萬人又怎麼絕食呢?我對這種“戲劇性”的舉動很不以為然,這會給人以輕浮的印象﹕學生是不是在鬧著玩?這時,學運之聲播出北高聯的呼叫,要王丹、柴玲和我等人趕快去那裏參加高聯緊急擴大會議,我沒去。半小時後,學運之聲廣播站也宣佈“20萬人大絕食!”

這是一個不平靜的夜晚。“部隊將在凌晨2點開始清場”的謠傳如旋風刮在廣場上,每個人都在等待著這個時候的到來,既緊張又興奮,真正是眾志成城。但是2點、3點……甚麼也沒發生。我摸到一處不顯眼的塑料棚下,很快就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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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18日中午的事情拿到19日晚間新聞聯播中播放,說明當局對這則已是舊聞的“新聞”的重視程度。實際上這則“新聞”這兩天反復播放,生怕老百姓不知道,以製造李鵬已與絕食學生“對話”而且“電視直播”的假象,甚至連王軍濤、胡平這樣的民運人士都相信且堅持這一假象。

[2] 19日凌晨4:45,趙紫陽、李鵬、溫家寶、羅幹等到廣場看望絕食學生,趙流著淚說“老了,無所謂”。見《70天大事記》第46頁。

[3] 據報導,晚上9點指揮部與高聯宣佈四點聯合聲明,建議停止絕食、改為靜坐,並呼籲工人不要罷工、市民不要遊行、外地同學不要來京。“該聲明有52票贊成、14票反對、1票棄權”。見《香港經濟日報》20日3版。得知學生宣佈復食,官方“中央電視台中斷正常節目,播出了這一消息”。見《八九民運史》第321頁。

[4]另一方面,下午4、5點,王丹、吾爾開希、程真、馬少方和劉燕等人已在統戰部得到戒嚴消息並復食。其實吾爾開希在兩天前已經復食(見5月18日“我提議馬拉松絕食”一節的註)。據沈彤回憶,在統戰部復食時「氣氛開始比較活躍。那時知道戒嚴的事情反而感到輕鬆了。大家很高興,互相簽字,照像啊什麼,開希踢碎了三個暖壺。就在這時開希突然宣佈成立廣場臨時總指揮部,總指揮全局。」沈彤問這總指揮部幹什麼、怎麼與絕食團協調、怎麼組織撤離?開希接連回答三句「我當總指揮。」(沈彤《回顧與反思》第202-203頁、沈彤《Almost a Revolution》第288頁)劉曉波也提到過吾爾開希「當上總指揮再說」的心態(《末日倖存者的獨白》第182頁)。張朗朗說19日上午“統戰部和吾爾開希談好了解決絕食的方案,結果吾爾開希回廣場宣佈卻被學生罷免”(《九十年代》1989年7月第46頁),應該是誤記。

[5] 李祿回憶說,當時他和柴玲、張伯笠主持了代表會,80%投票同意結束絕食。張伯笠說代表有“173票贊成,28票反對,7票棄權”,並強調代表們並不知道要戒嚴(李祿《Moving the Mountain》第164頁、《回顧與反思》第169-170、196頁)。但在後來的文章中,張伯笠又說是“17票反對,33票棄權”,而且是在他這個主持人講完後立即表決的,“顯然,全體代表都被我的講話所感動。我沒有給任何人再發表不同意見的機會,提出絕食團指揮部決定將絕食鬥爭改為靜坐鬥爭,請全體代表表決。”(《中國之春》1994年5月號47頁)文中後面他與我爭執的部分,有很多虛構的情節,如說我重新召開的代表會在沖突之前(實際是在之後)且沒有審查代表資格(那次審查非常嚴),及後來他與幾個常委開會罷免我(根本沒有發生)。

[6] 當時我們把戒嚴叫做軍管。李祿回憶錄中沒有提他事先知道即將戒嚴的可靠密報,只說是從親趙紫陽的三所一會《六點聲明》中分析出軍隊要介入;書中對與我衝突過程的描述則多有錯誤,如說我當時從未進過醫院休息不好因而急躁,又說我在組織重新投票時才暈倒,從而完全不提重新投票的結果。見李祿《Moving the Mountain》第164-5頁。

[7] 實際上當局很快就播出快訊,稱廣場學生已經復食,而毫不提及第二次投票的情況。

[8] 王超華記得我還去過“學運之聲”,她在那裏也宣佈還有很多同學在堅持絕食,之後她被幾個醫生模樣的人強制“拉去醫院,而且第二天早晨不讓回來”。辛苦也見證當時廣場上的絕食同學對指揮部宣佈復食非常不滿,並非李祿所言僅僅是未絕食的同學反對復食。見《回顧與反思》第204-205、212頁。

[9] 據稱,5月19日鄧小平飛往武漢召開軍委擴大會議,組織“第二指揮中心”;此前,5月8日,鄧小平在北戴河召見各大軍區負責人,調集幾十個野戰軍赴京(《八九民運史》第310頁引述《中南海高層斗爭真相》、313頁引述《流血的改革》)。但據楊繼繩記錄的趙紫陽回憶,“整個動亂期間[鄧]小平一直在北京,並不是傳說中他在外地”(《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第577頁)。關於赴京部隊總人數有18至35萬幾種說法:18萬(張良《中國六四真相》第497頁)、18-25萬(吳仁華《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第283頁)、35萬(陳小雅《八九民運史》第329頁引述《明報》1989年7月號“党指揮槍?槍指揮党?──謎一樣的人民子弟兵”一文)。

[10] 張伯笠的回憶解釋說是他講錯了,他本想宣佈“二十萬人大靜坐!”這個錯誤的“大絕食”,致使本來力勸學生復食的陳明遠後來帶病絕食,見《香港時報》22日2-3版“陳明遠續絕食聲明”,其中說“5月19日我和我的朋友通過種種努力,說服了絕食同學[復食]”,爾後因為當局宣布戒嚴,廣場同學激烈反對,立即宣佈廣場30萬人大絕食,因此他也恢復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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