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 [专题] [检索] [独立评论] [海阔天空] [矛盾江湖] [全版论坛]

独立评论

作者: 封从德   羅生門的困境(《六四日记》前言之二) 2010-05-15 21:40:22  [点击:1079]
摘自封从德《六四日记》前言

羅生門的困境

我相信,羅生門的困境,是所有歷史研究者都會遇到的,“六四”研究尤其如此。著名影片「羅生門」說明這樣一個道理:人性的弱點與局限,導致利益相關者只會說出對己有利的一部分事實,掩蓋對己不利的一部分事實,甚至為了有利而編造故事,而有利不利則因時勢而變化。電影中,四個人物在衙門受審時就是這樣:強盜自夸英勇無比殺死武士贏得美人心(而不是之前騙取武士信任強暴了武士妻),武士則透過靈媒自稱壯烈切腹,武士妻自詡為貞女烈婦,唯一明白真相的樵夫則因偷了武士的短劍不肯吐露真相,最後才在「羅生門」和盤托出。

“六四”資料因為數量龐大,這類「羅生門」大量存在。這裏僅舉一個例子——5月14日十二學者上廣場。

在後來對此事有記述的當事人中,如果一定要排一個光譜,從支持絕食學生的要求,到希望無條件撤離廣場,大致可以這樣排序:鄭義、蘇煒、嚴家祺、于浩成、李洪林、蘇曉康、王超華、戴晴。根據各方面資料、尤其是當時的錄音,重構出的事件經過是這樣:戴晴得到當局首肯,在絕食第二天,14日下午,幾乎在學生與政府對話的同時,開一個“著名學者關於形勢的座談會”,以便次日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王超華跑到會場上,希望學者們去廣場勸撤。學者們經熱烈討論,草擬了《緊急呼籲》,一方面呼籲政府答應三點要求(承認學潮愛國;承認學運組織合法;不採取暴力,不秋後算帳),一方面呼籲學生暫時撤離廣場,並誓言若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點,將和同學們一道奮鬥到底。會後大家被接去對話現場,王超華發現政府方面並沒按之前答應的那樣實況轉播,就衝進對話現場喊停。學者們對學生唸了《緊急呼籲》,隨後又到廣場學生廣播站唸了一遍;戴晴則單獨去見統戰部長,私下(而非戴晴自稱的是“被推舉的代表”)商量了一個方案,然後再去廣場。等《緊急呼籲》唸完,學者們又做了一些演講,這時戴晴才亮出那個私下方案:只要領導人到廣場說一聲同學們好,並答應將下午的會議內容見報,同學們就撤離廣場。至此同學們恍然大悟,沒接受這一荒唐的方案,學者們只好離開廣場。之後學生們又有廣泛討論,有的支持戴晴方案(當時都以為是學者們的共同意見),有的則堅決反對,包括王超華也堅定地說:她代表的北高聯,與對話團和絕食同學完全一致,一定要堅持到最後勝利。

下面我們來看看對此同一件事,這些當事人回憶的差異有多大,又如何隨著時間而演變。“六四”後不久,蘇煒的文章記載了他們對戴晴暗中做手腳的不滿,李洪林講﹕“戴晴那樣說很不好,她不應該把學生當小孩一樣的哄,她說的那番代表我們12人的話,也並不是大家早先商量好的。這個事情這樣一弄僵,往後這個中間斡旋的角色是誰也沒法當了”;但蘇曉康卻憑借文學家豐富的想像力,說了一個虛構的故事,以此證明學生的“非理性”,及他和戴晴的“理性”;而在1992年的回憶中,戴晴因為那天做的手腳露餡,被知識界孤立,於是將怨氣發在學生身上,廣泛傳播蘇曉康的這個虛構故事,並掩蓋她與當局的私下協議,而把自己說成被推舉的代表;王超華一直回顧她如何殫精竭慮勸學生理性從廣場撤離,而不提最後反對戴晴方案要堅持到底;鄭義的回憶則見證戴晴方案的荒唐與適得其反,及隨後的孤立;2001年于浩成的回憶也很不滿戴晴暗中做的手腳,指“戴晴這樣做完全沒有與其他11個學者、作家商量”,其方案“與原來12人一致協議並鄭重簽名的《緊急呼籲》中所提出的條件相差甚遠”,他又引用高皋(嚴家祺妻)的文字:“過於想表現自己能力的戴晴,沒有與其他知識分子溝通,便即興言論一番,希望學生體諒政府,在戈爾巴契夫到訪時讓出地盤,以便完成歡迎儀式,結果引來學生一片噓聲和其他知識分子的抱怨。”可嘆的是李洪林,在海外長年沉默後,2005年在大陸寫了一篇回憶性的評論,這時他的立場有了很大轉變,不僅全盤接受了戴晴廣泛傳播的虛構故事,更將《緊急呼籲》說成是單方面針對學生的勸撤呼籲,還說學生代表也都接受了;直到最近,戴晴還在親共媒體《明報》上將《緊急呼籲》扭曲為單方面的“勸說同學們讓出廣場”。

戴晴廣泛傳播並讓李洪林掉進陷阱的那個虛構故事,是這樣的:就在戴晴提出那個私下方案後,封從德立即帶領廣場上的人唸了三遍《絕食宣言》,由此廣場情緒突然逆轉,學生們才開始反對戴晴方案。這個故事其實很容易證偽,因為帶領廣場十幾萬人唸三遍《絕食宣言》絕非小事,那會長達數十分鐘且吼聲震天。這麼宏偉的場面,不僅作者沒有記憶,當時的音像記錄和媒體報道也都沒有——原因很簡單,那根本沒有發生過。一些人根據自己的需要,憑空捏造了故事,另一些人則掉進了記憶的陷阱,且因「羅生門」效應而甘愿掉進陷阱把自己裝進這個虛構的故事。其實,掉進陷阱的並不只是李洪林老先生,還有美國學者為之背書的《天安門文件》,其中幾乎完整拷貝了這個虛構故事,卻赫然納入那天中共三個情報部門向中央遞交的報告內容。這說明《天安門文件》至少有一部分資料抄襲了後來的回憶,卻很不幸連戴晴的「羅生門」錯誤也抄了進去。

這個「羅生門」錯誤其實很好理解——“六四”後,因為大屠殺帶來的責任問題,許多當年支持廣場學生的人,輕則不敢承認當時的支持,或喜歡強調自己在一些私下場合也有勸撤的意思,重則不惜罔顧事實編造故事,來證明自己的“理性”和英明。這就是為甚麼“六四”史料有如此之多「羅生門」的緣由。

為了說明“六四羅生門”的繁多,這裏再簡單舉兩個例子。第一個很簡單——關於溫傑——只有兩個當事人截然對立的回憶。一個是王超華,她說溫傑同她一樣反對長期堅守廣場,因此記得溫傑也反對成立民主大學:“這民主大學一辦,可就不好往回撤了。你們必須阻止他們。”但張伯笠的回憶卻截然相反,對於民主大學,溫傑不僅“同意了,並且要求參加民主大學的籌建工作”。很有意思的是,二人相互矛盾的回憶,刊登在同一份報紙的同一個版面(《新聞自由導報》1992年2月21日)。溫傑已逝,死者不能復生,這個公案恐怕會是永遠的謎團。另一個“六四羅生門”則復雜很多——五二七聯席會議的撤留問題——與十二學者上廣場一樣,有太多相互矛盾的回憶,很多當事人都扭曲了事件的原貌,而自稱當時主張撤離廣場。篇幅限制,這裏不擬細究,讀者可參考《日記》中5月26日至28日的註。當然,“六四羅生門”並不限於撤與不撤的問題,在許多與當事人利益攸關的事情上都普遍存在,撤與不撤只是其中最常見的公案。

最后编辑时间: 2010-05-15 21:49:55

加跟贴

笔名:     新网友请先注册笔名 密码:
主题: 进文集
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