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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封从德   拙著《六四日记》六月四日全文 2010-05-03 21:20:11  [点击:5395]
注释省略,可参见:http://www.64memo.com/64riji/A%20Tiananmen%20Journal%2009.pdf

六四上午﹐指挥部带领学生从广场撤退返校﹐途经中关村。前排中央:李禄、柴玲(间条衣)、封从德、张伯笠、邵江、白梦。


6月4日 星期日 陰,下午雷陣雨 晝30℃夜20℃

轉移指揮部新建廣播站

凌晨一點。轉移了財務部之後,我鬆了一口氣。下一步要轉移指揮部。我建議將廣場上所有同學都集中到紀念碑周圍,並在那邊安一個廣播站,憑藉地勢作最後抵抗。李錄與柴玲留在絕食團廣播站,在廣播中請求同學們向紀念碑匯聚,並批駁了「拿起武器」的言論,強調學生運動歷來堅持的「非暴力」原則和「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紀律。

我很清楚自己要做甚麼:在紀念碑上重建指揮部。兩個廣播站都在平地,很容易受到攻擊,因此都不能繼續作指揮部。我讓李錄和柴玲等人二個小時之後到紀念碑三層去找我,便告辭開始行動。

新的廣播站(也就是新的指揮部)建在紀念碑三層西南角,即原先財務部所在的地方,角上有一項帳蓬。這個方位最不容易受到軍隊攻擊––我估計軍隊主要從西面和北面來。而確保軍隊找不到學生的指揮系統,是我重建廣播站和指揮部的主要原則。重建廣播站,技術並不複雜,只須將「學運之聲」的廣播器材搬上來即可。我們啟用了那台長期不用的發電機來供電,以防軍方突然斷電。有兩桶汽油,足夠燒一夜。我請了一位懂行的同學專門看管發電機,並讓人將汽油隱藏到子彈打不著的地方,以防不測。


紀念碑上堅持非暴力

凌晨二點過,柴玲、李錄等人撤到紀念碑三層上來,絕食團廣播站的站長王童告訴我,他將那裡所有的器材都砸爛了,衹帶了一隻收錄機上來。

隨著指揮部轉移過來,各種情報、爭議和混亂也隨之而來。流血事件的報告依然不絕於耳,紀念碑上的市民和學生便出現了巨大的意見分歧,而這些分歧都戲劇性地匯聚到柴玲的頭上——一個工人拿一隻手槍頂著柴玲:「我的兄弟已經被打死了,你們學生要是還要說甚麼『非暴力』的屁話,我就一槍崩了你!」另一個學生則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衝她喊道:「誰對軍隊動手就是害大家的命,誰要是說拿起武器,我就先和他拚!」

當時的緊張氣氛難以描述。實際上,在紀念碑上同時有好幾起不止於「文鬥」的兩派爭執,也不盡是市民要以牙還牙,血債血償,也不是所有學生都堅持「非暴力」。在擁擠的人群中,不時爆發陣陣騷動,新的廣播兩度險些被衝垮。那個拿槍的工人大約是「工人敢死隊」的,後來這班人馬乾脆離開紀念碑,紅著眼去跟軍隊拼命去了。後來聽說沒有一個有下落。

我竭力維護指揮部的秩序,一面在廣播中不斷呼叫○○八和北大二十八支隊來虛張聲勢,一面將帶上來的那二箱「北京大學」T恤衫分發給守衛在廣播站周圍的同學,實際上無論是誰,套上這身「號衣」便自然成了廣播站的糾察。廣播站周圍立即一圈的白色,如此氣勢之下,再也沒人搗亂了。一個簡單的技術,往往可以起決定性的作用。

新開放的廣播,採用「自由論壇」的形式,讓大家自由辯論,實際上還有發泄與穩定情緒的作用。經過一段激烈的辯論,「非暴 力」的原則得到了捍衛。這個原則最有說服力的論點是:眼下,大軍壓境,一個人的暴力反抗等於是全體遭殃;長遠來說,我們從一開始便堅持非暴力,不讓血仇一環接一環地反覆下去,便等於是拯救了無數無辜的生命和祖國的安寧。一個市民拿過話筒說﹕“原來我不懂甚麼是非暴力,現在我明白了,這才是對付軍隊最明智的辦法。”


同仇敵愾,死守廣場

三點左右,侯德健、劉曉波等絕食四君子趕到廣播站,要勸說同學們撤離。 侯德健是我很推崇的詞曲作家,我不光覺得《龍的傳人》唱出了中國人的屈辱與希望,也十分欣賞他其它一些歌曲的深沉。在大陸共產黨允許的文化氛圍之內,他是少有的具有思想與個性的藝術家。而劉曉波在激進反傳統的大學生中,也頗有影響。因而,他們的勸說,最初引起許多同學的驚訝與反感:知識分子的軟骨病。這背後的潛意識大概是:你們當然很清楚,夾在學生最中間,是無法臨陣脫逃的。

共同抵禦外強的決心,促成了內部的團結。與指揮部講和的,還有那些平時總來與我作對的人。劉強近日常常反叛,穿件T恤衫自稱「無領無袖」,這時也到廣播站來,重重地點點頭,說:嗯,烈火見真金。工人糾察隊和市民敢死隊的人也站到指揮部一邊。大林和程真上到紀念碑來同我們擁抱,說要與我們死守到底。劉曉波低聲地對柴玲說:「吾爾開希真不是個東西!我現在才理解你們。」

「絕食四君子」最初在廣播中勸說大家的,尚是關於堅持非暴力原則的重要性。他們依然習慣長篇大論,但我記得很深的是劉曉波說:「……請你們放下手中的不成武器的武器,否則等於是謀害大家的性命,也給政府製造口實,損害整個學生運動的形象。」口才最好的還數侯德健,他說:「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我們追求的是真的生命!」

這時,柴玲和李祿去北面巡視,我在廣播中配合他們,請大家將手中的磚塊、木棍、汽油瓶和槍枝交給指揮部。我重申了學運一貫堅持的非暴力原則,及這個原則與達到我們追求的必要性,也強調了指揮部的權威和同學們應遵守的紀律。我要求○○八的下屬、北大二十八支隊和所有在場的糾察隊員配合指揮部的收槍行動。

一個工人含著眼淚交出一挺重機槍,辛苦和其它同學抬到毛主席紀念堂前的群雕下給砸了。木棍、磚塊、槍械集中到一個帳篷中,由專人看守。劉曉波也收了一些槍砸了。

二個來自法國的記者傳口信到指揮部:「我們一定與同學們堅持到最後!」我很感動地在廣播中向大家宣佈這個情況,紀念碑上一陣掌聲。這時只有極少的外國記者敢於到廣場上來。


「談判」還是「斡旋」?

接下來,「四君子」開始勸撤了。滔滔不絕有半個小時。停頓之間,紀念碑上一片沉寂;凝重的夜色中,火光與槍聲如除夕的炮丈,從遠處傳來。

自然也有同學操起話筒表示反對,最主要的理由是:一,北京市民冒死堵軍車,我們在最後關頭主動撤出陣地,日後無顏見江東父老;二,軍隊不一定能夠立即佔領廣場,只要堅持二個小時到天亮,百萬市民就會湧到廣場上來,我們就有希望堅持下去;而一旦撤出廣場,一切便無可挽回了。

這時,許多同學並沒有真切地意識到,軍隊決心且已經採用了最為殘酷的手段。大家還不能相信,這些「人民子弟兵」會不用木棍和橡皮子彈來驅趕人群,而會用惡毒的開花子彈(達姆彈)。許多人設想到的最壞情況不過是頭上挨兩棍子,最多打傷打殘抓進監牢。在同學們的頭腦中,南韓學生與警察對峙時的催淚彈、警棍和橡皮子彈的印象太深刻了,這兩年在大陸電視裡,幾乎天天都有這樣的新聞鏡頭。

在辯論過程中,指揮部除了堅持提倡非暴力原則以外,並沒有加入。我作為廣播站的主持人,更不宜加入辯論的任何一方。四君子有點著急了,侯德健過來向我提議:由他們四人出面,與軍方談判,要求和平撤離廣場,要求戒嚴部隊在大家撤出時保證安全,他希望徵得指揮部的同意。

我沉吟片刻,對侯德健說:

「你們願意做甚麼,是你們的自由;你們若希望以第三方的姿態去與戒嚴部隊交涉,我個人表示欽佩;但是,你們絕不能說是代表學生指揮部去與軍方談判。與軍方交涉的結果也必須經過同學們的表決才能生效。」

我記得很清楚,侯德健是在明確得到我的這樣界定之後,才與另三個走下紀念碑,去與軍方交涉的。因此,這次所謂「談判」,勿寧稱為「斡旋」。

這時是凌晨3點3刻。


四點正,廣場燈滅

凌晨4點正,廣場上的燈全滅了。驚駭之中,大家感到死神在黑暗中披著一道道閃光向紀念碑襲來。剎那間,一切都像是凝固了,廣場上靜得怕人。為了安定大家的情緒,我將已經準備好的《國際歌》和《義勇軍進行曲》等錄音在廣播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

突然,從南面的紀念堂方向傳來一陣猛烈的槍響,是士兵在向紀念碑點射,大概用的是自動步槍。當時我是站著的,面向東北,劉光一下子將我的頭按下,後來他說,當時一顆子彈就在我們倆的頭頂上空穿過,語氣神情,頗有責備之色。而當時我覺得要蹲下身來躲槍彈,簡直是一種羞辱。

點射斷斷續續地持續了十幾分鐘,目標主要是紀念碑上安置的高音喇叭,這些喇叭離我們頭頂不足一米。很快,他們便將喇叭殼打成蜂窩一般,但是並沒完全擊中連到廣播站的導線。我實在驚詫於這些「人民子弟兵」竟毫無顧忌地向「人民英雄紀念碑」開槍!

而這黑暗中,又有多少罪惡發生?


四君子勸撤

4點半,廣場上的燈又亮了。侯德健等人「談判」回來,繼續紀念碑上的去留之爭。侯德健在廣播中對大家說,戒嚴部隊願意在 廣場東南角留出一條通道,讓同學們和平撤走,保證不向和平的同學開槍。記得他提到,戒嚴部隊的唯一要求是:早晨7點之前務必撤出廣場,這是他們接到的命令中清場的最後期限。

侯德健接下來要勸大家趕快走,這時,從四面八方傳來陣陣的咒罵:

「軟骨頭!投降派!」

「侯德健,你滾開!怕死鬼,要走你自己走,沒人攔你!」

……

有人衝到廣播站前,揪住侯德健要揍他,說是不許他再動搖軍心,周圍的糾察隊員死死地圍住廣播站,保護四君子與指揮部成員。

劉曉波抓住話筒,急了就結巴:

「同學們,我是,劉曉波!我是劉曉波!請大家相信我們,不要犧牲了!我們已經流了太多的血!一滴血和更多的血是一樣的。」

咒罵的勢頭稍微平息下來,侯德健緩過一口氣,接著對大家勸說道:

「同學們,我相信,現在留在紀念碑上的沒有一個怕死的!我們都不怕死!」在靜聽的人群中傳來陣陣輕微的哭聲。「但是,我們死得要有意義!眼前的事實說明,現在的政府已經不值得我們為之犧牲了!我再說一遍: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我們追求的是真的生命!同學們,請相信我們,趕快撤走!我會留到最後一個同學撤走為止!」

是侯德健這番英雄主義氣概感動了大家,為最後決定撤走作好了心理準備。


口頭表決,撤離廣場

但是,要大家撤走,這時還缺少一種形式。沒有人願意站起身來率先撤走。四個知識分子顯然沒有組織的經驗。

一片寂靜。

這時,劉光非常清醒地催促我:「必須作個表決!趕快!趕快!」話筒在我手裡。柴玲蜷在我旁邊似乎睡著了,我不忍心去驚動她。 李錄顯得很沉默。靜默之中,我用期盼的目光看了李錄好一會兒,要把話筒給他,以為他會像往常一樣,來主持這個重大的表決。但是,不知何故,李錄似乎並沒領會我的意思,照舊的沉默。

就在這一瞬間,我忽然感到內心異樣的平靜,宛如一汪清潭。這是我從未體驗過的奇妙時刻。在我平常最應該睏倦的時刻,我的頭腦中異常清醒地產生了一個計劃:口頭表決。我這時感到最強烈的責任是作個表決,而並不十分在乎表決的結果如何。“馬上!必須快!”

是這股力量和意念支配我主持了紀念碑的表決,事後想起都覺得奇妙,因為我當時對形勢的險惡並無切身感受。從一點左右,我就在紀念碑三層東南角上,幾乎寸步不離,擔心廣播站被人奪走或毀壞。而北面廣場和長安街的一切情況我都沒看,既不清楚戒嚴部開槍殺人到何等程度,也不知這一時刻廣場實際上已布滿士兵,離我們最近的已經到了紀念碑北面的台階下。我甚至沒注意到廣場上中共發佈的一道道通告。

表決,必須有個表決。我確信,表決本身,比表決結果還要重要。這既因經驗形成的對於民主程序的信念,又與我當時的矛盾心情有關:這時我已不再堅持死守,原因不僅是因為侯德健的說服力,而是原先大家「堅守廣場」的優勢意識已經被打破,軍心已經不穩。在兩種對立的意見僵持不下時,任何群體都是脆弱而不足以抵禦攻擊的。

於是,我站穩腳根,握住話筒,憑藉生命的力,主持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表決:

「同學們,大家安靜一下,這裡是廣場指揮部。我們現在把廣場上的決定權交給在場的全體同學。現在情況不允許召開各校代表大會,我們就用喊聲大小來作口頭表決––我數一,二,三,然後願意留守廣場的喊『留守』;再數一,二,三,同意撤離的喊『撤離』。重複一遍,……」

沒人質疑這樣的表決方法。我就此執行。結果,我聽到兩次喊聲大小不相上下,無法作絕對的分辨。但是,這時的情形不容許我們指揮人員有任何遲疑,於是,我緊握話筒,向在場的三五千學生和市民,宣佈了這一決斷:

「指揮部認為,『撤離』的聲音較大,因此所有的人從現在起,馬上撤離廣場!請大家少數服從多數,馬上撤離廣場!」沒有歡呼,也沒有咒罵,但隱約聽到有人抽泣。我進一步宣佈了撤退方案:「同學們、工人、市民們,請分批有秩序地離開紀念碑,各校旗幟先打起來走在前面,從廣場東南角,撤到海澱區去。」


心理分析

關於撤離決定,進一步說明原因如下:

一,這一決議雖然幾乎祗是由我一人主持,但作了口頭表決之後,我同身邊的人小聲徵詢了幾句,沒有人說留,而劉光非常堅決地在我耳邊催促說「喊撤的大聲,喊撤的大聲!」他絕不是個膽小鬼。李祿也不再反對撤離。

二,心理分析。喊「撤離」的人應當不如喊「堅守」的人那麼理直氣壯,既然聽起來一樣大聲,自然判斷喊撤的人更多。

三,戰術分析。即使雙方各佔一半,我也傾向於撤。因為若決定留,那麼對喊撤的人,撤也不是,留也不是——若半數的人自行散去,實際的後果只能是更加動搖軍心,使紀念碑上的組織結構疏鬆;弄不好,一旦形成人流,造成趨勢,還是會把大部分甚至全部帶走,而其混亂局面將不堪設想。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讓這部分人留下,因為有這麼多人要撤,一旦受到軍隊的攻擊,哪怕是只有少數人撒腿開跑,整個場面必然大亂。無論哪種情形,我都十分擔憂軍隊乘虛而入,而在混亂中要是再自己踩死幾個弱小者,必然被中共當作笑柄,說死傷的學生是被同學自己踩的,玷污學生運動的形象。這樣的判斷來自幾次親身觀察, 這樣的預計結果是我最不願意見到的。

四,戰略分析。斷然決定「撤」,也與當時的理論有關。即所謂「啟蒙運動」,這是運動中許多言論和大字報的主調。既是「啟蒙」,目光就要放遠些,收效也不指望一朝一夕。而這三千同學的生命,絕不應當像有的人希望的那樣,拿去換取甚麼政治功效。我將他們視為未來中國民主之光。這一批人,更加上那些在各處堵軍車的同學和市民,他們來自祖國四面八方,必然將再遍布全國各地,經過北京血與火的洗禮,爭取自由的意志與 追求民主的理念,必將牢牢在心中紮根。十年、二十年之後,這些促使中國走向自由、民主與富強的希望的種子,必將在祖國的秀麗山川之間,開花、結果、繁衍不息。

自然,作此決斷時,我也有不少顧慮。最大的顧慮是覺得對不起阻擋軍隊的民眾,擔憂北京市民將怎樣看待學生,也擔心政府會怎樣加以利用。因此,在說「指揮部認為撤離的聲音更大」時,我已經準備好了,讓歷史來作評價吧。當時內心異常的平靜與堅定,使我能義無反顧地走下去。

撤離的決定剛宣佈,軍方便加緊了行動。一排點射,喇叭被徹底打啞了。當我和柴玲、李祿等人隨隊伍走下紀念碑三層南側的台階時,十來個穿迷彩服的士兵已經佔領了第三層,離我們不到五米遠。他們頭戴鋼盔,有的手持木棍,有的舉著小型衝鋒槍,在三層上得意地來回走動,或是忙於收查廣播站的器材與文件——自然,他們所獲有限,一切重要物件早已轉移。

這時是4點50分,離7點的期限還差2個多小時。

軍方沒有遵守承諾。


他最希望是我死了

撤離時同學們非常沉默,速度十分緩慢。走下紀念碑,向東南形成一股龐大而緩滯的人流。我夾在這人流中,默默然,一種決戰後的疲憊,幾絲對未來的茫然。劉光與我寸步不離,隨時警惕地環顧左右。離開紀念碑不到一百米時,柴玲和李祿過來,說:「為了穩定軍心,我們指揮部應該走到隊伍最前列帶領同學們,也讓同學們知道,指揮部依然和大家在一起。」於是我們向前趕,邊趕邊對同學們說:「這裡是指揮部,我們同大家在一起。」周圍逐漸匯集了一些失散的護衛人員和秘書處的同學。

紀念堂北側集中了好幾百士兵,到了南側時,則見成千上萬黑壓壓一片鋼盔。但是,同學們從廣場東南角向前門方向走時,並沒任何阻礙。大家照舊在兩側拉起了糾察線,近處有零星的市民圍觀。大家邊走邊唱《國際歌》,聲音低沉,眼含熱淚。有的市民安慰說:「同學們,好樣的。我們都能理解。」「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也有的市民習慣地鼓起掌來,隨即便有同學去攔道,「還鼓甚麼掌啊。」然後是一片抽泣。

悲憤、壓抑的情緒到了極點。

到前門大街時,遇到許多隊士兵,或嚴陣以待,或頻頻調動。這時,同學們終於爆發了:「狗!」「法西斯!」……軍隊中無人理睬同學們的咒罵。

李錄很是沮喪,說「我要是死在廣場上就好了!」柴玲悄悄地告訴我:「他覺得我們幾個總指揮至少死一個在廣場上才好,」她頓了一下,聲音更低,「他最希望是我死了。」這大概出自內疚,覺得對不住保護我們廣場的同學而拼死堵軍車的市民。

我默然無言,心情愈加沉重。


李祿帶隊折回廣場

繞過正陽門樓,向西走到前門大街時,我們趕到了隊伍的前頭。前面就是堂皇的「肯塔基燒雞店」。指揮部成員在隊伍前列一字排開,柴玲居中,我與李錄護其左右,大家手挽著手,迎接前面的危險與挑戰。

李錄建議說:「我們帶著同學們走那條『血路』,一直走到首都首鋼去,發動罷工。」所謂「血路」是指西長安街,這是流血最多的地段,從天安門向西數,主要的流血衝突發生在六部口、西單、民族飯店、復興門、木樨地、軍事博物館、公主墳和五棵松。

然而,當我們穿過狹窄的北新華街,上到六部口時,竟沒能見到任何慘烈的景象。空曠的長安街上,沒有屍體,沒有士兵,除了幾輛被燒的軍車還在冒著煙,地上撒滿了瓦礫、碎磚。大街上空空如也,只有兩邊佇立垂淚的零星市民。

這時,指揮部中形成一股衝動,李祿要帶領同學向東折回廣場。這時,不知從哪裡冒出許多市民來,攔在同學們前面,哭著說:「同學們,不要再犧牲了。前面的士兵架著機槍排在路上。」

於是,大家繼續向西撤。


六部口坦克壓死11同學

從六部口街口到電報大街約300米,我們快到電報大樓時,隊伍後方突然一陣騷動,嘩嘩的如浪如潮地向前湧。我們在隊伍第一排,穩住陣勢。但是幾分鐘後,我們得到後面來的匯報:幾輛坦克從東面衝來,闖進隊伍,當場壓死11個同學! 【見插圖63、64】



陷阱(六四凌晨6:15)﹕一队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由南转上长安街。当他们走到六部口﹐离党政中枢机关只有50米的地方﹐三辆坦克从广场冲来。发射的催泪弹烟雾弥漫在空气中。许多学生试图跳过路边的栅栏逃避坦克的追碾。
法文原文﹕6H15 Le piège. Un cortège d'étudiants a quitté Tian Anmen par le sud et tente de rejoindre l'avenue Chang'An. Arrivé au carrefour Liu Bu Kou, à 50 mètre du siège du gouvernement et du parti, il tombe sur trois chars qui sortent de la place. Un tir très nourri de gaz lacrymogènes enfume l'air. Des étudiants tentent d'éviter les chars qui foncent dans le tas en escaladant les barrières.



恐怖(六四凌晨6:20)﹕三辆坦克扬长而去﹐毒气弥漫。目击者们迅速上前抢救一位靠在栅栏上的伤员[方政----本站注]。马路边有十一人死亡。
法文原文﹕6H20 L’horreur. Les trois chars sont partis, les gaz se dissipent. Des temoins se précipitent sur un blessé qui s’accroche à la barrière. Sur la chaussée, il y a onze morts.



六部口的烈士 他的双腿被坦克捣碎(六四凌晨6:25)﹕两个人试图帮一位在六部口落入陷阱的大学生 [方政----本站注] 包扎被碾碎的双腿。
法文原文﹕6H20-25 LES MARTYRS DE LIUBUKOU Il a les jambes broyées par un tank. Deux hommes tentent de poser des garrots sur les jambes arrachées d'un des étudiants piégés à Liu Bu Kou.
资料来源﹕《观察家》杂志 Le massacre du printemps. Collectif, Chine, le roman d’une révolution inachevée, Document Observateur, No. 7, Édition Hachette, Octobre 1989, p.116.


我震驚而憤怒,發誓要報仇。

接著,有市民將此前在六部口與西單死難者的部分名單交給我們。記得那是寫在幾頁通訊錄上的,兩處分別有二十幾個和十幾個名字與單位,是在送往醫院時收集的。

再向西就是西單路口。十分嗆鼻的毒氣彈煙霧還沒散盡,證明這裡也發生過激戰。這時,我才注意到,天空是那麼陰沉,空氣是那麼滯悶。猛然間,發現一個商店的玻璃的窗上,赫然畫著幾個烏紅的字:【見插圖65】

「這不是墨寫的,是人血!」

這時6點半,天已蒙蒙亮,市民們仿佛都回家去了,往日繁華的街面上,再也見不到人影。一片死一般的沉寂。

在這沉寂中,又有多少母親在垂淚!


西四路口無力組織

我一路上沉悶地思考著眼下的種種情景,對軍隊的行動大惑不解。最讓我費解的是,為甚麼要在周末採取流血鎮壓行動?“六四”是星期天,市民們都在家休息,聚眾反抗的風險比平日大得多——以前大遊行多在星期天——那麼為何偏偏選這時鎮壓呢?為何不能等一兩天呢?反正已經十幾天了都不能實施戒嚴,也不著急一兩天。另外,顯然不同的軍隊各有區別,有的部隊相當克制,有的卻那麼兇殘。這又是為什麼?看來,軍政高層很可能出現了大分裂,比趙紫陽更進一步的分裂,而這次鎮壓背後實際上極有可能是一次政變!我又想到了鄧小平在4月底便讓38軍帶棉衣,楊尚昆說「軍隊進城,絕不是為了對付學生的。」許多內幕,都在迷霧之中。

內疚感越來越強。看到「這不是墨寫的,是人血」的文字,想像昨夜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做出的巨大犧牲;又看到空曠的街面,顯然戒嚴部隊並沒有完全控制整個北京,而我們卻在撤回學校;這時,紀念碑上的爭議又在我耳中回想,我感到無顏向北京市民交代。這時我想,大屠殺後民眾會不會起來抗暴,大規模的遊行罷工會不會發生?我決定一試,準備重返廣場,回去路上正好在市內遊行,吸引民眾參加。

但是,在西四路口,我終於明白,指揮部已經無力組織任何行動了。我帶著最前面的開路糾察向東折,北師大、政法大學等校校的同學卻往北走,而混亂之中,北大、人大和清華等隊伍則向西奔海澱方向。我趕快放棄向東折回的嘗試,找了半天才在西邊找到指揮部,而這時已經有至少三分之一的同學分流到北面去了。


青天白日,四具橫屍

西四向西二里,是白塔寺路口。柴玲、李錄帶著隊伍向西來與我匯合,奔海澱方向。許多人不斷鑽到第一排,儼然以指揮部成員自居。我和劉光都受不了,便到前面去探路。這時,開始有市民站在路邊,遞給同學們油條、饅頭做早點。這時,有幾個同學手中提著血衣攤著子彈,向市民展示軍隊的罪惡,邊走邊敘述:

「你們看看!你們看看!」

路旁的男女老少,見了學生,個個垂淚,有的女人經不住,就「嗚嗚」地哭起來。一路上都是這樣。

白塔寺路口聚了不少市民,約有20來人站在路當間議論著甚麼。我猛然見到十字路口當中,青天白日之下,竟然橫躺著四具屍體!急忙跑到市民當中,拉著一個過路的三輪車工人的手,央求他將屍體收起來拉走,在那工人的躲閃中,我說願出錢買他的三輪車。

這時,市民們圍了過來,一個中年壯漢將我推到一邊,憤憤地粗聲對我喊道:

「你們學生要敢作這樣的事,我就跟你們沒完了!」

我大惑不解。一位長者提示我說:「學生,這幾個人都是解放軍啊!昨晚這裡百姓死了四十多個,可比他們慘。你看那邊(他指著東面一家醫院,有幾個護士出入),連穿白大褂的都不願救這班凶手啊!」

我這才仔細打量了一番,這些屍首渾身黑乎乎的,分不出是血還是泥。有一個似乎還抽搐幾下卻沒有呻吟。我實在不忍再看下去。在幾分內疚和十分無奈之中,棄之而去。後隊的同學繞過他們,不知最後有沒有人將他們收殮起來。


怒燒《解放軍報》社標語

再往西不久,到了《解放軍報》社門口,因為是星期天,裡面空無一人。大家也走累了,索性坐在街上,有幾個同學翻過鐵柵門,爬到裡面的建築上將牆上掛垂著的「堅決擁護黨中央的英明決定」、「實施戒嚴,維護首都人民的安定團結」之類的紅布標語點上火,燒了。一路上,同學們一見到這樣的標語就要發瘋似地燒掉。

從阜城門外立交橋向北,沿展覽路到了西苑飯店,幾十層高的大樓上也掛有這樣的巨幅標語。同學們費了較長時間,才爬到樓頂,將標語卸下,用火燒掉。我實在睏得要命,躺在馬路上便睡著了。

李祿將我拍醒,隊伍要繼續開拔。這時我意識到自己的責任,要趕快與北大籌委會聯繫,安排這批外地同學食宿。於是,在西苑飯店外想找輛出租,劉光攔住了我:「你得同大家一道走回學校!」我只好找了一個騎自行車的同學先回北大報信。


死亡數字二千七?

自白塔寺之後,便不斷聽到死亡數字在不斷增大:二千、二千六、二千七……每次我都十分驚詫:怎麼會這麼快就有了統計數字?對其可靠性十分懷疑。到了西苑,見同學抱著一台收音機,這才恍然大悟:地球對面的「美國之音」在收集北京城的傷亡情況方面,可能比我們廣場指揮部還要詳盡而迅速。從收音機中聽到,「美國之音」報導死了二千七百人,說是紅十字會負責人透露的。另一家很清晰的電台叫「中廣新聞網」,後來才知是台灣新辦的,也有類似的報導。我告訴周圍的同學,在指揮部查實之前,不要再傳播這樣的數字,否則記者又會從同學們口中「引證」死亡數字。

隊伍在人大又分走一批,到北大時,只剩下五百人左右。許多是外地同學。臨近黃莊時,老廣——我那個黨員同學——十分興奮地跳到我和柴玲跟前:「你們還活著!」

張伯笠這一夜沒同指揮部在一起,撤退途中不知何時歸隊。 到中關村時有上千市民圍觀,伯笠十分起勁地施展了他的演講才華。到北大校門口時,籌委會在這裡組織了一個歡迎儀式,幾百北大師生圍著廣場同學,聽柴玲和伯笠向他們控訴軍隊的暴行。【見插圖66、67】

我無法記錄那麼多的眼淚。沿途總有婦女號啕大哭,無人不掩面而泣。這時我才明白,這一夜全城的人都沒睡,他們很清楚長安街上的慘狀。


解散指揮部疏散外地同學

回到北大,已臨近中午。我們將隊伍帶到29樓外面,北大籌委會安排了這些同學的食宿。有許多教師、市民願意將外地同學領回家中,以躲避軍隊的搜捕。我與籌委會的常勁等人談了幾句,便帶著廣場指揮部的人到二十八樓廣播站去,在廣播中,我向廣場回來的同學宣佈廣場指揮部解散,對他們的安排由北大籌委會接替。

然後,和指揮部幾個人在238室商量下一步怎麼辦。屋裏有柴玲、李祿、我、辛苦、劉光、馬斌及李祿的二個保安。

這時,有一個台灣女記者跑進來, 拿著一張條子要請柴玲看。柴玲已趴在床上睡著了,我接過條子看了看,說:「對不起,我們不認識這個人。柴玲累得不行,能不看嗎?」記者十分理解地不再說甚麼。李錄好像與她很熟絡,同她聊了一會,得知竟有一個台灣記者脖子上挨了一槍,另一個下巴挨一槍,他們真夠勇的。

大家都睏得不行,我和李錄商量著下一步行動計劃。現在必須逃亡或組織地下活動了。我堅持大家必須分散行動,「總不能讓他們一網打盡」。於是,商定好聯絡方案之後,我們分成了三組,辛苦、李錄及其保安一組,他們只要了六百元!他們竟是靠著這麼點錢,最先逃離了大陸。


北大博士生的故事

我叫醒柴玲,準備我們的逃亡。首先要換衣服,我們到29樓找到那個博士生,他給我和柴玲各找了一件換上。我將一些文件留在博士生那裡,請他保留或處置。

從這位計算機博士生的口中,我們又聽到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原來,他昨晚也到了西長安街上堵軍車,「我們一隊學生糾察,排在路當中,後面是市民,前面是坦克。大家喊甚麼?『活著都不怕,還怕死嗎?!』子彈打來,我左手挽著的同學,一槍倒了;右手的同學,一槍也倒了——我是從死人堆中跑出來的。這時我看見甚麼?一個女孩,不到二十,左手插腰,右手揮動著(博士學給我們看),站在路當間,她竟相信坦克會在她面前停下 !但是,坦克就是在她身上碾了過去。……」

他沒有哭,只是低著頭說,他已不再激動,如其平常一般的泰然。

出來時,聽雷雨之中,有籌委會在廣播中放羅大佑的歌: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
黃色的面孔有紅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
西風在東方唱著悲傷的歌曲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
沒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遊戲
每個人都想要你心愛的玩具
親愛的孩子,你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尋那解不開的問題
多少人在黑夜裡無奈地嘆息
多少人的眼淚在無言中抹去
親愛的母親,這是甚麼道理?

……


去導師和丁校長家求助

柴玲從睏倦中醒來後,見我已經讓馬斌走了,而我並沒有甚麼現實的出逃計劃,她很不滿意。當時我還堅持認為在校園內比哪兒都安全。找了幾處皆無法藏身。最初我想去國際關係學院,想到辦托福班的老師那裏去躲躲,但到海澱出租車卻沒有車。柴玲很煩,在我們這樣的不和之中,劉光失望地走了。他相信我倆單獨走更安全。我很惋惜,要給他一點錢,但他愣是堅持分文不要!

國關去不了,我們只好再去蔚秀園找我導師,希望她能收留我們躲藏。我的導師驚訝地問﹕“真殺人了嗎?”她家住有親戚,不便收留,於是她打電話找丁石孫校長。丁校長還記得我,約我們去他那裏。從我導師所在的蔚秀園到丁校長的中關園,要穿過校園,有三四里路。途中下起傾盆大雨,卻將我淋清醒了一些。到了丁校長那裏,他也衹能對我們說﹕“我現在是無能為力,你們要留在學校,我可以保證你們三天的安全。三天之後,我也難料。”他認為他不公然反對當局,留在校長任內,對北大同學更有好處,至少可多保護一些師生。

幾個小時之後,我們終於失望,在雨後的校園內漫無目的地遊蕩。一切已成過去,前途卻很渺茫。一種深深的失落與無力感,向我們襲來。

在電教東面,意外碰到了天安門民主大學的一個籌辦人。他說知識分子要在某校集合,已經準備好了幾十本護照,問我們要不要去。柴玲沉默不語,我卻很生氣,冷冷地說「謝謝,不必了。」他沒多加勸說,拎著一隻小手提箱要走。突然,又轉過身來,對柴玲說:

「你等著瞧,以後我的名氣會比你更大。」

說完就走了。我幾乎不敢相信,這竟是我們同伴的臨別贈言!但當時,我簡直沒有甚麼知覺,心已麻木。柴玲也極其平靜,好像沒聽見似的。


小白兔

下午北大的校園,經過暴雨的洗禮,空氣異常清新,與籌委會廣播站中的緊張氣氛宛如兩個世界。我們繼續在電教北面躑躅,突然柴玲臉上一副歡欣,宛如幼兒天真的笑:

「小白兔!」

青草叢中,一隻小白兔蹦來蹦去。昨夜的槍聲並不影響它迎接新的陽光。小白兔是我們結婚前的寵物,我們曾一道養了幾隻,常常拿到北大的草地上去放。她已經對未來完全放棄了希望?還是依然對生命有執著的頑強?她並不怨我沒有為自己準備一條後路,而將未來的安排暫時放下,還是完全信托於我?她因我而參加運動,現在卻……這時我鼻子一酸,摟住她,含著淚說:

「我對不住你。我完全沒有準備後路。」

柴玲一聽,眼淚也落下來,我們就在這個草地邊發誓:活下去!

從此,我們振作起來。具體辦法依然沒有,我想到同學那裡借兩部自行車,走到了29樓外時,常勁十分驚異地看著我們:

「你們怎麼還沒跑!40人黑名單上有你們,知道嗎?李鵬說見到這些人可就地處決!」這時我才慚愧地說,我們沒甚麼辦法可想。危難之中,還是北大籌委會幫助了我們,給了我們五千元人民幣和兩部自行車,以及一些朋友的地址,讓我們去那裡躲避。

天已濛濛黑,我們騎上自行車離開北大,懷裡揣著八千元錢,從此踏上了長達十個月的逃亡之路。

最后编辑时间: 2010-05-03 22: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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