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琦: 我的侨务领事生涯
2020年5月2日
Editor
陈浩琦
我曾先后在荷兰、纽约、悉尼做过三任侨务领事。
1984年3月19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侨务干部中要增加归侨干部的比重。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在接见一位外籍华人专家之后,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进行重要谈话,提出“要利用外国智力”。1984年初,国务院侨办决定在国外司新设科技处,负责调研、联系、接待海外的各类华侨华人专家学者,安排他们同国内进行科技、学术交流活动。这是我转行介入侨务工作的大背景。
当时我所在北京化工学校教仪表专业教研组因为学生就业前景不看好,要撤销,归侨朋友们便把我介绍到国务院侨办,经过后来担任国外司司长的彭湛东面试后,加入了科技处。
我是归侨,有英语、印尼语以及闽粤方言基础,又有工科学位,这些条件,适合做科技处的工作。
当时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初期, “百废待兴”,资金、人才、智力,是最紧缺的。我们接待过航天、航空、材料、农业、制造业、经济、金融、股票证券市场等方面的华侨华人专家学者,或者通过华侨华人联系到更多国家的专家学者,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发展献计献策。
在机关的工作中,我积累了许多侨务方面的知识,提高了文字水平、政策水平和办案能力。
领事缘
我的“领事缘”起于1960年,我10岁,那时的印尼坤甸市有中国领事馆办事处。我因为字写得比较好,假期被母校华中附小派到中华公会,帮助中国领事馆誉写文字资料。工作是义务的,仅中午有一包鸡饭吃。工作完成以后,我们应邀到中国领事馆办事处看了一场电影《无名岛》,领事官员穿着白衬衣,在门口欢迎我们,和我们握手。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领事官员,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崇拜和羡慕。我回国时所乘光华轮上最高处的房间,是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苏生的。我的归国证明书(我当时未成年不发护照)上就是他签发的。我常上甲板看大海,路过他的房间就进去玩,他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和亲切。我在百度搜到: “1967年9月25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尼驻华使馆,对印尼政府悍然宣布中国驻印尼临时代办吕子波和二等秘书兼领事苏生为不受欢迎的人,并限期离境的暴行,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20多年后,我自己也做起中国领事来了。
领事的生活待遇
我的第一任领事工作是1990年6月至1993年11月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外交职衔为二等秘书。月工资185美元,这比起早期的驻外人员的待遇其实已经高了许多。
第二任是1995年4月至1998年10月在纽约。官衔一等秘书,月薪970美元。
改进的地方:孩子假期可以自费来探亲;伙食、租房费用自理。
第三任是2003年12月至2008年7月在悉尼,官衔一等秘书。这时月薪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未成年孩子可以随任,孩子除了也享受外交护照待遇外,其余完全自费。假期的安排也灵活多了。因此,我有机会在任内于2005年到印尼去参加校友会活动并回到坤甸去看母校老校舍,去凭吊父母和故兄姐。此任还赶上两次改革: 2005年增加“车补”–即汽车补助费,累积三年相当于购买和保养一辆中小型车的费用,从此馆员个人购置汽车,不论公用私用,保险燃料保养等费用全部自理; 2006年下半年开始,月薪再次提高,一秘可达3000美元。从此,除了住房以外的一切私人开支全部实现自理。
在此之前外交官们拿的是双份工资,国内一份,国外再拿和国内等值的一份。国内大学毕业生56元要拿好多年甚至十几年。可以想象,国外这等值的一份也是少得可怜的。而我在荷兰领取的这185美元是可以装在自己钱包里,留着回国买“大件” (冰箱彩电)的。也就是说,在国外,吃饭、住房、开车,这些开销都是公家报销的。
最大的问题是家庭聚少离多。这种情况常常给许多家庭带来了终生的遗憾。据说我之前的中国驻外使领馆,除了一把手(大使或总领事)之外,都不带配偶,除非两口子都是外交官。轮到我去荷兰的时候,情况已经有所改善,允许有条件(满足以下之一:二秘、15年工龄、第二次外派常驻)带配偶,但都不能带孩子。
侨务领事工作
国侨办人事司对我是信任的,我的三次外派都是被委以重任。我是国侨办派驻荷兰的第一任领事,是打头阵的,要巩固侨办的岗位,必须干好工作,打好基础。而我第二任和第三任的纽约和悉尼,则分别是北美和大洋洲的大码头,侨务工作量非常大。
侨务领事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只要是和华侨华人有关的事情,别人不分管的,侨务领事都管。一般是华文教育、信访、联系侨团、涉台侨务等。在一些编制少的馆,甚至包括领事保护(中国公民事务)、签证、护照、公证、认证等所有领事业务。
我1990年到荷兰上任之后,领事工作量很大,特别是风波过后,有诸多解疑释惑的工作要做。但侨务并没有“单列”,我必须兼做其他的领事业务。这样的“兼职”,虽然占用了许多做侨务搞调研的时间,但也给我的侨务工作带来了许多方便。当我的工作对象需要这些领事服务的时候,我就能办理。
我在荷兰工作的一半精力是联系印度尼西亚来的华裔。为此,在上任之前我还“恶补”了多年不用的印尼语。印尼曾经是荷兰长达350年的殖民地。1965年苏哈托推翻苏加诺上台后,对印尼共产党斩尽杀绝,有少量苏加诺总统的拥护者、印尼共成员、同情者、左派的华人流亡到欧洲,他们仍然十分关注印尼政情,希望有朝一日能还原“九·三0事件”的历史真相并公诸于世。我便曾经受他们之托,把一些文字资料带回中国,交给北京大学印尼问题学者周南京教授。
在荷兰,我有幸认识了印尼华裔政治家萧玉灿先生的遗孀陈银花、女儿萧美丽、儿子萧忠贤等,并认识了去探亲的萧玉灿先生的长女、北京市侨联干部萧群。
这无意中也为我退休以后参加萧群担任会长的北京离退休侨务工作者联谊会,并翻译萧忠仁著《萧玉灿传》和萧玉灿遗作《9.30运动和国家罪行》等打下基础。
在纽约,我们馆的领区横跨美国东北从缅因到俄亥俄的总共10个州。驻纽约总领馆在我国驻外使领馆中算是最大的馆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外交官还不能带孩子,曼哈顿12大道上的这个老饭店大楼里住了150多人。这里不仅侨务领事是专职的,还分成两个组,普通侨务和对台侨务,两组分工合作。这样的人数虽多,但还是没法与美、俄驻对方的大使馆的人数比的,所以,我们的实际工作量非常大。
我刚到纽约,就赶上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李登辉的台独行径加速了在国外台胞的分化。在我将近3年的任期中,我们与台胞,甚至包括合驻纽约和波士顿机构的人员的接触逐渐频密。
在波士顿的侨务工作中,美国剑桥中国文化中心董事长纪虎民给了我很多帮助。通过他,我交了许多新朋友,包括许多台胞。
1997年底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所访城市,除了华盛顿特区外,其他的细约、费城、波士顿都在我馆领区。这次访美的重头戏,是在波土顿的哈佛大学演讲。我馆分成三个组,波士顿组由商务参赞郑志海任组长。波士顿组的侨务由我全权负责。主要安排侨领和华社重要人物参加江泽民主席的会见、宴会、照相等活动。
台独、藏独等各种敌对势力也不会放过发声的机会,我们的责任是抵消它,把这些干扰最小化。纪虎民和剑桥中文学校校长陶凯还组织了学校师生上街去欢迎,与许多侨团一起,与敌对势力对峙,抵消他们的噪音。
悉尼工作量确实大,但我在悉尼的工作很快乐,因为我们有10个同事都是在纽约就共过事的,知根知底。其中,邱绍芳总领事是我在纽约时主管领事保护和侨务工作的副总领事,对我尤其信任。
2006年4月18日,所罗门群岛发生骚乱,殃及华侨。所罗门是未建交国。我临时被派往巴布亚新几内亚,协助驻该国大使馆从所罗门群岛撤侨的工作。说是“撤侨”,其实也有入了籍的华人,甚至还有土著亲属。
23日星期日,我们分别来自堪培拉、悉尼和惠灵顿的6个人刚抵达巴新首都莫尔兹比港机场,便立即投入工作一接从所罗门来的飞机。魏瑞兴大使率先垂范,亲力亲为,对包括已经持所罗门护照的许多逃难的同胞表达了祖国的慰问。对于魏大使的亲切慰问,难侨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当晚,我们中4个较年轻的领事通宵达旦地敲开“难侨”们住的一个个房间,让他们填写表格,我们另外两人则负责录入这些表格的内容,包括所有难侨在国内的亲属姓名,联系地址电话等,我还负责整理他们交来的大量的中国护照、所罗门护照以及其他各种护照身份证件。有的家庭有两两种或两种以上护照。为了把这些护照随登机卡发还给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分类。最后我选择了按照旅馆房间号码来分。这个方法后来证明是最有效的。
撤侨后与驻巴布亚新几内亚魏瑞兴大使干杯。
他们登记表上的姓名填的是中文,而所罗门护照上的名字却是外文的,而且有粤语拼法,闽南语拼法,有的则用当地姓名,还有跟丈夫姓的,这全凭我多年的工作经验来判断。
最麻烦的是,有少数难侨的护照等有效证件都在骚乱中被毁或遗失。虽然大多数都得到了国内各省公安厅的及时核实,但也有未及时回复的和没有合法记录的情况。另外,有的人是持所罗门政府为已入了其国籍(包括具有香港居民身份者)的人签发的临时旅行证件逃出来的。还有的人连这种所罗门的临时旅行证件都没有。对于这些个别的人员,大使馆也想出了变通的办法,通知国内有关部门协调解决。
机组人员担心行李超重,问我有多少行李,我说他们都是逃难的,大都只有随身行李,很少, 24日最后一批难侨是63人,只有13件托运行李,而且都很小件,所以不可能超重。但我们还是要求莫尔兹比港机场把所有托运行李的重量统计出来。
难侨中多数为广东籍和香港籍。为此,飞机将直飞广州。我们联系广东省侨办,由他配合外交部领事司和广东省公安厅承担接侨工作。
南航派来接难侨的飞机是波音777,据机场人员称,该地没见过这么大的飞机。好在莫港机场跑道够长。
魏大使用普通话和不太标准的粤语亲自喊姓名发登机卡,我们要立即配上身份证件交到难侨手中, 310人把机场大楼一楼大厅全占了,十分壮观。
想想当年周总理去万隆开会还得租印度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差点被暗杀。现在撤侨用专机,祖国真是强大了,华侨也扬眉吐气。
送走了难侨,我们三个人留下继续加班,连夜把刚抵达巴新来不及出机场就“一锅端”上飞机的最后一批63人名单录入电脑,赶在他们的飞机抵达广州之前发送国内,以便当地的公安机关和侨办及时办理。
授待胡主席APEC代表团
2007年悉尼开APEC会议,胡锦涛主席率团出席并访澳。
作为侨务领事,我的主要任务集中在头两天:组织飞机场欢迎、会见、照相活动。
飞机停在悉尼国内机场。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欢迎人群只能由侨界、留学生和中资机构代表共50人组成。
我和教育领事、商务领事分工负责这三个摊子,点名上车,发胸卡,交代注意事项。我负责携带中澳小国旗和横幅,教育组准备雨衣。看见胡主席的飞机到达,欢迎人群爆发出欢呼。胡主席下了飞机,便和欢迎人群几乎每个人都握了手。一切都十分顺利。胡主席车队一开走,雨就下起来了。
真正的重头戏是照相。请谁来参加,是大学问。即便是这三百几十号人,也还有许多人希望来而排不上的。照相分四批:第一批华侨华人代表,第二批中资机构和出席APEC工商峰会的代表,第三批是留学生学者科技专业界、清华大学校友会和部分华侨华人代表,第四批总领事馆和借调服务大会的外交人员。
我们两位侨务领事除了负责侨界代表的邀请名单,安排他们站立的位置之外,还负责整个会见合影活动的前期工作,主持,收尾工作。
前期的筹备工作包括:租场地,租站位台阶(要算好尺寸),挂幕布和横幅,准备群众等待时的座位和饮用水,灯光,音响,话筒,摄影师,录音师,安排领导座位的礼宾次序。事实上,最费神的是这几百人的排位。大家都愿意靠领导近点,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但这需要做工作。
迎奥运圣火和账济汶川地震
2008年上半年,从赈济中国雪灾开始、反藏独、迎奥运圣火,一直到赈济四川地震,是我一生中最忙的时期。四川地震时,我的电话都打爆了。而最让我一生难忘的,是组织华侨华人迎接奥运圣火和为四川地震做慈善募捐。这两此事都发生在我的领事生涯的“尾声”阶段。
4月24日是星期四,是正常上班日。堪培拉圣火传递计划在这一天早上9点举行,有多少人会来来看呢?华人谴称堪培拉为“坎村”,那里的全部人口只有30多万。大使馆从年初便开始筹划,希望至少能从悉尼侨界动员一千人来,难题就交给了驻悉尼总领事馆,具体落实便是侨务领事。起初,大家都觉得国家的“面子”挺重要,但是这活动挺难动员,因为要牺牲大家的工作时间,特别是要请青年人来舞龙舞狮,那更成问题。有的侨领提出,就请退休老人去吧。即便如此,也有问题。光派车接送还不够,饮水问题,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在英法美等国发生一系列抢夺奥运圣火的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反华势力为我们迎接奥运圣火的传递做了最有力的“动员”工作, “计划赶不上变化”,这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大家主动要求自备干粮,只希望多租一些车辆,而单靠我们既没那么多钱,也租不到那么多车,真是“杯水车薪”。到后来,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提供车辆。许多留学生从遥远的西澳、南澳、昆士兰州、维多利亚州自驾车,或集体租大巴,甚至从新西兰飞来,为北京奥运会加油。事后西方媒体说中国大使馆提供了所有这些人的交通,实在是太抬举中国的财力了。
“5- 12汶川大地震”几乎就发生在迎奥运圣火之后。悉尼的华侨华人发起了空前的捐款运动。总领事馆在报纸和网站上公布了我的电话号码作为捐款联系电话,以及通过网上银行捐款的方式。当天,我的电话就打爆了,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同事的电话号码,仍然应付不过来。我每天除了应付日常工作外,主要的工作就是接受捐款。白天没有时间接的录音电话有时达到100多个,每天晚上我都要一个一个回复,认真详细地答复对方的问题,并感谢对方对灾区人民的关怀,总要干到半夜。
为了分流捐款人,减轻我们的负担,馆里把编外人员和新到馆的同事都组织起来在签证大厅摆上办公桌椅接收捐款。我们对于每一项直接交来的捐款,不论个人还是集体的,都要写收据和感谢信,盖上领事馆的印章。
悉尼侨团赈济汶川地震捐款大会上统计捐款结果。
第一项捐款是5月14日一早就来了,是“水井坊酒家”捐的2万多澳元,是该川菜馆老板、员工和顾客共同的捐款。一个男学生捐出了1000澳元,说是他自己打工挣来的。随后,侨团组织筹款餐会,侨领带头认捐。有的捐出自己的收藏品拍卖,有的不是很值钱的艺术品也可以拍出比正常价高出几十倍的价钱来,这确实是悉尼侨界的一大发明!还有艺术家义演,侨团和留学生在街头募捐,或在公园组织烛光晚会悼念地震遇难者并募捐。仅经过我的手进入总领事馆账上的侨胞捐款达600万澳元之多!另外还有几百万澳元款项是通过银行转账捐赠的。我为侨胞们的贡献而感动,也为自己的辛勤工作成果感到骄傲。
支持华文教育
联系、关心和帮助侨胞办的华文学校,是侨务领事工作中最实际,最要体力和精力,而且通常是默默无闻的工作。侨办组织了国内专家编辑了各种低、中、高级水平的中文教材,我们要根据领区内各中文学校提出的需求,向国务院侨办“订货”。货到(驻纽约领馆当时没有这项物流开支,我们还要自己开面包车到机场“提货”,一箱箱搬上车)后,入库,分类,再分发给各中文学校。书的入库,分类,分发都要搬运,是个重体力活。在悉尼时这个活就是我一个人干,由于经验不足,腰椎受到严重的损伤,后来做了手术。
澳大利亚华人团体协会副秘书长陈素莲老师给我的Email称: “你在我们华人社团里做了大量的工作,贡献很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华人社团的华侨都很尊敬和爱戴你。大家都说陈浩琦领事是明星领事,是最亲民的一位领事。”旅美作家冰凌在电话里跟我说: “和你说话是零距离的。”在我所工作过的领区,侨胞在送别我时都给了我最真挚的鼓励。这些我都将永远铭记在心。
作为归侨,我热爱侨务工作,特别是侨务领事工作,热爱我们的侨胞。虽然我在1998年从纽约回国时,就赶上“下岗分流”,并于2000年离开了侨办机关去参加开办《中国侨网》,但此后我仍要求去继续从事侨务领事的工作。我在为侨胞们服务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快乐,也获得了他们的肯定和表扬,人生夫复何求?
（原刊于印尼新报
2020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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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浩琦
我曾先后在荷兰、纽约、悉尼做过三任侨务领事。
1984年3月19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侨务干部中要增加归侨干部的比重。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在接见一位外籍华人专家之后,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进行重要谈话,提出“要利用外国智力”。1984年初,国务院侨办决定在国外司新设科技处,负责调研、联系、接待海外的各类华侨华人专家学者,安排他们同国内进行科技、学术交流活动。这是我转行介入侨务工作的大背景。
当时我所在北京化工学校教仪表专业教研组因为学生就业前景不看好,要撤销,归侨朋友们便把我介绍到国务院侨办,经过后来担任国外司司长的彭湛东面试后,加入了科技处。
我是归侨,有英语、印尼语以及闽粤方言基础,又有工科学位,这些条件,适合做科技处的工作。
当时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初期, “百废待兴”,资金、人才、智力,是最紧缺的。我们接待过航天、航空、材料、农业、制造业、经济、金融、股票证券市场等方面的华侨华人专家学者,或者通过华侨华人联系到更多国家的专家学者,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发展献计献策。
在机关的工作中,我积累了许多侨务方面的知识,提高了文字水平、政策水平和办案能力。
领事缘
我的“领事缘”起于1960年,我10岁,那时的印尼坤甸市有中国领事馆办事处。我因为字写得比较好,假期被母校华中附小派到中华公会,帮助中国领事馆誉写文字资料。工作是义务的,仅中午有一包鸡饭吃。工作完成以后,我们应邀到中国领事馆办事处看了一场电影《无名岛》,领事官员穿着白衬衣,在门口欢迎我们,和我们握手。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领事官员,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崇拜和羡慕。我回国时所乘光华轮上最高处的房间,是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苏生的。我的归国证明书(我当时未成年不发护照)上就是他签发的。我常上甲板看大海,路过他的房间就进去玩,他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和亲切。我在百度搜到: “1967年9月25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尼驻华使馆,对印尼政府悍然宣布中国驻印尼临时代办吕子波和二等秘书兼领事苏生为不受欢迎的人,并限期离境的暴行,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20多年后,我自己也做起中国领事来了。
领事的生活待遇
我的第一任领事工作是1990年6月至1993年11月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外交职衔为二等秘书。月工资185美元,这比起早期的驻外人员的待遇其实已经高了许多。
第二任是1995年4月至1998年10月在纽约。官衔一等秘书,月薪970美元。
改进的地方:孩子假期可以自费来探亲;伙食、租房费用自理。
第三任是2003年12月至2008年7月在悉尼,官衔一等秘书。这时月薪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未成年孩子可以随任,孩子除了也享受外交护照待遇外,其余完全自费。假期的安排也灵活多了。因此,我有机会在任内于2005年到印尼去参加校友会活动并回到坤甸去看母校老校舍,去凭吊父母和故兄姐。此任还赶上两次改革: 2005年增加“车补”–即汽车补助费,累积三年相当于购买和保养一辆中小型车的费用,从此馆员个人购置汽车,不论公用私用,保险燃料保养等费用全部自理; 2006年下半年开始,月薪再次提高,一秘可达3000美元。从此,除了住房以外的一切私人开支全部实现自理。
在此之前外交官们拿的是双份工资,国内一份,国外再拿和国内等值的一份。国内大学毕业生56元要拿好多年甚至十几年。可以想象,国外这等值的一份也是少得可怜的。而我在荷兰领取的这185美元是可以装在自己钱包里,留着回国买“大件” (冰箱彩电)的。也就是说,在国外,吃饭、住房、开车,这些开销都是公家报销的。
最大的问题是家庭聚少离多。这种情况常常给许多家庭带来了终生的遗憾。据说我之前的中国驻外使领馆,除了一把手(大使或总领事)之外,都不带配偶,除非两口子都是外交官。轮到我去荷兰的时候,情况已经有所改善,允许有条件(满足以下之一:二秘、15年工龄、第二次外派常驻)带配偶,但都不能带孩子。
侨务领事工作
国侨办人事司对我是信任的,我的三次外派都是被委以重任。我是国侨办派驻荷兰的第一任领事,是打头阵的,要巩固侨办的岗位,必须干好工作,打好基础。而我第二任和第三任的纽约和悉尼,则分别是北美和大洋洲的大码头,侨务工作量非常大。
侨务领事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只要是和华侨华人有关的事情,别人不分管的,侨务领事都管。一般是华文教育、信访、联系侨团、涉台侨务等。在一些编制少的馆,甚至包括领事保护(中国公民事务)、签证、护照、公证、认证等所有领事业务。
我1990年到荷兰上任之后,领事工作量很大,特别是风波过后,有诸多解疑释惑的工作要做。但侨务并没有“单列”,我必须兼做其他的领事业务。这样的“兼职”,虽然占用了许多做侨务搞调研的时间,但也给我的侨务工作带来了许多方便。当我的工作对象需要这些领事服务的时候,我就能办理。
我在荷兰工作的一半精力是联系印度尼西亚来的华裔。为此,在上任之前我还“恶补”了多年不用的印尼语。印尼曾经是荷兰长达350年的殖民地。1965年苏哈托推翻苏加诺上台后,对印尼共产党斩尽杀绝,有少量苏加诺总统的拥护者、印尼共成员、同情者、左派的华人流亡到欧洲,他们仍然十分关注印尼政情,希望有朝一日能还原“九·三0事件”的历史真相并公诸于世。我便曾经受他们之托,把一些文字资料带回中国,交给北京大学印尼问题学者周南京教授。
在荷兰,我有幸认识了印尼华裔政治家萧玉灿先生的遗孀陈银花、女儿萧美丽、儿子萧忠贤等,并认识了去探亲的萧玉灿先生的长女、北京市侨联干部萧群。
这无意中也为我退休以后参加萧群担任会长的北京离退休侨务工作者联谊会,并翻译萧忠仁著《萧玉灿传》和萧玉灿遗作《9.30运动和国家罪行》等打下基础。
在纽约,我们馆的领区横跨美国东北从缅因到俄亥俄的总共10个州。驻纽约总领馆在我国驻外使领馆中算是最大的馆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外交官还不能带孩子,曼哈顿12大道上的这个老饭店大楼里住了150多人。这里不仅侨务领事是专职的,还分成两个组,普通侨务和对台侨务,两组分工合作。这样的人数虽多,但还是没法与美、俄驻对方的大使馆的人数比的,所以,我们的实际工作量非常大。
我刚到纽约,就赶上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李登辉的台独行径加速了在国外台胞的分化。在我将近3年的任期中,我们与台胞,甚至包括合驻纽约和波士顿机构的人员的接触逐渐频密。
在波士顿的侨务工作中,美国剑桥中国文化中心董事长纪虎民给了我很多帮助。通过他,我交了许多新朋友,包括许多台胞。
1997年底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所访城市,除了华盛顿特区外,其他的细约、费城、波士顿都在我馆领区。这次访美的重头戏,是在波土顿的哈佛大学演讲。我馆分成三个组,波士顿组由商务参赞郑志海任组长。波士顿组的侨务由我全权负责。主要安排侨领和华社重要人物参加江泽民主席的会见、宴会、照相等活动。
台独、藏独等各种敌对势力也不会放过发声的机会,我们的责任是抵消它,把这些干扰最小化。纪虎民和剑桥中文学校校长陶凯还组织了学校师生上街去欢迎,与许多侨团一起,与敌对势力对峙,抵消他们的噪音。
悉尼工作量确实大,但我在悉尼的工作很快乐,因为我们有10个同事都是在纽约就共过事的,知根知底。其中,邱绍芳总领事是我在纽约时主管领事保护和侨务工作的副总领事,对我尤其信任。
2006年4月18日,所罗门群岛发生骚乱,殃及华侨。所罗门是未建交国。我临时被派往巴布亚新几内亚,协助驻该国大使馆从所罗门群岛撤侨的工作。说是“撤侨”,其实也有入了籍的华人,甚至还有土著亲属。
23日星期日,我们分别来自堪培拉、悉尼和惠灵顿的6个人刚抵达巴新首都莫尔兹比港机场,便立即投入工作一接从所罗门来的飞机。魏瑞兴大使率先垂范,亲力亲为,对包括已经持所罗门护照的许多逃难的同胞表达了祖国的慰问。对于魏大使的亲切慰问,难侨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当晚,我们中4个较年轻的领事通宵达旦地敲开“难侨”们住的一个个房间,让他们填写表格,我们另外两人则负责录入这些表格的内容,包括所有难侨在国内的亲属姓名,联系地址电话等,我还负责整理他们交来的大量的中国护照、所罗门护照以及其他各种护照身份证件。有的家庭有两两种或两种以上护照。为了把这些护照随登机卡发还给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分类。最后我选择了按照旅馆房间号码来分。这个方法后来证明是最有效的。
撤侨后与驻巴布亚新几内亚魏瑞兴大使干杯。
他们登记表上的姓名填的是中文,而所罗门护照上的名字却是外文的,而且有粤语拼法,闽南语拼法,有的则用当地姓名,还有跟丈夫姓的,这全凭我多年的工作经验来判断。
最麻烦的是,有少数难侨的护照等有效证件都在骚乱中被毁或遗失。虽然大多数都得到了国内各省公安厅的及时核实,但也有未及时回复的和没有合法记录的情况。另外,有的人是持所罗门政府为已入了其国籍(包括具有香港居民身份者)的人签发的临时旅行证件逃出来的。还有的人连这种所罗门的临时旅行证件都没有。对于这些个别的人员,大使馆也想出了变通的办法,通知国内有关部门协调解决。
机组人员担心行李超重,问我有多少行李,我说他们都是逃难的,大都只有随身行李,很少, 24日最后一批难侨是63人,只有13件托运行李,而且都很小件,所以不可能超重。但我们还是要求莫尔兹比港机场把所有托运行李的重量统计出来。
难侨中多数为广东籍和香港籍。为此,飞机将直飞广州。我们联系广东省侨办,由他配合外交部领事司和广东省公安厅承担接侨工作。
南航派来接难侨的飞机是波音777,据机场人员称,该地没见过这么大的飞机。好在莫港机场跑道够长。
魏大使用普通话和不太标准的粤语亲自喊姓名发登机卡,我们要立即配上身份证件交到难侨手中, 310人把机场大楼一楼大厅全占了,十分壮观。
想想当年周总理去万隆开会还得租印度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差点被暗杀。现在撤侨用专机,祖国真是强大了,华侨也扬眉吐气。
送走了难侨,我们三个人留下继续加班,连夜把刚抵达巴新来不及出机场就“一锅端”上飞机的最后一批63人名单录入电脑,赶在他们的飞机抵达广州之前发送国内,以便当地的公安机关和侨办及时办理。
授待胡主席APEC代表团
2007年悉尼开APEC会议,胡锦涛主席率团出席并访澳。
作为侨务领事,我的主要任务集中在头两天:组织飞机场欢迎、会见、照相活动。
飞机停在悉尼国内机场。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欢迎人群只能由侨界、留学生和中资机构代表共50人组成。
我和教育领事、商务领事分工负责这三个摊子,点名上车,发胸卡,交代注意事项。我负责携带中澳小国旗和横幅,教育组准备雨衣。看见胡主席的飞机到达,欢迎人群爆发出欢呼。胡主席下了飞机,便和欢迎人群几乎每个人都握了手。一切都十分顺利。胡主席车队一开走,雨就下起来了。
真正的重头戏是照相。请谁来参加,是大学问。即便是这三百几十号人,也还有许多人希望来而排不上的。照相分四批:第一批华侨华人代表,第二批中资机构和出席APEC工商峰会的代表,第三批是留学生学者科技专业界、清华大学校友会和部分华侨华人代表,第四批总领事馆和借调服务大会的外交人员。
我们两位侨务领事除了负责侨界代表的邀请名单,安排他们站立的位置之外,还负责整个会见合影活动的前期工作,主持,收尾工作。
前期的筹备工作包括:租场地,租站位台阶(要算好尺寸),挂幕布和横幅,准备群众等待时的座位和饮用水,灯光,音响,话筒,摄影师,录音师,安排领导座位的礼宾次序。事实上,最费神的是这几百人的排位。大家都愿意靠领导近点,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但这需要做工作。
迎奥运圣火和账济汶川地震
2008年上半年,从赈济中国雪灾开始、反藏独、迎奥运圣火,一直到赈济四川地震,是我一生中最忙的时期。四川地震时,我的电话都打爆了。而最让我一生难忘的,是组织华侨华人迎接奥运圣火和为四川地震做慈善募捐。这两此事都发生在我的领事生涯的“尾声”阶段。
4月24日是星期四,是正常上班日。堪培拉圣火传递计划在这一天早上9点举行,有多少人会来来看呢?华人谴称堪培拉为“坎村”,那里的全部人口只有30多万。大使馆从年初便开始筹划,希望至少能从悉尼侨界动员一千人来,难题就交给了驻悉尼总领事馆,具体落实便是侨务领事。起初,大家都觉得国家的“面子”挺重要,但是这活动挺难动员,因为要牺牲大家的工作时间,特别是要请青年人来舞龙舞狮,那更成问题。有的侨领提出,就请退休老人去吧。即便如此,也有问题。光派车接送还不够,饮水问题,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在英法美等国发生一系列抢夺奥运圣火的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反华势力为我们迎接奥运圣火的传递做了最有力的“动员”工作, “计划赶不上变化”,这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大家主动要求自备干粮,只希望多租一些车辆,而单靠我们既没那么多钱,也租不到那么多车,真是“杯水车薪”。到后来,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提供车辆。许多留学生从遥远的西澳、南澳、昆士兰州、维多利亚州自驾车,或集体租大巴,甚至从新西兰飞来,为北京奥运会加油。事后西方媒体说中国大使馆提供了所有这些人的交通,实在是太抬举中国的财力了。
“5- 12汶川大地震”几乎就发生在迎奥运圣火之后。悉尼的华侨华人发起了空前的捐款运动。总领事馆在报纸和网站上公布了我的电话号码作为捐款联系电话,以及通过网上银行捐款的方式。当天,我的电话就打爆了,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同事的电话号码,仍然应付不过来。我每天除了应付日常工作外,主要的工作就是接受捐款。白天没有时间接的录音电话有时达到100多个,每天晚上我都要一个一个回复,认真详细地答复对方的问题,并感谢对方对灾区人民的关怀,总要干到半夜。
为了分流捐款人,减轻我们的负担,馆里把编外人员和新到馆的同事都组织起来在签证大厅摆上办公桌椅接收捐款。我们对于每一项直接交来的捐款,不论个人还是集体的,都要写收据和感谢信,盖上领事馆的印章。
悉尼侨团赈济汶川地震捐款大会上统计捐款结果。
第一项捐款是5月14日一早就来了,是“水井坊酒家”捐的2万多澳元,是该川菜馆老板、员工和顾客共同的捐款。一个男学生捐出了1000澳元,说是他自己打工挣来的。随后,侨团组织筹款餐会,侨领带头认捐。有的捐出自己的收藏品拍卖,有的不是很值钱的艺术品也可以拍出比正常价高出几十倍的价钱来,这确实是悉尼侨界的一大发明!还有艺术家义演,侨团和留学生在街头募捐,或在公园组织烛光晚会悼念地震遇难者并募捐。仅经过我的手进入总领事馆账上的侨胞捐款达600万澳元之多!另外还有几百万澳元款项是通过银行转账捐赠的。我为侨胞们的贡献而感动,也为自己的辛勤工作成果感到骄傲。
支持华文教育
联系、关心和帮助侨胞办的华文学校,是侨务领事工作中最实际,最要体力和精力,而且通常是默默无闻的工作。侨办组织了国内专家编辑了各种低、中、高级水平的中文教材,我们要根据领区内各中文学校提出的需求,向国务院侨办“订货”。货到(驻纽约领馆当时没有这项物流开支,我们还要自己开面包车到机场“提货”,一箱箱搬上车)后,入库,分类,再分发给各中文学校。书的入库,分类,分发都要搬运,是个重体力活。在悉尼时这个活就是我一个人干,由于经验不足,腰椎受到严重的损伤,后来做了手术。
澳大利亚华人团体协会副秘书长陈素莲老师给我的Email称: “你在我们华人社团里做了大量的工作,贡献很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华人社团的华侨都很尊敬和爱戴你。大家都说陈浩琦领事是明星领事,是最亲民的一位领事。”旅美作家冰凌在电话里跟我说: “和你说话是零距离的。”在我所工作过的领区,侨胞在送别我时都给了我最真挚的鼓励。这些我都将永远铭记在心。
作为归侨,我热爱侨务工作,特别是侨务领事工作,热爱我们的侨胞。虽然我在1998年从纽约回国时,就赶上“下岗分流”,并于2000年离开了侨办机关去参加开办《中国侨网》,但此后我仍要求去继续从事侨务领事的工作。我在为侨胞们服务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快乐,也获得了他们的肯定和表扬,人生夫复何求?
（原刊于印尼新报
